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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6年01期

发布时间: 2016-03-15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6年01总第163期


目录


如皋港在攻坚克难中启航 张 

南通惨案在第二条战线形成中的作用 张廷栖

追溯如皋独立支部的诞生 顾 

周恩来总理与启东“棉花县长樊惠彬

通城要津盐仓坝 贾涛根

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发行始末 朱 

郑士鲁在南通的十年 / 顾嘉禾

朱文涛农民体育之乡——北凌 

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理论与实践 / 程太和

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黄耀曾

濠阳最小弟——记张謇与袁樊的交往 赵 

南通道观一瞥 / 张自强

工业文化——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顾德山

江海交汇南通  文化光耀时空 / 黄正平

南通年俗——灌香肠 许德忠

四安地名的由来 / 吉春发

南通古代的沙洲 / 陈 

资料翔实

——《启东市志(1986~2005)》的一大亮点 / 何惠斌

奋进的南通——2015年发展亮点回眸

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召开南通年鉴(2016)》部分撰稿人员座谈会 


如皋港  在攻坚克难中启航

张 琛

如皋港今昔之巨变,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如皋长江段宽10多公里,江中长青沙群历来此塌彼淤,塌而又涨的叫又来沙,游走于县界之间的叫友谊沙,新中国成立前数百年间江岸线南北摆动达10公里。要在动荡不定的沙群上建港其难度可想而知。

建港必须先治江。新中国成立后,如皋与友邻县(市)协同作战,历经30多年奋斗,实施了加高堤防、抛石护滩、建闸引水等一系列措施,稳固江岸;并先后围垦了长青沙、薛案沙、开沙(属通州区),1992年围垦又来沙,在治沙中获得第一段可建深水泊位的岸线。从1990年兴建第一座千吨级码头起步,又攻坚克难30多年,以建港促治沙建成了今日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如皋港,长青沙群经多次匡围拼接成今日的大长青沙岛(包括通州部分),并对长江航道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皋港如今拥有泊位51个(其中万吨级25个),大型船坞4座。2015年货物吞吐量29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2.84万标箱。如皋港的建设不仅彻底改变了沿江交通不便、杂草杂生、一穷二白的面貌,而且优化了如皋的经济结构和城镇布局,如皋跃升至全国百强市(县)第二十七位。

围垦又来沙,定开发方向

1984年南通市获国家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决定实施以港兴市战略,如皋领导班子也开始将沿江开发提上议事日程,研究围垦塌后又涨并逐步靠岸的又来沙。当时,我分管南通市的农业、防汛等工作,一直关注如皋沙群变迁和整治。一次与市水利局局长王承功、如皋县分管农业副县长周宝生及市、县有关水利专家现场研究解决又来沙围垦后如何防止塌没的难题时,提出内收围垦堤线和闸址,围后加快抛石固滩进程。我根据深泓线距岸近的特点说:“最好以用促治,用深水岸线招商建码头,化弊为利,既固岸,又可节省抛石护滩的财政支出,还可促发展,就叫如皋港闸,打出旗号。”周宝生说:“我们也想这个‘梦’,可向上争取点水利经费,不好直说。”最后,一致商定又来沙匡围后用作建港和工业开发,边招商边垦殖,防止土地闲置。并决定调直二案闸下游辟港河线,开河土方除北岸作堤需少量土方外,向南岸吹填疏港公路50米宽路基,并按“七通一平”要求调整水系、道路等规划,适应港口开发需要。

为围垦又来沙,如皋县领导班子全力以赴破解筹资难题。当时地方财政十分拮据,连发工资都有困难,政府又不可向银行贷款。虽水利建设和围垦能向省、市争取到一点拨款,但在国家宏观调控期间,向上要钱难,要到一点钱办事更难(地方配套资金占大头,难筹集)。为筹款只好“遇到红灯绕道走”,一是想方设法筹款。把围垦列为防洪水利工程,土方工程由农民义务工解决;财政上挤一点;领导带头动员机关干部捐一点;向效益好的企业筹借一点;配套工程向后拖一点等。二是千方百计全力节俭。认真总结泥浆疏浚(开挖)河道的经验,学习海门用泥浆泵加高江堤的技术,决定采用人机结合的方法施工,即人工筑围堰,用开挖河道冲吸上来的泥浆土方送去筑江堤、做路基或平整土地,一手做了两件事,不仅省去了筑堤的夯土工,堤防还更密实。工地办工费用一律从俭,能省则省。但对百年大计的水闸,反而提高设计标准:闸室宽3米、长10米,提升引水和通航能力;首次采用沉井施工法并加长加固闸底板,严防软地基渗漏。

1992年,周宝生等率工程技术人员和千名民工进驻又来沙,在一人多高的芦苇滩上以天为帐、以地为席,就地取材,搭建工棚,以土筑灶,埋锅煮饭,打响了又来沙围垦硬仗。电工沿河线架设电缆,为泥浆泵施工提供动力。民工挑土脚踩芦根,深陷淤泥,汗流浃背,艰难前行,抢筑围堰。泥浆泵施工歇人不歇机,操作手成天在泥水里打滚,汗水伴泥浆把全身绘成“泥彩服”。后方支前,运送粮草、蔬菜等生活用品,硬是在秋收与秋种之间的短暂间隙完成了抢筑江堤任务,确保大批民工回家投入秋播,不误农时。10月,辟港河道也顺利竣工,转入建闸、抛石护岸和水系道路平整土地等后续工程建设。

匡围又来沙获得土地1万多亩,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段近5公里的深水岸线,为如皋建港奠定了坚实基础。

兴建千吨泊,彰岸线优势

90年代趁着全国开发区热,如皋港区成立了,依托长江镇对又来沙及周边土地进行综合开发规划和“七通一平”建设;新建了招商接待用房;在新建的闸上树起“如皋港闸”4个大字,向外招商引资。同时,组织班子进行垦殖,挖掘土地。虽层层发动,招商也搞得热热闹闹,可就是没有企业敢于前来承建第一个泊位。分析原因,除基础设施配套不如友邻港区外,对岸线是否稳定存在也有疑虑。面对困境,如皋县领导班子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加快推进抛石固滩和“七通一平”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1990年,市港务局遵循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开工建设如皋港首座千吨级散杂货码头,1991年建成投运。码头的建成,消除了人们对岸线是否稳定的疑虑,彰显了深泓近岸投资者的优势,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内外资企业陆续进区设厂,又来沙由农业开发向港工镇开发华丽转型。

1999年,因海门青龙港淤积停航,南通市港务局局长施伯香请相关部门帮助协调财产处理和职工安置等问题。当议到将趸船撤回停放岸线时,我建议将它拉到如皋又来沙。当时分析了两大难点:一是交通部难批(当时港务局属部属企业,部省共管);二是不批就贷不到款,投资无法解决。但再难也要想办法突破。得此消息后,如皋负责同志到南通市港务局极力争取。

诚招天下商,建万吨级泊位

建港软硬环境的改善,对投资商产生了群吸效应。家乡人李金华受中国艺术品进出口总公司委托,到南通洽谈建设石化港储项目,副市长季康积极推荐如皋港。经过穿针引线,市里以市区岸线紧向如皋推,如皋以优惠政策向回拉,终于落地生根。

1998年9月,东方港储万吨级泊位开工建设,使用岸线260米。1999年9月建成投产,获准靠泊外轮。又来沙匡围后,中汊加速发育,通航万吨船舶,长江拦门沙疏浚工程告竣后,公司将码头改造成3万吨级,并与广东一家私企兴建了年加工能力50万吨的重油精炼厂,拥有储罐37.4万立方米。

两座码头投产,疏港公路的建设,至如皋城公路的修建拉开了长江镇建设的框架。港口开发区获省正式审批,工业企业纷至沓来,多家公司抢占岸线兴建泊位。又来沙岸线已拥有码头22个,其中万吨级码头21个。

开发长青沙,乘东风远航

为进一步整治和开发江中的长青沙群,1986年兴建长青沙岛与薛案沙之间的大坝,随后相继匡围东方沙等,沙洲逐步接上长青沙岛。加上中汊发育、长青沙抛石固岸,河势向有利维稳方向转化,洪北沙加速发育逐步向长青沙岛淤涨。市滩涂办张正联积极帮助如皋论证申报围垦洪北沙,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到南京向省长陈焕友汇报,后获省批准补助200万元。1997年匡围获得土地3000多亩,揭开了洪北沙10多公里深水岸线的神秘面纱。

综合开发长青沙群,充分利用深水岸线,必须解决交通问题。要在六七米宽的北支建一座桥及改建两头公路接线,需几千万元,困难重重。但困难往往与机遇同行。在常务副省长俞兴德,财政厅厅长施学道、副厅长朱新民到南通市解决市县财政硬缺口问题(即发工资缺口)时,季康也将此事作了汇报,我建议省里能把此列为省预算,适时下拨,及时帮助基层解难。中午吃饭时,我又趁机打“亲情牌”,对朱新民说:“你是长青沙人,理应帮我们解决点建长青沙大桥的钱。1997年台风、洪水、大潮一起袭击我市,我到岛上组织防汛,险情吓人,坐在堤上可在江中洗脚,大潮水漫过闸门,开沙抢筑几百米子堤才挡住了洪水。虽调来了两艘长江轮渡、几只民船靠在北岸,但一旦破圩,要安全撤出上万人谈何容易。”朱新民说:“给不给钱是省长的事,如省里给了,南通市1:1配套。”我只好壮着胆子答应。副省长俞兴德笑着说:“这是你们两个家乡人的责任。”不久,省里就汇来200万元建桥补助款。1998年好不容易筹到款,动工后却又一波三折,长江管理部门说,按过去防洪规划,特大洪水时长青沙岛要破圩行洪,责令停工。经反复论证,才获批复工。后因吊装中一块构件掉入江中及筹款难又拖延工期,直到2002年才竣工。2003年经长江委员会批准,建设洪北沙与长青沙岛之间导流堤,截断洪北沙水流,加速洪北沙向北拼接,打通了在洪北沙建码头的通道。继而通州区匡围的乌鱼沙也拼接长青沙岛,建成跨越北汊的华能大桥,开发开沙岛。交通问题解决后,民营企业熔盛公司捷足先登,建设大型造船厂。2005年,皋张汽渡建成通航,打通了过江通道,揭开了长青沙群港工旅游综合开发的大幕。

2003年如皋二次匡围洪北沙,与长青沙岛拼接。随后通州区也把东沙匡围连接上长青沙岛,建成投资200亿元的化纤厂。至此,历经多年奋斗,彻底改变了长青沙群面貌。昔日此塌彼淤,不断演变的长青沙群,整治成今日的大长青沙岛(其中又来沙登陆,友谊沙上连靖江市双涧沙)。近30年,长青沙小岛,成为现今的长青沙大岛(包括通州区部分)。由交通不便变为四通八达,巨轮通天下。建有4座横跨北汊的大桥,解除了抗洪后顾之忧;由农耕变为大型船舶和化纤生产基地及游人如织的旅游区。沙群整治告竣,稳定了此段长江水势,改善了南汊和天生港航道。

如皋港开发区建设依港而兴,日新月异,成为如皋市举足轻重的经济增长点。长江镇由20世纪末的几十户居民,发展到现在的几万常住人口。车水马龙,华灯远照,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更是今非昔比。

2008年如皋港经国家批准为一类对外开放口岸。2015年长江南通至太仓-12.5航道建设告竣,10万吨船可乘潮进港,20万吨船舶可减载常态化靠港,如皋港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港。如皋港乘“一带一路”扬帆远航。以港兴市,如皋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南通人民的三一八斗争,宣传了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推动深入开展和平民主运动。

三一八斗争是南通人民拥护党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南通惨案是国民党特务残害参加三一八斗争的南通青年而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通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人民对和平的期望,以和平谈判作为缓冲,争取时间,暗中为内战做准备,企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基本要求,于1945年8月下旬,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这成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具体行动纲领,得到南通人民的衷心拥护。也正是这个方针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通过《政协决议》。国民党虽然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根本没有停战的诚意。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时,何应钦又印发了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炮制的《剿共手册》。南通的白蒲事件就是其中破坏《停战协定》的又一起严重事件。

南通地区是苏中的前哨阵地。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派来了南通地区的“专员”,送来了大批“国军”,收编伪军,蓄意挑起军事摩擦和纠纷。白蒲事件是南通三一八斗争的直接原因。1946年1月13日午夜,国民党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两个团向白蒲的新四军驻军进行军事挑衅,我军严守停战令未予还击。14日、15日国民党军又继续挑衅,15日上午国民党部队以飞机、大炮猛轰我白蒲守军,我军被迫还击后,下午再次忍让,撤出白蒲。白蒲事件发生后,在我军民的一再要求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前来南通实地调处。当时一些进步学生、文艺团体和积极分子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决定利用3月18日欢迎执行小组的时机,组织群众请愿、游行和示威。游行队伍500多人,参加游行的有报纸编辑、新闻记者、文化人士、中小学教师、文艺爱好者、南通中学学生、县女师学生、青艺社社员、诚干剧团团员、商店职员等。这天清早,游行队伍从实验小学出发,一路上高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机关”“要求彻底实行政协决议”“老百姓团结起来”。在游行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到达大码头欢迎地点时,已有千余人。他们在寒风细雨中唱着:“不怕风雨吹打,不怕肚子饿,坚持等待,等待不到不回家!”执行小组直至下午5时多才到达南通城。欢迎的队伍准备向执行小组请愿,却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阻挡。欢迎队伍怒不可遏地冲破障碍,聚集在执行小组住宿的桃之华旅馆前,经过艰难交涉后,3名代表被允许向执行小组递交请愿书。随后,队伍在返回的沿途,再次高呼要求和平民主口号,振奋全城,市民继续加入,汇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进行了一次在南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反内战为中心的示威游行。这是继昆明一二·一运动后的一次反内战浪潮,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促使所有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人们在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南通惨案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法西斯本质,对国统区人民起了开聋启聩的作用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白蒲事件以后,妄图强奸民意,在执行小组前恶人先告状,将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一阴谋首先被如皋县参议员、白蒲代表徐浩泉揭穿,他向执行小组陈述了事件经过,递交了调查书。接着,三一八斗争的游行示威和请愿,在执行小组面前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家丑”(反动当局的用语),于是对方恼羞成怒,开始秘密逮捕和屠杀游行群众。3月23日晚上,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南通,军统特务便逮捕了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3位青年,用布蒙住他们的头,戴上脚镣手铐,装上汽车,送上小船,开进长江,丢入江心。此后不断有人失踪。27日,军统特务在青年记者孙平天的宿舍里,将他活活勒死,晚上又将尸体扔进江里。直到30日下午,天生港农民才发现这具浮尸,其手脚都被电线捆绑着,头被夹在大腿间,胸、背、腰部以及脸上共有20多处刀伤,胸肋和腿肚上都穿了铅丝。31日执行小组离通后,情势更为恶化。4月3日至5日,进步青年季天择、戴西青、罗镇和以及通中教师钱素凡又相继被逮捕,受到严刑拷打,特务将4人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捆绑起来,还用利刀戳破他们胸部、腰部,用汽艇把他们丢入江中。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南通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通惨案。南通惨案彻底撕掉国民党蒋介石和平民主的假面具。

抗战胜利后,在整个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之时,国民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大唱和平建国的高调,摆出一副还政于民的架势。渴望和平的善良的人们受到欺骗。昆明一二·一事件开始暴露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6年2月10日又制造了殴打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的校场口事件。21日又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些暴行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言论与行动的截然相反。如果说,人们在一二·一事件中没有都能受到教育,觉醒起来,那么南通惨案便使人们警醒。它“不仅是‘一二·一’昆明惨案的重演,而且比昆明惨案更为残酷,持续了更长时间”。这一残酷事实使人们从渴望和平的迷恋中猛醒过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本性,“南通人民知道了!上海人民知道了!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都在抗议!都要求制裁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人们,特别是那些中间群众逐步认清了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推动国统区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不断高涨。


南通惨案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向前发展,掀起了又一个反内战要和平的浪潮

如果说从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到上海的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是第二条战线酝酿和准备过程的话,那一二·一事件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声号角,冲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沉寂,有力配合了国共两党谈判斗争。南通惨案和南通人民的三一八斗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有各阶层参加的和平民主运动。

南通惨案发生后,从解放区到国统区许多报纸纷纷揭露和斥责反动派的暴行,声援坚持斗争的人民。延安《解放日报》以《南通发生大惨案》为大字标题发表了社论,指出:“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不能不令一切有血气的人为之毛发悚然,为之义愤填胸!”并发出了“坚决要求立即惩处南通惨案及一切特务暴行的罪犯,解散一切特务组织,保障人身自由,实现四项诺言,实行政协决议。”《新华日报》《江海导报》等也纷纷发表社论、消息。在中央的支持下,苏中解放区普遍发起对南通惨案的后援活动,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在国统区的人民和舆论界热烈响应,大力声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人民自由权利在哪里?》的社论,抗议南通大惨案,提出“暴行的关键和责任,就在国民党当局”。还要求“国民党当局对南通大血案必须依照南通人民要求迅速解决”。上海的舆论界反响最为强烈。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要求“彻查南通惨案”,《大公报》《民主》《文萃》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谴责特务罪行,声援南通人民。全国各地的抗议、声援之声,汇成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巨大洪流,形成国统区声援南通人民抗议特务暴行为特点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又一浪潮。

南通惨案直接推动了上海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促使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由重庆、昆明转移到上海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联合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绝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南通惨案的发生和特务罪行在上海的揭露,直接促成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起到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的重要作用。

首先,仅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发生了这样大的惨案,对上海人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惊。正如著名文学家郑振铎指出:“不要以为只是他们的事,一个小城市的事;这事,可以降临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大家的身上;也可以在几个大城市里发生。”这就是说,南通惨案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上海人民的面前,不能不教育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其次,南通流亡青年在上海奔走呼吁,揭露惨案的真相和特务的罪行,进一步教育了上海人民,上海逐步成为全国民主爱国运动的中心。惨案发生后,中共华中一地委做出决定,将南通的斗争转向外线,以外线斗争来支援南通城的内线斗争。南通中学党支部在沪活动迅速展开,在上海民主促进会和学团联的帮助下,在教诚中学召开了第一次进步同学的会议。流亡在上海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南通惨案临时呼吁会”,向社会发出呼吁,并分头找新闻界、文化界著名人士,介绍南通惨案情况,取得他们的支持。同时,又在上海地下党学委的支持下,以南通来沪学生的名义,召开新闻、文化等各界人士参加的招待会、呼吁会。1946年4月10日下午,招待会在上海威海卫路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召开,参加会议的知名人士有章乃器、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孟秋江、赵丹、胡风、顾而已等百余人,还有民主促进会、益友社、百货业联谊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小教进修会、教团联、妇女联谊会、于再图书馆、大公报、文汇报、时代日报、世界晨报、联合晚报、时事新报、时代学生、生活知识、人人周刊、新文化周报、民主、文萃、文汇周报、学生新闻、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大厦大学、南通学院、民治新专、正行女中、启秀中学、建水中学及复旦大学等40多个团体。从4月12日开始,在上海学联的支持和帮助下,首先在华模中学举行报告会,全体师生都参加。4月上旬又在上海南京路的劝工楼举行南通惨案报告会,邀请上海的工人、公务员、学生参加,还有南通旅沪的知名人士如于敬之、张融武、顾佐卿、宋子敬、管劲丞、姚味香、梁廷锦等近百人。在5月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南通父老说话了》的签名文章,为被害青年伸张正义。在4月至5月期间,先后在大厦大学、麦伦大学、复旦大学等20所学校作报告,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反响强烈。有的写文章谴责特务罪行,有的声援南通人民,有的自动捐款支援烈士家属和流亡在上海的青年等。南通惨案成为四五月间上海新闻界的一个热点,也是上海人民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上海掀起的声援南通、抗议暴行的浪潮,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极大鼓舞了南通人民的斗志,同时这种声援和抗议造成的强烈舆论本身就是对上海和平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动,就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上海各界的和平民主运动高涨起来了。国统区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的中心,也由重庆、昆明转移到了上海。

南通人民的三一八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南通惨案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直接推动了上海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如皋得到初步传播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如皋后,以县立师范学校(今如皋师范)为首的县城中小学校学生,纷纷响应,并上街游行宣传。每个学生手持纸红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抵制侵略,誓雪国耻”“抵制日货,奋斗到底”“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同时,学生们响应北京大学学生会倡议,成立如皋县学生联合会,选举丁正兴、郭德超为正副会长(后改选马颐为会长),领导青年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如皋县学联成立后,组织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各校学生日夜分班在四城门巡查,劝告各商家不进日货。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传入如皋。1920年春,如皋县立师范学校校长何镇寅(景平)聘请曾在黄炎培处学过新文化的陈向涛、管劲丞为国文教师,讲授白话文。何镇寅的学生范用寅成立新业增进社,宣传推进新文化。他们从北京、上海等城市购进《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供社内外青年学生购买阅读。陈向涛、管劲丞和周南陔创办半月刊《新心》,刊载讨论社会问题的短文和新诗等。这些活动,有力地冲击了旧思想、旧文化在学校的统治。这一切都使新文化运动在如皋得到逐步展开,使马克思主义在如皋得到初步传播。

声援五卅运动吹响如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激起如皋人民的无比愤怒,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进步学生马鹤松、石俊、马志远在如皋城发起组织“五卅后援会”,声援上海租界的罢工斗争。后援会还组织纠察小组,检查仇货(英货、日货),查封了鸿福昌等三四家百货店和布店。6月30日,县城1万余人集会游行,支援五卅运动,游行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各界辍业一天,并以如皋城市议事会、如皋市民大会名义发出通电,以示声援。县城的运动迅速影响到全县,白蒲、石庄、磨头、马塘等集镇的工人、市民、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掀起查封仇货的高潮。五卅运动使如皋的革命者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为在如皋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思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如皋大地上吹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

进步团体的诞生播下了如皋革命的火种

1922年,如皋东乡潮桥青年、南京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曾在如皋师范读书的共产党员吴亚鲁,利用寒暑假两次回乡的机会,邀请南通师范进步青年王盈朝、徐家瑾来如皋,在青年学生中间宣传马列主义。同时,联络邀请如皋旅外学生和在籍学生组织进步团体平民社。11月1日,《平民声》(半月刊)创刊,吴亚鲁任主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1924年夏,平民社在掘港召开年会,吴亚鲁到会宣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徐家瑾在会上宣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10月30日,双甸进步青年以主持正义、促进地方事业发展为宗旨,组织成立人社,并出版《晨钟》半月刊,开展宣传活动。

1925年1月,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学生陆景槐、苏德馨等发扬疾风劲草的革命精神,组织了进步团体劲社,在知识青年和学生中开展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等进步活动。1月7日,劲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赞成孙中山主张的宣言。五卅运动发生后,如皋劲社领导人陆景槐、苏德馨等通过上海学联,与中共早期优秀党员恽代英取得联系,公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国家主义派”。当时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在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始流传,引导青年投向革命。

中共如皋独立支部的成立点燃了如皋革命的火焰

1925年夏,陆景槐于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毕业,去上海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暑期讲演会。这期讲演会由中共早期党员侯绍裘负责举办。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先后到讲演会讲课的有恽代英、肖楚女、施复亮、杨杏佛、郭沫若、曾奇、戴季陶等。陆景槐在学习期间与党组织联系,经曹壮夫、覃泽汉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陆景槐回乡后,至镇涛区十七圩小学任教员,利用星期日创办农民补习班,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2月,陆景槐由苏德馨推荐至鄂家埭小学任校长。他到校不久,就收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给他的密信,批准他为“本大学的大学生”。这是当时的暗语,“本大学”为共产党,“大学生”为共产党员,即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陆景槐和苏德馨一起,以鄂家埭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

鄂家埭地处如皋西乡江安区和卢港区的交界处,这一地区地主多,“十之九为佃农,其痛苦冠于全县”。陆景槐和苏德馨一起以学校为阵地,开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学员30多人。通过读书识字,让大家明白穷人为什么穷,穷人要翻身就要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的道理,宣传耕者有其田,人人有田种,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永远过好日子的奋斗目标。他们还在鄂家埭和贲家巷设立流动书摊,推销进步书籍,宣传革命道理。

同年春,中共江浙区委通知陆景槐、泰兴的沈毅和海门的陆铁强赴上海汇报工作。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听取三县情况汇报后,分别作了指示,并决定派张连生、杭果人到如皋指导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陆景槐聘他们为鄂家埭小学客籍教员,以鄂家埭为中心,于六甲、芹湖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并在鄂家埭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以贫农为主的农民协会,确立农民协会的宗旨为打倒帝国主义,抵制英货、日货,反对封建势力,实行减租减息等。后在江安、卢港等地相继成立农民协会90多个,入会农民达1万多人。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如皋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同年夏,在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今南通高等师范)读书时便已入党的徐芳德,毕业回乡任卢港十九校校长,和陆景槐接上关系后,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于9月在鄂家埭小学正式成立如皋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陆景槐任支部书记。当时,支部成员仅有陆景槐、徐芳德2人。如皋县独立支部成立后,陆景槐在进步青年中积极发展党员,苏德馨、石光、徐名友、葛显功、熊仁福等10多人先后入党,在上海上学时已入党的王玉文也回乡接上组织关系。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的成立,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如皋革命的火焰。11月,下漫灶支部和二代师党支部相继成立,归属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领导。从此,如皋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肩扛钉耙、锄头,围攻日伪据点,高擎火把,焚烧竹篱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


周恩来总理与启东“棉花县长”

樊惠彬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这让现年88岁高龄的原启东县常务副县长秦素萍沉浸于深切的缅怀之中。“棉花县长”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对秦素萍的亲切称呼。每当说起这件事,秦素萍的心情总是异常激动。



秦素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20多岁时曾参加党的八大一次、二次会议,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1963年8月,第二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当时秦素萍在启东县主抓棉花生产,所以来到北京参会,有幸聆听周总理激动人心的讲话。她清楚地记得周总理在会上反复强调说:“去年全国自然灾害严重,棉花大幅度减产,军需民用都发生了困难……我们要以对人民极其深厚的感情看待棉花紧缺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群众睡觉缺少被子,有的孩子还光着屁股,没有棉裤穿啊。国际上又在对我们进行封锁,买不到棉花。”讲到这里,周总理用充满希冀与信任的目光扫视全场,然后说:“多生产一斤棉花,功德无量!”

秦素萍受到极大鼓舞,回到启东后便发动全县干部群众甩开膀子干了起来。“站在长江口,望到天安门”“立足黄海边,胸怀全世界”“用革命精神种田,以科学态度种田”。全县办起了600多所红专夜校,培训植棉种粮人才。全县树立了36面红旗,公社、大队树立了68个标兵大队,层层干部带头,开展“比学赶帮超”的植棉运动。

秦素萍在参加了1964年全国第三次棉花工作会议后,更是按照周总理“坚持粮棉并举、夺取粮棉双高产”的要求,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一起奋战到年底。当年,启东全县粮食亩产832斤,免去国家供应粮4000万斤,反而多卖给国家5000多万斤;棉花按实种面积亩产皮棉131.7斤,总产78.62万担,留自用棉1.64万担,卖给国家棉76.98万担。启东成为全国首个粮棉双高产、双超《纲要》、双贡献的产棉县。

1965年2月,全国第四次棉花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室召开18省座谈会,听取来自产棉区56名劳模、高产单位代表的发言。下午3时半,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入席,见到邻座秦素萍就亲切地问:“就你一个女同志,哪里的?”江苏省领导见秦素萍很激动,便替她回答:“是江苏启东县的副县长。”“老乡,你们县不错,粮棉双高产。”周总理轻快的语气让秦素萍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晚7时,周总理合上笔记本说:“我晚上另有事,今天发言过的明天不用来了,但启东还要来。”翌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总理和秦素萍依然相邻而坐,周总理细细询问了启东有多少农田,粮棉各有多少面积、产量多少。秦素萍一一回答。听完秦素萍的介绍后,他高兴地说:“启东人多地少,人均一亩地,半粮半棉,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自给有余,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是要树立这样的典型。”周总理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秦素萍稍加思索:“主要有三个困难,一是台风多,二是缺少肥料,三是缺少铁柄(一种农具)。”周总理:“唔,你们是沿海地区,每年都有台风,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目前主要靠台风过后扶理倒伏的棉株。”“如何预防?种防风林是不是要好些?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肥料和铁柄请农工部的同志协调解决。”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农工部原副部长江一真立即来到启东调研,很快调来了5万吨磷肥和几十万根用于做铁柄的竹竿。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启东县被周总理树立为粮棉双高产的典型。3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号召全国产棉区要向启东学习。头版二条还刊登了秦素萍介绍启东取得粮棉双高产经验的文章《启东粮棉双高产的来历》。

正当工作顺风顺水之时,“暴风雨”突然降临,秦素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走资派。周总理对这位“棉花县长”始终很关心,在1966年2月、1968年2月、1970年2月、1971年3月的四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每次都会向江苏代表询问秦素萍的情况,关心着她的命运。

周总理曾在主席台上大声问:“启东一个女县长来了没有?就是棉花县长,她是棉花生产的内行。”有人答:“还没有解放!”周总理说:“她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解放?”又一次会议,周总理又大声问:“启东那个女县长来了没有?就是棉花县长。”有人答:“解放了,已下放到海东区工作。”周总理点点头,但明显不满意。4次会议,周总理几乎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他是在用特殊方式,敦促地方上尽快解放这位棉花粮食生产的有功之臣,让她早日出来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

在周总理一次次的关心下,1973年,秦素萍终于参加了全国第十次棉花工作会议。明显憔悴苍老的周总理依旧问起:“启东的女县长来了没有?就是那个棉花县长。”秦素萍站起来回答:“来了。周总理,您好!”

周总理向她招招手:“来来,你到我前面来。”秦素萍走向主席台,走到周总理面前,激动地望着他。

周总理十分亲切地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启东人。”“多少年纪?”“46岁。”“身体还好吗?”听到周总理关心的话语,秦素萍忍不住哭了,“好,谢谢总理关心。”“好久不见,现在在哪里工作?”这时,江苏省领导向周总理报告说:“她现在已经到南通地委任常委了。”周总理开心地笑了,说:“去地委工作好嘛。你没有被打倒!”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引起全场掌声热烈。

就在这次会议后,1973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金山银山一担挑——介绍江苏省启东县粮棉连年双高产》的长篇通讯,充分肯定了启东高产经验,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年7月,秦素萍调任江苏省妇联主任。她始终牢记周总理的嘱托,组织全省妇女开展银花赛,参赛人数达130多万人,有效提高了全省的棉花产量。

秦素萍回忆,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那天,秦素萍望着在热烈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的周总理,拼命鼓掌。周总理消瘦、憔悴,病得很厉害,但他仍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激昂有力地作政府工作报告。当他讲完话向代表们致谢时,全场一再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秦素萍的泪水涌了出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了。秦素萍告诉我们,这个日子她一直铭记在心。她永远铭记和感谢周恩来总理对棉乡人民的恩泽,对她的关爱和支持。她和棉乡人民将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通城要津盐仓坝

贾涛根

盐仓坝曾是通城西门外的一处水利设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街区。早在宋代就建有官盐储运仓库,明清时期直至上个世纪曾建过水闸、水坝、桥梁。以前被称作盐仓闸大街、盐仓坝街和盐仓坝,是古通州城西要津。在近百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城市发展变迁中,早年河道纵横的地形地貌已不复存在,杂乱无序的连片街区和棚户已变成了楼宇棋布、绿树成荫的居民住宅区。如今更是连盐仓坝这个沿用几个世纪的老地名,在南通城区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了,只是在花木路上还有一幢叫“盐仓坝北一号”的居民楼。

我记忆中的盐仓坝

20世纪50年代初, 我家住在西门外彭家巷的巷尾,出门向南不远就是起凤桥,跨过这座有浓郁水乡味道的石拱桥,桥南就快到盐仓坝了。当时我在跃龙桥小学读书,有一些同学住在盐仓坝附近的将军巷、南巷子、花园角。喜欢到处游玩的我,往往放学后绕道去住在盐仓坝一带的同学家里玩耍,然后穿过南巷子经端平桥从西门外大街再绕回家,因而对那一带的街巷状况就有了一些了解。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盐仓坝处于南通西门外的城乡接合部。虽然早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街市,但解放初那一带还留有郊野风光。除了南巷子南头的盐栈和鱼行有几幢楼房,唐家花行附近有些商户和丝厂之类外,狭街窄巷里房屋密集,大多低矮破旧,住户拥挤不堪。周边临水地带还有成片的农田,其中零星散布着一些农家小院,高树掩映下的茅舍炊烟袅袅,绿色田野里的小道曲曲弯弯,还不时传来鸡鸣狗吠,有着郊区农村一般的景象。

从起凤桥到端平桥那段河道的西南岸,大多属于盐仓坝的地域。河畔除了稀疏零乱地长了一些杨柳、桃树之外,更多的是里下河来的船户上岸搭建的简易棚披房屋。他们家的残破篷子船,都停靠在附近的河滩上。河边隔一段就有一处水踏子或延伸到河里去的水跳板,那是附近姑娘大嫂们到河边淘米洗菜汰衣服的站脚之处,也是船舶停靠的小码头。人们也可以从这里登船,东去跃龙桥、西濠河,北去端平桥、大码头、唐家闸,更远可去如皋、海安。站在河边就能看到河道里来来往往的船只,那些因过桥把帆篷、桅杆倒下的大船,要靠船夫用胸部顶着插进水里的竹篙子,在船帮上一步步撑着向前,有的还需纤夫在水岸边上背着纤绳,艰难地把船拖向前行。河对岸有一块呈半岛状的地域,那儿是江苏银行的仓库,我们都称其惠通货栈,经常有装运棉花、粮食等物资的船只,停泊在码头上装卸货物。

盐仓坝的历史

对于盐仓坝的历史我知之甚少,直至前些年筹建濠河博物馆时,为搞清楚濠河水系的人工构筑,我查阅了有关的文史资料,后来又阅读了《盐业志》,才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盐仓坝作为古通州西门外的一处水陆要津,在盐业、水利和交通等方面,为南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首先,盐仓坝是一处与南通的盐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地方。自唐宋到清末,海盐一直是南通地域最重要的一种物产,史称“吴盐”,曾有“通州白盐,甲诸天下”之说。沿海地区10多个盐场的产出,需要从水路运往各地,这带动了河道的开挖和船舶水运,所以在南通境内曾经有过不少的运盐河。在运盐河中,最早开凿的主干河道是通扬运河的前身——邗沟。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吴王刘濞为船运如皋地域的海盐,开挖了起于扬州茱萸湾而通至如皋蟠溪的邗沟,这是通扬运盐河之始。后随着盐场向东南的迁移,这条运盐河历代不断延伸开凿。到了唐末宋初,现今南通城区所在胡逗洲与如皋古陆完成了淤涨相连,这条主干运盐河道也从如皋延伸到了当时的通州城,通州的护城河——濠河成为了通扬运河的终点。明代南通籍名臣陈尧在《端平桥记》中对此曾有所记述:“通城之西去城一里许曰西河,西河即运河也。河自淮而下至扬州之茱萸湾东折而入通,通最下水所注也。”盐仓坝地处通扬运盐河的末端,即通城西去一里的西河之岸,是通扬运盐河上的一处交通要津。

其次,盐仓坝在南通水利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其地域位置的特殊,自古就建有关乎城市水利安全的重要人工构筑。根据史志记载,该处在建盐仓坝之前,先行建造的是水闸,因建在盐仓附近,也就有了盐仓闸的地名。据史料记述,明嘉靖十九年(1540),通州同知朱应云在州西新建盐仓闸。清顺治十四年(1657),通州知州彭士圣再开盐仓闸。范国禄撰写的《重开盐仓闸记》中说:“吾通襟带江海,固宜得水之利,乃不利于江海而利于淮。淮水过茱萸湾(通扬运河起始处)东南走四百里而来,地势高易下泄而难蓄。”因此,用建水闸来调节内河水位,既保内需防旱,又可防洪排涝,成为地方官府的重要任务。盐仓闸地处通扬运河、濠河与任港河交汇的咽喉地段,该闸对于运河上游来水,或是长江的潮水进出濠河,均可起到控制与调节的作用。到了清雍正十三年(1735),还有通州知州张桐重建盐仓闸的记录。当时的地名,在乾隆《直隶通州志(第二卷)》的市巷编中,有着“盐仓闸大街”的记载。

盐仓坝的得名与改称

盐仓坝之得名,出于这里是通州盐仓的所在地。自古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采用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制度。自北宋初年起,凡盐之入官,即由官府在一些关键地段设置官盐仓库,发挥收储集散管理之作用。由于盐仓坝这块地域的要隘位置,自宋元至民国的900多年间,南通境内的通州盐仓都设在该处,乃各盐场产盐总汇之处。盐仓有官员负责雇用船舶、赴场收盐、专人押运、入仓收贮,以备支发。历史上两淮盐业在我国海盐业中长期占据中心地位,清末之前的通州一直是淮盐的主要产区之一,盐业生产规模和产量在全国各产盐区中名列前茅,所以通州仓收发盐货的数量十分浩大。至于最盛时仓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规模究竟有多大,因缺乏有关史料而无法记叙,但盐仓主要设在盐仓坝一带是毋庸置疑的。想来该地可能也包括对岸的惠通货栈一带,当时两岸一定建有大量的库房、露天堆场和装卸码头。到了民国时期,南通盐业已经走向衰落,但盐仓坝还设有大咸官盐栈。从20年代的南通县地图上可以看出,这家盐栈位于南巷子的南口,坐西朝东建有盐业总栖仓库,盐栈的经理负责管理通、如、海、启盐务。盐栈老楼火灾后被毁。

盐仓闸改称为盐仓坝是乾隆年间的事。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曾对此事有所记述:乾隆十九年,知州王继祖议建盐仓滚水石坝,郡人王景献将其建成,盐仓闸废。为什么废闸建坝?孙世仪的《重建城西滚水石坝碑记》中说:“吾通邑大江之濒,实受长淮之委,旧于城西逾濠数席地,置石闸一所,泄则淮流之尾闾(下游),纳则江潮之喉咽,自昔便焉。顾时势变迁,闸外滩淤,胥成膏壤。闸上田畴,值淫潦为患则利在启辟下,当水冲苦漰渹又利在键闭,一体二病,彼此支诎,兼顾为艰。岁或涝,上下村农各以百千觭轧,率断断不可判以是非曲直。”这段记述的意思是:起初建闸时,闸外是滩涂湿地,开启或关闭闸门都根据泄纳之需要,是很方便之事。历经多年之后,闸外荒野渐成良田,遍布农村庄园,一旦上游发大水时,闸内的居民主张开启闸门泄洪,而闸外农家则因水流奔湍,田园崩塌,反对开闸,以致引起成百上千人的械斗,搞得地方官员焦头烂额、难以决断。直到乾隆年间知州王继祖提议把盐仓闸改建成滚水石坝,便能解决开闸造成下游遭灾的矛盾。既然水闸改建成了水坝,盐仓闸的地名也顺理成章地改变为盐仓坝。这个地名也沿用至南通解放之后,1982年编印的《南通市地名录》中,城西还有盐仓坝街、盐仓坝后街、盐仓坝北、盐仓坝桥等地名。

盐仓坝的功用与兴废

盐仓坝之所以叫坝,是因为该地自古就建有水闸、水坝。南通解放之初,那儿还有一座呈东西向的水闸,东闸口在起凤河西头的拐角处,对岸是惠通货栈,西闸口则通向木行桥下的任港河。当时的起凤河,是濠河连接通扬运河的一条主要河道,在河湾处向西通过这座闸又可连通任港河,该闸在当时还是一座发挥3条水道调节功能的水利设施。盐仓坝闸的两边有青石构筑的护栏,10多丈长的水道深达丈余、宽约2丈,两面的石壁上苔痕累累。闸门处较窄,两边各有一条垂直的槽道,关闸时两边同时用人力绞关将又厚又长的木头闸板,沿着槽道下放,直到排满后用螺栓压紧,阻挡住两边水流的来往,以保持濠河等内河的水位,或是防止高潮期间的江水内溢。一旦需要从任港河向濠河放进长江的潮水,或是内河水位过高必须外排,则有专人及时开启闸门,以引水或排涝。在这座闸上,建有一座人行桥,连通了将军巷和南巷子的交通,《南通市地名录》上的记载叫盐仓桥。

近千年来,濠河作为一条四通八达的开放之河,“北接淮水,西汇江河,东达诸场”,是江海大地的一处水运枢纽,而盐仓坝则是濠河与运盐河之间的咽喉之地。南通沿海各个盐场的海盐通过水路用船运至南通城的濠河,再从现在已经填没为起凤街的起凤河,一路经盐仓坝北去从端平桥入通扬运河,运抵扬州继续北上而行销中原地区;另一路则从盐仓坝之西的一条运盐河,即如今的任港河进入长江,再分别销往大江南北的城镇乡村。可以想见当时盐仓坝一带河道上,经常是船舶南来北往的一派繁忙景象。

20年代,在西濠河大有坝新建西被闸以后,盐仓坝的坝与耳闸的作用已十分有限。据著名建筑家孙支夏提供的文史资料,南通解放后,盐仓坝的坝与耳闸被拆除,复为活闸,曾与西被闸同时发挥过引排作用。自通吕运河节制闸建成后,盐仓坝闸因功能逐渐失却而被废。旧址一直遗留至70年代。到80年代初,该坝闸遗址被挖除复土,上面建起了一些房屋,旁边的花木路亦得到了拓宽。

70年代末,市里为改善城西陆上交通,建设地下人防工程,填掉了从西濠河到大码头的那一段起凤河,在拆除跃龙桥、起凤桥并废掉端平桥的同时,也挖除、填塞了盐仓坝闸。那时我已经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曾去盐仓坝观看过挖掘坝闸的情况。古闸建造的牢固和效能令人十分惊叹,厚重青石榫头拼接而成的闸壁平整而光滑,交错的墙缝整齐而细直,闸道在洪水冲刷下历数百年而不变形,特别是闸底高起的滚水石堰依然可见,表明水闸曾兼顾过堤坝蓄水、排水的功能,古人治水的智慧在这座坝闸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当石头垒砌的闸体被完全挖开,大量的条石石板被运走,从闸口到木行桥的那段河道被完全填埋时,我真为这样一个南通水利史上珍贵的古迹遗存被毁弃而感到可惜。

时至今日,城西要津盐仓坝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佚失,尽管闸与坝早已不见了踪影,街巷市井的面貌也完全变了样,甚至连盐仓坝这个古老地名也悄然逸去,但从南通历史和江海文化的视角,她还是应该留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记忆之中。


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发行始末

朱 江




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企业债票(时称公司债)。1921年7月,由中国、金城、上海等银行合组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在上海经募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5家盐垦公司的企业债票。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第一期实际发行300万元,年息8厘,计划每半年付息一次,债本分5年还清,以上述五公司未经分给股东土地的五分之三作为担保。通泰盐垦五公司银团债票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是值得尊敬的,其本意是为了促进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然而由于五公司连年受灾,更由于银团过分相信土地的担保价值,以至债票最后沦为次级债,原定5年的债票期限,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才结束。

五公司遭遇经济困难

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10年后股东获利丰厚,从而引发了江苏沿海地区垦牧的热潮。北自阜宁的陈家港,南至南通的吕四场,东滨黄海,西界范公堤,绵延700里的冲积平原上先后办起大小70多家盐垦和垦牧公司。其中大有晋、大豫、大赉公司由张詧发起,大丰公司由周扶九发起、张詧协助,华成公司由冯国璋创办、托张謇主持。

处于初创时期的盐垦公司,普遍面临就是资金短缺的问题。要把海边的滩涂转化为良田,兴修水利工程是前提。通常情况下,垦牧公司采取滚动发展的模式,依靠股东的原始投入,再加之佃户缴纳的订守开展工程建设,日常开支则靠租息维持。然而启动资金的不足,使得水利工程举步维艰。1918年开始的连年自然灾害,则让各公司雪上加霜。“自戊午以来,历经歉岁,非害于虫,则害于风,收入骤绌。而兴工施垦乃不容稍缓,坐是旧欠清还无日,而新债转增,凡此临时调汇,期限既促,利率尤重”。根据《大生系统企业史》的统计,截至1920年,大有晋公司负债83.1万元,大豫公司负债137.3万元,大赉公司负债46.1万元,大丰公司负债160.8万元,华成公司负债26万元。

上海金融界鼎力资助

1921年春,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应邀赴通泰地区考察相关盐垦公司,这是一次双方都有所准备乃至有所期待的活动。一方面以张謇为代表的东道主,主要是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家盐垦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而张嘉璈背后的上海金融界,“以南通提倡实业,辛苦艰难,社会有维持之责”,愿意伸出援手。

张謇与张嘉璈情谊不同寻常。1916年5月12日,段祺瑞以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名义,通令各地中国、交通银行,暂时对两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和应付款项停止兑现付现,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照常营业。他们成立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享有盛誉的张謇为会长。股东联合会的支持,连同其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渡过了挤兑难关,维护了该行的信誉,也使得张嘉璈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在中国银行业的地位。

因此,当张謇主导的盐垦公司遭遇困难时,张嘉璈便伸出援手。张嘉璈带着来自沪宁的包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以及该校教授过探先和原颂周一行10余人,在吴寄尘的陪同下前往五公司中的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四家公司考察。邹秉文一行拟写的考察报告主要从农业科技的角度记录了盐垦公司的现状,提出了改良的方向。邹秉文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农业专家,他的判断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份报告给了张嘉璈及上海金融界信心,而其中的一些措施,后来也为张嘉璈所落实。

回沪后,张嘉璈与相关金融机构进行沟通,“遂邀集沪上各银行及钱业秦润卿先生,协同讨论。佥以吾国事业,久待振兴。各盐垦公司规模宏远,关系于农产纺织业者甚巨。偶为天时所困,积累不振,亟应合力扶持,以示提倡”。此时张謇在南通所做的现代化探索,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而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也让上海金融界对五公司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银团债票的筹备

“公司债之制,在吾国未之前闻。”张嘉璈作为中国企业债票的开创者,深知发行五公司债票顺利与否的关键在于债票合理的回报,需要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找到平衡点。

五公司都是债重息巨,临时汇调期限短促,“除长存款月息约在一分之谱而外,平时调汇,以市面银根宽紧,故时有重轻。活期往来,有时市拆涨至按月一分五六厘,定期放款最轻月息亦在九厘左右,平均周年计息约在一分三四厘。”1919年大有晋公司特别调款及暂调庄款共计48万余元,每年应付拆息6万元。拟议中的债票,经初步商定不超过周年8厘,这对于盐垦公司而言,可以轻息抵重息,减轻负担。“惟发行公司债票,系属创举,风气未开,仅以轻率利息,恐不足于鼓动企业家之兴味,似须另酬相当利益,方易集款。”根据张嘉璈的提议,每千元债票酬报红地10亩。如果按每亩20元计算,债票持有人预期收益为一分六七厘。

对于发行五公司债票一事,上海金融界响应很快,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组成银团,操办发行事宜,推举宋汉章、田祁原为银团代表。五公司方面,在1921年5月分别召开股东会议,均获得股东的赞成,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5月26日、7月1日,五家盐垦公司在南通濠南别业召开五公司董事联席会,讨论债票的具体事宜。

经双方多次磋商,五公司董事联席会于7月间拟就了《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合同》,商议决定“由五公司董事会各推一人,代表全体董事,会同总理,在正式合同签字”。合同文本内签字人为草堰大丰公司代表张作三、余中大有晋公司代表徐静仁、通泰盐垦掘港大豫公司代表沙健庵、角富大赉公司代表周寀丞、庙湾华成公司代表韩奉持、以上五公司总理张詧和张謇、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代表宋汉章和田祈原。合同签署日期为7月1日。根据8月11日《申报》中“经募盐垦公司债票银团消息”:8月6日,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假座上海银行公会,开银团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董事(以后银团的固定办公场所也设在上海银行公会)。当场选定盛竹书、钱新之、田祈原、宋汉章、陈光甫、倪远甫、田少瀛、叶鸿英和吴寄尘为董事;8月9日开董事会,推举盛竹书为主席,推举宋汉章和田祈原为银团代表,在债票上签字。这也不难解释,因为大部分承担债票的银行,即是原来的债权人,只是债权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尽管没有正式签字,但在双方的合意下,并不影响债票的实际成立。

债票认购的完成

《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合同》签署以后,围绕着红地的划分、担保地亩的确定等问题,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第一期债额的筹足。7月间,第一期债票认购数开始是253万元。南通盐垦管理处主任江知源与银团商议,如果银团筹足300万元,五公司愿意增加4000亩红地。而且所有4万亩红地,改在大有晋。银团经过协商,同意了五公司的建议。双方续订了债票合同附件。

债额的分配。原定债额分配为大有晋40万元,大豫100万元,大赉40万元,大丰100万元,华成20万元。由于红地集中于大有晋,因此由其余四公司分认债额20万元。经重新分配,分别为大有晋20万元,大豫108万元,大丰108万元,大赉34万元,华成30万元。

债额的认购。300万元债票,共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29家单位认购。根据资料显示,来自大生资本系统的债额共为72万元,占比24%,这些债额为大生资本系统之前对五公司的资金调剂,数额不可谓小。债票的款项先划拨给大生沪事务所,再具体分配。其中253万元划拨时间为1921年八九月间。

担保地亩的确定。债票是以五公司未经分给股东之地的五分之三为担保的,这些地块由五公司先后划定界限并绘图交银团备案,明细为:大有晋7万余亩,大豫24万亩,大丰50万亩,大赉8.2万余亩,华成15.6万亩,共计104.8万亩。1924年以后,为了确保债权人利益,银团陆续收取抵押相关地亩的部照(土地证),甚至垫付契税。

债本的归还

相对于债票的顺利发行,债票的还本付息是个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这期间充满银团与五公司尖锐冲突。

债票的发行,的确是银团在金融领域的创新,银团将半数的债票推向市场,并希望通过第一期债票的顺利进行推动第二期债票乃至更多其他企业债的发行。

银团对于五公司的支持是诚意的,表现之一就是力主成立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位于南通三余镇大有晋公司房屋前面,共计600亩左右”,由五公司联合银团设立,“特聘著名昆虫专家、作物专家,研究虫害之防除、农事之改良,以图增加各公司之收益”,委托东南大学农科代为筹备。农事试验场每年预算经费2万元,其中五公司承担1万元、银团5000元、张嘉璈5000元。举办农事试验场是银团方面发行债票的条件之一,五公司认为“在银团为改良种植起见,用意良佳”。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根据约定,五公司须在债票期满1年,即1922年11月1日还本60万元。一直延迟到1923年1月15日,五公司除了年息8厘外,仅偿付本金30万元。未还本金30万元,经协商改称一成欠本,延期1年归还,年息1分。至1925年1月1日,五公司支付本金43万元,尚欠247万元;利息部分,除了华成自1923年起未能照付外,其他4家公司均付清。至1928年6月30日,五公司欠债本约189.6万元、欠债息约14.7万元,另加红地工程垫款5万元以及其欠息约0.8万元,合计欠款210.1万元,其中华成情况最差,30万元债本尚有27万元未还清。

五公司无法还债的原因,来自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债本对五公司而言“仅敷偿还旧债一部分,而对于经营地亩、各项工程仍未有所设施,且当债票发行之年,各公司骤遭灾歉”,之后银团方面给予了宽限。主观上“不复愿惜信用,更无论清理债务”。五公司迭遭天灾人祸,“收成歉薄,支用浩繁,各公司益陷困顿,甚至经常费用,亦难筹措,主持无人,各事停顿”。

重压之下,公司方面做出了一些有损银团的失信行为。1923年4月27日,大豫第七届股东常会议决“由原股东按所分地每亩津贴4元,其地即收回营业,自收花息”。此举显然违背了债票合同。对此,银团表示强烈不满。银团一方面与江知源积极交涉,另一方面又召开团员会议,起草抗议书。大豫的事项,经过银团的反复交涉,最终以大豫于1926年3月25日与银团签约,允诺“原有股东交入上海银行之款,尽先划交银团收账,不得挪充别有”而告终。类似情况以后不时发生。

债务的了断

大有晋本身债本较少,加上经营情况略好,因此是最早清偿债务的公司。到1932年,大有晋债务为9.22万余元。除去银团应还大有晋的3年之间的垫款,大有晋“以三余镇市房217间,连地基在内;东余区区房31间,又自垦地200亩;包场市房40间,厕所1处,连同地基作价抵偿”。双方多次谈判、拉锯,基本达成一致。所有三余镇市房与东余区区房及自垦地,曾于6月间由该团主任翁君季骧先行接收管理”。

1932年底,大丰公司欠债本77.27975万元、债息48.894841万元,加上所欠代垫验契费、摊付经费、维持会垫款,合计欠约135.3万元。大豫公司到1932年底欠债本约48.5万元、债息约18.8万元,加上所欠辅息、代垫验契费、摊付经费,合计欠约68.5万元。大丰、大豫两公司是1936年春天以地抵债的。

托付华成代管其担保地亩,对银团而言是一场空,“近三年来,只字报告俱无,遑论交款,屡经催促,置而不理”,甚至擅自放垦1000余。

至于大赉公司,银团1931年接收了部分抵押田亩进行管理,包括亨区垦地17920亩、利贞区已围草地23780亩。

1947年4月20日,淮南盐垦各公司股东,在上海银行公会五楼召开联合会议,参加者包括通海垦牧、大有晋、大豫、大赉、华成等15家盐垦公司。张敬礼发言中提及“近十年各公司陷于停顿状态,困难情形大致相同,惟目前已到转机之时,一则因各公司从前所负债务,业已解除……”至少到此时,五公司与银团之间已经不再有债权债务关系。


郑士鲁在南通的十年

顾嘉禾 朱文涛

郑士鲁(1924—1991),江苏省建湖县钟庄镇人,1924年7月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郑士鲁思想觉醒得很早,1941年参加革命,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复杂环境的斗争经历,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深受党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赞誉。每当我们想起当年郑士鲁在南通工作的诸多往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初识郑士鲁

郑士鲁到南通任地委副书记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南通在恢复发展生产方面,比其他许多地方要来得快些好些。南通素来是全国农业稳产高产地区,又是国家商品棉重要生产基地。1962、1963年,粮棉持续丰收。在全国棉花资源极其短缺的年代,南通年产棉花曾达到过同期全省总产量的十分之四和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郑士鲁生于盐城,长于盐城,长期在地、县委担任主要领导。盐城与南通毗邻,两地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皆大致相仿。他到南通后与南通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工作,驾轻就熟,上手很快。

我们与郑士鲁相识,始于他从盐城到南通之初。当时,我们是他的属员。郑士鲁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有坚强的党性,也很有人情味,群众观点强,为人和善。我们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或闲时交谈,不必拘泥表达方式,均可直言相陈。大家都说,郑士鲁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不摆谱、无傲气,对下级平和笃实得像邻家大叔。这种品德和风范,不厉而威,让人舒服,也令人信服。郑士鲁十分注重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大多在第一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往往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无紧要的事不回机关。因此,郑士鲁回机关,不认识的门卫总要盘问,这一时曾传为趣言。

郑士鲁在南通的10年

郑士鲁从1964年初到南通地委至1973年底调省,在南通工作整整10年,大体是三段历程。

第一阶段:参加南通地区农村工作的组织指导。1964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郑士鲁任中共南通地委副书记。他接到调令立即走马上任,还未顾及家属的生活安置,便全身心投入春耕生产的组织指导。按地委、专署负责人的分工,除参加全地区农业生产的分片指导外,他还分管城镇、工业及海洋渔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8个月,虽然时间较短,但他经常轻车简从地奔赴各县、区、社检查指导工作,全面熟悉了南通的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从1964年11月至1966年4月,郑士鲁先后在海安县海安镇、启东县吕四渔区以分团团长的身份参加运动,探索城镇和渔区社教运动的规律与经验。在这两期运动中,他持续深入基层一年半时间。第二期运动告一段落后,他又赴南通总团参与南通地区社教运动的领导。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势头已炽,农村社教运动中断,社教工作团由此宣告解散。

第三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坚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社教工作团返回地委机关时,地委机关已受到社会上和机关内造反派的强烈冲击,不久又遭遇戏剧性的封门“夺权”。此时地委专署领导机关瘫痪,上下联系中断,郑士鲁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被“靠边”、挨“批斗”。1967年3月,南通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代表负起全地区革命生产的领导责任。此时郑士鲁除被指定做一点临时工作外,继续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与审查。1968年3月,南通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郑士鲁被“结合”,任地区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组长。1970年1月,增补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成立中共南通地区委员会,郑士鲁担任地委常委,并兼地区机关党委书记。当时机关党委日常工作主要由军代表负责,他的工作重心仍主管面上的生产任务,直至1973年调省。

郑士鲁与南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郑士鲁全程参与领导了南通地区分期分批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论述,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那场运动,是以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为依据的。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通过社教运动“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1965年1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基于上述,郑士鲁在运动中一直在困惑中寻思:如何正确分析本地区、本单位形势,把握运动的政策及“火候”。他在领导海安镇、吕四渔区的运动中,始终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团结最大多数干部,做到尽量准确拿捏,恰当处置,多换思想少换人,力求不枉不纵,郑士鲁曾写过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在运动中的指导思想。

一篇是1965年6月26日由他署名的《海安镇社教运动情况和体会》。文章认为,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在对基层干部的基本估价上,应当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说,运动初期有的人对运动性质的认识并不正确,对干部队伍状况也缺乏全面分析,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提法,诸如“现在形势是敌强我弱”“严重四不清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对新压迫、新剥削”要“斗倒斗臭”等。他指出,如果听任这种认识流传,必然会扩大斗争面、打击面,不利于团结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对犯错误干部既要严肃对待,又要热情帮助。要始终坚持说服教育,鼓励他们自觉革命、“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运动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把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贯穿全过程。在运动中,一定要“两手抓”,一手抓运动,一手抓生产,把运动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扭到生产建设上,做到双促进、双丰收。

另一篇文章是,在吕四渔区社教运动结束时,郑士鲁于1966年4月3日主持起草的一份基本总结。这篇文章系统总结了海洋渔业生产单位开展运动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渔区运动的重点是教育干部,不能错误地整群众。干部中的问题解决了,少数群众的某些自发倾向就能迎刃而解。渔业生产单位要打通销售渠道,鼓励渔民自产自销,引导小商小贩合法经营,这些行为不是资本主义倾向。渔业生产特点是分散操作,各个船头独立捕捞,因生产好坏而收入各有高低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拉平分配。“船老大”是生产骨干,但不是干部,具有独特的生产技能,他们的收入适当高于普通渔民是合理的、正确的。渔区生产有极强的季节性,运动一定要结合生产进行,不能贻误生产。要鼓励社教工作队员上船头。只有跟船出海,才能同群众交知心朋友,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

上述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南通地区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际状况。历史地看,在那种极“左”思想盛行的情况下,郑士鲁苦苦求索,拿出这样的指导性意见和小结,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是要有足够勇气的,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农民体育之乡——北凌

吉 光



海安县原北凌乡从1957年建乡,到2001年并入大公镇,其建制存在44年。如今,县内建制区划不断调整,被撤并的镇、村很多,北凌乡仍然经常被提起,“北凌”的名号不间断地被人民群众启用。

四十四年难忘的历程

北凌乡位于县城东北部,乡政府在北陵村闸口,距县城20余公里。民国时期,北凌乡曾隶属于如皋县;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姜灶乡隶属东台唐洋区、西洋乡隶属噇口区。历史上,这里地势低洼,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相传,当地居民大都是明初从苏州过来的移民,他们以煮盐为业,砌大灶、建盐场,北凌地带的煮盐业兴盛了起来。在原北凌乡的二灶村(现大公镇星河村)、八灶村(现大公镇凌东村)两个村7000多亩地里,海盐垒成一个个堆垛,盐场随处可见。官府曾督促当地民工开凿河道,接通到通扬运河,加速海盐的漕运。清末民初,盐业逐渐萧条,盐民们毁盐灶、垦盐场、种庄稼,从此盐民变成农民。

把盐场变成粮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个过程是很艰辛、漫长的。昔日的北凌乡是海安东北出了名的“荒草窝”“天鹅荡”,血吸虫病流行,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曾经流传着一首民谣:“北凌是个天鹅荡,十年就有九年荒,三日无雨冒盐霜,大雨一到水汪汪,瘟神横行鬼猖狂,有女不嫁北凌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北凌人民群众开始了改天换地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北凌地区有16个自然村。1957年,唐洋区、西洋区合并为北凌乡。1958年,北凌乡与种畜场、海安农场、陈兴、早稼、先锋(后属大公镇)合并,建“七一”农场。1959年7月,场社分开,成立北凌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镇制。1992年,全乡总面积35.7平方公里,下辖姜灶、八灶、大场、仲桥、四洋、北凌、西洋、白果、二灶等10个村,120个村民小组。全乡耕地面积2.46万亩,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水稻,经济作物为桑蚕、棉花。全乡大部分耕地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开垦的草荒田。解放前,境内是海安县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解放后,政府集中力量消灭血吸虫病,并实行科学种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挖三级河4条、四级河17条、条排沟120条,平整土地3279亩,动土147万立方米。新建渠道35条,全长28公里。新建下水道226座,造闸4座。改造废沟塘1082个,动土75万立方米。主干河有北凌河、南排河、新古河等,基本做到河渠配套、能排能灌、旱涝保收。以1992年为例,当年,全乡总户数5773户,总人口18574人。粮食总产1.24万吨,棉花总产496吨,蚕茧总产1.2万担,农副业总产值3304万元。乡村工业从无到有,有9家乡办企业,工业总产值2000多万元。全乡有中小学10所,教师110多人,中小学生2100人,幼儿园9所。乡有卫生院,村有卫生所。

2001年1月26日,北凌乡并入大公镇。

农民体育运动闻名遐迩

20世纪60年代初,北凌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活跃,少数青少年染上了赌博的习性。原乡党委书记薛斌针对北凌的实际,提出一手抓好农业生产,一手抓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改变社会风气的设想。他动员机关干部抽出铺板,用杂树制成了简易篮球架。每天清晨,他带领机关干部在渠边、树林中跑步,傍晚组织青少年打球、游泳。时隔几个月,参加运动的人员越来越多,那些迷信、赌博活动逐渐减少。1963年五一劳动节,北凌乡召开首届农民体育运动会。当时没有正规的体育场,赛跑、自行车比赛就在河边的大渠上举行,手榴弹投掷就在草田里进行,全乡10支代表队,参加人数达到300多人。此后,北凌乡每年都坚持召开农民运动会,即使并入大公镇后,依旧没有间断,北凌农民体育活动的红旗依然迎风招展。2008年4月的第四十五届北凌农民体育运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亲自到会祝贺。

几十年来,当地群众坚持体育锻炼,已经习惯成自然。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家都把“生活要小康,身体要健康”这一认识统一起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一手抓生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手抓锻炼,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北凌农民都喜欢体育运动,参加体育活动人数一直居总人口的40%以上。

北凌连续50多年召开农民体育运动会,这在全国农村中是罕见的,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负责人夸奖说:“北凌农民体育可以称得上全国第一乡。”北凌农民体育,在普及和提高上得到了双赢。多年来,北凌农民体育运动得到国家、省多次大奖:1979、1983、1988、1993、2000年分别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1996年被评为江苏省体育示范乡镇,2001年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集体。并入大公镇后,2007年,大公镇被评为江苏省体育强镇;2009年,大公镇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北凌儿女名冠中外

体育运动之乡产生了大量体育能手,他们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性的赛事中脱颖而出,成绩斐然,名冠中外。卢惠芳,1971年全国中学生田径赛女子800米第八名;王世兰,1985年全国青年文化杯乒乓球赛单打冠军;陈心阳、王世兰,1986年全国农行杯乒乓球赛双打冠军;储春霞,1988年太平洋地区中学生运动会女子标枪金牌,1989年国际中学生运动会女子标枪金牌;洪梅,1992年国际中学生运动会铅球、铁饼比赛金牌;韩小平,1995年日本马拉松邀请赛第四名;崔树林,2003、2007年亚洲赛艇锦标赛个人冠军;周进富,2006年全国帆船比赛冠军;陈进,2010年第十八届世界老将田径运动会男子5000米第八名。

最让北凌人为之骄傲自豪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击剑冠军仲满。仲满出生于北凌乡仲洋村,在浓郁的体育运动氛围里长大,2005年进入国家队。2008年8月12日下午,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仲满以15∶7轻取泰国选手威拉晋级16强,以15∶13战胜西班牙选手海梅·马蒂挺进8强,以15∶13战胜了雅典奥运会银牌得主意大利的路路易吉·塔兰蒂进入四强。在半决赛中,仲满战胜了法国选手皮耶挺进决赛,在两次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仲满终于凭借顽强的意志以15∶9战胜了法国选手尼古拉·洛佩,获得金牌。这是中国男子击剑的第一块奥运金牌,也是奥运击剑项目与中国阔别24年的金牌!


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理论与实践

程太和

魏建功(1901—1980),生于海安东乡西场镇(今属海安县城东镇西场街道),曾就读于南通中学。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音韵学和文字学家,也是台湾省光复后推行国语的核心人物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

作为音韵学家和文字学家,魏建功终身主张“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1925年,24岁的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中以《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为题,抨击“高坐堂皇”“舞文弄墨”的“国学家”对“注音字母”的攻击,指出汉字只有有了“注音的符号”,才可能有“统一的发音”,而“注音字母正是出于‘经学’中的‘小学’”,正是出于太炎先生“所定的‘纽文’和‘韵文’”。魏建功在这篇“檄文”中满怀激情地说:咱们的国语运动,就好比“唐僧取经”,没有磨难显不出“法力”,不受磨难修不深“道行”……咱们只希望同志们个个身体刚强,武艺精练,都来做十万八千众齐天大圣,一心保佑“师傅”——国语,平安到那极乐世界!年轻的魏建功对于“统一祖国语言”是何等的激情!

1945年,台湾重回祖国。魏建功去台湾,与何容等筹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946年2月初(农历春节前),魏建功在台湾电台发表讲演,表述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并撰写《“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一文,对自己在电台的讲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性阐述。文章就“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的基本主题,做了层层深入的解析,提出推行“汉语”为“国语”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指出语言文字是“(民族)共同表意的标识”“文化进步而组织健全的国家,没有不是确用一个标准声音系统做国语的”“我们要仔仔细细的坦坦白白的再把敌人(日本人)搅乱过的语言组织方式,一一在全台湾返本还原起来”!我们采用“共同的标识”是表现中华民族“联合的一致”,这也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的自由”!文中充溢着魏建功强烈的爱国热情。魏建功从语言学层面上解释了什么是“汉语”的“国语”,他界定为“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它的沿革就包涵了很多的民族兴衰的回忆”。魏建功认为,北平话是“经过一千多年培养,二三百年应用,几十年政府提倡的声音系统,当然应该切实推行”。由此进入,从“声韵学”的学理层面阐释“台湾地区”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学习“国语”。

他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建立“国语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论说,最终使当时71%左右使用“日本语”的台湾地区把“国语”变为主流语言,这为中国未来的大统一创造了人文条件,奠定了基础。今日大多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胞语言交流没有障碍,魏建功之功绩当永远铭记!

魏建功有关台湾推行“国语”的成文论说大约有40万字,其中如《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四大涵义》《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谈注音符号的教学方法》《中国语文教育精神和训练方法的演变——〈国语说话教材及教法〉序》等,都是魏建功为使刚刚光复的台湾地区民众能够尽快从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奴役下,在“语言说话”层面回归祖国而贡献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语言学界不能忘却的历史遗产。

魏建功推行的“国语运动”有一个依托的重要基地——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从1947年8月,魏建功撰写的论文《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中可以看出,该文是魏建功为台湾大学的“国语”课程所作的设置。它不仅仅是为台大中文系或者文科的“国语”设置,而且是为台湾大学全校一年级设计的“国语”课程,是进入台湾大学的优秀知识青年必须要接受的“祖国语言教育”。魏建功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把“国立大学”作为国家民族语文复兴的基地,是大学应该承受的历史之重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作为全校大学生必修课程的阅读文本,魏建功开列了赵元任、罗常培、叶绍钧、老舍、曹禺、丁西林、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落华生、胡适、冰心、巴金、朱自清等人作品。这就是说,在中国政府收回台湾主权后,魏建功首次以国立台大全体学生必读的方式,把20世纪上半叶祖国新文化中优秀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以“整体”的而不是“零星分散”的方式送给台湾社会,以培养台湾年轻的一代。魏建功作为台湾推行“国语”的核心人物,在台湾推广祖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功劳至大。


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

——黄耀曾

自2004年以来,两年一度的“中国化学会黄耀曾金属有机化学奖”已连续6届进行了评选和颁奖,表彰了一批中国杰出的金属有机化学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在与中科院上海有机研究所年资较深的科技人员交流时,他们一般都会提及南通籍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著名金属有机化学家——黄耀曾。

黄耀曾早年从事甾体化学研究,在中国开创了有机微量分析方法。从事过金霉素提取、结构测定及全合成的研究。进行过氟塑料、氟表面活性剂等研制工作,并完成了核武器制造中急需的高爆速塑料粘结炸药的研制。从理论上推断出胂叶立德应比相应的膦叶立德反应活性高,并从实验中得到证实。是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成功地将固液相转移方法应用于胂试剂的维蒂希型反应,使胂盐在弱碱作用下,于室温即能与醛进行烯基化反应。实现了第一例催化的胂型维蒂希反应。对砷、锑、碲元素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反应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他的工作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化学奖。

1912年11月11日,黄耀曾出生于南通寺街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母亲生下一女三男,黄耀曾是最小的一个。他的大哥古文根基颇深,写得一手好字,在家教两个弟弟古文;父亲则常在家以文会友,是大镛诗社的一员。黄耀曾就是在这样一个书香洋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黄耀曾曾就读于南通中学,小学和中学时的数学老师就是著名的国画大师王个簃。黄耀曾11岁进了南通中学初中部,14岁免试入高中。17岁时,考入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化学系。在中央大学对黄耀曾影响最大的还数中国化学界前辈、著名有机化学家庄长恭。庄长恭曾留学美国,在德国做客座教授一年,回国后出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讲授高等有机化学,涉及到许多当代有机化学的前沿领域。黄耀曾因成绩优异,得到庄长恭的青睐。1934年黄耀曾大学毕业时,受庄长恭之邀,进入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工作,任助理员。黄耀曾的科研生涯就此揭开了第一页。

“活着总得为人民做点好事”、“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黄耀曾的座右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转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华东农林部遂交给他对有机汞杀菌剂“西力生”进行剖析和试制的任务。当他了解到华东地区小麦的黑穗病、棉花的红腐病和立枯病危害剧烈,往往使农作物减产达50%以上时,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和王有槐通力合作,对“西力生”的剖析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很快研制出样品,经沈阳化工厂扩大生产后,以2万吨规模供应市场,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消灭了病害。与此同时,黄耀曾为了节约外汇,与上海鱼品加工厂合作,和涂通源一起研制成功了维生素A的改进合成方法,这一技术和方法多年持续应用于生产。

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的抗菌素除青霉素外,还有金霉素、土霉素、链霉素,后几个品种当时占了抗菌素产值的40%,中国都依赖进口。黄耀曾在全国抗菌素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金霉素的提取纯化。由于很快摸清金霉素对酸、碱的变化情况,他与鲍立信、倪大男等人和第三制药厂合作改进了金霉素的提取路线,得到了金霉素的结晶,并迅速投产。

60年代,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时任中科院上海有机研究所副所长的黄耀曾组织领导“两弹一星”有关研制任务,并带领科研人员与兄弟单位合作,研制完成核武器制造中急需的、高爆速塑料粘结炸药并应用在中国氢弹的引爆装置中。他实现了第一例催化的Witting型反应,完成对砷、锑、碲元素有机化合物的反应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研究。

此外,黄耀曾和李基森等还试制成功多种电刷镀液,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应用电刷镀技术。据原国家经委统计,1981~1985年,此项技术为国家取得12亿元的经济效益,黄耀曾因此获得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黄耀曾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他领导的研究组有很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对研究生循循善诱,时常以亲身的经历和科研体会来教育和引导学生,这与他各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个人文化修养分不开。阅读古典诗词是他的业余爱好,兴致所至,在重要场合他常吟诵诗词以言志,是化学界有名的诗人。

1980年,黄耀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获国防科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2002年12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 整理提供)


濠 阳 最 小 弟

      ——记张謇与袁樊的交往

赵 鹏

自从南通博物苑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2014年春季拍卖会拍得《张謇诗文稿》后,此稿原有者袁樊——一个尘封已久的人物突然又进入我们的视野。于是,关于袁樊其人以及他何以会拥有此稿、他与张謇有着什么样的交际等,都成为一些媒体和有兴趣者经常垂询的问题。

袁樊能为今人所传知,主要在于他擅长的绘画和昆曲,因为他的画作和昆剧唱片尚有流传,但对他的介绍却往往简之又简。如恽茹辛《民国书画家汇传》之小传云:“袁樊,字安圃,号卧雪。江苏吴县人。早年从张季直学书,从冯超然学画,所作书以汉隶为宗,秀挺隽雅,画山水宗法四王吴恽。1949年来港,供职于银行界,1955年间不幸遭车祸而丧身,识者痛之。”

这不足百字的小传,其疏讹之处并不少,比如传主的卒年,冯天虬在《袁安圃精于昆曲》一文里就指出,实应为1963年。但冯文也承袭小传的说法,认为袁樊是张謇的书法弟子,甚至还引申说其“数年的临池不辍,安圃的挥毫已见瘦劲清挺又丰美流畅之风格”云云。这说法也有悖事实,因为袁樊实是以诗弟子的名义拜在张謇门下的,如冯超然题袁樊画就说:“安圃贤弟髫龄即工绘事,尤好吟咏,喜诵李长吉诗。年十八从余游,二十,尝学诗于南通张啬翁,天才既富而肯力学,宜啬翁心许之。”顾佛影《箧衍丛钞》也有“安圃自南通返,持示二诗,皆经啬老改过”及“安圃近作,率经啬老润色,作盘空硬语”之记,这些都可以作为袁樊向张謇学诗的明证。

袁樊投拜于张謇之门的事是在民国12年(1923)农历三月,其时袁樊年方二十,而张謇已是七十有一的晚年,两人年龄相差五十一岁。袁樊这一拜师之举,实是由他的两位师姊引起的,这两位一是同列上海亦社的谢林风,一是同参于冯超然门下的孙琼华。谢林风最先向张謇学诗,还一度协助沈寿担任南通女红传习所的语文教员。张謇欣赏她“喜为诗”而性格“爽直似男子”,为之作诗多首,还因她的介绍,为孙琼华的多幅画题咏。这些诗被带回江南后在友朋间传抄,也就成为袁樊渡江问学的一个动因。

袁樊是带着他的诗画作品来登门拜师的,渡江之时他还即兴赋得《舟行晓入扬子江》一诗云:“晨熹詄荡开,吟思系高桅。芳草江南北,浮云客去来。天张帆的的,沙拥浪皑皑。铁笛惊龙起,轰然水底雷。”想不到就是这诗中的“芳草”一联,让张謇激赏不已,并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此事:“九日,上海袁安圃(心泰)来,以诗画为贽。诗有隽句:芳草江南北,浮云客去来。”可见其时袁樊用的是本名“心泰”,还没有改作“樊”。张謇称赏这芳草之句,想来是看到这不仅是表面作景色描写,更有着“十步芳草”的寓意,表达着袁樊的求师之情。据云袁樊后来给自己诗集就取名为《芳草集》,而他也因此被人称作“袁芳草”,这事也成为近代诗坛的一则佳话。

民国13年3月中旬,张謇似乎都在为盐垦事奔忙,除了赶开各公司的会外,还亲赴垦地视察。尽管如此,他还是抽暇作了一首长诗,并题于袁樊的画卷之上,这首题为《赠袁生》:“三吴多美才,气秀具区泽。阳夏有儿郎,擅奇早慧质。不学鲜卑语,用心爱儒术。论语与毛诗,约取瞭所择。十五学吟讽,好词润金碧。十七学画成,便瞰宋人室。十九学度曲,曼喉赴声律。三月莺花天,过江岸巾帻。一篇芳草句,居然咏史客。翩翩到我前,霜姿鹤下立。中原未休兵,山阿畏人蛰。纷纷新少年,味差不易即。睹子双眼明,老怀顿愉怿。意者吴公子(湖万),朱蓝近可益。傥归与磨砻,王恽千里业。古来英俊人,岂不在善植。正当多读书,得助写胸臆。山栖欲有图,须时为点笔。”

此诗叙述了袁樊的求学经历及志向,也讲及他对“芳草”诗句里所具史识的赞赏,同时还表示了对其将来深造的期待,具体还希望袁樊能与气息相近的吴湖万(帆)互为取益。有意思的是此诗结尾部分对袁氏的勉励,初题作“正当师古贤”,而隔日却又补记了这么一段:“既为书卷尾矣,阅日思之,‘师古贤’犹就画言,不若勗以‘多读书’之为得,故复以片纸告生,易此三字。”将“师古贤”改成“多读书”,足见张謇对袁樊的责之远而期之殷。

这一次,袁樊在南通住了14天,至22日才回沪。在通期间他也有诗作,有一首题为《寓楼临濠近水远山皆在几席晨夕瞻对俗尘尽涤欣然有会寄此遐思》的诗云:“泛泛渔人竞小刀,芊芊草色上春袍。回风曲岸莺千啭,细雨垂杨路几条。云态阴晴含晓旭,山容紫翠涩秋毫。天机正待灵襟会,暂客南州亦自高。”此诗写出南通之行给他的愉悦和自豪,而令我们注意的还有诗题中的“寓楼”两字。能够临濠而居遥对远山的楼屋,最合适的乃是张謇所住濠阳小筑的主楼“曼寿堂”了,那时因树斋还未兴建,张謇留宿重要而亲近的来客就在濠阳小筑。

张謇于袁樊离通当日的日记仅记“袁生旋沪”四字,其实当时他还有诗送行,这一首诗张謇诗集失收,好在让顾佛影从袁樊那儿抄存下来,诗为:“年少黄金矿,佳人碧玉岑。一樽临水饯,三月绕梁音。不觉落花暮,但看芳草深。朱弦勤拂拭,延伫奏薰琴。”就颔联看,当时张謇还曾为之饯行,并且擅长昆曲的袁樊也曾演唱,故诗中才用上余音绕梁的典故。

民国13年1月7日至17日,张謇因参加淞沪港务会议而留滞上海,期间他还荐伶工学社的高材生李斐叔拜于梅兰芳门下,而引李金章去梅兰芳处的正是袁樊。张謇有首题为《至沪示袁生》的诗也就作于此时,诗为:“不著嚣尘垢,能知世界春。详闲如子仅,云住老夫亲。谢尚筵前舞,王濛镜里人。终期成美锦,何以副书绅。”诗中用东晋人谢尚和王濛来比况袁樊,而这两位都以年少才富而见重于时。末联则在叮嘱袁樊,不要忘却自己对他殷切期望。

对于袁樊来讲,虽说拜于张謇门下,但终究有一江之隔,能亲侍于侧得其耳提面命的机会并不多。看着晚年的张謇多与友朋社集唱和,自己却不得参列其中,他曾有诗寄怅云:“梅枝南北坼江关,得句巡檐一笑悭。花勒峭寒芳讯近,罗浮香梦待春还。天心五幻华鬘结,结习而今不可删。我亦如来最小弟,笑拈花朵望灵山。”为了稍补此憾,他想了个办法,即专门制作了一本册页,请张謇径在上面作草稿,册满而存留,自己便可用以体味诗文创作之道。这办法也是受其师姊谢林风的启发,原来张謇往常通信从不讲究纸张优劣尺寸大小,只是随手取用,这种规制不一却让想把信札统一装裱的谢林风犯了难,为此她曾作书戏责。张謇有诗《林风以余简札纸劣不适装册书来责后勿用戏作截句答之》即为此而作,诗作得风趣,可知张謇对别人珍赏他的手稿还是很快意的。对于袁樊的要求,张謇的快意也是同样,他在写满册页后还特别作了个题记:“吾生平起草,率以故牍败纸反面书之,大都狼藉。袁生制此册供吾涂抹,宁不暴殄?是使吾增过也。谓将异日存之,直浪语耳。”所谓“暴殄”“增过”“浪语”,都是故为谦抑,一份自得之情已在这字里行间了。

民国14年春,袁樊与金倩眉女士结婚,张謇有长诗《袁生娶于金氏求诗为赋二十四韵》为贺,诗的开头即提及“世累三公贵,门先四姓高。旧支辉氏谱,佳对弁人曹”。次年,冯超然为袁樊订卖画润例,张謇又作《嘉袁生》诗,并有小序云:“袁生(心泰)髫年嗜学,尤致力于诗书画,隽才也。其家境可更为于用世之学,迫而鬻画,亟求自立,非其志,益非余所望于生者,顾亦无以掖之。武进冯君,生所从学画之师也,为订润例示余。余至惜焉,期生终不止是耳。”可见张謇还是比较看重袁氏这名门出身的,他对袁樊因家计所迫而卖画深表惋惜,是因为所寄望于者远不在此。

虽说张謇对于袁樊自憾“无以掖之”,然而看袁樊后来的经历,似乎又与张謇的这份期许不无关系。比如张謇去世不久,其门下士陈琛出任山东盐运使,就招袁樊为记室,甚至鉴于袁樊的妻子金氏忽发脑病坠楼身亡,还将自己的侄女陈佩瑶许作继室。而自山东解任后,袁樊又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秘书,直到1962年移居香港,改为大收藏家胡惠春鉴定书画。这金城银行也与南通大生企业有颇多业务关系。

民国15年张謇病逝,袁樊闻耗有电唁张孝若:“孝哥鉴:猛悉师座生天,惊恸万状,不胜涕泪。吾哥为国为家,务为节哀,敬唁。”并致以挽联:“言侍倏成尘,扫榻款徐,犹低徊曲唱寿人,仰止大川乔岳;心丧忍终古,敲诗怜贾,弥枨触苇杭扬子,重题芳草浮云。”上联追忆亲侍师门,下联则举“芳草”句事,感叹再蒙俊赏。此外袁樊哀意未尽,更作挽诗四首:“风雨曀濠阳,骑麟下大荒。魂招梁甫馆,师表郑公乡。蒿目偏多泪,蓬心用久丧。浩然精爽在,宁复有堂堂。”“皜皜秋阳慕,勋庸勒鼎彞。闻笳歌楚些,杭苇哽梁噫。遗爱思羊祜,怜才说项斯。失声天下恸,匪独尽吾私。”“越岁伤陈迹,抠衣快进趋。辟征遗贱子,哀挽竞诸儒。云札犹存稿,山居未补图。天乎丧吾道,文物黯东吴。”“负笈余生晚,春风感沃聪。万流空仰镜,三立敢歌功。安石因时作,伊川竟道穷。如来最小弟,终古拜南丰。”最末一首连用数位古人作比,用以表示自己瓣香师门之意。袁樊拜识张謇的时间并不最长,觌面的机会也不多,而如此地一挽再挽,也足见两人缔下的情谊之深。

就张謇给袁樊的这册诗文稿,其中除有少量为旧作的移录外,而绝大多数则是直接打的草稿,有的甚至经过了反复的删改。将此草稿本送给袁樊,其目的显然是想示以为文心法,由此也知张謇对袁樊的器重。袁樊得此,自然也如获珍宝,似乎还以此夸示于人。如掌故家郑逸梅《艺林散叶》所记“张季直甲子、乙丑两年诗文稿手写本藏袁安圃处”,就是从朋友圈内听来的。

1954年10月,袁樊从师姊谢林风处借到部分张謇日记原稿,并将日记中能考证诗文稿所见作品时间的文字抄录于册边,抄毕附以跋语,谓此为一大快事,并有“时经卅载,不禁慨然心丧”之感叹。“心丧”是弟子对老师哀悼的专用词,袁樊继挽张謇的诗里用后,又在此一用,说明他对老师的缅怀一以贯之。

就在题此册后9年,袁樊竟不幸遭遇车祸,追随先师于泉壤。他去世后,这册诗文稿还经过了谁人的递藏,我们已不能知。如今它能够回到南通,并将永久地入藏于张謇创办的博物苑,这应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安命之处。


南通道观一瞥

张自强


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创立五斗米道,为道教始祖。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其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移居江西溪县上清镇临清溪龙虎山。唐天宝七年(748),封其十五代张高为祖天师,宋元明清历代尊其道,官其子孙,修府第,“嗣汉天师府”,后传道于江南茅山,修建道观。后有道士来江北胡逗洲(通州)弘道,兴建道观,均属正一派系。南通道教由此传播。

南通道观简介

南通市区的道教宫观,有“九庙十三观”之说,前后共22处。清末民初改作他用的宫观约占半数。1956年南通市区道观总计36座。其中:城中11座,分别为古郡庙、城隍庙、玄妙观、天王庙、华王庙、节孝祠、南上真殿、南关帝庙、大王庙、眼光庙、侯真庙;东门外3座,分别是通明宫、地藏殿、三元宫;西门外6座,分别是龙王庙、天后宫、痘神殿、玉皇殿、将军庙、烈妇祠;南门外10座,分别是籍仙观、东岳庙、昭武院、五圣殿、魁星楼、文昌阁、都天庙、梅观音堂道院、施家庙、药王庙;城北1座,北上真殿(北极阁);市郊5座,分别是白龙庙(嘉宁观)、云秀宫、云岫宫、水关帝庙、祖师殿。现选取几处有代表性的道观介绍如下:

北极阁风景独好

北极阁,又名北上真殿,建于东晋咸和三年(328)。北极一词,则是道教崇拜北极七星之义。民间相传:“通州先有阁,后有城”。北极阁城墙遗址位于濠河风景区的北濠桥桥西,它是南通北城门的遗址,也是南通古城墙的唯一遗迹。原大殿宽13米,高10米,共有房屋45间。供奉玉皇大帝等神(也有佛教的观音、延寿佛)。在长期的佛道演变中,曾一度成为佛寺。北极阁是市区八大著名风景点之一。每年春秋时节,士男信女及游客甚多。

关于北极阁的传说故事有三:一、北极阁后周建州城时,此处北城门,名曰“拱辰门”。宋代州官郭凝,因地处偏僻,北门多盗,下令塞北门,废壮健营。二、为了城北菜农们进城卖菜方便,在北城河南北两岸竖立柱,渡船靠着铁链,便可来往。不知多少年月,铁链受了日月精华,吸了活人精血,成铁绳精了。后龙虎山张天师将铁绳精镇压在北极阁大殿之下。三、军山农民黄朝飏、盛广大起义,约太平军北渡,准备攻占通州城。州官为了求生,就北极阁下的原城门洞处,建成暗道直通城河边的“七佛殿”内,河边放一条小船,如果起义军攻城,州官就从北极阁下暗道,逃离州城。

古城隍庙鲜为人知

古城隍庙,亦名太郡庙,又名江海郡庙,民间俗称“老城隍庙”。位于城中柳家巷北首处新群巷8号,原庙房共计28间(1985年时,约有房屋20间,现有居民住此)。庙内大殿供奉古城隍神像,吴孝子祠供奉吴公孝子神像。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记载:“五代(吴),此地属江都府管辖的静海制置院(系通州前的行政设置)。”此庙原是静海城隍庙,因遭江潮之坍,宋初迁至十字街东首,它是南通最古老的城隍庙。

新城隍庙观领通城

城隍庙,于市区十字街东首,又名郡庙、邑庙,俗称“新城隍庙”。此庙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明景泰后及清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

城隍神之奉祀,古人有始于尧、始于汉诸说,有史可证者,约在南北朝。从隋唐开始渐以“正人直臣”奉之。通州城隍一说为自然神崇拜。亦有尊汉淮南王英布为城隍者。明代又传郡人顾养谦大司马之孙顾国宝御史为通州城隍神。此庙最初规模不大,以后逐渐扩展,坐北朝南,房屋原有171间,新中国成立后尚余117间。庙内有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书写“崇川福地”巨匾。它是南通最大的道教庙宇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道教庙观。元、明、清三朝,城隍庙的住持多次担任道政司,统领通州地区的道众。

90年代末,市政府决定将城隍庙迁建于濠东绿苑北首、濠河之畔。从仪门、甬道、拜殿及元辰殿、财神殿、东西两庑均按原样重建。继建有山门、戏台、后宫、文昌阁、药王阁、前后东西厢房、耳房、东西迴廊,均为砖木结构,平房简瓦,古色古香。布局严谨,庭内绿化,仿佛江南园林景色。

迁建后的城隍庙,地处濠东路与濠北路交接处,庙前是林茂竹翠、幽雅秀丽的生态园林;庙西濠河波光粼粼,柳浪闻莺,游人泛舟漫游于濠河之上;庙内道教音乐清彻悠扬。正可谓:“崇川福地赏道乐,濠河泛舟闻清音。”

道观丛林玄妙观

玄妙观,原名天庆观,位于市中心仓巷。明《万历志》称:“宋天庆二年建,因名天庆。”元至正五年(1345)重建,改今名,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道正司于内。明崇祯年间(1628~1644)重修,清康熙九年(1670)修。道正司管辖通州100多所道教庙观,除城区外,还有石港镇三元宫、城隍庙,平潮通明宫以及西亭、兴仁等地道教庙观20多座。另外还管理着众多的在家道士。皇帝、皇后生日时节庆典设在三清殿,悼念设在玉皇楼。观内正殿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玉皇楼供奉玉皇大帝、昭武院供奉温公元帅。观内有七房——餐霞阁、斗姥宫、自在居、吕祖阁、祖师殿、昭武院、土地祠,共有房屋280间。玄妙观为古代通州城内最大的道观,曾拥有庞大的建筑群落,可谓南通道观丛林。新中国成立前后,该观西北部仍留有斗姥宫、餐霞阁,以及东边的歌祥巷内的自在居。层楼式玉皇殿及其月台、6株古银杏树保存至今。

籍仙观有名无实

籍仙观,亦名三官殿,又名灵官殿,位于南门外三官殿巷朝南,后周显德五年(958)建。观内正殿供奉木身灵官,斗姥宫供奉斗姥、二郎神、土地、痧痘二神。民国2年(1913)春,因火灾烧去大部分庙宇。民国5年部分改为有斐馆。民国16年、民国35年该观募缘修理。1958年庙观全部改建有斐馆,即今新有斐饭店址。

如城首观灵威观

如皋灵威观,初名祖师观,位于如皋城北厢,宋代政和元年(1111)修。灵威观在全市30多处道观中位属首观。灵威观原属武当道派,民国以后,正一派道士住持,灵威观加入上海中华道教会为团体会员。全观有殿堂14座,住房、斋堂、库房、医室、药房、棺栈、赈粥厂等殿堂、轩宇、楼台、院舍共200间。灵威观曾三次放戒,规模空前。1990年灵威观经当地政府批准修复开放。

在元、明、清三朝,南通道教发展稳定。而清末民初,道观被改办学校、工厂或移作他用的约占一半。如嘉宁观改为图书馆,痘神殿开办崇德小学,大王庙变为通师三附,玉皇殿建成跃龙桥小学,昭武院办成医学院,法轮寺小学迁入灵官殿,时大小观堂22处。现在南通市地域正一派道士约有千人。各庙观道士主要靠香火维持生活。散居道士应斋主邀请去吹打、放施食、念经收取酬资,进行活动。道教的音乐、舞蹈、壁挂、刻纸、剪纸等,均是江海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加以保护、创新,发挥其正能量。


工业文化——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德山


江海文化延绵数千年,其“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特质日益显现,初如清风徐来,渐似浩荡春风,吹拂世代江海儿女心田。江海文化顺应工业革命趋势,并与之共同催生了工业文明,孕育了工业文化。以先贤张謇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启机器大工业生产为标志,南通工业文化应运而生。

工业文化,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积淀,并渗透到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的统一体。不仅包括工业产品、机械装备、工业建筑等物质文明,也蕴含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管理制度等非物质文明。对此,南通工业经济作了生动演绎。物质文化层面上,南通从往昔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材料兼用工矿原料,填补传统产品门类,发展到当今以工矿原料为主,并勇于采用高科技材料,利用江海资源,开发蓝色经济,猛攻中高端产品。制度文化层面上,从众多企业规范员工行为、正常生产秩序的成套规章制度,到全市性空间布局、产能调控、节约能源、生态环保等系列措施规定,都是制度文化的结晶。以质量管理为例,南通在全国首创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引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增设。激励企业制定产品质量标准,至今已有175家企业主持或参与制定了674个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天科技还建立了国内首家知识产权银行。工业企业担纲科技创新,发明专利拥有量连年位居全省前列。这些都意味着南通市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把开发生产名优产品当作增强体能修炼人品,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话语权。精神文化层面上,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也是工业文化的摇篮。在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南通市涌现出众多优秀企业文化,如江苏大生人的担当、中天光缆人的执着、中远川崎人的创新、醋酸纤维人的严谨、黄海汽配人的精细、联发集团人的视野、叠石桥家纺人的包容、建筑铁军的拼搏等。如此显性表达工业文化的核心部分工业精神,展示其内涵就是对科学规律的尊崇,对规则、制度、标准、流程的坚守,对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经营哲学的探究。

工业文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形成发展,反过来,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工业文化又推动着工业化进程。从近代张謇踌躇满志,把南通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到现代几度崛起,1980年一举成为全国工业经济效益名列前茅的明星城市,1984年赶上沿海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头班车;再到21世纪初跻身国内生产总值超千亿、财政收入超百亿城市俱乐部,近年相继荣获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全国质量强市、知识产权和十佳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等殊荣。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6000亿元、财政收入超600亿元,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人们在为之惊羡的同时,也在寻思其原动力。只要深入观察分析工业化的原理和要素,就不难看出,工业化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物质财富的扩张,还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精神文化的跃升。这种变化产生软实力,亦即工业文化。一个多世纪来,南通工业文化已然成为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文化。

工业文化从唐家闸大生纱厂走来,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生动诠释并接续升华了从海安青墩文明走来的江海文化,成为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这样的评价,不仅因为南通工业经济长期以来是个大块头,工业GDP占整个GDP的半壁江山;也不仅因为南通城镇集体以上工业从业人员人多势众,占全市城镇集体以上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强;还不仅因为承载着老百姓从工业经济改革发展中分享实惠的期盼。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工业文明、江海文化滋养了工业文化,而工业文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又不断赋予江海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为江海文化的拓展和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江海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加以说明:

工业文化崇尚国家情怀,为江海文化铸就灵魂。南通的工业文化为江海文化铸魂,竖起了三座丰碑。

第一座丰碑是状元办厂。张謇于1894年考中状元,当上了翰林院修撰。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加重了国家存亡的危机。他感到国是日非,在发展新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潮流影响下,弃官回乡,带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主张,开始兴办机器大工业和近代文教事业。当时,直面棉花出口、棉纱棉布大量进口的窘况,张謇无比愤慨地说:“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于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摘自大生纱厂《厂约》)1895年着手在唐闸镇筹办大生纱厂,历尽艰难于1897年破土动工,1899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棉纺织厂之一。后来,毛泽东在提到中国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父教育、母实业”,是张謇当年提倡救国立国的重要理念,也成了南通工业文化诞生的重要基石,并延续发展为江海文化的鲜活灵魂。

第二座丰碑是工人护厂。南通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大生资本集团策划将机器设备迁往港、澳、台等地。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纺织工人提出“保厂如保命”的口号,与之展开英勇斗争。大生一厂员工把所有扳手、榔头藏了起来,还联合天生港码头工人,坚决做到“不拆、不卸、不运”,挫败了反动派破坏工厂的阴谋。纺织工人受红色基因浸润,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保厂如保命”的口号为国家情怀、民族情结增添了深厚底蕴。

第三座丰碑是复工开厂。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了,工人阶级站起来了。南通的解放,为推进城市工业化扫清了制度障碍。党和政府把复工复业作为接管城市后的首要任务,2月3日即派出工作组进驻重点企业,发动工人群众,率先恢复生产。在大生一厂等单位的带动下,全市工厂商店十八天复工复业。紧接着,开展劳动竞赛,实行公私合营,从而揭开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国民经济的序幕。“当家做主,思变图强,感恩于党,报效祖国”的觉悟和行动,又一次袒露了工人阶级的国家情怀,使江海文化成为建设新南通的强大精神动力。1956年2月的一天,在招待全国政协会议代表的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大生纺织公司资方代表张敬礼,充分肯定了南通的成绩。

工业文化彰显自强意志,为江海文化增强定力。南通在过江通道没有打开前的很长时期内,居于江东一隅,交通受阻,信息闭塞,国家投资甚少。这种环境使具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江海儿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内涵发展道路。有三个时间段,表现尤为突出:

一是50年代后期大跃进,乘势而起。工厂企业在填补工业缺门的同时,开展“比学赶帮超”增产节约运动,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例如醋酸化工厂开辟了中国醋酸裂解法制双乙酰酮崭新路线,化工部以该厂醋酐工艺为基础,制定了部颁标准。靠木棒加大缸发愤起家的磷肥厂创造出“三高一细”新工艺,化工部到南通召开全国推广现场会。

二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逆势而为。在那动荡的年代,广大职工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工业生产秩序基本保持正常,工业产值年均递增1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无线电厂凭借30台自制设备新办晶体管厂的事迹,1969年被《人民日报》专题报道。南通二棉实施涤纶短纤维工程,形成了全市第一条化纤生产线。树脂厂自己动手建成年产1500吨聚氯乙烯树脂和年产5000吨电石项目,轻工部为此到南通开现场会推广经验。农药厂以工艺革新带动农药生产,烧碱产量突破万吨,有机磷农药产量近万吨,可比产品成本下降10.7%,化工部再次把全国会议放在南通召开。

三是改革开放头三年,蓄势而发。1979~1981年,广大职工把经济搞上去的热情迸发出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积小胜为大胜,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部分的80%以上通过技术改造获得。这3年,国家给南通市地方工业投资仅有5400多万元,而同期南通市上缴国库的积累高达8.85亿元。南通被列入首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后,统筹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资金投入路子变宽了,但凭借着工业文化注入的定力和韧劲,广大企业和职工的拓荒风骨和顽强斗志丝毫不减当年。

工业文化弘扬创新精神,为江海文化开拓源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也是地域文化拓展的不竭源泉。这方面作为工业文化创造者们的事例不胜枚举。说远一点,大生纺织儿女以“不怕厂老人老机器老,一定要压倒美国佬”的豪情壮志,在19世纪旧设备上大胆革新,创造了棉纱单产43.5公斤的奇迹,纺工部专门到南通召开经验交流会,《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给予报道。随后,对老旧设备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移植采用32项比较成熟的科技成果和新技术,到1977年建成一个2.3万锭新型纺纱车间,率先达到国内棉纺业先进水平。大企业如此,小企业亦不示弱。无线电二厂充分发挥工人聪明才智,革新成功271个项目,自制设备94台,主要产品生产基本实现单机自动化半自动化,产品品种从4个发展到58个,并成为全市电子仪表行业产品出口最早的企业。四机部到南通召开全国学大庆表彰大会,授予该厂技术革新先进企业称号。

再说近的,地处黄海前沿的如东靠海吃海,从2003年开始涉足蓝色经济领域,12年间建成风电场10座,县域装机规模名列全省第一,一跃成为全国首个超百亿千瓦时的海上风电场,其中潮间带风电装机规模亚洲第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天科技,从黄海边一家亏损10万元的建材企业起家,打拼23年,现已成为中国光电线缆行业规模最大、产品最全、专业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现代企业集团。该集团主动呼应“宽带中国”战略,在实施形成光纤棒技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等三大创新工程后,挺进海洋装备领域,相继开发出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胶带缆等全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50%,满足了国内电力、油气、电信、军方等不同用户全方位需求,并出口意大利、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天科技坚守掌门人薛济萍关于“智慧制造、精细制造”的全新理念和行为自觉,像其他创新型企业那样从一个侧面光大了工业文化,开辟了江海文化新的源泉,向世人展示着江海儿女不愧为“弄潮儿”的形象。

工业文化养成精细作风,为江海文化厚植根基。翻开史料便可得知,西汉特别是唐代以来,南通一代代盐民、垦民在与自然界搏击中,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大宗盐产使通州运盐河上“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海门一代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五洲”、染料蓝靛成为贡品、南通被誉为名闻遐迩的土布之乡。说实在的,这些农耕文化、盐垦文化的产物,主要是出自南通先民的吃苦耐劳,经营还较为粗放,甚至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伴随工业化加快推进,“人管机器,机器管人”时代到来,充分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职业操守,严格执行工艺流程、操作规范,工业文化依托农耕文化、盐垦文化沃土结出了精细作风的丰硕成果。

产品质量优劣是检验精细作风的最佳尺子。南通市1979年获得的第一块金质奖产品,是当时全国薄荷产量最大的南通薄荷厂生产的白熊牌薄荷脑,被誉为亚洲之香。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薄荷厂厂长从北京领奖回通,市民们在人民西路夹道欢迎的场景;更不会忘记在鲜花背后该厂注重质量,严谨的工作作风。老陆和小朱师徒俩为了控制好结晶间的冷冻盐水凡尔,对全厂纵横交错的管道和林立的塔罐了如指掌就是典型代表。原通棉二厂生产的朝阳牌3232纯棉阔幅细布,是1980年南通市首批获得全国名牌称号的三只产品之一,这荣誉来自挡车工持续开展的万米无疵布竞赛。在国家停止评比名优产品后,南通市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进发的实际出发,2009年在全省率先从严评比市长质量奖,至今已有中远川崎、中洋集团、九鼎新材等14家工业、建筑业企业获此殊荣。以发扬精细作风著称的醋纤公司,把“负责任、受尊敬、可持续”作为经营管理价值定位,建设以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管理质量和工作质量为核心的全员质量改善文化,保持了工作零缺陷、产品零瑕疵、服务零抱怨、管理零失误的纪录,综合实力、竞争实力始终处于同行业“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2009年获得全市首届唯一一个市长质量奖,2013年又获得首届江苏省质量奖,成为全国质量管理排头兵。

以工业战线为主体的经济战线中许多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动人事迹,一直被传颂。如东黄油枪厂以倒逼成本为突破口,从厂长开始到职工人人拨算盘,坚持开展目标成本管理,经济核算到小数点后6位,年消化增本减利因素1000多万元,连外国人都钦佩。海安鑫缘制丝公司缫丝工谭德凤,为了解决捻丝添丝慢的难题,用比针眼还细的瓷眼练穿丝,2分钟穿16根,比国家标准还多4根。她一干就是28年,2004年在首届全国缫丝工技能总决赛中一举夺魁;2011年她领衔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江苏首批十家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长航南通引航站一级引航员姚泽炎,恪尽职守30年,共引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舶7000多艘次,引航里程70多万公里,实现安全引航零事故,荣获长航十大杰出人物、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江海儿女在平凡工作岗位上表现出的宽阔胸襟和精细作风告诉人们:大气催人开拓,细节决定成败,严谨收获成功,从而为江海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厚植了根基。

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南通工业文化虽然丰富多彩,国家情怀、自强意志、创新精神和精细作风是南通工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赋予江海文化的时代内涵。其实,远非这些,有的还需加以挖掘提炼,有的还需加以培育呵护。以深度信息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悄然到来,正在颠覆着传统的或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南通人民要勇于接受新理念,参与新实践,从中发现、总结、发扬富有时代气息的工业文化。

工业化、工业文化离不开江海文化的熏陶哺育,工业化、江海文化也离不开工业文化的创新拓展。这种哺育与反哺的关系将持续下去,历久弥坚。南通市加快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扎实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科技硬实力固然要领先,文化软实力也同样要先进,两者缺一不可。


江海交汇南通  文化光耀时空

黄正平

江边海滨的城市不少,人类文明常孕育于此,但通江达海城市凤毛麟角。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南通是一座地理位置颇具特色的城市。千百年来,江海交融孕育了这座近代名城。有江有海得天独厚,实在难得。

5000多年前,在8000平方公里的江海大地上就有人类居住,青墩遗址的发现和挖掘证明了此域早先的文明之光。沧海桑田几回变,江涌海潮终使这方土地成为如同江南鱼米之乡的沃土。公元958年城市初建,日渐兴旺。在时间的长河中,南通先民煮海为盐、渔猎耕作,书写着千年艰苦自立的壮丽历史。进入近代,南通靠江、靠海、靠上海的区位优势,开风气之先,铸就“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江海文化得以光耀江北,影响全国,并为世界所瞩目。南通江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地域表现,也为中华文化版图增添了个性色彩,呈现着水域文化、近代文化、创业文化的特质和气韵。

回望过去,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发祥地,依傍内河水网的唐家闸,1895年,清末状元张謇创建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大生集团,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随后,遍布南通的“一城三镇”。依托天生港等诸港口,张謇又跨越万里长江,把经济社会的触角伸向了近邻的开埠城市上海,逐渐又走向长江中下游流域诸地,并走向了世界,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辟通城商品和艺术的代表——沈绣的窗口。由内河越江再跨海,形成了闻名中外的“张氏事业线”,这也是南通近代的向外拓展史。

文化是民族和地域集体的记忆,既有先锋人物的引领,也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汇集江南的吴越文化、长江上溯的荆楚文化、内河的淮扬文化,在古代文明基础上,南通江海文化在近代得以整合而脱颖而出,精彩纷呈、生动演绎着中华大地的各民族文化。江海文化是地域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地域形态。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作为第一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南通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启沿江开发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江海联动开发号角吹响江滩与海涂,江上造桥、海岸建港,终成通江达海夙愿,迎来桥港新时代。

海洋强则国强。陆海统筹战略给予南通新的发展机遇。一个个沿海开发区成为内外资投资建设的热土,港产城一体的通州湾欣欣向荣,随日月巨变。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和经略海洋策略指引地处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汇合处的南通,跨江接轨上海、越海走向世界。昨天的创造是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天下南通,“南”通天下,境内3座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南通人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在创造当代文明中迸发出引领风尚的文化活力,并内化为在江海大地上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的强大力量。

依城环绕的濠河绵延流长,与城市共存共生已有千年,恰似少女脖颈上的翡翠项链,给南通增添了灵气、秀气。母亲河长江,孕育了南通的古代文明。166公里江岸线,开启了南通改革与开放的征程。江之尾、海之端,黄海、东海让南通人在江苏最早看到每一天的第一缕阳光。更为幸运的是,216公里黄金海岸线连接起青墩遗址5000多年的文脉,最西北、最古老的海安和最东南、最年轻的启东,齐奏充满朝气的海洋经济与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曼妙的交响乐章。流淌的濠河水见证,耸立的支云塔见证,南通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文化是古今、中外融合的体现,又是表里、多元统一的呈现,需要世代接续创造、不断丰富累积。江海文化是古代传统、近代辉煌、当代创造的结合与统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作出张謇时代建设和经营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陆空视察后,定位南通“扬子第一窗口”。20世纪末,多次考察南通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誉这座城市为“江海明珠”。

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创新,他精辟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工业难以长久。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群众基础的江海特色文化,将引领南通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前行,创造超越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南通年俗——灌香肠

许德忠

香肠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腌制肉食品,灌香肠的风俗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历史。一向看重春节的南通人,每到春节前,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腌制一点香肠,这是过年必备的年货之一,是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过年习俗。长寿之乡的如皋香肠更是闻名全国,可与广式香肠媲美,被称为如式香肠。

平日里,各大超市都有香肠卖,想吃就买几根,很方便。然而,南通人每到过春节缘何要自家腌制呢?这是因为:一方面,过年吃自制的香肠,已成为南通人传统习俗,流传至今;另一方面,自家腌制的,都是亲自挑选的上等好肉,配料按各家人的口味,偏咸或偏淡或偏甜而定,各取所需。

按习俗,过年前一个月就陆续开始灌香肠。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过去,冰箱没有普及时,一般都要等到寒冬腊月才腌制。这时气温最低,灌好后挂放在后窗口,不易变质。“大雪”节气过后,天气渐冷,温度跌至冰点,正是灌香肠的好时候。漫步在大街小巷、新村小道,总能看到有新腌制的香肠挂在那里晾晒。

南通人所说的香肠,一般都是猪肉香肠,自家灌香肠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首先是要选购上好猪肉,这是主料,瘦、肥肉比例通常为8∶2。买回家后,去掉筋膜,用水洗净,抹干表面水分,切成小条块,拌匀,待放作料。其次是选购肠衣,按每10斤猪肉配1两肠衣的比例选购。购回后,将肠衣用温水泡软、洗净,不能浸得太久,以免灌时破裂。晾干后备用。第三是备好小工具和辅料:工具备有一个漏斗、一根缝衣针、少许鞋底线等;辅料备有盐、白砂糖、度数较高的大曲酒和适量味精、姜葱汁、五香粉等。第四是主辅料比例,按每10斤猪肉配调料:盐2两、白砂糖2两、大曲酒2两和适量味精、姜葱汁、五香粉等,或按照各人口味,适量调整。有人喜欢加一点葡萄糖,可使腌制的香肠变红,更容易引起食欲。最后将主辅料充分拌和均匀,以便调料慢慢渗透到猪肉里,约放置半个小时后即可灌香肠。

香肠虽说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一学就会,但程序较多,也很讲究操作技术。灌香肠时,将肠衣的一端用鞋底线扎牢,其另一端套在洗干净的漏斗小口上,然后将调好味的肉块,逐块装入漏斗大口中,用手指轻轻挤压漏斗中的肉块,使其慢慢滑入肠衣内,边灌边挤压边往肠衣末端抹,但挤压时不宜过分使劲,以免挤破肠衣,如有挤破,就得换肠衣。就这样边装边压边滑入,有序行进。这一根灌满后,再用消过毒的缝衣针,在香肠外围各处穿刺,有利排出肠内空气和水份,并将肠衣内的肉挤紧实,再将另一端从漏斗上取下,用线扎牢。然后将两头预留的线打个结,便于晾挂,一根精美的香肠就制成。现在有的家庭购置了小型的家用灌香肠机器,操作起来更加方便。将灌好的香肠放在阳光下晾晒五六天后,移入室内,放在通风处风干即可,不能晒得太干,否则口感差。将风干的香肠用食品袋分装成一袋袋的,放进冰箱速冻或冷藏,随取随可蒸煮。


四安地名的由来

吉春发

南通市通州区西腹地的四安镇,以前叫做陈家酒店。其地名由来,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相传,很早以前,范公堤以西一带全是河汊纵横、芦苇丛生的荒地。此地原有一条自然形成、弯弯曲曲的龙游河,是连接南通城、新地(兴仁镇旧名)、运盐河、阚家庵、陈家酒店(四安镇旧名)、姚家渡、蔡坝河至石港渔湾的水上要冲。明朝末年,一些逃荒的人在龙游河两岸开垦种植庄稼,搭起草房建家。

金沙西北部二总渡有一位自强不息、勤奋创业的陈老翁,携带老伴及儿子陈安郎和童养媳陈四娘等家人,搬迁到龙游河岸畔的木桥旁,用毛竹做桁条,葵花杆、江芦当椽子,芦苇柴编成网障,烂泥筑起围墙,茅草封盖屋顶,搭建了两间简陋的店堂。堂前竖起“陈家酒店”的旗牌,向客人供应自酿美酒和乡土风味的菜肴。当年,陈家小炒味道好,酒店特酿扑鼻香,但因刚刚开业,生意一般,收益微薄,难以发家致富。于是,陈老翁敦促儿子陈安郎攻读古籍,出入仕途,振兴家声。其后,陈安郎考录为官吏,在外任职,薪水富足,经常带些银两,资助家业营运,奉养二老度日。陈家为发展酒店,适时添置店用餐具,采购时新粮谷,以独特的工艺配方,酿造出一批又一批色泽清碧、醇浓润喉、价廉质优的曲酒和米酒,以供客人品尝。从此,这家酒店成了过往船夫的歇脚点。行船的、运货的、赶集的、过路的人都喜欢来此喝上几杯好酒,有时客人酒钱少一点,也不计较。

光阴如梭,人生似水。不久,陈老翁生病去世,老婆也风烛残年。此后,陈家酒店的经营买卖、打酒炒菜、招待宾客等诸般之事,全由陈四娘一人主持忙碌。陈安郎在外任职,陈四娘年近50也未有身孕,十分盼望有个后代。有一年的中秋节后半夜,陈安郎与陈四娘酣睡在梦乡中,忽闻大门外有一阵阵婴儿啼哭声,夫妻俩惊醒开门四顾,只见家门口一个竹篮里放着一个婴儿。夫妻俩将可怜的婴儿抱回房间,安顿在温暖的被窝里。天亮后打开包扎婴儿的棉袄细看,是个漂亮的女孩,但腹部生着一些细小的痘痘。明知婴儿有痘疾,却也收留了下来,取乳名叫灵芝,当作亲生女儿般的精心抚养。灵芝不觉年龄将达“二九”,面貌虽俊美,但痘症却漫延到手皮上,虽是到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客人见此,害怕传染,不敢接近,上门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少,酒店生意日渐清淡,致使储存在屋后墙角阴暗处的一缸陈年老酒无法销售,又因忽视管理,常见一些虫类在酒缸盖、沿缸边上下爬行,有时坠落酒缸中,下沉死亡。为避免客人嫌秽厌恶,陈四娘埋言心底:“这缸老陈酒千万不能卖于客人饮用了!”

且说,灵芝看到家况如此衰落,这与她身患痘症有关,一时想不开,便要自寻短见。一日,她见养母在屋外打扫卫生,就偷偷地走进屋后,登上酒缸边,将草绳系扣在二梁葵花杆上,套住颈项寻死。谁知,草屋年久失修,葵花杆腐朽,挂不起人重,刹时杆断人坠,扑通一声掉进酒缸里。正在屋外扫地的陈四娘,循声回屋,只见灵芝正在酒缸中翻滚,急急忙忙将女儿救起。奇怪的是,约莫三五天时间,灵芝腹部与手皮上的痘痘逐渐蜕皮。全愈后的灵芝体如出水芙蓉,貌似下凡仙女。灵芝痘症一好,家中酒业又兴旺了起来。

再说,当地有一个地痞泼皮落腮胡须、猴面生疱、身长烂疮、肤如沙鱼,人们背地称他“张三癞子”。他时常游荡于集市店家,喝杯米酒,不付分文。行人都望而生畏,生怕招惹是非,远离避让。多年以来,张三癞子经常到陈家酒店来喝“白搭酒”,总是不给钱,陈四娘也不计较。

是年,镇北街姜家大院举行说书、唱戏、杂技等汇演盛会,人群簇拥,热闹非凡。盛会期间,陈家酒店也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张三癞子又到陈家酒店,想喝杯“白搭酒”。这天,酒店里宾客满座,他只好坐在角落里,等候多时,不见陈四娘来送酒。他酒瘾发作,坐立不安,便偷偷取来一只瓷碗,到屋后的酒缸里舀了一碗酒,一饮而尽,抹抹胡须,踉跄而去。盛会热闹,酒店人来客往,陈四娘忙得不可开交。张三癞子也天天如此,在屋后的酒缸里舀酒自饮,几乎每次喝得酩酊大醉。不久,张三癞子身上的疱疮症倒也日益消炎、脱皮、治愈。于是,他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王母下凡到酒店,祈福消灾真是灵;仙酒化疗治我病,人求仙方保安宁!”消息传遍千家万户,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信以为真,前来敬香跪拜,企求“仙酒”。说也稀奇,患皮肤病的人连日喝上三四碗,搽抹冲洗五六次,就会脱痂愈合,长出新皮。起初,陈四娘也同感酒奇,为慈善济世,忙碌赠送“仙酒”,一大缸陈酒所剩无几,这时缸底露出了蟒蛇、蜈蚣、蚂蚁、壁虎、地鳖虫等“酒中诸神”的遗体。至此,“仙酒”之谜全然揭晓,原来这是一缸库存的药酒。其后,陈四娘按照此配方精酿药酒,专供患者治疗癞疮毒症,疗效显著,百姓信任如神,传誉乡外。

陈安郎衣锦还乡后,又扩建了陈家酒店。陈四娘与养女灵芝及女婿合家经营酒业,热情服务百姓,吸引了许多人到此定居,人口渐多,自然形成了一个商贸集市。人们为纪念陈四娘的药酒奇迹,将这块地方尊称为“陈家酒店”。陈安郎、陈四娘夫妇去世后,当地老百姓为铭记他们的慈善功德,特地在龙游河陈家酒店处建造了一座小型的古庙,香火旺盛。据传,灵芝百年之后葬于龙游河支流的蔡坝河畔,人们为了永远纪念她,特地把蔡坝河上的一座桥称为“灵芝坝桥”。

日月辗转,乾坤变幻。清朝光绪年间,通州知州以石港、西亭、兴仁、刘桥四地为界,以陈家酒店为中心设镇,结合陈家酒店“药酒”创造者陈四娘与陈安郎两人名中的“四”与“安”二字,取名为“四安”。


南通古代的沙洲

陈 炅

南通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北部,全市范围内除北部里下河地区外,其余都在广袤的江海平原上。五六千年前,南通大部地区还是茫茫海域,海安西北部青墩一带已经成陆。四五千年前那里曾经被海水侵蚀,后何时出水,于史无徵。如皋一带出水后,其地势高亢,是现代地理学上称之为扬泰砂咀的东端。江海平原是冲积平原,汉代以后到北宋中期,南通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曾有扶海洲、胡逗洲、东布洲等沙洲与大陆连接,清朝末年,又有一批沙洲连上了大陆。四次大规模的长江北岸近岸沙洲的并接大陆,江海平原展现在辽阔的长江三角洲上。



如东古沙洲──扶海洲

汉代,海陵(今泰州)的东方大海中有一片沙洲,史书上称为扶海洲,其位置相当于今南通市的如东县境。扶海洲的名称于正史中不见记载,西晋张华编撰的《博物志》中却留下了这个沙洲的名称。对扶海洲的地理位置做出判定的要算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为最早了。他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认定,海陵县以东百里,汉时“有长洲泽,又东有扶海洲,今湮”。顾祖禹写其著作时,扶海洲早已与大陆连为一体,说扶海洲“今湮”,就是指这种状况。长洲泽为海陵县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湖沼地带,扶海洲在其东,准确位置于史书中没有记录。对于扶海洲,古代通州(今南通市区一带)的文人曾有过误解,多年来把通州当成扶海洲的所在。因此,许多文人墨客把“扶海”题名记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扶海洲与扬泰砂咀(旧称蓼角嘴)间有一条夹江,公元5世纪,扶海洲逐渐发育扩大,夹江在南北朝时期渐渐湮没,沙洲与其西边的大陆连接了起来。这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连陆大并接。这次大并接使扬泰砂咀向东延伸了50多公里,可达今如东县长沙以东。5世纪时,海陵以东曾设立一批县级行政建制,如蒲涛、临江、海安、如皋、宁海等,这些县后又分别裁撤,到唐代并入海陵县。



胡逗洲的演变

南北朝时,海陵县的东南方有一块沙洲,这块沙洲《梁书》上称壶豆洲,《南史》记作胡豆洲,唐代为胡逗洲。按照历史自然地理的测算方法,沙洲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开始在水下孕育了。

沙洲阶段的胡逗洲,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南通市崇川、港闸两区及通州区西部一带。沙洲四边环水,洲上水泊、河道交织,封闭的环境与农渔盐生产的自给,使沙洲境内民风淳朴。沙洲的东边还有南布洲、长沙、东社洲等较小的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

唐末五代,胡逗洲上有静海镇,姚氏建立地方政权,先后归属吴国与南唐,其首领有姚存、姚制等。后周显德五年(958)后周军攻占淮南,在这里设立通州与静海县。通州州治驻静海,管辖静海、海门两县。

唐时胡逗洲上有许多盐场,居民多数以煎制海盐为生计。这些盐场一直到胡逗洲连陆以后还长期存在。宋初的通州有利丰监管理制盐业,州治东有金沙、西亭场,西有永兴场,东南有利和场,北有石港场,盐场环绕分布在州城四周。

胡逗洲与其周围的小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太平寰宇记》称,唐天祐年间(904~907),洲北的横江逐渐淤塞,胡逗洲逐渐与海陵大陆涨连,这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长江北岸延伸到今余西一带。这次沙洲连陆致使黄海海岸线内凹,掘港、马塘、石港、金沙、余西一线连成凹岸,黄海在胡逗洲与海陵大陆间形成一马蹄形海湾。地理学上称三余湾,其西部顶端在今通州区的石港,时下石港的“渔湾”应当是它遗留下来的水道。南宋末,文天祥从石港东出南下的“卖鱼湾”就在这里。这个海湾直到清末才全部淤积,成为陆地。


宋初海门岛及其组成

海门岛的名称首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北宋初长江口诸沙洲的总称。海门岛有两个主岛,一为东布洲,位置偏北;一为顾俊沙,在东布洲的南方。北宋初的海门县就是建立在这些沙洲上的。东布洲的位置在今启东市北部,吕四以东、以南一带。海门岛除这两个沙岛以外,还有一些小沙洲也是它的组成部分,名称失考。因此,从自然地理角度理解,海门岛实际上是群岛。这些沙岛因处于江口海域,成为海盐生产要地。

东洲与布洲是长江口的两个较大的沙洲,渔盐业生产基地,这里一度成为五代吴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它们雄踞江口,犹如出入江海的门户,控制海上交通,为兵家必争之地。10世纪前期,为姚氏地方军事集团控制,因其处于地理要冲,南方吴越政权经常与吴国发生争战。《资治通鉴》记,后梁贞明四年(918),吴越大举伐吴,吴越战船500艘进抵东洲,吴越水师大败吴军,缴获战船400余只。第二年,两军又在东洲及狼山海一带交战。布洲的开发晚于东洲。五代吴大和年间(929~935),有个蒋司徒到布洲教民煮盐,此后布洲逐渐繁荣,成为吴国盐业生产基地。

东洲和布洲的位置比较接近,由于长江对泥沙的搬运作用,两沙洲约在10世纪中期并接,并洲后的大沙洲称东布洲。与史料中的写法并不完全相同。在《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均记作“东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记为“东北洲”。马端临依据宋代资料,对这个洲名做了考订,在其巨著《文献通考》中记作“东布洲”。此后,明清史料中均同此说。

长江口的这些沙洲并不稳定,顾俊沙后来坍没,而东布洲则不断扩大。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通州大陆连了起来。于是,海门岛由于其主岛的连陆而失去岛的形态,成为历史名词。东布洲与通州大陆连接后,长江北岸砂咀扩展到现在的启东市的东部一带,其东南顶端古称宋蓼角嘴。东布洲的连陆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东布洲与通州大陆涨连后,海门岛的名称渐渐被淡忘。清代陆进《海门岛赋》:“烟波杳霭,锦禽籍此以栖迟;浊浪排空,樯乌因之而托寄。戴青山畔,西僧以此安禅;吕四场边,仙侣于兹游戏”,生动地追记了当年海门岛的境况。



通崇沙洲群

通崇沙洲群泛指18世纪以后通州及崇明县境在长江口的诸多沙洲。其位置约在今海门、启东两市的南半部。

宋初海门县是长江口北岸的一个大县,起初有户口120里(明代一里有110户),三乡一镇。宋元以来,海门县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县城屡遭江潮巨涛冲击而多次被迫迁移。从元至正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300多年间,海门县多次迁移县城,县境除吕四一角外,几乎没有土地了。于是,只得割借通州清干乡部分土地作为辖地,维持残局。清康熙十一年,海门县裁县为乡,并入通州。古代海门县在历史上仅存714年。长江在吞噬海门境土时,通州东部的利和、余中等盐场也被江潮侵蚀殆尽,金沙镇以东到吕四,呈一东西长、南北狭的半岛,凸入海中,蓼角嘴北移到了吕四以东。

清代,通州东南、崇明岛以北的长江北支水道中,出现了数十个沙洲,这片水域原为海门旧县范围。新沙出水,通州、崇明县两地以及江南的农民纷纷登陆,进行围垦。新沙变良田,吸引了大批垦民登沙围垦。由垦民争地而引起的纠纷不断,于是江苏巡抚报请清廷设立海门厅,归江苏省管辖以平息争沙纠纷。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通州、崇明两地划天补、南安、裙带、藤盘、日照、复兴、半洋、大安等40个沙洲建立海门直隶厅,这个海门厅就是现在海门市的前身。

海门设厅后,东南海口附近又涨出了一些沙洲。这些沙洲接近崇明县,多由崇明人移民开垦,归崇明县管辖,一般称为“崇明外沙”,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惠安沙。乾隆中叶以后,惠安沙四周又有新沙涨出,如永丰沙、永泰沙、永兴沙、永旺沙等。海门厅诸沙洲及崇明外沙间有较宽的水道相隔,清光绪年间(1871~1908)这些沙洲终于和通州陆地连成一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崇明外沙中的惠安沙、连升沙、杨家沙等沙洲逐渐同大陆相连。1928年,在崇明外沙设立启东县,南通的境域大体形成。


资  料  翔  实

——《启东市志(1986~2005)》的一大亮点

何惠斌


资料是否翔实历来是方志界和志书运用者评判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启东市志(1986~2005)》所容纳的丰富、准确、翔实的资料,是该志书的一大亮点。

本轮修志,我有幸承担《南通市志(1983~2005)》的总纂,因这个缘故,与《启东市志(1986~2005)》的主编、总纂等有过多次业务交流,对《启东市志(1986~2005)》在编修过程中准确运用资料的严格态度有所了解,并视他们为我学习的榜样。

以全面、客观、真实的资料反映启东全貌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编纂一部志书,必须以资料为基础。从编修工作一开始,启东市史志办就把资料征集工作放到重要位置上,通过全面发动、专题培训等办法紧紧抓住资料征集工作不放。据《编修始末》介绍,2006年6月《启东市志(19862005)》资料征集工作启动,至年底,乡镇初稿来稿率达80%,部门初稿来稿率超过50%;至2008年底,各承编单位的初稿或资料基本到位,征集文字资料3000多万字。成书后的《启东市志(19862005)》总字数为250万字,征集资料字数与成书文字字数比例为12∶1。对于志书而言,字数与质量不一定成正比,卷帙浩繁而资料性不足,肯定算不上一部良志,但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启东市志(19862005)》的编纂者们才能沙里淘金,挖掘出全面、客观、真实资料以反映启东在断限记述范围内的历史和现状,构成整部志书的鲜明特色。

编修过志书的同志都知道,一部涉及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变化的综合性志书,记述时极易出现篇与篇、章与章之间轻重不均的毛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关资料不足。有些“聪明”的编者无奈之下会采用“资料不足空话凑”,以图达到文字数量平衡,但结果是影响了志书的质量。《启东市志(19862005)》全志设33篇,无论是经济部类还是政治部类,篇与篇、章与章之间文字的量非常协调,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一方面可以看出编者修纂志书的扎实功夫,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手握大量丰富资料,有此基础,自可任由取舍剪裁,不必采取一些自毁质量的“聪明”办法了。

以堪存堪鉴的资料确保志书权威

2015年12月29日,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重要批示:“希望方志人继续发扬方志人精神,志存高远,力学笃行,执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政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也强调:“编修史志,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目的在于“存史、资政、育人”。入志的资料绝对准确,堪存堪鉴,才能起到保存史料为今天和以后的当政者在作决策时提供借鉴,并以志书中记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入传的精英人物教育后代。志书具体编修可以万紫千红,各有千秋,但选择的资料必须是经过严格审核过的信史,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它的“一方之全史”的权威性。

《启东市志(19862005)》的资料来源主要为文字资料和口述资料。文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档案材料和报刊杂志,档案资料准确性较高,但也不是没有差错、绝对可靠,在摘录和使用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笔误。报刊杂志资料因报道时间性较强等原因,差错率更高些,如不加核实即应用,极易带来失误。《启东市志(19862005)》编者对所有入志资料逐一过堂,初稿形成后全面开展志稿审查。总纂合成后,按规进行三级审核,又聘请统计、审计、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出版、摄影等专业人士对志稿的数据、文字、图片进行核实把关,确保事事有据、件件属实。在正式付印前,启东市史志办再度组织力量进行校对,花4个月校了5稿,千方百计减少差错。在最后阶段,仅外聘老同志就帮助纠正大小各类差错600多处。

口述资料,能弥补文字资料之不足,为志书提供所需的大量鲜活资料。据了解,《启东市志(19862005)》收集应用口述资料较多。口述资料因提供资料者个人所处位置及记忆等原因,难以做到完全准确。对于这样的资料,《启东市志(19862005)》的编者们以著信史的专业精神,不厌其烦,坚持找多人调查,反复核实,在确保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方予以采用。当然,做好这些工作相当费时费力,本书主编和主纂者对书稿的负责精神,令人起敬。

以地方特色资料提升志书的质量

二轮修志,各地确定的上下限记述时段基本一致。在同一时段内,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志书记述如何避免雷同,一直是方志工作者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可以设想,如果出版的志书都是一副面孔,哪还谈得上起“存史、资政、教化”作用?《启东市志(19862005)》很好地处理了一般资料与地方特色资料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多地选用地方特色资料入志,使《启东市志(19862005)》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效提升了志书的质量。

在地方特色资料的运用上手段、方法多样,凸显了编者的驾驭能力。启东市是江苏省最东南端的一个县级市,濒江临海,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发展海洋经济与渔业具有独特优势。志书不仅在综述中把海洋经济作为快速发展的特色产业进行记述,并专设第八篇《海洋与渔业》,通过“渔场渔港”“捕捞与养殖”“水产品加工与名优水产品”“水产品质量管理”“渔业科技”“渔业管理”“海洋管理”共7章进行详细记述。中国正在向建设海洋强国努力,一个面向海洋的县级政府发展海洋经济与开展海洋管理的实践通过志书记述下来,不仅使志书具有了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也一定会产生重要的“资政”作用。

第十篇《电动工具业》的升格设篇更显见编者匠心独具。启东的电动工具业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宁、天汾乡的小五金业,后一路发展,逐步形成以天汾镇为中心,周边吕四港镇、兆民镇、志良镇乡镇农民参与,遍布全国各地4万多人的电动工具营销大军。进入21世纪,启东形成生产、销售、出口电动工具产业集群。2005年,启东电动工具产业占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蜚声海内外,启东成为电动工具之乡。电动工具产业独立成篇,通过记述启东从本地市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发展机遇,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一定会加深读者对启东经济发展的深刻印象。

有些极富地方特色的资料,《启东市志(19862005)》通过前置、详记等方法加以记述,如建筑业、教育等,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说,《启东市志》充分挖掘采撷地方性独特资料的编纂思想,体现在整部志书各个篇章的记述中。正是大量深具地方特色资料的运用,才使志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成为一部可圈可点的良志精品。


奋进的南通

——2015年发展亮点回眸

2015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一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围绕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强富美高”发展定位和“五个迈上新台阶”重点任务,实施“八项工程”,着力推动经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胜利完成了“十二五”目标任务,为“十三五”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在推进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方面

1.GDP突破60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600亿元,总量分别居全国地级市第十位、第五位。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税占比达到83%,居苏中首位。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376亿元,增长12.3%。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315.8亿美元,稳居全省第四位。工业技改投资占比68.6%。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2.55%。三次产业结构5.8∶49.2∶45。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等12项主要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陆海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获准国家级试点,发展载体和改革平台得到提升。继南通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得省委、省政府批准后,2015年12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南通市陆海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点。

3.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正式设立,标志着通州湾开发上升到国家和省战略层面。国家发改委、省政府同意设立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挂牌。

4.全国首家依法设立的地级市行政审批局在我市成立。经国务院同意,省委、省政府批准,南通被列入全国首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城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现全覆盖。

5.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综合考核结果公布,南通居全国地级市第一。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三年复核验收,并获批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试点城市。

6.叠石桥国际家纺城被列入国家市场贸易采购方式试点,成为全国第二、全省首个试点单位。试点获批以来,对外贸易便利化程度大为提高,已新增注册外贸经营户1200多家、船代货代300多家,以市场采购方式从叠石桥港通关出口外贸货物超5000万元。

7.南通互联网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正式开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市宽带IP城域网出口带宽突破2000G,成为继苏州、南京之后省内第三家跨上“家门口的国际专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城市,将更好促进互联网经济和智慧城市发展。

8.南通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东盟成为境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中国-东盟建筑行业合作委员会中方秘书处(筹)落户南通。中国(通州湾)-东盟大宗商品贸易联盟揭牌。南通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40亿美元,南通对东盟投资3.65亿美元。

9.各县(市)均跻身全国工业百强县榜单,占全省1/4。如皋、海门跻身“2015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行榜。通州区入选2015年度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榜第30位。

10.建筑铁军再夺11个鲁班奖,占全省半壁江山。全市鲁班奖总数达到88个,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11.全省民企百强榜,南通总数居第二。省经信委、省工商联发布的全省民营企业百强榜中,按照营业收入排名,南通有17家企业入围。

12.沪通长江大桥完成基础施工,转入水上施工。集干线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功能于一体的沪通长江大桥进展顺利,累计完成投资47亿元。

13.宁启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工程成功联调联试,南通进入动车时代。南通铁路运营达到220公里,复线电气化率41%,始发列车13对,途经18个省101个站点,“十二五”期间旅客发送量1260万人。“十二五”期间全市铁路投资110亿元,是“十一五”的3.6倍,2015年完成投资超过“十二五”前三年总和。今后,从南通站到南京站将缩短至1小时50分。

14.高速公路实现“县县通”。通洋高速一期正式通车,结束了仅如东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15.兴东机场开通国际航线,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人次。兴东机场相继开通韩国仁川、日本大阪和台北地区航线。完成货邮吞吐量3.6万吨,在全省9个民航机场中,位居全省前三;全年旅客吞吐量116万人次,位居全省前五位。

16.新增3个一类开放口岸,总数位居全省第一。南通兴东机场成为一类航空开放口岸,洋口港、启东港一类对外开放口岸通过验收,加上已获准开放的南通港、如皋港,南通拥有一类开放口岸5个。

17.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一期工程竣工通航。航道工程竣工后,5万吨级海轮可以全天候直达南通港,10万吨海轮可乘潮进港,20万吨海轮减载可常态化进港。2015年进入长江南通水域10万吨级以上船舶176艘次,全年货物吞吐量2.2亿吨。

18.总投资40亿元的连申线三级航道通航。1000吨级船舶可进入内河,实现江海河联运,内河运输进入万吨级水上“高速公路”时代。

19.首条沿海人工深水航道——吕四港区10万吨级进港航道一期工程通过验收。今后5万吨级轮船可自由进出吕四港区。待二期工程建成后,通航能力将提升到10万吨级。

20.南通开发区中水回用示范工程项目通过验收,攻克制浆造纸尾水零排放世界级难题。该项目是全球首套制浆造纸尾水零排放成套工艺装置,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及水资源短缺地区制浆造纸企业和其他大用水、大排水企业尾水循环利用具有推广示范效应和科技推广价值。

21.2015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成功举办。120多家企业参展,签约项目总投资达23.6亿元。同时,2015台商产业转型升级峰会开幕,400多名台商和台湾青年代表及两岸三地多家媒体参会。

22.新增1家省级开发园区和1家省南北挂钩开发区。省政府批准筹建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省发改委、省商务厅批准,常熟高新区海安工业园为省南北挂钩开发区。

23.南通境内外主板上市企业增至32家。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成为南通第32家主板上市公司。江苏兴农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成功上市,南通市新三板挂牌企业数达37家。

二、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方面

24.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粮食总产量341.69万吨,增长2.3%,全市口粮自给有余。海安县、如东县、通州区跨入全省“亩产吨粮县”行列。

25.获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全市农业基本现代化实现程度持续位居苏中苏北首位。

26.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全面推广农业生产“全托管”经营模式。全年新增“全托管”服务主体500个,服务耕地23万亩,服务农户7万多户,形成粮食种、管、收、储、加、销一体的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

27.南通建国以来单体最大规模水工建筑物工程——九圩港提水泵站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将形成以自流引江为主、动力提水为辅的全新引江供水格局,可以满足全市260万亩水稻插栽高峰期的灌溉用水。

28.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实现县级全覆盖。并成功开通南通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所有交易信息与省级平台直通对接,已完成土地流转交易超20万亩。

29.拥有独立域名的南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南通特色农产品馆上线运营。在淘宝、京东、苏宁等知名网站开设特色农产品馆,已与120家本地农业企业签约网上交易合作协议,代理品种超过700个,培育年销售额20万元的农产品突破120家。

30.全面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目前已有908个行政村全面开展了这项工作,758个村完成测量制图,预计2016年底前全面完成。

31.沼气发电并网在全省率先突破。成功运行全省首个分布式沼气发电并网项目,探索形成了可复制、能推广的分布式沼气发电并网新模式,全年新建12家生猪规模养殖企业分布式沼气发电并网项目,年处理畜禽粪污110万吨,年发电量2300万千瓦时。

32.新增造林面积全省第一。全市净增造林面积13.4万亩,净增数连续三年保持全省首位,预计林木覆盖率达到23.27%,顺利实现省定小康林木发展目标。

33.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效管理成效显著。全市9个行政村获批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省级美丽乡村试点、三星级康居示范乡村累计达78个。通州开沙村、如皋顾庄村获评“中国最美村镇”。

三、在推进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方面

34.南通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南通市继2008、2011年之后,第三次跻身全国文明城市光荣榜,南通市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如皋市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荣誉。

35.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占GDP比重持续攀升。100个全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和10个市区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项目加快推进,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8%,比2014年提升0.15个百分点。

36.“江海文化大家谈”引起热烈反响。市直媒体发起“江海文化大家谈”讨论,各级领导、各方面专家学者、情系家乡的游子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发表文章221篇,江海特色文化引发社会强烈共鸣。

37.南通市民再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海门鑫驰汽修厂总经理王新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南通市获此奖项累计人数达6人。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南京举行,吴锦泉、陆亚萍获助人为乐模范称号,王新获见义勇为模范称号,李庾南、杨凌捷获提名奖。

38.一批优秀文创作品全国获奖。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入选中宣部第三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李新勇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吴建军铁线篆书法《文心雕龙封禅篇全文》入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11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丁洋表演的《变鸽子》获第九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朱程程表演的《梅花三弄》获铜奖。焦宝林的扎染立屏《水浒一百零八人物图》获第12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严荣华的摄影作品《送行》获第25届中国摄影艺术展纪录类金奖。

39.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南通广电传媒集团组建完成。两大传媒集团迈出了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传媒企业的重要一步。

40.市图书馆新馆正式开放。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读书座位1680个,150种报纸、1500种期刊,藏书在原来百万册的基础上再增加10万册。市少儿图书馆同期对外开馆。

41.南通大学顾晓松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学部院士。加上本次增选的其他4位南通籍两院院士,南通籍院士总数达到44位。

42.启秀中学教师李庾南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南通大学周建忠入选教育部2015年“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

43.大陆首家海峡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区在通揭牌。国台办正式批复南通市设立“海峡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区”,并在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揭牌,这是大陆首家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区,也是全国首个海峡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平台。

四、在推进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方面

44.市区竣工安置房278万平方米,安置1.2万户。同时,城中村、危旧房改造新开工项目6个、新启动项目12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保障经济适用住房73户、发放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性补贴603万元,发放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763万元。

45.市区新增5家标准化菜场,南通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的3家标准化菜市场和另2家标准化菜市场建设基本完工,新建成农产品直营店25家。南通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新增50多种“菜篮子”产品,冷链配送中心加快建设,交易额突破100亿元,三度蝉联“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百强”称号。积极推进肉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保障了“菜篮子”的安全。

46.公共交通日趋绿色便捷。全市新能源公交车达到561辆,市区公共自行车达到6500辆,市民绿色出行更加方便。

47.南通入选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市区分级诊疗深入推进,12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实行医药价格改革,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启东成为全省3个综合医改试点县之一。

48.新升三级医院3家,覆盖城乡的15分钟卫生圈基本建成。同时,通大附院等8家医院与21个社区建成医疗联合体,全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3.5%,居全省前列。新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10所,增加护理床位4000张,养老机构建设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49.建立市区长期失能人员日常生活护理和照料保险制度。连续11年增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4年增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启动实施。全市五大保险实际参保率稳定在97.5%。

50.农村人均年纯收入50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全面脱贫。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月420元以上,并实现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做到全覆盖。全市424个经济薄弱村经济收入全部达到30万元以上,其中一半村达到50万元以上。

51.在全省公众安全感考核测评中,南通得分96.33%,列全省第一。

52.全省绿色发展评估南通得分第一。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发布《江苏省绿色发展评估报告(2014)》,南通获得80.8分,列全省第一名;生态文明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公布,在总计6大类18项调查项目中,南通市获得7项第一。实施240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荣获“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和优秀城市”称号。进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行列。

53.市区发放首批“市民卡”。“市民卡”全面加载了医保、卫生、旅游景点、图书借阅、公积金查询等多种功能,并将逐步拓展小额支付、水煤气通信缴费、学生卡等应用,最终实现“一卡多用、多卡合一”。

五、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方面

54.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广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152个市管参学单位、15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结合实际查找“不严不实”问题6300多个,即知即改近5000个。

55.“八个从严”治党体系初步构建。建立党建工作“述评考”制度,落实书记约谈、专项述职、集中抽查、定期评估“四个一”机制,将党建工作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建立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循环整顿机制,165个薄弱村(社区)党组织得到整顿转化。

56.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得到落实。深入创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清示范区”,前11个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53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37人;严肃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党纪政纪处分41人,移送司法机关2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7个,实施问责138人,追究党纪政纪责任79人;查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案件26起。

57.建立市管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制度。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按照不少于10%的比例,对系统随机产生的159名市管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进行了抽查核实,对26名未如实报告事项的对象给予诫勉或批评教育。

58.开展国家级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中央编办发文,明确南通市作为全国首批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南通市以市场监管和城市管理领域为重点,全力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行政执法,在全省率先实现所辖所有县(市)区市场监管“三合一”。

59.南通获得地方立法权,启动第一部地方实体法立法工作。经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包括南通在内的6个城市正式获得了地方立法权,可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南通市首部地方实体法——《南通市濠河风景名胜区条例》起草工作已基本完成基础文本。

60.协商民主建设不断加强。市政协全年组织2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2次主席会议重点协商、6次双月协商和10多次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商以求同、协以成事”成为政协工作新常态。

(摘自2016年1月1日《南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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