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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6年03期

发布时间: 2016-07-04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6年03总第165期


目录

 

张爱萍在红十四军的战斗岁月  / 钱泽麟

抗战时期的如东邱陞中学  /  刘昌年

一门父子四烈士  浩气长存谱丹心  /  黄建栋

二十世纪初南通地区四次抵制日货运动  /  程太和

梅兰芳父子与南通伶工学社  /  刘培林

五山坑道探秘  /  羌松延

抗日小报<江潮报>  /  彭 伟

宋代南通沿海鲸类搁浅的一例记录  /  达少华

碧血丹心耀江海

     ——记抗日英烈陈国权  /  陶建明

南通走出的美术大师

     ——王个簃  /  严 迪

能工巧匠蔡良选  /  李元冲

林梓记忆  /  黄裕龙

童子戏的由来  /  许德忠

中国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奠基人——胡济民

跨越一个世纪的友谊之旅

     ——纪念荷兰水利工程师亨利克·特来克  /  侯艺涵

张謇的“棉铁主义”与杨度的“金铁主义”  /  黄波

南通老酒 / 张自强

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的点滴记忆  /  张柔武

任港公社“十边田”消灭记  /  陆鱼龙

关于“王安石任海门县令”之说的错误溯源  /  孙应杰

全国首部记述人口老龄化历程及应对举措的专业志书

     ——《南通市老龄志》评介  /  江东叟

《南通市志》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召开  /  童 诗

南通通进入动车时代  /  许丛军

 

 

 

 

张爱萍在红十四军的战斗岁月

 

钱泽麟

 

青萍剑出鞘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1910年1月9日出身在四川达县罗江口张家沟一个富裕农民家里。1925年春,张端绪进入达县中学读书。在语文教师张鲤庭引导下,他于1926年4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暑假期间,转为中共党员。为了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于1929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此时张端绪改名为爱萍。萍者,青萍,剑也。8月,张爱萍即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此后张爱萍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1月上旬被捕入狱。因查无实据,一个月后被释放。在一次党组织的秘密集会上,张爱萍得到了一个向往已久的消息:党组织正在动员符合条件的党员参加红军。

原来1929年11月,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等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代表大会,在听取了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特委委员刘瑞龙汇报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后,认为在江北成立正式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考虑到闽西苏区已有红十二军,浙江西南部有红十三军,于是党中央决定:在苏北以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暴动队伍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省委书记李维汉亲自起草建立红十四军的报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刘伯承,江苏省委常委陈云、廖慕群(何孟雄),省军委书记李硕勋等都非常关心和支持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包括建军。

随后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何昆为红十四军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通海(南通、海门)地区的游击队为第一支队,如泰(如皋、泰兴)地区的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决定从上海等地抽调军事骨干及优秀的党员干部充实到红十四军各级领导中去。

到党的武装部队去工作、战斗,是张爱萍梦寐以求的愿望,他当即报了名。

李超时、刘瑞龙从上海回到南通不久,传达省里会议精神时接到上级通知,将在沪成立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特委决定由通海特委委员王玉文负责办事处工作,当时主要任务就是接送红十四军领导干部从上海去如泰通海地区。1930年春节期间,中央军委和省委已定下第一批去如泰地区的部队领导人员,其中就有张爱萍。

根据王玉文的安排,2月4日(正月初六)夜,张爱萍到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开碰头会,认识了何昆(李维森)、何扬等,还有交通员周方(许坤)、孙大椿(沈诚)。过了几天,张爱萍接到周方通知:将于2月13日早上,在薛家浜轮船码头集中,去如皋西乡,开船前一小时会齐。以各人手拿一份《时报》为标识。

 

饮马长江边

 

2月13日,天刚蒙蒙亮,张爱萍就到了轮船码头,在报童手上买了一份《时报》,边看边进了候船室。交通员周方已先一步到达。随后何昆、余乃诚、何扬和宋奇等人也陆续到齐,大家手持《时报》互相照面后上了船。张爱萍看到前来送行的王玉文未和大家握手道别,只是若无其事地望着客轮离岸而去。

客轮向北驶出黄浦江就是滔滔长江了。看到江边的狼山,张爱萍知道,这里是南通,离目的地如皋不远了。这里,将是自己参加革命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不暴露身份,王玉文事先交代大家在船舱里装作互不相识,更不交谈,免得口音不同引人注意。王玉文还特别关照:张黄港、新生港等港口已被敌人封锁,检查很严,可到口岸下船。船经过张黄港、新生港停靠,张爱萍在船上便可见江边码头上荷枪实弹的警察挨个检查上岸的旅客,连手提包、行李箱,包括身上都要彻底检查。当天下午约四五点,船到了口岸,码头上果然没有警察。张爱萍暗暗叫绝,佩服王玉文观察仔细,部署得当。

上岸后,周方叫了一辆独轮车带路,行李就放在车上。大家稀稀落落地跟在后面走。

到郭家庄郭子福家时,天已经黑了。周方出示了王玉文写的介绍信,郭家热情接待。这天正巧是元宵节,张爱萍和其他同志吃了几个汤圆,就连夜赶路。

 

军训炼真金

 

顺利到达如皋西乡东燕庄时,已是2月14日凌晨。

知道红十四军新领导要来,很多人在东燕庄迎候。通过介绍,张爱萍认识了通海特委委员张辛,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薛衡竟、黎时中,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县委委员朱松寿(老戈)、孙盛(破凉帽)等人。稍事休息,何昆、余乃诚等红十四军新领导,与张辛、于咸等地方领导,薛衡竟、黎时中等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谈论整编部队、建立红十四军等有关事宜。

交谈间,张爱萍与黎时中不仅互相听出了四川口音,还进一步觉察对方是达县人。黎时中从交通员那里得到证实后高兴地对张爱萍说:“老乡,名副其实的老乡。我也是达县人,名叫黎时中。”“黎时中?”张爱萍沉吟片刻问,“知道黎昌贤吗?”“那是我同胞兄弟,我原名叫黎昌圣”。同志加老乡,已经把首次见面的距离一扫而光了。

根据组织的安排,张爱萍将担任大队长。但是张爱萍认为自己还是个新兵,还是先打好基础,从小队长当起。当时红十四军属初创时期,体制尚未健全,不很正规。严格地说,还只是支松散的游击队。军部下面是相当于团的支队(但是对外称师),支队下面是相当于营的大队,依次中队为连,小队为排。二支队政委黎时中认为张爱萍说的有道理,于是安排张爱萍在一大队任二小队长。

对于刚当兵的张爱萍来说,一切从士兵最基础的训练开始,一切以一个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初来乍到的张爱萍看到这里没有多少正规化的训练,基本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身为小队长,手下也有二三十个兵,如果自己没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也就不能教育好士兵了。所以,张爱萍就缠着比他早些日子当兵的黎时中为自己“开小灶”,讲战术、练技术,单独训练。

终于军长何昆以新来的队长的名义同基层军事干部会面了。在农民的打谷场上,何昆现场作稍息、立正、卧倒、射击、刺杀及匍匐前进等动作的示范。张爱萍和所有在场的军事干部不仅感到格外新鲜、大长见识,而且简直是震惊!佩服!原来军事训练可以是这样的。

回到自己小队,张爱萍立即集合全队训练。大家以为张爱萍不过是一介文弱书生,未料他一招一式,确系训练有素的教官。有位老兵还埋怨地说:“队长有这个本领,怎么先前不教练我们呢?”张爱萍如实地解释说:“这两下子是刚学的。”队里的士兵说啥也不信。

当得知何昆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时,张爱萍便去找他当面建议,在全军开办军官训练班,有选择地讲解和实施黄埔军校的课程。何昆很赞赏张爱萍的提议,表示同意。他接过话题说:“我们是应该采取些非常之法来锤炼部队。”

 

初战长安市

 

就在3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了解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何昆便决定攻打长安市(属靖江县的一个集镇)的一个只有20多人的敌据点。战前,何昆对部队作了简短动员,还部署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拿梭镖、大刀、铁叉、鸟枪和台炮等土制武器。军民配合,从长安市的东、南、西三面作包围之势,仅留北面通向游击区的缺口,布下疑阵。

天将黑,张爱萍率队随大部队从戈家堡一带出发,夜半进入阵地,形成网开一面的包围圈。军长以哨声为号,发出了进攻的命令。一时冲杀之声如雷贯耳。枪声中夹杂着单响大爆竹和洋油筒里的鞭炮声,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张爱萍带头冲锋,涉河翻墙,率部潮水般涌入镇内。他心想毙伤几个敌人,最好活捉几个……未料敌人逃得更快,一听枪炮声骤起,有的吓得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一窝蜂地落荒而逃了。张爱萍一枪未发,连敌人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战斗就结束了。指战员攻进据点,只缴了几支枪和几十排子弹。到天亮撤退时,张爱萍根据上级的指示,动员本地群众到镇上分取地主大户的财物。张爱萍看到,逃走的敌人始终没有露面,附近西来镇的敌人也未敢动弹。周围居民都来到街头巷尾看红军,并为胜利喝彩。部队有序撤离。战后张爱萍领悟到:胜仗虽不大,影响却不小。周围四五十里内的反动武装、地主老财如惊弓之鸟,不少据点撤掉合并。农民群众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参军。

何昆自2月中旬到如西后,即着手组建红十四军军部,健全各级领导。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张爱萍在军训和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军首长的认可。建军时,张爱萍已由小队长升任中队长,继而晋升为二大队大队长了。

 

建军贲家巷

 

张爱萍等红军指战员,以及当地广大的贫苦老百姓热切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30年4月3日,在如皋西乡贲家巷隆重举行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天刚拂晓,精神焕发的红军将士,以及来自江安、卢港、石庄、磨头,还有泰兴的古溪、珊瑚、黄桥等方圆七八里内数百个村庄的赤卫队员、农协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1万余人,身着盛装,高举红旗,带着大刀、梭镖、洋枪和土炮等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此时,张爱萍站在队伍前列,与朱松寿、周方、曹玉彬(郑文林)等大队干部率队准备接受通海特委领导、军首长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检阅。张爱萍看到:贲家巷庄西头路北的大皂荚树上和东头一棵高大的白果树上,都升起了巨幅红旗。打谷场正中搭起的司令台,是用4部牛车拼起来的,牛车上放着好几块门板,门板上再放上两层八仙桌子。因场面大,还分散摆着几十张方桌,由几十个人站在方桌上,拿着浆布卷成的喇叭筒子,传达司令台上的报告内容。中午11时许,建军仪式由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主持;特委委员张辛在建军仪式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随后,宣读红十四军军部和第二支队干部任命决定:军长何昆,前委书记、政治委员董畏民(没有到位,后由李超时兼任),参谋长薛衡竟,政治部主任俞乃诚。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军长何昆兼任,黎时中任政委,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朱松寿;第二大队大队长张爱萍,副大队长曹振楚;第三大队大队长秦某某。另设教导大队,大队长沈诚。

最后举行阅兵式,红十四军各大队在张爱萍、朱松寿、周方、曹玉彬等大队干部带领下绕场接受检阅。浩浩荡荡的队伍拉了好几里路长。在行进的队伍中,张爱萍听到了由军长何昆起草并宣读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

红十四军建军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通海如泰地区人民武装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把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当晚,红十四军第二支队指战员一举攻克贲家巷北6公里处的小蒋家埭反动地主据点,摧毁全部碉堡,缴获部分武器弹药,胜利返回驻地。

 

军民鱼水情

 

在战斗中,每次红军攻打敌据点,都由地方党组织发动赤卫队员、妇女和少年先锋队员参战和支前。红军每到一地,同样由地方区委、支部负责食宿。当时正当春荒,不少农民家都已断炊,仅靠野菜芦根充饥。一段时间,张爱萍被时任县委委员的穆子奇“派饭”到徐大嫂家里。春荒农民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但是张爱萍却经常能吃到玉米、山芋,偶尔还能吃到杂粮米饭。徐大嫂有时在河沟里摸点螺蛳,炒盘螺儿韭菜给张爱萍等人下饭,有两次还吃到小杂鱼烧蚕豆瓣儿……张爱萍叫徐大嫂一起吃饭,她总是说吃过了。有一次张爱萍来早了,终于发现徐大嫂在吃米糠煮野菜!

后来情况反映到负责后勤的穆子奇那儿,他告诉张爱萍,西乡的老百姓都会这样做。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也只能这样做。张爱萍还得知,徐大嫂就是如皋第一位牺牲的县委书记徐芳德的夫人!徐芳德牺牲后,他的夫人把战胜敌人、打倒反动地主、建立苏维埃政权、让农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寄托在下一届县委领导身上,寄托在新建立的红军身上。徐大嫂不会想到,在她家吃“派饭”的张爱萍是未来新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是未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想让红军指战员吃饱肚子,养得强壮,好去打击敌人。

在红军打仗时,张爱萍同样体会到军民的鱼水深情。有一次,部队战斗时间拖长了,饭也顾不上吃,县委领导决定让几个村庄的干部回去通知村民送点吃的来。未料干部还没有走,四面八方的农民群众自发送来“酸粥”(玉米糁儿与菜叶煮的稀饭)、小米饭、山芋、芋头、鸡蛋等慰问红军,食物就摆在路边上。前边激战正酣。经过这里的指战员,有的喝几口“酸粥”,有的干脆拿几个山芋、芋头或鸡蛋带走。有的战士还说俏皮话:“就是‘光荣’了,也是个‘饱鬼’。”

何昆从张爱萍等指战员处了解到:红军战士每月除领6元大洋津贴外,还在群众家里吃派饭,便动员大家说:“老百姓负担太重了,江西的红军战士每月仅3元津贴。”张爱萍主动只领3元,广大指战员也自觉地少领3元津贴。

攻打“老虎庄”

4月中旬,军部决定攻打老户庄。老户庄深沟高垒,易守难攻,被称为“老虎庄”。老户庄是如皋大土豪张符秋的老巢,庄里驻有保卫团的团部、县警察队和省保安队一个中队。这里是如皋东西两片游击区之间的最大据点,严重影响红军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系和活动。不仅敌人实力较强,而且该庄三面环水,只东边一条通道。2月20日,如泰工农红军曾经进攻过老户庄未果。

4月16日夜,何昆亲自指挥二支队的3个大队,加上赤卫队和自动前来参战的群众1万余人,兵分三路向老户庄进攻。由张爱萍指挥的二大队作为主攻部队,拟从南边渡河,目标直指保卫团团部。

二大队指战员隐蔽行进至南河口,迅速架起浮桥。第一梯队踏着浮桥过河,即被敌人发现,子弹像密集的雨点似的扫来,压住过河战士。张爱萍见状,率第二梯队把带来的门板、稻草捆、高粱秆推下河去,然后自己带头跳下河。不会游泳的张爱萍举起匣子枪向对岸慢慢走去。黑暗中张爱萍一脚踩空,全身下沉,幸好抓住身旁的门板,还顺手把旁边正在下沉的四中队指导员何扬拉上门板。这时,岸上传来曹玉彬的声音:“张大队长,水太深,过不去的!”一句话提醒了张爱萍,大多数战士还不会游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赶紧命令河里的战士上岸。

这时,二支队政委黎时中带来了坏消息:敌人援兵到了。驻吴窑的县警察队从背后突袭过来。这时,何昆见部队渡河受阻,正组织突击队从东路强攻。眼看庄内敌人阵脚已乱,何昆在用手提式机枪扫射时,不幸左胸中弹牺牲。张爱萍一听,十分震惊!何昆才32岁呀!自己作为一个新兵,才刚刚向军长学习军事技术,才刚刚向军长学习训练打仗的本领,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张爱萍心里真接受不了。他真想率部杀他个回马枪!侦察员又来报告:如皋、石庄、马坪、刘渡的敌人也增援过来了。

红军可以一时失利,但是绝不会被打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几位领导紧急磋商,意见一致:撤,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张爱萍发现政委黎时中腿也受了伤,便掩护他和大部队先撤退。然后张爱萍让西燕庄农民孙留成和两名本地战士带路,摸黑去战场上寻找到何昆遗体,就近掩埋在西燕庄。

仅过了几天,4月24日,军参谋长薛衡竟在泰兴横垛乡刘家桥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1930年5月,通海特委改组。原特委书记李超时在何昆牺牲后,已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刘瑞龙接任特委书记。

5月下旬,红十四军进行整编,第二支队改称一师。

 

激战宝庆寺

 

整编后不久,红十四军一师就打垮了敌人的所谓八路“围剿”。

工农红军逐步走向正规,不断强大起来,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地方部队。于是,敌人以“剿共总指挥部”的武装为主力,纠集石庄、横巷、季市、西来庵等处的“民团”“保卫团”等数千人,向红十四军一师活动的中心地区如皋西乡的六甲、大小陈家堡一带发动“围剿”,妄图将刚整编的一师一口吃掉。

6月13日夜,一师的3个营从西燕庄等地出发,向六甲桥一带移动,占领了有利地段和地形。第二天凌晨,大雾弥漫,敌人先头部队自恃武器精良,大摇大摆地走到宝庆寺。这是来自西来镇的一连敌军。他们满以为夜里窜到四面不靠村的宝庆寺,只要把庙里和尚控制住,就不会走漏风声。岂想到天没亮就被农民发现,暴露了目标;更没有料到红军主力部队就在旁边。孤军冒进,必然遭到毁灭性打击。

接到群众报告敌军来犯,张爱萍和周方的两个营,把宝庆寺团团围住。看到红军出击,附近群众也纷纷拿起铁叉、锄头等农具参战。“捉狗队”的喊声从四面八方怒吼起来。

敌人发觉时已在浓雾中被包围了,一边开枪顽抗,一边向东逃窜,企图突围。东边六甲营驻扎的红军正是张爱萍的一营。张爱萍举起匣子枪,高喊一声:“打!”枪声骤起,逼得敌人留下十几具尸体,又退了回去。这时日上三竿,雾也渐消,敌人慌不择路,拼命向戈家堡方向逃去。

敌人像被赶鸭子似地逃到祝家庄西边的港湾里。这里水深河宽,找不到渡河工具。好不容易发现一条罱泥的空船,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船上爬。由于人多,又没有篙子,还有落水者又拼命爬船,一下子把船弄翻了,十几个敌人落水丧命。其余泅水过河的也多淹死,仅少数人逃走。张爱萍的任务,就是指挥战士抓俘虏了。战斗中,红军也有损失。在下河捉俘虏时,牺牲了几名战士。有个叫丁二的排长,其尸体被发现时,只见他一只手扣着盒子枪扳机,一只手还抓住敌人不放。铁军,就是这样炼成的!

清理战场,此战共毙伤敌军100多人,缴获70多支枪、1000多发子弹。敌人的先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处决宁方根

 

击溃敌人的“围剿”后,张爱萍营三连驻在离六甲营二里路的一个古庙里。

这天清晨,三连长急忙跑来向张爱萍报告:本地战士宁方根夜里带着一支枪开小差跑了。张爱萍指示,派一个班去找,设法把他争取回来,并叮嘱三连长要加强警戒。

第三天半夜,张爱萍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判断枪声来自三连驻地方向,他即拔出驳壳枪带领营部通讯班跑步前去。待张爱萍赶到时,枪声已经平息。三连长报告说:是宁方根带着白狗子来端老窝,幸亏哨兵发现得早,不然吃大亏了。

原来,当哨兵发现有一个黑影时,便喝令对方站住。对方回答是宁方根,并谎说自己是外出搞枪返回。哨兵因此对他放松了警惕。他跑近后用匕首刺死了哨兵。好在古庙另一边的哨兵发现宁方根行为反常,又看到他身后的一群白狗子,便鸣枪报警,三连长即率众还击。一场激战,打退了企图劫营的白狗子队。

“派人去敌占区,要尽快活捉宁方根!”张爱萍向三连长布置任务,“你们装着去赶集,抓到了就把他装进口袋里,当作死狗抬回来。”

三连的4名当地籍战士在西来镇街上发现了宁方根。他们以请喝茶的名义,把宁方根押到茶馆里。从茶馆店里出来,已吓昏了的宁方根被塞进口袋里抬回到营地。

审判宁方根大会在田野里举行。宁方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大会宣判对宁方根处以死刑。张爱萍在简短的讲话中说:“在人类的一切罪过中,叛徒是最不可饶恕的。谁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同志,谁就是这样的下场。”刑场就在会场旁边的稻渠埂上。张爱萍扣动扳机,随着子弹的呼啸,跪在地上的宁方根栽倒在稻渠沟里。

次日一早,巡逻哨报告:宁方根的尸体不见了!张爱萍听了没往心里去,可能是其亲属收尸?谁知当天下午,三连长跑来说,有人在西来镇看到宁方根了,头上还缠着绷带。这就怪了,不会见鬼吧?宁方根是随着枪声倒下的,怎么可能还活着?张爱萍亲自带着两名侦察员扮成赶集的老乡,在西来镇转悠了两天,终于了解到宁方根的下落。

一个月明星稀之夜,张爱萍带着士兵敲开了宁方根亲戚家的门,把宁方根从被窝里拎了出来,扯开他头上的绷带,露出一条直上直下的弹痕。原来在张爱萍枪响的瞬间,宁方根因害怕就势前倾,子弹从后脑勺擦过,宁方根当场昏死过去。下半夜宁方根醒过来,连滚带爬地藏到他亲戚家里。这次给他的不是子弹而是砍刀了。

 

走向新战场

 

6月下旬,一师师长张世杰、通海特委委员王玉文决定攻打如泰(泰县)边境的迥家垛和黄柯庄。6月25日战斗打响了。张爱萍指挥一营指战员发起进攻,很快迫近敌据点。守敌见红军来势凶猛,即放弃据点,只顾逃命。当地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如潮水般冲进恶霸地主周宇臣的庄园,缴获部分枪支弹药。

这时,附近的大伦庄、曲塘、曹家埭等据点守敌来援。本来红军可以迅速撤离,但考虑到参战的群众较多,张世杰命令红军先掩护群众撤退。张爱萍即率部阻击,击退敌人援兵。看到群众安全撤走,张爱萍才感到左手受了伤。

县委组织干事徐明耀受王玉文指派赶到了,他急忙到村里找来民间医生孙蓬仙为张爱萍疗伤。孙医生首先为他上药,包扎止血。经过仔细观察,经验丰富的孙蓬仙作出诊断:这是一颗炸子,打断手腕后爆炸,形成粉碎性骨裂。孙医生认为,如不及时到大医院手术,就会恶化,甚至有保不住手的危险。

听到徐明耀汇报张爱萍伤情,王玉文即安排张爱萍去上海治疗。王玉文代表通海特委和如泰地区军民送张爱萍到长江边乘船赴沪。

这是一条货船,船老大是一位红军连长的哥哥,担负着党的地下工作。他多次来往于上海和如皋之间,有行船和应付敌人检查的经验。船上装有6头猪,打扮成做生猪生意的,以应付途中和码头上敌人的检查。伤病员就藏在底舱里,不易被发现。

在等候受伤的六营政治指导员曹玉彬时,王玉文代表组织把一些生活用品和治疗经费交给张爱萍,并表示感谢他对如泰地区的贡献。而张爱萍则为不能在红十四军继续战斗感到遗憾。同时提醒王玉文要尽快解决已经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破凉帽”孙盛。特务队长孙盛曾经在攻打敌据点时冲锋陷阵,头上戴的草帽被敌人的子弹穿透,却还是冲进宅院,和其他队员一起抓住了恶霸地主周松平。从此队员们就送他一个外号“破凉帽”,孙盛也以此为荣。随着职务的升高,孙盛经手的财物多了,开始为非作歹,腐化蜕变,西装革履,骑着“三枪牌”自行车,喝人参汤,抽鸦片烟。更可恶的是,他把同族的侄孙女、刚满18岁的大宝强占为自己的小老婆。除男卫队12人外,还由大宝挂帅,又组成了一支有12名姑娘的女卫队……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怎能容忍这种败类横行无忌?临走时,张爱萍还在思考着部队的组织建设和反腐问题。

说话间,红军战士用担架把腰伤的曹玉彬送过来,同船去沪治疗。

船开了。张爱萍就这么离开了他战斗了4个半月的红十四军,离开了他与当地农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同生活的如泰地区,离开了已经长眠于如西高沙土上的军长何昆、参谋长薛衡竟;离开了与他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李超时、张世杰、黎时中、周方、王玉文、于咸、穆子奇……

就像送张爱萍从上海乘船来如皋西乡一样,王玉文又目送他乘船远去。张爱萍——一代名将,从这里起步,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新战场。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张爱萍传》《血沃春泥》《回忆红十四军》《江海奔腾》等书。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抗战时期的如东邱陞中学

 

刘昌年

 

1938年3月,江海大地燃起抗日烽火。国民党江苏省第四区(南通区)常备二团团长薛承宗在叶胥朝的支持下,于如皋县马塘北王袁乡许家楼创办一所中学,取名“邱陞中学”,以纪念明代抗倭英雄邱陞。校门两边写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标语,吸引着四乡八镇的热血青年。邱陞中学受到中共江北特委领导下的马塘区工委的注意,并派员进校秘密开展工作。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东进如东。1941年3月,第一师师部接踵而至,并于4月建立苏中军区和苏中行署。邱陞中学原教务主任吴景陶(新中国成立后任南通市文化局局长)在回忆录《忆邱陞中学的教师队伍》中写道:“1940年下半年,新四军东进到通如一带,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邱陞中学在如皋县(现在的如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更是成为地地道道的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了。”

 

这里是知识的海洋

 

许家楼原是许道台的私邸,人称“许公馆”,建有平房﹑楼房,并有广场,四周环水,有一个码头供进出,在这里办学比较隐蔽、安全。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师欣然应聘,孜孜好学的学生跃然校园,到处朝气勃勃,朝夕书声琅琅,很快驰誉教界。

吴景陶在回忆录《忆邱陞中学的教师队伍》中提到原任南通崇敬中学国文教师顾贶予:“1938年春,南通沦陷,他便随着学校迁移而到马塘北乡的许家楼来。后来该校又迁回通城,而他却拒不回城。1938年秋季,邱陞中学建立,他欣然应聘。顾贶予是南通古典文学的宿辈,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学素养,同时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一直坚持在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始终坚若磐石,毫不动摇。”顾贶予为学校写的校歌道出这位爱国志士的博大胸怀和对学子的殷切期望:“何以束身兮,缅先哲之芳踪,惟安定之是崇;何以励志兮,翳邱公与曹公。实我民族之英雄,士弘毅毋自封,我青年其景从,请奋起而为抗敌建国之先锋兮,表东海之雄风。”歌词中的束身,是指要追随如皋教育泰斗胡瑗,胡主张“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励志,指报国要以民族英雄邱陞与曹顶为榜样,养成抗敌建国的先锋。吴景陶这样描述顾贶予的教学:“他在上国文课时,总是讲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而同学们则侧耳细听,心领神会。”

吴景陶也是才华出众的教师,原是清华大学高材生,博古通今,任英文教师。他编创《叶兰英劝夫参军》,动员爱国夫妇放下小家救国家,受到好评。

数学教师朱经之毕业于浙江大学,与顾贶予、吴景陶三人组成“国﹑英﹑数三大台柱”。

另外,教师中还有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陈霜桥,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的张钧才,以及毕业于南京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同大学的教师。吴景陶还写道:“邱陞中学虽然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它却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和建设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人才的成长,是和当时教师们孜孜不倦的教诲分不开的。”1944年夏,苏中行署在教育会议上授予顾贶予等8名苏中教育界坚持抗战的老教育工作者“苏中八老奖”殊荣。

由于战时物价上涨,这所私立中学收费标准较高,而为防止学生因缴不起学费和伙食费而中途辍学,第二年开始设立百分之十学额的奖学金,尽量挽留家境贫寒但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百姓的称赞。

1988年,如东县教育局原局长苏国光撰文《如东教育漫记》写道:“为了适应斗争形势,校址曾多次迁移……由于有党的领导,有一支严整的教师队伍,一套严格的教学要求,又有严谨的校风﹑学风,严肃的军事纪律,故邱陞中学在如东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邱陞中学不愧是知识的海洋,上进的阶梯。

 

这里是宣传的基站

 

《如东教育漫记》中记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当时的邱陞中学在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发动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最为活跃。他们秘密办起小图书馆,把《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借给同学,宣传马列主义;他们组织歌咏队﹑演唱队,参加冬学运动宣传抗日;他们鼓励并带动50多位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他们与其他中学一起组织学生抗日联合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学生运动。”

当时,中共马塘区工委以邱陞中学为阵地,创办“小号手”诗社,开设墙报,开办农民夜校。“小号手”诗社社员莫林(姚世瑞,后担任过区县领导)创作《奔之歌》,诗中写道:“天茫茫,夜茫茫,何处是我的路啊!路在何处?没有梁山,我奔向大海,我成了海的女儿。人民将我哺育,海浪将我洗礼,导我奔向共产主义事业的彼岸。”师生抗日情绪高涨,《壮士赞》《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天天高唱。学生会积极分子排演话剧宣传演出,配合抗战支队政工组地下党员到农民夜校宣传抗日,同时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顾斌(顾尚劼,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建设银行副行长)忆述:“当时的‘邱中’校内已经接受到进步势力的影响,不少老师和同学都有抗日救亡的要求。一队人群敲着锣鼓,挑着担儿,到了一个村子就摆开场子,群众围拢起来看热闹……原来,这是‘邱中’学生演出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

赵沅(丛昌沅,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京剧院院长)在《我演〈红鼻子参军〉前后》中写道:“邱陞中学党支部重新建立,我们就通过学生会有意识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新文艺活动,建立了‘星火’俱乐部,组织歌咏队,搞业余剧团。《红鼻子参军》成了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在校内外扩大抗日宣传。”他在回忆文章中还记下“永远忘怀不了的一次演出”:“区委派人来联系并指定要我们去演出《红鼻子参军》。区长作参军动员后,我们拉开大幕演唱起来,演着演着,台下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没等演完就有青年纷纷跳上来,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有些乡长﹑村长带头参了军。目睹这种火热场面,怎不受感动?”邱陞中学剧团还排演《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坚持苏中疆场》《亡国奴当不得》《新四军上前线》等歌曲。

1942年暑假,如东处于抗日战争和反摩擦斗争紧张时期,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长刘季平获悉邱陞中学为了师生安全要求西迁,随即批准。虽然邱陞中学后来与如东的其他中学联合办学,但始终发挥着骨干作用。

 

这里是革命的熔炉

 

1939年,邱陞中学开学之初,教师们集中才智贴门联、写标语:“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敌;相率中原子弟,还我河山”“岂容大好河山长期沦于敌手,誓必茹苦含辛化愤慨为力量”等,表达对敌人的仇恨和誓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办学宗旨“毋忘国耻,抗日救亡”,形成催人成才的氛围。为适应抗战需要,学校除开设文化课外还开设军训课,由军事教官执教,配置10支步枪,供军训打靶用。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一律穿军装,戴军帽,绑腿,初中生上童子军课,高中生接受军训,设有号兵,一切行动听号令;有时还紧急集合,搞防空演习。

顾贶予的儿子顾尔钥接受党组织委派,利用回家探亲之际在校内活动,发展金礼章(金湘,后担任过区县领导)、顾斌、莫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3月,校内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学生金礼章、顾斌先后任支部书记,并控制了学生会,改选学生会,由进步学生陈浩当学生会主席,并发动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年夏天,有党员19名。这是中共江北特委在南通地区中等学校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成为江海平原师生的一面旗帜。

1941年5月,如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叶胥朝在邱陞中学主持召开县参政会。6月,苏中军区领导在邱陞中学召开第一届文教界代表会,成立苏中文教界抗敌协会。7月,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和苏中及四专区领导干部洪泽﹑夏征农﹑俞铭璜﹑陈同生等在邱陞中学召开第一届暑期文教研究会。顾贶予为此作门联一对,上联:“以文化奠民主之基,东箭南金,聚德星五百里”,下联:“育英才充立国之本,允文允武,有弟子三千人”。呼唤文教工作者坚持抗日民主教育阵地,兴教育人。刘季平在会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报告。会上成立苏中文协会四分区分会,演唱革命歌曲,观看话剧《红鼻子参军》,形成浓厚的团结抗日气氛。苏中区党委派宣传部部长俞铭璜在座谈会上讲话,要求学生学好革命道理和文化科学知识,敢于也要胜任当前救国和未来建国的重托。不久,邱陞中学建立青年先锋队,队长为姚迁(姚宪昌,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学校地下党支部动员50多名进步学生离校参加抗日工作,吴一里﹑张毓华等未读完高中就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部队。

抗战是考场,熔炉炼赤子。在邱陞中学入党的进步学生迅速成长,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薛驹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邢白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远谋任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海笑(杨忠)成为江苏省著名作家,郑伯亚(郑令仪)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等等。这些从邱陞中学校门里走出的佼佼学子认为,是邱陞中学教诲他们走好了革命人生的第一步。

叶胥朝曾给邱陞中学题词:“邱陞中学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如皋县城沦陷以后,是我党开展青年学生工作重点学校之一,培养了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这对坚持敌后斗争,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参谋创办的邱陞中学表示由衷的欣慰。管文蔚也指出:邱陞中学“创校于民族危亡之际,曾培养出大批抗日爱国人才,为祖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作者系如东县政协原文史委员会退休干部)

 

 

一门父子四烈士 浩气长存谱丹心

 

黄建栋

 

在如皋红十四军研究会送给笔者的《红十四军英烈》中,笔者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海门籍红十四军烈士梁志清,但介绍很简短。笔者与梁志清的孙子梁刚曾是同学,知道梁志清和他的三个儿子梁振雄(梁刚之父)、梁振兴、梁振南都是烈士。在笔者与梁刚的共同努力下,用文字还原了烈士曲折惊险的斗争场面。烈士牺牲前英勇顽强的惨烈场景让我们为之动容,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让史料更厚重、更详尽,让我们的后代不忘烈士的光辉业绩。

梁志清生于1898年,家住海门市四甲镇胜宏村梁家园,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南通县三余区区委委员。此时,通海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在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靖江、东台等县,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

梁志清在仇建忠、俞海清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29年,刘瑞龙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县委在余中、余东组织武装小队,由仇建忠、唐楚云等同志负责,打起红军旗号,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枪支。此时的梁志清在南通县委的领导下开展秘密工作,在三余南、货隆东部的草蓬镇开办油坊。草蓬镇是仇建忠的家乡,他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梁志清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业主,实际上是县委委派的负责军需物资工作的干部。

1930年2月6日,通海特委在草蓬镇附近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成立(不久编入新成立的红十四军),任命仇建忠为大队长,从此通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梁志清受党组织指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苏南筹集武器弹药。为了将武器弹药安全运送到红十四军装备部队,梁志清把长枪、机枪装在棺材下的夹板中,棺材里装着尸体,避开敌人的检查;或把油桶剖开做成双层,装上盒子枪、子弹、手榴弹,然后焊牢,再装满油,从上面看起来是油,而下部装的是弹药。他多次秘密、安全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梁志清还在草蓬镇开办的油坊里设立了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红军的会议经常在那里召开。

1930年8月19日,梁志清回家办事,被反动地主梁兆章发现,梁兆章立刻到四甲区向国民党汇报。反动区长季秉谦带领十几个士兵包围了梁家园,梁志清得知已晚,他打算跳河撤退,但被敌人子弹击中,光荣牺牲,年仅32岁。

梁志清牺牲时孩子都很小,二儿子6岁,三儿子仅仅4岁,但从此,他们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立志长大后要像父亲一样闹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

梁振雄,1912年出生,是梁志清的大儿子。1945年参加当地革命活动,在土改工作队任职,1946年初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解放战争局势发展迅猛,各个解放区组织劳苦群众大参军,6月,梁振雄以身作则报名参军。那一年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妻子又怀孕在身,生活异常艰辛,在随部队开拔之前,他们夫妻为减轻负担,忍痛把小女儿送给王浩镇的一户人家。梁振雄一路向北奔赴山东征战,在华野四纵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一连任文教委员。当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他参加了孟良崮战役,12月参加莱阳战役。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伤势好转后又重返战场。1948年6月在开封战役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梁振兴,1924年出生,是梁志清的次子。1945年3月参加革命,被派往抗大五分校学习。此时,苏北敌后形势大为好转,新四军三师所部开始准备迎接战略反攻,需要加强对已有干部的轮训,并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培训为新的干部。经三师师部决定,抗大五分校恢复建制,全校共设九个队,有学员1200多人。其中三个队400多学员,来自部队干部。这期一直办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前线及我党各条战线。梁振兴回南通后,安排在我党财贸战线担任江海公司营业部主任。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挑起内战,还乡团推进金沙镇,梁振兴得到情报,立刻组织机关转移。他发现有很多党内文件还未处理,又重返江海公司销毁文件。文件最终得以烧毁,但他撤退时在金沙镇北严家灶被敌人包围,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第二天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22岁。

梁振南,曾用名姜忠,1926年出生,虽然是兄弟排行老三,但却最早参加革命。1943年,参加地方革命斗争,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之参军。后在新四军一师三旅特务营一连担任机枪班长,后升为指导员,在山东、江苏等地征战。1946年,在江苏如东银杏铺子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0岁。

梁家仅老大梁振雄结婚生子传下后代,家里只剩下两个寡妇,婆媳二人带着三个孩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据梁志清的遗孀陈领子回忆:解放前的几年,经常有共产党的干部在凌晨两三点轻轻敲门说,梁家嫂嫂,马上到秘密地点去取粮食。就这样共产党一直救济补助着这个烈士之家,在地下党的资助下,梁家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四甲镇梁家园(观胜宏村)有三间历史悠久的房子,是梁志清的父亲所建,虽已破旧不堪,但它是革命斗争历史的见证。梁家的四位烈士在这里出生、生活、长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志们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联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的同志在这里集会,商讨应对复杂斗争形势的策略。

这所老房子的东边有一条河沟,梁志清就是牺牲在这条河里,他和三个儿子的墓碑就立在河边。四位烈士长眠在这他们曾经出生、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每年清明节,梁家的子孙到这里来祭奠,附近学校的少先队员举着鲜红的旗帜来到这里,宣誓、敬礼、祭扫,童声回荡在上空,革命传统代代相传,革命历史永不忘却!

在梁刚家里,笔者看到一只民国时期的青花细瓷碗,碗外绘有两个古代士官人物像,碗内刻着几个字:“雄记办用二十六年于1937年4月作”。这碗虽算不上名贵,但在寻常百姓家也不多见,所以梁振雄在置办时于碗里刻了字,留作纪念。烈士牺牲之后,这只碗成为永久的念想,将传给儿子、孙子,让后代牢记革命先辈的业绩。

梁刚说,父亲1947年底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叙述了部队对他的培养教育,同时告诉家里,自己很好,有了进步,在山东前方打了胜仗,叫家里不要挂念,把孩子带好。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坚定的革命信念,还有对母亲、妻儿的思念之情。母亲一直把这封信珍藏在身边,20世纪60年代县民政局来人收集烈士文物,才把这封信交上去。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岁月将先驱的不朽功勋更深地印刻在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聆听那段历史,我们更能真切地体会烈士们为之奋斗的情怀,感悟到他们心中的中华是怎样的璀璨夺目!

只有能铭记苦难的民族,才能走向复兴和辉煌!缅怀烈士功绩,继承烈士遗志,弘扬烈士精神,带着民族的光荣记忆,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

          (作者系海门市商业总公司退休干部)

 

 

二十世纪初南通地区    四次抵制日货运动

 

程太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确定了侵华的国策,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战争前,南通地区开展了多次以学生为先锋的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历次运动都取得了胜利,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集会于天安门前,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惩办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火烧曹宅。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32人。第二天,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以示抗议。南通地区学生闻讯后积极响应,走出校园,结队游行。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学联总部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列为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并有2名朝鲜籍学生为此到南通、如皋联络。南通、如皋学联以实际行动响应学联总部号召。通师的学生走上街头,劝止商家不要再购进日本商品,同时在3个城门口实行检查,防止商人把日货运进城里销售。如皋学联还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检查来往货物中有无日货,将所查获的日货缴送到县议会。

如皋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洋货店叫大同商店,店主倚仗官绅势力,在日益高涨的“抵制日货”浪潮中,竟然肆无忌惮地购进了一批日货。如皋学联获知这一情况后,于6月的一个星期日,由学联会长马颐带领学生,手持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誓雪国耻,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的彩色纸旗,走进大同商店检查日货。资方代理人拒绝学生检查,并厉声斥责:“你们学生无权检查,滚出去!”有一个叫吴士选的学生,针锋相对地拍着柜台大骂奸商。大同商店资方代理人被骂得哑口无言,不敢再加阻挡,于是立即派人向店主顾澄之报告。顾澄之闻讯赶来,摆起绅士的架势,对学生吆五喝六地说:“真是没有王法,你们要干什么?”学生齐声喊:“打倒奸商!”顾澄之见势不妙,吓得灰溜溜地逃走了。学生们检查出大同商店新进的日货共有洋伞20多把,荷兰漂、洋缎、洋纱、毛哔叽各数十匹。这些日货被学生们运到大同商店对面的城隍庙广场上,有学生主张就地烧毁,说:“奸商能进日货,我们就能焚烧日货。”学生们义愤填膺,围观的群众拍手赞成,一堆价值约2000银圆的日货付之一炬。

这件事在如皋引起强烈反响,认为“烧毁大同日货,除了学生办不成”“学生烧毁日货是洗雪国耻,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事”。上海《时报》以“如皋学生抵制日货”为题,报道了如皋学生的爱国行动。如皋地方当局认为学联组织的焚毁日货行动不是采取行政力量所能压制的,故未加干涉。但大同商店店主顾澄之对爱国学生恨之入骨,蓄意打击报复。他以地方绅士的身份,要挟如皋师范学校校长何镇寅对学生严加惩处。何镇寅对此持审慎态度,没有贸然行事,只是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应以学业为重,务须谨守本分,不要影响毕业。”学生知道这是顾澄之在背后指使的,为防止他再耍花招,学联决议由郑振万执笔,向如城名绅、如皋师范学校创办人、如皋商会会长、顾澄之的亲戚沙元炳上书,阐明兴亡有责之义,莫贻爱国有罪之嫌,焚毁日货出于众怒。这封信洋洋千言,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从而遏制了顾澄之的阴谋。但如皋地方当局认为何镇寅对学生约束不力,有撤除他职务的意图,在学生的游行示威下,如皋地方当局慑于学生的抗议,保留了何镇寅的职务。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顾正红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游行,声援工人,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100多人。学生和市民更加愤慨,上万名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当场射死射伤数十人,导致了上海学生、工人、商人的总罢课、总罢工、总罢市,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浪潮,一些爱国商人将所存日货,当众焚毁。

消息传到南通,青年学生发出了愤怒的呼声。5月31日,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生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制造的罪行。同时,组织学生救国委员会开展声援活动。6月1日,南通《通海新报》引用上海报纸消息对五卅惨案作了详细报道,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暴行,唤起群众的爱国热忱。6月2日,省立七中(南通中学)学生举行集会,由各班推选学生代表外出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声援上海工人,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及驻上海各国使团。6月3日,南通学生为五卅惨案联合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向英、日等国使团提出严正抗议,以伸国权。6月4日,成立南通学生上海五卅血案后援会。“后援会”成立后,函请商会转告各商店,自6月10日起不再购销英日两国商品。6月8日,南通各界4000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进行抗议游行。为切实抵制英日两国商品,通崇海泰总商会在“后援会”的敦促下,除通知各商店调查运出、购进的洋货;并函请上海总商会将南通地区市场经常销售的英日商品名称、商标开列清单,印发给商店。南通县棉纱业公会还专门作出决议,不再贩卖英日机纱。

6月10日、23日,英帝国在汉口和广州沙基又连续制造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惨案。南通人民的反帝斗争出现了另一个高潮。6月下旬,“后援会”要求各界节省费用,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各校学生之间进行互查,如发现购用英日货,立即销毁,并联络各界于6月30日在东公园举行公祭上海、汉口和广州沙基惨案遇害烈士大会。

1927年6月1日,日本驻满州第十师团步兵三十三旅团以保卫日侨安全为由在青岛登陆。6月2日,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本迅速中止派兵赴青岛。但日方置之不理。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而召开东方会议。会后,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为此不惜诉诸武力。

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和进攻面前,7月16日至17日,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召集社会各界代表联席会议,建立“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委员会”,并决议举行群众大会和群众性游行示威活动。7月20日,如皋社会各界6000多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高呼“誓雪国耻,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日本滚出山东”“日本滚出青岛”等口号。由于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内部派系矛盾,成五昌等另行组织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实施抵制日货,通知如皋各商店,将所存日货于年底之前售完,未售完的日货交由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拍卖。拍卖两个月后,所有日货一概不许在市场上出售。在这次抵制日货活动中,如皋城区商界基本上能够按照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的规定行事。白蒲、石庄、搬经、丁堰、东陈等地的商人也积极响应。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寻找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唆使侨居在长春北郊万宝山的朝鲜人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造成流血冲突,制造了“万宝山事件”。8月,日本政府以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并处死(即“中村事件”)为借口,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煽动侵华战争。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铁轨,事发后,日本侵略者反而诬赖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随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当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噩耗传到南通时,南通、如皋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无比愤慨。9月21日,南通城各界人民举行民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并致电国民党政府,要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严重对付,勿稍因循”,并“停止内争,以期一致”。同一天,南通学院附中300多学生举行大会,成立救国义勇队和反日会。9月27日,如皋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群众大会,群众代表走上司令台,咬破指头,用鲜血在旗帜上写下“誓死抗日救国”6个大字。各校学生集会、游行。救国义勇军得用课余时间严格操练,随时准备为国效力。医科学生成立战地救护队组织,参加战地救护队突击训练。南通各界的抗议、声援活动持续数十天。在九一八抗日救亡活动中,抵制日货运动随之开始,南通、如皋民船船员工会曾组织民船船员反日救国会,抑制装运日货。如皋反日会派遣人员到四门商店及北门外、西门外大街检查,动员学生在四个城门口担任检查日货工作,所查出的日货交由国民党如皋县党部监察委员会统一处理。

 

             (作者系中国人寿海安支公司干部)

 

 

 

 

1919年,张謇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正规戏曲学校——南通伶工学社,轰动全国戏剧文艺界,迄今将近百年。当时,戏剧演出是不入流的娱乐活动,演员俗称“优伶”,社会地位低下。但张謇看重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将其定格为感悟人生、改造社会的精神引擎与良师益友。创办伶工学社、改良戏剧,既是张謇废庙兴学、造福民众的一项举措,又可促进经济繁荣,弥补社会昌德与益智之不足。他不但要办一所戏剧学校,还要造一座新型戏馆,于是“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应运而生,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三次率团到通,与著名戏剧理论家欧阳予倩等全国明星大腕联袂登台演出,成就了“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的一段传奇佳话。

张謇特聘梅兰芳担任伶工学社的名誉社长。梅兰芳不负众望,三次率团到通,言传身教,示范演出。梅兰芳第一次率团到南通演出是在1919年11月中旬。梅兰芳偕夫人王明华、女公子梅葆玥及主要演员30多人到通,为伶工学社学员言传身教、示范演出。梅剧团此行在通演出5天,剧目有《玉堂春》《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千金一笑》等。根据古代绘画《天女散花图》创作而成的戏剧《天女散花》,梅兰芳利用仙女彩衣上的两条风带寓意御风而行,设计舞蹈动作,创造了歌舞联翩、声画同观的绸舞。最为令人赞不绝口的是梅兰芳与欧阳予倩几次同台演出,配合默契,精彩纷呈,成一时佳话,美誉传遍大江南北。

梅兰芳第二次到南通演出是在1920年农历四月上旬。张謇派遣专轮去沪迎接梅剧团。这次梅兰芳一行30多人应邀到南通示范演出,共演3天,剧目有《玉簪记》《游园惊梦》《嫦娥奔月》《木兰从军》等。梅兰芳主演《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他的一颦一姿、驻足顾盼,楚楚动人、满堂生辉。特别是“惊梦”一场唱得丝丝入扣、句句入耳,将杜丽娘的肺腑之言和内心矛盾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梅兰芳第三次到南通演出是在1922年初夏。张謇派伶工学社社长张孝若及剧场经理薛秉初持函到上海邀请梅兰芳一行再次到南通辅教演出。5月24日,梅剧团一行60多人到南通,阵容增加了“武生泰斗”杨小楼等著名演员。梅兰芳主演《黛玉葬花》《麻姑献寿》等剧目。杨小楼主演《长坂坡》《落马湖》《连环套》等绝招武工戏。梅兰芳主演《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婀娜绰约,精妙绝伦,唱做念白,皆炉火纯青。

彼时,南通伶工学社在著名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的主持下,实施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才。他以教学京剧为主,兼修昆曲、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并注重音乐、舞蹈、武术的教学。首创男女合演,自建小剧场,为学生排演练功。伶工学社实施戏剧教学改革,得到梅兰芳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多次致函张謇,就伶工学社的教学计划提出改革的具体实施意见,并在南通示教演出期间抽出时间与师生交流恳谈,与他们配戏,同台演出。从以上实践与效果来看,伶工学社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发展与戏剧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张謇当年创办伶工学社耗资颇巨,至1921年“已感拮据,停办了音乐班”。至1926年9月张謇去世后不久,伶工学社也只得关闭停办,后一直被闲置。新中国成立后其旧址长期划归南通医学院使用。如今的旧址仅剩原址面积的一半不到。原有的小剧场已不复存在,部分校舍也在城市改造和白家园小区建设中被拆除。整体布局虽在,但总体环境的破坏却相当严重。

2014年,南通伶工学社复建对外开放。保护和利用这一重大文化项目,怎么会被列入中共南通市委与市政府的议事日程而付诸实施的呢?南通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时任市政协委员、梅派嫡系传人韦红玉(中国表演学会会员、南通艺术剧院京剧团著名演员)与其他3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保护和恢复“伶工学社”旧址》的提案,并给自己的恩师——梅兰芳之子、京剧著名青衣演员梅葆玖写了一封求助信。梅葆玖接信后,随即复信一封,他在信中说:“这是件好事!”并就学社的保护和利用提出建议,同时明确表示:“在伶工学社恢复时,一定带领梅兰芳艺术团到南通演出。”

梅葆玖是梅兰芳子女中唯一传承梅派青衣的当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对南通一往情深。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他曾多次率团到南通献艺。1974年为纪念梅兰芳诞辰80周年,他率团到通在市人民剧场演出;1988年,南通大饭店落成,梅葆玖再度到通演出;1990年,为纪念徽班晋京200周年,梅葆玖三度到通演出《霸王别姬》;2002年,新建的更俗剧院对外开放,梅葆玖到通担纲主演《贵妃醉酒》;2005年首届商务通用论坛(南通会议)召开,梅葆玖率团到通演出大型京剧交响诗剧《梅兰芳》。2012年,梅葆玖一行到南通考察伶工学社等文化设施建设,并与南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签订协议,双方将在伶工学社共建“梅兰芳教育基地”。

梅葆玖对南通伶工学社保护利用工程建设十分关心,曾专门致函市领导,就其保护利用提出建议。南通市委、市政府指出,南通在中国近代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梅兰芳当年与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结下深厚情谊,并三次率团到南通演出,至今传为美谈。今天南通的戏剧事业在江苏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前人打下的基础、创造的氛围和培养的人才密不可分。实施伶工学社保护利用工程,建设“梅兰芳教育基地”是历史佳话的延续,是南通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梅葆玖说,南通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梅家人对南通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应张謇邀请,梅兰芳、欧阳予倩作为北、南两派京剧的代表人物,在更俗剧场同台演出,推动了南北国粹艺术的互动交流。现今启动伶工学社保护利用工程,创建“梅兰芳教育基地”不仅对南通,而且对中国的戏剧改革和文化发展都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是民族优秀文化的血脉延续,这个基地将成为北京与南通之间的文化艺术纽带。延续上一辈人的友谊,把国粹艺术一代代传承好、发扬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退休干部)

 

 

五山坑道探秘

 

羌松延

 

南通五山是长江入海的咽喉之地,自古以来,据吴楚之险,扼长江门户,作为一处天然屏障,其军事地位重要。军山就得名于秦始皇在此驻军的传说。史载五座山峰险要处曾设有多座炮台,军山气象台便是利用古炮台旧址而建。宋代,抗金英雄岳飞在狼山一带屯兵。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七与清同治三年(1864)的黄朝飏曾分别率农民起义军在狼山、军山凭险据守。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五山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其中,最大的一项工程就是已遍布山底的国防坑道。

几年前一个冬天的下午,笔者在军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推开厚重的坑道门,仿佛打开了一道历史的大门。

一进洞口,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迅速消解途中寒意。当我们完全进洞后发现,洞内的温度比洞外高很多。仔细观察,却是别有洞天:笔直的主洞两旁有侧洞向外延伸,侧洞通道长短不一,通道两侧又有众多规格一致的地下营房,可藏兵,也可储物。与之相邻处蓄水池、厨房等生活设施齐全。七转八拐后回到主洞继续前行,一束阳光射来,原来已是到了山的另一端,顿觉豁然开朗,拭汗时猛然发现,坑道出口旁还建有机枪射击孔。

这只是军山众多坑道中的一条。现有坑道分两期工程完成,主体工程开挖于1958年,约1963年完工,所造坑道遍布于五座山底。第二期工程为1979~1982年间由200多名官兵建设,从军山东麓掘进,施工仅在军山进行。现在进洞可以清晰地看出,凡洞壁使用喷浆技术被覆的都属于这一时期所建。

五山之中,军山是山体最大、海拔最高的一座山。故军山的坑道最长,面积最大。军山山体周围有多处洞口,现在仍能一眼看出的就有七八处,洞内更是四通八达,盘根错节,乃至于我们进洞后都及时设好路标,以防止迷路。

 

艰苦的坑道作业

 

五山地区第一批坑道是根据南京军区命令,为了防空、防原子弹的战备需要,由省军区组建直属工程团(后改为省军区70团)负责施工。该团下属的六个连分工明确:一、二、三、六连负责“打坑道”;四连为木工连,负责为毛洞搭支架、模板后被覆,常用的被覆材料为砖、石、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等;五连为运输连。

为加快工程进度,每个坑道口分三个作业班(一个班的建制也就是一个作业班)昼夜24小时轮班作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力、财力缺乏,技术条件也差,不仅没有机械化设备,就连简陋的风钻也没有。每条坑道就靠几根钢钎,几把10磅、12磅的大锤,穿孔爆破。成千上万立方米的石渣,也是用最原始的箩筐、扁担,一筐筐,一担担,一锹锹地把碎渣运出。坑道中场地狭小,爆破烟尘排不净,空气浑浊,汗水每天都把工作服弄得湿漉漉的,当战士们下班走出坑道时,除了眼珠和牙齿是白色的外,满脸乌黑,活像矿工出井。

运输连官兵会从洞里运出的石块中选取尺寸合适的进行再利用。当时在剑山桥旁设有一处工地,根据被覆需要用一台粉碎机将坑道中运出的石头粉碎成不同规格的石子。为保证工程质量,运输连官兵在剑山河人工清洗石子和黄沙。寒冬腊月,赤脚站在河水里,流淌的河水像刀一样在腿上划过,冰冷刺骨,手脚冻肿,但他们仍然咬牙坚持。而运进大量的建筑材料也全靠肩膀扛、扁担挑、杠子抬。“运水泥一扛就是200斤呐”,回忆往事之艰苦,当年的运输连二排排长张兴华至今刻骨铭心。

打坑道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十分危险。1961年初夏,狼山东段的一处坑道在施工中发生塌方,一个施工班的战士被掩埋。事故发生后,部队紧急救援,但救援人员进入后再次发生塌方……先后有三批人员被掩埋。30多名英勇的解放军指战员,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犹存的山洞承载了那段惨烈的记忆,也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往事。

顶尖的质量标准

 

参加作业官兵都将这项国防工程视为关系国家安危的神圣任务,对各项质量标准的制定非常严格,施工要求十分苛刻,不敢有任何马虎或偷工减料。毛洞被覆所用的砂石必须选择一定抗压系数以上的岩石加工,按大、中、小石子三级配料,用不同规格的铁丝筛筛选分级,然后再按重量比用磅秤一筐筐称好,洗净后才能拌和混凝土。

对黄沙的要求更加苛刻,对其硬度、粒径、杂质比例都有严格要求。为保证混凝土的强度,所用沙石料必须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为防止二次污染,剑山河边堆放场地还要铺上特制的垫子。在混凝土浇筑中,水、灰、沙、石比例要求极严,都用秤称过,官兵们对遵守施工中的质量技术规程就如执行战场命令一样严格。正因为这样,尽管已时过几十年,这些坑道仍十分坚固,地质稳定。

美好的军营记忆

 

打坑道是与艰苦为伴、与寂寞为伍的日子,但战士们从中磨炼了自己,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施工中最激动的莫过于坑道快要贯通前那扣人心弦的时刻。当年下连当战士的军官代庆回忆起那个时刻仍激动不已:“我们连(在剑山施工)和对面一连施工的军山,经测算应该是最后一个作业面了。炮眼打进去不多时,渐渐地听到了对方清脆的锤声甚至隐隐约约的讲话声,我们双方都沉浸在胜利前一刻的喜悦之中。最后一炮由二班班长装药,我负责点火,电话和对方约定同时点火。一声炮响之后进洞,一眼就看到了对面洞内射进的一丝光亮,我们欢呼雀跃起来,双方战友钻过不大的对接口,热烈拥抱,相互祝贺。两个洞口的对接相当精确,正负没有超过10厘米。”

工作是艰苦的,但军营生活是开心的。军官和战士们像亲兄弟一样,休息时间军官帮新战士学文化,战士们偷偷地替军官洗衣服。节日里官兵一起唱歌、打球、游戏。1958年开始“下连当兵”运动,时任省军区司令员段焕竞和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金山都下到连队做一名普通战士,他们除出席重要会议外,都到营房和战士们同吃、同住,那时就餐根本没有桌椅,总是全班席地或蹲着用餐,司令员们绝不开小灶。一到星期天,刘副司令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述当年铁道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第二期坑道施工时,机械化程度已经提高,参与施工的战士们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还曾乘坐直升机前往工地与营房(东奥山庄旧址)视察、慰问。

如今,除了剑山仍有军队驻守,其坑道为部队使用外,其他几处的坑道已不再被赋予军事功能。狼山、马鞍山的坑道曾经对游客开放,现已封闭。军山的洞口多数封闭,西侧弹药库停用后已与营房一起转租给民营企业,有的经营户利用坑道独特的条件栽培了菌菇。

随着经济建设在国家战略中地位的提升,战备坑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实物见证,其历史价值不容置疑,我们应向世人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作者系南通市东方中学校长)

 

 

抗日小报《江潮报》

 

彭 伟

 

《江潮报》是苏中三分区地委机关报,1941年7月1日创刊,1945年11月停刊。1943年1月,成立了《江潮报》党报委员会,由叶飞任书记兼报社社长。1945年11月,《江潮报》与苏中四分区的《江海报》合并成为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的《江海导报》。《江潮报》的存在时间贯穿整个抗战中后期,见证了苏中解放区(尤其是如皋、海安、泰兴和靖江诸地)的抗战史。

《江潮报》由油印改为铅印,由日刊改为3日刊、2日刊,曾经发行量最高达1万多份。但是保存下来的《江潮报》却是很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只藏有1945年8月13、14日出版的《江潮报》。笔者有一份1945年3月25日发行的第371期《江潮报》原件。1942年与1943年发行的上百份《江潮报》原件存放于南京和扬州等地党史办。

《江潮报》版面4开4版,第一版报道苏中三分区的战时新闻,第二版的内容主要是国际和全国的抗战新闻,第三、第四两版分别刊载评论和副刊。笔者保存的那份《江潮报》由于当日报社4开机器受损,印为8开,且只有第一、第二两版。无论是4版还是2版,无论是增刊还是专辑,《江潮报》所有的图文都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根“红线”就是“抗战”。

《江潮报》的地方抗战新闻记录了苏中解放区的抗战进程。有的体现了华中军民服从中央、坚决打击敌人的无畏气势,如第168期头条《中共华中全党、新四军指挥员向毛泽东同志保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击退反共特务进攻》,指出我军需要提高战斗力,增强工作效率,不怕牺牲,击退反共特务分子。有的展示出解放区军民英勇的抗战风貌,如第67期《苏中新四军劲旅,两旬间打胜仗十余次》,记录我军攻克海门茅镇小灶等地,并且活捉了4名日本鬼子的过程,鼓舞人心;第78期《自卫浪潮高涨》,报道了1942年9月上旬,上万名如西渡军井区民众扑进河西,使伪军成为瓮中之鳖,迟迟不敢出战;第371期《江安区队坚守大门,打退十倍敌人》,报道了1945年3月10日,卢庄伪军行至西黄乡(江安大门)遭遇我方游击队和民兵,我方仅有几十人还击伪军300多人,誓死保护阵地,最终取得胜利。这些战斗在苏中抗战众多战役中,看似普通,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如西军民的无畏精神,这也正是我方取得抗战胜利的法宝。有的揭露了日伪和国民党的恶劣行径,彰显解放区的优越性,如第62期《锄头榴弹痛击抢粮伪军,不让敌寇抢去半粒麦》和第64期《石庄敌伪勒索食粮强摊月捐,我已商定对付办法》,报道了1942年西来和石庄等伪军向如西解放区索要粮食的丑行,并遭到我方各乡民众的坚决抵制和反抗;最典型的一则新闻是第371期的头版头条《紫石县减租冬救援,新解放区人民生活改善》,抗战时期,白米区的百姓一边受到日伪的威胁,一边又在冬季受到国民党税警的压迫,受尽剥削。回归解放区后,紫石县政府发放大量物资,帮助百姓过冬,周围的百姓也来解放区求生。

国际和全国的抗战新闻报道团结军民,联合抗日,中国军队取得了骄人的抗战成果,如第62期《车镇区游击队发表五月战果》和第68期《十八集团军抗战第五周年战绩总结》等。第68期《新四军抗战第五周年的战绩》展示了骄人战绩:“伤毙敌人总数24512名,俘敌伪5009名,缴获步枪13721支、轻机枪285支、重机枪267挺、射炮20门、手枪149支、日本大衣1009件、日本军毯358条和防毒面具127个……”第71期《新四军一师发表半年来战绩》,报道了1942年上半年,一师战斗256次,杀伤敌伪万余名,缴获重机枪8支和轻机枪40支……诸如此类的战果报道稳定了解放区的军心民心。

《江潮报》上可发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思想到战争,我军在苏中采用的各种“抗战战术”。如第89期《如何打击敌人的奔袭战术》和1943年6月1日的《日本士兵的一天生活》帮助我军官兵了解日本士兵的生活规律和敌伪的奔袭战术,做到知己知彼。第131期《纪念韩国钧先生,苏中划设紫石县》表明了我党团结民主爱国人士共同抗敌的作战理念。1943年2月13日《江潮报》增刊整版刊载了许家屯的《巩固冬学,扩展冬防冬耕,加速三冬工作的进程》,指出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教育好下一代,我们才有充足的抗战后援队。

为了向读者宣传抗战思想,《江潮报》还刊登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悼殉难者》《挽歌唱起来吧——延安何刘追悼会速写》等抗战评论和抗战文艺作品。以1942年7月7日发行的《江潮报》“抗战五周年纪念专辑”为例,该报刊登了长篇社论《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争取胜利建设新中国》,告诉全国人民需要同心合力熬过今明两年,各党将会如同战时一样共同合作,进一步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民生幸福的新国家。大篇幅特载《中共中央委员会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分析了抗战的新情况,日军年龄的变化;要求我军不仅与伪军作军事斗争,也要向伪军宣传统一抗战;我军必须始终与老百姓站在一起,遵守纪律,保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我党应该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与日军战斗到底。副刊“江潮”再掀抗日高潮,刊登了《再过一个“七七”》《复仇、慰问、帮助》《有味的语言》等宣扬抗战的作品。

“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潮报》”,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对这两张油印小报的评价。这份小报不仅走向国际,还屡获殊荣。据《江苏省报业志》等书文记载,曾在西安举办的报纸展览会上,《江潮报》和《拂晓报》备受关注,获得高度评价。1943年,宋庆龄又将《江潮报》送至法国,参加了巴黎《万国新闻报纸博览会》,再获好评。同年12月,我党将《江潮报》作为寿礼献给斯大林。然而《江潮报》也遭到日伪的嫉妒和痛恨。如西城内的日伪极度仇视《江潮报》,先是高价收购销毁,后来干脆伪造《江潮报》,下乡散发。因为仿品内容虚假,印刷技术拙劣,很容易识破,成为一时笑谈。

抗战八载,江海大地,烽火连天,《江潮》小报,回溯大战,铭记历史!

     (作者系如皋文广集团如皋日报社副刊编辑)

 

 

宋代南通沿海鲸类搁浅的一例记录

 

达少华

 

年初,笔者听到一则新闻:2016年2月15日,如东长沙镇渔民发现一头巨大的鲸鱼在三民滩涂搁浅,经南通边防支队民警现场勘查,鲸鱼长约15米,重约30吨,经专家鉴定,可能是一头成年雄性抹香鲸,属于齿鲸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笔者不禁想起曾经看到一则关于宋代通州鲸鱼搁浅的记录,也许是南通最早关于鲸鱼搁浅的记录,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南通沿海鲸类搁浅的情况在南通旧志中多有记载,冠以“闰鱼之名”。如明万历《通州志·物产》中记:“闰鱼,闰年自海出,骨可为桥。”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鳞之属》中记:“岁闰……乘潮推陷沙中,大可数十丈,海人割之为油,骨可成桥。”这些记载中最早是元朝的至正年间,有没有更早的记载呢?应该是有的。

笔者见到的是宋代的记载。宋朝刘斧撰辑的《青琐高议》一书中载有“巨鱼记”一则:“嘉祐年,余侍亲通州獄吏,秋八月十七日,天气忽昏晦,海风泯泯至,而雨随之。是夜潮声如万鼓,势若雷动,潮逾中堰,卒闻阴风海水中,若有数千人哭泣声。及晓,有巨鱼卧堰下,长百余丈,望之隆隆然如横堤。困卧沙中,喘喘待死,时复横转,遂成泥沼,然或有气,沙雨交飞,后三日乃死……此地人莫有识此鱼者,身肉数万斤,皆不可食,但作油可照夜。”

文中的“嘉祐”是宋仁宗赵祯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是1056~1063年。中国古代称为通州的地方有三处,一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巴郡的万州改置通州,治所在石城。宋乾德初年(963)通州改置为县,即后来的四川省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曾任通州司马。二是后周显德五年(958)在东部沿海设置的通州,即今之南通市。三是北京地区的通州,始建于金天德三年(1151),为今北京市的通州区。为区别这两个通州,一般称前者为南通州,后者为北通州。

从文中所记的情况看,地点应该是临海的南通州,巨鱼应该是哺乳动物中的鲸类。现代鲸的分类包含两大类,即须鲸类和齿鲸类。前者口中有须,后者则为牙齿。刘斧记载的“大鱼”属哪一类呢?笔者认为应该是须鲸,理由如次。

从体形看,须鲸较大而齿鲸较小。巨鱼“长百余丈”“身肉数万斤”虽有形容夸张之嫌(也有度量衡单位不同的因素),但体形之大却是肯定的。从分布看,南黄海南通沿海(包括长江口海域)须鲸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多,齿鲸类仅有伪虎鲸等少数种类。从南通旧志等资料看,所记载的大多是体形较大的须鲸类。最早是元代,如“元至正年间(1341~1368),海门余中场礼安乡东北的鱼骨桥梁坍没于江”。康熙《通州志》把鱼骨桥梁列为海门八景之一。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轶闻》中记:“嘉靖甲寅闰月,丰利场后有群虾共拥一鱼乘潮抵岸,虾须戟立若排樯,潮退虾去,惟鱼独存,长三十余丈,高三丈。人争取其肉,鱼声如牛吼,气所喷薄水悉成洼,经三四日乃绝。土人取其骨为桥,相传每闰年必有一鱼。”注意这则记载中的“群虾”和“虾须”,虾须并不是海虾的须,那么它是什么呢?清代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中有一则“虾须帘”的条目,从其内容引申考证,虾须就是须鲸类的口须。因此,此类记载中的鲸应为须鲸类。再从近现代南通沿海鲸类搁浅的记载看,绝大多数都是须鲸。如1958年7月19日,启东塘芦港外口离岸约50米处搁浅一头长须鲸,其体长17.86米。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退休干部)

 

 

碧血丹心耀江海

 

——记抗日英烈陈国权

 

陶建明

 

今年是陈国权烈士诞辰100周年。陈国权是崇启海首任县委书记,通崇海启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政委,他为抗击日寇,为崇启海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最后一滴血。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陈国权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

 

在上海以书店为掩护,

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陈国权,初名冠球,化名陈明、莫明,笔名C。1916年出身于海门新南区民友乡崇海村(现临江新区为民村)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种三亩地和帮人家做针线、打短工来维持生活,境况极为艰苦。

陈国权在汤家镇小学读完六年级,15岁时由堂叔陈兆安介绍到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鸿文书局当练习生。学徒期间,他为了追求知识和真理,到进步组织举办的一所夜校去读书,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学习,经常刻苦自修到深夜。书局老板怀疑他参加革命活动,怕受牵连,将他辞退。

1935年,陈国权考入生活书店当职员。生活书店是当时进步青年向往的一个单位,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就在这里编辑、出版和发行。陈国权到生活书店后,被分配在进货科,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自此,他有机会接触到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1935年他开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上海职业界的秘密读书会。1936年,他又转到职业界的救国会。陈国权在发展会员和进行思想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年,党中央派人到上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陈国权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愈之、郑振铎、王任叔、张宗麟等在上海创办“复社”。不久后,陈国权就从生活书店调到“复社”协助张宗麟从事发行工作,陈国权是该社党内实际负责人。1938年先后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年国民党从上海撤退后,上海地下党为了联合各群众组织,提高各界人士抗日救亡的理论水平,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地下党“文委”决定于1938年二三月间,在上海沪江大学内,创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陈国权被推举为学委会成员之一,负责组委工作,主要是联系讲师和新学员,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

1939年春的一天深夜,陈国权得到紧急情报,日伪特务机关通过法国巡捕房,准备逮捕在“复社”和讲习所担任过讲师的郑振铎。陈国权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到郑振铎住处报信,使郑振铎及时转移脱险。而陈国权被特务们视为嫌疑分子,后遭逮捕。陈国权被关押在监牢内,经受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党的秘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赴崇明组建

崇启海抗日武装

 

1939年1月10日,瞿犊和王进在启东同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张能忍杀害。噩耗传来,陈国权悲痛欲绝,以笔名C为王进烈士写下了传略。茅珵参加瞿犊、王进两烈士追悼会,并借此机会向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提出,陈国权去海启接替王进的工作。

5月,陈国权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到崇明开展建党和抗日武装斗争。9月,成立了由陈国权、韩念龙、茅珵3人组成的中共崇明工作委员会(简称崇明工委),由陈国权任书记。他们立即着手建立各区民运工作队,开展爱国救亡宣传,发展党的组织,整合零星的抗日武装。当时,崇明岛上虽有几支游击队,但都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经陈国权、茅珵等共同努力,10月,成立了以茅珵任副总队长的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部,统一领导崇明的抗日武装。

1940年8月,鉴于崇明四面环水,在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之后,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长期坚持;同时为配合新四军东进,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崇明工委和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全部人员北撤至海启地区。9月,陈国权、茅珵、韩念龙率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转移到通海地区,以“通崇海启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的名义,在通海地区的川港镇、姜灶镇、三星镇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由茅珵任总队长,陈国权任政委,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10月下旬,陈国权派韩念龙去启东找分批转移到启东的一大队队长施鼎新、二大队队长沈鼎立会晤,取得圆满成功,随即将总队部开往启东,和这两个大队汇合在一起,改名为崇启海常备旅。

 

回海启任县委书记

 

1940年11月初,陈国权、茅珵率部在海门江家镇与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新率领的新四军三纵五团胜利会师后,稍事休整,部队开赴启东久隆镇。

原中共崇明工委、中共崇启海常备旅地下组织与中共海启地下组织会合,成立中共崇启海县委员会,隶属中共南通中心县委领导。首届班子成员有县委书记陈国权,组织部部长朱溪东,宣传部部长王珍,青年部部长姚鲁,党委委员韩念龙。崇启海县委辖中共启东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及3个区委。县委机关驻在久隆镇易家宅。

为加强对民运工作的开展,崇启海常备旅旅部抽调陈国权、朱溪东、王珍以及刘俊组成的民运工作队,在久隆镇、汇龙镇广泛开展民运活动,并派人深入广大乡镇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性的抗日军政党群组织团体,开展“二五减租”等群众运动。与此同时,重视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除留用愿意同我党合作抗日的原国民党区长外,还团结了一些拥护我党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的进步人士。这些民运工作队的同志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但仍属于部队领导,属于部队建制。

崇启海县委所辖的海启地区与上海一江之隔,是上海通往苏中首脑机关的主要通道。当时该地区打着抗日招牌,专干鱼肉百姓的国民党杂牌部队较多,陈国权在争取分化、瓦解他们,扩大我武装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0年12月,陈国权奉命调任如皋(东)县委书记。他到掘东区领导“二五减租”工作,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千余群众到华丰公司进行说理斗争,最终取得了减租减息的胜利。在这里,他还领导组建如皋东乡最早的乡政权——华丰乡民主政府,同时建立起乡农抗会。以陈国权为首的如皋(东)县委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为在掘港保卫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年3月,中共苏中四地委成立,陈国权为委员。9月,地委调陈国权任海启县委书记。成立各级农抗会组织,开展“二五减租”,建立区乡政权。在与祝家仓、曹家仓、沙家仓、龚家仓、张家仓等大地主斗争中,他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上门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一运动迅速发展到沿海的五堤、十堤。

 

遇敌寇不幸牺牲

 

1942年1月1日,陶勇率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围攻三阳镇。激战两昼夜,击退了北新镇敌人的多次增援。3日凌晨,三阳镇残敌组织向南突围。八团将士奋勇追击,一直追至汲浜镇,伪军团长徐宝富见大势已去,率领200余人投诚,八团另一部进攻二厂伪军,俘敌58人。

1月4日,为宣传这一辉煌战果,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斗争,县委准备在二厂广场召开群众大会,陈国权亲临动员。这天上午,陈国权与启东县县长沈维岳。县委民运部长兼县农抗会主任石坚、启二区委书记王蕴石等,到大生二厂布置会场,县委和各区乡干部60余人在二厂西边朱元仪酱园店吃中饭。11时许突然得到消息,北新镇伪军胡鹏部队兵分三路向二厂包围。当时海启警卫团团长罗桂华以为陈国权已撤走,未与陈国权联系就率部撤离了。在情况紧急的关头,陈国权镇定自若、当机立断,指挥石坚等负责将县乡干部向北转移。他和社会部部长王正平以及敌工部干部阮庭庚,往南侦察敌情,同时组织干部群众转移。不料敌人很快追赶上来,陈国权等3人来不及躲避,就分散在群众中一起转移,不幸被伪军汉奸指认出来。3人当即被枪杀了。

县委农抗会妇女部部长季桂芳,混在群众中安全撤离。事发后,她返回二厂侦查,发现陈国权的遗体被吊在树上,周围有十几个伪军及特工队员看守。当天晚上,她动员两个农民兄弟,一起架着独轮小车,带着柴刀,避开敌人的岗哨,将陈国权的遗体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土布袋里,行走数十里田间小道,于黎明前,将烈士的遗体送到海启县委驻地,安葬在聚星镇西北沙家仓的土地上。烈士的忠骨后被安葬在海门三阳镇东首竹林寺墓地,与瞿犊、王进烈士墓合冢。

    (作者系中共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南通走出的美术大师——王个簃

 

严 迪

 

总有一种记忆,宛若在梦里相逢;总有一个幻觉,临窗而望的故乡就在身边;总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情怀,在心底起伏着。美术大师王个簃深情地说“南通,是我的故乡”,道出了他内心的一份不平静。

王个簃在上海工作,任上海国画院第一副院长,名誉院长。在《王个簃随想录》一书中,也多次提到“南通,是我的故乡”,并自豪地说,“我的故乡虽在长江北边,但气候和风物,与江南无甚差别。有密密匝匝的芦苇、交错的河汊、不息的蛙鸣、醉人的瓜香,栏有猪羊、塘有鱼虾、有鸡有鸭,土地肥美,而且气候宜人”。其实,现在的家乡与他离开时的家乡大不相同了,我只有用四个字告诉他家乡的变化:翻天覆地。我赞赏他潜在的情愫,充满对故乡的热爱。他回来了,只有反复的流年知道他的心事,走出去的是他的人生,忘不了的是他的故乡情。

乡恋,虽然是一种看不见的思念,故乡的风物人情都在他心里,一抹嫣红点缀的家乡,向他展现了灿烂容颜。1981年10月2日,王个簃、曹简楼、曹用平及王个簃长子王公助一行4人到达南通。

一棵古树,从风吹摇曳的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它的过程,是绝对离不开家乡土壤的培育。对故乡的思念永远铭刻在王个簃的记忆里。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不要忘本,不为物役,尽管世事纷扰,一切最终会返璞归真。

王个簃原名王能贤,个簃是他的别号。1897年的秋天,他出身于海门三星镇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祖父王月阶是位读书人,父亲王少阶是名教书先生。在这一良好的环境熏陶下,加之母亲的督促,他每天总是孜孜不倦地在一盏豆油灯下埋头读书,考上了海门高等小学、长乐镇小学、长兴镇国文专修学校、南通师范附小和南通省立第七中学。在省立七中学校里,他遇到了他最崇拜的国文老师徐昂。徐昂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不慕荣利、一生清寒,在南通沦陷时,他保持了民族气节,不在国统区任教,而去解放区任教。徐昂的凛然正气,感染了年轻的王个簃,正如他自传里说:“我从国文老师徐昂老夫子那里受益最多。”王个簃在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因无钱上大学,就到了南通城北小学当老师,后又转到省立第七中学当国文教师。

上小学时,王个簃就喜欢绘画、书法、刻字、弹古琴,样样精通。他的启蒙老师是海门高等小学教师陈尔益。王个簃说:“我崇拜大画家吴昌硕,但我在画界起步的人生,还是在陈尔益老师那里启蒙的。尔益老师他会画竹,字写得很好,他作画时不让人看,我就爬在窗台上偷偷向里张望,偷看之后也就以此涂抹几笔,久而久之,使我获得巨大成功。”绘画知识与过硬功底绝非华丽语汇所能表达的,真正的获取乃是实践,是熟能生巧。看似临摹,实则已掌握了基本笔墨的诀窍。他的第一幅处女作诞生了,发表在上海的一份学生杂志上。从此,他的创作顺流而下如潺潺泉水,迈入画界,滋润出自己的一种素质,一种文化,一种心态,一种超然,也是历经沧桑后的怡然自得,多少人投去了欣喜的目光。1954年,王个簃所作的《刀鱼图》《瓜菱清暑图》由刘海粟带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参加中国绘画展览,王个簃的《刀鱼图》获了奖,《瓜菱清暑图》则被德国东方博物馆中国画陈列室收藏。

从南通到苏州再到上海一路坎坷。在朋友的帮助下,王个簃到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培养了许多人才。后来,校长刘海粟聘请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当教授,后任国画系主任。

王个簃以画花卉最为擅长,上海解放后第一次举办的画展上,就有王个簃的作品《五色牡丹》。王个簃当选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三秋收获》被评为优秀作品。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他高兴地说:“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普通国画工作者,竟得到这样大的荣誉,内心非常激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在上海建个国画院,王个簃被抽调筹建。上海国画院丰子恺为院长,王个簃为第一副院长。

四季轮回,有的人活得诗情画意、大有作为,有如此浪漫的情怀!“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十月的蓝天,清澈明亮。南通是他的家乡,他是南通人的骄傲。那一刻,阳光洒了一地金辉,好像是他随身所带来的一幅时光里的水墨画,充满着未来的豪情和憧憬。辗转的时光,他将旧时的印记,渐渐的融于岁月深处,清晰了他是海门人,是从海门走出去的。他家屋后有个竹园,少年时常在竹园里玩,经岁月的颠簸,他已在上海霓虹灯深处,成了闻名遐迩的大画家。再回南通,他已经用起了拐杖,但仍然满面春风,举止高雅,让人感觉有着老当益壮的力量。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使人感到和谐可亲。回到家乡的他,受到那么多领导的看望,他很有感慨。是的,从出生的那天起,家乡是一个永远忘不掉的名字,是他最真实可靠的依赖。他在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个人画展,在开幕式上捐献了10件作品,以回报故乡对他的培养。

1989年,南通市政府对王个簃作了表彰:“南通籍画家王个簃先生,系吴派传人,一代宗师,艺术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他一生爱国爱乡,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晚年多次口头及书面向南通市党政领导表示,要将自己一生创作和收藏的艺术品捐献给家乡人民。先生逝世后,先生家属秉承其遗愿,将王个簃先生的书画作品及其收藏的书画、诗稿、遗物等捐赠给南通市人民政府,对南通市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是对王个簃一生的珍贵评价。

虽然他的画布生活结束了,但那支画笔演绎的色彩仍在人间。1989年,南通市政府决定在风景优美的文峰公园北侧,建一座王个簃艺术馆。王个簃把青丝熬成白发,叠起这座永恒的丰碑。现有馆藏王个簃作品220件,古字画52件,画室遗物37件,加之其长子王公助的2件,共311件,开馆后征集到600余件作品。

  (作者系南通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离休干部)

 

 

能工巧匠蔡良选

 

李元冲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为全国各行各业热议的焦点。工匠即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南通是建筑之乡,建筑界精益求精的工匠很多,而以泥瓦匠出身的蔡良选就是典范之一。农村泥瓦匠出身的他,曾经主持修复了南通文峰塔、文庙、天宁寺三大古建筑。

蔡良选,1904年出生于海门天补镇,14岁起跟父亲学泥瓦工,因心灵手巧,刻苦钻研,没几年便学得了一手祖传好手艺。他特别擅长用石灰、水泥等塑成龙、虎、鸟等各种动物图案装饰屋面,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尤其到了晚年技艺更加纯熟。

1976年,南通市委决定修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南通文峰塔。文峰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是南通重要的文物古迹。根据当时塔的破坏程度以及文物保护的要求,专家提出的修缮方案是“除塔的砖身不动外,其余各层面及塔顶全部落架大修”。

当把任务交给具有专业修缮资质的南通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时,公司觉得任务艰巨,尤其是每层塔飞檐翘脊上装饰的龙头、走兽、仙人等饰物难住了工程队,他们不敢接手。这时,消息传到蔡良选工作的南通县通海公社(后改称张芝山镇)建筑站,时年72岁的蔡良选很兴奋,与通海建筑站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到实地察看后,对于完成这项任务十分有信心。于是通海建筑站毛遂自荐接下了文峰塔的修缮任务。

接受任务后按照“三个不变”(外形不变、结构不变、材料不变)的修旧如旧原则,开始实施修缮工程,蔡良选接受了最艰难的塔身外形部分。修缮中,蔡良选重点攻克了三个技术难关:一是为确保修缮中龙头、走兽、仙人等与原物不走样,在拆除塔的层面及顶部前,先对残缺的龙头、走兽、仙人等进行研究,绘制成图,做好小样,保证其模样、位置、大小的准确无误;二是由于青筒瓦和檐花瓦破损很多,加之在落地拆除过程中,难免也会损失,为保证新制成的瓦与原瓦的式样、颜色和质量无区别,蔡良选等选定通海砖瓦厂作为加工点,与厂里的技术人员共同研制模型,试制土坯,经过多次烧制,终于研制成功了与原样一致的青筒瓦和檐花瓦;三是为达到粉刷层既要修旧如旧,又要质高耐久的要求,蔡良选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泥瓦工经验,反复试验,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粉刷方法,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粉刷工匠。在修缮过程中,蔡良选不顾年迈的身体,经常在数十米的高度亲自指挥、示范,一干就是几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13个月的施工,文峰塔修缮工程于1977年10月竣工,经江苏省文管委专家和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组成的验收小组验收,一致认为合格。著名古建筑评论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认为文峰塔“修得像明代建筑”。蔡良选的工匠技艺也首次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一个农村建筑站和一名农村泥瓦匠成功修缮文峰塔的消息,轰动了南通城。建于宋朝的南通文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受较大破坏,屋顶千疮百孔,急需抢修,1978年,市里特聘蔡良选主持修缮。蔡良选等经实地考察,接受了这个任务。施工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大成殿屋脊两头的“吻”(整个屋脊是一条龙身,脊两端是两个相望的龙头,可喷水相吻,并配以云彩、水浪等装饰物)和四只翘角上的装饰物破坏严重,没有原样可循。于是蔡良选等到档案馆找到了原来文庙的照片,根据照片先塑小样。这对于文化不高的蔡良选来说,尽管难度很大,但他最终克服困难,在与另一位工匠的招标比较中,蔡良选的小样赢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而被采用。文庙的修缮工程于1978年春节后开工,于当年年底竣工,经验收完全合格。

1979年,75岁的蔡良选又接到南通天宁寺的修复任务。他不顾胃病的折磨,欣然接受。由于天宁寺建筑物多,需要修缮的面积比较大,山门、金刚殿、大雄殿、药师殿及寺中的光孝塔等都要修缮,但其中最难的是光孝塔,塔身上需要修复的翘角、龙头、仙人、小兽等是宋代特色,与文峰塔所体现的明代特色有所区别。蔡良选并没有被难倒,经过反复观察实样、翻阅资料,终于心里有了底。当有人问蔡良选“难不难”时,他笑着说:“我已经有了修缮文峰塔的经验,这一次应该更有把握。”事实也正如蔡良选所说,天宁寺的修缮工作虽然情况复杂,但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施工结束,恢复了其宋代的原貌。1980年顺利通过验收,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1982年,蔡良选因胃癌病逝,享年78岁。虽然这位技艺精湛的工匠已与世长辞,但他亲手修缮的南通三大古建筑将永远为后人欣赏。

   (作者系海门市交通局退休干部)

 

 

林梓记忆

 

黄裕龙

 

林梓位于如皋市东南运盐河(今通扬运河)畔,南邻白蒲,北接丁堰,西毗下原,东与如东县双甸镇接壤,水路至如皋城30公里,旱道22.5公里。2013年3月20日,如皋市乡镇区划再次调整,林梓镇并入白蒲镇,其镇级建制从此不复存在,但是,其悠久深厚的人文历史却依然熠熠闪光,令人难以忘却。

古如皋有范湖、芹湖、牟尼湖、六祥符湖四大湖,其中六祥符湖为黄海边缘成陆时留下的湖,其后逐渐淤塞为高阳荡,地广人稀。三国东吴大司马吕岱,生于此葬于此。今由林梓大桥东向80米,沿培园路进北巷向西,便是吕岱墓巷,出吕岱墓巷,即有高3米吕岱墓。清邑人石函玉有《吊吕岱墓》诗:昔自开幽径,于今二百年。断桥横古碣,老树拂苍烟。篱舍多依水,居人好拉船。吕公墓尚在,凭吊一凄然。

明洪武初年,江南沈万三富可敌国,因勾结官府进行海外走私,被皇帝朱元璋抄了家,其弟沈万四逃亡到高阳荡。高阳荡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河道成网,土壤肥沃,沈万四便招募民工,垦荒种植,渐渐人丁兴旺,形成集镇。又因为高阳荡上,吕岱墓旁,梓树成林,遂叫林梓镇。后来,沈万四的十八世孙,沈翰渊的儿子沈凤佐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始修“培园”,《嘉庆如皋县志》载:沈凤佐“性嗜林泉,因辟地数十弓,引流垒石,奇峰幽壑,宛似天成”,林梓人称“南花园”。沈氏培园曾经风光一时,但是,由于沈氏家族的衰微,加上兵燹迭起,以致日渐荒芜,到日寇投降时,培园仅剩一座土丘假山、几块遗落在河边的太湖石,以及沈氏重修培园的残碑。

林梓沈家与南通张謇还有亲戚关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与沈万四的世孙沈裕和之义女吴道愔结婚,当时张謇43岁,吴道愔23岁。婚后,吴道愔为张謇生下一子名孝若。

1934年,沈裕和的曾孙女沈序,在南通女师读书期间,食宿均在张謇家。她参加过“左联”新民剧社、如皋进步文艺团体“春泥社”,并借南通地方报纸副刊《甘风》宣传抗日救国,后与俞铭璜结为伉俪。

沈万四的二十二世孙沈幼征是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是《汉语大词典》的主编委员之一,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位于林梓镇西南的顾家埭,历来儒塾兴旺,教有所成,桃李芬芳。清代200多年中,顾家埭出了3名进士,12名举人,27名贡生、监生。

顾云,清乾隆九年(1744)举人。顾人骥,清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任福建上杭县令,“办学堂,修水利,有名乡里”。顾駧,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任平南知县,湖北省汉阳府同知,署襄阳府知府。顾暄,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任江西峡江县县丞,礼部仪制司主事。顾汝玉,咸丰二年(1852)举人,任景山官学教习。顾地山,清光绪二年(1876)举人,任上海县教喻,淮安府训导。

张謇曾经撰写过一副对联:“一生知己顾延卿,半世仇人张世德”。顾延卿,顾暄之孙。乡人私谥“尚洁先生”。清末著名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与范当世、张謇、周家禄、朱曼君并称为“江苏五才子”。

顾仲起(1903-1929),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一席地位。顾仲起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虽家道中落,但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国学基础教育,后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与同学刘瑞龙等组织文学社团,受到民主革命浪潮的熏陶。中共江北特委成立后,顾仲起任特委军事委员。

林梓因地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林梓镇北八里地,有一地名曰“千人锅”。相传宋朝时,岳飞统兵千人抗击金军,曾经在此用餐,留下一口特大铸铁锅,世代相传名“千人锅”。

明洪武七年(1374),为传递军政情报,如皋沿通扬运河设11铺。因此,县城以北,有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县城以南,有东陈铺、蒋婆铺、丁堰铺、刘师铺、林梓铺、白蒲等,林梓铺亦在其中。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沿通扬运河建立烽火台及瞭望哨,林梓镇北有三里墩,南有五里墩。

1938年3月17日,日本侵略军从姚港登陆,3月19日,占领了南通至如皋的交通线,即在白蒲、林梓构筑据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林梓儿女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在粉碎“清乡”封锁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6年7月15~20日,我华中野战军在丁堰的鬼头街、田肚里、宋家桥、杨花桥发起“皋南战斗”,又于8月21~23日,发起丁(堰)林(梓)战斗。21日晚,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八团,从丁堰东北、西北两路夹攻,到23日全歼国民党交通警察第七总队4个大队1300多人。21日,华野第六师也向林梓守敌交通警察第十一总队的两个大队,发起猛攻。敌交警大队和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二十六旅负隅顽抗,被全部歼灭。这就是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五次战斗,是在如皋境内的第三次战斗,史称“丁林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林梓民众送子弟当兵,为华中野战军烧茶送水,提供干粮,救护伤员、打扫战场,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如皋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童子戏的由来

 

许德忠

 

童子戏是南通地方特有的戏曲剧种,深受群众欢迎。童子戏由古代通州民间的“上童子”和“童子会”等宗教祭祀仪式演化而成,发展轨迹至少在千年以上。童子戏的来历有三种传说:一是为武则天驱鬼娱神,二是三仙女为唐公主治病,三是为李世民还心愿。上述三种传说,都说童子戏起源于唐朝初年,都与宫廷有关。说明童子是巫医,能驱鬼医病,请神还愿,之后又流传到民间。

据《通州志》记载,南通(指州城及周边)约在1500年前开始成陆,至公元958年始筑城。成陆之初,由于四面环水,荒凉贫瘠,交通闭塞,成为当时朝廷流放犯人的地方。巫觋(男巫师)活动正是随着人犯的流入而被带进通州。通州民间的巫觋活动俗称“童子上圣”,民众称上童子。至明代中后期已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童子会。明末清初,童子会已遍及城乡。清乾隆年间,更有女童子艺人异军突起,又先后吸收了徽剧与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其演出由“娱神”向“娱人”发展,在1930年以前成为一种成熟的民间戏剧形式,称童子戏。1957年改称为“通剧”,第一个通剧剧团也于当年正式成立。

上童子

家乡的老戏迷说,旧时的童子上圣技艺,可分为“表”和“圣”两部分,“表”即上表请神,“圣”即天神附身于童子。最简单的只有一个童子演唱;最复杂者为“九表十三圣”,参演童子数十人,可连演三天三夜。童子上圣进化为民间戏剧形式后,有了整本的剧目演出。传统剧目有《李兆庭》《陈英卖水》《秦香莲》《唐僧取经》《郑三郎》等。

记得小时候,家乡农村民间盛行一种“上童子”的习俗,就是童子艺人被请到主家,为这家祈祷天地、驱邪纳吉、为人治病的一种执事形式。我们村里有两个童子艺人,为兄弟俩,以到人家上童子“看病”为职业。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村里有人生病,或“家鬼”上身向活着的人提要求,为了治病或满足死者的要求,主家就请村里的童子艺人来做驱邪纳吉的仪式,说、念、唱、舞,配以敲锣打鼓伴奏,并点烛烧香燃纸,一般为一天一夜,称为上童子。只要有人家上童子,附近的群众都会去看热闹,特别是晚上人更多,这也是旧时农村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

童子会

童子会是童子戏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民间称作“太平会”,会名繁多,主要有“消灾会”“催生会”“青苗会”等,都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以“消灾会”最为普遍。在旧时,人们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便转而求神,而童子则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者,请童子做会的目的就是消灾免祸求太平,所以各种会统称“太平会”。如今,我们乡下老家的生产队,仍有一个“做会”的组织,自愿参加,出钱又出力,每年做一次消灾会,由会员轮值负责操办。其目的是为乡亲们相聚热闹一番,是乡村民众在傩文化活动中取乐的一种传统形式。

我记忆中的童子戏

童子戏是在上童子和童子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文化戏曲,演戏主角也是童子。记得儿时,家乡农村也多次演过童子戏,也许是村集体向民众筹资组织的一种乡村文化活动。演出基本是背靠神坛,围地作场,一般选在大块空地或闲作田间搭棚。演出前一天,村里的童子戏迷们,都主动前来帮助搭建舞台。演出地点在一块大空地上,几十张方桌拼置在一起,就是演戏的一个大舞台,虽说简陋,但戏迷们重在看戏,对场地条件不太讲究。观众四面围观,坐的站的,井然有序,来往也自由。舞台周边,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记得演出的经典剧目不外乎《李兆庭写退婚》《郑三郎上西天》《陈英卖水》《白马拖尸》《秦香莲》等。古老的彩装,曲折的故事,南通话的说唱,通俗易懂,声腔粗犷,加上锣鼓伴奏,博得家乡人的喜爱。

2008年6月,由通州区文化馆申报,经国务院批准,“童子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通州区成立了通州剧团,由政府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以继承和保护地方传统戏剧,发展和繁荣传统地方文化。

(作者系南通市农委退休干部)

 

 

中国核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奠基人

 

——胡济民

 

胡济民,核物理学家,1919年1月26日出生,江苏如皋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9月9日逝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负责筹建了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前身,现物理学院)并任室主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和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核理论、重离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他对具有非中心力成分的核力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在重离子核反应机制方面,提出了“准复合核模型”,在原子核裂变、原子核集体运动和宏观模型方面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胡济民与钱三强、王淦昌等都是中国开展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胡济民主编出版了《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的宏观模型》《原子核裂变物理》等专著。其中《原子核理论》第一版获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国家优秀奖,修订版又获教育部和国家级两项科技进步奖。

胡济民的父亲胡兆沂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法律,辛亥革命前曾在山东当过几年法官,辛亥革命后在北京、上海当律师。胡济民儿时在家跟老先生学识字,深受家庭影响的他,对知识充满求知欲。10岁在上海小学插班念五年级,中学进了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其中初中二年级是在南通中学念的。胡济民对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和南通中学的印象很深,他很庆幸自己能在两个优秀的中学度过人生这一重要的阶段,碰到了令自己终生难忘的一些好老师。当时,两个中学很重视数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他的几何老师在课堂上分析一些很费周折的几何题并带领学生做各种不同的答案。代数老师教课也别开生面,如讲对数时,他不光教学生如何应用及查对数表,还告诉学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告知学生用心算的方法估计其结果。很多出色的数学老师,使胡济民感受到了数学的奇妙,他们的循循善诱使得他一生都喜欢做难题和心算。他不但可以心算,还能在脑子里解几何题,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不管多么困难的环境下,他都能坚持不懈地思考科学问题。

1937年秋,胡济民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二年级时他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但学校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治学严谨,许多课程都是著名教授讲授,王淦昌教授教近代物理,束星北教授讲热学,王谟显教授讲量子力学,光学专家、当时的系主任何增禄教授讲光学并带光学实验。在这段时间,胡济民第一次接触到物理学的前沿,特别是正在发展的核物理学,他刻苦学习,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济民的大学毕业论文发表在世界知名的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上。

1942年,胡济民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物理系当助教。1943年到重庆的交通大学当助教。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去英国留学。到英国后,胡济民先在伯明翰大学学习,导师Oliphant(奥里芬特),是参加美国做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刚从美国回英。但因专业关系胡济民要求转学,Oliphant支持胡济民转学,并介绍胡济民到他的好友、伦敦大学的Massey(莫赛)教授处去做研究生。因此,在伯明翰待了不到半年,胡济民到了伦敦,进了伦敦大学。在莫赛教授指导下用唯象的方法研究核力。由于他在核子间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研究取得开创性成果,194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9月,胡济民回到了刚刚解放的浙江杭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应聘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不久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教务长。1951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初,党中央决定创建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培养核科技人才的教学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他奉调到北京大学,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任命为物理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建和领导物理研究室的工作。1956年和1957年相继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专门人才。1958年物理研究室扩建为原子能系,后又更名为技术物理系,他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在此期间,他还兼任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委员等职。

胡济民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科学严谨、勇于创新,为解决核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原子核力、原子核结构、重离子核物理、裂变物理以及等离子体物理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积极倡导开展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956年胡济民和钱三强等几位核科学家积极倡导和建议,将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列入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这是中国酝酿准备开展核聚变研究的起点。

“文化大革命”前,胡济民与妻子钟云霄一起研究强磁场中的等离子体的输运问题,这是一个与热核反应以及天体物理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计算两个带电粒子走着螺旋轨道的相互碰撞。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胡济民一直没有想出来。对解决难题的执着习惯,使他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胡济民作为走资派与学术权威,几乎天天被批斗。只要那天的批斗不太厉害或是监督劳动,他就运用从小练就的心算,把某个问题在脑子里推导出来。有一天,他想出了这个输运问题的计算办法,将计算公式写了出来,要判断螺旋轨道对等离子体中的电导率与弛豫时间的影响需要做10多个三重数字积分。于是,胡济民利用晚上,与妻子用算盘计算“强磁场中的等离子体输运过程”。计算结果经过整理写成两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杂志上。这是胡济民继“文化大革命”前为氢弹提供有用数据后,对热核反应与等离子体的又一贡献。

胡济民是一位德高望重、科研教学成绩卓著的核科学家与教育家。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中国的核科技事业与教育事业,为中国核工业的创建与核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担任物理研究室主任到技术物理系主任的30余年间,他倾注全力、呕心沥血,带领全系广大师生,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把北大技术物理系建设成为中国核科学与核技术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在他积极筹划和组织领导下,于1983年在技术物理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为核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他的领导下,北大技术物理系为国家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核科学与核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许多人已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与领导者。

20世纪70年代,正当重离子核物理成为核科学研究前沿课题时,他就从理论上探索合成超重核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重离子核反应要经过中间阶段的“准复合核模型”。70年代中期,他关心、支持中国核数据编评和核数据库的建立工作,并亲自领导和参加裂变核数据计算和裂变机制的研究工作,他首创的多维裂变布朗运动模型取得了重要成果。进入80年代,他在比较、分析已有核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原子核宏观模型,并应用于研究原子核的性质取得了新的进展。到了90年代,他又在高自旋超形变态研究领域发展了原子核的振动与转动模型,为核结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胡济民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授课、指导研究生。他既主讲普通物理、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课,也讲授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和原子核理论等专业课。他还经常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科技人员作核科学报告与讲座,介绍核科学的最新进展和自己研究成果。还为全校新开设的公共选修课《人类生存发展与核科学》讲授了第一堂课。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言传身教、鼓励学生为发展核科学与原子能事业作贡献。胡济民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精深的学术造诣、丰硕的科研成果和他长期从教的丰富经验,凝结成重要的教材和科技专著,为中国的核科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主编出版的《原子核理论》一、二卷,已成为中国核理论教学必备教材和核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后续出版的专著《原子核的宏观模型》和北京大学院士文库《核裂变物学》,更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

1980年,胡济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又兼任中科院数理学部常务委员、数理学部副主任。1982年至1986年连任两届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并兼任第一届全国核物理专业教材委员会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核物理分卷编审,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等职。1977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他古稀之年,还兼任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和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继续为中国核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当地时间2015年9月7日清晨5点,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外还是繁星点点,空气里弥漫着初秋的寒意。航站楼里,一位年逾六旬的荷兰男士已静静等候了一个小时。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南通“家人”,皮尔·特来克(亨利克·特来克的侄孙)提前一天便在机场附近找了间旅馆住下,计划全程亲自驾车陪同。为确保准时接机,他凌晨三点就在闹钟声中起身。南通市友好访问团的荣誉团长张慎欣(张謇的曾孙)一眼便认出了皮尔,快步迎上前去。张謇家族和特来克家族的两位后人紧紧地握住了双手。

因水结缘,源远流长

 

长江南通段,自1900年开始弯曲,顶冲点不断下移,造成江岸坍塌侵蚀,平均每年坍地10平方公里。民国初年,南通坍江更为严重,范围大、速度快,沿江许多乡镇没入水中,政府和老百姓无能为力,只能逐步后退。鉴于南通江岸日削,张謇勇当重任,于1911年初,成立南通保坍会,兴修水利。治水并非易事,张謇一方面筹措资金,另一方面物色水利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克·特来克受张謇之邀,到南通治水,与南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亨利克·特来克,荷兰人,1890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其父约翰斯·特来克,译称奈格,为荷兰著名水利工程师。1906年,奈格在上海主持黄浦江工程,亨利克·特来克作为奈格的助手协助他工作,展现出过人的水利天赋。

1908年,张謇聘请奈格到通治水,特来克随行。奈格查勘水情后,提出以塘柴木垫沉石法建筑24座水楗护岸,需要白银50万两,南通财力无法承受,此案一搁8年。

1916年4月,张謇聘任亨利克·特来克为南通保坍会驻会工程师。特来克到南通后,立即详细勘察江岸,于当年4月25日就提出了《南通保坍计划报告书》,认为:“天生港、姚港间之坍削,是由暗潮冲刷所致,坍削最烈之处,观其断面,即可了解原因所在;堤岸下段,为极有力之落潮抽去,至涨潮,又将堤岸上段冲激,倒卸泥土入水,乃成自然之斜度,要使不坍削,非在低水位一下作成一二百米长之保护物不可。”此番论断,让张謇对其刮目相看,称赞有加,并委以重任。

特来克接到工作任务后,立即着手开始水患治理工作。一是详细考察,重修规划。特来克亲自测量长江涨落潮流向、流速,看水力之强弱,江岸坍塌的形式,将他父亲的治理计划加以修改和完善。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与测量,写出了《南通保坍计划说明书》,计划自天生港至姚港筑楗12座。工程自1916年6月启动,在特来克的主持下,不到3年就建成水楗10座,大大缓解水患。二是不辞辛苦,忘我工作。特来克在南通治水时还未满30岁,正值筋强力壮之年。他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南通水患的治理中。除保坍工作以外,对通、如、海一带的水利、桥梁等市政工程都尽其所能。三是潜心钻研,著书立说。特来克在南通期间,白天忙于工程施工,晚上勤奋学习。他对中国水利方面的书籍文稿十分感兴趣,尤其对明代潘季驯著《河防一览》一书最为心折。由于书稿用中文记载,特来克请他的中国助手宋希尚帮助翻译,特来克将中国传统治水经验与西方学说互相印证,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完成译本6大册,并附图表。据传此稿现被海牙图书馆珍藏。

1919年,特来克在负责筑九门闸期间,突染霍乱身亡,年方29岁。张謇征得其母与荷兰政府同意,将特来克葬于剑山南麓,并亲笔撰写碑文:“君于南通,誉永世兮!”

特来克在南通治水的三年中,亲自设计施工水楗10座,水闸3座,桥1座;主持规划设计的水闸5座,涵洞六七座,路3条。这些水利设施对南通的水患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保一方百姓安居作出了积极贡献。

百年友谊,再谱新篇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两个家族的联系直至1985年才得以重启。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张謇之孙)出访荷兰时,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了特来克的后人,从此两家往来甚繁。皮尔在荷兰经营特殊物流企业,在业内颇有影响。他积极投身两地交流事业,诚挚感人,于2014年被南通聘为国际合作事务高级顾问。

此次访问,张慎欣全程参与,还亲自登门拜访特来克家族几位曾到过南通的老人,并以江苏省人大常委、南通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全力推介江苏和南通。在皮尔的联系下,此次访问密切了南通与荷兰北部格罗宁根地区的联系,为未来合作谱写了序章。正如格罗宁根省副省长帕特里克·布朗兹在会见友好团时所言:“我们要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对于现今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要在历史的基础上规划未来。”

 

童话国度,智慧之城

 

抵达荷兰的第一天,特来克的另一位侄孙贝恩德·德·格拉夫邀请我们到他位于乌德勒支乡村的家中参加家庭聚会并进行采访。他的母亲玛丽娅·特来克曾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很多亨利克·特来克在中国的故事。“年轻的伯父在中国是开心的,他热爱并擅长水利事业,10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受到南通人民的尊重。”玛丽娅如是说。

贝恩德的妻子克丽丝汀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家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贝恩德是当地一位资深的航空工程师,他不仅对科技着迷,更有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席间,他深情地说道:“当今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冲突和挑战,然而叔祖父的故事和此次中国朋友不远万里来访,令我信心倍增,我们在情感上是共通的!”

在贝恩德这座有着400年历史的小屋里,用着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却也完好地保留着火炉和烛台,墙上的一砖一石都透露着传统的气息。天色将晚,窗外水色氤氲,苹果树飘香,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的小屋。当代表团有人说出这样的感受时,皮尔像个老顽童一样眨眨眼:“没错,而且我们都是童话的一部分。这不,马上就要有新篇章了。”说罢,他掏出手机,向大家展示记在里面的260多条事项:“看,这些都是南通可能与荷兰开展的项目。”

一个世纪以来,张謇家族和特来克家族的友谊已延续到了第四代。9000多公里,是南通到荷兰的距离,也是“一带一路”延伸到西方的距离。皮尔说,他希望成为南通与荷兰友好交往的“没有水的运河”,为家族继承下来的友好事业赋予新的内涵。而皮尔的女儿伊芙琳则说,地球另一端有一群中国家人,这样的感觉很美好。

(作者系南通市外侨办科员)

 

 

                    张謇的“棉铁主义”

 

 

        与杨度的“金铁主义”

 

黄波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饱受欺凌,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于是“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或实践救国与强国之路。张謇与杨度就是其中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提出了“棉铁主义”与“金铁主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个“主义”一字之差,究竟有何关联?笔者试做一点粗浅的研究。

 

“棉铁主义”与“金铁主义”的出处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謇这位“新科状元”深受刺激,他毅然弃官经商,在家乡南通践行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集团体系。张謇根据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知和办厂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他的“棉铁主义”。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开幕词上,张謇首次提出棉铁主义工业化的主张。1913年和1915年,他又先后指出:“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以为今日国际贸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实业亦必有的”“的何在?在棉铁”,国计民生“在棉铁,而棉尤宜先”。

杨度(1875-1930),是清末民初声名显赫又颇有争议的政治人物。1905年至1917年,杨度先主张立宪救国,曾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后又参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1906年9月,清政府被迫发布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后,杨度于这年12月创办《中国新报》,鼓吹改良主义,连续刊载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长文,创造了“金铁主义”这个新名词。他在文中说:“所谓金者,黄金也,即金钱,即经济,欲以此来求得人民的生活富裕。铁者,即黑铁,即铁炮,即军事,欲以此来求得国家的力量强大。”

 

“棉铁主义”与“金铁主义”的设想路径

 

张謇认为,实业的核心是工业,工业的要害在棉铁。所谓“棉铁主义”,就是以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为起点和重心,逐步建立和发展各个工业部门及其农商部门,全面发展经济,振兴实业,形成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对这一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张謇的具体设想是:“集一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之棉之稻、麦,类之铁之煤为从要,其他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等为次要。”“如是十五年小效,三十年大效可以预言。”即以金融业为龙头,优先发展棉铁业,同时大力带动相关农业与工业种类,形成一个点线面三者结合、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杨度对“金铁主义”是这么解释的:“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他所谓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他说:“自达尔文、赫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立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他认为列强掠夺中国,把中国的土地财富视为己有,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强大的军事。他用“金铁主义”这个词来概括他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即“经济的军国主义”的主张,对内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对外发展军事,使国家强大起来。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

 

“棉铁主义”与“金铁主义”的异同

 

张謇与杨度有不少共同点,两人都由传统士大夫经历了重大转型,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两人分别提出的“棉铁主义”和“金铁主义”,都是为抵御外强入侵,挽救民族危机,振兴国家而提出的一种发展模式。“棉铁主义”所表达的强烈要求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和“金铁主义”探索的中国资本主义模式都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謇的“棉铁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目的是振兴民族实业。“棉铁主义”所关心的,是如何立足自我,减少原棉、矿产资源为洋人所用,控制利源外溢,打破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操纵。张謇把工业化作为御侮的突破口,触及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模式。杨度的“金铁主义”,明显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的立宪思想,实际上就是以英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为模式的现代资本主义,既包含经济思想,又包含军事思想。他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掠夺,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出卖民族权益,他认为实行他的“金铁主义”,利用中国的优势资源,再加上主观努力,中国不但不会“劣败”,而且可在世界列强的角逐中取得“优胜”。“棉铁主义”与“金铁主义”虽都包含一个“铁”字,含义不同,“棉铁主义”的“铁”指工业,“金铁主义”的“铁”指军事。

张謇提倡“棉铁主义”并身体力行,其“实业救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辛亥革命以后又与时俱进,从力主立宪转为支持共和,实现了一生政治上最大的转变。杨度的“金铁主义”以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为政治革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寄希望于社会精英人物能在政党范围内推动清政府的立宪活动。他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南通老酒

 

张自强

 

中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上酿酒较早的国家,早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酿酒技术,并不断改进和完善,现在已发展到能生产各种浓度、各种香型、各种含酒的饮料。酒,不仅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不可分,而且融入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古往今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酒文化。酒,已成为我们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酒融注于诗词歌赋,人们借酒抒发和寄托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情感。诗人与酒、酒与诗,天生相连。陶渊明说“酒中有深味”。李白自称“酒仙”,白居易自命“醉户”,欧阳修自号“醉翁”。他们对酒高歌的佳作,咏酒颂酒的绝句,也如美酒一样令人陶醉,这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人们在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等而定。

南通地处江海,祖先以捕鱼烧盐为主,为了生计,常年与水为伴,大都患有寒湿入筋之症。为了除湿祛寒,民间酿酒兴起。唐、宋以来的州志、县志中就有南通地区酿制黄酒及冰雪陈酒的记载。旧时,南通百姓将多余的粮食酿制成米酒,用来买卖或自饮。如今,南通富有地方特色的酒类品种较多。

老白酒又称米酒,是南通酒类中最常见的品种,乡间农户普遍自己酿制。米酒的原料为糯米或粳米,而糯米最好。米酒制作简单而方便,将米洗净后蒸熟,倒入缸中,伴和酒药,缸外用稻草裹扎,草盖上再加上棉被使之发酵。数日后,缸中的米变成酒酿,俗称“来浆酒”又称“甜酒酿”。之后,每隔三四日,向酒缸内兑清水,即成米酒,酒味的浓淡,依兑水多少而定,酿成的酒色微黄。

“花露烧”是在传统自制米酒工艺的基础上,在后续发酵阶段,兑入烧酒,从而酿制成的。取名“花露烧”,是因为在南通民间米酒也称露酒,是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是已改变了原酒基本风格的饮料酒。而烧酒的得名,因其用蒸馏法而制成,透明无色,且酒精含量较高,引火能燃烧,俗称烧酒。露酒与烧酒经特殊工艺混合,同时历来南通方言有称“混合”为“花”的习惯,从而形成江海地区独特的、入口绵甜后劲十足的花露烧酒。

“生坯酒”,以大米与大麦为原料,经过蒸煮加入酒曲使之发酵,再加少许石灰与清水,即成为酒。这种酒颜色淡黄,不易存放,温度较高时容易发酵过头,口感变酸,一般在秋冬出售,是黄酒中价格最便宜的一种,是菜肴中不可缺少的佐料。

“熟坯酒”,酿造方法与“生坯酒”基本一样,只是酒中不加石灰,故又称“无灰”。酒色深黄,不会因天气冷暖的影响而变质,所以市面上一年四季均有出售,价格较“生坯酒”高些。

“扣陈酒”俗称“陈酒”。酿造方式与熟坯酒一样,只是掺水较少。当酒酿造好,随即装坛,用竹叶(或土布)封住坛口,再加黏土封头,存放酒库内,一般三年之久,方可开坛饮用。这种酒水呈黄黑色,质纯较甜,每逢春节之际,市面上才有得出售,平日很少见到,是黄酒中之佳品。而价格比其他黄酒价钱高三四倍。喜爱喝酒的人们,往往将扣陈酒与熟坯酒1:3掺和,装于酒壶中,温热饮用,此时的酒甜味较淡,酒味浓烈度正好。

“三塘酒”俗称“海安糯米陈”,属黄酒类,是海安特产之一,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该酒以优质糯米为原料,经糖化发酵,具有原色原味的特点。酒味醇厚甜美,含有人体所需的葡萄糖和多种氨基酸,是一种糖分适当、酸度适宜、营养丰富的低度饮料酒。该酒还具有舒气、健胃、养血、暖腹等多种功效,特别适合妇女服用。

“马塘枣儿红”产地如东马塘镇而扬名。此酒有两种,一是以民间酿的土烧酒中投入红枣;另一种在黄酒中加入红枣。在结婚喜庆的日子,亲朋好友赠送一小坛“枣儿红”,预示新人早生贵子的好兆头。

“如皋大曲”原为如皋名酒。如皋古城里水井虽多,传说唯有书香门第的郭氏住宅的水井水质最佳,甘甜可口。如皋酒厂建成后,酿酒用水,均从郭氏水井抽取。后因该酒厂为扩大生产,搬迁他处。

“颐生牌茵陈酒”从张謇创办颐生酿造厂开始,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海门自古就有酿酒的传统,为了生产出不同口味的酒,张謇没有沿用南通乡民流传的传统酿造方法,而是向他交好的御医请教了一个宫廷御用酒的秘方,派员到外地酒厂取经,并邀请国内有名望的酿酒师傅,提升酿酒工艺。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酿酒工艺。“颐生牌茵陈酒”在1906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

 

(作者系南通市文联离休干部)

 

 

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的点滴记忆

 

张柔武

 

1938年3月12日,祖母吴道愔带领全家从南通去上海租界避难。在上海,我遇到了南通女师的同学马儒,她在上海当小学教师。她性情温和,又喜交谈,空闲时经常约我到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交流情况。我们带着毛线活儿,在公园树荫下的草坪上席地而坐,边织边谈。马儒告诉我,她参加了南京东路上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女红组的活动,动员我也去参加。我本身乐于参加集体活动,便立即答应跟她去报名,加入了歌咏组。

在歌咏组里,我结识了冯华钗,她是福建人,在一家洋行里当速记,为人热情豪爽,她向我介绍了俱乐部的情况。歌咏组教唱《渔光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九·一八小调》等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歌曲,每周活动两次,我唱高音部,冯华钗唱女中音。

冯华钗还介绍我去八仙桥青年会合唱团,在那里结识了近10名同好者,其中包括在银行工作的陈鹿。他得知在南京东路有一家英国人主办的“民主电台”,可以义务地帮助中国人向境外广播节目。我们想在该电台开设一档抗日节目,向世人展示国人抗战的决心。经过陈鹿不断的沟通和联系,最终得以成功。我们立即排练节目,八仙桥青年会合唱团这10人中,有男、女高音,男、女中音,还有男低音,我们在播音室话筒前,以独唱、对唱、二重唱、轮唱、合唱等形式,播唱抗日救亡等进步歌曲。我常常担任女高音独唱,演唱《长城谣》《九·一八小调》《铁蹄下的歌女》《黄水谣》等歌曲。一想到我家也深受日寇的迫害,妹妹聪武被日寇杀害,唱歌时难以控制情绪,常常是一曲未了,便已泪流满面。这档节目的播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位自美回国的朋友告知我,她在美国时听过“民主电台”,这档节目在华人中颇有影响。

冯华钗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她将我领向了社会,成为一名爱国、抗日宣传集体的成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因游泳过度,得了有传染性的肺病,医治无效而亡,没能等到抗战的胜利。我得知此事后,非常难过,对着她的照片痛哭一场。

后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文艺组的方毓清邀请我参加文艺组,我欣然同意,加入了文艺组。方毓清是上海人,在东方电信局工作,性格内向、含蓄。有一次,她到我家来玩,看到我的卧室大,而且在三楼,比较安静,就向我提出希望将正在筹备出版的期刊《妇女界》的编辑工作移到我家来做,我随即同意。方毓清很机灵,又很有礼貌,每次来时都带些水果、巧克力或鲜花,遇到祖母、母亲都问好,因此祖母、母亲从不干涉我们的聚会。《妇女界》每期20页左右,有文艺小品、妇女工作及日常生活方面内容,文字通俗易懂,不直接涉及政治,主要是鼓励女性增强自爱、自重、自立、自强的信心,深受俱乐部成员喜爱。但好景不长,《妇女界》在茅丽瑛被害后停刊了。

茅丽瑛是地下共产党员,担任启秀女中校长,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走向俱乐部,远远地便见到门前围着好多巡捕,拦着四周围观的路人,原来是茅丽瑛被特务暗杀了。残酷的现实又一次使我受到血的教育,一方面我对如此猖狂嚣张的特务十分痛恨,另一方面我对茅丽瑛的被害感到十分悲伤。俱乐部停办,成员四散,我又失去了得之不易的革命实践的机会。我与冯华钗、方毓清她们一起活动的画面经常在我脑中回放,那是我们抗战时期的青年人,在敌人的铁蹄下,渴求自由、苦苦挣扎的一幕幕。

真理、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与不义,我们将永远纪念为国捐躯的爱国先烈们,是他们用生命为后人换来和平。

 

(作者系张謇嫡孙女,南通市政协原副主席)

 

 

任港公社“十边田”消灭记

 

陆鱼龙

 

20世纪60年代,因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宅边、路边、场边、田边、渠边、河边、塘边、林边、坟边、山边集体不便经营的零星土地(统称“十边田”)宁可荒废着,老百姓也不敢种任何农作物。可是也有例外,当年魏志辉任党委书记的任港公社,便将绝大部分荒芜的“十边田”变成良田。

 

“十边田”抛荒普遍

 

1960年初,任港公社刚刚成立之际,是工、农、商、学、兵(民兵)为一体的大型人民公社。除了抓农业,还管辖公社范围内的工厂、学校、商店。为熟悉公社的地形地貌,公社党委书记魏志辉带领公社干部,走遍了公社所有生产队,发现“十边田”撂荒现象非常普遍,并且很严重,有的“十边田”的面积还比较大。如当年开挖的通吕运河由此通往长江,在这里呈现喇叭口状,因此挖得又宽又深,挖上来的沙土如一条卧龙,压废了大片良田,天旱时还灰沙飞扬,严重地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其他生产大队,因为兴修水利,岸边也堆有大大小小的土丘。

在多次大队干部碰头会上,魏志辉提出要解决“十边田”的荒废问题。有人认为,其他公社也是如此,“十边田”荒废不足为怪,现在连社员的自留地也归为集体的了,要是在“十边田”上长农作物,万一被说是冒出了“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办?大家都有所顾虑,不敢尝试。但也有人表示,“十边田”好好利用的话,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可以为社员增加一点收入,眼看着年年荒废,确实非常可惜,冒一下风险也是值得的。这一观点得到魏志辉的赞同,说:“若有人追究,责任我来承担。”

 

“十边田”变成生产队

 

向“十边田”拓荒,要选准突破口。魏志辉考虑到,通吕运河通向长江的喇叭口地处南通港口的北翼,是南通港蔬菜大队的尾部地带,如果能在此拓荒成功,影响很大,便决定从这里入手。他的想法得到公社党委成员的一致认可。

魏志辉带领部分公社干部踏上“沙土卧龙”实地察看,发现有些地方居然长出一堆堆青草。大家喜出望外,能长青草就能长庄稼。但毕竟这里是沙堆,雨停田就干,风起沙飞扬,天干要浇水,像漏斗似的,而且挑水挑粪,得爬坡而上,垦荒的难度一定很大。面对艰巨的挑战,魏志辉和公社干部商量,要选一个吃苦耐劳且有拓荒能力的带头人。于是他和南通港大队党支部书记朱桂生商量,最终敲定由正值壮年的朱泉来担任此重任。魏志辉、朱桂生带着朱泉和部分公社干部到沙丘现场办公,讨论如何垦荒,在垦荒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要如何克服,首季种什么品种等等。并当场决定,将这块待垦沙堆定名为南通港大队第十二生产队,朱泉为生产队长。紧接着,魏志辉又到市有关部门申述垦荒计划,争取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若垦荒成功,南通港大队第十二生产队不纳入国家的蔬菜供应计划面积,生产出来的蔬菜等农作物由生产队自己支配。这等于给了公社和大队一块“自留地”。

朱泉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的社员,奋力苦干加巧干,于当年秋种时节种下了蚕豆以及冬季可上市的黑菜等农作物。为了抗旱防冻,他们三天两头挑水灌溉,不辞辛苦挑粪施肥。功夫没有白费,这年冬天有了收获,绿油油的蔬菜不但供社员自己享用,还支援了附近的南通锅炉厂等企业。在蔬菜凭计划供应的年代,工厂职工吃到计划外添加的新鲜蔬菜,一个个喜不自胜。工厂也无偿支援南通港十二队改善沙丘的土壤条件,使农作物长得更加茂盛。

1961年春夏之交,魏志辉带着任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到南通港十二队分享垦荒的劳动成果。正当大家吃着新鲜的蚕豆赞不绝口时,魏志辉说,叫你们来享受“特殊待遇”,不是吃完了事,而是让你们切身体会开垦“十边田”的好处。要大力宣传十二队的垦荒经验,尤其要深入宣传开垦“十边田”的政策,谁种“十边田”,收获归谁所有,南通港十二队就是例证,要让干部社员们消除顾虑。

 

“十边田”旁分小麦

 

夏收夏种很快过去,秋收秋种即将来临。虽经公社几个月的宣传发动,但向“十边田”进军的步伐仍然缓慢。魏志辉心急如焚:如果错过秋种季节,“十边田”荒废又将持续一年。通过和社员们的交谈,知道了他们仍然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南通港十二队经验好是好,但开垦出来的地块是属于集体的,而老百姓开垦的“十边田”归开垦人所有,上面能允许吗?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顾虑是,万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投下去的种子、劳力都会打水漂。面对这些情况,魏志辉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公社干部带头开垦“十边田”,收获归公社干部自己,并要求广为宣传,扩大影响。

公社干部种的“十边田”在十里坊大队一条河流旁的沙岸上。十几名公社干部,利用休息时间,起早贪黑地垦荒,将小麦种撒了下去。不下雨的时候,公社干部多次前往浇水,使小麦得以茁壮成长。

公社干部种“十边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任港公社的各个角落:“既然国家干部种‘十边田’,收获都归己,我们老百姓还怕什么呢?”于是任港公社掀起了“十边田”垦荒种地的热潮。然而,与任港公社毗邻的公社却纹丝不动,持观望态度,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又一个夏收季节来临,有的公社干部到自己开垦的“十边田”地头看看小麦的长势,摸着沉甸甸的麦穗,心里直打鼓:“魏书记说把麦子分给我们,能兑现吗?我们吃的是国家供应粮啊!尽管定量供应标准较低,但搞特殊化,若是碰到上面不答应,魏书记能顶得住吗?”

到了割麦子这天,公社干部悉数到场,社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魏志辉当众重申:“收获的麦子按人均分配,我除外。”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听到他继续说道:“我不分一粒麦子,上面若怪罪下来,我好说话,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同时宣布:“麦子收割之后,将开垦成熟的‘十边田’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支配。”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脱粒扬净的麦子一秤一秤地过,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分得近40市斤的小麦。

公社干部“十边田”边分麦子的事,不胫而走。仍在犹豫观望的社员争先恐后地开垦“十边田”,不管大小,全公社尚存的“十边田”荒地被一扫而光。

然而,公社干部分麦子的事还是被举报了,说:公社干部私分集体土地上的粮食,是典型的脱离群众的特殊化,严重损害了国家干部廉洁奉公的形象,称得上是集体贪污行为。大帽子一顶又一顶地戴在魏志辉头上。后经上级调查,魏志辉没有分得一粒麦子,再加上公社干部、社员的请愿,也就不了了之。

魏志辉消灭“十边田”的壮举,前后历经三年时间,而这三年正是处于困难时期,“十边田”生产出大量粮食及蔬菜等农作物,对社员提供了一定帮助。在一次市郊举行的春耕生产大检查上,参会者踏遍任港公社所有大队都见不到一块荒芜的零星隙地,全被社员充分利用起来了,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参加春耕生产检查的人员,无不佩服魏志辉的胆识,也深深体会到魏志辉在其中所经历的风险与艰辛,以及收获时的愉悦和兴奋。

 

(作者系《新华日报》驻南通记者站退休干部)

 

 

关于“王安石任海门县令”

 

之说的错误溯源

 

孙应杰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历史上曾与南通有交集,明、清时所编修的南通地方志都记载王安石在北宋至和年间当过海门县令,并一直传说至今。笔者对此曾详细作了考证,认定王安石没有在海门任过县令,写了《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与南通》一文发表于《江海春秋》2012年第4期上。最近,笔者又翻阅了有关史籍,对这一错误说法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

错误的源头在于南宋王象之所撰的地理志《舆地纪胜》。此书是最早提到王安石与海门关系的史地志书,此书的第四十一卷“淮南东路通州”篇之“官吏”条,先写了王安石:“王安石,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紧接着又写“沈起,字兴宗,鄞县人,知海门县,地卑溽,海波至则冒民出舍,为筑堤百里,引江水灌田,田辟民归,户口益增,除监察御史,事略”。由于古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的,所以“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这句话可以看着是一句话,读作“至和间王安石为(wèi)海门县令沈兴宗为(wèi)撰《海门兴利记》”,这里的两个“为”读第四声,是介词,表示行为的对象,作“添”字讲。但这句话也可断为两句话,读作“至和间王安石为(wéi)海门县令,沈兴宗为(wèi)撰《海门兴利记》”,这里前面一个“为”读第二声,是动词,作“充当”讲,后面一个“为”仍然读第四声,作“添”字讲。这样这句话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是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撰写了《海门兴利记》;第二种是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王安石撰写了《海门兴利记》。究竟是那种意思呢?王象之在此卷的“碑记”条《海门兴利记》下注明为“沈兴宗撰”,说明王象之写的是第二种意思。但《海门兴利记》是王安石为沈起筑堤之事所撰,这篇文章的文末明确注明“至和元年六月六日,临川王某记”,而王象之却把它颠倒为沈起为王安石所撰,因而出现了“王安石至和间为海门县令”的错误。稍后于王象之的南宋人祝穆虽曾参考《舆地纪胜》编撰了《方舆胜览》,但在书中纠正了《舆地纪胜》的错误。此书第四十五卷“通州”篇“名宦”中写的十分明确:“沈兴宗,为海门令。王介甫(即王安石)为撰《海门兴利记》。”元初人所撰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在“淮东道宣慰司”篇的“扬州路通州”条中的“名宦”目中,也只写了“沈兴宗,为海门令”,对王安石一字未提。元末所编的正史《宋史》也无王安石任海门县令的记载。直到明朝编撰的《大明一统志》才明确提到王安石担任过海门县令。

《大明一统志》第十二卷“扬州府”篇的“名宦”条中先写:“沈起,知海门县,地卑湿,海波至则冒民田舍。起为筑堤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辟,民相率归业,户口倍增。”接着写:“王安石,扬州签判,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至和间又为海门令,甚有政声。”这里“至和间又为海门令”明显来自于《舆地纪胜》,是把《舆地纪胜》的“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这一句话断成了“至和间王安石为(wéi)海门县令,沈兴宗为(wèi)撰《海门兴利记》”两句话,可能编撰者知道“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是明显错误的,因而就只取了前半句“至和间王安石为海门县令”,而把“沈兴宗为撰《海门兴利记》”这后半句略去了,还把《舆地纪胜》中王安石在前、沈起在后的记载次序颠倒了一下,变成沈起在前,王安石在后。因为编撰者已经认定王安石至和间为海门县令,而沈起也是至和间为海门县令的,《海门兴利记》又是王安石为沈起筑堤的政绩写的,应该是后任歌颂前任,所以把王安石排在沈起后面,暗示王安石接了沈起的班。但王安石在《海门兴利记》文末明确注明此文写于“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这和他与沈起在海门担任县令的时间有矛盾,于是,编撰者就干脆在《大明一统志》中回避了王安石为沈起写《海门兴利记》的事。

《大明一统志》是明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下旨编修,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完成的官修志书,明英宗亲自为此志写了序。后来明嘉靖年间编纂的《海门县志》及万历《通州志》就沿用了《大明一统志》的写法。嘉靖《海门县志》在“官守”篇“宦绩”条目中写到“沈起……至和间知海门县。海门负海地卑,间岁潮作,冒民田舍,民至弃业以避。起为筑堤七十里,引江水以灌其田,民遂复业,为立祠以报……”接着写“王安石,子介甫……擢进士第,签书淮南,至和中为海门令,治声藉甚……”万历《通州志》基本照抄了嘉靖《海门县志》的内容,只是把沈起“至和间知海门县”的“至和间”略去了,把王安石“治声甚藉”改为了“甚有治声”。明朝的这三部志书中只说王安石至和间为海门县令“甚有政声”,而无王安石具体的政绩记录,也是因为王安石确实没有当过海门县令,志书的编撰者实在找不到具体的政绩,只好一笔带过了。

对于《大明一统志》的这一错误,后来地方志书的编写者出于对皇权的敬畏,谁也不敢轻易否定、改动。而作为历史上的名人,能在自己的家乡担任过父母官,当然是这个地方的荣幸,就是明知是错的,也要争一争,何况有皇帝亲自作序、朝廷重臣们编撰的官书为证,所以明、清朝编修的《通州志》《海门县志》都把“王安石担任过海门县令”写入了地方志书,使这一错误的说法沿袭至今。

应当指出的是,王安石虽然没有担任过海门县令,但不等于他没有到过南通、海门。宋庆历二年(1042),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后,就来到扬州任签判,直到宋庆历六年(1046)任满赴京,在这四年里,无论是公干还是游历,他都有机会到南通和海门。他与南通、海门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他为好友沈起写的《海门兴利记》,他登狼山写的《狼山观海》诗,早已成为南通江海历史文化的光辉篇章,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作者系南通市政协原秘书长)

 

 

全国首部记述人口老龄化历程

及应对举措的专业志书

 

——《南通市老龄志》评介

 

江东叟

 

在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老龄委办公室、市老龄协会、市老年学学会组织编纂的《南通市老龄志》,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南通市老龄志》是全国首部记述人口老龄化历程及应对举措的专业志书,由顾嘉禾担任主编,王昀、吴明华、王久捷、何惠斌担任副主编,王昀为执行主编。

《南通市老龄志》共18章87节,节下又列目、子目,共4个层次。加上总述、大事记,全书共98万余字,有反映各种数据的表139张,有记载老龄工作史实的图片130余幅。按照大类划分,全书大致形成四大板块:

第一块,是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含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口规模、结构、素质、分布等。这是人口老龄化出现的背景和基本成因,也可以说与人口老龄化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块,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现状。包括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的家庭小型化、老年空巢化、结构少子化、年岁高龄化等数据及影响。在这一板块中,还包括南通的长寿现象以及长寿走上区域化、规模化的态势与动因。

第三块,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与举措。主要是构建新型养老体系,发展社会化为老服务机制,健全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及医疗保障体系,弘扬中华孝道文化,营造敬老养老助老氛围,从法律与道德双重层面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等。

第四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老龄工作组织机构职能沿革与名录,老年社团的组建与发展;二是各县(市、区)老龄化程度与工作概况,旨在为各县(市、区)提供一个“专版”,分别反映各地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事业的发展情况;三是属于附录性质的内容,包括历年老龄重要文件辑选,老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以及百岁老人的名录等。

按照志书体例,《南通市老龄志》在各章之前列有总述及大事记。总述共2万多字,力求深层次地、提纲挈领地表述全志之梗概,在全书中发挥统驭全局之功能。大事记记述了1982年至2014年6月各年间有关人口老龄化历程及应对举措的大事和要情。这两部分可以让人窥见南通全市老龄工作之全貌和老龄事业发展之脉络。

《南通市老龄志》从启动编纂到正式出版发行,历经近4年时间。2012年4月,《南通市老龄志》编纂委员会及其编辑室成立,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编纂工作经历了搜集、核实、鉴别资料,分章撰写,形成征求意见稿,听取意见精心修改,通过专家评审、出版社审稿以及再修改完善、付印出版等阶段。编辑室参阅了数千万字的史料,筛选、撰写、编纂出近百万字的志稿。在充分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多次修改润色,先后形成征求意见稿、评审稿、排印稿、送出版社稿、再修改完善稿、付印稿,为了尽量减少疏漏和错误,编辑室对志书进行了14次认真的校对。

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老龄协会、江苏省老年学学会、南通市社科联、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的专家十分看好《南通市老龄志》,肯定这是一部起点高、质量高、比较成熟的志稿。方志出版社的终审意见也认为《南通市老龄志》“具有较大的出版价值”。总体上说,这部志书开了全国首部记述人口老龄化历程及应对举措的专业志书的先河,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志书全面而生动地记载了南通市进入老龄社会后老龄事业发展的历程、所做的工作及经验、取得的成绩,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对未来进一步寻求应对常态化的深度老龄化谏策。该书既体现了时代特点,又彰显了地方特色,融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是做好新时期老龄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是资料翔实,记述准确。志书详细记述了南通市老龄化和老龄工作所面临的生态、经济、社会环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变化、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在“五个老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科学研究、老年社团、老龄工作人物、荣誉及文献等,都有详细记述,可以说是一部老龄工作的百科全书。志书对入志史料都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论证,确保了科学性。

三是谋篇科学,布局合理。符合志书通例,专业特征明显。志书纵贯历史,横排门类,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框架结构合理。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体例完备、得当。记事脉络清晰,文字严谨,语言流畅,图表丰富。

在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新国情之一的历史时期,回顾和总结南通市30多年来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的探索和实践、创新与发展,对承先启后,与时俱进,应对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十分重要。《南通市老龄志》的出版发行,为进一步做好老龄工作、发展老龄事业、推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提供了借鉴,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的作用在于存史、资政、教化、育人。《南通市老龄志》的出版,填补了老龄事业史志的空白,为人们全面了解老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为当前从事老龄工作的人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结合应对人口持续、深度老龄化的实践,促进老龄志成果的转化和利用,就能为进一步发展老龄事业、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发挥《南通市老龄志》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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