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江海春秋

《江海春秋》2014年05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4年05总第154期

目录


   国家公祭日的由来 / 朱晖斌 叶 国

   改天换地战高沙
           ——如皋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水记实/邱贵平 

   抗击日伪的特殊武器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民俗的运用/陈有清

   海门早期牺牲的县委书记们 / 俞茂林

   南通名医朱子青 / 朱瑞浚

   一路走来
           ——记著名作家龚德 / 徐应佩

   全国第一个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创办 / 杨晓时

   我亲身经历的惩奸和“五四”土改 / 唐如浴

   苏中党校建立初期 / 陈以和

   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看通城变迁 / 贾涛根

   父教育而母实业 / 高广丰

   在寂寞中追求美丽人生
           ——记新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如东县志》总纂李明 / 陈 辽

   沙元炳对《如皋县志》的贡献 / 郭祥贵

   中国早期戏剧、电影“两栖”演员葛淮 / 吴更生

   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六大佐证(下) / 李实秋 康 健

   《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首发原件 / 江 乐

   忆“活字典”——任铭善教授 / 李 丹

   南通狼山广教寺的瑰宝——《芥舟诗稿》 / 刘道荣

   记忆中的焦麦屑 / 许德忠

   大事纪要 / 海 文 辑

国家公祭日的由来

朱晖斌

“很激动,说出了我的心声。”2014年7月7日,在南通中学校史馆二楼东的画室内,年近七旬的著名画家沈启鹏激动地挥动着泛黄的稿纸。那是8年前,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提出在全国设立“警醒日”建议的底稿。屋内,挂满四壁的人物、山水、花鸟画中,那幅《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历史题材画作,似乎最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2014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这两个纪念日,在全国两会上引发了代表委员热议。7月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同1000多名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沈启鹏正是纪念日、公祭日设立的最早推动者之一。他说:“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适逢其时。”

8年前曾提出的建议,经过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终于成为现实,沈启鹏言语中充满感慨:“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汲取教训,不让过去的事再次发生,是为了更长久的和平。”

四访日本,和平使者难平心中之愤

作为知名艺术家,沈启鹏以画为媒,一直充当着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热心使者。他曾先后4次出访日本,分别在爱知、坂田、东京等地举办画展,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南通,他也先后接待了很多日本到南通访问的友好代表团。为了两国的文化、农业、教育交流,他付出了诸多心血。

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沈启鹏的良好愿望。“第一次在日本举办画展,我就将展出的30幅作品全部送给了当地友好人士。”沈启鹏回忆,赠送画作时,他还特别手书了“天下太平风月同天”8个字,就是希望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整个地球各个国家都能和睦相处。

而就是在日本举行个人画展期间的一次参观,深深刺痛了沈启鹏的心。当时,一位日本友人带他去参观当地国家级美术馆,没想到整个三楼摆放的全是中国古代的雕塑,不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中还有一座3米多高的观音像。

“我的心有说不出来的痛,还有悲愤。”至今,沈启鹏都难平心中之愤,“更让我难过的是,这些雕塑都被标上了‘重要文化财’的字样,它们成了日本的‘国宝’,成了他们的文化遗产!”

从此,沈启鹏心中多了一份心思,如何让世人记住侵略者那段极不光彩的掠夺史。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翻看沈启鹏出版的画册,以擅长人物画和现代题材著称的他,作品中却不乏抗战题材。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一个民族丧失记忆是危险的。”1946年出生的沈启鹏,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却牢牢记住了中华民族那最最苦难的一页,“国歌告诉我,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时候。”

作为在党的教育下、民族精神的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沈启鹏深深感到,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那段历史。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然而,随着那段惨痛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经历苦难、奋起抗战的老一代也陆续离世,在和平年代,富足的物质生活开始让人忘却历史,这让沈启鹏深感忧虑。他说,目前,国民中尤其是青少年中缺少足够的民族抗战历史教育,如果街头拦住一个孩子,问“七七事变”发生在哪一年、是怎么回事,12月13日是个什么日子,他都不一定能答得上来,“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比较严峻的问题。”

然而在日本,上至国家,下至民众,对广岛原子弹事件的了解和对死难者的纪念却从来没有减退过。

有过多次访日经历的沈启鹏对此感受尤为深刻,“必须让那些从一出生就在现代环境中穿行的孩子们知道,祖国,如何艰难地走到了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很多城市,曾经被侵略者的军靴和坦克蹂躏过。”

奋笔上书,建言设立全国“警醒日”

“铭记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向复兴和辉煌。”沈启鹏一直坚信这一观点。

通过确定胜利纪念日、公祭日来铭记历史、反思战争、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和死难的同胞,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举望世界,各国同二战有关的法定纪念日比比皆是,如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等等。就连日本这个二战中的加害者,也有所谓的终战纪念日、原子弹轰炸纪念日。

2006年,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让沈启鹏心中愈发气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如果我们自身在铭记历史这方面做得都不够,又怎能理直气壮地斥责别人有意抹杀历史呢?”想到这里,沈启鹏开始奋笔疾书,写下心中一直在酝酿着的建议:我国历来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但前提必须是日本当局“以史为鉴”。日本不承认、不反思侵略历史,必将无法“面对未来”。中国人民饱受过日本的侵略和欺凌,以史为鉴必须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必须有抓手和载体。纪念抗战,需要持续性地贯穿于每一年度……

2006年3月,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沈启鹏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将7月7定为全国“警醒日”的建议》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一提交,就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在建议中,沈启鹏表示,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警醒耻辱的抗战纪念日,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爱国热情,建议通过立法形式,设立全国“警醒日”,在这一天,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停止当日的各种喜庆活动。

虽然时过8年,但沈启鹏对当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建议得到了不少代表的支持,围绕‘警醒日’还是‘纪念日’这个名称,大家还进行了推敲。”建议也得到了高层重视。在沈启鹏先生家中珍藏的那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来的国法函[2006]241号文件中写道:您提出的建议,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奋斗,具有积极意义。国务院有关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目前正责成有关部门作进一步研究。

牵手母校,让爱国主义代代传承

8年过去了,当年的心愿终成现实,沈启鹏很是欣慰,“其实,这些年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最终落实。如今,以立法形式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纪念日、公祭日设立了,现在要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来凝聚国人共识。”沈启鹏先生又牵手母校南通中学,担任了由知名校友组成的“诚恒导师团”团长,通过举办人生教育主题班会等形式,为孩子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014年3月11下午,沈启鹏以导师团成员身份首次上课。课上,《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幅画作成了“90后”孩子们关注的焦点。1995年,沈启鹏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一群学生聚集在一张抗战题材的画前,神情凝重。“这不就是一张很好的画吗?”受到触动的沈启鹏立即掏出相机将此场景拍了下来。回来后,他即以这一场景为原型创作出了这幅美术作品。沈启鹏自己为这幅画作配上了画外音:将来,你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到国外留学,但不管到了哪里,不管待多久,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热爱你们的祖国。

沈启鹏曾说:“以我心,写我画。生活感动了我,作品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真情。”所以,他的书画既讲究技法技巧,更看重精神境界,这不仅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还教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

作为一位理性的爱国者,沈启鹏一生的创作有两大主题:爱国、爱民。提议、推动纪念日的设立的背后,正是他一生追求所在。

改天换地战高沙

——如皋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水记实

邱贵平

如皋中西部地区曾经是有名的高沙土地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如皋知县李衷纯称:“皋地高亢,介通泰间,形如覆釜,运河带水,建瓴而下驶不复留,多仰泽于天雨。”人们形容说:“一年挖,二年塌,三年不用桥,雨后穿着花鞋儿跑。”很多田是“望天收”。新中国成立后,如皋地方政府带领如皋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战高沙,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变高沙土为良田。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永载史册。

如皋战高沙的历程

1959年,如皋人民削高沙的战斗在城西人民公社打响。城西公社在小溪河口兴建全县第一座电灌站,同时大规模地组织劳力削平“龟背驼”,平整土地,搞旱改水的耕作制度改革。当年平整土地6000余亩,栽种了水稻。过去种麦亩产只有100多斤,栽种水稻后,亩产达到400多斤。

如皋县委总结推广城西公社削高沙、旱改水的经验,在《1960年至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任务和主要指标的初步规划》中,要求有关公社组织劳力,逐年削平“龟背驼”。1962年,全县做到“土地平整化”。其间,虽陆续有一些地区零星组织劳力削高沙,但由于各种原因,规模不大,进度缓慢,成效甚微,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

经过几年削高沙、旱改水的实践,县委、县政府领导对于治沙改土是改变如皋农业落后面貌的关键性基础工作的认识更加明确。1965年5月,县委、县政府在石庄镇召开了高沙土地区平整土地工作会议,与会代表通过参观石北公社杨远大队平整土地现场和听取经验介绍,一致认为改造高沙土意义重大:能保肥、保水、保土、保产量;有利于农作物改制,特别是有利于“旱改水”;能增强抗拒旱涝灾害的能力;有利于精耕细作和改良土壤;既是发展农业生产长远的基本建设,又是当前立竿见影的增产措施。县委要求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精神,以大寨为榜样,苦干3年,基本改变高沙土地区的低产面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如皋人民治沙改土、改变贫困面貌的美好愿望暂时落空。

1969年初冬,高明公社卢西大队掀起治沙改土的热潮。卢西大队地处如皋西部,有1450人、1508亩耕地,“龟背驼”、废沟、荒荡占千亩以上,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80多斤,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大队。在大队召开的冬闲农活安排讨论会上,大、小队干部们因急于改变落后面貌,一致赞成趁农闲时节组织劳力削“龟背驼”,填废沟、荒荡。他们认为,这样干符合农业学大寨精神,路线是对的,填平废沟、荒荡还能增加200多亩耕地。卢西人民削高沙战斗首先在第十、第十一小队拉开帷幕,5天时间平整土地30多亩,动土量2000多立方米。初战告捷,又得到公社领导的支持,卢西人削高沙的信心更足。寒冬腊月,卢西大队以民兵为骨干,组织削高沙专业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削平高沙土战斗。卢西北荒荡100余亩土地上,人流如海,号子如潮,担子、小车川流不息。天寒地冻,铁锹挖不动土,就用十字镐开凿;冻土融化后遍地泥泞,小车推不动,就用担子挑;大队集体经济底子薄,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生活,民工们早晨喝几碗玉米糁儿粥,中午吃几碗萝卜饭,晚上再来几碗山芋茶。劳动条件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卢西人改造高沙、改变贫穷面貌的雄心壮志不衰!

高明公社领导为了推动公社范围内的削沙运动,决定在卢西北荒荡召开现场会,推广卢西大队的经验。适逢县委核心小组组长张鸣到高明公社视察工作,参加了现场会,对卢西人战高沙的精神予以赞扬,称卢西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此后,县领导陆万璋等也多次深入卢西削高沙现场进行调研。

长期以来,如皋农业生产在低水平中徘徊不前,在南通地区6县中一直处于“小六子”的位置。如皋的穷根在哪里?粮食增产的根本出路是什么?这是如皋县委几届领导长期苦苦追寻、探索的大课题。通过长期、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县委领导形成共识: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水,甩掉如皋农业生产的落后帽子,挖掉如皋的穷根子。1970年7月,如皋县革命委员会向全县人民发出“一年削平高沙土,二年实现旱改水,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号召。一场以平整土地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在全县掀起高潮。

1970年冬至1972年,全县平整土地33万余亩,完成土方8000万余立方米。同时,完成西部地区水系整治,形成了以骨干河道为框架,三、四级河道和丰产沟配套的基本河网,极大地改善了高沙土地区的农田排灌条件,为旱改水打下了基础。1971年,全县旱改水增产效果相当显著,全年粮食总产达43万余吨,比1970年增加8万余吨,其中,稻谷增产近7万吨。

为了实现粮食产量的更大飞跃,1972年夏,县委召开区、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要求加快平整土地和旱改水进程,并组织与会人员到高明公社卢西大队参观取经。看到卢西大队1000余亩被削平的高沙土上棉枝、秧苗茁壮,一片绿油油景象,大家深受鼓舞。同季,全县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80万余亩,占秋粮种植面积的70%以上。水稻成熟时节,一些公社向县委反映,水稻长得较粗壮,但很少结籽,满田稻秆挺拔、稻穗稀疏干瘪。当年,全县水稻总产减产约4万吨,全年粮食总产陡减约9万吨。

如皋粮食大幅度减产,引发了上上下下对削高沙、旱改水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削高沙,打乱了土层结构,不可能提高粮食产量”,“沙土地肥不足,不宜种水稻”。省委、南通地委有关领导也认为如皋削高沙的做法是失败的。

面对挫折,县委领导进行了反思:削高沙、旱改水已经搞了多年,基本上是成功的,今年的失败肯定有特殊原因,随即组织人员深入社队调查研究,找出了水稻很少结籽的原因:一是一些地区因土地平整误了三熟制水稻栽插季节,直到8月,有的甚至到8月底才开始插秧;二是当年寒流比往年提前,普遍影响水稻发蘖;三是有些地区削高沙时,直接将高处的沙土填入低处,打乱了土层结构;四是高沙土地肥不足。调研结果表明,只要把握水稻栽插季节,同时采取改良措施,解决沙土地肥不足的问题,并且在削高沙时避免将表层熟土直接填入低洼处,充分利用表面熟土,一定能够增加粮食产量。

县委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认识,继续深入地开展削高沙、旱改水运动。1973年夏,县委在搬经公社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推广搬经公社王岱大队削高沙、旱改水的经验,统一全县区、社、队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战高沙、夺高产的信心。之后几年,全县以每年1500~2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平整土地,继续进行削高沙的扫尾和提高工作。其间,西部沙土地区在改良土壤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吴窑公社总结的“一红(用通江河流中的红泥掺沙)、二绿(种植绿肥直接还田)、三黑(积造草塘泥、农家肥)、四配套(小型农水)、五还田(玉米秆还田)”培肥改土经验在全县高沙土地区推广。各地大种绿肥,从如海运河等通江河流中取红泥下田,用长江带来的红淤泥掺沙,多施草塘泥、农家杂肥,内外三沟配套改善田间水系,作物秸秆还田。全县推广吴窑改土模式后土壤明显改良。经测定,红淤泥含有机质1.42%,含氮0.068%,速效磷31PPM(百万分比浓度),速效钾168PPM,高于全县土壤平均数。另据对司马港地区测定,每立方米江水中含红淤泥1.3公斤,一季水稻每亩灌水600立方米,可积红淤泥780公斤,若持之以恒,经年累积,可使高沙土质逐步改良,从而促进高沙土改良和粮食高产稳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更加重视治沙改土工作。1980年,县委主持制定了《如皋县综合改造高沙土十年规划》,提出了“三分削平,七分培肥”的工作思路。

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如皋推广丁西公社改土与耕作制度改革相结合模式,全县逐步形成“两旱一水、两育配套、粮棉轮作、两年五熟、用养结合”的耕作栽培体系,并注重抓好玉米秸秆还田养地。1981~1990年秸秆还田面积为205.6万亩,有效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稳定性,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

1990年,全县展开“修复沟渠路、改造低产田、建设丰产方和吨粮田”的总体战,出动民工1.3万人次,动土量达1300万立方米。按照江苏省和南通市下达《如皋综合改良高沙土实验区》项目的要求,在6个高沙土乡镇中建立了两个综合改良高沙土实验区(村)、5个辐射点(村)。经过3年综合改良,实验区10322亩耕地,平均粮食亩产达1462.6斤,比实施综合改良前增产25.5%。1991年,如皋经历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针对洪涝灾害暴露出来的矛盾,县委决定在秋播前,以“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先急后缓、分级包干、统分结合、提高效益”为原则,将建设吨粮田作为目标,以整治灌排系统为重点,以完善小型农田水利配套为主要内容,继续奋战高沙土,平整土地。当年秋冬,共削平高沙土1.667万亩,填平死沟呆塘424个,新增耕地1078.3亩,疏浚二三级河32条,四级河884条,丰产沟8800多条,整治干、支渠5217条,沟渠道路建设和平整土地累计动土2000多万立方米。

20世纪90年代,如皋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大搞以防渗渠为标志的农田基本建设,实行沟、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并高标准地治沙改土。秸秆还田成为培肥改土的有效途径,每年机械直耕秸秆还田面积平均在22万亩以上。测土配方施肥走进如皋农家,1992年,应用面积92.9万亩,占播种面积42%。1995年起,实施补钾补磷工程,1997年,施用各种含钾肥料达77万亩,补硅66万亩。1998年,推广多效硅肥1800吨,名列全省第一。残留的高沙土面积逐年缩小。1998年,全省高沙土综合开发计划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如皋市委、市政府从市情出发,提出在20世纪内彻底削平高沙土的奋斗目标,规划用3年时间全面改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10万余亩高沙土,用8年时间进一步治理改造62.5万亩高沙土,达到农业综合开发一流水平。1998年,全市平整土地4.3万亩。1999年,全市平整土地4.57万亩。至2000年底,全面完成高沙土平整工作。

综合改良高沙土的途径和措施

如皋高沙土的改良问题,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逐步趋于完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沙土地区主要是通过大兴水利,解决“旱荒水六”(旱年灾荒,水年可收六成)问题。随着水利等生产条件的改善,过去的种植方式已不相适应。特别是1970年后,大规模平整高沙土,截至1980年,已平整土地面积40多万亩,占应平整面积70%以上。高沙土经过削高填低,建立灌排系统,改变历来的旱作连种制,实行水旱轮作。接着总结和推广“一绿、二红、三黑、四配套、五还田”的改土经验,对改良高沙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9年后,如皋又进一步总结群众改良高沙土的经验和进行改土的试验示范工作,明确综合改良高沙土的主要途径和措施:必须坚持农业措施与水利措施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平整土地与建立灌排系统相结合,改土与水旱轮作相结合。目前已平整的高沙土主要农业措施是掺红泥、草还田与垩绿肥“两旱一水”两年五熟的轮作相结合,综合改良高沙土。经过大面积的生产实践证明,增产、增肥、改土的效果都是很好的。

合理平整土地,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是综合改良高沙土的前提。高沙土地区有“龟背田”和“塌子田”需要平整,灌排设施不完善,常有旱涝威胁。在治沙改土的初期,由于对高沙土的基本性状了解不够,没有保护好熟土层,平整土地的方法不对头,采用“削光头”或者“蛇脱壳”的方法,打乱了土层,高沙土削平后变成了板而沙,有效土层变薄,沙土层多在地表以下60厘米内出现,大大增加了培肥改土的难度。因此,如皋县政府针对具体情况,明确合理平整土地的要求,提高平整土地的质量。首先,做好平整田块的土壤剖面构型的调查,查明土壤有效土层的厚度,障碍层次的深度。第二,制订平整土地的规划,对高田削平后要求保存有效土层的厚度大于50厘米,使碍障层次在地表50厘米以下。土地平整后的地面高程只要能达到有利于灌溉和排水的要求,田块与田块之间不一定强求一致。第三,平整土地质量第一,不管是削平或填高的田块,都不打乱土层,也不用“生土”或沙土覆盖在低田上。同时,平整土地与农田水利配套相结合,搞好已有水利工程的保护,植树种草,生物护坡,更好地发挥水利效益。

坚持改良与水旱轮作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综合改良高沙土。全县初期改良高沙土的措施有的难度大、花劳力多、不易搞好,在进行综合改良高沙土中加以进一步解决。

对红泥的需要和可能的问题,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在有红泥(或粘质土)的社队,充分利用红泥资源进行综合改土,以迅速改善土壤质地,达到治本的目的;在红泥缺乏的社队,通过种绿肥、草还田、水旱轮作等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灌溉设施,引江水灌溉,轮种水稻,沉积红泥综合改土。根据测定(1980年)的结果估算:每立方米江水(灌溉渠水)红泥含量1.36公斤,变幅0.74~1.88公斤。种一熟水稻每亩约可沉积红泥16担,随着轮种水稻时间的增长,就可从根本上改善土壤的沙粘比例。

对水旱轮作问题则根据土壤和水利条件,扬长避短。根据十几年的生产实践和调查测定资料表明,在高沙土上实行“两旱一水”、两年五熟制,即夏熟豆麦草——早秋玉米夹种绿肥——晚秋后季稻与三麦绿肥套作棉花、花生调茬。这样既有利于冬夏绿肥茬口安排、玉米秸秆还田,又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也不致使土壤物理性状恶化,有显著的增产、增肥、改土效果。

如皋全县水旱轮作也是因地制宜,对于灌溉条件差的高沙土,则采取旱作方法,多轮、套、间种绿肥或豆科作物,以培养地力。

综合改良高沙土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同时还注重增施磷、钾肥料及微量元素,以保证土壤营养物质的平衡。

综合改良高沙土的各项措施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取得更好的效果。根据群众改土经验的调查和初步试验的资料,在高沙土上进行掺红泥、垩绿肥、草还田与水旱轮作相结合的综合改土作用是:1.调整土壤沙粘比例、改善土壤质地。高沙土贫瘠的原因,主要受质地的影响。在高沙土地区通江河流附近的社队,过去也有掺红泥培肥改土的习惯,但因为红泥粘粒含量有所不同,改善土壤质地的效果也有差异。2.降低土壤容重、协调三相比例关系。高沙土一般结构性较差,土壤易板结,容重平均1.29克/立方厘米。但是,通气孔隙大,渗透性强,保水能力弱。通过不同的改土措施,对土壤容重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土壤水占孔隙有所增加,而气占孔隙略有降低,使土壤水气趋向协调。3.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肥力水平。高沙土沙性重,又以旱作为主,单纯施用绿肥或草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的效果不明显。但是,在掺和适量红泥和草还田或垩绿肥的同时,与水旱轮作相结合,更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由于掺红泥能增加土壤粘粒的含量,有稳定有机质的作用,且红泥的养分含量高于高沙土。据测定如海河红泥有机质含量为1.42%、含氮0.068%、速效磷81PPM、速效钾168PPM。水旱轮作又能使土壤有机质扩质化和腐殖质化过程易于达到协调。所以综合改土措施对增加高沙土有机质的效果较好。4.提高土壤的缓冲能力,改善土壤的营养环境条件。高沙土通过掺红泥、草还田和垩绿肥,增加了土壤离子的吸收性能,提高土壤对酸和碱的缓冲能力,有利于作物生长和土壤微生物的滋生繁殖。5.增加土壤生物活动强度。通过测定:采用不同改土措施后土壤中的纤维分解强度,反映改土的作用。土壤微生物活动愈旺盛,纤维分解强度越大,改土的效果越好。

综合措施改良高沙土的作用和增产效果是相互统一的。据调查,综合改良高沙土的8个田块共83亩,1981年,亩产粮食平均1180斤,比对照亩产860斤增产37.2%。

高沙土面广量大,要彻底改变其低产面貌,是一个相当艰巨、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在推广综合改土的过程中牵涉到技术、物质和政策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把这项工作开展下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合理利用高沙土,发展适生经济作物的生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皋县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高沙土存在的问题出发,在推广综合改良高沙土促进粮棉增产的同时,按市场的需要,恢复发展高沙土适生花木、花生、白萝卜的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

发展高沙土地区的适生花木生产。高沙土虽然土沙地薄,有其不良的理化性状,但是适生花木达数百种之多,如柏类、黄杨、六月雪、罗汉松、桂花、南天竺、迎青、紫薇等等。这些花木有的既可做地景,又可做盆景,为发展花木盆景生产提供了先决条件。

如皋县除了有较好的气候条件外,凡是喜钙植物和随遇植物(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都可在高沙土上生长。

20世纪90年代初,对邓园、城西、何庄、大明等公社苗圃以及专业户21块田53.4亩的花木长势调查:其中薄层高沙土面积占97.2%,表土质地为砂壤土,土壤有机质含量0.82%~0.88%,速效磷含量2PPM~4PPM,速效钾含量41PPM~68PPM;复盖沙堆土面积占2.8%,表土质地砂土,有机质含量0.5%,速效磷含量2PPM,速效钾含量42PPM。土壤养分含量虽然很低,但花木长势较好,说明花木不同于一般农作物,它有较强的适应性。

据1979~1982年高沙土地区社队的统计:棉花平均亩收入108.77元,加上粮食不超过170元;蚕桑平均亩收入204.2元;苗圃花木平均亩收入1000元以上,专业户花木亩收入4000~5000元,最高的可达万元以上。由此可见,在高沙土地区利用少量面积发展花木盆景生产,不失为合理利用土壤和治穷致富的一个新途径。

恢复高沙土地区的花生生产。花生的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生态条件,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收成。高沙土虽然土质沙而贫瘠,但是质地轻松,通透性好。表层质地均为砂壤土,物理性砂粒含量80%以上,容重平均1.29克/立方厘米,通气孔隙占18.5%左右。这与花生的固氮能力及其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特性相适应,只要栽培措施得当,一般产量较高。因而,高沙土地区历来成为如皋县花生的集中产地。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高沙土的平整,旱改水面积的扩大,以及粮、棉任务大,对花生面积压缩及有关技术推广工作放松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四五时期”花生种植面积29.1万亩,其中1972年仅种植4.1万亩,单产下降到226斤;“五五时期”花生单产又下降到203.8斤。因此,国家收购量减少,每人一年吃油只能维持在3斤左右。1981年,全县植物油的购销逆差达112万斤,由余油县转变为缺油县。1985年,花生种植面积开始回升到5.51万亩,单产283斤,但仍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高沙土平整之后,大面积实行旱改水,推广“两年五熟”水旱轮作制,既有利于综合改良高沙土,又利于花生茬口的合理安排。已有的实践表明,花生不是仅能在“龟背田”上生长,和其他农作物一样也要求有平整的田块,较好的水利条件,才能稳产高产。

高沙土地区花生与其他作物的轮作方式:一是“两年五熟”水旱轮作,即麦、豆-玉米-后季稻-麦-花生;二是旱三熟制,即麦套玉米,玉米套特早熟花生。这种旱三熟也可与“两旱一水”的三熟制搭配,可以形成一年三熟新的水旱轮作制。将有利于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恢复高沙土地区的花生生产,不管是从解决本地食油自给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从改善饲料结构,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培肥地力,以及提高高沙土的经济效益等方面考虑,都是十分必要的。

1985年有关部门曾作过一项调查,花生在平均单产301.9斤的条件下,每亩收入147.52元,总成本占51.9%,物质成本占17.4%,其中肥料费只需3.25元,低于其他作物;用工省而劳动报酬高,每亩利润可达70.98元,高于一般作物。因此,在高沙土地区按现实需要适当恢复花生生产,也是合理利用高沙土的重要方面,并能促进“种、养、加”的良性循环,达到降本增收的目的。

发展高沙土地区的白萝卜生产。白萝卜生育期短,末伏秋初播种有利出苗,以后温度逐渐下降,有利于直根的膨大,因而常年作为复种的晚秋作物栽培。如皋白萝卜种植历史悠久,品种有明显的地域适应性。萝卜制品讲究,具有独特的风味,是传统的名优土特产,在国内外市场广阔。扩大白萝卜种植面积与其它作物的矛盾较小,而且茬口灵活,易于调整;白萝卜的茎叶制取沼气或肥田,有利培肥土壤;发展白萝卜生产,有利于搞“种、加”相结合,促进社队工业的发展。针对当时如皋的实际情况,在高沙土地区多采用麦-玉米-白萝卜的主要轮作方式,如皋白萝卜的老产区主要分布在如城周围的新民、东陈、大明、邓园等高沙土社队,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开发有磨头、场南、场北、桃园等高沙土社队。种植面积新老区合计约2万亩,亩产白萝卜6000斤,总产120万担,其中除作蔬菜、水果食用外,多为腌制品。

如皋人民坚持脚踏实地,长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战高沙,终于告别高沙土,阔步迈向21世纪。

抗击日伪的特殊武器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民俗的运用

陈有清

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有一种特殊的武器,她不用一枪一弹,伴随着血与火的交融,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这种震慑敌伪的武器就是民俗。通如海启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敌占区内,充分利用民间风俗、沿习和传统的民俗心理,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人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运用民间俗语、对联、歌谣等形式,宣传群众,瓦解日伪

早在1942年底的“三冬”运动中,苏中四分区军民即以通俗浅显而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俗语、对联、歌谣,结合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首先开展爱党爱军的教育:“布朝北,米朝南、朝北,朝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不是四老爹来,乡下人哪里敢上街!”“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顽固派,真正坏,见了鬼子老是败,脚底抹油溜得快。”“台子脚,进了村,睡觉不用关篱门,捧碗吃饭也定心,半夜听到山歌声。”(注:台子脚是南通人民称呼新四军的暗号,台子脚通常是四只脚)

日伪要“清乡”了,我方反“清乡”的动员口号迎头而上,提出“‘扫荡’要钱,‘清乡’要命”,使大家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作好精神上的准备。

日伪“清乡”的第一步便是篱笆封锁,接下来就是编查保甲。当时反封锁、反保甲中常讲的俗语有:“竹篱笆,分了家。南边田,北边家。”“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壮丁送到太平洋,鱼做棺材海做坟。”“册上录了名,等死不如拼。”

至1943年底,青纱帐凋零,敌人的手段更加残忍,斗争的形势更加艰巨,民族气节的教育更加重要,俗语式的口号有:“守了六年寡,不再偷汉子。”“五更天不下水。”

对那些可能动摇、伪化的分子则警告:“哪个做汉奸,七尺变六尺。”

对那些已陷入日伪方面的人员,则通过敌工部或其他地下工作者教育争取,要他做到“人在曹营心在汉”。

如皋石甸西边有条大路,路西是靠近鬼子据点的沦陷区,路东是游击区。有一次鬼子窜到路东大烧大杀刚走,游击队便冒着焦臭的余烟,在紧傍路口一座残留的白墙上,用碳灰写了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路西到路东,杀人打秋风。”“来时两条腿,回去四条腿。”这一口头常说的俗语,揭露了日伪到路东杀人放火的罪恶和遭受痛击的狼狈。

对联,群众喜闻乐见,在反“清乡”斗争中,也成为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的有力武器。1943年4月“清乡”开始,伪如皋特别区公署进驻马塘,他们在镇中心人和桥的八字栏墙上,用斗笔写了一副对联:“确保治安,改善民生”,意在欺骗宣传。在夜里即被我方人员改成“确保治安寸步难行,改善民生百物昂贵”,全镇民众看了无不暗暗称快!马塘镇北郊的马北乡民兵联防队队长施宗飞,常常带领民兵把下乡骚扰的敌伪打得落花流水,有一次还截获了7条船、二三千斤皮花。日伪对他恨得要命,伪镇长赵兴国挂牌悬赏:“抓到施宗飞奖大麦三石”,马北乡民兵针锋相对,以此为上联,在下首补了一句:“捉住赵兴国赐小钱两个”,把伪镇长气得差点吐血。东南地区有个鬼子据点驻在一个大圩子里,外面围着一道大河,里面充斥着妓馆、赌场,整日是淫荡、赌博、抢劫、吊打、烧杀。游击队为煞敌人的威风,在夹河两岸的墙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在里面:“敌据点乌烟瘴气”,下联写在外面:“游击区清风明月”。风平浪静之时,水中倒映成趣,真是情景皆宜,各得其妙。

民间歌谣,更是如春花柳絮,随处飞扬。日伪开始前来“清乡”,不几天人们就用歌谣形式勾画出他们的丑态:“仙棵叶子答答青,五月十七日本鬼子到丁堰。前头扛的机关枪,后头背的五支钢;前头戴的尿泡壳儿,后头穿的黄马褂儿。嘀嘀嗒嗒好来西,先抓鸭子后吆鸡,姑娘奶奶吓得溜不及!”

日伪的篱笆还没有插好,反封锁的歌谣已响了起来,戳破他们的伎俩,控诉他们的罪恶:“南边田,北边家,有粮有草吃不到它。”“捉住伙计一万五,捉住老板连屋估,捉住青年一锹土,捉住姑娘光屁股。”“汪精卫‘清乡’,篱笆千里长。‘清乡’队员,牛皮吹得响。东亚和平,抢钱又抢粮。老百姓气死,汉奸喜洋洋!……”“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清不了,锁不了,冲天烈火迎风烧。一把火,噼里啪啦放花炮;十把火,汪星汪亮天灯照;千把火,万把火,烧得篱笆一片焦。天火烧,天火烧,‘黄狗’哇哇叫,‘黑狗’双脚跳,两岸百姓放声笑。”

民谣还揭露日伪的本质,指出侵略者必然遭到失败的历史规律。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只会欺侮老百姓。多少鬼子他不打,反共摩擦是专家,祸国殃民罪过大,大家一齐反对他。”这些歌谣,抒发着战斗的豪情,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还有一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笑真好笑,民兵捉活哨。一不用枪,二不用刀,背后一抱,布袋一套,绳子一绕,拉了就跑。”“大铡刀,兜头斩,小插子(匕首),戳腰眼,你要‘清乡’我要反,单看你有多大胆。”“盒子炮,刮刮叫。一见黑狗咯咯笑,嘴一张,头一翘,黑狗回家睡大觉!”“铁西瓜,铁西瓜,好看好揹又好拿。民兵揹了去,把它埋地下;鬼子踩上去,一声炸开花,全身炸得无影踪,衣服掛树杈。”

随着斗争的深入,歌谣也在发展,如反自首的歌谣,生动形象,喻意透辟,教育群众深刻有力:“自首自首,鱼落猫儿口,喵呜一声,叫你变鬼!”

还有些歌谣、俗语,作为“攻心”的投枪和匕首,对瓦解日伪起着极大的作用。它们有的印成传单,在据点里散发;有的做成“政治手榴弹”,投进日伪的碉堡。其中唤醒伪军认识自身困苦的俗语有:“稍息立正,一天两顿。”“扛的七斤半,捣的两顿头,穿的二尺五。”叫他们不要为鬼子当炮灰的有:“东洋鬼子心肠狠,‘清乡’叫你打头阵。东洋鬼子发洋财,受苦送死是和平军。”“三八枪,乒乓响,投靠鬼子不发饷,逼得你俫下乡抢,打死了伢儿老婆没人养。三八枪,响叭公,马上要反攻,顽固到底就送终。”

这类歌谣,不仅学生唱、妇抗会员唱、民兵干部唱,有时连检问所门中的伪军也叼着香烟哼几句。如皋县掘东区民兵联防大队队长花功宪,多次蹲到七总碉堡根下,边拉胡琴边唱小调。他用“四季调”把日伪的“‘清乡’大业”比成雪花,指出他们的前景是“一阵雪花飘满地,太阳一出精打光”。他用“十二月望郎”,借闺房女子的口吻,巴望当伪军的丈夫早日回家,重新做人:“身在江湖心在家,房中抛下一枝花;年老父母高堂上,几时赚钱得回家……回心转意奔前程,浪子回头土变金。”伪军受感动了,要请他喝茶,还从炮楼上丢下几包香烟。临走时,他们还挥手送别,叫他下次再来。

全分区向我方自首的伪员2386人,其中有不少人的怀里就揣着这类宣传品。

继承民间换帖结社的传统,组织群众,激励军民斗志

组织是力量的基础,涣散是无力的象征,面对日伪错综复杂的“清乡”战术,我们要在梅花桩式的据点间穿插,要在“筛子眼里翻跟头”,要在极端艰巨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蒙受牺牲、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激发大家的民族意识,加强气节教育,使之确保“坚持原地斗争”。所以,继承各种传统的民间结社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了对敌斗争的另一种有力武器。

磕头发誓一村或一乡民兵集合在一起,在附近的庙里烧香点烛,磕头参拜,然后诵读拟好的誓词,决心坚持斗争,永不叛变。如果有人被捕,也“宁死一个,不死一窝”。例如,有一个乡的民兵在誓词中,对有人叛变或泄漏机密,就有“天雷劈脑子,子弹打卵子”的话。有一次,如皋县汤园区陈观音堂有2000多人参加集会宣誓,声壮势威,正气凛然。汤园区委书记仲小宋及时进行总结,向全区推广,收到很好效果。

有些地方宣誓时还取白练二丈,宣誓者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血手印,表示义无反顾,斗争到底。

喝鸡血酒也叫齐心酒。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集合在一起,先听斗争形势报告或追悼烈士,正当大家情绪激昂之际,主持者左手提起一只活蹦蹦的大公鸡,右手拧着鸡头连转数圈,不一会鸡头断落,先将鸡血滴进碗里,然后倒进酒坛中搅和,再用大碗舀出,一个个仰起脖子喝进去,意在重任同当,有血共济。

兄弟会平时相处较好,至战争紧张时就互换庚帖结成“金兰之好”,并相互誓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叛变,不投敌,即使被敌人抓住,宁可受千刀万剐,也决不出卖他人。入会者严守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会里有活动都积极参加。我方曾利用这种拜把子、结兄弟会的形式教育争取,收编了不少绿林草莽和日伪部队的游兵散勇。特别是三旅旅长陶勇,经苏中区党委同意,亲自收海匪头目孙二虎(孙仲明)做“徒弟”,对收编改造这支部队起了极大作用,使其迅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海上抗日力量。我地下工作者则在伪军中物色对象,结拜兄弟。先笼络感情,再予思想教育,促其反正自新,投奔光明大道。

拜干亲这是通如启海最流行的一种习俗,我地方党政干部与群众之间借此结成最亲密的关系。干部拜给老乡做干儿子或干女儿,一个干部可以拜几个干爹干娘,一个老大爷或老大娘也可以收几个干儿子或干女儿。一认干亲,关系就非一般,特别是外来干部,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了依靠,生活上有人照顾,政治上也成了“堡垒户”。有的干部没日没夜地东奔西走,几十天也顾不上洗脚,到了这样的老乡家,大爷大娘不仅为他站岗放哨,还常乘他们熟睡之机,端来热水轻轻地为他洗脚。有一位区长叫白桐本,一个迷雾天的早晨正巧与敌人遭遇,他拐进路旁的陆老太家里。陆老太是他的干娘,把他看得比儿子还亲,赶快将白桐本隐蔽起来。日伪追过来,陆老太镇定自若,不紧不慢地摇着纺纱车,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鬼子问:“有没有白桐本?”陆老太拿起一只平日家用的洗脸盆回答说:“只有黄铜盆没有白铜盆。”鬼子问:“有没有新四军?”陆老太装着抱歉的口气说:“先生,我俫人穷,买不起新手巾,只有旧手巾。”敌人以为碰上了一个耳聋缠八的老糊涂,只得悻悻离去。还有的老大娘在敌人追捕时,把“干儿子”说成是自己的“亲儿子”,自己真正的亲骨肉却被鬼子当场抓走,有的遭受吊打,有的被刺刀活活捅死……这样的鱼水之情,在这种“干亲戚”之间表现得更加感人肺腑!

同盟会 1944年春,如皋、栟茶、丰利地区各界抗日人士,为更好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组织起“反‘清乡’同盟”,选出24人为筹备委员,并订立盟约数条。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有:不伪化;不投降;不动摇;不逃跑。在坚持原地斗争方面有:参加民兵斗争;清除特务奸细;救济被难同胞;党政军民密切团结。成立之后,志愿入盟者非常踊跃,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其他还有拜关老爷(云长)、“桃园三结义”、吃长寿面等形式,目的都在激励斗志,坚持民族气节。

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民间组织的名称、形式去蒙混敌伪。如有些地方日伪气焰嚣张,用高度强化手段胁迫民兵、青年自首,为保护群众利益,我方采取缓和斗争的策略,同意其中一些人去自首。但这种“自首”是有条件的,是以参加“土地会”“青苗会”“佛会”等组织的名义去登记自首的。日伪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在“清乡”圈内,这些组织早不存在,只是临时应付一下,叫他们“猫儿咬尿泡——空欢喜”!

借助婚丧喜庆的形式和四时八节的时机,开展据点游击战

在反“清乡”斗争期间,曾借助于婚丧喜庆的形式和四时八节的时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据点游击战,其中许多战例至今仍脍炙人口。

花轿大战 194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太阳将要落山,天气十分闷热,西亭据点的伪军正在河里洗澡,忽听远处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之声,大家转头一看,嘿!大路上一行人拥着一乘花轿缓缓而来。前面的月老带路,后面还有八抬嫁妆。这种司空见惯的迎亲嫁女,没有引起伪军任何怀疑,只是有人说:“财神爷送宝来了,拦住他讨几个喜钱。”还有的说:“快去看看新娘子长得漂亮不漂亮?”他们七手八脚地爬上岸来,强令花轿停下。领轿的点头哈腰,忙发烟、发糖、发“喜封”,请他们让路放行。可伪班长耍无赖,奔过去老母猪似地嚷道:“要过去没这么便宜,新娘子让我亲个嘴儿!”“老总,姑娘脸皮子薄,行行好吧!”领轿的又是打躬又是作揖。“不行!竹篱笆是我们栽,检问所是我们开,要打老子门前过,不亲嘴也要亲个腮!”说罢,跨步上前,撩起轿帘,把头伸了进去,瞪起两眼,哎呀,这一看不打紧,轿内哪有什么新娘,一架弯把机枪,黑洞洞的枪口不偏不倚正对着他!他“啊”地一声,哭,哭不得,笑,笑不起,连眼珠子也转不动了。与此同时,每个伪军的身后,都被一个硬梆梆、冷冰冰的东西抵住了脊梁骨。只听领轿的一声大喝:“举起手来!”一个个乖乖地做了俘虏。

买棺材夺枪一天,掘港镇地藏桥的伪军正在盘查行人,忽听桥外传来一阵哀哀的哭声,一看,七八个汉子正扛着扁担拿着绳索向这边走来,领头的“孝子”头披长麻,满身孝服,手提着灯笼。一边走,一边抹着眼泪在伤心地痛哭。这一看还用说,是进街买棺材的,岗哨上也就没有进行特别的防备,及至走到跟前,忽听呼哨一声,杀声四起,原来这些“买棺材的”和其他“行人”都是掘马南区化了装的游击队,他们横劈竖打、左砍右杀,顷刻之间不仅解决了岗哨,连营房里的家伙也被活捉过来。生俘伪军一个排,还缴获25支枪、40枚手榴弹。

装和尚进据点死了人放焰口做斋事,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事,乡下斋事也请镇上大庙里的和尚去做。这些和尚大多是傍晚出去,放完焰口半夜返回,几乎天天如此,也没有人去过问。

有一回,通西游击队的十几名队员身披袈裟、手执木鱼,装成放完焰口回庙的和尚。他们骗过街头的岗哨,进入了石港据点。可惜那次遇上了特殊情况,不然,非得把日伪据点搅个天翻地覆。

拜年端碉堡 1944年1月28日(春节),丁扬乡民兵石登科穿着节日的新衣,利用原来和某些伪军的“关系”,大摇大摆地走进七总碉堡,说是给他们送礼、拜年而来。大年初三,伪军有的缩在营房里赌钱,有的跑到外面去“捞外块”,懒懒散散,毫无戒备。石登科见时机难得,就按原先约定走到门口发出信号,埋伏在附近的民兵花功宪、余国富等一下子冲进炮楼,仅用了两颗手榴弹,就俘获20多名伪军,缴获13支步枪,并放火将炮楼烧毁。

闹花灯袭击警察所驻守双甸的日伪头目为炫耀“清乡成功”,要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兴花灯,不仅要求全镇各商号店家作准备,还通知附近乡村的艺人献技献艺。双岔北区的游击队认为这是个打击日伪的好机会,于是暗暗地做着准备。

正月十五这天,明月初升,华灯齐放,行灯的、看灯的蜂涌而来。正在热闹之际,只听东街一阵锣响,一条金甲黄龙,左盘右舞,从东向西游了过来。龙前那个手执龙珠的人,赤着上身,旁边有人用木锨抄着烧红的铁沙,向着那个舞龙珠的人不停地泼洒。那人又滚又翻,毫不在乎,反而以优美矫健的舞姿引来观众一阵阵掌声。当龙灯舞到警察所门前,只听见一声锣响,接着“轰!轰!”数响,手榴弹在镇的东南西北各处同时爆炸,吓得“黑老鸦”慌了手脚,东窜西逃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时候,“舞龙灯”者有的以舞龙的棍子为武器,有的拔出藏在腰间的插子、短枪,冲进“警察所”,宰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坏家伙,砸烂了他们的牌子,缴获了十几支枪。

五月端午打南坎 1944625日是端午节,鬼子对这天很看重,称之为男儿节,张灯结彩,扎起鲤鱼高悬竹竿竖在门前,以示男子汉要鱼跳龙门,飞黄腾达。每次他们都要放假欢庆,狂欢暴饮,得意忘形地度过这一天。就在次日的凌晨1点半,我分区特务四团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由吉政委(姬鹏飞)、陶司令亲自部署指挥,从苴镇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海边重镇南坎,发起两次冲锋,第一次仅用了几颗手榴弹,就攻下伪军中心炮楼,活捉伪军6人,缴获机枪1挺。第二次冲锋,打死鬼子机枪手,战士架起云梯勇插碉堡,将潜入底层的鬼子全部烧死。与此同时,胜利阻击了从掘港前来增援的鬼子,整个战斗大获全胜,毙日军丹木中队长以下26人,毙俘伪军100多人,缴获九六式机枪3挺、捷克式机枪1挺、小炮1门、掷弹筒1个。至今那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五月端午打南坎,先打检问所……”

海门早期牺牲的县委书记们

俞茂林

1927年10月,中共海门县委成立。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党的组织因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和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党内出现一些不坚定的分子,致使海门党组织于1933年10月停止了革命活动。这7年,海门县委可分为海门县委和启海县委两个时期,县委领导海门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前后有8任县委书记(临时负责人),其中多数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1927年10月,中共海门县委成立,首任县委书记沈惠农。

沈惠农(1907~1927.11),原名陆铁强,崇明排衙镇人。1926年3月赴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受到毛泽东、恽代英等的当面教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结业后回到崇明,领导和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由于他身份暴露,被反动当局通缉,1927年9月,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海门,在下沙曹家镇(今属启东市)西北农民钱文明家落脚,与严大公、张宝奇等发动农民,组织海门九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并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10月,经省委批准,中共海门县委成立,沈惠农任县委书记,标志着海门从此有了一个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司令部,海门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7年11月11,沈惠农在二效镇附近杨秀兰小店召开农民协会会议时,突遭反动警察的包围,为避免误伤群众,沈惠农挺身而出,被敌人抓捕,当夜被押解到海门茅镇监狱,虽经营救,但反动当局阴谋已定,实施镇压。11月13清晨,反动警察以沈惠农解往南通为名,用一辆独轮小车,把沈推到茅镇西市城隍庙照墙脚下,当场枪杀。沈惠农来海门不到3个月,献出了21岁年轻的生命,也是第一个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海门县委书记。

沈惠农牺牲后,省委决定由俞甫才接任海门县委书记。

俞甫才(1906~1934.3),化名余舍吾,崇明人,与沈惠农同乡,并一起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崇明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9月,沈惠农调海门工作。俞甫才曾在崇明任中共崇明首任县委书记。12月,调任海门县委书记。1928年1月4日,海门、崇明两县委联合行动,组织崇明外沙大同地区(今属启东市)农民暴动,数十名农民扛着镰刀斧头的旗帜,冲进大同游民习艺所,释放了被关押的多名群众;接着冲进沈家仓,烧毁沈大有典当。3月,俞甫才带领20多名党员群众,到久隆镇附近陈姓地主宅院查抄囤粮时,遭地主雇佣的一批暴徒围攻扭打,遍体鳞伤,后被押进海门监狱。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他多次审讯,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终被判刑4年。由于腿部受伤10多处,溃烂生蛆,终成瘘管,经党组织营救,3年后才获准保外就医。1931年初,俞甫才回到崇明,一面治疗,一面教书,并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任中共崇明县委委员兼秘书。1934年3月12日,因病逝世,终年28岁。

1928年3月,俞甫才被捕后,由县委组织部部长顾南洲临时负责县委工作。

顾南洲(1898~1941),崇明外沙永兴镇人(今属启东市),1923年通师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师,1925年去上海南汇教书,由王剑三、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去武汉参加江苏省党务训练班学习,同年8月回乡。1928年2月,任海门县委组织部部长,俞甫才被捕后代理县委领导工作。至1928年7月,李达三调任县委书记,顾常在海门西乡与崇明外沙永兴地区来往活动。1929年1月,中共启东县委成立,顾调任启东县委委员,参与组织启东“八八暴动”。失败后,化名转移到上海振德中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与该校校长瞿犊一起回海启组建游击队,对日抗战。1940年冬,新四军东进海启,顾南洲参加盐务税收工作,任苏四区盐管局盐警队长。1941年4月11日被国民党顽固派董伯祥部逮捕杀害。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8年7月,李达三调任海门县委书记。

李达三(1905~1930),原名王玉文,如皋搬经乡人,上海龙门师范学习,爱好文学,著有短篇小说集《飘鸟之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乡任教师,并与如皋早期共产党员陆景槐等一起,组织如皋“五一农民暴动”,因事失败,遭国民党当局通缉,转移到上海。

1928年7月,他调任海门县委书记,在海门不到一年时间,积极组织和领导大生三厂工人和农民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并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2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海门早期党组织的蓬勃发展时期,李达三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9年夏,李达三调任泰兴县委书记,积极组织农民武装,为1930年2月13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第二支队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3,黄桥暴动失败,李达三不顾个人安危,去做红军别动队负责人、已有叛变行为的李吉庚的工作,不幸被叛徒当场枪杀,年仅26岁。

李达三于1929年春调离海门后,由张宝奇临时负责县委工作,前后不过2个月。张宝奇,下沙曹家镇人(今属启东市),早期海门县委委员。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张离开海门,赴大丰以行医为生,20世纪70年代在大丰病逝。

1929年4月,上级党组织委派陆克任海门县委书记。

陆克(1905~1930),原名陆骧,化名洛克、黄志高,江苏东台人,1925年进入南通崇敬中学读书,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调到海门从事党的工作。12月,赴海复镇与当地党员谢之屏接上关系,成立海复镇党支部。1928年8月,成立垦牧区委,任书记。1929年4月,任海门县委书记。

陆克任书记后,遵照党的六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纲领,在工厂、学校和广大农村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党的组织从茅镇、三厂、二匡、悦来、灵甸、三阳扩展到曹家镇、海复镇等地。是年,县委下辖4个区委,21个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290多人。

1929年夏,陆克自筹资金,在敌人心脏地区——茅家镇羊元角,创办了一个出售进步书刊的“金星书店”,也是县委机关的秘密联络点,陆克的公开身份是书店职员。1930年5月,陆克从下沙海复镇回海门茅镇,为避人耳目,从青龙港乘轮船,经牛洪港下船,行至上三和镇南市时,遭当地保安队的检查,以“共党嫌犯”解到县政府看押,敌人用尽酷刑,陆克未吐露半点实情。10月的一天,被敌人杀害于茅镇新开河南秦德隆宅东北角的一棵大树旁(今体育场址),牺牲时26岁。

1930年5月,陆克被捕后,由县委委员黄家骏代理县委书记,10月,陆克牺牲,他继任县委书记。

黄家骏(1909~1933),又名黄骏声、黄叶声,化名木冬,海门下三和镇人。曾在海门栗寰学校、启秀中学、海门中学读书,聪敏过人,成绩优异,胸怀大志。1925年在海门中学读书时,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组织海门中学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1929年担任海门县委委员,协助陆克,开展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

1930年11月,黄家骏以海门县委名义,向省委和通海特委作《关于工人斗争的形势和工人工作的策略》的报告,观点鲜明,富有指导意义,被批转各县委。是年秋,鉴于南通东乡农民暴动失败,红十四军遭破坏。1931年初,省委决定,黄家骏调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全面领导通、海、启三县工作。

1933年2月上旬,他与中心县委军委负责人顾庆龙等,在南通县十总店南柏树墩,遇国民党特务队袭击被捕。敌人对他施行了种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并严词正告敌人:“蒋介石反动政府一定失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2月11下午,黄家骏被敌人杀害,时年25岁。

1931年2月,黄家骏任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后,海门县委工作交由启东县委代管。3月,成立中共启海县委,由周趾麟担任书记。

周趾麟(1911~1932),化名小周,崇明外沙永昌镇人(今属启东市)。1925年,在海门中学读书时,与黄家骏等同学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1927年10月,参加海门中学学生运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28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3月任海门共青团领导兼海门中学团的负责人。

1929年6月,国民党海门当局阴谋逮捕周趾麟。后经党组织决定,周趾麟离开海门回启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任启东县共青团书记。1930年,参与和组织“八八暴动”失利,他仍坚持原地工作并任启东县委书记。1931年3月,周趾麟任启海县委书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仍然坚持领导海启地区的党团组织,并与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32年5月29,一名红军战士被敌人逮捕后供出启海县委活动地点,致使周趾麟等7人当夜在海门癞巴镇附近被捕,南通中心县委黄家骏获悉后,赴海门营救,未获成功。不久,周趾麟被转押启东。7月1,被敌人杀害于汇龙镇南娘娘庙,年仅23岁。

19326月,省委农委书记刘瑞龙在上海召集海门县委施廉、许惠高,蒋志轩等开会,决定派姜彬、蒋志轩回海门恢复党组织工作。625,姜彬回到海门,召开海启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不切实际地要求限期恢复党的组织。1026,姜彬再次召开会议,盲目决定发动四甲坝士兵暴动,后未能进行。19332月,姜彬任启海县委书记。230日,召开党团联席会议,提出“武装保卫中国”的口号,建立各种反日会,抵制日货。19336月,由于南通中心县委委员陈俊叛变,共产党员名册落入敌手,海门地区的多批共产党员被捕。1224,姜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被捕叛变。与此同时,海门各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2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余党员避居上海等地,海门党的组织停止革命活动。

南通名医朱子青

朱瑞浚

著名中医,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朱子青,名炳榕,字子青,以字行。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三戌时朱子青诞生于石港土山客居。朱子青出生的翌年,因父亲一人工作无法维持全家生活,母亲遂携子青和二哥炳球返回老家,以耕种5分土地,外加日夜纺纱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苦,日食两餐,不时断炊。但母亲粗有文化,并深知读书的重要,1916年,朱子青6岁,即送他入学,呈塾师陈翔芝“把笔封”二百文,陈师给取学名炳荣。不久,因学费不足,被迫停学,自该年春至次年冬,朱子青在陈师家帮工两年,凑足学费,至1918年春,才正式入学,是年,子青8岁。此后,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私塾里学习了3年。

1921年秋,朱子青得表兄李仲璞资助,到南通师范附小读书,插班二年级。至五年级时,因胸痛病停学,时年14岁。嗣由在掘港做裁缝的长兄炳桂带回养病,并从老秀才习希嫌学习古文半年。习希嫌给他改名为“炳榕”并为其取字“子青”。回到家后,朱子青白天随母亲从事田间操作,夜晚则苦读古文不已。不久胸痛病复发,西医诊断为化脓性胸膜炎,中医诊断为肋疽,并由顾姓中医开刀。术后创口长久不能愈合,并日见消瘦,痛苦不堪。后经张蓬元医生治疗,一月而愈。长期的病痛,使朱子青萌生了学医的理想,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良医,以救受疾病煎熬的病人于水火之中。

1928年,朱子青18岁,由表兄李仲璞及二兄炳球资助,拜顾驭良为师,学习中医,为期5年。顾先生擅长内、妇、喉、痘等科,临床经验丰富,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前3年,朱子青在顾师的指导下,精读了中医经典著作,其中《内经》《难经》《伤寒》《本草》《脉学》等均能自首至尾背诵。第四年,随师实习。顾师没有子女,见朱子青勤奋,遂将祖传经验方,特别是不传人的喉科秘方及痘科诊断治疗经验完全传授给他。

朱子青开业行医后,还先后师从承澹安、周星一、恽铁樵学习西医知识、针炙和中西结合的理论。23岁时到上海大中医院学习注射技术,43岁时还参加中医进修。事实上,他一生都未停止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探讨和研究。

从顾师学医的这段时间,是朱子青生活负担和精神负担最重的时期,1930年(庚午)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他父亲患肺结核病逝世。两个兄长均在外谋生,侍奉年事已高的母亲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身上。

1932年正月,朱子青在陆洪闸西五步口住宅设立“农民医局”,正式开业行医,病员百分之九十为农民。

1935年12月,朱子青25岁结婚。夫人单焕英,姚港单公荣山的长女。婚后,单焕英侍奉婆母起居,照料夫君生活,培育子女成长,还尽力参加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为家庭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朱子青开业后,努力钻研业务,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很快成了闻名一方的名医。1937年起,先后设分诊所于城东湾子头、南门新城桥及长桥。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通城。退入乡间的中国军队曾组织攻城,未克,部分伤员撤下,由朱子青负责治疗。

是年,朱子青骑自行车出诊,遇下乡的日本鬼子,被日军拘捕,指称他是抗日游击队,关押十几天,家人焦急万分。关押期间,巧遇一名日本军医,与他的老师恽铁樵是东京帝大医科同学,见朱子青能熟背《伤寒论》全册,才确认他为医生。加上他的大表兄李伯蕴出钱营救,方脱虎口。回家后,即携妻儿到大丰避难,数月后回来。

1946年,朱子青担任市育婴堂义务堂医,1947年秋,鉴于他在担任堂医期间的无私奉献和杰出成就,张謇之侄张敬礼特赠送木刻匾额一幅,上书“保赤功高”4字,自通城由鼓乐开道,送至五步口朱子青住宅安于堂屋正梁之上。

1947年,朱子青担任私立南通中医专校儿科教授。1952年,他和顾沛霖、单锦虞在八厂街组建“工农联合诊所”,为诊所负责人。同年,受聘于通棉二厂,为特约中医师。1956年,担任南通市支援吸血虫病防治中医组组长,赴东台县参加血防工作半年。回南通后调任南通市中医院内科主任。1971年调任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朱子青从医50多年,在许多领域有杰出成就。例如,他与南通医学院附院及传染病院合作,进行白喉及并发心肌炎的治疗研究,其成果整理成论文在全国中西医合作会议上宣读,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认为他发明的针刺阙上配合中药治疗白喉并发心肌炎的疗效,达到国际水平。又如,朱子青根据《内经》灵枢五色篇的二十四句经文发明的“面针疗法”,经江苏省针炙研究所及上海、青岛等地实践,认为有效。此项发明被列为1960年江苏省69项科技新成果之一。再如,流行性脑炎等脑疾患的后遗症有行动障碍、失听、失语等,朱子青经多年研究,几经修订,整理出一内服中药配方、一内服丸药、一喷喉的粉剂(丸药和粉剂由他自行研制),三者综合使用,脑疾患后遗症的治愈率达99%以上。许多哑子、聋子、瘫子用了他的药,成了完全健康的人,疗效近乎神奇,有大量患者的来信和照片为证,使人不得不信。他在《华西医药杂志》《江苏中医》等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8篇,晚年,他抓紧整理经验、心得,著有《传染病学》《内科学》《儿科论治学》等3部文稿共数十万字。

朱子青幼年性格懦弱,成年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遇病人问话太多时不嫌烦,只说“吃完药再说”。许多病人3剂药吃完后再来,病已痊愈,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他却常常无言以对,默然而已。他虽生性懦弱,但遇重大是非关头,都能仗义挺身。1945年春,八厂驻军下乡,欲砍邻居顾家的一棵大桑树,他闻讯后赶到现场,指斥军队鱼肉百姓,士兵大怒,将他捆缚押往八厂驻军队部。村民知道后,顷刻召集100多人,赶往八厂驻军队部,与部队相持。部队营长听说被缚者是南通名医,又听说有上百农民围困八厂队部,当即从城里赶到八厂,将他松绑,并将肇事军士捆缚跪成一排,鞭刑处分,以释众怒,村民燃放鞭炮,一路护送朱子青回家。

朱子青医德高尚,遇有穷人就诊,不收诊费,还免费送药。20世纪30年代南通霍乱大流行时,他免费为全村乡亲注射防疫针,使周围数里无患霍乱者。参加工作领取工资后,在家看病从不收费,有时还要代付挂号费。他患有肺结核、肝炎、头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传染病活动期,坚持不接触病人,活动期一过,哪怕身体再差,立即恢复工作。由于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医德有口皆碑,政府先后授予他市先进工作者、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为朱子青签发奖状。1961年,朱子青去北京参加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在当时,是国人的最高荣誉。

他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曾先后担任南通县中医师公会理事兼编审组组长,南通市医学研究会委员,市中医师工会委员,市医师给证审查委员,市医卫协会委员,全国中华医学会会员,市西医学习中医班讲师。他还是南通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任农工民主党南通市中医院支部主任。

他带过的徒弟有顾沛霖、王则五、陆之枢、单锦虞、陈淑清、吴孝孚等。现在已是南通市中医界骨干的程聚生、陈幼清、丁明君等,20世纪60年代都曾在市中医院中医学徒班学习过,朱子青是该班主要讲师,这批医师均尊朱子青为师傅。

1988831,朱子青突发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去世。葬于南通市明星公墓。

一路走来

——记著名作家龚德

徐应佩

1929年12月,龚德(笔名枫亚)出生在启东东昌镇一户贫苦农家。父亲为了生计到东台去垦荒,他就在东台上了小学、初中、简易师范。1945年3月,龚德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队伍。16岁就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参加新四军时,年龄小,个子也小,军装挑最小的还要裁去一截才好穿。可他文化水平高,部队就让他担任了文化教员。龚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历经苏、鲁、豫、皖诸省,从江北打到江南百十余仗,并亲眼见到杜聿明惨败的下场,亲历渡江战役的壮举,同享收复大上海的欢乐。抗美援朝时,他跟随部队从鸭绿江一度打到三八线以南!

31年的军旅生活,龚德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使他对革命理想更加坚定,思想境界更加高尚。军营31年,已是师级干部的他却宁愿以正团级转业;已是《解放军报》编辑、记者的他,却愿转业到地级市任文化局副局长。对此,他不但无失落感,相反乐在其中,从此可以从事心爱的文学事业,创造更大的业绩。他的主要文学成果就是转业后创作出来的。

龚德成为一位有创造、有成就的作家绝非偶然。他从小得到文学的启蒙。13岁前就痴迷祖父买来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白蛇传》《水浒传》等旧时通俗小说,并爱听“唱书”(相当于扬州评话的说书)。这些都是故事性强又通俗易懂的民间文学,对于他后来爱读文艺书、提高文化水平、练习文艺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7年6月,时任省文联主席李进曾说:解放区不少作家走上创作之路是从阅读《七侠五义》《施公案》等起步的,并不是学了文艺理论才写作的。龚德就属于这种类型。

工作锻炼了他的创作才能。他在部队里做过文化教员、宣传干部、新闻战士,一直做到《解放军报》编辑、《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站记者。从为部队的油印小报《挺进》《战士生活》《军人报》写稿起步,从写新闻报道到写人物通讯,进而创作军旅小说。1950年夏,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篇5万字的中篇小说《向敌后出击》,在著名作家冯雪峰的关心和帮助下,1951年1月由华东新华书店出版。这是龚德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文艺作品,为他以后文化生活定下了基调,确定了方向,也为他在军旅文学界奠定了基础,最终成为著名作家(曾为江苏省专业作家)。他的《扬子百年记》曾获得过江苏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他特有的经历形成其创作方法。龚德是由新闻转做文学的,他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有生活原型的基础。他的作品所写,八九成是生活原貌,仅一二成是艺术加工。他自称这种作品为“纪实小说”。“纪实”和“小说”本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纪实”要求忠于事实,忠于原貌。“小说”则可以虚构、“拼凑”。新闻写作要讲究“五何三证”(“五何”指所写要明确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故,“三证”指人证、物证、书证),龚德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方法,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显示和证实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使文艺作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真——赢得读者信任的保证;善——感召读者向上的力量;美——吸引读者的魅力,三者缺一不可。“真”更是基础和核心。龚德的创作犹如写调查报告,先做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查核工作,如《绣坛奇女》《滩龙女》《飘零的归宿》《梦留安第斯》《梧桐叶落》《远方的云》等所写人物都是可考证出原型人物的。即使《扬子百年记》所写时间跨百年,人物超百人,其大部分内容也是可查可考的。甚至清末时的粮价都与史书相符。就如马克思可参考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写《资本论》一样,小说几近信史。他是先选有价值的人和事,然后谋划为文,不是主题先行,为了宣传某个观念再去找人与事加以杜撰。他的作品的可信性有时超过可读性,就在于他太重纪实,又坚持要表现“主旋律”、“正能量”所致。

龚德属高产作家。有四卷本长篇小说《扬子百年记》《飘零的归宿》等与长篇纪实文学《三百万颗民族心》《周恩来在万隆》《铁军魂》等。最近,他盘点平生所作,完成一部新著《一路走来》(上、下册),2014年7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愿85岁高龄的他,人生路、文学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全国第一个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创办

杨晓时

1984年7月,海门县手帕厂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南通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推广海门手帕厂经验。全市乡村、街道、企业都相继建立了军人家庭服务中心,把拥军优属工作推向了高潮。

1985年6月,在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创办一周年之际,江苏省政府、省军区在南通召开现场会,学习南通推广海门手帕厂的经验。此事传到北京,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给予高度评价,誉之为“新时期拥军优属的新创举”,并派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克玉参加了南通的现场会。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委郭林祥,省委书记韩培信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曾安排半天时间,请全体代表考察手帕厂和走访慰问军人家庭。赠给海门手帕厂“拥军优属的创举,巩固长城的模范”一面锦旗。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打电话给海门手帕厂表示致敬和祝贺。1985年10月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文,在全国推广由海门手帕厂首创、南通市普遍建立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经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推广南通经验的第一个文件,使一朵共同浇灌的拥军之花,飘香全国,情感三军。

在矛盾中探新路

海门手帕厂,是全国最大的手帕生产和出口创汇企业,1984年有职工1400多名,女工约占三分之二,其中现役军人妻子有80位左右。我于1978年起任该厂党委书记,逢年过节时,都要给军属拜个年,送一张年画、一封慰问信,并赠给3元左右的慰问品。

然而在1984年初,海门人武部一位领导向我通报了一件事,说手帕厂成品车间有一名军人妻子分娩了,其爱人原在部队表现一直很好,因他父亲在抗美援朝中负伤致残,现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又年迈多病,妻子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所以他超假不归部队,受到纪律处分。我听后当即一震,认为该同志的错误固然有其主观原因,但其家庭的实际困难和我们没有切实地帮助照顾好也有重要关系。接着,我组织政工干部对所有军人家庭进行了走访、座谈,发现现役军人妻子中普遍存在着“五难三感”,即住房难、子女入学入托难、关心老人难、操持家务难、生病照顾难和军人长期在外妻子有孤独感、无人分担家务有忧愁感、上夜班无人接送或陪伴有恐惧感。这“五难三感”,使一些军人妻子感到当军嫂倒霉,向丈夫写诉苦信,催劝转业。一些军人见家中难事多,心挂两头,甚至创造条件转业。这说明了军人家庭的困难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稳军心、固长城的大事。

对此,厂领导班子感到过去在拥军优属方面存在着表面化的问题,必须针对客观实际,真情实干为军属搞好服务。厂党委向全厂职工作了多次动员,号召人人关心体谅军妻之苦,帮助军妻排忧解难。同时南通军分区、县人武部、南通市和县民政局领导多次到厂帮助研究,创新思路。特别是海门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张洪学帮助我们定内容、建制度,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定名也是他拍板的。于是,海门手帕厂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在内外合力,军民共建的大合唱声中诞生了。

真情实干搞服务

海门手帕厂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一个特色是有机构无专人,厂部由党委办公室、劳资科、总务科、医务科、宣传科、工会、民兵连、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服务中心领导小组。为便于开展工作,决定由军嫂、办公室主任齐见霞任组长,各车间分别成立服务小组,厂、车间两级干部都在原岗位责任制中增加为军属服务的内容,与其它内容一样考核。全厂职工用其所便,尽己所能,人人参与,不计报酬,服务军嫂。

全厂上下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军属住房;二是哺乳期的军人妻子由三班制调到常日班上岗,其它仍上三班制的军嫂由同班就近女工结伴同行,保证安全;三是为军属进行定期体检;四是为军人妻子分担重体力劳动,这一条主要依靠按同班同地工人就近分工包干落实;五是优先解决军属孩子就近入托入学;六是帮助军人家庭调解家庭纠纷,敢当“家务清官”;七是在探亲假上给予照顾工资奖金全发;八是军人妻子生病或小孩生病住院,需要看护的由劳资科派专人护理。现役军人探亲时生病住院,厂里安排他的妻子陪护,算出勤。

在上述八项服务内容中,住房问题是最棘手的一项。由于工厂长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生活设施建设远滞后于生产发展,工厂住房十分困难,不要说军属很难分到住房,连本厂双职工结婚用房也很难安排,军人探亲时住宿不落实,军人很有意见,我们也很内疚。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建立后,下决心从这一难点、热点做起,一方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修订了分房规则,即把军人的军龄算作工厂的工龄,军人家庭作为本厂双职工对待,在双职工中军属与其他双职工在同样条件下优先分房。另一方面立即腾出6间平房仓库和部分办公室,再把每间分成两个半间。当年就腾出了简易住房30多间,使军属得到了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宿舍。这半间房虽小,也很简陋,但深深地打动了军人及军属的心,他们感到从集体宿舍搬出来已经是个飞跃,有的军人妻子含着感激的泪水搬进了她们第一个家室。有个军人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回家探亲,有了这半间房,我心里踏实了!感谢服务中心!”就是这半间房,全国许多报纸刊登,许多电视台、电台广播,许多部队把海门手帕厂克服困难,优先给军属分房的消息作为学习材料。国家民政部也由此作出“军人也算在厂职工一员,并在同一条件下优先分房”的指导意见。这半间房竟产生这样大的威力,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想到的。

数十年延伸发展

海门手帕厂的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又一个特点是:不是热闹一阵子,而是长期地延伸提高。1987年,我调离了海门手帕厂。以王浦萍为首的领导班子,遇到了手帕生产形势突变:国内外兴用纸质手帕。棉织手帕销量大减,手帕厂由“摇钱树”变成了“苦菜花”,遇到的转产任务十分艰巨,但厂领导班子,坚持服务中心的宗旨,不管企业如何转改,只要有一位军嫂,为军属服务的实事不懈怠。

数十年来,企业经历了由厂改为公司,又以国有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了民营股份有限公司,由生产纺织品为主转向路桥建筑、药品生产等多门类,但军人家庭服务中心服务宗旨没有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锐意进取,拓展内涵。在企业优化组合中对军属推出“三个优先”举措,即政治培养优先、业务培训优先、文化提升优先。把服务军人家庭的内容从解决生活实际困难拓展为帮助提升素质,实现自我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军人妻子下岗和失业。在国有企业改为民营企业后,又推出了延伸服务对象,实现由“以军人妻子服务为主”向军人家属、转复军人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海门籍军人牵线搭桥,有十几名女工成了军嫂。与有关部队签订《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双向公约》,把厂方和军属执行公约的情况定时向部队作书面报告,特别是军人妻子得到某种荣誉时,把喜报寄到她丈夫的所在部队,让军人也分享幸福和荣誉。组织厂文艺队去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及相关部队慰问演出。印有“心连心”“同命运”“鱼水情”等字样慰问军人的手帕近万条。还抓好企业民兵队伍建设,建立了女子民兵连,通过向武警中队学队列操练、擒拿格斗、武器使用等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的军事素质和思想作风,把军人家庭服务中心提升为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典型。

我亲身经历的惩奸和“五四”土改

唐如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解放区部队一边准备去接受日伪投降,一边开始以城镇为中心划分行政区。如皋县双岔北区划为双甸、景安两个区。双甸区政府于1945年10月进驻双甸镇,住大河南一个没收日伪敌产的四合厢宅院。区委书记刘征林,区长顾一平,我任生产建设股股长。当时,国民党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我们积极准备迎战,并抓紧时机发动群众惩办汉奸,同时调查摸底,进行土地改革。

因生产建设方面的事情不多,区委就组织大家分别到各乡参加惩奸。开始我和区委的吴静在双甸镇参加惩奸,后又和康承俊到从坝乡,发动群众揭发控诉日本侵略中国,实施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罪行。人民对那些投靠日军,欺压百姓的汉奸恨之入骨,汉奸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经上级批准,在从坝乡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枪毙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并对多人实行交群众管制,监督劳动改造(当时还没有监狱)。群众发动起来了,积极分子多了,惩奸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1946年春夏,解放区全面进行土地改革。5月4,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称这次土改称为“五四”土改。通知讲解放区土改应按照1933年红军在苏区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执行,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地主本人一份),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次土改,我被分工在双甸区西南片的东周、宗楼、鹤井3个乡,离国民党军已占领的白蒲镇只有六七华里。大战在即,群众迫切需要土地,改善生活,又怕国民党军进攻,顾虑不少。敌人还经常下乡“扫荡”、抢劫,群众就跑开、躲避,开个会都不容易。因此这些边区的土改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组织当地积极分子,分别算账、划分成份、丈量土地,分给那些缺地无地的农民,插上旗子,写上名字,再召集会议宣布。因为形势越来越紧,甚至有的地方在我们给谁家分了田插上旗子后,第二天就被国民党军还乡团拔掉了。所以分得土地的农民,有的收了一熟麦子,有的麦子也没有收到,秋熟就没有耕种。

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响,国民党军及还乡团回来扒田倒租,把分地的农民抓去吊打,有的关进监狱。我参加的“五四”土改是在最边区,在敌我拉锯的地带,情况比较特殊,土改进行得不彻底。中心区土改就不一样了,群众发动得好,进行得比较彻底。不久,我们回到了双甸镇,做组织参军和支援前线工作。

1946年,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侵犯,我们进行土改的同时就发动大参军,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为保卫家乡、保卫土地、保卫胜利果实,都积极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1946年如东全县有3100多人参军,1947年有5600多人参军。

经过惩奸和“五四”土改,大大地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为后来成千上万民工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迎得解放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毅元帅讲:兵员也是靠人民源源不断的补充扩大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车推起来的。

苏中党校建立初期

陈以和

车桥战役胜利之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战略区基本连成一片,从而打开了淮宝地区的新局面。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苏中军区暨一师师部在1944年3月16,从东台三仓河地区开进了宝应县的安丰绿草荡边的固晋、太仓、张吉、新舍等紧靠绿草荡边的几个村。同年4月,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苏中党校在安丰镇林溪村建立并开学,随之成立以粟裕为主任,陈丕显、管文蔚、钟期光、周季方、刘季平、曾一凡、俞铭璜等组成的整风学习委员会,开展继1943年7月开始的整风运动的第二期学习,主要学习22份整风文件。在安丰林溪开学的苏中党校,计5个中队(支部),人员为县团、区级以上干部。

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同志在开学典礼上提出要求: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以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方式进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求得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苏中地区的整风运动稍迟于延安,没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现在淮宝地区成为一个可靠的大后方,粟裕、陈丕显深知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他俩轮流到党校去作辅导,与大家交流整风学习的心得体会。那时候,条件艰苦,纸张少,一本《共产党宣言》是用发黄的土纸印的,大家传看以后,字迹模糊了,还争着传阅。区党委为了使党员干部及时的了解全国的形势和党中央的声音,还自己编印了小册子,收录了延安《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有时因为电讯经常中断,往往字里行间会出现“此处缺一百字”、“此处缺五十字”的情况,让人读起来接不上气。但就是这样的书,同志们抢到手,都像捧着宝贝一样拼命读,往往一本书要传读上百人。封面坏了,人们用纸包了又包;书页坏了,把书角补贴起来。缺漏的地方,就设法抄补上。当时整个党校的学习空气,既紧张又活泼,既严肃又民主,大家都有这样的愿望:“不怕脏、不怕丑”,“脱裤子”、“割尾巴”。在林溪村,每当晚饭后(因为是夏天),田埂上、草堆旁、小河边、宿舍里……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们,谈论的内容都是整风的学习心得体会,遇到有争议的议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等到把对方说服了,大家哈哈大笑一阵。因为所有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都像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我们继续斗争的同志,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丢掉呢?大家都把自己的缺点当作党的缺点对待,加以分析,加以判断,既和风细雨,又不留情面。整风期间,陈丕显同志还经常和粟裕同志到各地委整风队、抗大九分校等单位去做辅导,检查进度,以及时了解各地掌握政策尺度情况,并经常深入部队,检查部队的整训情况,适时地向敌人发起“夏季军事攻势”。

苏中区党委在宝应县安丰区林溪村成立苏中党校以后,作为苏中区党委的宣传部部长俞铭璜工作更忙了,他除了要经常到林溪来做报告、作辅导,掌握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工作之外,还要具体抓好《苏中报》报社及《苏中报》印刷厂的整风工作。当时《苏中报》报社设在安丰区朱郭村的大兴舍,而印刷厂设在崔渡村的吴庄组。这两个单位的知识分子特别多,人员思想复杂。俞部长按照区党委统一部署,除了组织学习整风的22份文件,还针对各种类型人物不同的人生观,用自己撰写的《新人生观》一书教育党员和干部。这是一本将深奥的道理结合各种类型的示例、讨论应树立什么样人生观的好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经常深入到各单位作辅导,边学习边讨论,书中列举出各种不同的人生观。直至今天,还有许多老同志、苏中公学老校友说:“俞铭璜部长的《新人生观》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奠定了我一生的思想基础,为我一直坚持的人生准则从一开始就打下最坚实的思想基础。”70多年过去了,俞铭璜部长在宝应时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老区人民的心中。他的《新人生观》已载入革命史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战士。

苏中党校这次整风时间为1944年5~11月。在整风过程中,虽然结合审查干部时曾发生过某些偏差,但很快都得到纠正。通过整风,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当时苏中区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分散独立情绪、军阀残余贪污浪费的现象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和克服。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团结有所加强,工作作风大有改进,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

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看通城变迁

贾涛根

新建成的十字街钟楼广场,东北侧的两处地下通道口建筑大墙上,相向嵌装了6幅石质阴刻的地图。它们分别是明万历《通州志》上的“通州治图”、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上的“州治旧图”和“州治新图”、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1996年《南通城区图》。这6张不同年代的地图,正是南通历史发展的珍贵证明资料,也使修复一新的钟楼广场增添了文化内涵。

南通是一座国家级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而她历史文化的精华部分,就在南通老城区这块地方。自后周显德五年(958)设州建城开始,老城就是南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字街一带更是老城的核心区域。如今这里建设市民广场,在公共艺术的表现上,要求能够充分体现南通城历史文化的内涵,确实十分必要。

这6张古今地图反映了南通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地方志上的地舆图,如城域图、市貌图、衙署图、庙宇图、河道图等,其实质是中国古代广泛使用的城市规划图,是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样,这6张地图也是南通市历史文化十分珍贵的资料,它记录了各个历史时代通城的实际形态,通过对比也可以反映南通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虽然这6幅地图中,明清的4幅属于示意性的舆图,近、现代的2幅是比较精确的测绘图,但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地图中,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南通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尤其是近代,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

这6张地图反映出了南通古城的一些历史变迁。就拿南通城的基本形态来说,从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可以看出明代万历以前,通州城保持了四方城的城垣形制。而在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通州城的格局从四方形变成了葫芦形,这反映了通州城形态在那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的时局有着紧密的关联。

明代中叶,倭寇对通州的侵扰日益严重,嘉靖年间倭寇曾从狼山登岸,烧杀抢掠直至南城门下,将通州城围困月余。通城军民靠城垣合力守卫和援兵夹击方得脱祸。在倭患不断的情势下,大量抗倭部队集结,原州城已难以容纳,便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动工于南城门外拓建新城,这半葫芦状的新城,在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已作标示。原先城外的教场,已经进入新城之内,南濠河也成了城内之河。

随着倭患的日益平息,通州新城的屯兵御敌功能亦日渐消失,到清乾隆年间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废圮。从光绪志上的城隍图可以看出,通州城廓的规模、形态,又与明万历时基本相同,乃至是恢复了宋、元时期通州城垣的大体轮廓。新城的城垣虽不复存在,但建城后原先的荒郊农村也有一些城镇化了,所形成的一些街巷、河道、桥梁、庙宇等,成为了后来通州城南片的框架部分。

到了20世纪初,张謇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策动地方当局对新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清理,用拆除城墙的泥土填塞部分河道,使新城区由半圆形扩展为方形。在土地扩大和平整的基础上,先后在南门外新城旧址上创办了大学、师范、中小学、职业学校、贫民学校和博物苑、图书馆、养老院、伶工学社、五公园等一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这些成果在1928年《南通县市图》上得到标识。

从明万历到清光绪的地图中,可以看出通州老城区在数百年里,基本保持了四方形的城垣格局,以州署为中心的向东、西、南三面伸展的“丁”字形主干道路,以东、西水关和外濠河相通的市河,以及棋盘状街坊里巷的内城面貌。

20世纪初,老城部分的面貌也开始有所变化。1921年拆除了已有千年历史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只保留了3座城门楼子。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可以看到三面城墙的遗址和尚存的北城墙。到了1928年,北城墙也被拆除。后来,在原先城墙的基础位置,建成了南通城的环城马路。

南通老城区面貌的更大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底,人民政府应广大市民的迫切要求,拆除了东、南、西三座城门,废土用来填塞了臭气熏天、蚊蝇孳生的市河,为改善南通城里的交通,创造了条件。

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古代通州,其交通长期以水运为主。货物进出通州城,也以装船从濠河经水关进入城内的市河为方便。市河除了交通之利,还是城市泄涝和排放污水的主要渠道。直到20世纪初,市河还是泄排无阻,十分畅通,依然发挥着城市动脉的作用。但在城墙拆除后,市河河面不断被填塞占用,河床日益淤积,逐步丧失了运输和排水的功能,成为了一条污秽不堪的臭水沟。人们也能从古今的6幅地图看出市河变化的端倪。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和光绪志上的城隍图,都比较显著地标示了纵横全城的市河;1928年的地图上,还可看出市河的存在,而在1996年地图上,这条古河道已是踪迹全无。

纵横城内的河道,虽然带来了水运的便利,但也导致了陆上交通的阻隔,必须在市河上多处架设桥梁,才能保持街巷的交通。这在老舆图上就有所反映。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就标示了多座市河上的桥梁,如城东片的通圣桥、元武桥、泮宫桥、崔家桥等,城中片的丁家桥、岳家桥、中正桥、文武桥、平政桥、市桥、虹桥,城东南片的通天桥、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还有城西北片的拱辰桥等;清光绪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都标注着许多的桥梁,如乾隆志上尚未标示的察院桥、大圣桥、石桥、筷儿桥、五步桥、东北水关桥、西水关桥等。这表明在通州城内的市河上,曾经有过20多座桥梁。这些桥梁有木桥,也有石桥,除南大街上的平政桥外,一般都不大。如西北角比较简陋的筷儿桥,就是两块条石搭建而成,像一双筷子。

河填则桥废,市河在南通解放初期填塞以后,所有的桥梁也相继拆除,这就为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扫除了障碍。从明、清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内的街巷都很狭窄,连主要的商业街道十字街和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宽处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3米,别说汽车,就是人力车也只能擦肩而过。次级街道的寺街、官地街、中学堂街则更为狭窄,而城里巷子的宽度又比街道为狭,最窄的只能两人侧身而过。这些街道、里巷没有一条水泥或柏油路,多是碎石、煤渣铺路,也有一些泥路,坑坑洼洼,路况很差,交通的落后状况严重影响了南通的繁荣和发展。

南通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是1953年开始的。当时在填没的市河上新建了一条宽阔的的道路——建设路;1958年,拆除东、西大街3000多间房屋,建设了宽达35米的人民中路,随着向东、西城区的延伸,南通形成了最早、最宽的主干道。南大街也在1972年从宽5米拓宽至14米,到20世纪90年代建成具有宽阔的人行道和双向四车道的商业大街;环城马路数度拓宽,已经成为了南通城内机动车辆的环状主干道。从1996年南通市城区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可喜的变化。

古今地图上衙署、庙宇的变迁。明、清图上的州治、州署,民国年间的县署,解放后的市政府,都是指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署,即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从图上看,他们都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表现了权力机关的崇高地位。到了21世纪初,随着南通城的迅速扩大,市行政中心已迁往新区,这里不再是政府机关所在地了。在明、清地图上,还有不少机关部门,如军事机关总府、总镇府、把总司、总镇署、中军厅、守备署、游击署,法纪监督机关察院,科举考试场所试院,税务机关课税局、课税司署,治安部门兵马司,知州的秘书部门吏目署,文教主管部门学正署、调导署等,这些名称在通州改县以后已经废弃使用,到了解放以后,市里的党委、政府机关和部门则有了全新的设置和名称。

在庙宇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寺庙道观往往是城市中最为显眼、高大的人工构筑,用现代语言表述,主要的庙宇建筑物大多是城市的地标。因此,在古代城市的地舆图上,庙宇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将这6张古今地图进行对比,则可从庙宇的变化看出南通这数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上,通州城内的古庙有千年唐寺天宁寺,北极阁上的真武庙(北上真殿),十字街附近的城隍庙,东街的儒学,西街和西南营的关王庙,仓巷里的玄妙观。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老城区里除了上述庙宇外,还增加了一些道观、祠堂,而新城里标注了几个著名的古庙,如兴化寺(西寺)、兴国寺、东岳庙和城外的千佛寺等。光绪志的城隍图上,城内增加了寺街的华王庙,西南营的上真殿,东南营的大王庙,城北的万寿宫等。1928年的南通县市图上,也标示了不少庙宇。但这些庙宇在20世纪末,除了天宁寺和兴国寺(东寺)还是宗教场所外,其余因城建需要或已废圮,进行了拆除、改建,如北上真殿、玄妙观、东岳庙等;有的改作了其它用途,如文庙成为了群众文化场所,西寺成了印刷所,千佛寺从师范校改建为工厂;也有的后来拆迁到了城外,如城隍庙。

从钟楼广场6张古今地图上看出的通城历史变迁,肯定不够全面和准确。只是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人士来关注和研究南通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更多地展现千年通城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个性,让文化策动力更好地推动这座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

父教育而母实业

高广丰

在某次小型会议上,谈到张謇关于教育和实业重要性的问题,有人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张謇说的究竟是‘父实业,母教育’还是‘父教育,母实业’”,我竟被问住了。于是,我反过来问:“那么,究竟是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竟也把人问住了。仔细一想,这里有一个在张謇看来教育与实业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

于是我在《张謇全集》中寻求答案。张謇的表述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实业为教育之母”(1921年《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

“教育为实业之母”(1907年《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教育者,万物之母。”(1910年《请免提苏属积谷款仍留地方办学议》)

“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1910年《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文》)

“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密之关系。”(1903年《师范学校开校演说》)

“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1907年《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

我找到了张謇的原话是“父教育而母实业”。然而从张謇的表述中,我没有看出他对教育与实业孰轻孰重的态度。教育固然是“万物之母”、“根本之根本”,但同时“实业为教育之母”,没有创办实业的成功,没有资金的积累,就根本谈不上创办教育事业。张謇自己的救国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先办了大生纱厂,有了钱,才办了通州师范。他一生办了20多个实业,才有可能创办300多所学校。而反过来,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管理和技术人才,为实业服务,才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所以“实业教育二事,有至亲至密之关系”。

张謇认为,教育和实业,就像父母亲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切赖以生存的东西,就是人们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照字面解释,就是供给衣食的父母。人在踏入社会之前,一切都得靠父母提供,岂止衣食而已。所以“衣食父母”,意即“生活所依赖的人”。那么,教育和实业就是人们所依赖而无法或缺的。

教育和实业,二者并重,而人们则赖以生存。那么“父实业,母教育”还是“父教育,母实业”,其实是一样的,尽管张謇说的原话是“父教育而母实业”。张謇在这里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方法。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它把属于一个句子(或短语)的意思,分写到两个句子(或短语)里,解释时要把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足,所谓“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具体地说,就是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

张謇说的“父教育而母实业”难道不正是这样吗?“父教育”“母实业”,看似各说两件事,其实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即不是说“教育是父亲,实业是母亲”,而是说“教育、实业就是父母亲”。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究竟是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的问题发愁了。

在寂寞中追求美丽人生

——记新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如东县志》总纂李明

李明是方志学家,被称为“我国新方志的开拓者之一”。他首编新地方志《如东县志》,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各省、市、地区、县(市)修方志者,都到如东县“取经”。他还先后出版了《县志编撰探微》《新地方志学简编》《新方志编纂实践》《实用方志编纂研究》《方志管理学》等7部著作,主编或参编的志书13部;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70多篇,总字数在120万字以上。李明成功的奥秘,在于他在寂寞中始终追求美丽人生。

李明出生于如东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农村的党员干部,哥哥是烈士,称得上是“根正苗红”。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学生干部,高三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班35名学员,高中生考进来的只有9人,其余多为调干生。调干生参加革命时间早,大多是党员,经历丰富,知识面广,像李明这样的高中生,在班上只能是小字辈,学生干部根本就轮不到他。由此,他除了上课外,全泡在图书馆里读书,为充实自己而发奋苦读。几年书读下来,“腹有诗书气自豪”,李明的学养厚实了,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大三时他被选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新闻系的黑板报上经常有李明爱读书、勤读书的事迹。最终,他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大学毕业后,李明在西北工作了5年,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调回如东老家。“文革”期间,他磕磕碰碰,虽不是“革命对象”,却也不为当时部门头头们喜欢,于是从“大机关”进了“小衙门”,在如东县级机关当了个小干事。一些人窃窃私议:李明何以从陕西省委“下放”到如东县?李明不加理会,还是精心读书,认真塑造自己。经过多年工作的历练,这次读书,无论是书籍内容还是读后体会与以前大不相同。一是读历史书,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不但读了,而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二是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以致最难啃的《资本论》他也初读了一遍。由此,他有了自己的中国史观,更树立了唯物史观。这为李明后来在方志学界开辟新路,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李明主持编纂新中国的第一部地方志《如东县志》。他开辟草莱,起草体例,扬旧中国县志所长,避旧中国县志之短,在第一编“概述”中增加了“民族户籍”“人民生活”等章节;在第二编“政治”中,前所未有地设立了“党的组织”“行政设置”“统一战线”“社会团体”“政法”“民政”“重要文告”等章;在第三编“经济”中设计了“经济制度改革”“农业”“水利”“海洋渔业”“工业”“盐业”“商业”“粮食”“交通”“邮电”“基本建设”“能源”“财政”“金融”等章。在第四编“军事”、第五编“文化”、第六编“人物”中,既保留了旧方志的一些优长,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尤其是第七编“杂记”,设立了“风俗”“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章节;第八编“附录”,因如东县原是如皋的东部,因此又设有“如皋东乡人民斗争纪略”“如皋志略”等章。像这样的崭新县志,千百年来的旧中国不曾有过,新中国成立后也不曾有过。而此书的“总纂”正是李明!《如东县志》于1983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它是第一部新县志,各省市凡修志的县市,纷至沓来请如东县介绍经验,李明因此成为“我国新方志的开拓者之一”。

1986年,李明调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成为省志办的组创人员之一,主管市县志编纂指导工作。几年间,全省市县志编修工作全面展开,生机勃勃。5年后,省志办领导安排一位同志接替了李明的工作,派他去组建研究室。李明决定在这个时期认真研究方志学。本文开头所列举的李明著作,基本上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这些著作的问世,使李明名闻方志学界。人们说他是“修志道路上的拓荒牛、先行者”,请他担任方志主编的或参与主编志书的单位接踵而至。

2000年,李明退休。江苏“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关心下一代周报》编辑部请他帮助工作,他欣然接受了邀请。2013年,因为家要搬到江北,只好与《周报》告别。李明今年74岁,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仍在作文著书,始终在寂寞中追求美丽的人生。

沙元炳对《如皋县志》的贡献

郭祥贵

据文献记载,《如皋县志》创修于1464年(明天顺八年),历经明、清

、民国,共11次大修。其中,明朝志5部、清朝志5部、民国志1部,而以1915年开始纂修的民国县志尤为详尽。不久前,笔者在书摊重金淘得三册由沙元炳、沈文翰、金鉽主纂,黄七五题署封面、白宣纸木刻的《如皋县志》。

沙元炳(1864~1926),字健庵,1891年乡试中举,1892年赴京会试取为贡生,1894年应恩科殿试中进士,与张謇同榜,1898年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首创了全国最早的公立师范学堂——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并在师范学堂内设附属两等小学(初等、高等小学)和测绘专科学校,继办如皋县乙种工业学校。沙元炳追随张謇,实业救国,投资于大生纱厂、广生油厂等企业,并在如皋兴办实业,倡导和集资创办广丰腌腊制腿公司、广生德中药铺、鼎丰碾坊、裕如钱庄。1911年11月,如皋光复后担任民政长。1913年,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长。

民国《如皋县志》的编修

1914年,沙元炳等上书县长,在《请设志书局启》一文中,陈述了修志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县之有志,上以备国史之要删,下以系一邦之风教,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亟”,担心“新学后进,不习于旧闻,故署废曹,莫究其职掌,道丧文坠,愈远愈漓”。认为重修县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元炳等生胡王礼教之乡,抱杞宋无征之惧,不揣薄植,有志修明,夫颂述遗闻,采掇故事,乡人士之责也。”1915年,县志局成立。沙元炳主纂《如皋县志》期间,召集当时绅士名流、知名学者,夜以继日地商讨、研究修志事宜,并拿出家藏明万历清乾隆诸志以及乡贤著述200余种用于修志。《如皋县志》“汇集旧志,覆加考订,增改并采同治癸酉后事实续入,迄宣统三年为断,都为一书……表图分附厥类,有清一代邑乘、政事、文献,于斯得所汇集。”“仿纪事本末体例,合九志而详加考订,别类分门,原原本本,纂缀成帙,续采事实,迄于逊政,足成一县之通志。”

《如皋县志》除卷首《序》之外体例包括《编纂崖略》《纂修题名》《星野》《全县分区图附图说》。其中《序》6篇,分别为民国22年秋八月泰兴金鉽《序》、民国22年岁次癸酉秋月黔中赵镜元《序》、民国22年七月王福基《序》、民国23年孟夏情荃许树枌《序》、民国22年八月黄家瑞《序》、民国28年五月知如皋县事邑人兆昌于志文《序》。《编纂崖略》《纂修题名》主修刘焕等15人,协修黄锡田等9人,协修兼总收掌郭雍南1人,总纂沙元炳等3人,协纂兼总校陈其嘉1人,分纂汪莹等6人,审查黄家瑞等5人,复校潘树声等4人,分校汪丙炎等4人,各区采访计146人。由此可见,修志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如皋县志》20卷,各卷内容如下:卷一:区域志。卷二:建置志上。卷三:建置志下。卷四:民赋志。卷五:典礼志、防卫志、邮置志。卷六:食货志、学校志上。卷七:学校志下、秩官志上;卷八:秩官志下、选举志上;卷九:选举志下。卷十~卷十四:人物志。卷十五~卷十七:列女志。卷十八~卷十九:艺文志。卷二十:祥祲志。卷末有《旧志序》8篇及《跋》1篇。

经过18年之久,历经战事变乱,《如皋县志》于1933年脱稿。其间,主纂沙元炳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壮志未酬,于1926年2月18日带着遗憾离世。

沙元炳去世后,金鉽、陈其嘉等人不负重托,在兵火战乱中不忘整理志稿,“排缵而篇第之,至可杀青缮写,复以笔札不给束置高阁中,阅十稔,几罹五厄”。经多方筹款,《如皋县志》卷一至卷五终于在1939年分3册印行传世,卷六至卷二十虽未能付梓,但书稿尤在,手稿皆由当时编纂人员蝇头小楷誊写,并装订成15册,现藏于如皋市档案馆,成为镇馆之宝。

民国《如皋县志》的特色

与以往的10部县志相比,民国《如皋县志》具有如下几大特色:

包容性。沙元炳修志不囿于因循守旧的陈腐观念,修志人员不分地域,既有饱读经书之宿儒,又有留学归国之新人。近至邻近之泰兴,远至西南之贵州,只要学有所长,都予以延用。沙元炳以家藏明万历志、清乾隆志校勘嘉庆志,发现嘉庆志遗漏很多,而嘉庆道光同治三志话多而无用。有鉴于此,沙元炳“自明万历志始迄清同治志止,汇次群籍,补遗纠谬”,同治以后,增以志书局征访资料,编成《如皋县志》。再修的《如皋县志》吸收了前10部县志的重大成果,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尽量保留了同治志原有的《建置志》《学校志》《秩官志》《选举志》《列女志》《艺文志》《祥祲志》等篇目,又在同治志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使之日臻完备,“后出转精”。

创新性。沙元炳运用新理念,聘用新人物,“改变旧志赓续之习,略仿纪事本末义例,汇集诸志,旁搜远绍,俾吾邑典章文物之懿、兴革损益之迹,灿然可睹。”民国《如皋县志》“义例皆出沙君手定”,改《名宦志》和《列传》为《人物志》,改《赋役志》为《民赋志》,改《军政志》为《防卫志》,新增《区域志》《典礼志》《邮置志》和《食货志》,这些都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辛亥革命后,民主、平等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不再设《名宦志》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区域志》作为《如皋县志》的开篇,主要记述如皋的历史沿革、形胜、四境、乡都、村市、水道、堤堰、津梁,让人对如皋的地理一目了然。《典礼志》记述如皋的庙祭、坛祭、祠祭、群祀、祈祷、宾兴、入学、风俗、方言,突显了志书的教化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外交往日渐增多,近代邮政和电政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步发展起来。1878年7月,发行了清代海关试办邮政时期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电政也于19世纪70年代登陆中国,落户如皋。1875年1月13日,如皋成立了“如皋电报局”。1918年12月,如皋成立的“皋明电灯公司”就是沙元炳亲自创办的。邮政、电政经过30多年的发展,《邮置志》的设立是大势所趋。《邮置志》记述递铺、邮政和电政,可谓土洋结合,中西合璧。《食货志》主要记述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矿冶、市籴、会计(国家预算)等制度,是了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新增《食货志》,体现了沙元炳重视经济、实业救国的思想。

前瞻性。志书的作用在于“资治、教化、存史”。沙元炳高瞻远瞩,于战乱当中看到国家未来对史志的需要。他以为“县之有志”,“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亟。”1931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令各县修辑民国志书备考证。沙元炳早在十几年前就着手续修县志,到此时县志的重修工作已进入收官阶段。民国政府令颁布不久,县志就续修完毕。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付印书款。

发现沙元炳佚文一则

《如皋县志》反映了如皋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档案价值。仅就文献价值而言,《如皋县志》保存了沙元炳佚文《请设志书局启》,弥补了《志颐堂诗文集》之缺失。沙元炳著有《志颐堂诗文集》,由其门人收集辑印。最早版本为中华民国22年中华书局聚珍仿宋本,线装6册。沙元炳逝世于1926年,文集印于1933年。然而由其所撰的《请设志书局启》却不见于其文集之中。究其原因,可能是沙元炳早在1926年逝世,《请设志书局启》仅保存于《如皋县志》中,其门人并无机会接触到,“会值事变,全稿大半残毁”,也许还有不少沙元炳的著述毁于战火之中。尤其是1933年《如皋县志》修成以后,直到1939年只付印前5卷,其余书稿束之高阁,更不为人所知。笔者查阅了如皋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如皋县志》末卷,内有沙元炳《请设志书局启》一文,此文虽曾经该馆副主任科员、副研究馆员周丽君作过节选引用,但未能全文刊出。为此,笔者将沙元炳所撰的《请设志书局启》标点整理,公之于众。错误之处,幸垂教焉。

县长先生大鉴,迳启者:

窃维县之有志,上以备国史之要删,下以系一邦之风教,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亟。故自民国肇造,远而上海,近而南通,皆有修志之举。诚以居今志古,自镜得失之林;辨俗陈风,周知利害之迹。披文考质,舍志末由。如皋有志,肇始明代,陈童、张吕,具有成书,五厄三灾,与运俱泯。今所存者,惟康熙卢志,乾隆郑志,嘉庆杨志,收藏故家,仅得观览。自是以后,一修于道光丁酉,再修于同治癸酉,意在赓续,取资未宏。文人雅言,吏胥簿牍,钞撮排比,无当史裁,掇拾琐事,雅类丛谈,藻饰文辞,颇杂诗话,例虽未善,事尤可征,距今又四十余年矣。教法易而古义微,管制更而典吏散。及此不图浸淫,以俟后日。窃恐新学后进,不习于旧闻,故署废曹,莫究其职掌,道丧文坠,愈远愈漓。是滋惧矣。夫志,乃一方之公言,非私门之著述。建置有因革,则法随事迁;制度有变更,则例缘义起。以今方昔,有易有难,志之有图,如人之有影。旧志所绘,仅恃画工,纵极精详,无裨准望。今则测局将开,舆图可据,既有精密之地形,斯有真确之里步。开卷已明,按尺自得,广轮杂,无待烦言。至于地理历史,乡各编纂,言无雅俗,咸供取裁,稍事搜采,闻见略备。此其易也。维新十载,事变万端。官治自治之区分,政典法典之蜂出。农商学警,则详略殊异。秩官选举,则新旧杂糅,天学无授,纪野可删,帝制不称,皇言非纪,氏族岂尽高门,物产宜详功用,凡以部次群言,辨章流别,斟酌损益,须具别裁,虚造既乖,史法墨守,亦昧通方,此其难也。以言乎易则乘时为先,以言乎难则得人斯立。今者国史馆开,耆儒应聘,识大识小,言必有征。昔麟经载笔,远摭宝书,马史成编,旁稽语策,不有方志,斯焉取斯。元炳等生胡王礼教之乡,抱杞宋无征之惧,不揣薄植,有志修明,夫颂述遗闻,采掇故事,乡人士之责也。综核典章,钩比簿籍,有司之事也。执事学通政,法绩美廉平,行野而察民风,观乡而知王道,缅掌故于前师,贻治行于来者,必慨然以兹事为不可缓者,提挈匡正,端赖贤宰,谨述概要,罗列左方。伏希裁择,立案施行。

中国早期戏剧、电影“两栖”演员葛淮

吴更生

葛淮(1908~1966),字次江,江苏通州(今南通市通州区)人,出生于石港镇小商人之家。家道不济,父母去世早,靠姐姐抚养。1919年,适逢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清末状元张謇嘱托兴办伶工学社(从孩子起培养新剧、京剧人才),葛淮及哥哥葛湘都考取了伶工学社,学演京剧、新剧(话剧)。

葛淮聪明颖悟,口齿伶俐,相貌俊秀,乖巧可爱,深得张謇和欧阳予倩的喜爱。张謇亲自为他取字“次江”(淮河次于长江之意),并教他书法。葛淮原学武生,后改习小生。以优异成绩于1924年毕业。

后来,葛淮因倒嗓(喉咙沙哑无法发声),暂不能唱戏,就和哥哥葛湘及戴衍万3人赴上海投奔老师欧阳予倩和卜万苍(1938~1974,民新影片公司剧务主任兼导演),经他俩介绍进入上海民新影片公司。

在中国早期电影时代,葛淮主演了《海角诗人》、《天涯歌女》(他在该片中饰画家陆沉余)、《西厢记》(在片中饰张生)等4部无声电影,因其风度儒雅俊逸而名动上海。

1928年,葛淮嗓音逐步恢复,就跟随已在京剧界大有名声的欧阳予倩先生演出《杨贵妃》《潘金莲》等新编京剧。并先后与京剧名角高庆奎、金素雯、陈鹤峰、言菊朋、高百岁等搭档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中演出。他所饰的周瑜、吕布、赵宠、莫稽等角色,博采众长,尤其注意把欧阳老师善于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演技揉合在自己的表演中,加之扮相俊美,故成南方小生中的佼佼者,名声鹊起。其间,受邀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为《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他与阮玲玉主演。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葛淮投入抗战洪流,在上海参加了由田汉、欧阳予倩、周信芳、于伶等发起组织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歌曲部,后又加入中华剧团。保留节目有《桃花扇》《梁红玉》等新编京剧,这些剧目都是以亡国恨、要抗敌为主旨,激励人们的抗日之志。上海沦陷后,他加入周信芳(著名京剧名角)的移风社,与周信芳同台4年多,成为周信芳编排新戏的得力助手。保留节目有《明末遗恨》等剧目。

他饰演的一些反派人物,如张邦昌、洪承畴等,将小生、丑角两行相揉合。葛淮相貌身材均上乘,扮相俊美,他独创了“风雅其表,败德其心”的表演方法。

1940年,葛淮与王熙春合拍戏剧片《孟丽君》,饰皇甫少华,获得赞誉,成为我国首批戏剧、电影“两栖”演员之一。

1943年春,葛淮携家眷回到家乡。石港镇地处抗日前哨,但它也是传统京剧欢乐乡。葛淮被推任石港良友剧社的负责人之一,分工负责艺术工作。他边教人边演戏。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伪封锁线,奔赴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共演出数百场。他饰演《群英会》中的周瑜、《摔玉请罪》中的贾宝玉,以及《渔夫恨》《亡国惨》等剧中主要角色,深受苏中四分区广大军民喜爱,受到时任苏中四分区宣传科科长、文教科科长夏征农多次表扬。1946年,新四军抗日将领粟裕、陶勇等接见并鼓励了他。

1949年底,葛淮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京剧团艺委会副主任兼导演。他导演的《九件衣》《保家卫国》《梁祝》等20多部作品,部部做到推陈出新,受到好评。

葛淮不但容貌俊秀,基本功也扎实,尤其是在张謇指点和鼓励下,写得一手好字。在福州演出《人面桃花》时,当场悬笔写字,观众连声叫好,掌声如雷,以至于福州不少名士纷纷登门求字,他应接不暇,成为福州的佳话。

1956年,葛淮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被评为福建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赴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0年,葛淮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因导演《保家卫国》一剧,立下二等功。还担任福建省京剧团副团长一职。他曾是中国戏剧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协会福建分会理事。

“文革”中,葛淮被迫害致死,1978年获平反昭雪。

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六大佐证(下)

李实秋

曹雪芹笔名隐秘与“悼红轩”真相

《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又自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对照《红楼梦》一开始自云的“把真事隐去”,这里又重申“满纸荒唐言”,一再提醒人们:“这些名字都是假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其中“金陵十二钗”,笔者在前文第二题已讲述了,实际是“秦淮八艳”。作者名字曹雪芹,更不可能是真名。谁都知道,《红楼梦》有淫书之嫌,更有“反清悼明”政治倾向,在那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也获罪的满清文化专制时代,你就不怕杀头、诛九族吗?!特别是胡适认定的那个“真有其人”的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织造官位上才被查抄,到认定是这个曹雪芹披阅《红楼梦》,时间相隔仅三四十年,前车之鉴,他敢再冒这个险吗?这个是极其简单的现实和道理。更有甚者,至今在曹寅族谱中并没有查到曹雪芹这个人的名字。我们知道:冒辟疆名襄,字辟疆,自号巢民。他对外常以“巢民”自称,世人亦常以“巢民辟疆”“巢民兄”“巢民师”尊称他,甚至刻在石头上,下文还要提到,此处不赘。古今中国人化名特别是取笔名,常以其名字中一个字的偕音为姓,“巢”“曹”同音。雪,白也,芹为青色。董小宛名白,字青莲,冒辟疆这个笔名也暗藏为了悼念董小宛。

“悼红轩”实为“匿峰庐”,在如皋水绘园内。且其结构、其居住时间(亦即披阅时间),均与《红楼梦》第一回记述完全吻合。这些都出现在邑人、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蔡迪《冒辟疆评传》一文中:“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冒辟疆在水绘园中,又新近构筑了一座草堂,额曰匿峰庐。‘把茅为盖,挂席为门,绳枢瓮牖,仅蔽风雨。’这是常熟人邓林梓在《匿峰庐记》中对这座新构所作的描写。原来这个匿峰庐,不是水绘园兴盛时期的锦上添花,而是在家境已经中落,水绘园景已经衰败,在平整了残峦剩冈,扫除了乱砖破瓦的僻地上,重新构筑起来的三间草堂。”冒辟疆当年还留下《柴门》和《卖字五狼山三绝》诗各一首,清及民国时期《如皋县志》均录有此诗。《柴门》诗曰:“柴门茅屋两边开,旧日朱门竟草莱。幸有高堂存废坠,更余古朴映楼台。四周篱落岩松石,三径来回谱竹梅。天放数椽文敏笔,惟公许我谪仙才。”《三绝》的二、三绝曰:“七十何所求,而且当入秩。渊明拙言辞,吾以托之笔。春蚓与秋蛇,虎卧并龙跳。我愿识字人,放眼观其妙。”其实卖字是假,主要是在匿峰庐潜心写作,“愿识字人放眼观其妙。”

我们再来看《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是怎么写的:“虽今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并不足妨我胸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有甚者,连作者“在悼红轩披阅十载”时间也完全一致。蔡迪在《冒辟疆评传》中继续写道:“时光易逝,再过10年,到冒辟疆年近80的时候,水绘园已经完全荒芜,它再也没有人来游赏,而只能成为任人侵占和徘徊凭吊的对象了。作为水绘园风景一部分的放生池,已经放养了40年的池鱼,一天突然被豪邻强行戽了个底朝天。这时冒辟疆人老了,腿瘸了,走路需要两个人搀扶,既无钱,又无势,昔日的园林,只好眼看它荒颓下去,让四邻蚕食鲸吞,而无可奈何。”

冒辟疆后由其次子丹书,在他家冒家巷祖宅背后东云路巷,重建小瓦房3间,供他居住。冒辟疆遂离开水绘园,移居于此,并亲书门额:“还朴斋”,还在庭院中栽植蜡梅一株,以示怀念董小宛之心情,从此他只能以养病为主,也就是《红楼梦》第一回说的“披阅十载”,以后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因而只完成了《红楼梦》的前80回。但是他怀念董小宛始终不渝,在他82岁时还留有一诗:“水丝新飏藕萝裳,一曲开筵又举觞;曾唱阳关洒离泪,并州寂寞当还乡。”在他83岁离世时还问书童:“窗外黄梅(蜡梅别称)开否?”(见如皋《冒氏家乘》)。

“悼红”,当然不是悼《红楼梦》,而是悼《红楼梦》中写的“所有这些女子”,特别是他的至爱董小宛,即《红楼梦》书中二号人物林黛玉。其实这个观点在五四运动前就有红学索隐派提出来了。市文管会康爱华同志曾于2001年《如皋文史》第十三辑著文《小宛葬花初考》,文中引用著名学者王梦阮《〈红楼梦索引〉提要》中考证列出了董、林二人的相似点:小宛名白,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黛玉书名,特去宛旁,专书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皋,黛玉在如皋所属的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盐官”二字,谜语趣甚……小宛爱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黛玉善琴;小宛善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黛玉爱葬花(其实小宛亦葬花)……索隐派代表人物邓狂言在《〈红楼梦〉释真》中也说:“葬花诗,此落花之咏也,于小宛都甚贴切,不须饶舌。”他索性将小宛葬花与黛玉葬花直接联系起来了。

独特文风和方言活现冒辟疆手笔

20多年前,邑人、南通大学顾启教授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影梅庵忆语〉试论——兼谈它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影梅庵忆语》是冒辟疆为怀念其爱姬董小宛而作的名著,曾被文学界誉为“忆语体之鼻祖”。这篇论文收录在作者《冒襄研究》一书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说:“《影梅庵忆语》的艺术性历来备受赞誉。首先,它的优点在于写实,有明显的倾向性。其次,它一反明末言情小说的创作歪风,自创新格,体现了作者高尚的美学情趣。清代前期,在张岱、李渔的笔记散文中,乃至朱竹垞、黄仲则《风怀》、《绮怀》诗中,涉及女性总离不开评头论足,夸奖柳腰、樱唇、金莲之类的俗套、浅薄浮泛,格调不高。《忆语》仅以”百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16个字写董小宛的面貌外,全文都着力表现她的爱国心与精神美,可谓不涉淫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全文开始还大力抨击言情之作的创作歪风:“矧内屋深屏,贮光阒彩,止凭雕心缕质之文人,描摹想象,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啖名之恶习已。”他对这种公式化的庸力之作十分鄙视。接着大声疾呼地说出自己的创作思想,‘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于饰?’‘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这番话简直把那些庸俗之作统统骂倒,表示他描写的董小宛,只是写实,为之立本传。读了这番话,我们当不难想起一百年后曹雪芹在《红楼梦》楔子中说的话:“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莫如我这石头所见,不借俗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余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两人的审美情趣何其相似乃尔。他们都主张艺术创作必须牢牢地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同时还紧接着分析道:“冒襄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间接文友……曹雪芹当然熟悉《忆语》,因此,冒襄与曹雪芹的创作虽相隔百年,但都怀着无比的忧忿,用强烈的情感体验,‘哭’成了各自的名作。”

顾启20年前的这篇论著,对我们今天研究考证冒辟疆著作《红楼梦》问题,帮助很大。说明《红楼梦》的独特文风,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的独特文风是一脉相承。而且章法也一致,都是在开篇或第一回就把这一主旨挑明了。实际上这两部巨著,都是冒辟疆为了怀念董小宛,都是出自冒辟疆一人之手,都是冒辟疆用强烈的情感体验,哭成这两部巨著!仅是他和我们一样,迷信胡适的考证,没有敢从冒辟疆亦即是《红楼梦》作者思路上去思考,因而得出”冒辟疆与曹寅是间接文友“的假想。

在我们重新思考《红楼梦》真正作者的问题时,还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红楼梦》前80回文句上,存在大量的如皋方言。多得引起邑人朱江兵于2013年1月,牵头在如皋港举行全国性的“《红楼梦》与如皋方言”专题研讨会,冒廉泉文章中也列举了大量的如皋方言。笔者在《红楼梦》每一回中都可找出许多如皋方言,如才刚、稿子(杲昃)、猴(读候,作动词用)、口床、当下、劳什子、怪道、成日家、挺尸、伤了风了、肝火又盛了、越发上脸儿了等等。当然有人会提出:”如皋方言属江淮次方言,覆盖面很大,不能收小到如皋城而就肯定是如皋人写的,即使肯定了是如皋人写的,也不一定是冒辟疆写的。而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可能还要更超出人们的想像:

一是如皋方言形成较早。《如皋县志》始修于明天顺八年(1464),该志就已列有如皋方言。如皋方言至今仍保留有许多中原上古音、中古音。

二是如皋方言“接近北方官话”。据1933年《江苏乡土志》记载,1930年,全省普查方言,核定“如皋方言接近北方官话”。1952年,上海复旦大学组织师生到如皋调研如皋方言,于1959年写成《如皋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也承认“如皋方言接近北方官话”。

三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如皋县志》,省召开方言工作会议,笔者之一曾参加此会,会上明确如皋方言为全省23块方言小区之一。并确定如皋方言以如城方言为代表,涵盖如皋、如东、海安、泰兴。现亦称“如泰(州)片”。

这就说明:如皋方言的地域概念非常明确,如皋方言是以如城话为代表,所谓“如泰片”、“江淮次方言”是较大和更大的范围,即使在“如泰片”内,差别也很大,如皋方言叫“吃”为“口床”,泰州人叫“吃”为“拆(音)”。《红楼梦》还写有“细细”(应为“戏戏”),那不是如皋方言,如皋方言叫“耍子”或“耍耍”,“戏戏”是“通州方言”,这更说明:《红楼梦》中“如皋方言”区又靠近通州(今南通),地域概念很明确。红学研究者一致认为:“《红楼梦》用的书面语言是北方官话加南方话。”“南方话”未明确是南方何地话,现在越多的人承认是如皋话,再加上如皋历史上两次鉴定都承认“如皋方言接近北方官话”,而冒辟疆是如皋城里人,又“两岁游四方,十二称文章”,12岁时因其祖父告老还乡,他也回到如皋并开始写文章。冒辟疆著《影梅庵忆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当然不可能出现如皋方言,而《红楼梦》是用书面语体文写的,既出现大量如皋方言,又不完全口语化,且常出现一些如“作者自云”等文言文,显得凝重、简洁、流畅、优雅。而所谓“北方官话加南方话(如皋话)”,如皋话就接近北方官话,自然更顺理成章了。

胡适和众多红学家认定的那个真有其人的曹雪芹,他是在他祖父曹寅被抄家后去北京死后第二年才出生的,他根本没有在南方生活过,还不知道如皋在哪里,他怎么可能用如皋话来写《红楼梦》呢?!

众多不可再生文物古迹共拥红学巨匠横空出世

众多文字档案和书刊资料,完全可以证明冒辟疆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曹雪芹仅是他的笔名。由于胡适的误考,将曹雪芹考证出真有其人,从而使其稳坐作者宝座近百年。笔者再汇编一组不可再生的文物古迹作为证物,以共拥真正的红学巨匠面世。

两方具有深刻涵义的奇石冒辟疆一生酷爱奇石,现惊现两方:一方为明代端砚,上镌有冒辟疆。该砚于1955年8月9日,上海儿童医院徐蔚霖院长,写给上海冒氏十九世孙冒铭一封信,信中说道:“……所藏明代端砚一方,刻有艺人陈洪绶绘名士巢民冒辟疆像……归乃久思,遣赠以偿孝思不匮……”后来冒铭转赠家乡如皋市档案馆,以期长久保存。端砚上除镌冒辟疆画像,另镌有“巢民师属陈洪绶”8个字。一方存杭州西泠印社,名灵璧奇石。此石质地细腻,色极青柔,扣之清越如金玉。后由吴昌硕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所得,吴昌硕喜而作铭:“山岳精,千年结,前归巢民后苦铁。”下镌“巢民长物”“缶庐”二印。冒辟疆去世后,这块奇石隐去200年,才被吴昌硕收藏。300年后的2005年,这块灵璧奇石又被西泠印社收藏,并将其定为“镇社之宝”。

水绘园主落花觅句图该图系清吴江顾君焘写照,释上睿补景,清太仓崔华奉题。绢本,宽4尺4寸。现为美国某大图书馆收藏。朝代、风格均与《红楼梦》插图同。图记为江阴季仲鹏誌。

元镇南王后裔门厅上文提及元镇南王世子老章初赐田如皋东门外,并筑有万花园别墅。袭镇南王后,其后裔迁至如皋城内宋王学士宅北侧(今冒家巷),大门5间朝东,至今仍在,并保持大门为“蒙古包朝日而开”和童柱为蒙古包顶儿特色。

如皋贾府今犹在在冒家巷元镇南王后裔门厅南侧,原为北宋龙图阁学士王觌故里。“因王氏居此,王观、王觌、王俊ㄨ连中进士、状元,乡人引以为荣,名其里为集贤里。”(含今冒家巷,冒家巷系冒氏居此时更名)。如皋贾府原为王学士宅,元兵攻入如皋后被烧毁,但“门巷还在”,明初王氏后人复建,后归贾氏,称贾府。至今仍存贾府明代结构24间,大门、影壁、敞厅、穿堂、堂屋、厢房仍在,惜游廊和花圃不存,5间堂屋被改建为3间堂屋。其建筑特色分别见于《红楼梦》林黛玉至贾母住宅和刘姥姥至王熙凤住宅所描写的相同。

如皋冒辟疆家园水绘园今仍在冒辟疆家园水绘园洗钵池、鹤屿水面小桥流水仍在,原水绘12景,于1994~1999年由著名古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执掌修复。

国保水绘园古建筑群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徽商汪之珩为怀念冒辟疆水绘园而建的水明楼及原唐中禅寺内的隐玉斋、牡丹亭等古建筑群(宋明改建过),已由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水绘园内“披阅十载”的匿峰庐《红楼梦》“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悼红轩”真名“匿峰庐”。原水绘园大门朝西,入门为长堤垂柳,匿峰庐建于假山上。

冒辟疆晚年故居还朴斋及古蜡梅位于冒家巷西侧东云路巷,存有冒辟疆晚年故居——还朴斋及拥有300多年树龄的蜡梅。该房系他次子丹书建给他颐养天年的,因董小宛爱梅,又由他亲手栽植了此蜡梅。至他83岁临终时仍问:“窗前黄梅(蜡梅别称)开否?”至死仍怀念董小宛。现蜡梅长势仍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首发原件

“文革”前,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吴天石写过一篇回忆苏中四分区抗战、反“清乡”时期教育史的文章——《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文中提到“一九四二年……党为了开展反‘清乡’斗争……在教育界中也号召开展反‘清乡’斗争。”“第二年的冬天……地委决定十二月份……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上,由夏征农同志作形势任务报告……会议结束时又成立了‘苏中四分区教育改进会’。”“苏中四分区教育改进会的宣言,我还保存着一份。”历经“文革”,吴天石(“文革”初期受迫害致死)遭难,这一革命历史文献也不复遗存,其后人深感痛惜。算是万幸,我的父亲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虽历经“文革”磨难却完好地保存了教育改进会成立时(1943年12月20日)的《教育论文选辑(一)》原件。其中有夏征农作的形势任务报告《今后教育工作的方针》,有《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这一宣言原件,全文内容、落款时日均与吴天石生前抄录的宣言全文相同,二者能互为印证)等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一段史实。这次教育工作会议是和“苏中四分区教育改进会”成立大会一并进行的,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因此,《教育论文选辑(一)》可视为“教育改进会”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收录其中的《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应该是首发原件。

原件受吴天石后人之请,已复印赠送,作为吴天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参考史料。

我的父亲沈俊仁(原名江涛、江育传)于1937年上海美专毕业后携笔从戎,投身抗战。新四军东进后他在苏中参加新四军,主要任务是潜入敌占区上海、南通城搜集敌伪情报,平常以画家、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地往返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1943~1945年,苏中四分区开展整风运动时,他曾先后担任苏中四分区第二届文教研究会中学组组长、苏中一分区第一届文教研究会行政干部队队长。父亲珍藏的这一史料自有其纪念价值,更可佐证这一原始资料的真实性。

《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一文,开篇即提出“教育为什么要改进”,“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旧教育有了毛病。”随即列举了旧教育的种种毛病,同时也很客观地指出“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进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收旧教育,服务于新政治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谈到怎样进行改进时指出“它要同一切困难与障碍斗争,它要在克服自己的错误与弱点中前进。”“我们要尽力地去研究与建设,这就叫做以自由研究的精神,来从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创造与建设。”教育改进会是怎样的组织?“这是教育界同人的志愿组织,我们欢迎一切拥护新民主主义、热心教育改造事业的同人参加。我们不勉强教育界所有文教同人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我们要团结同人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教育界,在教育改造实践中的开明、民主氛围和实事求是、继承创新的务实精神。

在抗日战争极其险恶的处境中,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依然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工作,领导、团结根据地的广大中、小学教员投身抗战,在教育战线上对日寇、汪伪政权灌输法西斯侵略理论、反共卖国的奴化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抗战民主教育,引领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走向抗战前线,为党培养了一大批英才。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特定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史实,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绝不应该被遗漏。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公开的中共党史类、教育史类文献中,有关这段史实的记载甚少,即便有所记载也很简略,而且大多缺少原始史料引证。由于战乱的破坏,加之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档案资料现存甚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经历过这方面工作的老干部多数相继作古,健在者也年岁已高,记忆力衰退,不能完整回忆这段历史。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乃至于空白史段。《苏四区教育改进会宣言》及会议论文的内容反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教育界的精英们在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中的思想脉络。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却是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基石的前辈们的思想遗存和实践史实。发掘到这份原始资料,无疑弥足珍贵。

忆“活字典”——任铭善教授

1962年春,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第二个学期时,传来喜讯:著名语言学家任铭善教授将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同学们得知后,高兴极了!这是任铭善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的重返大学讲台。

任铭善,字心叔,亦署叔子,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今如东)双甸镇。1935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39岁时便晋升为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在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教务长。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政协委员。1967年,任铭善在“文革”浩劫中去世。

任铭善学识渊博。他是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是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经学家。1949年之后,我国国内研究《三礼》的学者仅二三人了,他是其中之一。

任铭善还是《辞海》语词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人们称他“活字典”,据说谁去问他一个词语,他就会像字典一样告诉你这个词语出在什么书的第几卷第几页,还会背出这个词语的上下文。这个称呼充满神奇色彩。

不久,我们便在中文系教学大楼201大教室聆听了任铭善先生的授课。站立在讲台上的任铭善,个子高挑,清癯消瘦,目光炯炯。他讲课的声音很洪亮,像在讲台上装了一只麦克风似的。他讲课内容充实,语言精炼,论点突出,旁征博引,再加上声音洪亮,语调又抑扬顿挫,因此非常引人入胜。

在讲“义存于声”时,他告诉我们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1744~1832)在训诂学上有一个重大发现:“大氐(抵)双声迭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接着,他便指出晚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对“狼狈”一词的错误解释。段成式说“狼狈是两种动物,狼前足长,后足短;狈前足短,后足长,‘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任先生说:“由于人们不知道‘义存于声’,此错误之说甚至还被近代学者朱凤起在他的《辞通》中采用。”他告诉我们:“狼狈”是不可以分割开来解释的一个连绵字。所谓连绵字,它由两个音节组成,常有双声或叠韵的关系。如“参差”是双声;“徘徊”是叠韵。“狼狈”既非双声,又非叠韵,实际上也包括在王念孙《广雅疏证》常常说到的“声近义通”和“声近义同”里。这是王氏在训诂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他举出《后汉书·任光传》中的“世祖自蓟还,狼贝不知所向”句中的“狼贝”;举出《三国志·法正传》中的“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之“狼跋”;举出《说文》中的“剌拨”和“猎跋”;透彻地说清了训诂学中的“义存于声”、“声近义通”的道理。

时间如流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他讲课的神情,特别是他将双手手臂交叉拢合于胸前,抑扬顿挫吟唱似的归结,令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狼狈”就是“狼跋”;“狼跋”就是“剌拨”;“剌拨”就是“猎跋”;“猎跋”就是“狼贝”……那声,那调,真的可以用“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来形容!

任铭善上课的精彩处与学问渊博之例,举不胜举。并且,对学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我的窗友杭州师范大学应守岩教授回忆说:“任先生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声近义通’的概念。比如他讲到《离骚》里的‘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扈’和‘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中的‘户’,说‘扈’、‘户’意思相通,都是‘佩带’的意思。任先生的古汉语教学,使我爱上了古汉语。我在对中学老师开《古汉语》课讲训诂学内容时,任先生与蒋礼鸿先生编著的《古汉语通论》一书便是我讲课的主要依据。”

任铭善对教学十分负责。我的窗友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王湄若学姐回忆道:“在杭大求学期间,我在201教室听完任先生的大课后,曾在讲台边向他求教一个尚未听明白的问题,任先生居然又板书,又讲解,那顶真的劲头,那洪亮的声音,仿佛不是在为一个学生答疑,而是又在为上百名信徒讲经。问答的内容,我早已忘记,但当时的场景,尽管穿越了半个世纪,却依然十分清晰……”

任铭善多才多艺,精通诗词、书画、篆刻。我的窗友温州大学中文系沈洪保教授(《汉语大词典》主笔之一)回忆说:“我喜欢书法。我问任先生‘我学书法,学哪一家为好?’任先生告诉我说:学唐代褚遂良的。褚遂良是唐初书法家。其书体继承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并能自成体系。他善把虞世南、欧阳询的笔法融为一体,法则温雅,笔法多变,比前辈更显舒展。你可以临摹《雁塔圣教序》。”  

当年我同寝室的周德兄,开始时他对任铭善“活字典”之传闻并不信服,说要去当面试一试。他从《诗经》《论语》《孟子》里,摘出几个词语,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旁的大路上碰见了任先生,于是便立即从大讲义夹里取出要向任先生请教的小纸片(我们读大学时,都随身带一个大讲义夹,犹如今天大学生喜欢背一个大书包或随身带一个笔记本电脑一样)。殊不知任先生不仅当场给周德解释了所提问词语的词义,还背出了有关词语上下文的句子。周兄回到寝室后,大叫“服了,服了!真的是名不虚传的‘活字典’啊!”

任铭善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程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半个学期左右。他给我们年级讲授《古代汉语》中的训诂学与音韵学,指导我们学《说文解字叙》(许慎)、《辞通序》(刘大白)、《经义述闻·通说·无虑》(王引之)、《释门》(阮元)、《诗本音·节录》(顾炎武)、《毛诗古音考自序》(陈第)、《论轻唇之音古人读重唇》(钱大昕)、《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钱大昕)、《以四声区别字类》(马建中《文通》卷二)、《动字辨音》(马建中《文通》卷五)、《三十六字母例字》(节选清代江永《音学辨微·九辨翻切》)。我能够懂得一些关于训诂学与古音韵方面的知识,忘不了任先生给我们的训诂学音韵学启蒙教育。

1963年3月7下午,任铭善在中文系教学大楼201教室给我们作过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建国以来关于语言研究上的几个问题》。这是他摘掉“右派帽子”后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上讲学的讲台。至今我还保存有听他讲学的“速记笔记”。尽管我的“速记”可能有误,但我在其中又一次读到了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去写《小学语法讲话》。这是任铭善在“普及语言学基本知识”!

任铭善一生以育人与著述为己任,出版有《小学语法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52)、《小学语言教学基本知识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54)、《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汉语语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古汉语通论》(与蒋礼鸿合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无受室文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等等。许多论点,为前人所未有。

近几年来,抢救古文古诗词吟诵调,抢救国学中的这一“国宝”,上下联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正在申报“中华吟诵”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之一。因为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1998年9月改名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跟夏承焘、任铭善等教授等学过古文古诗词吟诵。并且,我们还将诸位老教授的吟诵谱记录下来,油印了一本由夏承焘先生题字的的《诗词朗咏谱》。

2010年3月23,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秘书长徐健顺、常务理事兼社会教育部主任陈岳琴等5人,从北京到浙江省松阳县录制我的吟诵调。我为之吟唱了1960年夏承焘、任铭善、刘操南、盛静霞等教授亲自教我们吟唱的古诗词文40首(篇),还吟唱了自制古诗词调21首,共61首(篇)。

人们常说:“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我上大学时能够遇见任铭善这么一位难得的好老师,非常荣幸。我会永远怀念人们记忆中的“活字典”——任铭善教授。

南通狼山广教寺的瑰宝——《芥舟诗稿》

刘道荣

最近,有位爱好书画的藏友拿来一部古籍请我鉴定,是线装本《芥舟诗稿》,阅读后感到这是一部珍贵古籍,现将其版本及内容作一简介。

《芥舟诗稿》是南通市狼山广教寺历史上一位高僧的诗集,他的法名叫芥舟,以“诗僧”闻名。他的诗集取名《芥舟诗稿》,于清朝咸丰年间刻印出版,现在存世甚少,已属珍贵线装古籍。

该书的书名页和书口均刻“芥舟诗篇”四字,故而得名。此书正文首页首行又刻“散花社诗稿”五字,故又名《散花社诗稿》。该书虽无版权页,却有清咸丰五年(1855)冯氏序言。参考版式特点,此书是清咸丰年间木刻巾箱本。《辞海》称巾箱本是指版式短小的书本。巾箱,古代装头巾的小箧。因书型短小可装在巾箱中,方便携带随时可读,故名巾箱本。清代后期盛行巾箱本。该书线装4本,书版框线高仅14厘米,宽仅10厘米,比成年人手掌还小。每半页竖刻8行,每行16字,半页中满刻百余字。全书正文共67版,另有书名页、序言和题词共5版,合计72版,140余面。全书收录诗文近140首(篇),1.6万余字。版式具有清咸丰年间的特点。书版左右双栏,上下单边,书口白口仅刻书名及页码,单黑鱼尾。书体仿宋,清晰美观,竹棉纸浓墨精印,尤显古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使人爱不释手。

芥舟是刻僧法名,其号杯渡。查《佛教词典》等辞书:“芥”是一种草本植物,可食用。芥子磨粉为芥末,味辛辣且苦,食之坠泪。舟即船。“芥舟”,是形容又小又苦的船。另据陆德明释文:“芥,小草也。”“芥舟”比喻小舟。语出《庄子·逍遥游》。关于其号杯渡,《梁高僧传》记述:宋京师有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以为名。相传“其不修细行”,即不修边幅,很随意,但“神力卓越”。芥舟以杯渡为号,表示自己要学习杯渡。

芥舟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人,俗姓陶,生卒年无考。据笔者推测,其出生年代约在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卒于咸丰十年(1860)前后,享年75岁左右。据原市佛教协会办公室主任孙勤讲其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约有30年)为南通狼山广教寺方丈。从其诗《题画赠远尘禅友》中“我住五山二十年,一丘一壑萦心目。”可见他住五山至少20年。该书正文首页刻作者名号及其籍贯:“崇川僧芥舟”五字。崇川是南通古称,其久住南通,愿以崇川为故乡。芥舟以“诗僧”闻名,誉满大江南北,各地名刹高僧相邀游访,留下许多游记诗篇,本诗集内就刊有若干篇。

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的是冯云鹏,云鹏是号,名集轩,字和南,南通人,是清嘉庆十一年(辛未年,公元1811年)进士。他长期在山东、福建为官,一生嗜古成癖。《金石索》是一部古代文物图谱,是有很大影响的金石学专著,这是他与其弟合作编纂的,其弟也是进士。咸丰五年(1855)他为《芥舟诗稿》题书名、作序时已是77岁高龄。他在序中称芥舟为“上人”。“上人”是旧时对和尚的尊称,或指父母或祖父母。可见芥舟当时或者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德高望重,才能受到冯云鹏进士这样的礼遇。冯云鹏在《序言》中写道:“芥舟上人以名家子游三宝地,盖佛容为弟子,天许作闲人。”

芥舟年轻出家,皈依佛门,仍不断读书吟诗绘画。他屋内“积书满架”,以诗画会友,唱和诗词,“赠答盈箱”。在其《买书》诗中他自喻为“蛀书虫”:

收拾三车尽载书,青钱不惜掷飞蚨。

生平嗜好浑难解,自笑痴情似蠹鱼。

白焕章,字函哉,是芥舟的好友。工诗会画,拜芥舟为师。他为该书题词,这样描写芥舟:“他傍山依林住”,“兴来濯足西涧水,有时啸对南山树”。“我欲从之携酒壶,幽怀脉脉禅心孤;乾坤清气归诗卷,烟雨闲情入画图。”

诗僧芥舟的狼山《大观台闲步》和《登狼山诗》,均是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的佳作,犹如一幅山水画展现眼前:狼山大观台被万里烟云缭绕,苍苍山色,浩浩潮声,一高僧正在大观台静坐修行。《大观台闲步》诗:

千仞危台我独临,烟云万里荡胸襟,

潮声浩浩喧朝暮,山色苍苍自古今。

南极雁回天柱迥,北溟鹏徙海门深。

是非尽付蒲团外,惟有寻幽尚系心。

《登狼山》诗云:

淮南江北五峰边,海径芭蕉补绿天。

闭户老僧忘岁月,探幽豪客拨云烟。

……

读此诗后让我联想:若在狼山大观台亭内,雕塑诗僧芥舟或站或坐真人大小的铜像,并在大观台醒目处勒一诗碑,上刻《大观台闲步》诗,不仅为信众和游客提供摄影景点,还帮助他们欣赏山水,丢掉是是非非,变大观台为忘忧台。

诗僧芥舟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公元1842年)受浙江文慧高僧邀请,游访浙江杭州,留有许多佳作。如《初至浙江》诗:

荷花绕廓柳藏楼,十里西湖荡一舟。

一水一山都入画,果然形胜数杭州。

此诗朗朗上口,寥寥四句,杭州美景尽显眼前,不愧是诗僧的大手笔。

诗僧芥舟诗友很多,索诗求教者更多。他为了使诗友们能定期聚会,切磋诗作,他倡议结社,取名“散花社”。在诗集中有一首《招诸同人结散花社》诗,其中有两句:“小开坛坫集冠裳,鸾凤音飘澈紫琅。”“云里忽闻天女笑,今朝腕脱散花忙。”佛门中“散花”是“敬礼”之意,这也是佛门中的一种仪式,“为供养佛而散布花也。”社友孔藕船有诗写道:“散花社里集群英,满纸云烟雁序名。”社友徐雨车在诗中写道:“我闻散花社,来访散花主。法界颇庄严,知是散花所。”他是闻散花社名,寻散花社主,入散花社的年轻诗人。足见社友都是一些文人雅士,皈依佛门的僧人、禅友和居士,芥舟被推举为散花社主。有据可查的诗友、社友姓名有近30位。这是我们研究散花诗社历史的珍贵资料。该诗集中收录芥舟高僧诗文90余首,诗友唱和诗40余首,所以诗集又称《散花社诗稿》。

《芥舟诗稿》内容丰富,除山水游记外,还有读史、怀古、摩崖、题画、赠友、示徒和记录潮灾、地震等内容。芥舟在诗中抒发了他爱国爱教、关心民众、淡泊名利、崇敬名士的思想和情感。例如:他在《赠法化禅友》诗中,记述法化是温州镇公子,曾领义勇破敌(疑抗击倭寇):

前锋捍敌说当年,杀贼雄心尚威天;

八阵图存曾有愿,六韬说在恨无权。

拨开祸福空双手,著破袈裟露半肩。

回首不堪江上望,几堆白骨战场边。

寥寥数句让法化的英姿和战斗的惨烈跃然纸上,彰显芥舟爱国仇敌赞友的热血情感。他在《过刘南庐墓》诗中写道:“荒草深山迷古塚,桃花流水仰高风。与君隔世成知己,为买轻纨画放翁。”抒发了他崇敬南通名士刘南庐和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放翁的心情。芥舟往荒草深山中寻得其墓,并写出“桃花流水仰高风”,“与君隔世成知己”的感人诗句。他在《读钱某不平鸣集》诗中劝说钱某:“不羡荣封万户侯,生平著述足千秋。”“黄巢登第陶潜隐,贤否何如后世名。”“劝君切莫不平鸣!”他在《莫须忧》诗中写道:“万事有前定,劝君莫须忧。”

芥舟还写《自祭文》,叙述自己坎坷一生,并留下许多迷津。芥舟写《自祭文》的时间是清咸丰三年(1853),此时,想必他年事已高,迟暮淡忆人生。他在文中自叹生不逢时,遭遇变故:“我生不辰,嗟遘阳九。”还因此被“殃及池鱼”,被迫借穿僧衣逃难:“谷僧惶惶,变服奔走。”历经“跋涉山川,忍耻含垢。窜匿他乡,若丧家狗。”的逃难生涯。他原是名家子弟,如此逃难万念灰。从此,过起出家人的生活:“一瓶一钵,袈裟掩肘。禄米粗供,园蔬适口。”每日在寺庙内:“清磬左敲,梵钟右扣。”闲暇与诗友唱和,与禅友邀游。可能他出家前已有较高声誉,所以出家后朋友仍劝他规避,他不予理会地说:“死生荣辱,其故非偶。”他自评一生:“正气未亏,刚骨不朽。”文末写道:“自祭者谁?陶公后某。”他明确告诉后人:他俗姓陶,暗示是陶渊明的后人。芥舟在文中讲自己是因“阳九”变故而逃难出家的,所以,只要查清此事发生于何时何地,就能得知芥舟的家乡及其出家时间和与陶渊明的宗族关系。

进士冯云鹏在该书序言中还写道:“释家之偈即无韵诗也,诗家之诗即有韵偈也,而能兼善者每难其人。吾通五琅之巅自古多高僧……”芥舟上人是“诗而兼禅,禅而兼诗”,其诗堪称“诗禅”。诗禅一词宋代已有,此处是称赞芥舟的诗中隐含禅理,亦是含禅理的诗。他对芥舟其人其诗评价如此之高!

佛学博大精深,佛学著作历代很多,但是佛门诗集相比却较少。在南通一千多年历史中,佛门诗社及诗集可能仅此一例,堪称南通文化瑰宝。当前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必然也名手佛教文化。这部诗集不仅有文学价值,对于研究南通佛教文化史、地方文化史、狼山广教寺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该书书版磨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年印数很多。正如诗友丁云(字月湖,号云水散人,石港人,善画竹石,设计芸香炉并用黄铜紫铜精制,著有《印香炉图谱》)在“题词”中所述:诗僧芥舟“笔蘸大江水,画壁功深不记年,诗名已贵洛阳纸。”

附:狼山广教寺散花社社主和社员名单

社主:(僧)芥舟(杯渡)

社员:孔玲珑(藕船)、竺谷生(虚心)、梅半岭(巢阁)、石太古(介夫)、罗松龄(八公)、陈峰孙(远尘)、丁云(月湖)、白焕章(函哉)、冯鄂华、崔雨人、陈筱山、汪子宣、洪井香、葛云泉、陈乡樵、孙芝亭、孙芝坪、钱震涛、徐树人、汤少峰、马公甫、尤树斋、朱太朴、顾朴斋、姚左凤、保似仙、姜雪航、(释)啸峦等。

记忆中的焦麦屑

许德忠

焦麦屑是一种粉末状的熟食品,在通城近郊及启、海、崇一带,俗称焦麦屑,如皋等地叫焦屑,其他地方称焦面等。老人们都不陌生,几十年前,它曾是农家常见的一种元麦炒制的食品,很受青睐。吃起来极为方便,开水一冲,筷儿一搅,满屋焦香。

这种食品历史悠久,在我国民间流传盛广。据传,宋代包拯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行囊里总要带上足量的焦麦屑,以充当路粮,随时可食。包夫人心疼包拯为民日夜操劳,还在焦麦屑里加进一些芝麻粉,以增加营养。而这种食品的发明者就是将包拯抚养大的嫂子。宋仁宗尝过包拯的焦麦屑后,觉得非常好吃,从此传入民间,并渐渐为百姓所喜爱。

小时候,我的家乡不种大麦,不种小麦,也不种油菜,大面积种植的都是清一色的元麦,其间还夹种一些蚕豆。从我记事起,上熟都是这两种作物。每到元麦成熟时节,“四夏”大忙的战斗号角就在近郊农村吹响了,农户们便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大忙战斗。因为这是一种持久、强度大的体力劳动,所以元麦一上场后,就用新元麦粒炒制成焦麦屑作为劳动间隙的食品,耐饥又不误工。

焦麦屑制作方法简单,几乎人人都会。每到夏忙时节,我家都要炒制一些。新元麦上场后,母亲总是习惯地取一些元麦粒盛入淘箩里,在河水里清洗一下, 除掉粘附在麦粒上的灰尘,晒干后备炒。炒制十分讲究炒技和火候,一般由两人配合完成。我常当火头军,母亲负责炒。每锅数量不宜多,应分几锅炒。开炒时,以烧“软草”为主,文火为宜,母亲将适量的麦粒倒入烧热的铁锅里,用铲刀快速地上下翻动,确保麦粒受热均匀。否则,就会出现麦粒夹生,有生有熟。灶堂里烧火过旺,麦粒就会焦黑,吃起来味苦。每炒一锅,不消多少工夫,受热的麦粒忽然噼里啪啦地“叫”起来,一上一下地“跳”,这时母亲就叫我停止添柴,她仔细地观察麦粒色,待其变黄,闻到焦香,就表明已熟透,应赶快起锅,摊开散热,即可备磨。一般要炒三四锅,数量少了不好上磨。

过去,农家加工少量的粮食,磨坊不好加工,只能使用家庭小石磨。农忙时节,因父母都在田里忙收种,磨焦麦屑就是我的任务了,好在我家有一副手摇小石磨,随时可加工。磨前,先把上片磨石移开,用小扫把将下片磨齿里的残余生粮清扫干净,接着铺上一层熟麦粒,再将上片磨放回。开磨时,右手握住上磨固定的手摇木柄,持续不断地按顺时针方向带动磨石旋转,左手抓一把熟麦粒放入磨眼里,就这样边转磨石边放麦粒,小石磨一遍难磨碎,必须经过多次反复碾磨加工,直至磨成细粉末。这看上去是一种轻体力劳动,其实很累人,特别是摇磨的一只手臂往往抬不起来,疼得要命。休息片刻后,再用细孔筛子全部过筛一遍,从筛孔漏下的就是焦麦屑。制作工序虽繁,但其味美焦香,也有一定的营养。焦麦屑放凉后,应立即装进密封较好的铁皮罐里,可保持新鲜原味,否则就会受潮结块变味。

20世纪50年代的家乡,焦麦屑是一种充饥、消闲、改善伙食、馈赠亲友最时尚的独特食品。吃起来很方便,撮半碗焦麦屑,加一些红糖或糖精,开水一冲,筷子搅拌成糊状,焦香扑鼻,香甜味美,唇齿留香,吃了一碗还想吃。吃完后还用舌尖在碗内清理一下,吃得干干净净。后来,我进城上了中学,但每逢放忙假都要回家。每次母亲都为我准备好焦麦屑,让我带回学校,晚自修后充充饥。大麦和小麦及陈元麦所制作的焦麦屑,我都吃过,口味远没有新元麦制作的那种独特风味。

如今,家乡农村早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父老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这种传统的元麦作物已被淘汰,焦麦屑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却是我思念故乡的一个记忆。

大事纪要

8

3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

6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召开。

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报告会。

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海域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7市委、市政府在如东召开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8市政府召开全市重大项目推进会。

全省沿海开发调研座谈会在南通召开。

13省委督查组在南通督查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4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在苏通科技产业园、锡通科技产业园调研。

18~19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南通市中心城市建设情况。

19市委出台《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

21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及专项治理工作。

22南通籍运动员石宇奇在南京青奥会上勇夺羽毛球男单冠军。

25市纪委召开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督查工作培训推进会。

26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会见德国默克雪兰诺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葛鹤丽女士等公司高层一行。

28市委、市政府、市纪委联合举办“民心专列·作风建设问题公开交办督办”活动。

9

1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召开。

2市委书记丁大卫在港闸区调研。

9~10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在南通召开。

10市委、市政府召开庆祝第30个教师节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

12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弘强在南京听取南通市委和通州区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

17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会见青海省海南州委副书记、州长索南东智一行。

18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十三次常务理事会在南通召开。

19南通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座谈会召开。

“2014中国(南通)国际工业技术博览会”在南通开幕。

新加坡新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修学旅游推介会在南通召开。

22市委书记丁大卫调研市部分医疗机构。

24市委书记丁大卫深入企业一线督查安全生产工作。

26全市安全生产检查整改暨“七打七治”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

全市村(社区)干部学历提升示范班开课。

南通女工传习所暨中国沈寿仿真绣百年成果展示活动在市文化宫举行,沈绣研究中心同时成立。

南通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

主办单位:南通市人民政府 维护单位:南通市政府信息网络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