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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4年01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4年01总第151期

目录

 

    尺素千言颂俊彦 寸心一掬慰忠魂
            ——追忆曹衍正同志 / 顾嘉禾 刘志鹏

    红帆在如东启航
            ——中国人民海军如东初创记 / 刘昌年

    为无产阶级而牺牲
            ——记中共“五大”代表徐玮 / 季 真

    怀念哥哥 / 秦素萍 秦剑平

    沙元榘与如皋近代教育 / 顾 启

    胡耀邦一九五八年视察南通 / 凌 萍

    南通濠河博物馆掠影 / 宋建业

    留住消逝的画面 / 印振华

    《密勒氏评论报》眼中的张謇 / 朱 江

    通城画家卢菊庵 / 卢君佳

    《启东往事录》——启东故事的启示 / 李 捷

    辛勤耕耘五年整 羽翼渐丰新续志
            ——《海安县志(1993~2008)》编纂历程回顾 / 周宏文

    《入唐记》彰显唐代南通、如皋人睦邻仁德国风 / 李实秋

    一份关于白雅雨烈士生平的资料 / 孙鸿采

    张孝若与胡适 / 陈有清

    精心谋划再现历史辉煌
            ——谈《江海春秋》对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的宣传 / 新广文

    旧时南通春节的传统习俗 / 程太和

    《海安县志(1993~2008)》通过终审 / 季陈娟

    大事纪要/海文辑


尺素千言颂俊彦寸心一掬慰忠魂

——追忆曹衍正同志

顾嘉禾刘志鹏

时光飞逝,犹如白驹过隙。数十年的陈年往事,大多渐渐模糊淡忘,而我们的老领导曹衍正的业绩和品格,却久久耐人回味,挥之不去。他的故事虽尘封经年,却日久弥新,历历在目。

(一)

19831126,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位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南通地委常委、南通专员公署副专员曹衍正同志,在审阅革命史料时,不幸猝然辞世,时年66岁。

作为较高层次的领导者,60多岁的年纪当属政治上更臻成熟时期。因为知识、才干、阅历、经验是靠实践中积累的,对复杂局面的观察、分析和驾驭能力,更需要积以充沛的时日。然而,衍正同志却因动乱年代遭到长期折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令人无比痛惜的一大损失。凡熟识他而又有良知的人,闻之无不扼腕动容,饱含悲痛的泪花。

唯可告慰忠魂者,当年与他同命运、共生死的叶飞、刘瑞龙、梁灵光、周特夫、叶胥朝、汪海粟、谢克西、顾尔钥、丁正铎、罗白桦、顾理、姜辛耘等许多老领导闻此噩耗,纷纷从祖国各地发来情深意切的唁电。赶来参加追悼大会的同志更是络绎不绝,使追悼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再辟出分会场。花圈、花篮从灵前一直置放到场外路边。仅当年的南通县,骑车从数十里之外赶来悼念的乡亲就近400人。整个会场呜咽一片,其景其情十分感人,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声讨,也是对曹衍正同志的最高褒奖。

漫漫30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对衍正公的深情依然如故。他的遗孀陈侃大姐以及在海内外的儿女、孙辈们,都以各种方式虔诚地祷告着九天英灵。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虽已耄耋之年,仍十分认真地写出一篇篇回忆文章。吾侪作为当年与之朝夕相处的属下,亦在灯下阅读资料,寻觅历史履痕,追忆故人故事,遥颂他的冥福绵长。

(二)

曹衍正同志一生,有着非凡的经历,许多方面颇富传奇色彩。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悟到,一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如何锤炼成长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艰难地得来的!

1917年,衍正同志出生于通州区五总镇一个中道式微的读书世家。他自幼勤勉好学,聪慧过人。在就读私塾8年中,凭着独到的悟性和勤奋,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其中古汉语的功底尤为扎实,并练就一手刚劲而娴熟的书法,对国画艺术也颇有兴致。左邻右舍的长辈们都夸他是“乡里秀才”,前途不可小觑。15岁时,他为了接受现代文明教育,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又转至石港小学读书4年。入学未几,他竟然能一面作为学生听课,一面顶替缺任老师走上讲坛,并帮助学校誊写文印,承担许多文牍事务。

曹衍正幼年读书的地方,离文天祥渡海亭不远。他对文天祥的许多轶事听得格外入神,一颗幼小的心灵深深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此时,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驱直入,占领我国东北、华北,蹂躏中华大好河山。这种罪恶行径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1936年西安事变,他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随后毅然考入了有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上海黄渡师范学校,以接受党和进步人士的救亡教育,寻找走上革命的路径。1938年初,他折回家乡参加第四游击区特务总队,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同年又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奉江北特委命令,转至如东苴镇,在沿海组织领导“渔盐民抗日协会”、“盐渔民自卫队”,发动盐渔民反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暴行。国民党面对征税困境,并想控制这支队伍,便恼怒地将衍正同志逮捕。后来衍正同志得到地下党员叶胥朝的营救。出狱后,江北特委分配他到离南通城较近的正场地区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不到一年时间,他在正场努力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做了许多艰难而极具风险的地下工作,得到江北特委书记赵毓华的肯定和称赞。

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苏北特委与江北特委合并。曹衍正随同江北特委的一批地下党员。编入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教导队。黄桥决战结束,钟民同志带领原江北特委的大多数同志东进南通、如东、启东、海门。衍正同志被组织上留在如西工作,当时留在如西工作的,还有林克、杜文白、季一先、何心如等同志。19401943年,衍正同志先后担任如西县文教科科长、民政科科长、宣传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职。在极其艰难复杂的环境里,他积极参与组织区乡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建立县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等。衍正同志还精心策划,办起了滨江、东南两所中学,并创建了平潮中学;接着又创办了县报《如西报》。后来,该报人员设施全部由地委接收,报纸升格为地区报,称《江潮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革命火种,成为教育民众、激励斗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44年初,曹衍正出任如西县代县长、县长,1944年底调任靖江县县长,1946年至19479月,又担任苏皖边区一专署民政处副处长兼如皋县县长。1946年夏,粟裕同志组织指挥苏中战役,衍正同志作为地方政府派往军队的随军代表,负责战役后勤,发动组织民工为部队运送粮草,救治伤员。当时,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气势汹汹,空中有飞机扫射,地上有美式大炮轰炸。衍正同志与战友们昼夜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随军活动近50天,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后勤任务,为前线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受到部队领导的赞扬。1975年,粟裕同志到南通视察,曾关心地询问衍正同志的境况。当听到他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情景,粟裕同志不禁歔欷,沉默良久……

1947年秋至全国解放前夕,曹衍正奉命赴华东党校学习城市政策,为全国解放做好接管城市的准备。苏南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苏南行署交际处处长,苏南区党委五反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2年底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恢复江苏省的建制,他先后担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交际处处长等要职。19556月,奉命来南通担任中共南通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兼江苏省海洋渔业指挥部副指挥。直至“文革”受冲击前,曹衍正在南通专署副专员任上工作了11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南通地区行署顾问。曹衍正的一生大多时间奉献给了南通人民,为南通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一个个光辉业绩,写下了一篇篇不朽的华章。

(三)

我们近距离地接触曹衍正同志,是在他从省里调到南通地委、专署之后。志鹏与之相处的时间较长,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嘉禾则是60年代中期的事了。在我们的记忆中,曹衍正的形象是颇富魅力的。他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架着一副玳瑁眼镜,言谈举止儒雅得体,一派学者风度,而与下级和群众的交往,又格外平易近人,毫无官腔傲气,有很强的亲和力。

20世纪5060年代,地委、行署主要领导虽几经变动,而衍正同志却一直主管着财贸工作,这与他拥有独特的财经专长和工作业绩卓著相关。在地委副书记王太祥生病期间,他又兼顾着文化教育工作。遇有中央领导到南通,他还临时负责统筹重大接待任务。真可谓是一位知识面广的俊彦。

财贸工作是连接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消费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责任十分重大。当时地委、行署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上,财贸工作则作为一条专线,由分管领导统筹协调。面广量大的任务与领导力量的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时,由于各个时期财贸工作的重点不尽相同,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很难应对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财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统销体制。1958年“大跃进”延续至三年困难时期,财贸工作主要任务又转换为:努力做好保障国家需要的粮棉油猪收购调拨任务;努力完成以保障数百万农民度过难关的人民生活安排。而这些工作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既要立足全国大局,又要照顾本地利益,既要保障城乡市场繁荣,又要确保农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当时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短缺经济,粥少僧多,捉襟见肘,甚至是无米之炊。而农村刮起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更加剧了经济工作的难度。曹衍正在地委统一领导下,以坚强的党性、顽强的意志、扎实的作风、科学的方法,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真可谓夙夜在公,披肝沥胆,为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帮助群众度过艰难岁月,繁荣城乡经济,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南通地区之所以很快成为全国全省粮棉双高产、双贡献的先进典型,是地委带领全地区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其中曹衍正所付出的智慧与辛劳,也是功不可没的。

曹衍正对待工作,对待党的事业,有许多可贵而鲜明的特点,尤其是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的理念,求真务实、敢讲真话,不怕扣上右倾帽子的精神,给我们印象极为深刻。南通作为国家棉花重点产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地区棉花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弱。重点棉区既要多向国家贡献棉花,又要保障棉农有足够的粮食消费。曹衍正在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的处理上,坚持统筹兼顾,不偏不废。例如上报棉花产量,他坚持以供销部门实际收购量加农民自留棉为准,不为“高产红旗”而虚报,也不按踏田估产而推论。又如对群众生活安排,他不靠纸上算大账,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对那种不说真话,好大喜功,忽视群众疾苦的作派,他尤其反感。

19611962年,由于粮食上的高指标、高征购,许多地方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农民口粮不足,靠瓜菜补充,生活极度困难。在生活安排工作上,他不满足层层汇报,坚持实地调查,让事实说话。196189月间,他由南通县委财贸系统同志陪同,去自己的家乡南通县五总公社踏户调查,发现不少群众患上浮肿病,出工人数很少,甚至发现多处焚烧纸钱痕迹,心情沉重地说:老百姓在挨饿啊!接着,又与志鹏同志一道去启东县吕复公社调查,并到志鹏的父亲家里实地察看。当见到老爹锅里也是玉米粞加菜汤时,他连连摇头,自责地说:看来口粮紧缺并非个别现象,我分管财贸工作是有责任的!回到机关,他立即向地委常委会汇报,提请常委批准将仅有的机动粮调拨至重灾区,后来地委又采取诸如“借种地”等临时超常措施,帮助农民群众度过困难。此时,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也十分稀缺,直接影响着粮棉产量。曹衍正又与地委其他领导一起,大力组织各县兴办小化肥厂、小农药厂。这些举措,对全面恢复体力、地力,提高粮棉产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数十年党的教育和革命生涯的锤炼,特别是长期经受血雨腥风的严峻考验,使衍正公养成了一种令人敬佩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

他在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1944年,他在抗日烽火中走上如西县县长的岗位,继而又任靖江县县长、如皋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初,他就是正厅职领导了,而19556月,他被调到南通行署任副专员,在副职岗位一干就是11年。以常规而言,这似乎难以理解,而他却毫不介意,而且干得尽心尽责,有滋有味。他说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事,要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

曹衍正遇事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不居功诿过,这种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当时的南通市人民剧场(原称更俗剧场,建于张謇时代),是南通市区最有影响的演出场地,又是地委专署重大活动的唯一会场。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年久失修,破旧败微而不能开放。地委讨论决定,由曹衍正同志主持维修工程。在施工接近尾声时,恰逢中央禁止兴建楼堂馆所通知下达,省有关方面据此予以调查。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他人,而是对照文件,说明原委,主动承担责任,并亲自写出检讨报告。省里在弄清来龙去脉后,未作处理,但衍正同志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在机关上下传为美谈。

按照常委分工,曹衍正手里有财权,有物权,在物质条件极度困难条件下,他坚守底线,拒绝非分照顾,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高尚品格。他的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粮、油、棉布格外紧缺,但他从不打擦边球,不向组织伸手,更不借口搞特殊化。他对自己的子女既疼爱又严格,许多地方苛刻得近乎于残酷,使人深受感动。他的一生廉洁奉公、正身率下,正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言:“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高尚情操的升华。战争年代,曹衍正同志一直处于硝烟滚滚的环境之中,面对敌强我弱、斗争惨烈的局势,他毫无惧色地周旋在敌人周边,不屈不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他遭到迫害,两度被非法囚禁,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坚信,真理终将战胜邪恶。在非人的折磨下,他大义凛然,不畏恫吓,不信利诱,坚决与之抗争,维护了人格的尊严,保护了一批好同志。“莫道浮云终蔽日,风雪过后绽春蕾。”斗争虽然导致衍正同志病残,且过早地离开人世,但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名节,却始终光彩照人,赢得人们的尊崇。

生作人杰,死亦称雄。曹衍正同志不平凡的一生,具有感人的魅力和风采。他不负伟大理想,无悔使命担当,我们由衷地敬佩他,深切地怀念他。他的业绩将永载南通史册,他的品格将始终是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本文写作前采访了陈侃同志,参阅了曹晓冶、曹晓华姐妹们提供的史料)

 

红帆在如东启航

——中国人民海军如东初创记

刘昌年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但没有一支人民的海军,会阻碍渡江战役的进程。1949110,中共中央决定“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大量的史料显示:中国人民海军起源于如东掘港镇,发祥在如东何家灶,起锚在如东丰利镇,是如东沿海打造出“中国未来的新海军”,初创中国人民海军。

掘港镇,古港竖桅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顽军无心抗战,却有意搞摩擦。194054日,中共中央指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挥师北上,屯兵苏中。10月下旬,苏北指挥部陈毅约见第三纵队(次年初,改为三旅)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等,命令率部东进通、如、海、启地区。这里好像是伸在长江口和黄海边的一个牛犄角,尤其是如东处于东北隅,海岸线长,战略地位显要。113日,进驻掘港镇的陈毅部队,纵队部设在束公馆。陈毅感慨地说:“掘港这地方很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我军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指示如皋中心县委(统一领导通如海启四县工作)设在掘港。

陶勇深入海滨调查,听说南黄海的海匪头目(百姓称“海霸子”)孙二富、陆洲舫及袁国祥等经常兴风作浪,放旗敛财,扰乱治安,妨碍抗日。孙二富是如东栟茶北乡虾儿港桥人,从小随父母逃荒到东台弶港,原名为孙仲明,浑名二虎,出生于贫苦渔家,少年便成为钩蛏摸虾能手,后又具有航海的本事,对海情了如指掌,与当地船主吴道生结伙打出“渔民自卫队”旗号,常出没如东环港一带。陆洲舫是海门(今启东)通兴镇人,原名兆林,出身清贫,好出风头,在启东汇龙海边和如东丰利近海聚众行事,混上“崇明县(时属启东)第八区”区长,自称“草莽英雄”。他们以“护航”为名,敛财为实。这段时期,海霸子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19413月初,孙二富一伙准备在长沙镇上岸补给粮草和淡水的消息被我方获悉后,三旅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在关帝庙智擒了孙二富等,次日押到束公馆。陶勇对他进行严肃教育和耐心规劝,希望他改邪归正,参加抗日,然后释放。这时海上又传来日伪汽艇横行和海霸伤害船民的事件。陶勇分析后指出,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和陈总的指示,不仅要在陆上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要在海上建立战斗回旋余地,发挥南黃海的战斗潜力。三旅通过深入了解,发现孙、陆具有一些江湖义气和一定的民族意识,对照研究后认为,应执行陈总下达东进任务时的指示:“一定要抓紧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通过改编改造,为我所用。于是,在陶的脑海中琢磨出以掘港为据点,利用如东得天独厚的条件创办海防部队的构想。但又一想,我们本是陆军,大多是“旱鸭子”,在海上难以施展战斗力,便与组建海防团的官兵说:“我们要将旱鸭子改变成水上蛟龙”,从开帆船到将来驾驶军舰保卫领海安全和渔业生产。他和刘先胜商量后向粟裕汇报。粟随即复电,大意是:提议甚佳,积极赞同。陶见复电,便着手筹建海防团。

19413月初,海上严峻的形势表明组建海防部队刻不容缓。于是,三旅首长在束公馆约见朱坚等独立团领导,宣布独立团留守处改为海防团,任命朱坚为团长。若干年后从档案中获悉,中央军委早有考虑,组建海防部队从华东开始,然后向华南、华北发展。当时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尚属敌占区,未建海防部队,三旅海防团俨然成为新四军的首创。海防团虽悄然产生,但海防战士和海船的数量均不足,尤其缺少能在海上活动的人员。

沙鱼洼,红帆起锚

随着战局的变化,三旅和海防团均迁距县民主政府不远的沙家庄。一天,陶勇带上秘书石林和警卫员去爱国人士高亚东家商借海船,高表示听取通知,借船不误。几天后,朱坚建议找孙二富来辅导海上活动知识,经陶同意后,动员孙来到海防团。陶与孙亲切交谈并交代我方政策。此后陶应约下海会见孙,看到吴道生和袁国祥也在场。吴不愿接受收编,袁怀疑新四军的实力。陶单独与孙说:“你愿意参加革命,这很好嘛!你回来吧。”孙激动地说:“司令看得起我,我一定跟司令好好干!”1941310日,孙把他的老部下周少卿(曾名庙涛,启东吕四人,家境贫穷,逃荒到弶港,跟着当地渔民为渔霸打鱼,练就了水上硬功夫,被收进“弶港渔民自卫队”,学会双手用枪,常为孙出点子,渐成搭档)和警卫员任彪等在内的队伍拉过来,成立特务营,归海防团,并将营部设在沙鱼洼。但特务营建立以后,孙却借故不听从朱坚团长安排,直接约请陶去面商要事,陶派石林去会晤孙。原来孙对队伍规格和本人的待遇存在想法。石耐心地向他宣讲首长对他们的重视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孙点头认可。

4月上旬,孙二富报告说吴道生的船在小洋口港外搁浅。陶勇决定“单刀赴会”,由孙带路,朱坚和警卫员等陪同前去。陶在海滩等待,而吴却推三阻四,顾虑重重,后经朱、孙一再劝说,并在朱做人质的保证下,才勉强上滩交谈。陶说明近海管理的规定和适当照顾的条件后,吴表示退出近海区,并答应等上潮后就把船放到环港去。5月,孙根据约定前来拜会首长,获悉三旅海防团特务营升格为三旅海防大队,并讲明后勤供应和家眷生活补贴。从此,孙部正式接受三旅的指挥,带来枪支、海船。海防团分工吴道生做副手,在海上值勤,周少卿参与理事。一天,陶奉军区之命去弶港处置渔霸的纷争,石林陪往,一行人乘坐孙的指挥船从环港出发,在黄海上灵活而快速地前往,日歇夜行,安全地完成任务。这是三旅海防团开出的对抗反动势力的第一船,“旱鸭子”成功初试海上行。当时石林(建国后任江苏省音协副主席)有感而发,创作歌曲《海上行》,赞叹海防团开始在海上航行。

8月上旬,朱坚率海防团的大部与三旅八团合并。旅部将三旅海防大队扩编为海防团,任命孙二富为团长,统辖海上武装。《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简史》指出:“早在四分区开创时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发展海上交通,就妥善处理了海匪武装问题,并组建了海防团。”《解放日报》载文称陶勇“东海伏盗,创建海军”,说的就是三旅创建这个海防团的史实。

10月,吴道生见形势紧张,背着孙二富纠集心腹和海上部队投敌。11月,形势更紧,四分区党政军机关和旅部转移至“四分区的莫斯科”苴镇刘家园一带。12月上旬,陶勇去阜宁开会。孙的手下乘机为孙评功摆好、非法设卡收税,造成了不良影响。中旬,三旅领导经请示后,对孙进行批评教育,派员到苴镇将余部集中缴械。1222,三旅将孙的余部一并改编为三旅海防中队,任命任彪为中队长,驻防长沙并整顿。孙误认为新四军要“吃掉”他们,于1942年初乘着陶勇在华中党校学习之机,带着少数几个亲信,投奔掘港伪常备二团陈懋清部,当上了大队长,致使三旅海防团遭受了严重挫折。陶获悉后经过思索,认为对孙要全面考虑,决定不改初衷,择机重启收编。

何家灶,百舸争流

19413月,一师为深入敌后开展抗日工作,移驻如东栟茶镇。接着,苏北党政领导机关也相继迁来。同月,粟裕决定组建海防部队,作为坚持海上斗争的武装力量。912,苏北区行政委员会保卫处副处长吴福海受粟委派从弶港出发,沿海逐港调查。秋,粟亲自带队进行水情和港情的考察。年底,粟听取吴的汇报后,进行分折,发现何家灶堤外有较好的天然港漕,古滩上住着几百户人家,还有三官殿和庙场,抗战支队政工队曾在这里组建如东盐民自卫队,认为在何家灶建设海防团比较适宜。

调兵遣将建一团。粟裕对苏中各地领导指出:“我们要面临‘背海作战’的形势,为了夺取主动权,我军必须建立一支海上作战武装,控制、占领沿海海面。”1941420日,苏中军区在栟茶徐家祠成立,并作出组建海防团的决定,还明确了政委等人选。8月,粟裕把在如东创建苏中军区海防团的任务交给吴福海执行。吴来到如东后,在陶勇的指点下,选准何家灶着手工作。一师抽调兵力和船只,组建直属一师的海防大队,凌海波任大队长。115日,苏中军区再下拨3个警卫连后,在何家灶庙场建立苏中军区海防团,团长由陶勇兼任,副团长为吴福海,罗湘涛兼任政委。粟裕见到列队的海防战士,欣慰地说:“这是我们的土海军!”

重整旗鼓建二团。194210月,陶勇从党校回来后,获悉孙二富出走的详情,还听说孙在掘港还迎娶启东汇龙镇王月英。王的丈夫据说是游击队员,被日伪特务暗杀,娘家和婆家均开小店度日。王被孙看中并娶为姨太。婚后,王并不贪图享乐,常来往根据地贩卖皮棉和食盐。陶约见了她,在推心置腹地交谈后,发现她拥护抗日,便希望她说服孙弃暗投明,指出:“做汉奸更加可耻,再回头则既往不咎。”王心领神会,点头表示尽力。

陶勇及时派员到掘港侦查,发现伪团陈懋清已四面楚歌,孙二富也身不由己。陶感到“招安”孙的时机已到。经过研究,决定派出周少卿和王月英,潜入掘港镇陈团做策反孙的工作。周在陈团中混成孙的副官,并按照陶的指示从事策反工作。几天后,陶的密信由小通讯员传递给周,在回家的路上被陈的参谋看出穿着上的破绽,周被突审和吊打,从此,孙、周受到监视。不久,周接到陶的“撤回”命令。秋季的一个夜晚,孙利用亲信站岗的机会,将周送出掘港。周连夜潜行回到三旅司令部。王获悉后乘机进一步帮助孙克服私心杂念投诚。周回来后,陶利用周的水上功夫组建水上公安纵队,并下拨部分兵员、海船和枪械。周奉命在环港一带筹建,还通过驻在掘港的人脉,搞来一些长枪,并在海上军训。1943年春,三旅正式成立水上公安纵队,周任队长。2月,王捎来口信,通报孙决定悔过自新,希望周帮助想好撤回的办法。王将周的设计转告给孙。事也凑巧,伪常备二团的弹药吃紧,粮饷欠支。陈无奈之下找孙拿主意。孙面授机宜:“放旗收钱,快速解困。”陈信以为真,当即决定派队伍保驾,与孙部在内组成3个连,配280条枪,派6条船运送,由孙统一指挥。孙将详情密告陶勇。3月的一天,孙率领3个船队,组成“品”字型直奔南坎而来。潜伏北坎港湾中的三旅船队发现孙部船队驶近,通过激烈佯攻放行孙部船队,打得其他两个船队落荒而逃。这时,载着高亚东、周少卿,隐蔽在北坎附近港湾中的军区大船扬帆亮相,高、周出舱挥手高声说:“我们受军区和海防团委托前来迎接你们!”孙愧疚地说:“不敢,我是带弟兄前来投诚!”高和周将孙请上大船,调准船队航向,开到北坎港,由周主持水上公安纵队的接风宴会。散席后,船队开往何家灶,接受陶司令和吉洛政委(姬鹏飞)的迎接。吉政委说:“我们真诚欢迎你们回来,重走光明之路,一道干革命!”之后,根据苏中军区的决定,孙部与水上公安纵队合编,三旅海防中队加入,在何家灶庙场正式成立苏中军区海防二团,任命孙二富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至此,原三旅海防团转化成苏中军区海防二团,获得了新生。在此期间,袁国祥认清“四老爷”主意多、实力大,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收编。

稳步推进建三团。194010月,陈毅在视察掘港时曾说:“启东有个陆洲舫,出身很苦,雄心较大……要做好这个人的工作。”一旅旅长叶飞和梅嘉生、陶勇、季方等根据陆的实际情况,认为可以收编。于是从联谊交友、说服帮助入手,先后成为他的结拜兄弟和军训教官。陆表示“一切听从新四军安排!”叶、陶等按陈总不可操之过急的工作要求,看准时机行事。

194356,日伪重点“清乡”并精心策划,突然包围奉令集合接受“检阅”的陆洲舫部,陆部遭缴械和拘禁。我方见势当机立断,帮助陆外出避风,恢复原名“兆林”,暂住杭州。当时,陆的儿子陆建平带领余部投奔苴镇,受到陶勇等热情接待,并帮助其与陆洲舫保持联系。端午节前一天夜里,陆洲舫部突然起义,捣毁伪自治公署,宣布与日军决裂。一师马上批给陆“启东东区人民自卫军”番号,委任他为司令员。此后,陶还为他定下两全其美的计策,让他出任汪伪的一个“集团军”“卫士队”的队长。陆部凭手里两张“派司”,为我军采购军火、医药。

中秋节前后,陶勇认为时机成熟,两次派人去杭州规劝陆洲舫。陆终于率队回到江北,收拢余部与船队来到何家灶,暂编为陆部教导大队,陆为大队长。三旅派员协助休整。11月,一师调进一个连,在何家灶改编为苏中军区海防三团,任命陆为团长。

苏中军区在何家灶建的海防团,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打击海盗暴戾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44年阴历三月,黄花鱼旺发正汛,各地渔船来到吕四渔场,开网捕鱼。一天清晨,一批江南船向渔船群靠近,并登船打人、抢鱼。海上的渔船正起篷躲避,苏中海防二团孙二富带领9条木帆船发现是崇明渔霸兼汉奸仲兆奎的匪帮,便命令战船满帆飞奔追击。海防团团长吴福海带着10条战船赶来。片刻,海防三团也赶来了。29条战船,分3路夹击敌人,紧近敌船猛冲猛打,杀得敌人大败而逃。孙的镇定指挥,与另两个团的配合作战,受到上级嘉奖。

丰利镇,扬帆高歌

194312月中旬,苏中军区在何家灶先后一共收编了沿海海盗800多人,枪400余支,海船200多条,加上苏中海防团吴福海部的骨干,形成3个建制团,还有一支汽艇大队和一些机帆船。年底,为统一指挥,由上级批准,整合成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一师的“笔杆子”自豪地为海防纵队创作并教唱了《我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海防战士欢欣鼓舞。

194487,经苏中军区决定,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主办,借座丰利镇北街会堂补行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成立仪式。各海防团代表、上级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各界代表等到会,粟裕宣布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正式成立,一师和苏中军区宣布任命:陶勇兼任司令员,杨进任政委,吴福海、陆洲舫任副司令员,崔德耀、孙二富分任正、副参谋长。会后,与会的战船高歌踏浪,扬帆远航。《江苏党史资料》记载:“从此,我三旅和四分区有了一支粗具规模的海防部队,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辽阔的黄海海面上成了海防部队纵横驰骋的战场。”日本《朝日新闻》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发现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19469月,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奉命率3个团和两个艇船大队北上盐阜地区,牵头与三旅首创海防团后陆续建立的浙东海防大队、盐阜海防大队和由东台弶港渔民自卫队部分队员组建的海防队等会师,组成拥有1463人的苏北军区海防纵队。

19491月,陈毅向中央报送建立华东海军的报告。420晚,苏北军区海防纵队驾驭海船,从江阴要塞北岸强渡长江,与其他部队一起打开江上通道,实行水兵和陆军配合作战,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在如东参与组建海防部队的领导,在渡江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进与吴克骥潜入国民党第二舰队策反,使该舰队在华东海军宣布成立前一小时起义。423,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宣告华东军区海军率先成立,426,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至此,中国人民海军在江苏如东初创后横空出世。

 

为无产阶级而牺牲

——记中共“五大”代表徐玮

1955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在回忆革命经历时说:红军中许多海门籍的干部战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与他谈起过徐玮烈士,谈起过他们都曾听过徐玮宣传马列主义的演讲。据有关资料显示,徐玮是最早在海门、启东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火种,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也是通海地区唯一的中共“五大”代表、共青团“四大”代表、团中央委员。曾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先后化名南方、胡公达、谢公弢、秦明等。

徐玮,又名宝兴、九如,19031012日出生,海门县瑞祥镇瑞南村(现海门市工业园区三星镇)人。父亲徐锡麟是私塾教师,母亲陈允煌是个有些文化的家庭妇女,她常给童年的徐玮讲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使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徐玮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同情劳苦大众而积极向上的优秀青年。他赴苏州求学那年,从徐家出发至青龙港码头乘船得步行30余里的乡间小路,父母考虑到新开学行李多,特地雇用邻居陈老明用独轮车为儿子送行。徐玮却只肯将行李放在车上,自己坚持步行,尽管一路上陈老明一再要他坐车,而徐玮不但不肯坐车,还争着帮陈老明推车。徐玮说:“老明叔,我一到青龙港就可以坐轮船走了,你却还得推车返回……”结果两人轮换着推到青龙港。徐玮有若干诗作传世,其中有一首《店家的装饰品》,诗中写道:“几个被饥寒所驱迫的穷人,露头赤脚,带雨上镇,面对面的店家,雨伞雨靴多得很,空挂着没有用处,原来都是店家的装饰品!”作品充满着自己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旧世界的愤愤不平。

1923年春,徐玮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1925年,他多次回家乡海门举办“暑期学生免费培训班”,向学生、家长及乡亲们宣传无产阶级创造世界的先进思想与马列主义原理,给有文化的亲友传阅《十月》《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特别是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苏北同乡,阜宁人顾正红等被枪杀),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仇恨。中共中央根据运动发展的形势,及时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9月,时任上海“沪西工人俱乐部”干事、共青团小沙渡部委书记的徐玮率领党内3位同志来到通海,他们走上海门茅镇、启东海复镇街头,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并组织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其间,徐玮还应自己的母校——海门中学学生会的邀请,在学生大会上向师生们讲述“五卅”惨案真相的同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中国兴起的道理。

徐玮参加党、团组织后,先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小沙渡、杨树浦、闸北部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浙(江)区委书记等职。19251927年,徐玮与项英、罗亦农、汪寿华、李维汉、周恩来等人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斗争。特别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徐玮与罗亦农、汪寿华、李维汉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中共江苏、浙江两省的省委尚未建立,徐玮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苏)浙(江)区委书记的身份参与武装起义的核心领导工作,并为中共江浙区委(时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撤销不久,为对外宣传的需要,仍沿用上海地委的名义)起草与起义相关的宣传大纲。在“四一二”前的32日、5日,徐玮先后起草了《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准备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府》3个纲领性文件。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徐玮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荣模范作用。起义胜利后,徐玮与时任上海督军钮永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31人当选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徐玮名列第四位。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书“劳工神圣”的匾额送往上海总工会,以表示对工人运动的支持。然而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就叛变了革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枪下。

“四一二”当天夜里,徐玮与周恩来、李维汉、徐梅坤等研究对策,彻夜未眠。第二天,徐玮与周恩来等领导亲临上海闸北青云广场召开上海市工人抗击反动政府的誓师大会,徐玮与徐梅坤受周恩来总指挥的委托向游行队伍领队陆立之等授“总指挥”及“上海工人纠察队”旗帜。可是当日,10余万人的队伍再次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死伤无数。一时间,沪上黑云压城,白色恐怖,徐玮等被以白崇禧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司令部通缉。不久,徐玮受中共中央的指派撤往湖北武汉。1927年夏,徐玮在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同年秋,正在中共中央军事科帮助工作的徐玮奉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之命赴浙江省杭州市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及团中央驻浙巡视员兼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徐玮到浙江工作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多事之秋。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杭州是浙江省的首府,反动派的猖狂可想而知。就在徐玮到任的前一个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团省委书记石天柱先后被捕。徐玮没有被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他一到杭州就开始联络同志,熟悉环境,开展工作。徐玮率领共青团浙江省立商业学校支部书记骆耕漠多次前往杭州的各大院校调研青年工作,并写就鼓励、动员青年投入大革命洪流的《告青年学生书》。之后,通过中共杭州地下党的秘密印刷点印刷2000册,向杭州市的各大院校散发,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杭州市党部获悉后惊恐万状,随即严令加紧对共产党人的侦查、跟踪和缉捕。

1927119,徐玮与曹仲兰、李新、郑明同志在杭州抚宁巷9号团省委机关被捕。他在狱中同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宣传共产主义在中国必胜的革命道理。徐玮对中国革命成功满怀信心,他在其致亲人的遗书中坦言:“我的家庭,在我的血流尚未停止时,得有机会遗书于你们,这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你们应当看我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我现在心平如镜,并不痛苦,人生莫不有死……况我死得有意义,你们应该继续我志而奋斗……太阳不久出来,黑暗必将被消灭。”对社会有贡献,死得有意义,是徐玮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生信条之一。1928年除夕夜,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杭州城笼罩,白色一片。大年初一上午10时许,监狱放风时徐玮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在雪地上书写了“为无产阶级而牺牲”8个大字,以表心迹。4月,因叛徒告密,徐玮的身份暴露,成为狱中一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无所畏惧,在临刑前还有直面死亡的临刑诗。诗中有句云:“前人走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我的使命已尽了,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致力于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于全人类的革命人生观、价值观。

192853下午3时许,湖南籍的看守“李判官”来提监,徐玮问:“今天枪毙几人?”徐玮的直白,令看守紧张得将钥匙、名单掉落在地,徐玮从容地捡起钥匙、名单,将其他3位同志一一叫出,在赴刑场途中向难友们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当时,监狱当局为了壮胆,组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省政府100多人临场。由于徐玮等4人不断高呼口号,引起监狱内几百政治犯齐声高唱《国际歌》,敌人惊恐万状,乱了方寸,竟未按程序“验明正身”,将他们直押刑场……徐玮、曹仲兰、杨天华等在难友们的《国际歌》声中高呼口号,慷慨就义。这位江海人民的儿子、最早在海启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牲时年仅26岁。不久,《新闻报》《申报》先后发布了徐玮遇难的讯息,中国济难总会期刊《牺牲》第一辑发表了追悼徐玮烈士的文稿。

徐玮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业绩与英名永垂青史。在徐玮烈士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曾先后赴上海、杭州、南京、安徽等地查阅了大量的与徐玮烈士相关的史料。江泽民、向守志、陈云、陆定一、史永等同志曾先后为徐玮及相关烈士题词;徐玮战友薛暮桥、骆耕漠、陈修良、李强、陆立之等先后撰写了回忆文稿;史永在为徐玮烈士的题词中有云:“徐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的儿子之一,不愧是伟大的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在安徽采访现年105岁的陆立之老先生(中共特别党员、原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巡视员)时,他老人家对自己当年与徐玮烈士一起战斗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铭刻在心。

正如已故的原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务院原副总理陆定一题词所言:“徐玮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亲如兄弟,同志们称他为‘四大金刚’之一,对敌人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徐玮是“为无产阶级而牺牲”的英雄!

 

怀念哥哥

秦素萍 秦剑平

2014318,是被苏中四分区军民称为对敌斗争的“铁皮乡”——无畏乡指导员秦钟一(我们的哥哥)牺牲70周年的纪念日。人们在缅怀和纪念他的同时,更要记住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历史,怀念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妈妈的好孩子 弟妹的好哥哥

秦钟一,又名宗勇,192712月生于启东县无畏乡(现合作镇),9岁时父亲去世,家庭转入困境。我母亲当时身体虽很不好,但不得不揽下全部的家务,种田、做饭、洗衣、打扫、照顾我们兄妹3人,真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哥哥秦钟一从小聪明活泼,特别懂事。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更加早熟,父亲去世以后,他主动协助母亲操持家务,还要照顾我和弟弟。

母亲既要带我们兄妹3人,又要还父亲生前看病的债务,家庭困难可想而知。母亲识字明理,为人正直,教育我们要勤劳节俭,靠自己努力克服困难度过难关。1941年,新四军东进到我们家乡,我们家就成了新四军苏中四分区、东南县级机关及民运工作人员常来常住之地。当时苏中地区,新四军一师的许多领导,如:粟裕、陶勇、向明、吉洛(姬鹏飞)等等,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领导,都到过我们家,在这里碰过头,吃过饭,住过夜,民运工作同志耿玉山、杨毅、石坚等,三天两头到我们家,母亲都热情接待,从不怕烦。这时候,哥哥不仅带我们帮助母亲操理家务,有时还要为民运工作同志侦察外面的情况,以保安全。我们一面干活一面听他们讲革命道理,讲日本侵略者如何烧杀抢掠,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同时,他们也宣传教育农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闹革命、闹翻身等等。哥哥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宣传教育中提高了革命觉悟,参加了革命。

民族的好青年 抗日的好干部

1942年,15岁的哥哥加入了刚成立的乡农抗会和民兵组织,不久他又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他都不让我们告诉妈妈,以免她老人家担心。

之后组织上派他到南阳村党的地下联络站工作。他任劳任怨,不怕吃苦,任务完成得很好。组织上决定重点培养他。1942年秋天,送他到盐城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以提高他的革命理论修养和觉悟。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又派他到苏中四分区党训班学习了一个星期。1943年初,组织任命他为无畏乡指导员。

1943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在无畏乡的富安镇、竖河镇建筑据点。实行梅花桩据点,“驻剿清乡”、“重点清乡”。日伪军经常下乡烧杀抢掠,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面对严峻的形势,哥哥和乡领导带领游击队,组织武装民兵,与敌展开激烈的斗争。据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一年里,秦钟一带领游击队,打以消耗敌人弹药和震慑敌人心理为目的的麻雀战、伏击战约20次。他还不断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利用有利时机多次进入敌人据点,张贴宣传标语,散发规劝书等,动摇日伪军心,瓦解敌人士气。同时,还开展锄奸、反伪化、反编保甲等等活动。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小股部队再不敢轻易下乡抢劫,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哥哥带领的乡游击队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群众都主动给他们解决住宿、吃饭问题。

无畏乡的群众运动、对敌斗争在秦钟一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无畏乡被人们称为对敌斗争的“铁皮乡”。

中共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

1944年农历二月十七日是令人难忘的一天。上午,秦钟一和区委委员王均彦一起到区委参加会议,走到唐乌江小店处,和埋伏在那里的日军遭遇。秦钟一和王均彦向南奔跑,日军开枪追击。秦钟一左胸中弹,坚持和王均彦一起游了两条河后,因流血过多,终于走不动了。日本鬼子的枪声越来越近,秦钟一把党的文件和短枪交给王均彦,叫他快跑,王均彦坚持要背他走,秦钟一急道:“党的机密比我的命更重要!你把文件和枪带走,我掩护你,你丢下我快跑。”鬼子枪声更近了,秦钟一又叫王均彦迅速脱掉浸水的棉衣,这样跑得快。王均彦含着眼泪在枪林弹雨中冲了出去。就这样,秦钟一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秦钟一被日军抓到竖河镇后,日军军曹森岛满以为会从秦钟一嘴里得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立即审讯。一开始,他假惺惺地问秦钟一的“伤势如何”,笑嘻嘻地说:“非常关心你的健康。”秦钟一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好久不说话。森岛见他不吃软的,就直接对他说:“我知道你叫秦钟一,是无畏乡的指导员,对不对?”秦钟一靠着枕头坐起来:“我姓杨,是念书的。”森岛说:“那你见皇军为什么要跑?你不是共产党,就是新四军!”秦钟一说:“你们下乡抓青年人,我怎能不跑?”森岛又说:“我问你,无畏乡有多少新四军、多少民兵游击队?”秦钟一说:“不知道!”又问:“有多少共产党,在哪里开会?”我哥哥秦钟一一字不答,森岛咆哮起来,用手里的鞭子敲打自己的长统马靴,过了一会儿,又搬了一张凳子坐到秦钟一床边,再装着轻声细语地问:“你家里住了些什么人?”秦钟一说:“有母亲。”“还有呢?”“有妹妹。”“还有呢?”“有弟弟。”“不对不对!还有新四军,还有共产党你没说。”秦钟一一句话没有回答,森岛从凳子上跳起来,直跺脚。叫来两个日本兵,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剥开上衣,对他用刑,看护秦钟一的老爷爷上前阻挠,被森岛一脚踢开。日本兵用铁丝向秦钟一胸膛中弹处捅进去,逼他说。秦钟一咬紧牙什么也不说,鲜血向外直流,他惨叫一声,昏过去了。森岛又用冷水把秦钟一泼醒过来,再用铁丝捅,就这样一个晚上秦钟一死去活来好几次,一句话也没有说,急得森岛满头大汗,踢翻水桶,气急败坏地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一响把秦钟一惊醒了,坐在他旁边来看他的姑妈对他说:“我看了都心痛,你9岁死了父亲,母亲把你养大不容易,鬼子把你打成这样,你就委曲求全,软一点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哥哥说:“姑母,鬼子就是鬼子,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你回去告诉妈妈,叫他不要挂念我,乡里俞家伯(俞志成)、石大姐(石坚)、陈大哥(陈鸿鹆),会照顾她和妹妹弟弟的。”姑母又说:“你就软一点骗骗他们,保条命吧!你才17岁呀!”

当时党组织设法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找伪化人员想把秦钟一保释出来,我们家卖掉部分房子,去打点那些伪化人员。森岛知道硬的不行,软的也不行,又有伪化人员出面说话、保释,所以他未再用重刑,而以更加毒辣的手段杀害秦钟一。哥哥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整宿没有合眼。天亮了,森岛又来了,满脸堆着奸笑地说:“你到我的屋子里再谈谈。”秦钟一艰难地起身,见到天已大亮,太阳已经升起,他整整衣服,强忍着剧痛,硬挺直身子跟森岛走出去。到了森岛的房子里,森岛倒了一杯茶,递给秦钟一说:“这是乌龙茶,味道很好的,你喝下去吧!”哥哥接过茶杯,蔑视地看着森岛,站起来一饮而尽!森岛接过秦钟一手里的空杯,狞笑着说:“你可以回去了。”当时党组织派人将哥哥抬到东边的均里乡陈三官宅上,让妹妹秦素萍跟去护理。晚上,秦钟一开始吐黑血,全身出现紫色斑块,时昏时醒,非常难受。他握住妹妹的手说:“不要害怕,不要动摇,做好锄奸,勇敢杀敌,保卫家乡!”接着他又讲要照顾好妈妈,还讲着乡里同志的名字,要他们提高警惕。这时秦钟一已生命垂危,一直处于时昏时醒的状态,天快亮时,我们设法将哥哥抬回家中,到家后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傍晚就牺牲了。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秦钟一的光荣事迹,愿他能在九泉之下看到,中国已经崛起,立于世界大国之林,贫弱受人欺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沙元榘与如皋近代教育

百前年,如皋建立近代教育制度和体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翰林院编修沙元炳创办新学,首先办如皋公立师范学堂,奠定新教育的基础;光绪三十三年(1907),沙元炳调省任用,由其堂弟、通师首届本科毕业生沙元榘接替主管如皋教育。他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逐渐形成新的教育体系。

沙元榘(18801962),字士度,号佑常,晚号寒松,世居如皋城内沙家河塘之颐园,清末廪生,是张謇190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的首届毕业生,江苏省教育会会员。自1907年始,他主管如皋地方教育,先后共达23年(早期:19078月~192612月;后期:19323月~19356月),历任县劝学所视学兼总董、劝学所所长兼县视学、县民政公署学务课课长兼代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县公署第三科(教育科)科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

23年中,他始终抓住普通教育主线,全面发展全县普通教育。他把普及农村教育视为“第一要义”。19071916年,他兴办国民学校155所,使全县农村学校布局粗具规模,后来,每年平均递增10所以上。仅民国3年(1914)下半年编定的增设国民学校计议决案中,就有20所。至193412月统计,兴办的321所教育单位中,普通小学就有271所,且绝大部分在农村。可见,沙元榘把普及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责任,着重普及、推广了农村教育。1908年,如师兼办初中班,历时虽只4年,但证明沙元炳、沙元榘兄弟也早将目光注视到设立普通中学上了。至192211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初级中学得单独设立之”。如皋办独立中学的各方面条件才渐臻成熟。沙元榘当即用考棚巷内停办的工业学校校舍,创办了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招收初一1个班,从如师调拨过来初二、初三各1个班,成为如皋第一所实行“壬戌学制”的、独立的、渐趋完善的中学校。沙元榘特别注重该校的教师资质,不少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日本留学生。英语会话教师聘美国人狄靠恩先生。首任校长徐觉世是南京高师毕业;继任者汪铁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辞职后去杭州任大学教授;后任许绍初是日本工业大学毕业生。这所中学后来发展为今江苏省如皋中学。解放前后培养了一批人才,有地方高级干部、部队军级以上干部、著名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纺织工程师、流体力学家、原子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无线通讯专家、火车头制造设计专家……如皋中学的诞生,使如皋具备了专门的预备学科学生,让学子得以进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沙元榘在抓普通教育的同时,还开创性地发展各类教育。他开创女学,说“‘兴女学’,不是单纯地培养贤妻良母,而是‘增女智’‘张女权’,从而走出家门,自食其力,成为有文化、有技能的人才,达到真正的男女平权”。1907年就任县教育主管前夕,创办了沙氏女塾,有学生34人,女教员2人,沙元榘亲自参加教学。女塾设技艺专科,并聘请在初级师范学堂任教的两位日本教师兼职指导。当时入学就读的黄琴、成玉、孙英、项徵兰、董菽生、姜慕谢、周懿彬、丁尊英、冯质、冯素、戴婉芳、戴婉芷等青年女士,被如皋人誉称“文明女性”。1914年,女塾改名“沙氏初等小学校”。因推广女子教育,首先培养女教师。民国元年(19128月再创女子师范学校,全称“公立甲种女子师范讲习所”。聘丹徒吴春芳女士为校长。继任校长是安徽旌德吕美荪,她是全国闻名的词人和女学创始人。曾经奉天提学使张鹤龄援延,任奉天女子师范总教习,还任过北洋高等女学总教习,女子公学监督。后赴福建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习。县立女子师范先后16年,培养人才颇多,民国初年各小学女教员大部分是女子师范毕业生。

沙元榘尤其注重孩子的职业教育,“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促进个人发展,利国富民,推动社会进步”。继沙元炳和县令周景涛等创办私立孤幼小学和艺徒学堂(即县立乙种工业学校)之后,沙元榘于1914年将工业学校中的女生分设女子职业学校,并指导马塘、白蒲、林梓、掘港、车马湖、卢港等乡镇完全小学,附设实业补习班。1917年统计,全县已办起职业学校及各种职业实习班24所。1917年创办了如皋女红传习所(后改名女工传习所),由沙元榘夫人黄琴和沈卓吾(如皋磨头人,孙中山广东大本营参军,奉安委员会秘书)夫人成玉任正副所长。在校学生常在120人左右。毕业后如愿留在所里做工者,免收食宿费,按产品计发工资。传习所生产的刺绣品、贴绒画,多数由沈卓吾先生在上海联系推销。有的销往香港和南亚、欧洲、美洲。贴绒《挂印封侯》(猴子、蜜蜂)曾于民国15年(1926)在江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上获金奖;《英雄独立》(鹰)获佳作奖。现在还有女工传习所生产的《挂印封侯》《英雄独立》等4幅贴绒画屏珍藏于上海博物馆内。

蒙养(幼儿)教育应普通教育而诞生。沙元榘和黄琴主张“人才培养从幼儿开始,让儿童潜移默化地获得生活经验和智力、人格的早期教育”。1915年创设城市第一蒙养园。紧接着县公署第三科与婴育堂合办城婴幼稚园,后由第三科独办。自此各乡镇效仿,全县幼儿教育启动。列宁夫人、幼教专家克鲁普斯卡娅说过:“一个人所受教育,百分之九十是在幼儿时期获得的。”可证沙元榘夫妇的睿智与敏感。如皋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震学家马瑾回忆:我在如皋幼稚园懂得了许多道理,比如要敬爱长辈,要帮助其他小朋友,要学着做事(劳动),要讲卫生,站要直,坐要正,不挑食,要认真识字,不可以骂人,要勇敢,不怕困难,自己的事自己做……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沙元榘还在弱势群体中培养人才。1929年,他克服了多重困难,创办了如皋盲哑学校。他说:“要让残疾人能够得到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得到自主、自信的特殊教育。”结果,培养了一批特殊人才。该校30年代毕业生冒怀苏(著名学者冒广生之哑孙),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版画家,并获得“鲁迅版画奖”,担任上海美术出版社副编审。校友聋哑人薛二用手语抚养的儿子成了北京大学毕业生。今天,如皋市特殊教育事业十分发达。该校已发展成集语言康复教育、听障教育、智障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特殊教育基地。

沙元榘常叹:“识字耕夫有几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愚民政策。百姓不受教育,不了解国家民族兴衰的历史,不明白自身的社会责任,昏昏蒙蒙,任人宰割。”所以他在任上付出心力,兼顾社会教育。创办白话、通俗报纸,并于各乡镇设立阅报社和通俗演讲所。如城阅报社扩展为通俗图书馆,再改为县立图书馆,他本人兼担首任馆长。派演讲员至各乡镇宣讲社会平等、男女平等等应时民众教育话题。创办公园和公共体育场,多次举办运动会。他在任职末期,还办了民众教育馆12处。为将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贯彻于社会教育之中,他于19351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进一步武装侵略我国前),在如城刻石树建《明兵备副使刘景韶参将邱陞义官吴平倭始末记》碑,让人民大众、广大青少年铭记:“一雪国耻,振兴中华。”社会教育事业在宣传爱国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民智、改良社会风尚、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412月统计,全县办中小学、幼稚园及社教单位321个。其中,沙元榘创办的沙氏初等小学、公立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城市第一蒙养园、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县盲哑学校7所,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不少杰出者。淮扬道殷道尹饬:“(如皋)教育一事,颇得风气之先。”对沙氏初等小学校饬:“此校开办最早,实为皋邑女学先声。”省长对如皋教育赞为“六十县以为楷模”。1919年和1921年,沙元榘两次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嘉禾章”的奖励。后来他成为我党重要统战对象,1942年任我三分区如西县参议员;1945年秋,任我苏皖边区一专署参议员,如皋县参议员,救济委员会委员,各界人民代表,县惩奸委员会委员;19461月,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他被推为如皋人民呼吁和平首席代表,去南通向“三人小组”呼吁停战,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国民党军占如城后,辗转去上海隐居。在战争年代,他先后鼓励5位子女去延安抗大等学习锻炼,现均为省或厅级离休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江苏省及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如皋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著有《寒松诗集》等,于1962年病逝。民国初年,川(四川)、甘(甘肃)、宁(宁夏)、青(青海)各内陆省份师范毕业生每年到苏杭参观旅行时,多慕名而来,专程参观南通及如皋教育事业。

 

胡耀邦一九五八年视察南通

19584月上旬,我接到团省委来电:胡耀邦一行,于416,经上海乘轮船到南通视察。我立即向地委书记处书记左开运同志汇报了此事,并商定接待问题。随即通知南通市委沙衡同志,团市委王星弼同志一起参加接待。

17日上午,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行到达南通,住在南公园地委招待所。下午2点,安排在市文化宫二楼召开部分基层团干部座谈会。在会议过程中,胡耀邦同志提问:南通有什么名特产品?市百货公司有位团干部说:“南通有麻糕和西亭脆饼。但现在生产麻糕还缺少芝麻呢!”听后,胡耀邦同志风趣地说:“你们只知抓芝麻,而丢掉西瓜呀!”顷刻,逗得参会人员大笑。最后,胡耀邦对如何做好青年团的基层工作,组织广大青年在各项中心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等问题讲了话,作了指示,使在座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

18日上午8点,我和左开运、沙衡、王星弼一起,去南公园招待所看望胡耀邦同志。左开运、沙衡分别向他汇报了地委、市委的工作。10点,我们陪同胡耀邦一行去啬公墓和狼山风景区参观。他对历史古迹非常熟悉:到了啬公墓时向我们讲张謇实业救国的故事。在狼山下,他看到骆宾王墓,问我们:“怎么,骆宾王来过南通?”接着,就向我们讲骆宾王的故事。胡耀邦的身体十分健康,上山步履轻松,中间没有休息,直奔广教寺,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在狼山茶室饮茶时,又向我们讲起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经过和被官兵追到狼山的故事。中午,我们一起在狼山品尝了素餐。

下午1点,我们回到了市区。耀邦同志向南通地委机关干部、南通市委机关干部和各县部分团的基层干部共3000多人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主会场在市人民剧场,分会场在地委礼堂和市文化宫三楼)。报告分四个部分:大有希望;小有困难;真有办法;要有志气。他讲得既深刻,又生动,也很风趣,场上多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报告最后,他引用广教寺大门上的一副对联:“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他用此联勉励南通青年要有坚强的革命志气和远大的革命理想,一定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奋勇前进,创造业绩,为国争光!

耀邦同志讲话结束时,根据两个分会场青年的一致要求,又分别到地委礼堂和市文化宫三楼接见了全体代表。

晚上,我们想安排大家一起吃个饭,被他婉言谢绝,就在南公园一一握手告别。晚上8点,胡耀邦一行离开了南通。

胡耀邦1958年在南通视察,时间虽短,但他讲话的生动姿态,风趣的笑声,平易近人的态度,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在南通青年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南通濠河博物馆掠影

宋建业

坐落于市区濠西书苑里的南通濠河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以护城河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博物馆。该馆秉承研读历史、审视今天、展望未来的办馆宗旨,展陈面积约1200平方米。其展厅包括序厅、千年历史变迁、优良生态环境、丰厚人文景观、旅游观光胜地5个展区,运用图片文字、模型场景、实物展品、影音图像、互动装置等多元展示方法,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动静结合、虚实相宜地从历史人文、功能演变、疏浚保护、自然生态、旅游景观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濠河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南通古城深厚的文化遗存积淀。

走进濠河博物馆大门,首先面对的是光影墙,濠河那灵秀的倩影视频纪录片顷刻间映入眼帘。走近一看,墙前一块石碑上撰有前言,简要介绍了千年护城河的历史。旁边则是一块四方形且能承受人力的透明玻璃嵌在地面,站在上面就能看到里面动态的护城河结构图。如此独具匠心地利用环形墙面上交替出现的濠河四季美景影像,同时以下沉式全景光电沙盘,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南通城和濠河的全景风貌,给人以直观的印象。

参观濠河博物馆,人们会深切感受到,濠河得以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且越来越秀美,真是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啊。爱护濠河、装点濠河、扮靓濠河,已成为通城人民与时俱进的共识和责任。从展览中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濠东人家的柿子,还是城北的梅林、菊园,或是濠西人家培植的茉莉花,濠南人家栽种的月季花,都为濠河增添了无穷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濠河博物馆陈列的濠河现代史中,由于20世纪中叶濠河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侵蚀和污染。违章填河倒垃圾,侵占水面建厂房等现象致使濠河面积缩小达20公顷,工业、生活污水的注入以及内河水系的破坏致使河床淤积物达100多万吨,一条清水河部分水域段一时竟变成“龙须沟”。人民群众颇有怨言,盼望根治濠河。这些往事在博物馆中也被展示出来,其目的就在于告诫人们,不可再漠视和愧对家乡母亲河的恩泽了。如今的濠河,正是得益于南通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进行濠河整治的伟大实践,才取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南通濠河博物馆”在这方面定会起到应有的督促和推动作用。

徜徉在南通濠河博物馆里,人们可以欣赏到该馆“点睛之笔”且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杰作,那就是用泥塑泥雕特别复制而成的,反映描绘清末年间、民国初期濠河沿岸各行各业生活常态的场景,比较典型的有:烧饼摊、理发店、老虎灶、茶馆店、居民房舍、河滩打鱼等。穿梭其间,耳畔扩音器里还会传来南通乡土方言,好像是一幅仿真当年南通人家的濠滨上河图。而当代的五亭邀月、绿苑探幽、仙桥绿堤、北阁波光、文峰晨霭、天宁闻钟、五园揽翠、别业双辉、启秀风荷、怡园泊舟10景掠影更是景区相连、景点绵延、树影婆娑、鸟语花香、风光旖旎,有一种“城在水中,人在画中”的意境。这一显著变化彰显了濠河历史文化进程中“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城市精神。这也是南通濠河博物馆所发挥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效应所在。

南通濠河博物馆以开展护城河的历史研究、人居生态环境的科学保护、自然地理知识的传播、风景名胜的旅游推介为己任,成为人们休闲娱乐、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参观南通濠河博物馆,能使人们在那儿领略和感受江海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环濠河文博馆群的辉映下,南通濠河已晋升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历史之河、人文之河、生态之河、宜居之河,将会更加吸引中外宾朋到南通观光。南通濠河博物馆同样大有可为,从而使之成为南通“翡翠项链”更为靓丽的一张“名片”。

 

留住消逝的画面

印振华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南通市港闸区唐闸镇街道有些古老建筑进行了修缮保护,以便后人观瞻。有些则被拆除,销声匿迹。笔者有心拍下一些照片,想留住那些消逝的画面。

油脂厂付油处位于唐闸镇西市街18号的南通油脂厂,原名广生油厂,由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1902年创办。如今,这里还完好保留着早期的仓库以及轧花、剥绒、榨油车间等。图中的付油处位于厂部东大门,拱形遮阳篷是为百姓避暑而加制的。鼎盛时期是包产到户后,村民们将油菜籽送来换油兑饼,油脂厂的付油处一年四季忙碌不停,油菜籽收割后,有5个付油柜台,繁忙时还要排队等候。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油脂厂失去昔日的辉煌。两年前,随着位于原油脂厂内的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崛起,名存实亡的付油处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

南工房建于民国初年,为大生纱厂及唐家闸其他企业职工宿舍区,共9幢,平房砖木结构。职工们通过工房左侧港闸河上的木制桥进出,当时桥下过往的大小船只较多,木桥的拱度较大。工房内十分幽静,做三班制的工人多,人们自觉小声说话,形成良好风气。每家每户干净整洁,和睦共处,工人阶级的优良本质充分彰显。近几年确定为文物保护区,重建后的南工房,面貌焕然一新,花草绿树点缀生辉,原貌不复存在。

生产队大场 1958年,人民公社化,每个生产队自建仓库自造大场,收割季节,挑担进场,还没有使用脱粒机前,牛拉碌碡(石磂),在大场上碾磙。后来有了麦子和稻子脱粒机,石磂只有做大场时用,再后来做了水泥大场,石磂只给孩子们立夏坐着吃蛋,给百姓回味过去。“文革”结束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此仓库空着,大场闲着,有的拆除,有的还耕。唯有位于唐闸公园南端的大场保留时间最久,2012年,因公园扩建需要,年底前才被拆除。

唐家闸内河轮船码头这座码头位于现在唐家闸河东便桥下,解放后办公机构设在建筑精美、规制宏大的原“唐家闸粮业公所”内,和唐家闸工商联在一起。斜对面北川桥下名为“大达轮船码头”。两个码头营运路线到达海安站后,一个去盐城方向,一个去扬州方向。唐家闸码头每天有好几趟短途平潮(30里)班次,“小货轮”大大方便百姓出行和运送货物。唐家闸码头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束营运生涯,2012年修建河东北路时被拆除,上下轮船的台阶成了居民洗刷的坚固水踏子。

赵家高桥小学唐闸镇东北角有座赵高桥,是贯穿南北的交通要口,也是原市县的分界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桥南是唐家闸反动派的地盘,桥北是新四军游击队的势力。反动派下乡“剿匪”,只敢在桥南狐假虎威,有一次越过桥北,被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桥南百米处,右拐弯经过“学堂桥”便是赵家高桥小学。该校建于民国23年(1934),建办时由中共党员邵震负责,他以教师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新四军游击队夜间经常在此开会。解放初期,夜校在此办班,识字唱歌跳舞,汽油灯通亮,一派生机。后来,校名由“赵峨小学”(赵家高桥和峨眉山地名而取)改名“赵家高桥小学”,桥北桥南的孩子就近入学,该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小学生。1985年因生源缺少,并入十里坊中心小学。近两年,上海市北高新(南通)开发区兴建,破旧不堪的校舍随之拆除。

 

《密勒氏评论报》眼中的张謇

《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初名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是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语周刊。1917年由密勒(Thomas F. Millard)创办。它是欧美各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发展变化,与中国乃至远东各国了解欧美各国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密勒氏评论报》曾长期关注张謇及其主导下的南通的发展,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美国人乃至西方人对张謇的评价提供了极其原始的素材。该报对张謇的报道客观上扩大了张謇在西方的影响。现介绍《密勒氏评论报》自创刊到1926年张謇去世为止,对张謇的相关报道。

《密勒氏评论报》及其对张謇的最初印象

《密勒氏评论报》对张謇最早的报道,是刊登在191989日“中国名人录”栏目(Who's Who in China)里对张謇的介绍。该文采用了张謇着西装像,并标注为“中国杰出的实业领袖张謇阁下”。文章是这样介绍张謇的:

“张謇被中外人士公认为中国最为杰出的实业领袖。他今年67岁,出生于江苏通州。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成功地将他破落的故乡转变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镇,在那儿,乞丐无处可寻,人们安居乐业。

张謇是一名著名的翰林院士,为了全身心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除了1904年担任商部头等顾问官外,清朝时期,他没有担任任何实职。张之洞任两江总督之时,曾任命张謇组建纱厂,其资本达到一百万两。张謇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此后,他又兴建了复生面粉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阜生丝厂以及大达轮船公司。

张之洞委派张謇的下一个任务,是在武昌兴建四家工厂,即一家织布厂、一家纱厂、一所麻纺厂及一个丝厂。这一任务同样获得了成功。张謇发起的其他工业项目还包括推动移民开发满洲,淮河治理以及中美工业企业的联合。

1908年,张謇被推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110月,当第一次革命在武昌爆发时,他被选为江苏行政长官。同时,已故总统,时任总理大臣的袁世凯任命他为江苏宣慰使。不久后,这位通州的实业领袖又被任命为农工商大臣。

南京临时政府甫一成立,张謇成为首任实业总长,同时受命掌控盐业。在国家统一后,他与章炳麟、程德全和唐文治组建了统一党。

19133月,张謇被任命为全国导淮水利督办,在试图实行他的计划时受到反对而离职。同年9月,当熊希龄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时,张謇被授予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的职位。他接受了任命。在他辞去这一职位后,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局的总裁,这一职位他一直做到1915年。此后,他被任命为参政院的参政,也被他辞却。

已故总统袁世凯在称帝后封张謇为‘嵩山四友’之一。张謇在文化界,以及中国现代工商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名人录”涉及中国各界名流,1919年的张謇,除去他的清末状元身份以及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的影响力,他在南通所作的现代化的探索,已经使他声誉日隆,因此被收入该栏目进行介绍,似乎也是正常的事情。尽管上文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但还是基本反映了张謇的情况。不清楚该文的资料来源,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此时的《密勒氏评论报》对于张謇的评价,主要还是在于他在实业上的贡献。

苏社设立与鲍威尔到南通

1920512,张謇为推广南通地方自治的经验,在南通发起设立苏社。1920424《申报》第11版《苏人发起苏社》一文,对苏社的缘起是这样讲的:“江苏地方人士,鉴于本省各项事业渐落他省之后,其故由于地方团体涣散不能自治所致。爰于四月一日,乘运河工程局开幕,多人会集之际,由张季直、韩紫石、黄伯雨、马隽卿、沈信卿、黄任之、朱德轩、张继高、鲍芹士、王叔相、钱强斋、陈颕孙、蔡陶模、张孝若、方惟一、奚九如、董冠吾、武霞峯等十八人,筹商分函各地同志,共同发起苏社。以谋发展江苏地方自治为宗旨,以实业、教育、水利、交通四者为应首谋发展之自治事业。”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与上海美国商会的代表受邀与会。192058日,《密勒氏评论报》头版的社论这样开篇:“上海所坐落的江苏省将成为另一个模范省。张謇,前任农商总长,中国实业的领头人之一,正组织苏社,期望借此成为构建模范省的重要一步。”社论在对苏社设立的宗旨与背景作了介绍以后,认为“简而言之,这一团体的拥护者意图将本省建造成模范省,其他省市可仿效之。一般说来,除非人们自己推动改革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官员们总是懒惰且不负责任。有鉴于此,张謇发起了这一运动,推行自治”。

苏社成立会议的前后,南通方面招待与会代表参观了南通的名胜古迹、企业与社会机构。鲍威尔得以较为全面地实地观察了南通。具体的行程可以从《申报》当年的报道了解:“苏社成立会开会及游宴程序。五月十一日十二时,南通各界代表及乐队欢迎于天生港,乘汽车入城;下午二时,博物苑园游会;四时二十分茶会;五时散会;六时濠南别业晚餐;八时更俗剧场观剧(张退庵张啬庵张孝若作主)。十二日,分别参观市区各教育公共机关: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甲种商业学校、女工传习所、图书馆、南通医院、养老院、五公园(以上南门)、女子师范学校、第七中学校、地方监狱工场(以上城内)、贫民工场(以上西门);十二时,中公园午餐(军政二界作主);下午二时,更俗剧场开成立大会;五时散会;六时城南别业晚餐(各法团作主)。十三日,上午八时,游五山名胜及参观公共机关(林溪精舍、观音院、残废院、盲哑学校、棉业试验场、西山邨庐、军山气象台、东奥山庄、五山苗圃及果园);十二时,望海楼枕山楼午餐(南通俱乐部部员作主);下午二时,往唐家闸参观各工厂及公共机关(大生纱厂、广生油厂、复新面厂、资生冶厂、铁厂、阜生绸厂、大生织物公司、通燧火柴厂、纺织专门学校、敬孺高等小学校、唐闸公园、育婴堂、第一幼儿园、实业警卫团);下午六时,大生纱厂晚餐(实业教育各界作主);八时,乘小轮往天生港大达轮步,各界欢送。”

以上的参观行程安排,实质上几乎囊括了南通城发展的各项成果,三天不到的时间,可以让一个外来人窥见南通晚清以来的成就。对于鲍威尔这样见多识广的新闻界人士,百闻不如一见,鲍威尔感慨道:“不可能以只言片语表述这一地区的生动图景,只有通过现实的造访与观察才能获得。”“从上海前往南通的旅程大约需810个小时,然而仍然值得亲自去看一下‘中国人间天堂’的实例。”

1922522《密勒氏评论报》头版的社论,简单地介绍苏社成立情况以后,指出:“张謇,因为引领南通的发展而树立起的杰出样板示范作用,成为这一推动中国发展的新运动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如今,人们希望他的影响力能够逐渐延伸至中国的其他地方。”社论接着引用赛茨(F.R. Sites)在上年的纽约《亚洲杂志》的文章中,关于张謇的一段评价,来表达对张謇的钦佩:“对中国和中国的实业家,有一些批评之声。这些实业家,因为与惯于欺诈的古董商打交道的经历,或者跟不择手段、类似美国北部伪劣商品制造商的那些商人做生意,而逐渐变质。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张謇却是例外。他不仅是杰出的实业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文人。然而,他却是直接生长于旧式学校的。他并非一名基督徒。一些其他与他有同样勇气与正义感,与他共同推动中国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的中国商人也同样值得称道。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柱,他们的影响力将在国家事务中不断得以显现。他们的真诚与利他主义最终会冲抵那批上演闹剧的政客和军事领袖的自私自利。”

《密勒氏评论报》对张謇的评价

鲍威尔的南通之行,也是日后《密勒氏评论报》密切关注张謇与南通的滥觞。以此发轫,《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些有关张謇与南通动态的文章,其中不乏深度报道,这些报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

鲍威尔的视角与众不同,他的南通考察报告题为《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这篇发表于192052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长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南通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探讨了南通之所以成为模范城市的构成元素,指出了张謇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地区的现代发展归功于张謇以及他的兄弟张詧,两位多年苦心经营,推动了这一长三角重点地区的进步。张謇,同时也是著名的翰林学者,1913年担任农商总长,因其建设性的成就,在东方享有盛誉,他甚至受到了美国杂志的关注。”

在《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里,鲍威尔关注了张謇对日本的情感取向,可以从文章的开头两段体会出来:

“从上海溯着扬子江往上100英里,在离江岸大约5英里处的村庄小道上,有一处遗址。该遗址大约20英尺高,用泥石筑成,顶部有一处刻字的碑。这处遗址的中文名叫做‘倭子坟’。它竖立于距今约400年前的明朝,而且历年都得到修缮。它纪念昔日中国兵勇战胜前来劫掠的日本倭寇,这些日本海盗沿着扬子江而上,杀死了许多居民后火烧了南通城。

自此旧事以后,中国与东方都已经历了沧海桑田。南通已经成为一座拥有15万居民的城市,这一地区人口已经超过150万,被普遍视为中国最具发展前景的地区。今日,日本元素已被排除在南通城之外。若干年前,一些日本人造访了倭子坟,并试图将它买下来,但是被温和而又坚决地护送回船只,同时被给予友好的道别。十年前,这一地区的一位著名士绅访问东京时,在一家博物馆发现许多刀剑、旗帜与战利品,所有这些都由日本占领者与侵略者不同时期在中国所缴获,如今日本人在日本首都骄傲地展示出来。当这位士绅返回故里时,据说他立刻雇佣劳力修缮倭子坟。”

在文章中,当鲍威尔提及南通的纺织工业时,也涉及了张謇开办纱厂的一部分动机:“制造业中纺织厂最令人感兴趣。总共拥有6万纺锤,500台织布机以及4000名操作工。成人平均日工资40分,儿童学徒20分。纺机和榨油机都由英国制造。新机器的订单将使油厂产能翻倍。张謇如今在该地区计划新建七家纱厂,这一工厂的数量被视作在棉纱方面将不依赖于外国产品,或者说,日本产品。”

裴德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打量张謇。在他的眼里,“创造天才不分国界与种族,勿论背景与阶层,可以在任何地方展现才华。从上海沿扬子江往上100英里,创造天分体现在中国最伟大的工业领袖与资本家张謇身上。通过南通这个模范城市的建造,他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树立了里程碑。孤立于那些受外国影响的城市之外,没有铁路带来的便捷,也没有走商业发展的寻常路线。南通成为张謇与其同僚和亲属(包括其兄张詧与其子张孝若)行政才能、视野与组织能力的不朽作品。”

这是时任主编的裴德生,在1921326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题为《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一文的第一段。在这篇文章里,裴德生的着重点在于张謇与南通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在裴德生看来,“张謇所拥有的经验与远见,并非西方国家所赋予。没有哪所西方的技术学校,能够光荣宣称他为自己的校友”。但是,张謇却显示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与雄心:“二十四年以前,张謇的梦想,是在南通古城墙外兴建一个工业城市,不仅作为工业中心,同时也是慈善事业与教育汇集之地。”随着各项实业取得迅速发展,“以实业为核心,张謇开始了他的梦想之城——南通模范城镇的建造。张謇为了使工人们满意,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城市里修造了一座有着漂亮池塘的公共公园。此项目完成后,他将注意力转向可容纳1200坐席的现代剧院的建造。作为中国戏剧最杰出的学生与赞助人之一,张謇汇聚了全国诸多名角。在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同时,他开始发展事业。”

因此,裴德生认为:

“南通可以视作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建造者之一的自传。二十五年间,南通在长三角北翼平原迅速崛起,兴旺发达。它的影响力与发明创造在过去数年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带来了国际声誉。

通过南通,张謇成为了建造优良道路的先驱。

南通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张謇在其同僚的协助下,为年青一代的中国人提供了范例,如果薪火相传的话,将会使这个国家走向世界最伟大的工业国家的前列。每个年轻的中国人都有必要花费一些时间,在南通城吸取它的精神,学习它的内部建设,从而培养未来的城市与国家建造者。南通对于外国游客也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它的好客让人回想起美国南部地区传统的礼貌。

毕竟,南通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特性,它极大的活力以及活泼进取的精神,在于这一切诞生于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张謇的脑海中。”

1920年《密勒氏评论报》开始介绍南通,到1926年张謇去世,该报发表了多篇有关南通经济发展的文章,一般是某个具体成就的报道。而1923317日的《中国实业之进步观——中国模范城南通州》,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南通。作为“中国实业之进步观”系列文章的第四篇(该系列文章均配以中译文),首先阐述了关注南通的原因:

“中国实业发展之动力,初以上海为起点,今已逐渐扩张而及扬子江口岸各城镇。其最显著者,为南通及无锡两处。南通为扬子江北岸之商埠,距上海100英里,有轮船往来其间。此城为完全中国人所经营,无外人营业于此,而居留之外国人,仅限于传教师及教育家而已。以其为中国人所经营之商埠,故年来变化之速,革新之进步,实堪为吾人注意也,而有中国模范城之称。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兹将此城进步情形于下文略述之。”

文章随后从沿革、工业、公众便利事业、垦殖荒地、运输、商务与金融六个方面,分别加以介绍。其沿革部分,表述了近代南通的崛起与张謇的关系:

“廿五年前,南通情形与其他小城无异,而位置于膏腴之地。此城之居民中,有张君季直者脱颖而出,为此城改革之重要人物。张君生于小康之家,于前清科举时代得最高学位,为中国今日有名文学家。虽为文学家,而竟能注意于发展农业、建造工厂等事。其对于宦途颇漠视之,尝为农商总长,一次而已。至关于农实各业之机关,则不辞劳瘁竭力赞助。故于各官商合办机关,彼每位列首席,如淮海浚河局督办、全国农会会长、中央教育会监督等。张君之名望为全国所钦仰,然其精神,则多注意于南通毗邻区域,其经济方面之事业,则建设工厂、垦殖、筑路、浚河、建筑码头、创船公司等。故南通经其经营而成为新商埠,埠中路政宽坦,商业殷实,此沿革大略也。至于张君对于公众慈善事业之赞助擘画,亦大有可观,如各级(中小)学校以及师范、农业、商务、工艺、工程等学校。(此)外,尚有女子职业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皆为张君手创。其对于社会服务事业,昭然在人耳目,且历久不倦,虽年及古稀,不但孜孜于增进其旧有事业,且对于地方及全国各新事业仍进行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密勒氏评论报》于1920107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读者投票选举活动。在1014日发布的中文公告这样明确选举的目的:“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出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公告要求“投票者所举之人物,须于各方事业中,择其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投票截止期为192311日,每周在报纸上刊登选票。192316日,《密勒氏评论报》公布了投票结果:

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阎锡山、冯国璋、黎元洪、胡适

尽管《密勒氏评论报》读者面有一定的局限,主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但张謇在这次民意投票中名列第八,至少表明在这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密勒氏评论报》对张謇的报道本身,应该也增加了张謇在该部分人中的好感。

张謇与《密勒氏评论报》的互动

对于那时的南通,基督会的传教士最精辟的评述是:南通是独一无二的,在于它是全中国唯一在英文报纸上给自己做广告的城市。这份英文报纸就是在中国报业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密勒氏评论报》。在1920612日第71页,出现了以“南通——中国模范城”(NANTUNGCHOW——The Model City of China)为题的整版广告。广告首先介绍了南通的地理和人口情况:“南通地处长江北岸,距离上海100英里,位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南通城区人口15万,全县人口150万。”接着枚举了如下11项南通的发展成就:

1.“通州棉”的出产中心,其质量冠绝华夏,年产超过1000000包。

2.拥有50多英里长的新式马路,大部分是石子路面。

3.多个棉、蚕种养实验基地和学校。

4.一所现代农业学校,126名学生在具有留学经历的教师指导下,从事实务操作。

5.散布的334所学校接纳20000余名学生。

6.两座现代化的棉纺厂,共有60000纱锭、500织布机和3000工人。

7.一个现代化的棉籽油加工企业,产能可供出口。

8.5家银行和8个钱庄。

9.火柴厂、面粉厂、缫丝厂、铸铁厂、电灯公司各一。水运线路直达上海等地。

10.在上海拥有一座现代办公楼,内设银行。

11.在纽约第五大街开设中国绣品商店。

随后又为人们描绘了南通的经济前景:“南通方兴未艾的事业包括:总投资超过30万元的数百英里筑路计划,新的发电厂,保障工业发展的煤矿开采;对长江泥沙淤积形成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的开垦。”

广告的最后,向境内外的各界人士发出了邀请:“南通欢迎四方宾朋。这里有2家舒适的旅馆。境内五座圣山之一的狼山,风景美不胜收。数百座庙宇和一座宝塔构成了无双的东方胜景。需要了解更多南通情况的人士,可与南通商会联系。”

南通敢为天下先,勇于在英文报纸做广告展示自我,一方面是其多年社会发展后的自信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张謇希望其自治的成果能为更多人所接受,希望在更大的范围推广的努力。这个广告从612日~918日共刊载了15次。1921年元旦,在原来广告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达轮船公司上海至南通的航行信息,并且陆续刊登到1922415日。

1926828,《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敬爱的张謇去世》,告诉读者:“张謇,前任农商总长,江苏省南通的实业领袖,中国最为杰出人物之一,因连续数月的流感所致,于824周二中午病逝于家中。”考虑到《密勒氏评论报》作为周刊的出版周期,这是不算晚的报道。文章的配图还是191989,最早介绍张謇时所用的张謇着西装像,倒是有点善始善终的意味。这篇类似讣告的文章,简要地回顾了张謇的功绩,指出:“他近年来最为卓著的事业,是对于所谓南通模范城市建设的推进,这是与南通老城区比邻的区域。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而导致经济萧条,南通已经在海内外广为人知。”

 

通城画家卢菊庵

卢君佳

在崇川城区的坊巷内,有一座200余年历史的清代建筑,越过古风蕴藉的红薇词馆和青砖铺地的小天井,是该建筑的二进厅屋——我的伯父、通城画家卢菊庵的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幼小的我,一有空就到伯父家玩耍,他喜欢我,经常会给我讲故事,尤其是鬼的故事,虽然害怕却最爱听。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潜心画画,画室内挂着名人字画。他画的是山水画。我看着他画,他也就和我谈谈如何画山水,从笔墨技巧到章法布局。那时候的我,就对勾勒皴擦、轻重疾徐、偏正曲直、中偏逆锋、雨点皴豆瓣皴等“五墨”“六彩”的下笔技巧,以及虚实、散点透视等置陈布势有了朦胧的认识,并跟着信笔涂鸦。他看我对画画感兴趣,就送我一套《芥子园画谱》,叫我照着画谱描,他说这是世人学画必修之书,一些名家,如齐白石、潘天寿等都是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开始的。这些话我记忆犹新,该画谱我至今还珍藏着。

在南通文艺界,伯父成名比家父早。因他精晓画艺和文史,受张謇赏识和器重,聘他为南通民众教育馆主任,南通美术研究班导师并兼南通中学美术文史教师。

已逝的田园画家耿颂九曾著文回忆,说他20余岁时在南通结识了画友卢菊庵等,交往甚密,使他终身受益。

1933年,卢菊庵母猝。应伯父请求,当年南通四才子之一的顾怡生亲自撰写《卢夫人家传》,并由南通中学校长缪文功全文楷书,蜚声大江南北的隶书名家黄祖谦亲题书名。

至今,尚有健在的当年通中学生,比如49届校友、如东栟茶高级中学姜鸿藻老师等著文怀念卢菊庵老师,说对他的教诲,尤为深刻,他的和蔼面容,至今仍历历在目。

家父在《江南好·通州好》100首词中,有一首是称赞伯父的,词曰:“通州好,啬公唤贤兄,少作丹青闲应时,晚攻文史邑称雄,播誉友师中。”看来并非过誉。

然而自古才子多坎坷。卢家世代在镇江业商,为避祸太平军迁来南通后,在今有斐馆一带开设“恒大厚”南货店大商号,据说仅栈房就有100多间。但到祖父时,由于他厌恶经济,一心诗书,痴迷中医药乃至悬壶济世走四方,卢家商号从此一蹶不振。于是族人议决,送长房长子的卢菊庵进南通商校,希望他稔熟商贾之道,力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伯父无心于此,顾怡生撰写的文章中用“殚精文艺”来形容伯父对丹青、文史的志趣和肆力精神。后来“恒大厚”负债累累。族中合资者为私利所诱,议决不清理,伯父力劝戚族停业整肃,偿还债务,毋作非义之人,遭众谤。他上书张啬庵师,时啬庵之兄退庵为总商会会长,师致信总会,说“书生可悯”,应为之解决使少受淹缠。伯父家庭很不幸,生二女一男,仅大女南强成长。

以上种种,从违心读商、被迫业商、商号破产到亲友诽谤、儿女的过早殇折,加上国难深重,不断的精神上的折磨,造成他巨大的心灵创伤,沉闷忧郁愤怒。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寄情和渗透在他的画作上。他的山水画有着特殊的神韵和魅力,恣纵放任,酣畅淋漓,奇崛雄健,充分表现了心中的压抑和抒发不幸和不倔之气。他最爱临摹朱耷和石涛的画,且不时研磨对着它百看不厌,我想除为之欣赏和欲穷其技艺外,更因为是境遇相似心灵相通的缘故。

伯父有《菊菴文钞》一书遗世。约40篇文章中,谈画的有9篇,涉及我熟知的当年南通画家有尤无曲、顾永惍、顾大震及随伯父习画的学生等。

伯父说历代大画家文士居多,他的画是文人画。他认为画之为艺,聊以写胸中逸气耳。然而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必须具备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伯父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的。一次张謇对着伯父母亲的画像,感叹伯父的贤明,说:“子贤不必尽由母,但是母贤必有子贤哉。”伯父还经常自己或带学生野外写生,强调作画的心手相应、神似和写师法造化在于造化变幻的玄妙和灵性,从中总能找到自己的心智和气韵。

卢菊庵早年在“恒大厚”破产问题上,坚持正义,竟遭猜疑报复,相互在报刊上打笔墨官司,持续发酵的结果使伯父怒气郁结于肝,于解放前得黄疸不幸仙逝,年仅40余岁。家父悼词曰:

尘缘遽了,骨肉无多,曙后星留差足慰;

世变方殷,文章万劫,云间龙在亦何为?

其女卢南强,聪颖活泼,受业于名师陈鹤琴教授,后任上海某中学校长。“文革”中,她因不堪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含冤自杀。家中珍藏的卢菊庵画作被洗劫一空。“文革”末,上海和家乡数千人在市区灯光球场开大会为她平反昭雪,家父在台上含泪陈词。

所幸卢南强所留血脉——卢黄、卢青及其后代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灾难和冤屈终成为过去。

 

《启东往事录》——启东故事的启示

2012年,我曾两次到江苏启东,与陆欣同志结识。当时就听说他很钟情、留意启东的民俗民风、人文地物。没曾想,今年他的书稿《启东往事录》就送到了我的桌旁,并嘱我作序。

启东,位于我们的母亲河之一——长江入海口,既是每日启明东方之地,也是每年国土面积不断增长的稀有之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自立县以来,总能得风气之先,开拓精神和朝阳之气,沐浴着这里的人杰物华。

说到得风气之先,当然也包括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风气之先。中国近代以来,启东出现过许多著名人物,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也使这一时期的不少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启东留下了深深的影响。从张謇的实业救国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欧风美雨,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到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从白色恐怖中奋起到坚持左翼文化运动,从全民抗战到新四军建立东进抗日根据地,从创建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在启东都有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这里还是刘瑞龙、顾民元同志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流行语。要讲好“中国故事”,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故事”的影响下,还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故事。中国地广人众,大有大的故事,小有小的故事。“无小溪难以为大川”,讲好各地生动真实的小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自然,也切忌以井底之蛙的心态来观天地之大,心中装着中国故事,才能讲好自己身边的小故事。这就要处理好“心中有”和“笔下虚”的辩证关系。我以为,陆欣同志的《启东往事录》就是这样一本立足于讲好“启东故事”、小中见大的好书。

《启东往事录》采用编年体的文笔,用白描的手法和类似章回体的表现手法,通过对发生在启东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逸闻趣事的通俗易懂记录,展现了启东自唐武德十一年(620)至1989年的演变史。一口气读下来,让人对启东的昨天有一种十分清晰的认识。时空宏大的历史题材,并非一定要用鸿篇巨制的笔法。用讲故事的方法,将一大段历史向读者娓娓道来,要言不烦,引人入胜,同样也是历史题材可圈可点的表述方法。这本书就是这样,小中见大,把整体的宏观历史展现与具体的微观历史描写有机结合,将知识性、故事性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精神。作者对新中国以来波澜壮阔的建设史和探索史通过启东的视角得以呈现,使这条主题主线清清楚楚、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对探索中的失误,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并作出一分为二的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影响,这是无论写宏观党史、国史,还是写地方党史、国史,都绕不开的难题。“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10年经历的时期,则不能简单地一否了事,必须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应当承认,指导思想的错误与各地的实际活动,并非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都是正确之时,也是如此。所以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的精髓。可喜的是,这部书的作者,对同样发生在启东的“革委会”、“学毛选”、“赤脚医生”等“文革”中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加以叙述评点。通过这些事例,读者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历史有成就也有曲折,但成就和曲折往往是相伴而生、交替进行的,简单否定和简单肯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是对党史和国史工作者的鞭策。党史、国史要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就必须不断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信史,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成果。

陆欣《启东往事录》后记选摘

启东有史以来,还没有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历史读物。我愿意做这件开先河的文化事业;因为我热望所有的启东人和所有关心启东的人都能够了解一些启东的往事。这是我在5年前写作本书姊妹篇《沙地风情录》时孕育的情结。现在,书稿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心中却惶恐不已,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精彩。家乡是个小地方,在世界的版图上并不显眼,但它地理位置独特,长江、黄海、东海,三水交汇;启东是块新土,1928年才设县,但历史并不虚无,也有诸多往事可以述说。

如何将家乡启东设治不长但史脉亘远的历史,较为系统科学地表述出来,这是我苦思冥想的一个难题。如果采用教科书式的“篇章节”写作,似乎太死板,自己也缺乏史力。于是,我尝试着按照编年的形式,将启东历史发展年轮中的重要往事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记述下来,把一个个自以为重点的发展坐标刻画下来,这就形成了我对启东往事的一种历史表述方式。

历史需要沉淀,记录有所选择。为了梳理清楚启东历史的发展脉络,数年来,我利用自己从事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党史征研的有利条件,反复研读包括《启东县志》《崇明县志》《海门县志》《两淮盐法志》《通州直隶州志》《中共启东地方党史》等诸多方志、文史和党史书籍,积极汲取地方史写作的理论素养,并不断在浩繁的资料中爬梳剔抉,参互考寻,拟出每年的大事。许多年份,或因时代较为久远或因资料匮乏,只能割爱放弃。为了给往事配上相应的历史照片、档案文献影件和佐证资料,我多次走进启东、南通、南京、上海、台湾等地图书馆、档案馆,在浩繁的史料中寻觅可能和启东有关的资料和图片。

评述应当审慎,分期力求科学。经过细致梳理和认真研究,我把启东历史发展划分为3个时期。一为孕育期,二为化成期,三为变革期,这就构成了本书的3辑:治前沧桑(6201927);烽火岁月(19281948);创业年代(19491989)。对这3辑,我都认真写作了辑言,这可算作我对启东往事的历史提炼和认识。每一个辑封,我选择了富有时代感的史料图片。这在形式上和体例上努力与《沙地风情录》达到统一,让姊妹篇名副其实、交相辉映。《治前沧桑》辑,虽然也大体根据历史顺序写作,但苦于资料匮乏,只能采取“跳跃式”。本来,我把启东的历史往事追溯到2008年,而且篇目也已经列好,并写作了一些篇,但考虑到历史需要沉淀,靠得太近了不易客观评述,因此就把往事截止于国务院批准启东撤县建市的1989年。这从启东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既然把往事当作历史来写,史论无疑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在字里行间作评述的时候,我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历史,努力做到客观公正,贴近真相,还原本来。但囿于史料和史识,有失偏颇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文中观点为一家之言,不是官方结论,仅供读者朋友在了解启东往事时作参考。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学习了大量资料,也采信了不少口述和自己的采访。有的往事似乎很敏感也很重要。我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还是坚持把它记述下来。对一些人物,努力从历史的高度、从辩证的角度去对待,尽量避免太多的时政色彩和时代好恶。文中也综合采用了许多人的材料和观点,引用了不少图文资料,未能一一注明出处,敬请谅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先生,南京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市党史研究会会长张云先生,专门拨冗为拙作撰写了序言;著名书法家杨谔先生欣然挥毫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历史是消失的过去。历史研究追求的理想,就是通过研究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地方的历史、一个区域的发展总是和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有助于我们明智鉴今,汲取人生的智慧和营养。

 

辛勤耕耘五年整羽翼渐丰新续志

——《海安县志(1993~2008)》编纂历程回顾

周宏文

海安县续志编纂过程

海安虽在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就建县了,但此后,海安县时建时废。唐开元十年(722)至1943年均未设县。故这期间未有一部县志。清朝邑人王叶衢编纂了《海安考古录》,保存了不少史料。直至20世纪80年代,海安县才开始县志编修工作,至1997年,第一部县志正式出版发行。

2006年,江苏省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并列入省“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根据省、市要求和有关规定,20084月,海安县史志工委着手拟订纲目初稿。6月初,拟订《海安县志(19932008)》纲目征求意见稿。6月中旬,海安县委、县政府召开海安县二轮修志动员大会,正式启动修志工作。8月,形成《海安县志(19932008)》征集资料纲目。

《海安县志(19932008)》的编修工作是一项涉及全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系统文化工程,县委、县政府将志鉴工作列入三大建设考核内容,对县志资料征集和初稿编写,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提高续编《海安县志(19932008)》的质量,海安县史志工委专门举办修志业务培训班,编写二轮修志有关质量要求和业务知识,编印《修志简报》10期,在各镇、各部门设立史志联络员,组建县志资料征集、编写工作班子,截至2009年,全县85%以上单位完成资料征集任务,部分单位完成初稿。2010年,全县大部分单位完成初稿编写。之后,县史志工委对各单位的来稿进行了编辑、分纂工作,根据志书编纂要求,请有关单位对县志资料进行补充完善。对一些未完成资料征集和撰写的单位,上门做工作,确保资料征编工作顺利进行。

在征集资料过程中,海安县史志工委广泛听取各部门各单位修志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参照《江苏省市县二轮修志8个省级试点单位总纂纲目》和毗邻县、市志书纲目,吸取一些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再根据各承编单位提供的初稿,对县志纲目进行反复修改、补充、调整,使其得到进一步完善。20108月,形成《海安县志(19932008)》论证篇目,8月下旬,经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论证后,县史志工委对纲目进行调整完善,形成县志总纂篇目,除总述、大事记、附录外,共设33篇,182章,780节。

2011年,全县90%以上组稿单位完成初稿撰写。商贸、电信、民俗方言等部分未完成。此后,县商务局、县电信局加快初稿编写速度,同时,县史志工委也加快分纂速度。至2012年底,除语言、风俗、电信少数篇章仍缺资料外,续修县志初稿基本形成。201316月,由县史志工委方志科科长周宏文对志稿进行初步统稿,分纂人员再进行修改,同时邀请有关专家撰写风俗、方言章节。在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支持和参与下,《海安县志(19932008)》于20136月形成初稿,7月,将初稿装订成册,送到县四套班子负责人(包括已退的县四套班子老领导)和各位编委、县有关人士手中,广泛征求意见。9月,电信、风俗、方言形成初稿。于9月、10月分别召开县志初评、复评会议,同时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审读,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修改,形成志书终审稿。

《海安县志(19932008)》的谋篇布局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海安县志(19932008)》是1997年出版的首部县志的续志。续志在篇目设计上跟首部志书不完全对接,而是根据海安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采取保留、紧缩、合并、变更、删除、新设、补充的方式,继承长处,纠正不足,有所创新。前志采用中小篇结合的体式设29篇,续志以原名保留建置区划、居民、农业、水利、工业、建筑业、城乡建设、交通、土地管理、综合经济管理、党派社团、政治政协、民政、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人物20篇。合并2篇,即林牧副渔归入农业篇,取消方言篇,内容归入民俗宗教篇;财税金融分为财政税收、金融2篇,商业供销分为商贸服务、开放开发2篇;5篇改名,即自然地理(原地理环境)、信息业(原邮政、电信)、政法(原治安司法)、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原人事劳动),民俗宗教(原风俗宗教);增设环境保护、桑茧丝绸、供电供水供气、文明创建4篇。

连续性与完整性的统一。《海安县志(19932008)》行文在纵述史实上处理好续志的接续性与记事的相对完整性的关系。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完整地反映地情,凡例规定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基础地情资料,作适量复载。除篇目上适当考虑部分篇目与前志对接外,在内容上,凡前志未记载的事物从事物发端开始记述,以承接历史;未记的事物,适当补记。一些事物适当概括追述,水利篇中一级河道、闸和交通国道等事物为体现完整性,对1993年以前的情况作概括性叙述。适当复载,大事记殿后贯通古今,以便于读者检索古今海安之大事;建置区划、自然环境、民俗和方言语汇、历史文化等基础资料适当复载,补遗前志,人物补记前志未录人物。在附录中设前志补遗勘误、收录198411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海安的启示》,中国致公党名誉副主席杨纪珂3次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信及温家宝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转发江苏省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做好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经验做法的通知》等,以体现志书的严谨性和可信度。

篇目安排凸显地方性。反映地方特色是纲目制订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避免千志一目现象的有效手段。地情是立志之本,志书纲目要追求个性,反映地方特色。20世纪80年代,海安县曾走出一条“种、养、加、出”相结合的“海安之路”,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90年代后,海安又创造出多个“海安模式”。为此,设立了专记记述,以充分突出地方特色。海安是中国茧丝绸之乡、中国湖桑之乡,海安县获得的7个中国名牌产品中,茧丝绸产品就有2个,续志将桑茧丝绸从农业、工业、商贸等篇目析出,单独设置桑茧丝绸篇。海安是苏中交通枢纽,中国建筑之乡、江苏建筑强县,江苏省文明城市、教育之乡、国家卫生城市,因而续志继续单独设建筑业、交通、教育、卫生、体育等篇。新世纪以来,海安一些地方新设许多油井,就在矿物资源中设石油一目,环境治理中设畜禽粪便污染治理(海安是畜禽养殖大县,但畜禽粪便污染也很严重),居民篇附设百岁寿星简介。农业篇设特色农业之乡章,以充分反映海安“中国禽蛋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河豚之乡”等地方特点,20世纪90年代,海安县号称全国抛秧第一县,水稻抛秧在水稻栽培中充分予以反映。工业专设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电子电器等章节,以计述工业机械、纺织服装、电梯部件等优势产业。军事篇专设角斜红旗民兵团一章,以彰显“红旗民兵团”的风采;文化篇专设古遗址章节,以记载青墩遗址等古迹,体现江海文明之源的地方特色,体育篇专设北凌农民体育活动章节。海安传统方言复杂难懂,语言、语法前志已作详尽记述,续志尽管取消了方言篇,但在民俗宗教篇中设了语言章,在常用词汇、常用语句、俗语、谚语等方面作了补充。教育篇中专设支教章,突出宁蒗支教。如此等等,续志在确定篇章节目时,均注意把握地情要素,突显地方特色。

篇目设置彰显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特点,是制订志书纲目的又一重要原则。任何一部志书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海安县志(19932008)》续编时限处于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更要注意记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出现的新事物,以体现时代特色。续志将环境保护、开放开发、供电供水供气、信息业、土地管理、文明创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科技等时代性很强的事物单独设篇记述,在篇目上将开放开发篇前置。另外将计划生育、工业园区、信息化建设、农业资源开发、专业市场、超市农业、物流、房地产、商业服务、招商引资、审计、保险、证券、食品药品监管、国防教育等内容设章设节记述,还有一些事物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清洁生产、房屋拆迁、征地补偿、农村劳动力转移等设节设目记述。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是一项非常浩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续志采取分散记述的方法,把改革的内容贯穿在各个篇章节目之中反映,如农业设农村经济改革、工业设工业企业改革、建筑业设建筑业改革、水利设水务改革、外贸设外贸体制改革、城乡建设设城镇房改、党派社团设党政机构改革等,更多的改革内容则贯穿于各章节目中记述。虽未设专篇记述,但各章节目均要求体现改革发展的举措,可以说是全方位体现时代特点。

突出事物主体。志书注意充分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专业属性。续志尽量以事件、事物主体作标题。如农村变革,就以土地二轮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负担控减、农村税费改革立目,另外在工业、社会保障篇中,设产权制度改革、工业股份制、主要工业建筑企业介绍、主要学校介绍、职工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目。其他诸如河道、农作物、动物均以事物名称命名,以充分突出事物主体,这也符合志书制作标题的要求。

县志续志稿的修改完善

根据省、市对二轮修志的要求,续编县志要进行初审、复审、终审。201396日,县史志工委召开初审座谈会,征求意见。1010日,进行复审。初审、复审后,编纂工作班子按初审、复审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为了确保县志质量,续志初稿装订100套,分别送县四套班子负责人(包括已退的县四套班子老领导)及全体编委会成员和各相关单位及县内语言文字专家等,广泛征求意见。910月,县史志工委召开县人大、县政协老领导座谈会,把握事实关,征求到不少中肯的意见,并作了修改。之后,将志稿返回组稿单位进行核实修改,补充资料。同时,邀请省有关方志专家进行审阅把脉,10月中旬,初稿审读结束。编纂工作班子根据县有关领导和省内方志专家的意见,调整志书纲目,将专题“海安之路”提前至总述之后,全志按基础设施环境部类、经济部类、政治部类、文化部类、社会部类分别进行编排,农业篇设特色农业之乡一章,以充分突出“中国禽蛋之乡”“中国河豚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地方特色。教育篇增设支教章以进一步突出地方特点,将宁蒗支教专题并入支教章,设为一节加以记载。同时,对志稿内容进行了认真修改、补充、核实,并对志书再次进行了统稿,形成终审稿。1226日,《海安县志(19932008)》接受并通过了市方志专家终审。

 

《入唐记》彰显唐代南通、如皋人睦邻仁德国风

李实秋

唐开成三年(838),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随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入唐朝贡)等一行,西渡入唐,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记》)。该书最早的手抄本在日本发现时,曾使“日本朝野为之一振”,并于明治年间被奉为“国宝”。它最大的珍贵之处,是替日本人找到了日本文化之根在中国。

圆仁的《入唐记》就是用中文写的!日本文字没有本土所固有的书写传统,从5世纪以来一直使用汉字书写日语,至今日本文字书写系统是汉字和平假名并用,仅是读音不同。日本的日历更是照搬中国的。《入唐记》写道:“午时到江口,未时至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日本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谁都知道农历日历是中国独有的。

《入唐记》共分4卷,其中第一卷是写从日本出发至南通和如皋之间古横江口登陆,再由内河返回至今掘港国清寺,停留半个月,至唐代如皋镇接受边防检验,并由如皋镇大使礼送出境往扬州。该书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校注者在前言中称该书是研究唐代中国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南通学界也曾有人写过一些考证文章,但都是就圆仁在今南通地区行走路线和今地名进行考证,各执己见,甚至将唐代在今南通设置的军事设施也考成地名。且都忽略了中日关系的研究,这在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补此缺,并就行走路线、地名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

救圆仁等30条人命,彰显唐代南通、如皋人大爱无疆。据《入唐记》记述,圆仁和遣唐使是在“日本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时,由第一、第四两舶诸吏驾舶启程,巳时至志贺岛东海。二十八日早朝,鹜指西北双飞,风犹不变,侧帆指坤(陆地)。巳时至白水(江水。校注者误将白水二字加了地名号,有人还竟考出了今地名),其色如黄泥,人众咸云:若是扬州大江流水(原文讲得很清楚,白水即江水,当时南通和如皋都属扬州,故称扬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见,望见前路水犹浅绿。暂行不久,终如所申。大使深怪海水还为浅绿。新罗译语(韩国翻译)金正南申云: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未时,海水亦白,人咸惊怪,令人上桅见陆岛,犹称不见。”掘港在唐代江海之会蓼角嘴,地势险要,有人考证圆仁等是从掘港登陆的,这是错误的。而且圆仁也记述得很清楚,是已过掘港。

28日,圆仁和遣唐使的船进入长江口后,即遇暴风和潮水袭击。《入唐记》写道:“风吹不变,海浅波高,鸣如雷……东波来,船西倾;西波来,东侧,洗流船上,不可胜计。船上一众,凭归佛神,莫不誓祈……淦水(入船舱之水)流满,船既沉居沙上,官私杂物,随淦浮塗浮沉。二十九日晓,潮涸,淦亦随竭,令人见底,底悉破裂……乃倒桅子,截落左右舻棚,于舶四方建棹结缆……二日,早朝潮生,进去数百町(町为日本计算长度单位,0.19=1公里)许,西方见岛,其貌为两舶双居。须臾进去,即知陆地。”两舶双居,正和古胡逗州和金布州即今金沙镇外形相似,有人考出“两舶双居”就是而今还存在石港镇上的两个土墩。错了!两个岛和今两个在一起的土墩,相差太大了。“流行未几,遇双潮洄伏,横流五十余町,舶沉居泥,不前不却,人人惊怕,竟依舶侧,各各带禈,处处结绳,系居待死……当戌亥隅,遥见物随涛浮流,人人咸曰:‘若是迎舶屿?’疑论之间,逆风迎来,终知是船也。见小仓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开三、大唐六人,移至舶前。爰录事以下,先问大使所着之处,答云:‘未知所着之处。’乍闻惊悲,涕泪难耐。即就其船,迁国信物。录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学问僧圆载等以下二十七人,同迁乘之,指陆发去。”南通地处海防前哨,历代常受日本侵扰,圆仁亲笔录下唐代南通和如皋人不记前仇勇救日本30条人命。可谓大爱无疆。

《入唐记》紧接着又交代大使情况:“闻大使从六月二十九日未时离舶(指离圆仁等所乘船舶),以后漂流之间,风强涛猛,怕船将沉,舍碇掷物,口称观音、妙见,意求活路,猛风时止。子时流着大江口南芦原之边。七月一日晓,潮落不得进行。令人登桅头看山闾,南方遥有三山,未识其名,乡里幽远,无人告谈。”这“三山”显然就是今南通的军山、狼山、剑山。人们不禁要问,南通不是通称“狼五山”吗?怎么只有“三山”?据测今南通军山、狼山、剑山分别高108.5米、104.8米、80.5米,而马鞍山为49.4米,黄泥山为29.3米,当时可能还在水下,自然看不到了。

圆仁与遣唐使齐聚国清寺及往如皋途中见闻,道出“中国立国之本”。圆仁在《入唐记》中接着写道:“未时泛艇在海边行渐觅江口。终到大江口,逆潮遄流,不可行进,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觅人难得,倘逢卖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大江口。’即召其商人两人上船,向淮南镇,从水路而到半途,彼二人未知镇家,更指江口却归。日晚,于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归。近侧有盐官,即差判官长岑宿祢高名、淮录事高丘宿祢百兴,令向镇家(实际是盐官官署),兼送文条。即盐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等笔言国风。大使赠土物,亦更向淮南镇去。从江口北行十五里许,既到镇家,镇军(请注意镇军二字)等申云:‘更可还向于掘港庭(按应为掘港亭,时因盐亭而名)。’三日丑时,潮生,知路之船行前而赴掘港庭……午时,仅到海陵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这里所说的扬州海陵县是行政建制。淮南镇应是淮南镇军,是军事建制。唐代军事建制,大者为镇军,小者称守捉,是圆仁写错了。居然有人在南通和如皋之间还真标出了淮南镇的地理位置,同样也错了。而这个大江口就是南通和白蒲之间的古横江口。

圆仁和遣唐使既然已于古横江口进入内陆,为什么还要由内河返回掘港?因为那里有个国清寺。圆仁在此处写道:“东梁丰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村里有寺,名国清寺,大使等为憩漂劳,于此宿住。”于是圆仁等也赶去,从7318日,在如皋镇住了半个月时间。在国清寺做了什么,圆仁一字未写。我们知道:掘港在唐代是我国海防前哨,淮南镇军遏使府就设在掘港,日本军队常出兵来侵扰,战事屡发,死亡人数很多,唐玄宗钦定于此建国清寺并亲笔题赠门额,以超度敌我双方亡魂。他们到国清寺是为了超度亡魂还是反思?不得而知!圆仁接着写道:“十七日午时,射手大宅宫继与押官十余人从如皋镇家将卅草船来,即闻大使昨日到镇家……十八日早朝,水牛二头,以系卅余舫,或编三艘为一船,或编两艘为一船,以缆续之。前后之程,难闻相唤,甚征稍疾,掘港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三十余里,申时至郭朴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针刺,极以艰辛。通夜打鼓,其国之风,有防援人,为防官物,至夜打鼓。十九日寅时,水牛前牵进发……午时至临河仓铺,竟夜进行。二十日卯毕,到赤岸村,问土人,答云:‘从此间行百二十里,有如皋镇。’”这里临河仓铺是丁堰,赤岸村是东陈,古时从如皋向东经东陈直至李堡,都属赤岸乡,有人考出圆仁是从李堡登陆的。这是错误的。这里是因为圆仁记错或校订者多加了个“百”字,李堡离如皋45华里,东陈离如皋20华里,而且文中写“午时至临河仓铺,竟夜进行。二十日卯毕,到赤岸村,暂行有堰”,如皋和东陈间相差各10里间有卢家坝(一说原名如皋坝)。由此分析,唐代由掘港延伸至如皋,都是“通夜打鼓”“有防援人”,这是在巡更,防外寇入侵,说明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重防守的国家,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发表文章称:“中国自古不搞殖民地,也从不侵占别国的土地。”当然这里要加一句“除了元朝”。因为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曾一度向外扩展边疆。

受慰问、受边检,展示唐代南通、如皋军民仁德礼仪国风。前文已经写到他们入古横江口后,即受到唐代当地盐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者笔言国风,大使赠土物。《入唐记》中接着还写有一段:“九日巳时,海陵镇(应为海陵镇军)大使刘勉来慰问大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相从官健,亲事八人。其刘勉着紫朝服(唐制服饰。紫朝服为三品以上官员),当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检事毕,即归县家(海陵县衙)。”

《入唐记》在记述离开赤岸村至如皋东门外过坝后,有一段史料价值极高的记载,就是写在如皋接受边检及日本、新罗国入唐朝贡大使在如皋的情况:“此至午时,水路北岸杨柳相连。未时至如皋,茶店暂停。掘沟北岸,店家相连。射手丈部贞名等从大使所来,云:‘此处行半里,西头有镇家,大使、判官等居此,未向县家。大使、判官闻赍信物来,为更向州,令装束船舫。’又云:‘今日州使来,始充生料。从先导新罗国使而与本国一处。而今朝贡使称新罗国使,而相劳疏略。今大使等先来镇家,既定本国与新罗异隔远邈,即县州承知,言上既毕。乍闻忻然,颇慰疲情。申时镇(军)刘勉驾马来泊舫之处,马子从者七八人许,检校事迄,即去。录事等下舫,参诣大使所。日晚不行,于此停歇。’”据笔者访查,当年如皋镇衙在关帝庙处。关帝庙又名武庙,今武庙巷原为古运盐河,即圆仁笔下的掘沟,庙在河北。圆仁接受海关边检码头在今通城巷与古运盐河交汇处,该河坎下码头林立,明代古运盐河淤浅成陆时均深埋于土下,掘之即可得。

21日,大使与圆仁等离开如皋前往扬州,如皋镇大使又亲自乘舟送行。《入唐记》写道:“十一日卯时,大使以下共发去,水路左右,富贵家相连,专无阻隙。暂引未几,人家渐疏,先是镇家四围矣。大使相送三四里许,归向本镇。”寥寥数语描述,再一次表示唐代南通、如皋军民对日本、新罗国使等人的礼貌、尊重和友谊。

 

一份关于白雅雨烈士生平的资料

孙鸿采

有我国八小名山之誉的南通狼山上,有几座墓,比较醒目的是半山腰的骆宾王墓和白雅雨墓。前者是初唐四杰之一,官至朝中侍御史,后因反武则天流落到南通;后者则是近代史上南通籍的民主革命先驱者,据说还曾当过李大钊的老师,后在滦州起义中被捕,壮烈牺牲。

关于白雅雨烈士的事迹,早年南通地方上虽有些记载,但仍有不详或不完整之处,有待补充和校正,而比较详悉这段历史的烈士遗孤白一震又客居北京。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南通政协地方史编纂委员的家父孙蔚滨接受了撰写白雅雨生平的分工。说来也巧,白雅雨先生的夫人是孙家女,算来还是家父的族姐,白一震虽辈分比家父小,但却比家父略长几岁。

家父在接受此任务过程中,还有点戏剧性。这得追溯到1965年,该年年初家母逝世,当时我们兄弟姐妹5人散居在外地,为了能让年届七旬的父亲出来散散心,他应我们子女之邀出游到各家小住。那时,我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军训部任参谋,是父亲出游的第三站。父亲到了北京后,马上就去完成采访白一震的“使命”。但因对道路不熟,等他找到白一震家时,主人又没在家,只得怏怏而返。说来也巧,两天后家父竟在公共汽车上与白一震巧遇,高兴无比。白一震热情邀家父改日去他家一叙,但他只知道家父下榻在我处,却忘了问我的名字和具体部门。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其他部门一位参谋的电话,说收发室有封奇怪的信,信封上写“海军司令部孙同志收”,并又用括弧注明“孙同志是南通人”,他说估计是我的。我忙去取回。信果然是白一震写给我的,要我转告家父,约请他某日某时去他家一叙。后家父如约前往,完成了采访任务。

父亲于1966年初回到南通,不久“文革”开始,政协活动陷于停顿,他收集的白雅雨烈士的生平史料只好搁置下来,1978年家父病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俱兴,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南通政协孙渠先生一封信,说他正在接手整理白雅雨事迹材料,问孙蔚滨有没有留下有关白雅雨的史料。我翻阅了家父留下的大量文稿,发现了他抄录的一篇白一震填烈士调查表简述其父的生前事迹材料。我立即抄誊送给孙渠,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说这篇文稿很珍贵,使他校正了多处不详之处,为南通籍的这位民主革命先烈留下了更为翔实的史料。

附:孙蔚滨抄录材料的原稿打印件(标题、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白雅雨烈士生平行实

白雅雨烈士,江苏南通州人。祖平之,父晴斋,皆通儒,课徒为业。烈士生而颖异,髫龄能文,倜傥有大志。家素贫,尝躬操井臼,代母氏劳,暇则溺苦于学。岁丙戌,学使王先谦得其文奇之,举冠其曹;旋肄业于南菁书院,治古学有声。见清政不纲,绝意仕进,以教育后进为己任。尝主讲沪上南洋公学及澄惠学校,本其素蕴,自编教本,学者珍之。继复北游天津,历任北洋女师范及法政学校教员,实以目击时艰,网罗青年志士谋革命。辛亥武汉起义,东南响应,烈士乃与同党议曰:京津不动摇,不足以扼清廷,北方之责无旁贷。于是乃藉组织红十字会集众演讲,反复数千言。会既散,有悟其旨者夜访之,则武昌联络员也。烈士大喜,遂组织共和会图义举,并遣其妻子南归,盖已抱有舍身为国之决心矣。时汉阳战事方亟,烈士乃披广氅、携短铳,与生徒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又屡输送炸弹至新保安,机关设在天津梨栈生昌酒店,弹药储在河东大王庄;并遣同志分赴冀鲁联络民团。滦州有十二镇新军三营愿反正,烈士电南军,约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绝京东路。滦军得策大忻,动推烈士为参谋长,拟候冀鲁民团至津会师后再攻北京。部署既定,滦军忽以事泄,电招烈士至滦先期举义。烈士知事急,迟恐有变,乃与营长王金铭、施从云等率队西进,十一月十六日至雷庄,与淮军剧战终日,不济被逮。淮军王怀庆严讯之,烈士嗔目叱曰:“吾为国革命,自当为国死。惟诸君为满奴,异日将为外人牛马,痛何如之!”王驱之跪,烈士斥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遂遇害,时年四十有四。同殉者王、施等十四人。

19111119在京东路古冶车站殉难。

1936年在京西温泉有衣冠冢。

1912年遗骸归葬南通,公葬狼山塔旁。

领恤金一次800元,年领300元,五年停止。

子一震,北京丰台区房管局,住北京宣武区保安寺街15号。

 

张孝若与胡适

陈有清

世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孝若与大学者胡适先生在20世纪初的文化改革大潮中,上下一心,精进不懈。他们在为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与传记文学的革故鼎新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20世纪初期,随着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一批具有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举起了文体解放的旗帜,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梁启超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并日见兴盛。

19171月,胡适(字适之)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的突破。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维护文言文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前人的文章,会引起传统文化的断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处江海之隅的南通,对于新文化运动是敏感的、积极的。在张孝若父子力挺的《通海新报》(张謇题写报头)上,旗帜鲜明地开辟了《新文化》副刊,为文化改革而鼓吹,还从上海《民国日报》转载了胡适的新诗《希望》,广为宣扬示教。当论战兴起之时,张孝若坚定地站在白话文一边。1919619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先生主张修革中国文字,不持极端,态度和缓,弟尤钦佩也。”并提出:“暑中有暇,能惠临南通否?”他还身体力行,以“又侨”的笔名在南通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张孝若名怡祖,字孝若,又字潜庐。他是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的独生子,生于18982月。6岁时,其父即为他延请日本人森田政子担任家庭教师及保姆。8岁入校,从小学到高中,上的已不是专读《五经》《四书》的私塾,而是辛亥革命后开设的“新学堂”。1917年又去美国纽约大学商科院留学。他的英文、德文都比较好,阅读了大量西方书报。由此可见,他所受的教育,陈腐之气较少,西方的新型的东西较多,因此,奠定了他参与文化革新的自觉性,能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志趣相投,一拍即合。

张孝若对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心有灵犀,积极响应,但苦于无缘直接交往,幸得张家有位亲戚沈燕谋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和章士钊、胡适等都是同学,张孝若便在沈燕谋引荐下得与胡适相见。又加张家与徐志摩是世交,与凌宴池(张謇门生)、刘叔和(《现代评论》早期编辑)也是乡里乡亲,他们这几位都是胡适圈子里的人,作为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青年才俊张孝若自然因志同道合与胡适、徐志摩等人热火起来。后来,1929123日,张孝若在给胡适的信中还谦逊地谈及此事:“……十几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的白话文运动的旗帜的时候,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对张孝若的白话文既欣赏又鼓励。张孝若学成回国,即帮助父亲成立南通县自治会。他起草的文稿,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号召力极强。梁启超看到后曾致信张謇:“昨得睹南通自治会报告书,颇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19226月,孝若接政府特命,赴欧美10国考察实业。临行时,张謇给他们作了详细指导。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用心地又看又问,回来后将所见所闻整理成30万字的《考察欧美日本十国实业报告书》。这《报告书》没有按传统的文言出现,而是以《张孝若演说稿》出版。演说,当然是一种口头文学,符合“我手写我口”改革原则,行文通达,叙事清楚,自然也在白话文之列。

出于对啬老的崇敬及与孝若的心心相印,胡适特想为张謇写一部长篇传记。

1928年,南通《通海新报》上作了《胡适之博士为啬老作传》专题报道,其云:“张孝若氏得胡适之君来函,欲为啬翁作传,将啬老一生学问政策事业,编成一有系统之作品,张氏已复函表示感谢,并请胡君先浏览啬老遗作全部,再至南通实地一观,然后动笔云。”张除复函示谢外,并将张謇遗作全部寄出,后来因诸多原因,胡未遂心愿,只好由孝若自己来承担。

张孝若以父亲自订《年谱》为骨架,又“很取法于胡适之先生所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实斋,即章学诚,字实斋,清乾隆进士,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着实也跟适之先生一样,费了一点功夫”。

体例确定之后,二人又为语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胡适先生认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其因甚多,而“文字的障碍”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什么骈文、古文、碑版、义例等等,束缚史家,不容易做到生动传神。他说:“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真实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唐开元进士,散文家)独孤及(唐代宗时,召为左拾遗,历任礼部、吏部员外郎,散文家)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张孝若深谙此理,凭借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热忱与功力,30万字上下的《张季直先生传记》全写成白话文稿,胡适先生看后很满意,在为《张季直先生传记》所写的《序》中激动地说:“他(张孝若)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

在对张謇的评价上,二人也取得了一致意见。

胡适先生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张孝若欣表同意:“你称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个失败的英雄。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亲当不起。”

有这样的共识作基础,他们的情谊是真诚的、纯净的。

19302月,《张季直先生传记》由中华书局印成发行,张孝若除了寄书而外,还奉上大洋3000元,当时通海公司练习生月俸才2元,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的高级职员月俸也只得32元,可见这是一笔极丰厚的谢意,也可视作友情的标志。胡适虽然很忙,仍强挤时间,为编选张謇全集谋划奔波,这使孝若更为感动,多次表示:胡与在君(即丁文江先生,时为北大教授)“都是他生平最敬爱想师事的人”。他在给丁文江的信中也说:“像你和适之为我生平所敬爱、认为当代第一流人物!”

以张孝若的崇敬之心、师从之意为基础的情谊,使他们的交往如高山流水,升格到一个更纯真、更崇高的境界。

1931年夏末,张孝若到庐山避暑,山居多暇,曾写《庐山杂诗》23首,其中《忆适之》云:“我于庐山忆故人,故人遊记作前津。可怜佳丽名山上,废殿荒祠祀鬼神。”

这首置身于荒殿沉寂中的怀旧诗,对空悠悠思绪中的故人之情,更显得质朴深沉,也表达了一种敬意与追从。

此后,二人信函往来更多。胡适告诉张孝若两件要事:他曾见到一本外国船员写的张謇传记,绿色封面,因未经翻译,国内没有;另一件是他依稀记得康有为早年曾为张謇写过一首诗,问孝若见过没有,并表示将竭尽全力多方觅取。张孝若对这些都是闻所未闻,他喜出望外,正欲回信托请,不意于19351018日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为他自己,为胡适先生,也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精心谋划再现历史辉煌

——谈《江海春秋》对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的宣传

新广文

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对南通、如皋(东)、海门、启东4县即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清乡”,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2013年是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江海春秋》为弘扬南通人民的反“清乡”斗争精神,继承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历史的宣传精心谋划,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向读者传递了正能量。

未雨绸缪。从2012年开始,《江海春秋》连续7期以《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篇名,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全过程,这组连载文章,可以说就是一部完整的反“清乡”斗争简史,它对反“清乡”斗争的历史背景、日伪“清乡”阴谋的出笼、抗日民主根据地反“清乡”斗争的动员和准备、反日伪“清乡”各个阶段的斗争、兄弟地区的支持和帮助,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凶残,讴歌了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舍生忘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文章观点鲜明,史料翔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反“清乡”斗争的历史全貌,为2013年反“清乡”斗争历史的宣传作了很好的铺垫。有这个铺垫与没有这个铺垫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来说,70年前的那段血与火的斗争历史已经十分陌生,对于什么是“清乡”、什么是“军事清乡”、什么是“政治清乡”、为什么要进行反“清乡”斗争、苏中四分区人民为反“清乡”斗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已不甚了了,因此,阅读这组文章,对于经历过这场斗争的老一辈人来说是重温,是缅怀,对于年青一代来说,是对中国革命史、南通地方革命史的一次很好的学习。

突出重点。2013年《江海春秋》把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宣传作为重点,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反“清乡”进行了宣传,并且从第二期起,逐渐增加文章的数量,据统计,从第一期至第六期,共刊载有关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文章22篇,图片、照片数十幅。文章的作者,有当年领导这场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参加过这一斗争的老战士,有党史、地方史工作者;从文章的内容看,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反“清乡”的战斗历程。如第二期刊载了黄培希的《文武双全 义满江海——记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季方》;黄建栋的《抗战时期东南警卫团政委——洪泽》,记述了季方、洪泽两位分区和海启县委的领导人,大智大勇,领导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苏田、黄然的《69年前南通学生禁烟运动》,再现了敌占区南通城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组织和发动民众禁烟、销烟,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抗日军民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反“清乡”斗争。第三期刊载了王昀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的财经工作》,全面反映了反“清乡”斗争时期,财税战线的干部、战士,坚持“大仁政”的思想原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战争所作的艰苦斗争;李实秋的《苏中三分区全力支援反“清乡”斗争回顾》,记述了与四分区邻近的三分区军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反“清乡”斗争的支持。第四期,戴致君的《陈丕显、姬鹏飞谈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披露了陈丕显、姬鹏飞对反“清乡”斗争的总体评价,特别是对长期存在争议的“汤团行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令人信服的点评,对这一事件的论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陈俊华的《抗战时期活跃在南通地区的乙种组织》,肯定了隐蔽战线在反“清乡”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五期,为配合市委、市政府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共刊登7篇相关文章,其中有原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的《坚持苏中敌后斗争》,原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原苏中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吉洛)的《艰苦的战斗历程,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顾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原苏中四专署专员梁灵光的《十九个月反“清乡”斗争亲历记》4篇文章,有的写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有的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文章回顾了反“清乡”的斗争历程,有的文章则对反“清乡”斗争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作了精辟入里的阐述。粟裕、陈丕显等同志都是反“清乡”斗争的亲历者和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又都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他们的文章既高屋建瓴又具体生动,既是这场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一期还刊载了薛镜如的《传奇英雄白桐本》,白桐本是反“清乡”斗争时期家喻户晓的烈士,他的事迹曾在根据地广为传颂,当年延安《解放日报》作过重点报道,时至今日,白桐本的精神仍有教育作用。第六期开篇刊载了丁大卫在纪念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题为《弘扬反“清乡”斗争精神,谱写中国梦南通篇章》的讲话,以及粟戎生、顾斌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宣传推向了高潮,也为这一宣传做了圆满收官。

体裁多样。纵观2013年《江海春秋》上有关纪念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文章,有的史论结合,以叙述历史为主;有的重在反“清乡”斗争历史经验的评述;有的是对反“清乡”斗争重要过程、重大事件的评说;有的是对历史人物回忆和追念。从文章的体裁看,有记叙文,有议论文,有回忆录,有访谈录,有传说故事,有采访散记,甚至还有诗词,不少文章还配有照片、地图,做到图文并茂,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2013年《江海春秋》在纪念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的宣传方面,在为弘扬反“清乡”斗争精神,对干部群众进行党史、革命史教育方面作出努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

 

旧时南通春节的传统习俗

程太和

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是每个人的愿望。旧时,通城的春节习俗,有些跟现在的相似,也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防火安全宣传

听父辈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腊月初二起,每天黄昏时刻,由地保(又称保正、镇丁,相当于现在的街道长)雇用的小伙计,走遍所管辖的地段,拿着梆子“笃、笃笃,笃、笃笃”地敲着,梆子声音一停,就敞开嗓口有节奏地喊着:“残年月——尽,火烛小——心,水缸里满——星,锅门口要——洁净,大人睡呀——床的口头(即外侧),伢儿睡呀——铺的里头,字纸香灰不要倒呀——河坎里头,要倒在化纸炉里头,屋上瓦响,不要以为猫儿——走的,要拿个灯笼前后照照呀!”每次喊完上面几句,都要加上自问自答语:“人问哪个喊的?××喊的。”把名字亮出来,便于到了除夕停喊时,挨门逐户收钱。每户只要给几枚铜板就行。

社会救济

民国8年(1919),南通县政府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地方救济院规则》,设立南通县救济院,下辖游民习艺所、妇女教养所、孤儿所、施医所、贷款所、乞丐收容所等。每逢春节,救济院动用地方公益金,进行社会救济活动。地方慈善机构,如张謇在南通兴办大生企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创办的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等,也是春节社会救济的重要渠道。地方慈善机构向商店富户劝募之后,春节前向一些贫困户发放米条和棉衣,让他们度过春节。所谓米条,是地方慈善机构把米钱预付给米店,由米店开具的付米凭证。米条的面额,少的只有几升,多的也不过一斗、二斗而已。民国24年(1935),地方慈善机构募款275元,募米八石八斗四升;发米六十六石零二升(含募款兑换的米条);计发户数781户,共计1740口。

大家小户贴春联

贴春联是大家小户过春节的主要习俗之一。抗战前,南通城乡居民对此十分重视。春节前几天,有的人家就请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先生到家里写春联。春联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的以春节为主题,如“一元初转,万象更新”,“春回大地,福满人间”等;有的是根据姓氏结合上代的美德功勋为内容的,如姓张的写“九居世泽,百忍家声”,姓王的写“三槐世泽,两晋家声”,姓马的写“绛维设教,铜柱立功”,姓范的写“三公世泽,万笏家声”,姓宗的写“周官典礼,宋室昭忠”,姓陈的写“颖川世泽,太丘家声”,姓姚的写“文明世泽,元德家声”,姓姜的写“天水世泽,尚父家声”,姓邹的写“忠襄世泽,文靖家声”,姓任的写“任城世泽,禹阳家声”,姓孙的写“映雪世泽,后书家声”,姓杨的写“一品世泽,四知家声”,姓缪的写“二贤世泽,鼎甲家声”,姓蔡的写“洛阳世泽,状元家声”,姓何的写“三高世泽,四部家声”,姓常的写“平原世泽,贤臣家声”,姓许的写“汝南世泽,二龙家声”,姓程的写“儒宗世泽,理学家声”,姓朱的写“紫阳世泽,镇国家声”,姓钱的写“钱彭世泽,吴越家声”,姓汪的写“平阳世泽,越国家声”,姓康的写“东海名流,华山懋绩”等;有的是结合时令抒情写景,如“春暖观鱼跃,秋高听鹿鸣”,“春暖一家桃杏李,岁寒三友竹松梅”,“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等;有的是以邻里关系和睦相处为内容的,如“依仁成里,与德为邻”;有的是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祝颂,如“国光焕发,民气昭苏”;有的用“诗书门第,礼乐人家”,“学贯古今,文通欧美”,“怀文抱质,履中蹈和”,“居仁由义,驾福乘喜”来显示是具有文化教养之家或表明处世态度;有的是以修身养性为内容的,如“厚德载福,和气致祥”,“勤能补拙,俭可养廉”等;有的是结合行业性质写的,如理发店的“进来乌纱公子,出去白面书生”,“天下头等事业,人间顶上功夫”,唐闸粮饼行的“粮为国本,饼乃农资”等。那时商店大多是搭子门,春节期间,商店歇业休息,搭子门一关,所有春联都展现在街道两边,自然形成了大型的“春联书法大展览”。爱好书法的人,在正月初一清晨就走遍大街里弄欣赏春联,观摩书法,推敲联语,自得其乐。

五彩缤纷的灯市

春节兴灯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通城习俗是:农历正月十三上灯,十八落灯(乡村也有的延续到二月初二,称之为“大落灯”)。上灯的前几天,卖灯的人就把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灯放在三门大街及寺街的各家店铺门口出售。卖灯的人多,买灯的人也多,看灯的人更多,城郊的人们纷纷到城里来看热闹。因街道狭窄,人似潮涌,拥挤不堪,秩序较差。特别是城隍庙一带到处挤满了人。从正月十三晚上起,大街小巷就有成群结队的小孩,举着状元灯,骑着走马灯,拉着兔子灯,推着梭子灯,边行边喊“状元灯会齐,兔子灯剥皮”,喊声此起彼落。大人们看到小孩高兴的样子,也自感一番乐趣。这种景象在城区持续到正月十八晚上结束。

70多年过去了,旧时春节的传统习俗仍在延续……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化的灵魂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抛弃,也不应当抛弃。在新的时代,我们可以以传统的形式赋予新的内容。

 

《海安县志(1993~2008)》通过终审

季陈娟

20131226,《海安县志(19932008)》终审会在海安县召开。会议由南通市史志办副主任陈红主持,海安县副县长翁晓云到会致辞,南通市地方志系统的领导和专家评委及县委史志工委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会议。

《海安县志(19932008)》编修工作于2008年正式启动。全志以海安改革开放为主线,全面记载海安县19932008年建设和发展历程。按基础设施环境部类、经济部类、政治部类、文化部类、社会部类分类进行编排,除总述、专记、大事记、附录外,共设33篇,184章。

经过评审,评委一致同意《海安县志(19932008)》通过终审。专家们认为《海安县志(19932008)》一书政治观点正确、体例掌握准确、篇章设置合理、内容翔实,同时突出地情特点,有创新意识;文字简练,文风朴实。并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要求海安县史志工委对照专家组意见,着重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准确性和统一性等方面修改完善,确保志书质量。

 

大事纪要

201312

2全市文明办主任座谈会召开。

4市委召开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6市委书记丁大卫会见美国驻沪总领事葛瑞风一行。

《南通日报》报道:市委书记丁大卫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调研座谈会,强调抢抓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0省委宣讲团在南通举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11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首次公开评议政府专项工作。

12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率队赴上海市奉贤区学习考察。

17市委书记丁大卫主持召开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市政府重点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18市政协主席会议专题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19苏通跨江联动合作开发第九次联席会议在南通召开。

全省工会“三公开四统筹”经验交流会在南通召开。

23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25中共南通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召开。

26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范继英率队在南通专题调研基层工会建设工作。

 2013年度万人评议市级机关作风建设动员大会召开。

31市委、市政府邀请地市职老同志察看市区城建工作。

市政府召开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

20141

67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鹏一行专题调研南通行政审判工作。

7全省教育改革推进会在南通召开。

8全市重点外资外贸企业座谈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调研市区部分城建交通重点工程。

9南通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城市。

10市纪委举办首次开放日活动。

12如东至南京客运列车对开。

南通军分区党委第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316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

1417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

17市委、市政府召开迎新春台商恳谈会。

20全市沿海开发产业升级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21南通引航首次“T”形靠泊海轮。

22市第六批“江海英才计划”集中签约。

23中央及省驻通媒体走进市法律援助中心,聚焦南通司法行政工作。

市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欢迎第七批援疆干部人才载誉归来,欢送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

24全市外商新春恳谈会召开。

市首家国际性银行——汇丰中国南通分行开业。

26江苏省首家省级境外产业合作集聚区——双马集团印尼开发农工贸园区设立。

27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主办单位:南通市人民政府 维护单位:南通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