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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7年06期

发布时间: 2018-01-03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梁灵光接管

南通县政府前后

许建香

  2014年11月,由南通市委宣传部参与摄制,以新四军抗日为题材的电影《接管》在南通更俗剧院首映。电影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1940年接到苏四区群众团体的电报,要求新四军派兵进驻通如海启地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开辟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段史实而创作。影片以梁灵光为主要原型,讲述他带领秘书、警卫员三人,“单刀赴会”接管南通县,在建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中改造保安旅,发展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故事。

  梁灵光接管的南通县政府在南通县(今通州区)东北角的北兴桥,清末时这里还是海边盐灶,建造了北兴桥后,才有了此地名。日军侵占南通后,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先撤到金沙,后又撤到北兴桥,以何润章为县长的南通县政府,面对日伪军,一味退缩,消极避战。

1940年10月,抗日爱国人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季方,根据陈毅的建议,在掘港召集苏四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这个机构,它既不受国民党的委派,表面上也不属新四军的领导,是一个过渡性的抗日指挥机构。季方任指挥,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但徐承德等与指挥部貌合神离,继续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省长韩德勤勾勾搭搭,伺机挑起反共摩擦。面对微妙局势,季方以苏四区群众团体的名义,致电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请求派兵接管苏四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由陶勇、刘先胜率领第三纵队挺进苏四区。三纵队到达如皋东部重镇掘港(今属如东县)后,陶勇出任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副指挥,梁灵光任政治部主任。通如海启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的进驻,虽然在军事上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但并没有真正结束各自为政的局面。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明里接受我党我军的领导,暗中却压制人民群众起来抗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1月中旬,由季方出面,在掘港召开通如海启地区各阶层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梁灵光主动提出,到南通县去工作,得到同意。会上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


  消息一传出,驻北兴桥的国民党县长兼县保安旅旅长何润章等人慌成一团。他们造谣惑众,说梁灵光来当县长,是要带新四军来缴保安旅的枪。他还下令全城戒严,企图采取武力,抵制接管。陶勇原本打算派一个侦察连护送梁灵光上任,但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24岁的梁灵光未要部队护送,于11月24日下午4时左右,仅带着秘书吴天石和警卫员洪刚,3人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掘港出发,前往南通县北兴桥。何润章等人的谎言不攻自破。梁灵光把专署的委任状递给惊惶失措的何润章,并说:“我们是来正式接收的。”何润章哭丧着脸,也吓破了胆。

  翌日上午,梁灵光宣布正式接管南通县政权,并扣押了何润章和保安旅副旅长以及一团团长等少数反动军官。何润章妄图反抗的阴谋彻底破产,他不得不交出县政府和旅部的大印,并将有关人员名册、财物清单等交了出来。为了团结稳定南通县保安旅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梁灵光亲自兼任保安旅旅长,其余团以下军官大部分保留了原来的职务。

12月1日,在北兴桥召开区长以上行政会议,梁灵光宣布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作为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梁灵光在会上报告了抗战形势和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阐明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实行“三三制”(在政权机构领导人员中,中国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政策及“政治民主,澄清吏治”的施政纲领,宣布对旧政府的人员继续留用,去留听便。释放了一批无辜被关押的人员。南通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按“三三制”的原则,先改造县级机构,后逐步改造区乡政权。

  季莘是南京国民党宪兵出身,无心抗战,在部队里拉帮结派,造谣中伤抗日民主政府派来的干部,甚至密谋兵变,企图杀害梁灵光,夺取整个保安旅的领导权,叛变投降日军。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的协助下,梁灵光以旅部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将各团及游击支队连以上的军官集中到北兴桥,宣布了季莘的叛变阴谋,逮捕了季莘等少数反动军官,改编了保安旅,消除了潜伏在内部的危险。

  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梁灵光等人向开明士绅和有正义感的地方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倾听他们的意见,欢迎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1942年4月,在北兴桥附近的同心灶召开了第一次南通县临时参政会,出席会议的有按照民主协商产生的参政员100多人。参政会的建立,加深了党与各界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结成了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减租减息、壮大人民武装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农民抗敌协会(农抗会)建立了起来。5月29日,在北兴桥县政府驻地召开南通县第一次农抗会员代表会,正式成立了县农民抗敌协会理事会。在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完善之时,农抗会在维护农民利益、调解农村纠纷、协助政府征收公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3年10月,第一期反“清乡”斗争胜利时,梁灵光调离南通县,担任苏中四专署专员。但北兴桥的人民群众常常念叨梁县长,给后代讲述梁县长的故事。

1990年,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为了纪念抗日民主政府的历史功绩,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中共南通县委、南通县人民政府在原北兴桥乡政府院内树立了由梁灵光题写碑名的“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纪念碑线条明快,轮廓清晰,庄重简朴,镌刻着碑名和碑文的花岗岩碑石由两条象征工农武装的步枪形碑体紧紧护卫,突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政权如磐石的鲜明主题。

1993年10月,梁灵光在参加南通市委、市政府组织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重访了北兴桥。

(作者单位: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解放石港战斗

陆仰渊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地处长江入海口北岸的华中九分区,与上海、苏州隔江相望,恰如一支钢楔子插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国民党当局对于九分区的存在如芒在背,派兵以南通为中心建立了海门、启东、如东等大小数十个据点,并进行“围剿”,南通人民的对敌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形势最严重的是敌人重点“清剿”的南通县,为保存有生力量,南通县委、县政府和县警卫团不得不一度转移到海上。

  在严峻的形势下,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南通军民没有屈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外围作战的大力支援下,南通军民决心从困境中崛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1947年下半年,九分区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分区武装战斗力不断提高,战斗规模日益扩大,不断拔除据点。

1947年底,九分区已经建立了七团、八团两个主力团和地方警卫团。在九分区反击连连获胜的同时,东台、台北地区正遭受国民党当局的疯狂报复,并在九分区的石港镇、岔河镇建立了外围据点,像一枚朽掉的钉子插在根据地中心地带,必须及早拔除,华中九分区司令部决定组织较大规模的岔(河)石(港)战斗。

1948年1月22日,华中九分区八团,包围岔河据点,将敌逼入核心工事。第二日天亮,八团开始炮击,我突击队勇敢顽强,攻入核心工事,敌恐慌突围,被八团全歼。25日夜,华中九分区七团进攻石港据点,守敌是南通常备队、石港区4个中队及南通县保安队土顽。石港核心工事是一座钢筋水泥洋楼,高4层,四周构筑了夹墙蔽堡,敌人自称是“万年桩”。七团指战员经1小时巷战,将守敌逼进洋楼。26日上午,发起总攻,打退了敌人6次反冲锋。到下午4时,全歼守敌。岔石战斗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受到华中指挥部、华野十一纵队和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分别致电祝贺。

  岔石战斗后,国民党军在南通地区出现了全线败退的局面,进行垂死挣扎,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开始实施“总体战”的策略。敌人以南通县为“总体战”实验地区,出动蒋军一四六旅3个团的兵力,对全县交通干线进行重点“清剿”。南通县军民以坚定的斗志,奋起投入了反“总体战”的斗争。为了支援南通军民反“总体战”斗争,3月初,华中野战军十一纵队南下九分区发起春季攻势,分区部队奉令配合作战。

3月的一个下午,九分区七团连以上的干部会议刚结束,号兵就吹响了开晚餐的号音,每班打回来一大盆红烧肉和白米饭,说今晚要打大仗了,让大家吃饱吃好。傍晚时,天空突降大雨,部队集合出发,冒雨前进。中途传来指令:准备攻打石港镇,华野十一纵队三十一旅已经包围了掘港镇。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全团1000多名指战员格外兴奋。

  石港镇距南通市区20多公里,是南通通往掘港镇的必经之路,驻有国民党警备队、保安队和还乡团近千人。午夜,枪声密集。不一会儿,我突击队便攻克了石港镇的东西桥头堡,敌人龟缩在“万年桩”里不敢出来。天亮后,我军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投降。敌人拒不投降。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立即下令给他们颜色看看,3门八二炮的3发炮弹都击中了“万年桩”,洋楼当即塌下一角。敌人慌了手脚,但仍不投降。这时七团的指战员们耐不住了,利用洋楼周围的地形地物,架起了9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以及数百支步枪对准洋楼的每一个角落。12时整,总攻的冲锋号吹响了,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敌人所有枪眼,洋楼的大门被轰塌了,三连连长顾云峰带领一个突击排冲进楼内,一阵手榴弹迫使敌人退缩在二三楼顽抗。顾云峰高喊“缴枪不杀”,见敌人仍顽固不化,他端起冲锋枪冲向二楼,突然从二楼射出的一梭子弹,击中顾云峰,牺牲前他仍高喊:“同志们冲啊!”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终于投降。石港解放了。第二天,七团和八团共同击退了从南通过来增援的敌军,回师掘港镇,庆祝掘港、石港解放。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刻在青石上的历史文献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

姜平

(一)


1971年秋冬之交,南通县陈桥公社第九大队第九生产队开挖大寨河时,出土一台墓志。该墓志铭碑由上盖下底两块石碑合并而成,个体呈正方形,碑志系青石镌刻,其材质坚硬,雕饰朴拙,碑文言简意赅,无论溯其年代之久远、墓主身份之显要,抑或序文述及历史事件之重大,均属南通历史罕见。当时南京博物院派人将墓碑拉走。南通博物苑的穆

对这一出土文物高度关注,他派人奔赴南京,对此墓志铭碑进行摹拓。拓片带回后,方知这是江海地域文化的珍贵历史文献。

  该墓志铭碑的志盖拓片边长约59厘米。墓志盖呈覆斗式,盏顶题“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9字,3行,每行3字,阴文楷书,有方格界。四周纹饰为八卦图案、十二生肖图像和日月星辰方位图案及江海浪纹,四侧雕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墓志盖题字规整挺拔、端庄润朗、骨秀神清。题字周边以四重纹饰环抱,构图精美,线条洗练,技法娴熟流畅。墓志石拓片边长约58厘米,志文30行,行37字,约1100字,阴文楷书,无方格界。撰书人署义丰屯田都院判官朱延著。其书法刚健遒劲,运笔流畅,字体秀逸,繁而不乱。序文及墓铭不仅文笔优美,且刻工精湛,一气呵成,堪称唐末五代碑刻艺术珍品。

  南通城区千年成陆历史,宋前无确凿史料可考,至今尚无唐代人文古迹的考古发现。留传早的地下遗物为1973年出土的越窑青瓷皮囊壶一只,经鉴定系晚唐至五代时期器物。现存狼山北麓题名坡杨吴天祚三年(937)姚存题名的摩岩石刻,被公认为南通最早的有文字的文物古迹。可惜这一“硕果仅存”的五代十国人文古迹,原文剥蚀不全,经专家考订补缺也只有区区26字。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无疑成为南通城区现存最早、最重大的地方史料和考古文献发现,对于研究南通城市肇始的价值和意义无可匹侔。从地方文化艺术史的角度观之,目前出土的南通第一部历史文献、第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美术作品、第一部书法艺术品、第一部石刻艺术品皆滥觞于斯。

  五代十国是处在唐宋两大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动荡时期,版图破碎、战乱频仍、经济萧条、地方藩镇割据……存续短暂的五代十国时期,留存下来的人文古迹稀缺,碑刻墓志殊为鲜见。但在文学艺术史上,五代十国却产生了不少著名诗词大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书法艺术与绘画领域,藉大唐之遗风成就斐然可观,呈现光辉灿烂的景象。五代十国碑刻艺术亦然。碑刻乃书画艺术与石雕工艺之集大成。只因立碑少,且难以保存千年,“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益显得无比珍贵。该墓志入藏南京博物院,被列为五代碑刻之遗珠瑰宝,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二)


  千年江海古城,元明以前“有鱼盐之利,而无丝粟之饶”。南通地区最早见诸史料的唐代盐场,确凿可考的是如皋场与永兴场。如皋场的考证推断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吴广陵……有海盐之饶……”另查《两淮盐运志》,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吴王刘濞在如皋煮海为盐,斯时“如皋蟠溪古煮盐区,是两淮和江浙地区煮盐之始”。由此推见,如皋蟠溪应属南通境内最早见于史籍的煮盐处所。由汉至唐,其间700余年,如皋场因大海东移早已不复存。虽则唐代已置盐场并设盐官,然宋后的史籍关于通海地区煮盐处所的记载几乎没有,无从考证。

“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出土,证实南通地区确凿可考的最早盐场属唐末五代位于静海镇(今南通市及郊区)的永兴场。志文中准确记载了古盐场永兴场的西北界境域(今港闸区陈桥街道河口古村落地界),具体到盐场境内的村落店铺名称、新老河段位置等。再据南通海域沙岛成陆的先后推断,永兴场当仁不让位列唐以后南通古盐场之首,其他各盐场均居其后。墓志序文中特别描述了永兴盐场煎盐和漕运的场景:“司煮海积盐,鹾(笔者注:cuó,盐的别名)峙山岳。”遥想当年永兴场运盐河畔囤银积雪、耸峙山岳,河口古津渡上曾是一番何等繁盛的景象。

  追溯历史,河口津渡与永兴场的因缘际会源自古运盐河的开凿。对此,“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提供了可靠依据。墓志这样详述徐夫人玄寝所在地的具体方位:静海都镇管下永兴场王铎铺界新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二百步。这里正是徐夫人墓的发现地点,也即今日河口村地境的南北中心位置。“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是南通历史上至今发现的最早、也是唯一准确记载胡逗洲西北境域与永兴场地理位置极为珍稀的文献留存。

  朱延短短26字的序文,为人们记录了早期上官运盐河(老通扬运河)南北航道延伸开拓的重要历史信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永兴场运盐河已有新老运河之别。其交界点正当河口的三岔口:永兴场运盐河(今刘陈河)与通扬运河交汇处。所谓新河,乃是相对老河而言,特指古上官运盐河自河口交界处往东南延伸至唐家闸的新浚通的新运盐河。当时尚无“唐家闸”之谓(唐家闸开凿于明成化年间),志文所界定的“王铎铺界新河北”,无疑即指流经唐家闸的新运盐河北端,这里属王铎铺地界,其北端正是永兴场的盐运口岸,因其控扼江河交汇的东西航道与南北枢纽,形似虎口,“河口”由此而得名。新河的记载,与历史上关于上官运盐河唐末延伸至通州(当时称静海)的记载完全吻合。新老运河交界处的河口,在958年通州建城后以其与州城相距18里水路的南北运河交汇要冲,从而以“十八里河口”闻名四乡。志文中的“王铎铺界”四字提示人们,当时河口所处的永兴场西北境已具村落形态,有了闻名遐迩的商铺,盐民们在此聚居繁衍,加之运河口岸的商旅人流,十八里河口市嚣鼎沸的商业繁荣也就其来有自了。可见,河口的历史成因源于1000多年前运盐河的开浚与贯通。至今河口村南境仍保留着一座古老桥“新河桥”。

  志文还记载姚氏上佐国家负有“专漕运,副上贡”的世之绩业。此寥寥6字,却足以补充600年来《通州志》对地方盐运史的语焉不详,有力地证实了通州至扬州府之间的古运盐河及其漕运历史,早于北宋嘉祐年间运盐河主航道全线疏浚贯通之前就已实际存在,并肩负南盐北输的重要使命和漕运功能。随着大海东去、长江南移,曾经处江海怀抱的永兴盐场,不得不卤灶东移南迁。唯独流经河口的运盐河航运不见萎缩,反而日趋兴旺繁忙。自通州建城后,古运盐河向东南沿海与州境西北不断开凿延伸,北宋时与从扬州连通的古运河在白蒲相接。新贯通的运河航运由永兴场盐运口岸的河口向东南盐场蜿蜒延伸,绕匝通海十大盐场,负载白花花的运盐船队,再返回港闸境内的十八里河口,由此折西过白蒲,北上直驱扬州府。

  永兴场的设置到南宋已不复存在。明朝,港闸西北乡的经济已率先由前500年的盐业生产转型为后500年以农耕和棉纺织业为主的新兴经济生产。古永兴场运盐河畔的陈家桥一带广袤乡土,是南通史志记载中最早以棉产闻名的纺织之乡。这与五代十国时期姚氏在此奉行“安民庶,务耕桑”的劝农政策以及奖励耕织不无先导关系。南通历史上地方经济的500年大变局,永兴场运盐河畔的港闸西北乡又走在了时代最前列。


(三)


  南通城区宋前无史可考。狼山有五代杨吴天祚三年刻石,前人将此处称天祚岩。石刻纵80厘米,横95厘米,字径纵15厘米,横16厘米。石刻历经千年风雨洗刷,原文已剥蚀不全,据南通文史专家管劲丞考定,全文为: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觐回到此。

  对照“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序文可知,这位姚存就是掌管南通东洲(即后来的通州海门)、静海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首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天祚三年,正值短命的吴国政权篡位,姚存是在赶去西都(南京)朝觐新主子的返途中登山留此石刻的。当时的狼山山脚没有成陆,还是一片江水,故清康熙《通州志·古迹》将该处称作“天祚岩五代时姚存舣舟处”。

  那么,本墓志主徐夫人与这位首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姚存有何关系?

  逝者即为南唐静海指挥使兼都镇遏使姚公之妻,对姚公其人,墓志中但称“吴兴姚公”,讳称其名。这位姚徐氏的丈夫究竟是谁?墓志在记述姚氏家世中称,姚氏“先始祖于姑苏”,“其后枝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另查康熙《通州志》卷十五“遗事”篇,谓“唐末吴姚存制据海陵东二洲,子庭珪始筑城。钱王镠(吴越国王钱镠)擒庭珪,吴又使庭珪犹子(即侄子)彦洪居之……”两相比照,这“历官四世”应从姚存算起,至姚彦洪为三世。墓志所记姚公,有5个儿子,3个已接班当官,其长子“知东洲镇事”,为姚氏家族四代世袭。由此推测,这位姚公岂不非姚彦洪莫属了。

  徐夫人逝于何年?墓志未书年代,但称“其年十月二十日终于静海都镇官舍”。料想是鉴于当时姚氏家族苟且一方的动荡时局,为应付南唐、吴越、后周之间的复杂关系,故意避免使用具体年号。史载,姚氏割据海陵之东二沙洲于唐天佑四年(907),垮台于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其间跨越唐末、吴国和南唐几乎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徐夫人死的时候,姚公父子已成为姚氏政权急剧更迭的第三、第四代世袭,正面临垮台前夜。照此推断,徐夫人之死应在姚存西都朝觐之后的南唐时期,但不迟于南唐保大十四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姚氏家族的统治整个垮台。“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所冠“唐”字,亦属“南唐”无疑。

  据志文悉,徐夫人出生淮北东海郡(今连云港市海州)的豪门望族,“家缘上国,轩冕中朝”,祖上俱为中原大唐王朝的命官。夫人幼承庭训,淑德端庄,及笄之年嫁于吴兴姚公,协助治理东、西两镇(东洲与静海)内外家事以及300人口大家族的管理,且负膝下五子、六女的育养操劳,致使其38岁因疾辞世。

  墓志铭叙述姚氏家族统治江海岛屿的历史,其时间起讫涵盖了南通建城前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其时,胡逗洲刚从淤积中与北岸陆连,后又相继与东洲并接。而在西北境域的陈桥乡一带,早已是率先成陆的沉积平原。难怪乎一个掌控东洲、静海两大沙岛地域的地方最高长官,要选择这块皇天后土安葬他的爱妻。诚如墓铭所云:“惊埋玉而地厚,将刻石兮天长。”

  对于徐夫人逝世后姚氏的终局,文献记载有两种说法:《通州志》谓“其后彦洪益受困,聚族自焚,以金宝投使院井中,风雨则有光烛天,咸谓宝气云”;《资治通鉴》则谓后周显德三年(956)“唐静海军制置使姚彦洪率兵民万人奔吴越”。后周,有日益强盛的北方军事势力。周世宗柴荣在北伐取胜之后,于后周显德三年亲自率兵出征南唐,迫使姚氏家族弃土出奔江南之吴越;后周显德五年(958)正月,后周军攻占静海,三月攻破东洲。至此,静海通州均并入后周版图,并设通州府于静海,东洲改称海门,静海改称通州县。

  往事越千年,独留青石付遗篇。河口村“唐东海徐夫人墓志铭”的发掘出土,揭开了南通城肇始之谜。可以证实当时静海郡的建制,证实东洲镇的存在,证实永兴场与通扬运盐河的具体方位和盐业盛况,以及胡逗洲西北境域详细地理方位等珍贵历史信息。

(作者单位:南通纺织博物馆).


南通新华广播电台

及其负责人孙大翔郑柏年

江海


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军管会立即派员分别接收和收购了正声、大声两座小功率电台设备,检修改建为南通新华广播电台,开启了南通人民广播事业新篇章。

  正声电台初建于1947年初。当年,由南通大声电料行经理团国兴、罗恺荣等合股开办正声无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无线电器材和修理收音机等业务。同年3月,经理余仪孔筹集资金,购买100瓦广播发射机1台,筹办商业性广播电台,因领执照受阻未能正式开播。

1948年初,国民党驻通第一绥靖司令部征用正声广播电台,定名为第一绥靖司令部南通正声广播电台。3月3日,正式开始播音,呼号“XQNT”,波长272.6米,功率50瓦,频率1100千赫,覆盖半径约10公里。同年夏,第一绥靖司令部调防,电台停止播音。

1948年三四月间,团国兴等人筹备私营商业性广播电台——南通大声广播电台。自装发射机功率50瓦,台址设市区西大街90号(大声电料行内)。同年八九月间试机,未正式开播。

1949年3月20日,在正声、大声电台基础上改建的南通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在濠河之滨上空响起。南通新华广播电台台址在当时的北公园,即今文化宫北侧。建台之初,主要是转播陕北(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前身是中共中央于1940年创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华东新华广播电台(中共华东局于1948年创办)节目,以及自办的新闻、综合类节目。1949年7月8日,电台更名为南通人民广播电台。

  南通新华广播电台是江苏省内继徐州新华广播电台后的第二座人民广播电台,也是全国最早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之一。

1950年,南通市区各企业、机关、学校相继配备收音设备和专职收音员,在主要街道安装高音喇叭,转播南通电台的广播。台址于1951年搬至和平桥附近。1953年,根据上级集中力量办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指示,南通电台撤销,1月16日停止播音,电台人员分别转往中央、华东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设备调拨至华东和江苏台。

  南通广播电台接收和改建时,军管会任命了两位负责人,即台长孙大翔、副台长郑柏年。

  孙大翔是如东县人,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参加革命,在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南通解放后,军管会组织接管工作,孙大翔负责电台接收,并担任了南通新华广播电台首任台长。此后,在相继担任南通地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南通市政府文教科副科长、南通地区暨南通市文联副主任(副主席)、江苏省文化局艺术科副科长等职的同时,主要从事戏剧创作,编、导多部戏曲。他一生创作京剧、越剧、通剧、歌剧、话剧剧本30余部。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土改运动创作《枯井沉冤》。1951年,与钱树森、刘谷风创作了《冯超罪行图》。1958年,与杨谷中创作越剧《老八路》,在京、津、沪、宁、汉、杭等地连演240余场。在首都演出时,受到周恩来、朱德、陈毅等的接见。1959年创作的越剧《血红旗帜永飘扬》在上海公演。1961年参加创作通剧《好书记》。孙大翔于1976年去世。

  郑柏年是南通市区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月下旬,郑柏年受华中九地委指派,先期进入南通城,设法掩藏、保护正声广播电台机器设备。2月2日南通解放后,他协助孙大翔接收了正声、大声广播电台。南通新华广播电台组建后,他担任了副台长,后转入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期在上海广播系统负责技术工作。郑柏年的亲戚是南通三一八斗争组织者、参与者及南通惨案烈士,“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污蔑、攻击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烈士,郑柏年受到牵连,被污蔑为特务、反革命。1978年以后,随着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烈士的平反昭雪,对郑柏年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均被推翻。郑柏年于1984年离休,2002年去世。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南通城区第一个居委会的建立

陆鱼龙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和城市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居民委员会取代保甲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保甲制度,实践了“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理念,是民主选举的见证,是新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起点。1949年10月23日成立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委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居民委员会,而南通城区最早的居委会——小石桥居委会诞生于1950年。


治安组是居委会雏形


  南通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城市管理还缺乏经验,工作千头万绪。面对复杂形势,为稳定局势,人民政府对原基层镇政府机构以及原来国民党的一套保、甲长制度暂予维持,为新生的政权服务,当时甚至连“黑老鸦”(国民党的警察穿的是黑制服,老百姓骂他们是“黑老鸦”)也暂时加以利用。人民政府对旧保长集中教育改造,言明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其中少数犯有轻微罪行的,只要坦白认罪,取得群众谅解,便可以继续留在保长的位置上,戴罪立功。旧保长们均表示悔过自新,服从政府安排,不让自己辖区内有国民党残余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不让土匪、地痞流氓分子捣乱,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居民安居乐业。

  旧保长继续当权,群众们在心理上实在接受不了,认为:如今已是新中国了,怎么还用这些旧保长来管我们,特别是家里来客,还要去他们那里申报户口。与此同时,这些旧保长得到人民政府的留用,以为新生政权离不开他们,开始在老百姓面前旧习复发,又神气了起来。有的旧保长害怕国民党再从江南打回来,给他们戴上“通匪”的帽子,对维护社会治安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辖区内的异常情况也不及时向人民政府报告。更有甚者,有的人还幻想“变天”,对人民政府阳奉阴违,夜里在城东偏僻角落里偷偷放冷枪,还散播谣言:国民党又要回来了。“便衣特匪”经常以保甲为依托开展活动。这样新生政权难以巩固,人民也不答应。

  针对这种状况,人民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因势利导,决定废除保甲制,成立治安组,下设若干个居民小组,作为新生政权的基层组织,受派出所直接领导。当时在新解放的城市建立治安组还是较少见的。

  一个治安组管辖的范围比原来一个“保”管辖的范围要大得多。一般30户左右划分为一个居民小组,10个居民小组为一个治安组。治安组组长和居民小组组长均由在反保甲制度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担任。治安组建立后,在派出所的领导下,对辖区内的户籍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登记造册,并开展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发挥了新生政权的基层组织职能,为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居委会应运而生


  随着新生政权的日益巩固,治安组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在城东小石桥地区,有居民提议: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广大居民的热烈响应,“小石桥居民委员会”成立了。在治安组组长的带领下,由居民中的几名积极分子负责居委会的筹备工作,初步确定居委会委员的名额、当选委员的条件、民主选举的办法等。

  在筹备工作准备充分后,假座东门天主教堂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推选居委会成员。教堂内座无虚席,出席会议的居民非常踊跃。会上,先由治安组组长宣布选举注意事项及候选人员名单,在场居民进行讨论和无记名投票。通过投票,7名候选人中有5人得票数超过了到场居民的半数,当选为居委会委员,所选委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有军属吴秀英,有妇女积极分子张祥芳,有店员代表、南庄杂货店职工戴惠民,有工商界人士、粮行老板葛祖聪,有小有名气的民主人士、曾经当过旧甲长的吴先生。经居委会委员推荐,主任由在居民中有威望的吴秀英担任。选举结果宣布后,教堂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至此,治安组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居委会的建立,进一步发扬了民主,密切了群众的联系。


居委会取得成效


  居委会成立之后,委员们积极开展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吴秀英的家就是居委会的“办公室”,委员们或居民小组长经常在她家开会碰头,汇报、布置工作。吴秀英更是走东家串西家,不是去看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就是去看望生活有困难的居民,为他们排忧解难。由于居委会成员工作积极、作风踏实、办事公道,在居民中威望大增。婆媳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邻里之间的纠纷,只要居委员会成员一到场,矛盾便化解了。居民们一听到抹黑党和政府形象的流言蜚语,便及时到居委会反映,居委会成员便积极协助政府,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一旦得知管辖地区内有异常情况,居委会成员就协助派出所做到防患于未然。由于小石桥居委会工作出色,多次受到文峰镇政府和城东派出所的表扬。而居委会主任吴秀英更是工作到位,向她了解任何一户居民家的情况,她都能给出详细介绍。居民送她一绰号“四脚白的猫儿”(南通话,指人缘关系很熟的人)。

  居委会还敢于监督政府工作人员。一次,一名居委会委员见一名派出所民警在马路上执勤时,身背盒子枪,口叼一支烟,觉得有损人民公仆形象,便立即向派出所所长反映。第二天,这名民警执勤时,有所改进。镇政府个别工作人员只坐在办公室里,从不下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居委会提了意见后,改变了工作作风。

  由于小石桥居委会工作出色,时任南通市市长周伯藩在作镇反运动的政治形势报告时,表扬了小石桥居委会,称赞小石桥地区治安秩序良好、居民生活安定、革命热情高涨。他的报告中还引用了吴秀英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加以改进。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驻南通记者站).


引领江苏教育的南通人

——吴天石

施宁


  吴天石,1910年出生于南通县(今通州区)。20世纪20年代,在江苏第一代用师范学习时,受刘瑞龙、顾民元等人的影响,阅读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剧社,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20世纪30年代,以吴天石等人为骨干的新民剧社与崇敬中学学生赵丹、顾而已等组织的小小剧社合并,并与上海左翼剧联建立了关系,在南通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一个分盟。与顾民元、江上青等人创办过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后,历任南通、如皋两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文教科科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科长,苏中公学教育处副主任兼宣教科科长等职。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始,历任苏中公学分校校长,苏中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公学副校长、校长,东吴大学工委委员、学委会副主任,江苏师范学院首任校长、党委书记,同时被选为苏南文联主席。1954年吴天石调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党组书记。1959年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教育厅厅长、省文联常委。他把毕生的精力、才能和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文化事业。


江苏教育的奠基人


  吴天石曾反复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教育好比建造房屋,建筑房屋打基础最重要,若没有深厚的基础,则建不成高楼大厦。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工作,长期致力于党的干部教育。在苏中公学、江海公学、苏南公学担任领导时,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总数达3万名以上,遍布全国十几个省,他们成为各方面的领导和专才,为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天石始终认为教育是祖国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教师则是基础的基础。他倾注全力于江苏的教育事业,创建扩展教育基地,在他领导下创办了江苏教师进修学院、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学院、江苏教育学院、江苏广播师范学校、江苏函授大学、江苏劳动大学以及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1960年,仅农业中学就向农业战线输送了12万名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到1965年,江苏创办的农业中学有4503所,为27万名青少年提供了继续读书学习的机会。耕读小学则将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由原来的46%提高到75%,为江苏普及小学教育、提高中华民族人口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天石还想方设法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顶住各方面压力,招收了一批失业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短期培训,让他们充实到教师队伍中。1953年初,担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的吴天石,在全院师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宁可从上海高校暂借教师来兼课,也坚持让本院的青年教师出去学习深造。全院40名助教先后有17人被送到国外和外校进修,至6月,可开课的助教达到23人,快速地扩大了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担任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后,加大力度提高师资队伍教学水平。他利用假期,在全省举办在职教师讲习会和备课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对全省各校领导及各市、县教育局主要领导干部进行轮训,提高领导的管理水平。平时组织有经验的教师成立讲师团,分赴全省各校介绍教学经验。

  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人才,是吴天石在教育工作中的显著特点。为了研究和改进语文教学,吴天石亲自深入基层,指导工作,调查研究,通过典型试验,使南师附小教师斯霞的十年制教学经验在全省推广。吴天石曾两次到南通考察,鼓励通师二附教师李吉林等把教学改革与教学实验工作坚持下去,总结经验。数十年后,李吉林的“情境教学”乃至“情境教育”思想体系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在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10多年间,吴天石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狠抓“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带领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发愤图强,改革创新,使江苏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走在全国的前列。


热爱文艺珍惜人才


  吴天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他博学能文,涉猎甚广,在南通师范求学期间,与同学李素伯、史友兰、黄稚松,被称为“小四才子”。

  他与夏征农、沈西蒙共同创作五幕大型话剧《甲申记》,该剧由前线剧团于1945年至1946年间在苏中解放区多次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

20世纪50年代,吴天石撰写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笔记》,集中阐发了他对中国革命与诗歌创作关系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画家傅抱石则为该书提供了6幅毛泽东诗意画以供插图,一文一画,相辅相成。

1962年,吴天石结合自身长期实践,以深厚的学养,与原《江苏教育》编辑马莹伯合作撰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深入研究了学习的规律。

  在苏南文联担任主席时,吴天石就与江苏的画家、作家、戏剧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尊重文人、爱惜人才,为繁荣江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吴天石的校友钱仲联教授失业在家,经吴天石大力推荐,得以到省干部文化学校、南师、江师编写教材,后校注了陆游的《剑南诗稿》,主编了《清诗纪事》等。

  教育家朱东润在1943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时,就撰写完成了“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张居正大传》,却要被分配到职工学校教书,经吴天石到处奔波、大声疾呼不能浪费人才后,于1952年转至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

  美术教育家吕凤子虽年老多病,但仍在家著书并为后辈教师写讲稿。吴天石经常登门拜访,问寒问暖,畅谈艺术教育的问题。吕凤子逝世后,吴天石又撰写了纪念文章,寄托自己的哀思。

1964年,剧作家宋词因事要受处分,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吴天石却在家接待了他,劝他不要颓丧,给予鼓励,“要经得起考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一个作家有好处”。宋词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从逆境中重新振作。而吴天石却为此受到“暗箭”中伤,但他在当事人面前始终只字不提。

  新时期以小说《陈奂生上城》等闻名的作家高晓声在被打成“右派”期间,吴天石不怕被牵连,主动与他联系,派人送信,嘱其珍重,养好身体,做出成绩来。他还冒着风险,将高晓声写的小说送到出版社,让其重新树立了写出脍炙人口小说的信心。

  吴天石“颇有为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他对逆境中的文化工作者的关爱常常是雪中送炭。


博大胸怀青史名留


  这样一位江苏教育界、文化界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才华出众的文人学者,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即因著作《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受到错误批判,并与其夫人遭到残酷迫害。1966年8月,吴天石夫妇被折磨致死。即使这样,吴天石在临终前仍说,对于无知的青年,他能够原谅。吴天石那博大的襟怀令人敬佩不已。

  吴天石沉冤昭雪后,1978年,时任省委书记、省长惠浴宇在南京清凉山为吴天石夫妇骨灰重新安葬致悼词时,悲咽饮啜,全场闻泣。当年带领吴天石出来闹革命,后来又照料吴天石遗孤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胥朝,强忍悲痛开完会,掩面痛哭而去。著名作家高晓声一提起吴天石:“本有许多话想说,却激动得无法讲出来,呆在那儿掉泪。”当他提起笔来想写一篇纪念吴天石的文章时,“仍旧激动异常,笔还没有落下去,眼泪就先掉在纸上了”。事隔多年后,在采访已90岁高龄、白发苍苍的钱仲联教授时,一提到吴天石,钱教授便放声大哭。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些身经百战、流血不流泪的老革命,这些学识渊博、人淡如菊的老先生,怀着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挥洒着男子汉最珍贵的泪水,心祭吴天石。

(作者单位:《南通民营经济》编辑部).


兴业有为立德立功

——记慈善家郁芑生

陈平


好学上进兴业有为


  郁芑生(1873—1926),出生于海门县曹家镇(今属启东市),原名世丰,后改为寿丰,又名鸿兴(或洪兴),字芑生。“芑”是类似苦菜的一种野生植物,寓意希望郁芑生能吃苦耐劳,长大后成为有用的人。

  郁芑生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读过三年私塾。因信奉天主教,后到海门茅家镇教会办的锡类小学改读新学,跟神甫学习拉丁文和英语。17岁时只身到上海浦东同昌纱厂做工,他聪明好学,很快学会了纺织技术,并熟悉了许多纺织机器的性能;利用业余时间,跟工厂附近教堂里的神父学习英语,这些都为以后给大生纱厂采购机器打下基础。

1899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工生产,要扩大实业规模。在与上海洋行打交道时,通过神父的推荐及各方面因素,张謇看中了郁芑生,聘其为大生纱厂的翻译。

1906年,张謇创办大生分厂(后改称大生二厂),派郁芑生去英国购买机器。郁芑生刚到英国时,英商瞧不起他,故意讲一些商业用语,还用纺机业的行话进行试探。郁芑生沉着稳重,不卑不亢,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婉转得体的交涉,英商对他刮目相看,非常客气地向他介绍英国商界和纺织机器等方面的情况。郁芑生不负重托,经过认真考察、谈判,最终选购了负有盛名的全新好货,价格较上海洋行报价净省3736英镑,合2万余两白银。当时,英商按例给予郁芑生回扣,但他没有收,全部用于抵作购买机器设备的货款。郁芑生的举动又一次得到英国人的看重。张謇记载:大生分厂购得山西官办纱机一万二千锭后,“又于次年派郁芑生君赴英考察,择购较有名之好华特白而厂纱机一万四千锭,共为二万六千锭。多雇机匠,赶速配装所有自来水管、灭火机等,一应齐全,得于丁未年(1907)三月初五,全部开车”。新机器出纱较多,色白条匀,已著名誉,很受织户欢迎。这些成就与郁芑生是分不开的。为此,在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上,张謇建议给郁芑生酬劳奖励。后将郁芑生升为大生公司主任。

  郁芑生在英期间,适逢清政府南洋大臣端方率队出洋考察。端方特请郁芑生担任翻译兼作咨度。郁芑生反应敏捷,翻译准确,使考察进行顺利。端方对郁芑生的人品才气非常赞赏,礼为上宾,回国后请郁芑生办理审查南洋劝业会等事务,并“迭膺鹗荐”,使郁芑生“渥被龙光”,先为候选道,后为朝议大夫。但郁芑生觉得官场腐败,不愿侧身于吏道仕途。

1913年,张謇兴建大生三厂时,再派郁芑生去英国购买机器。由于郁芑生在英商界享有声誉,合同签订得非常顺利,而且所购机器设备较大生二厂的更为先进。郁芑生让英商十分折服,被介绍加入伦敦总商会,成为第一个华人会员。郁芑生回国后,因“英人重焉,聘掌东方分设公司”。

  郁芑生主持经营张謇在上海创办的“大生机器公司”,主要进行好华特牌纺织机器的进口业务,还负责大生公司与上海银行界和外商的银钱交往、接待外国纺织专家考察办事等。

  郁芑生在曹家镇购置了200亩土地种植棉花,开办公仁花木行,主营棉花,将收购的棉花卖给大生二厂。附近乡镇的农民纷纷将粮田改种棉花,加上新开垦的荡地也种植棉花,当地形成了较有规模的棉花种植基地,曹家镇的农业生产欣欣向荣。


兴办学校开发民智


1921年起,受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是因为先进的科技和教育,郁芑生开始全力兴办新式教育。

  郁芑生在曹家镇先后办了1所完全小学、5所初级小学(时称郁氏校),并亲任校长。学校的教育设备较完善,教育秩序井然。完小校舍由原商业用房改建而成,较为宽敞舒适,有教室4间。其中,初小2间,一至四年级2个复式班用;高小2间,五、六年级各用1间。其余5所小学均为新建,每校有教室2间,一至四年级分为2个复式班,另有办公室、寝室、厨房各1间,还有约2亩地大的操场。教室里有双人桌椅、大小黑板,办公室里有时钟、风琴、摇铃等。完小有教师六七人,后增至10多人,厨工1人;5所初小各有教师2人、厨工1人。6所学校共设常务主任1人,常驻完小,定期巡视5所初小。

  课程设置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卫生、音乐、美术、劳作、体育等,完小的高小班还设有英语。教材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学校有会考制度,每个学期集中高年级学生会考作文、算术,对成绩优秀者给予银盾、瓷质茶具、文具用品等奖励。体育器材有球类、杠铃、哑铃等,还有武术教师专门教授拳术。学校有洋号、铜鼓等多种乐器,专职军乐教师到各校教学生吹号敲鼓。学校每学期会操时或逢当地的喜庆丧事,都由军乐队演奏一番。

  郁氏校前中期不收学费,可让附近的穷人子弟均有上学的机会。对年终考试前4名的学生分别给予1~4块银圆的奖励。推荐优秀学生到海门锡类中学读书,并供其食宿、衣服等费用。

  郁氏校办学初期十分兴旺,但在郁芑生逝世后,实业萎缩,经费短缺,办学难以为继,5所初小于1933年停办;勉强维持的郁氏第一校(完小),到日军入侵后也停办了。但郁氏校持续办了16年,在启东、海门以至南通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修建石桥造福乡里


1923年,郁芑生辞去在上海大生公司和南通大生企业的职务,不再问理工商界事务,而是学习张謇,将赚到的钱投入到乡里的慈善公益事业。曹家镇河沟纵横,河上缺桥,以渡船、独木(竹)桥代之,交通十分不便,郁芑生便想建造36座(也有说72座)石桥,方便群众出行。但郁芑生只来得及造了16座桥,其中13座石桥、3座水泥桥。

至1924年,郁芑生建造了11座石桥。这些桥,以曹家镇周围为主,东从悦兴港起,西到海门茅家镇,南自北新镇,北至二效镇。这些桥大都刻有“寿丰桥”三个大字(只有一座命名“海星桥”),并注明了建桥年份、督工姓名、第几座石桥。这些石桥分两种,一种是有栏杆雕狮子的石桥,另一种是无栏杆的平板石桥。如今现存的,在曹家镇西市的第五桥和在曹家镇西北二效镇的第十桥,都是栏杆石狮桥。

1925年,郁芑生又分别在富安镇、窑头镇和北新镇建造水泥桥3座,其中北新镇的命名为“海星桥”。这3座桥造得极为坚固,至今仍在使用。

  在海门茅家镇也有2座石桥,一座桥筑在原海门厅署东侧,当地人称之为“东寿丰桥”;另一座筑在原惠安桥址,称之为“西寿丰桥”。此两桥动工于郁芑生生前,建成于郁芑生逝世后第二年,均为梁式石桥。

“寿丰桥”用料讲究、坚固耐用。石桥的石料均是郁芑生派专人到苏州西南金山精选采购(另说是派人去外地开山凿石),再用木船运回。当时河道狭小,载运分量重,全靠人力拉牵,到港后由民工用扁担、毛竹等把石头运到造桥工地,再由石匠打造石条,雕刻石狮、花纹、对联等,最后再安装到桥上。

  郁芑生修建的桥梁不仅方便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而且成了乡里的文化景观。

1926年1月20日《通海新报》以“大桥竣工之落成会”为题报道:“海门东六区郁芑荪(笔者注:“荪”应为“生”)君,每遇地方公益事业,必慷慨解囊,不稍吝啬,早为一般人士所赞许。近又在崇明外沙北新镇南市,筑石桥一座,内嵌钢板,外涂水门汀,计费洋二千元左右,于昨日竣工,开落成大会。是日名人咸至,如张退公、施少岩、祝符青、崇海两县知事、外沙行政委员等。参观既毕,无不称颂郁君之功绩,午后欢宴而散,极一时之盛云。”


扶贫济困博爱众生


  郁芑生不忘造福乡亲故里的同时,倾心于扶贫济困。1922年开始,郁芑生在曹家镇发放“老人粮”,对周围300多名孤而无所依靠、贫而衣食无着者以及身体残疾者,发给“折子”,让他们每月凭“折子”领取一块银圆,领款时还发给馒头。根据当时的市价,一块银圆可以买50斤粮食。若这些孤寡贫残者死后,其家人还可凭“折子”到公仁花木行领取一具棺木和丧葬费。“老人粮”从开办到1937年停止,前后达15年之久,每年发放救济款2万余银圆。人们称郁芑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郁芑生还出巨资在上海川沙修建了天主教堂,在杨树浦创办了圣心医院,进行公益慈善活动。

1922年8月15日,崇海班的瑞安轮船在吴淞口外遭遇大风暴,船漏沉没,溺死200余人。8月19日,《通海新报》刊文说,瑞安轮失事“由郁芑生担任一切经费”,并对30余具无名尸体“备棺收殓,拍照编号,录明身穿衣服,备案存查”。还与同乡会办理掩埋遇难者尸体等善后事宜。

  郁芑生生前还计划花8000块银圆在曹家镇后埭购买20土地(启东两条泯沟中间长方形地块),东10办一所中学、一所幼儿园,西10办一家纱厂和一所养老院。但由于龚家仓粮户不愿出售土地,又加上他不幸早逝,这个愿景未能实现。

1926年7月6日,郁芑生在上海古拔路住宅“丰庐”突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3岁。郁芑生的灵柩从上海运达家乡曹家镇的当天,沿途有众多的官方人士、地方士绅和平民百姓迎接。从元和镇到曹家镇三里路的两旁,更是站满了肃穆致哀的人群。许多乡亲自发地在路旁摆设香案,磕头跪拜。

1933年,郁芑生的儿子郁震东因其父信奉天主教,在郁氏祠堂东侧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同时在郁氏祠堂北侧建造了郁芑生陵墓,记述了郁芑生的一生行状,是郁芑生留下的重要历史印迹。

(作者单位:南通市司法局).


从江海平原走出去的

『锄奸英雄』王范

刘昌年


  南通市如东县有这么一位英雄,他曾在延安工作八年,担任过毛主席的内部警卫负责人。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党中央的表彰,他就是王范。

  王范,原名张庭谱,1905年6月出生于如东县饮泉。家境贫寒,自小不怕吃苦。1926年,经王盈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王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参加革命斗争。后因红十四军失败,王范到了上海,举目无亲,生活艰难,又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为了糊口,王范化名张云飞,到黄浦江边码头干苦力。为自己找个正式身份继续寻找党组织作掩护,王范决定去投考巡捕,这期间,王范主动接受地下党组织的考验,除掉曾任上海西区地下党交通员的白姓叛徒的行动,令反动派和叛徒们心惊肉跳。1930年11月初,他正式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被任命为四马路巡捕房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利用巡捕身份协助周恩来、陈赓领导的特科,打击敌人和内奸叛徒,屡建功绩。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王范被捕,被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他在被捕期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也没有暴露身份。1937年8月,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而获释。10月,根据组织决定,王范奔赴延安工作,改名王凡。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做政保工作。一次,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王范负责安保。当刘晓说:“国民党内也有好人,江北有个叶胥朝,他掩护、支持中共江北特委的工作。”王范插话道:“叶胥朝还是南通早期的共产党员呢!”毛主席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刘晓听了后笑着拍拍王范的肩膀,似乎在说:“你对家乡情况挺了解!”

1938年4月,延安接待了一个来自重庆中央大学的教授访问团。时任边区保卫处副处长的王范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和敏锐的判断力,对自称是访问团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辉有所警觉。一个月后访问团返程时,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边区政府初步批准他的要求,安排他在教育处普教科工作。保卫处按照规定对沈辉进行严格的政审。时任处长周兴请重庆地下党组织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政治表现。王范对在边区机关工作的沈辉总觉得不放心,与周兴商量后,特地找上门去与之“闲聊”。沈辉自称是河南人,却带有江浙口音,被王范察觉后,连忙掩饰说小时候在上海舅父家住过几年。王范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仍有疑惑,于是加强了对他的关注和监控。

  通过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个“进步”青年真名叫沈之岳,自学俄语,通晓英语,熟谙枪法,还读过几本马列书刊,自认为文武双全。他深得戴笠的赏识,并成为一员干将。1937年,他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是一个极为老练的特务。这次,在他随教授访问团潜入延安前,向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只要潜入延安,将相机行事,力争成功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王范决定要坚决打击这个凶狠的敌特。

  王范猜到沈之岳定有同伙,决定追根究底,一网打尽。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王范发现延安城外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与一小杂货店老板谢仁义常有往来,行踪可疑。不久,又发现谢仁义隔三岔五到七里铺与乡镇小学张校长谈心。同时,邓发和李克农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监视电台曾两次截获来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王范立即带上几名助手深入到可疑位置,发现谢仁义、张校长等7人都是特嫌分子。他们勾结了延安城外15公里的一个地主武装,正策划一起大规模的连环破坏行动。王范当机立断,实行拘捕,除那个还俗僧人在开枪拒捕时被我保卫队人员当场击毙外,其余全部逮捕。突审中,他们招供准备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埋下地雷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准备潜入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另外,据已拘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交代,听说上级早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可就是迟迟不见行动。这杀手无疑指的就是沈之岳,但这只狡猾的“狐狸”嗅觉灵敏,没敢以身试法,侥幸逃过这次抓捕,后去台湾,于台湾病逝。

1939年的延安敌特案破获后,党中央、西北局对王范等予以表彰和奖励,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还点名表扬了立下首功的王范,称他为“锄奸英雄”,王范在延安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王范在延安负责毛主席安保工作八年,尽心尽责地保护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49年初,时任热河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范根据中央社会部委派,紧急调往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临时驻地,参与核心层保卫工作,护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赴北平。并先期到北平侦察潜伏敌情,整治社会治安,精心为党中央领导同志安排驻地,布置警卫。3月23日,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乘坐的,由12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西柏坡出发。王范乘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道,安全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卫士”的重要任务。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王范则身穿便衣,戴鸭舌帽,挎着佩枪,坐在毛主席车后的第二辆吉普车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范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视察上海江南造船厂时,在陪同人员中认出了王范,亲切地询问他在哪里工作,家中情况如何,王范一一做了回答。陈毅风趣地说:“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毛主席笑了起来,接口说:“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这是毛主席对王范的一次公开褒扬。

  壮士临危亦忠臣。“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任江苏省体委主任的王范发现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心急如焚,担心这样动乱和揪斗下去,会危及毛主席的安全和党中央的命运。他顾不上自己将承担多大的风险,毅然向党中央写信汇报情况,提出异议:“跟党走了四十一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王范以他的绝笔表明自己的党性和良心。可是信件却落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手,王范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最终于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昭雪,并召开追悼大会,悼词称赞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

(作者单位:如东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张謇对近代气象事业的杰出贡献

——纪念南通军山气象台测报一百周年

张廷栖戴致君


百年前的1917年元旦,是南通中国科技史上非凡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气象台——南通军山气象台开测并发布天气预报,写下了中国气象史上光辉的一页。创办这座气象台的是清末状元,爱国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张謇开创了中国的气象事业


张謇出生于农村,是农家子弟,懂得气候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关系,“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乎气象”。他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路后,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气象对其事业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农林事业,而且与水利、交通等事业密切关联。因此于1906年,决定在南通博物苑建测候室。他从日本购来了气压表,干、湿球温度表,雨量器,蒸发器,日照计等仪器,在博物苑中馆三间平房的中间一间房顶上建一平台,称之为“观象台”。“观象台”东侧建有寒暑亭,安装测量温湿度的仪器和仪表。测候室经理(后改为主任)由博物苑主任孙钺兼任,负责观测工作,同年9月1日正式开始对气候进行观察记录。观测的项目有天气、空气温度和地中温湿度、降水量、日照、风、云等业务,目的是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也供农校学生见习之用,后来农校还专门开设了气象课程。南通博物苑测候室在中国气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国人自立的第一个测候所。”观测气候是气象事业的基础,张謇是近代中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先驱者。

张謇不仅在南通创立测候所,后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期间,更重视气象事业对农林、水利的重要意义,于1914年建立部属的测候总所,制订观测规范,还通令各省农业机关设立气象测候分所26处,这是全国普遍设立农业气象站的开端。然而未过一年,因张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辞职南归,又因极大多数测候所为经费困难而被迫停办,结果仅剩北平三贝子花园、北京农专和山西农专3家测候所勉强维持。张謇未能实现其在全国建设气象事业的夙愿,成为南归回通,实行地方自治中建设军山气象台的重要动因。


张謇筹建南通气象台


张謇认为,测候所仅是观测天气,尚不能预测天气变化,从而起到防灾减灾的作用,应学习西方,创办气象台进行天气预报。张謇说:“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也,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农业根本之知识何在,謇实耻之。”国计民生必须要办的事业说服不了政府举办,张謇就自己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如此,气象台也一样。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是忙于政治斗争,就是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因此,张謇身体力行,决定亲自创办气象台,便着手在农校数理素娴并通英、法、日语的优等生中遴选人才,派其前往被誉为“远东第一台”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学习气象知识。被选中的学生名为刘渭清(字叔璜),师从徐家汇气象台副台长、法国耶稣会司铎马德赉(JosephasdeMoidrey)学习气象,研习气象学,观测、绘制天气图,学习天文、统计、观星测时等业务,还去昆山菉葭浜天文台学习推算日月食、节气等方法,参观中央观象台,了解各地磁针偏差的测数以及各地台站的海面高度,学习时间总共3年零1个月。刘渭清在参观中央观象台时,发现其子午仪测量有误差,愿意为其校正,然而当局太过自信,未予理睬。后经专家复测,证实其差,方知军山气象台有高人。张謇在成功培训人才的同时,选择台基位置于军山之巅,普陀寺后。具体位置是北纬31°57′35",东经120°53′17",海拔110.4米,距离县城18里。张謇在落实人才培训和确定台址后,开始积极筹备建台基础建筑。


军山气象台的建立


1913年开始,创建军山气象台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翌年5月,张謇亲自前往上海请马德赉帮助购买气象仪器,并派刘渭清与他几经商讨气象台的建筑图稿。马德赉建议把普陀寺拆除建台,张謇不愿毁坏数百年的古刹,乃以其后殿之基建台,又为保护一株古银杏树,向前移了1米,因此台址范围仅1550平方米,显得略小。

军山气象台的建筑,由张謇培养的中国近代第一位建筑师孙支夏设计和监造,吴松山辅助之。建筑于1914年12月破土动工,1916年10月竣工。气象台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共4层,面积330平方米。台的第一层面宽3间,东为仪器室,当年重阳节开始安装室内观察仪器,仪器室外南面短墙顶安置日晷仪;西为办公室;中是会客室。第二层1间,收藏图书资料,由此通往办公室等屋顶,屋顶平台安置日照计及测云器。第三层1间,为自记风向风速计室。第四层1间,上通台顶,台顶安置风向风速计旋转部,并安装避雷针。计有各种仪器30多种,其中拥有法、德、英等国制造的世界先进仪器11种。当时的设备,国内固属仅见,国际间亦享有相当之声誉,这是军山气象台的主体建筑及其设备。台内的分布有附属用房面积122平方米,为台前右侧平房8间;台后空场一方,安置寒暑亭、地温表、草温表、蒸发皿、雨量器、自记雨量器、无线电无线柱等;台前南首有平房3间,分别为门房、夫役室及厨房,西首平房5间,为膳食室、寝室、浴室、卫生室。建筑之间均有走廊及雨道。台的四周绕以铅丝藩篱。创建经费共10953.55元,大部分由张詧、张謇兄弟承担,另有乡里人士一定的赞助。建成后的军山气象台正门两侧,张謇书有对联:“仰窥象纬抬头易,自有云雷绕膝生”,以说明建立的气象台,既观察天象运行,又测量变幻的气象状况。


军山气象台的运行


气象台建成后,由张謇任总理,张詧任协理,时年31岁从徐家汇观象台学成归来的刘渭清被任命为主任,成为气象台的实际负责人,主持台务,也就是台长;陈(字泽渔)为助协员;赵日异为练习生、测算员;蒋仲濂(字亦溪)为缮写员,他们组成了十分精练的组织管理机构。

张謇对气象台的管理非常到位。在气象台成立不久,就相继颁发了《气象台办法大纲》《气象台观测章程》《气象台计算章程》《气象台参观条例》等规章制度。对气象台的办台宗旨、人员编制、职员权限以及气象观测、资料统计、表册报告、天气预报等工作要求、技术方法都有具体的规定,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并有章可循。

1917年元旦,军山气象台经过长时期的精心准备,终于正式开始测报工作,不仅测雨量、风向、气温、湿度等气象数据,还测报潮汐和天文数据,每天在南通地方报纸上发布天气预报,翻开了南通乃至江苏气象史上的第一页。台内十分重视资料的积累和保存,每月有月报、每季有季报,从1918年起,每年还编年报一册,发表一年的观测纪录和研究成果。气象台根据观测和科学研究成果,展开科学普及工作,解释气象现象,破除迷信。例如民国7年(1918)6月15日下午7时,平潮市(今通州区平潮镇)下了一场红雨,乡民以为是不祥之兆,恐慌不安。军山气象台立即解释:红雨是内含一种红色矿物质,由旋风卷入空中,随雨而降,并无凶吉之事。

军山气象台非常重视南通气候研究等科研工作。20世纪20年代,气象台的学术科研活动相当活跃,创办了气象季刊,自制的赤道晷、雨量器、日照计、指星仪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举办的展览会上获奖。气象台发表的中英文对照的刊物和报表,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单位交流,军山气象台在国际上亦有相当声誉,曾被列入英国出版的国际气象台名册,深受国内外气象同行的赞誉。马德赉收到军山气象台的年报后复函赞赏称:“气象学在中国为极新之科学,是书在中国气象界中诚为有价值之贡献,固有口皆碑,洵足偿张季直博士创办气象台之苦心矣。”意大利的神父格尔金(中文名为龙相齐),一向瞧不起中国人,竺可桢曾称他为“素来傲慢无礼”之人。1923年10月格尔金到南通会见张謇,并自带多种仪器复测军山台的经纬、海拔等各项数据和检查各项仪器装置及运转情况。复测结果无可指责说:“此台较徒有多项仪器而乏实际办事者,有天渊之拟”,深赞张謇“费极少金钱,得伟大成绩”。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举行,张謇组织竺可桢、马相伯、梁启超、黄炎培、杨杏佛、丁文江、陶行知等与会代表前往军山参观气象台。1925年,为了收回东南沿海的气象主权,72岁的张謇仍雄心勃勃,欲将军山气象台扩办为中国的“东南气象台”。他的主张和设想受到中国气象学会同仁的一致赞同,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实现这个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是他一人之力,留给他的只能是遗憾。

1926年张謇逝世,军山气象台风光不再,经费难以为继,每年的年报也无法出版,于1927年由南通农科大学接管。后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所长竺可桢认为军山气象台创办时间早,资料可贵,便由他负责整理出版了从1925年至1928年的气象报告辑要。1938年,日军侵占南通,气象台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珍贵资料散失,部分仪器被运往日本,业务中断。1949年5月1日,南通解放后恢复测候工作,但已不在军山气象台原址。


军山气象台的历史价值

和当代意义


军山气象台是国人自建的第一座气象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中央观象台,1915年才内设气象科,翌年试作天气预报。有人曾提到中央观象台是国人自办的第一个气象台。其实不然,观象台有别于气象台,它是一个天文、地震和气象等综合性机构,它的气象科比军山气象台早两年,天气预报早1年。应该说“为近代中国官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国家观象台,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新起点”。但观象台并非气象台,观象与气象有区别;中央观象台虽有气象科,但未形成气象台的架构,也未正式命名为气象台,而且1925年就中断了,直至1930年才正式成立北平气象台,比军山气象台迟13年之久。中国独立建立气象台是从张謇建军山气象台开始的。作为气象台主要标志之一,无线电收发报设备,中央观象台气象科并无此设备,不能自主收报,所以军山气象台不仅是全国第一座民办(私立)气象台,而且是中国人自办的全国第一座气象台,这是气象界的共识。早在1990年,上海气象志办公室派人到南通考察军山气象台后,在一篇论文中是这样认定的:军山台建造过程得到徐家汇观象台外籍人士鲁如曾、龙相齐的帮助,但它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具有近代科学水平的气象台。有气象权威机构也有一个结论:1997年初,中国气象局确认南通军山气象台为国人所创的第一座气象台。2012年出版的《南通气象志》也确认了这个结论。

张謇不仅在南通博物苑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测候室,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气象台——南通军山气象台,不仅南通成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发祥地,而且张謇成为近代气象事业的开拓者。1924年10月,中国气象学会选举张謇为终身名誉会长。这说明张謇在近代气象学界的重大影响。

军山气象台为中国的气象事业获得了荣誉。军山气象台用收集的自然现象、自然灾害等资料,调查研究的成果,编制成内容丰富的气象月报、季报、年报等,以中英文对照并布面精装出版发行。除在国内交流外,还与国际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单位交流。并以仪器的先进,测量的精确,交流的广泛,在国际上知名度与日俱增,军山气象台被国际气象会议规定为电报资料交流单位,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亮点。作为全国1700多个县中的一小邑,办如此先进的气象台,在国际气象事业中有如此之地位,为国家气象事业的自立自强,争得了荣誉,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能不说这是一大奇迹!可惜的是随着张謇的逝世,其实业的衰落,经费的匮乏,政局的动荡,仅艰难维持。日军侵占时期惨遭破坏,抗战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风光不再,不能同日而语。

军山气象台的遗存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军山气象台的主体建筑依旧完整地耸立在军山之巅。1982年,军山气象台旧址被宣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拟建军山气象博物馆。经过筹建,2002年10月24日,“南通军山气象台展览馆”在原址正式开馆。馆内搜集和陈列了军山气象台早期的部分仪器设备和珍贵资料,展示张謇当年的业绩,成为爱家乡、爱祖国,敢为人先、开拓创新,人才立国、科技兴国的生动教材。慕名而来的客人和狼山风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南通市气象局秉承张謇当年在气象事业上的开拓创新精神,建成了气象博物馆,于2015年“3·23世界气象日”正式开馆。南通气象博物馆是继位于南京的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之后,全国第二家气象行业博物馆,也是全国仅有的地方气象博物馆,其中镇馆之宝就是南通军山气象台。

(作者单位均系张謇研究中心).


军山气象台部分早期史料

赵鹏

南通军山气象台建成开测至今整一百年了,世事沧桑,原本它对南通社会的直接影响已成遥远,那些具体的事例也渐次被人遗忘。笔者最近查到一些史料,综合比照,可以略窥当年该台的一些工作情况,同时也可作为军山气象台早期文献的补充。


张謇的气象台立案呈文


关于张謇为军山气象台申请立案的呈文,最初是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里知道的。该书在述及张謇与近代气象事业时,节引其呈县知事文云:“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乎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由,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农业根本之知识何在,謇实耻之。”这段话中的“事由”一词不好解,溯其依据,觉得可能来自徐南侠写的《张謇与南通军山气象台》。该文收录于1995年气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气象史资料》,所节引之语就写作“事由”。

然而2005年出版的《中国气象史研究文集》所收鲍宝堂《张謇与气象》,“事由”则写成“事也”,尽管其作基本上同于徐南侠的文章所述,但感觉这个字还是改正了的,因为文句一下子变得通顺。再早些,又看到1996年的《江苏省志·气象事业志》引此文,也是写作“事也”。

  上述各家著述所引节,都未注明出处,因此不能知道张謇呈文是哪儿来的。然而此文又未曾收入新旧版的《张謇全集》,所以笔者还是很企盼能把它找到。事有凑巧,偶然检出旧抄《通海新报》一则报道《气象台备案之省令》,“军山气象台开测后,由总理张啬公呈请卢知事转详农商部备案,曾记本报。兹闻卢知事于十四日奉到准予备案之省令,当即函知气象台查照”云云,这正是张謇那篇呈文的回应。该报道刊于1917年5月18日,而那呈文登报也应就在此前一两月内。经图书馆友人帮忙,很快找到这篇呈文。

呈文刊于3月27日《通海新报》,题为《气象台立案呈文》,在编辑《张謇全集》搜检该报时漏了网。报道一开头有个引子,谓“南通军山气象台开测,曾记去年本报。兹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总理张啬公具呈卢知事,请立案转详。特将原文呈之如下”。按军山气象台开测于当年元旦,农历乃是腊月初八,报道中的“去年”即指旧历年,而说张謇具呈的“本月二十一日”则用的是公历。因文章篇幅有限,呈文全文不做记录。

张謇是军山气象台的创办者,台成后则自任总理,由他具文为军山气象台呈请立案,这主要是为该台争取一个合法的“名分”。这个“名分”无疑重要,有了它才方便与国内外有关机构交流。张謇办气象台,并不局限于本地一隅,而是放眼世界,有说他晚年曾打算把军山气象台扩建成“东南气象台”,正可见其志趣。这个呈文一得到批准,便立即刊登于地方报纸,表现出他要把这个合法身份告之众人的迫切心情。

笔者将张謇的呈文与上述各家所引节作了校对,除确认“事由”应作“事也”外,还见各家相同的“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乎气象”。其后一个“乎”字实应作“于”,此句“系乎”与“关于”为并举的对文。至于其他,则于文中所列观测仪器第五和第七种校出两个错字,都是把“湿”字错成“温”,笔者是根据早期《军山气象台年报》所列观测设备对校出来的。另外还有一句“台竣器集,次第安置,即于十一月开幕,阳历一实月始观测”,其“一实月”不知所指,怀疑是报纸排版时铅字有误植,可能是“实阳历一月始观测”,或“阳历一月实始观测”。

呈文简述了创办气象台的背景和意义、建台经过、置办设备、人事办法及经费情况,最后则略提发展打算,颇为全面。呈文把仪器设备一一列出,意在告知这些物品来之不易。《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曾开列军山气象台所购仪器,其时该台尚未开幕,比之张謇呈文,后者则又有一些增添,而这种增添其实都经过慎重考虑的。如军山气象台开幕时,台主任刘叔璜(渭清)报告创办情况,其中讲到将来打算时说:“现本台初建,欲预报天气,只可仿日本[现/观]测所预报局地天气法行之,兼设无线电受信机一具,价约六七十元,每日上午十一时及下午五时可得徐家汇之报告(先报时,后报天气),用为本台预报天气之参考,殊为简便易行。查无线电能收能发者,约价在二万余元,经费过巨;若仅受信机一具,则价不大,三百余元者能收欧洲之消息,百余元者能得北京及上海等处之消息,数十元者能得上海之消息。本台为研究气象事业起见,即用数十元之受信机,亦未为不可。既设无线电报,须兼设电话,电话须用特线,约需费二百元,如此方便预报天气。”当时,每置备一器一物都得考虑周密,精打细算。呈文说:“建筑开办之费,謇兄弟任倡而乡里好友助之;经常费力从撙节,年计一千余元,亦当由謇等随时筹措。”虽只寥寥几句,则道出了张謇创办气象台的一片艰辛。又如张謇将任江苏省铁路公司协理时历年未支的万元薪俸,全部拨给气象台和残废院建筑所用。在开辟气象台新路前,军山道路是极为险峻崎岖的,即便如此,选址和视工,张謇也是屡屡亲临现场,这种艰苦创业精神足以使后来者为之感动。


《南通新报》的几则报道


  《南通新报》后改名《南通报》,因其存在时间短暂,故得以留存的报纸也极少。笔者有幸看到几份,其中竟有两三则涉及军山气象台的文字。说“两三则”,是因为其中有一则虽未出现军山气象台的名字,但所涉及的事则与它有关。这些零星材料,虽是挂一漏万,何妨管中窥豹,现介绍于下。

  《各部对于气象台年报之奖语》这篇报道刊载于1919年5月7日,内容是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农商部对军山气象台观测成绩的肯定。军山气象台观测一年后,张謇将其成绩上报各部,得到部批复后及时在地方报章上公布,除表示对气象台工作成绩的自豪外,还是一种权威地位的宣示。军山气象台之前的测候所,观测技术由通师所聘日本教师传授且非专业,其知识也自西方转来。军山气象台则起点较高,取法乎上,直接问学英、法,无论方法还是设备都能得其优,所以成绩能够拿出来与多国气象机构交流。另外,张謇把气象事业看成地方自治的一项内容,所以他欲把军山气象台的成绩看成经营南通、对外展示南通的一项成果。

  《测候生期满考试》这则报道刊载于1919年5月31日。当事人刘叔璜回忆说:“1918年11月,张謇以苏北各农场办测候所需要测候人才,乃由南通甲种农校毕业生中遴选优等生吴樾等7名来台进修气象学,由台附设测候训练班,教以观测气象、使用保管及修理仪器、制图、预报、统计及观测经纬度、子午线诸法。1919年5月,为教授测候训练班各学员起见,用三等经纬仪测北极星以求子午线及纬度,又测恒星以求经度。”军山气象台培训测候人员,这是最早的一次,这在国人培训自己的测候人才方面也算是领先的。本报道抄录了毕业考试的题目,借此可以看到培训的大致科目和内容,明显的特征是理论与实际操作并重。

  《太平洋发生飓风之次数》报道刊于1918年9月28日,虽然没有出现军山气象台的字样,但可以肯定消息来自该台。军山气象台自1917年元旦开测后,地方报纸上则辟有专栏,逐期刊布气象情况。第一年为隔日的报告,一年后则刊登提前的预报,这么做是因为“天气预报单,一时暂不发表,拟俟观测二年以后,准确过十分之九再为公布,以招慎重而收大信”。初创时期为了慎重,不把无把握的预报草率地公之大众。即使是初始期的隔日报告,在其末也加有“附记”,告知读者一些相关信息。如1917年7月25日《通海新报》上《军山气象台报告》的附记云:“徐家汇气象台警告,二十二日上午言:飓风将越过福建及浙江,且可回向扬子江口附近之海上,旋风之暴风雨在东海及黄海之上,洪水泛滥于福建及山东之间,福建省风雨转向。下午言:飓风将越过浙江而仍达上海,有重大之烈风及骤雨,旋风之暴风雨在东海及黄海之上,浙江省风向正北。二十三日上午言:飓风将过上海之西而达扬子江,并就近南京,海中一带至台湾峡之北有强东南风,长江下游风向西北偏北。下午言:飓风将越过扬子江而往南京之西,黄海之上的强风,并有恶劣之天气,长江下游风向西北偏北。”这是把从上海徐家汇气象台收来的关于台风的即时通报转告给南通大众。

  就气象报告的直接功用讲,当时最受益者是农事和商旅,这正契合气象台把成绩上报交通和农商部的做法,也应是张謇创办气象事业的主要目的。这是一种现实而直接的意义,如果历史地看,笔者认为军山气象台的创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让南通人的世界变大了。农业时代的南通,因为地处偏僻,人们安居一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封闭的生活,无须注意外面世界的精彩。工业文明引进后,信息多方涌入,而军山气象台则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出一片天地,不仅能知道太平洋上的飓风在如何运动,甚至还有后来关于日月食的预报,引人关注到更遥远的外太空。既报以准确的时间,又告知辽阔的空间,视野扩大,对南通的发展无疑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带给南通人莫大的福音。


张謇的一封佚函


  在参观南通气象博物馆时,于陈列中看到张謇于1916年12月2日给徐家汇气象台台长田国柱(H.Gauthier)的手书信函的复印件,这也是一封未能收入《张謇全集》的佚函。此信除感谢田国柱在军山气象台开幕前派员来帮助和指导外,主要是说明派刘叔璜再次前往学习收发电报技术,并告知军山气象台的电报代号,以便日后联系。此事,刘叔璜晚年回忆中也有提及。

1916年11月25日军山气象台举行开幕礼,仅隔一周就派刘叔璜赴沪学习,看得出张謇的急切心情。此事可能源自开幕礼上刘叔璜的汇报,因为他讲到气象台必须要预报天气,要预报天气就得有无线电受信机来接受外地的相关信息,而此受信机当时尚未及置办。预报天气本就是张謇创办军山气象台的目的,建设至此,自然不能功亏一篑,于是再派其前往学习。本信之相请托,也即由此而来。

  此前刘叔璜去徐家汇气象台学习,并师从于法国人马德赉。张謇与刘叔璜称马德赉为“副台长”,其实他是徐家汇总台下的菉葭浜验磁台(或称陆家浜天文台)台长。军山气象台落成前夕,张謇有信向马德赉预请,也是看到他与刘叔璜的师生关系及其对建台的帮助。此次再派刘叔璜学习,却请托信给总台台长,是因为所习项目已不在马德赉的业务范围内了。刘叔璜后来是由田国柱安排到上海卢家湾法国无线电局实习的。

  张謇此信称田国柱为“司铎”,这是因为徐家汇气象台台长例由在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担任,田国柱是徐家汇的第四任台长。田国柱是个中文名,字“华宾”。那时来华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多起有中文姓名,马德赉也是个中文名,字“云卿”。如果不细加审查,很容易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据早期《军山气象台年报》所刊该台拥有设备名录,当时所用无线电收报机来自上海卢湾区法国无线电报局,这正是刘叔璜学习之所,显然是学习结束后购回的。但受信机只能接收电信,不能外发。现存一帧军山气象台室内工作照上,可以看到这台受信机的模样。到了1921年初,张謇得知刚辞任北洋政府参谋次长的唐在礼处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转让,立即去函相商,同时预向交通总长报请备案。军山气象台得此收发报机,无异如虎添翼了。

(作者单位:南通博物苑).


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

方志


“开咸同之绝席,扫尘坌之批糠。而夫子所为维持名教,激扬士类,赍咨于闻一人之进退,见一事之得失,以悱悱缠绵于君国者,世不尽睹,虽从游且习见而相忘。”这是张謇于1894年祭恩师张裕钊文中的一段话。张謇师从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始,尤其受张裕钊楷书上的指点,使张謇的书法终成大器。张裕钊的学识、人品对张謇的思想形成影响极深,为张謇的务实、进取奠定了思想基础;张謇的“父教育而母实业”思想则发扬了张裕钊的“讲求时务”的教育思想。

  张裕钊(1823—1894),湖北武昌(今鄂州市)人,字廉卿、濂亭。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目睹官场腐败,后弃官南归,从此不热衷于政治,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清代书法家。

1874年,张謇投考江宁各书院。七月,张謇第一次见到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古文大师张裕钊,“并求书”,足见张謇对张裕钊书法的崇拜,想得到其字的迫切。八月,经孙云锦介绍,张謇拜访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张裕钊命张謇“读韩昌黎,须先读王半山,读《晋书》”。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人经常探讨国事衰危之事,张裕钊发现张謇聪明好学,有气节,与之结为忘年交。张謇的生母金氏去世,张謇致函张裕钊,求其为母撰写墓志铭,此墓志铭碑现存于海门市张謇纪念馆。1880年,张裕钊去山东,张謇随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入京觐见,他们有一段同路,一路上张謇、范当世、朱铭盘等向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张裕钊将3人列为弟子,说:“吾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1885年,张謇在顺天取乡试后第二天就致函张裕钊,向他报喜,称其武昌师。1886年,张謇等去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张裕钊。张裕钊在张謇学问、做人等方面极尽教诲,并影响其一生。


对张謇爱国思想的影响


  张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希望通过科举制度获取功名后能为社会干一番事业。考取秀才后更是乐此不疲,投师张裕钊门下,对恩师这位不同于一般俗世的爱国士大夫,日渐尊敬,加上十年游幕生涯的实际锻炼,张謇成为一个务实、进取、事业心强的人才。

  在那个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领土,清王朝统治者不是积极筹谋御侮方略,而是处心积虑于内部倾轧的时代,张裕钊作为爱国的名士只能“梗概书生今已矣,扁舟梦去五湖天”,寄希望于后生。当张謇随庆军至登州驻防时,张裕钊撰写《送张生謇之山东序》以是鼓励,希望他“经武伐谋,料敌制胜,戮鲸鲵于东海……”“余日夜倾耳企足以望之也”,以中国古代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宣扬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等,为张謇一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82年,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代吴长庆草拟关于时局的条陈,并撰写《壬午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受到朝中一些人的赞许和推崇。张謇的所作所为没有让张裕钊失望,“嘉其行,极称以为贤者也”。

  及第后,张謇志在做出一番事业,抵御外侮、维护主权的政治热情甚高。1894年9月初,当翰林院有35人联名上《请罪李鸿章公折》时,张謇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指责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甚至愤怒谴责:“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挟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可见他爱国之心,情深意切,秉承了张裕钊的民族气节。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张謇的震动极大,他不仅将不平等条约十款主要内容一一记录在册,并且特地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尤其对外国人在中国设厂,十分愤恚。他指出:“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面对国家和民族被侵略、被奴役、被凌辱的悲惨现状,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促使他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因此,看到甲午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张謇自我谴责:“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追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激发了他摆脱世俗之勇气,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因此思想上产生了飞跃。他不再作口舌之争,而是走上脚踏实地做实事、办实业的道路,开始了恩师未完待续的路。


对张謇教育思想的影响


  张裕钊从事教育30余年,所处的时代,由于政府的腐败、国家的积贫积弱,列强的欺侮和侵略国家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他认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转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悯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由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以培养“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益讲求时务,无所不究切”的人才。

1895年,张謇开始奔波于通沪两地,商议和筹集资金,创办大生纱厂。1896年初,奏请政府立案办厂,开始走上办实业的道路。创业之初,技术完全受制于外国工程师和技工,使张謇认识到“求国强,当先教育”“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他在谈到中国近邻日本“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的经验时指出:“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可以断言矣。苟欲兴工,必先兴学。”随着企业的发展,张謇以企业利润资助教育,以实业救国,这就是他的“父教育而母实业”思想,也是张裕钊“注重现实,经世致用”这一理念的发扬。

  张謇一生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很多,但尤以对师范学校所倾注的心血为最多。他深切认识到“师范为教育之母”。他说:“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川诸君以为可耻否乎!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张謇于1902年创办南通师范学校,四年后又创办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相继创办了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大学等一系列学校,使南通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张謇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启发民智。他说:“孔子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意思是说,不论农民、工人、商人和士兵,都应该受教育,使“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有了这样的国民,国家才能很快富强起来。他考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近今以来,政举事理——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这不正是张裕钊所倡导的“尚志”吗!

  张謇对于张裕钊的教育思想领会之深邃全面,教育实践经验之丰富,成就之巨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他将张裕钊的“讲求时务”为教育基准,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发挥得极致。


对张謇书法的影响


  张裕钊的书法在晚清极负盛名,他的书法:外方内圆,结构严谨,高古浑穆,寓刚劲于炳娜之中,融篆、隶为一炉。其中楷书对张謇的影响最大。

  清代官场以“馆阁体”为流行,张謇从启蒙到及第,铁砚为穿,池水尽墨,对于举子来说是分内之事。因为缺乏名师的指点,虽然勤奋用功,但终为事倍功半,走过一段弯路。张謇师从张裕钊后,受他倍加指点,而张裕钊的楷书“字体端正”“字皆真正”“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这对志在科举的张謇来说楷书至关重要。经过研习,张謇也日感“见长”。张謇的楷书:钩既长且瘦,尖而单薄,不甚含蓄,不甚浑厚。帖书笔法化入楷书之中,实是张裕钊的指点。

  张裕钊给张謇印象最深的是“往时从学江宁,见师坐右积旧书叶寸许,每晨蘸墨壶宿汁作书,或今隶,或分或草,必十余纸,既满则书其背之空行,几于反复皆黑……舟中晨起,作书如故,登舆则悬牙管于襟扣,撮管运腕,空中作书,亦未尝辍”。1880年,张謇与张裕钊同行途中,一路艰辛,非常疲惫,而张裕钊一路于骤车中“辄握牙管,悬空作书”。这种精神为张謇所敬佩,对着张裕钊的《千字文》痛下苦功,“惜弟子鬓发已华,而会叔亦薄宦未成,此则相对而不能无累欷太息者也”。即使这样,张謇的书法,守之于雄强平实,融汇唐碑晋帖,形成苍莽而洞达的作风,臻于道气德辉的至善境界。

  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在张謇的成长和思想形成方面。1894年张裕钊去世,张謇书《祭张濂亭夫子文》以悼念,“举益阳之晚德,为吾人之津行。悼气节之风陨,夜漫漫而索盲。诏謇也使听受,谓有生气者之必存一阳”。可见张謇对张裕钊的感情之深。张裕钊去世的当年,张謇考取恩科殿试一甲一名,经过十年的艰辛,他没有辜负张裕钊对他的希望,“足张吾军,殊足快意”,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作者单位:南通市历史学会).


喜庆的珩嫁号子

严金凤


旧时,南通市郊人嫁女儿,要有盆桶家伙、瓷坛瓦罐、台箱板箱、汤婆烘缸、香炉烛台、镜箱胭脂等物品,陪同女儿一起出嫁,称珩嫁,又称嫁妆、陪嫁。这是女方体面的象征,珩嫁的优厚与寡薄,体现娘家的富裕与贫穷,出嫁的女子总爱以珩嫁规模的大小或自豪或悲叹。

成婚之日,男方组织挑夫用扁担将女方的珩嫁运回,除一副箩筐必须挑以外,其余的大多数是两个人抬,故叫抬珩嫁。抬珩嫁是女子出嫁时的重头戏,不仅增加了喜庆气氛,还给女方长脸面。另外,男方要特地请一位“金嗓子”来唱一唱珩嫁号子,在抬珩嫁的人快到女方家时,以喊号子而告知,不得随意进主家门。悠扬顿挫的号声,跌宕起伏的音调,方圆三里都听得到。号子多为颂扬、传情的话,如:“珩嫁未挑思真情,感谢双亲一片心。十里好花迎淑女,一庭芳草贺新郎。蝶恋花飞花恋蝶,郎依妹舞妹依郎,人间乐事今宵乐,盛世新婚此日新。”南通农村有句老话:“不嗨珩嫁号子要养哑巴。”

珩嫁号子唱的好坏,往往取决于珩嫁挑夫的嗓音是否清脆洪亮。如果珩嫁挑夫唱得很响亮,亲友中也会有人主动站出来,或由亲友推荐出来,与珩嫁挑夫对上几句。女方家见男方家派人来唱珩嫁号子,心里乐滋滋地,连说几声:“托福!托福(不说谢谢,因谢与谢世冲尅,示为不吉利)!”

珩嫁号子一般有四个阶段,一是进门号子,二是出门(嫁妆抬出)号子,三是途中号子,四是到家(新郎家)号子,以进门号子与出门号子为主。然而,进门号子一般挑珩嫁者不轻易开唱,叫“闷头佬儿大发财”,但在主人和亲友的要求下也可以启唱,唱词也不多,四句头七个字,唱上两段就行了,如:“主家喜门正启开,珩嫁挑夫进门来,福禄寿财喜五字,今朝喜字打头牌。远见主家门大开,挂灯结彩迎客来,喜鹊登梅衔双喜,龙井香茶喜开怀。”

有的女方家有规矩,要等所款待的宾客散宴,方可请挑珩嫁者入门。经过一阵忙碌,摆酒小酌,便将珩嫁一件件搬到门外,放在竹帘上,挑珩嫁忌用绳子一类用品,多用青兰布当挑绳,打好和喜结,试一试前后轻重,稳妥不稳妥,等待主人一声令下,挑珩嫁领头的挑夫就开始唱出门号子:“状元骑马前面走,前呼后拥后头跟。”有的珩嫁号子,其词较多,如:“今天主家嫁新人,观音老母下凡尘;观音老母来送子,大富大贵出喜门。今天主家嫁新人,天上麒麟下凡尘;麒麟送子到贵府,明日状元后头跟。今天主家嫁新人,凤凰双双屋檐登;凤凰不登无宝地,紫气东来喜临门。今天主家嫁新人,状元游街过府门;状元游街人潮涌,状元及第福满门。”

珩嫁号子的辞令,还有专用颂词来充实的,如:“要嗨号子我开声,主家款待好热忱,酒足饭饱心微醉,八盘八碗八盆荤。要嗨号子我开声,摆下老酒香喷喷,刘伶当年曾喝醉,红枣浸酒十年陈。要嗨号子我开声,待客忙得紧腾腾,主人待客名声好,四乡八镇老善人。要嗨号子我开声,主家目送我起程,老多的珩嫁抬到走,新娘不忘父母恩。”

唱珩嫁号子的挑夫,边挑(抬)珩嫁边唱号子,一出新娘家大门,在珩嫁队伍迤逦而行的时候,还得唱几句途中号子:“姜太公独坐钓鱼台,鱼钩钓上鲤鱼来,鲤鱼双双龙门跳,明年红孩儿来将观音拜。”

珩嫁队伍逢桥过坝,或者路过庙宇,方可停顿并唱上几段:“珩嫁号子我来嗨,逢桥过坝停下来,众位乡邻争相看,谁家珩嫁最气派(最最帅)。珩嫁号子我来嗨,前方正好是庙台,菩萨见到嫁妆笑,新郎哥家喜开怀。”

珩嫁队伍将行至新郎家门口时,珩嫁挑夫眼看将顺利完成挑珩嫁事宜,便喜形于色,尖着嗓子唱起来:“眼看珩嫁要到家,新郎心里乐开花,父母兄嫂争相看,左邻右舍围来夸。珩嫁挑起已到家,肩上扁担晃呀晃,珩嫁号子将收尾,多盼主家喜钱抓。”

新郎父母一边笑得合不拢嘴,一边忙着发喜钱,同时不停地说上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托福、托福。尔后忙着将嫁妆搬到新房里摆放整齐。

抬珩嫁、唱号子这一套旧俗原先在南通县区较为流行,如今均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新婚新俗。

(作者单位: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低温物理

及超导研究先驱管惟炎


  管惟炎(1928—2003),中国低温物理学家。出生于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三任校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固体物理卷主编。多次担任国际低温物理大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在《低温物理》《固态通讯》《固体物理与化学》等国际物理杂志任编委。1980年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少年时期的管惟炎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常常带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去阅读各类书籍。在中学时期,管惟炎遇到官笃诚、冯德吾等几位优秀的物理老师,在他们的引导下,管惟炎走到哪里都要背着数本物理书,一有空闲便认真研读,这为他后来选择进修物理奠定了基础。1949年秋,管惟炎被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同时兼任政治教研室负责人和政治教员。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53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专业为低温物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管惟炎由于成绩突出,被选送到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彼得·卡皮查领导的物理研究所完成毕业论文。通过实验,他发现了“反向卡皮查热阻”,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解释了当时文献上存在的理论与实验间的分歧。由于管惟炎的毕业论文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学校决定破格让他提前毕业。同年,管惟炎经学校推荐为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研究生,他的研究论文《对于固体与超流氦之间界面上温度不连续性的研究》,成为此课题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在留学期间,他的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就约有240本,既有用中文记录的,也有用俄文记录的,科目有电动力学、核物理、核理论、统计物理、核电子学等,笔记字迹工整、绘图规范。

1960年,管惟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致力于低温物理和超导材料的研究。与国内若干研究单位、高校及工厂合作,先后研制了几种具有国际水平的国产超导材料。在超导材料的基础研究上,解决了第二类超导体临界场与临界电流的起源问题,发明了一种测量强场超导材料临界特性的新方法,验证了超导体的相变热力学关系式。研究发现了超导体在磁场中转变时的负磁阻效应,在钛酸锶和氧化锆衬底上分别达到5×106安培每平方厘米和106安培每平方厘米的电流密度,在单晶硅衬底上取得居国际先进水平的84KYBaCuO薄膜。管惟炎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与他人合著有《超导电性》(一、二)《超导研究75年》等专著、译著。他还进行过核爆材料的低温检测,获有关单位奖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管惟炎主要从事高温超导研究,获得高温超导体中的离子尺寸效应、薄膜中的反迈斯纳效应、磁滞回线中的鱼尾现象及超导电性与非磁性的共存现象等重要发现,他发表的不少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高温超导的微观理论有重要启发。管惟炎倾其一生,成为了颇有造诣的学者,硕果累累,受人尊敬。

  管惟炎不仅专注于中国低温物理和超导材料的研究,而且致力于近代中国物理学的进步,高等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中国科研与教育的体制改革与进步都有突出的贡献。1985年,管惟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主政科大数年,实行锐意改革的办校方针。他喜欢教书,所有讲义条理清晰、内容详尽;有关超导内容的讲稿、手稿,书写工整并配有规范的绘图,重点部分用不同颜色进行标注。那个时代的众多科大学子对管惟炎都有着这样的印象: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常常能在校园和食堂里遇见他。

  管惟炎是中国超导研究及低温教学的主要推动者,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推动下,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及中科院若干研究所及产业部门的研究所,先后建立了超导及低温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批从事超导物理及技术的研究、教学人才。目前国内超导研究集中的单位,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大、北大及冶金部门的团队均是当年低温超导研究中培养出来的人员。管惟炎还催生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立,它坐落在中国科技大学西校园,是国家计委批准建设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同步辐射是一种强度大、亮度高、频谱连续、方向性及偏振性好、有脉冲时间结构和洁净真空环境的优异的新型光源,可应用于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力学、地学、医学、药学、农学、环境保护、计量科学、光刻和超微细加工等众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徳耀江海

单志浩


  杨广泽男,195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用最好的原料、纺最优的纱、攀最高的亲”,是杨广泽恪守诚信经营的理念。办厂30多年来无一例不良经营行为。他认为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事业留人”,倡导构建以“家”为核心的企业和谐文化,切实关注职工福利保障和职业健康及劳动保护。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以自己的爱心和行为回报社会,开展金秋助学、亲情牵手、困难职工帮扶、爱心送温暖、扶残助残等活动,每年拿出数万元资助40多名困难学生上学,捐款50多万元帮助双楼初中校园改造,安排帮扶对象到企业工作,支持周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杨广泽先后荣获全国优秀诚信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家、省优秀企业家、省劳动模范、省优秀依法经营者、市劳动模范、市优秀依法经营者、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市县科技功臣等称号。2013年,荣获第四届江苏省道德模范称号。


  李庾南女,1939年11月出生,江苏省南通市启秀中学教师。

  李庾南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被誉为“道德优美,学术纯粹”的典范。她以崇高的师德形象和精湛的教学艺术,教育、陶冶20余届、数以千计的学生。她勤业精业,创立了在全国独树一帜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理论和实践操作体系,成为国内中小学一个重要教学流派。先后受邀赴全国近30个省讲学、授课,撰写《初中数学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自学·议论·引导教学论》等10部专著,拍摄教学实录、讲座近300次。2013年,南通市教育局成立“李庾南实验总校”,在省内外设立“李庾南实验学校”40所。“李庾南数学教学研究所”共培训初中数学教师超过2000名,带出了一大批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和教科研骨干。

  李庾南被评为江苏省著名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名师、中小学荣誉教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获江苏省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认定为“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班主任”。2015年9月,荣获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杨凌捷男,198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启东国税局五分局副局长。

杨凌捷忠诚事业,诚信待人,14年守诺、践诺默默资助已故同窗好友姜海华一家,以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以大信大美诠释了一名80后青年党员的无悔青春。2000年,杨凌捷与姜海华成为大学同学。大三时,姜海华被诊断为颈椎肿瘤,杨凌捷积极帮忙联系医生,并发起募捐、寻求资助,帮助姜海华顺利完成了手术。不久,姜海华病情复发并加重,杨凌捷和同宿舍6名同学约定一起帮助姜海华,“姜海华家我们要管,我们每年捐款一次,每年至少有2名同学一起去看望他”。2004~2010年,杨凌捷信守约定,只要回启东就一定会去看望姜海华,即使工作忙回不了家,也会及时打电话向老同学“请假”;每年除夕,不管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杨凌捷一定会出现在姜家,给姜家拜年。杨凌捷付出了不懈的爱心,陪伴姜海华走过了最后的岁月。2010年姜海华去世后,杨凌捷继续信守承诺,赡养姜海华父母。面对有些人的不理解,杨凌捷很坦然:“我虽然手头不宽裕,但衣食无忧,相比而言,他们老两口的确有困难,就想着尽量帮吧。我帮他们不求回报,只要我有能力,今后我还会一直帮助他们的。”

杨凌捷的事迹被《新华日报》、中国文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他被共青团南通市委表彰为志愿服务好青年。2015年9月,荣获第五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黄建生男,1956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启东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黄建生是启隆乡第一批守岛警察,也是最老的“守岛人”,在交通闭塞、物质条件匮乏的孤岛上,一干就是30年,兢兢业业直至退休。自1985年做守岛警察后,他举家搬迁上岛,他家成了一茬茬上岛轮岗民警的聚集地。700户5000多名岛民,没有他不认识的,也没有不认识他的,他用最朴实的方法赢得了百姓信任,他成为启隆乡百姓心中的第701户岛民。为了坚守小岛,他多次放弃回城工作,甚至晋升的机会,别人说他“傻”,说他“执拗”,是个“执拗到傻的人”,他却“以傻为荣”,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他用心守护着33.8平方公里的绿色净土,用情抒写着爱民故事,被称为“最美警察”。

  黄建生先后荣获江苏省最美警察、“中国好人”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2017年,荣获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用热血和生命诠释刑侦精神

——追记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顾瑛



2010年8月26日下午,南通地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忧心于近期入侵农宅案件多发的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顾瑛刚开完案情分析会,就要去如东指挥破案。有人劝他,等雨小一点再去。可向来做事雷厉风行的他,带上侦查员头也不回就冲入了茫茫雨幕。当车行至通州区十总镇路段时,不幸与相向而行的一辆拖拉机发生碰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顾瑛身负重伤,终因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黄明闻此噩耗后,亲笔书写唁电,称顾瑛是“公安战线的优秀楷模和杰出代表”。时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祥国专门做出批示:“顾瑛同志不幸牺牲是全省政法战线一大损失,请省公安厅转达对其家属深切慰问,同时要广泛宣传顾瑛同志先进事迹。”各大新闻媒体集中宣传报道顾瑛的先进事迹。数万名网民在各网站上发起了悼念活动。

  顾瑛,作为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第二任队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带出了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群体,开创了南通刑侦新辉煌。刑警支队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特别能战斗刑警队”荣誉称号,2006年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创业、创新、创优”活动重大先进典型,2007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文明单位标兵”,2008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命案先进集体”,2009年被中组部、中宣部等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010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等,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顾瑛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省、市表彰30余次,曾多次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顾瑛对打击犯罪执着,甚至到了痴迷程度。本来组织已经安排顾瑛退到二线,可他位置虽然变动了,依旧奋战在一线。由于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却仍然没日没夜拼命干。侦查破案对他而言,已不再是一份事业,而是融入了生命的全部。在拼搏一生即将卸任的时刻,他以这种戛然而止的方式,告别了他的人生奋斗之旅,让许多人唏嘘不已。

  顾瑛坚守信念、忠勇爱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在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顾瑛自1979年调入公安机关之后,在派出所工作了14年,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1992年进入刑侦部门后,他亲自参加或组织指挥了数千起刑事案件的侦破。“案件不破,我就有一种对群众的负罪感。”这是顾瑛常说的一句话。顾瑛的追悼会有3000多人参加。南通港村村民汤汉炎一家6口互相搀扶着恸哭灵前。“原来以为破不了的案子被顾支队破了,我们一定要见他最后一面。”17年前,汤汉炎的母亲被窃贼杀害,顾瑛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真凶,历时17年终于将案件告破。56岁聋哑人岑小云一定要让村干部带他到追悼会现场,给顾瑛三鞠躬。为了找到杀害岑小云母亲的嫌疑人,顾瑛带着刑警队把指挥部扎到村子里,冒着近40℃的高温五天五夜连续作战,皮肤暴晒得脱皮,晚上还要遭虫咬,备受煎熬,但顾瑛毫不退缩。靠着这份执着,终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顾瑛追求卓越、勇争一流,多项创新举措,填补了刑事犯罪侦查的空白,成为南通刑警特别能战斗的“法宝”,引起全国同行的广泛关注。他们打出了“命案必破”的品牌,写就了全市18年杀人案件破案率95%以上、有6年实现命案当年全破的神奇。曾经到南通考察的美籍华人、有国际神探美誉的著名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赞叹:南通刑侦多年保持如此高的破案率,在世界也不多见,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神探”。

  搭档18年的刑警支队政委方建新认为,顾瑛的“神”靠的不仅仅是他的悟性,更多的是他嗜学如命、疾恶如仇、永不服输的那股劲。“所有的案件都是人做的,所有的人作案都会留下痕迹,所有的痕迹都能被发现利用。”顾瑛绝不放弃犯罪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反复揣摩并锁定犯罪嫌疑人心理痕迹是顾瑛多年命案必破的独门绝活。每当侦破一件大案,在大家举杯庆贺时,顾瑛却总是独自去比对犯罪分子的犯罪经过和他的侦破思路有无差异,从中不断总结提高。有十几起大案的侦破结果和他制定的侦破思路几乎一模一样。

  启东“5·19”杀人焚尸案的证据难以采集,传统勘查手段无能为力。顾瑛及时将思路转移到新刑事技术甄别手段上,与法医一道,从现场遗留的一双拖鞋上提取到犯罪嫌疑人脱落皮屑的生物检材,成功做出了三人以上DNA混合图谱,凶手的遗传基因就包含其中。省公安厅专家对顾瑛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南通刑警将DNA技术的应用,拓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针对流窜犯罪不断增多的趋势,顾瑛设计出一个集防范、控制和串并打击于一体的“打击流窜犯罪警示系统”,有效整合了各警种、各地区原本分散、各自为战的侦查资源,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能。这一系统启动后,每年破案达5000多起,成为开启南通公安机关情报导侦战略的第一步。之后,又先后推出了“四位一体”基础工作机制和“清水行动”,彻底改变了底数不清、行踪不定、资料不全、控制不住的状况。把信息化和刑侦基础工作密切融合的思路与举措,得到业内普遍认可。顾瑛提出了“现场必勘、立案必侦、侦技合一”的刑侦工作新理念和“新时期刑侦工作十大关系”的新思路,创设了打防管控共赢互动的新机制,撰写了大案总结讲评和调研文章20多篇,有效地释解了基层刑侦工作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困惑,有些理念和举措被公安部和省厅吸纳引用。

  顾瑛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严管队伍、爱兵如子,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挚爱的公安事业,在同事中享有较高的威望。顾瑛有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公安战线离休干部,母亲是安全局资深财务会计,妻子是南通大学的处级干部。条件优越,背景也好,但在顾瑛身上却找不到一丝“娇气”,更多的是对公安工作的深刻理解和除暴安民的无悔追求。顾瑛常常对战友说:“踏上刑侦这列战车,你就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忍受极度的困苦和劳累,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牺牲,丢掉任何松松劲、歇歇脚的念头,才能干出点成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只要处理案件,不管工作和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计较,而且处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心扑在侦查破案工作上。

  侦破如皋“8·23”案件期间,正值盛夏酷暑,从接到案件开始,顾瑛和民警们白天下到村组走访群众,进行摸排,半夜回到指挥部听取汇报,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大家笑称这是“吃三睡五干十六”。其间正值如皋流感盛行,顾瑛患上了重感冒,高烧40度,他边挂水边工作,实在吃不消了就在指挥部用凳子拼起来休息一会儿,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几星期后才痊愈。

  严于律己,执法廉明,既是顾瑛对自己,也是抓队伍建设的一贯要求。顾瑛带领全市刑侦部门开展以严禁刑讯逼供、严禁贪赃枉法、严禁徇私枉法,争创人民满意刑警队、争当人民满意刑警的“三严两争”等活动,用周边发生的违法违纪事件教育广大刑侦民警,时时把握公正廉明执法这条生命线,做到远离诱惑、远离困扰、远离危险。2005年,刑警支队获得国务院授予的“特别能战斗刑警队”荣誉称号后,顾瑛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战越勇,瞄准新的目标不断开拓前进,先后又摘得“侦破命案先进集体”“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爱民模范集体”等全国性荣誉。

  顾瑛殉职前,正值南通市港闸区和如东县两起现行命案同时在侦。退居二线的顾瑛不顾积劳成疾的身躯,依然全身心扑在案件现场,有时一待就是10多天,经常在几个案件指挥部之间来回奔波。同志们劝他悠着点,他总是说,自己在岗时间已经不多了,只有拿下这两起命案,才能安心退下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着的还是未破的案件。他迎着风雨冲去,雷霆为他鸣道,风雨为他壮行,他活着是个铁汉,倒下是座丰碑……

(南通市公安局供稿).


《南通年鉴》资源开发

利用的几点思考

焦学健


  地方综合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年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年鉴资源能否真正发挥其核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山东省调研地方志工作时说:“地方志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有系统、权威的地情资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是要考虑怎么发挥优势,做好地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地情资料是严谨的,但是开发利用的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因此,引导全社会读鉴、懂鉴、用鉴、传鉴,让年鉴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年鉴工作在新时代的一个新命题。


强化内容致用,

彰显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属性


  决策参考价值。地方综合年鉴拥有权威性、系统性的海量资料,可以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机关开展工作提供参考。近年来,地方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年鉴工作,借助年鉴资源来提高决策水平。例如,2017年9月,国家海洋督察组(第三组)在南通市开展“陆、海、空”立体海洋督察。督察期间,市地方志办向相关领导和单位提供2012~2016卷《南通年鉴》,供其查阅,为相关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工作参阅价值。地方综合年鉴是一座巨大的地情信息资源宝库。通过年鉴可查找近年来该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获得的重要荣誉、颁布的重要法规文献和逐年可比的统计数据资料。例如,2017年9月,南通广电传媒集团要制作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的系列图文报道,市地方志办向其提供2013~2016卷《南通年鉴》,广电传媒集团工作人员从年鉴中的市情概览、年度纪事、人物、年度荣誉等篇目或分目中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研究参用价值。地方综合年鉴不仅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文献数据和参考资料、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资讯,还可以提供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进展及各学科、各专业的研究动态。年鉴对一些重点课题进行连续记载,把一个项目开展的全过程向社会展示,总结成功经验,提炼失败教训,供研究者研阅参考。例如,2017年10月,南通市委组织部要撰写一个全市组织人事工作调研报告,市地方志办向其提供1998~2016卷《南通年鉴》,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强化品质创新,

凸显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时代特色


  把握地方发展实际,拓宽年鉴资源的广度。拓宽年鉴资源的广度,就是全面挖掘区域内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年度资料,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出发,在研究把握地情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地方的强项和优势,把强项栏目升级前置或增大版面。要理清行业领属逻辑关系,及时抓住行业的基本面貌、发展轨迹和重大事件发展变化,总结研究新事物、新成果、新经验,并据此设置新的类目、分目、副分目、条目,不断拓展信息覆盖范围。例如,2017卷《南通年鉴》政治篇人大、政协分目中,分别增加南通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上级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建议的情况;在组织分目中增加国有企业党建、高校党建等内容;在宣传分目中,增加舆论宣传内容;在服务业类目旅游业分目中,增加南通特色文化旅游、自驾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健康养生旅游、美食旅游等内容,增加餐饮住宿业内容;在房地产业分目中增加商品房供销结构、二手房市场、房地产贷款等内容;在银行业分目中,增加银行机构分类记述内容,记述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外资银行等内容。

  紧扣地方中心工作,提升年鉴资源的准度。这是地方综合年鉴提升资源价值的一个重要导向。地方综合年鉴应当紧紧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收录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深入挖掘党委、政府的专业调研报告、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等重要文献资源。例如,《南通年鉴》紧密围绕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南通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开展资源开发,每年都收录市委全委会工作报告,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市委市政府关于综合改革、产业发展、园区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重要文件,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全部来源于市委市政府的统计公报、调研报告、文件资料等权威载体。

  突出实地调查研究,挖掘年鉴资源的深度。加强调查研究是挖掘年鉴资源的一种务实举措,能够切实解决年鉴资源空洞失真、缺少基础数据的问题。这就要求年鉴编纂人员不能“以办公室为家”,要多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获取最新鲜、最直接、最准确的素材,用专业眼光和理念,去发掘和理解年鉴资源,编纂出符合科学文化发展新趋势和读者文化新需求的年鉴材料。近年来,《南通年鉴》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调查研究,2017年上半年《南通年鉴》编纂人员用3天时间赴6个县(市、区)开展调研。同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建立稳固的年鉴撰稿、约稿工作网络,并通过各类媒体搜集考证可供年鉴采用的信息,拓宽组稿思路,扩大组稿范围,不断充实稿件来源;加强与省内外兄弟单位的年鉴交流,学习借鉴“他山之石”,适应时代形势。


强化理念引领,

探索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转型之路


  完善阅读载体,资源开发利用融入技术革新理念。一是做强网上在线阅读。当今社会,年轻人寻找资料最便捷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网站上直接搜索,各年鉴编纂单位要完善地区“地情网”“史志网”建设。网站年鉴内容的展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不仅通过文字形式,还可以通过声音、动画等形式展现。二是利用手机上网技术。当今社会的科技产品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可以看到,手机上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而年轻人更成为手机上网的主力军。我们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手机上网技术,向外推介年鉴。加快开通地区综合性年鉴的官方微信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年鉴信息;力争在每本年鉴上设置微信二维码,只要读者轻松“扫一扫”,就能在第一时间关注年鉴信息;开发年鉴资源查询利用的手机应用软件(APP),广泛链接与年鉴资源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资源,丰富读者查询信息资源的手段,读者在检索阅读过程中也可以发表见解、做出补充。三是做好年鉴电子移动载体。现在,大多年鉴都配备了电子光盘,并附在了书后,方便读者查询并复制年鉴资料。在信息化时代,我们还可以尝试利用大容量的卡片式U盘作为载体,附在书后,为读者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南通年鉴》从2009卷起随书附赠全文数据光盘;从2016卷起于封底设有二维码,扫码后可直接查看“南通地情网”中的年鉴内容。而“南通地情网”已收录《南通年鉴》创刊后历年的电子版本,通过电脑和手机都可以登录查阅。

  扩大辐射范围,资源开发利用融入全民共享理念。一般而言,地方综合年鉴的发行对象仅是地方各级机关单位。又因发行数量有限,就算是机关工作者,也未必清楚何为年鉴,更谈不上老百姓了。因此,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融入全民共享理念,广开渠道,扩大辐射范围,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年鉴、阅读年鉴、利用年鉴。一方面,设置年鉴书站。现在各大城市都致力于扩大影响力和提升知名度,利用这个契机,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力合作,主动在城市中心、著名旅游景点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置年鉴简易书站,投放一定量的年鉴;同时,将历年出版的年鉴投放至各级图书馆和档案馆,广大市民群众可根据自身需要查阅。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将年鉴传递至机关单位、学校、医院、企业、县区、园区、街道乡镇、村居。加强与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和农家书屋的沟通联系,争取将年鉴辐射到辖区内每个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委会。近年来,《南通年鉴》出版后,分发至全市各机关单位、学校、医院、企业、园区、街道乡镇、村居。同时,加大力度宣传年鉴二维码和“南通地情网”,引导社会大众通过互联网手段查阅年鉴内容。

  优化利用方式,资源开发利用融入以人为本理念。一方面,重视年鉴电子信息的选取复制功能。现在,还有部分年鉴的电子信息是完全的图片(PDF)格式,只可以阅读,不可以选取并复制其中的资料。虽然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但作为资料性文献,应该给广大读者引用。年鉴的电子信息,应该设计科学,设置选取复制功能,方便读者利用年鉴资料。“南通地情网”中收录的历年《南通年鉴》可让读者直接复制所需内容。另一方面,重视年鉴电子信息的搜索功能。在信息电子化的时代,信息搜索功能相当重要,所以,年鉴电子信息也要重视搜索功能的设置。首先年鉴的各类电子信息平台要容易在现在主流的搜索引擎(如百度)中被搜寻。“南通地情网”能在百度搜索引擎的首页头条被准确搜到。其次,在年鉴的各类电子信息平台中,要在明显的地方设置搜索年鉴具体内容的功能板块。一些读者对年鉴没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自己需要的资料在整本年鉴中的哪一部分,这时,年鉴电子信息平台中的搜索功能便可以让他们快速、简便地找到所需资料并利用。“南通地情网”已经将《南通年鉴》的类目、分目和条目按网络形式要求编排,挂接在年鉴网站的主页上,供读者用浏览器浏览、查询和打印。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扶海洲胡逗洲的记忆与认同

赵明远


(一)


“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侬住,越讴不善善吴讴。”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是清代通州文人李琪《崇川竹枝词》的第一首。诗句中,作者把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称为“扶海洲”。李琪的《崇川竹枝词》刊行于清道光初年(1821),后其学生姜长卿也作了竹枝词百首为和,并于道光十年(1830)刊印。其首阕仍以“扶海洲”起兴:“扶海洲前阿侬住,还操土语作风诗;略将旧事翻新调,不唱黄鹂唱竹枝。”

  姜长卿有注曰:“《江南通志》:通州古名扶海洲。‘黄鹂调’,雉城艳曲也,其声如黄鹂百啭。”这里的“雉城”是指如皋,如皋自清雍正二年(1724)起属通州辖。

  查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域地志建制沿革表“后汉·广陵郡”项有按语指出:“扶海洲,通州地”,按语还说明了“扶海洲”出自《后汉书志》中:“《后汉书志》广陵郡东阳县注: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按:扶海洲,通州地。”

  《后汉书志》是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的纪传体断代史《续汉书》中的一部分,《续汉书》全书共83卷,分为纪、传、志,主要记载了自东汉光武帝至孝献帝间约200年的历史。南朝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司马彪的《续汉书》逐渐湮佚,惟有其中的8志因为补入范晔《后汉书》而被保留下来。《后汉书志》的注补者是南朝·梁的刘昭。“扶海洲上有草……”这段文字是刘昭采录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又称《博物记》)而作的注补。此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采录了张华《博物志》的这段文字。

  然而,在《江南通志》之前的史籍均未将扶海洲和通州联系起来,同样在南通的地方史志文献中此前也没有扶海洲的记录,而是到了乾隆以后才出现。笔者所见,通州乾隆、嘉庆时人汪嶪(云巢)作《州乘一览》,首次写到“扶海洲”,并引《江南通志》认定为通州的古地域名:“《后汉书志》注:扶海洲有蒒草;《江南通志》:扶海洲,通州地,是汉时为扶海洲也。”

  李琪的父亲李懿曾为清乾隆、嘉庆时文人,其室名为“扶海楼”,著有《扶海楼文集》《扶海楼诗集》等。“扶海楼”的得名,其表侄、官至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为其《扶海楼文续集》所作序中说得很清楚:“盖范书《郡国志》所载扶海洲为今通郡境,因取以颜其楼。”

  从以上史料看到,乾隆以后的南通文人汪嶪、李懿曾、李琪、姜长卿、徐宗干等,因《江南通志》“扶海洲,通州地”的按语,便将《后汉书志》中的扶海洲认为南通的古地名。此后,不仅《崇川咫闻录》、光绪《通州志》等地方志书沿袭了他们的说法,南通的文人著作中“扶海洲”也频频出现。如晚清南通大诗人范当世有《七律》:“眉眼知为同命惜,文章须使盛年愁。箧中他日诗千首,过我江南扶海洲。”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也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扶海垞”,并留下多首诗文。还有不少以“扶海”来讲古代通州地域风情,如《题骑岸镇关帝庙》:“斥卤几沧桑,扶海如仍汉家土;风云会车马,崇祠常傍范公堤。”《惜别》:“扶海一州江淮陲,耕桑尚足长犬鸡。翁心与世无町畦,高卧自梦黄炎羲……”《越四日复同通如知事证江界至丝渔港》:“旧共扬州域,平分扶海沙。更明虞芮畔,非附魏韩家……”《沙同年父母七十寿序》:“后汉徐州之部,广陵扶海之区。是生筿簜之才,实郁菰芦之气……”

  扶海洲早在公元3世纪就出现在历史文献上,却直到1500多年后才进入了南通的文化记忆。然而200年后,这段记忆却发生了变化。


(二)


  南通的地域文化是伴随地理空间发育而演进的,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沧桑变迁。这一进程中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江口沙洲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渐次涨接大陆。20世纪60年代,南通学者陈金渊和管劲丞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陈金渊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1年调回南通工作,在各方的要求下进行了南通地理变迁的研究,并于次年完成了《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初探》的研究成果。管劲丞是南通历史学家,曾任南通博物馆副馆长,南通地理变迁也是他研究重点之一。

  然而,陈金渊、管劲丞的研究结论却一致否定了“扶海洲,通州地”的说法,《江南通志》及以后南通文人对扶海洲认识均有误。结合历史地理与文献史料的研究,他们指出“扶海洲”并不在通州,而仅限于今天的如东县地域范围内。此论一出,迅速被南通各界接受。“扶海洲”显然已经代表不了南通地域的历史渊源,更何况如东一带还长期不属于南通管辖。从此南通市区也就再也不用扶海古名了,而如东则非常乐意地接过“扶海洲”这一文化标签。从此,“扶海洲”作为如东的古称而通行于世。


(三)


  在南通人弃用“扶海洲”时,陈金渊、管劲丞又为南通找到了另一个地域古名“胡逗洲”。

“胡逗洲”最早见于唐朝初期史学家姚思廉(557—637)所著《梁书》记载“侯景之乱”的大事件中。公元552年梁元帝讨侯景,侯景战败被羊鲲杀之于胡逗洲。

“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倦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鹍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鹍以槊入刺杀之。”(《梁书》列传第三十三羊侃子鹍)

“景不能制,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尸于王僧辩,传首西台,曝尸于建康市。”(《梁书》列传第五十侯景)

  由于“侯景之乱”是个历史大事件,史籍的记载不绝如缕。记载的用字稍有不同,或“胡”或“壶”,或“豆”或“逗”,但是指同一地无疑。而关于胡逗洲位置的信息,直至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才比较完整地透露出来:

“胡逗洲在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梁太清六年,侯景败走,将北赴此洲,为王僧辩军人所获。”(《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

  陈金渊、管劲丞根据史料透露的信息,佐以其他历史地理资料进行考察,认定胡逗洲就位于今天的南通,范围大致就是今天的市区。结合他们的研究,我们得知“胡逗洲”仅存在于南朝至唐代的几百年时间,随着唐末“胡逗洲”的涨接大陆,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胡逗洲”已经消失。《太平寰宇记》虽是宋初的作品,但它的记载显然是追溯前事。此后的地理志书记载到“胡逗洲”不多,也都是引录《太平寰宇记》,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并无新的信息,而且均记在“泰州”目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南直五“泰州”下如此记述:

“胡逗洲《寰宇记》:在州东南二百八十三里海中(笔者注:原文如此),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梁承圣初,侯景败走,自沪渎下海,欲向蒙山,其下羊鲲谋诛之,因景昼寝,语舟师直向京口,至胡逗洲,景觉,大惊,为鲲所杀。蒙山,见山东费县。逗,一作豆。”

  古人从没有把“胡逗洲”与通州联系起来,南通史籍志书从来没有提到过“胡逗洲”,更不会将“胡逗洲”当成南通的古地名。20世纪80年代陈金渊、管劲丞的研究成果公布后,南通各界才知晓了这一古地名。随着南通地域文化或江海文化研究兴起,专家们喜欢用“胡逗洲”来命名南通市区的小区域文化,称之为“胡逗洲文化”,这一文化区域称之为“胡逗洲文化圈”。这些新的提法还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然而,史料所揭示的“胡逗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一是“胡逗洲”在南朝时位于松江或沪渎(今上海)和京口(今镇江)之间的江口沙洲,后被乐史明确指出位于泰州之东南及大致的面积;二是“胡逗洲”的历史仅与南朝梁时“侯景之乱”这一重大事件有关;三是“胡逗洲”居民是“流人”,一般解释为移民;四是其上主要产业为盐业。至于有人推测“胡豆”即蚕豆,“胡逗”是“胡人逗留”,实在是没有依据。这些信息显然不如“扶海洲”的文化内涵来得丰富。

  直至20世纪80年代,“胡逗洲”才进入了南通的文化记忆。而用“胡逗洲”这一个内涵有限、在南通建州前已消失了的地理概念,来命名南通城区1000多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似乎不是个最合适的语汇。

  陈金渊、管劲丞关于扶海洲、胡逗洲的研究成果,给今人提供了南通地理变迁的科学结论,同时也改变了南通人对自身文化渊源的历史认识。现在南通将“扶海洲文化”记忆剥离,而认同了所谓“胡逗洲文化”,这大概是两位先生始料未及的吧。

(作者单位:民盟南通市委员会).


明代状元朱希周

“祖籍如皋”之考辨

秦镜泽


 百度百科词条称:明代状元朱希周,原名朱璞,字懋忠,号玉峰,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原籍如皋。此一说也经常被一些学者引用。那么,朱希周的原籍真是如皋吗?据资料显示,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明代书画家、文学家文征明七十九大寿,当时聚集在吴门(今苏州市)的诗画家纷纷作画赋诗为他祝寿,其中画家谢时臣绘了一幅《衡山》相赠,朱希周为此画对题,款署“赋得衡山睢阳朱希周懋忠”。睢阳在今河南商丘。

  多年来,笔者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了朱希周的诸种资料,有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苏州《朱氏支谱》、朱希周父亲朱文云的墓碑碑文、《明史·列传·朱希周》、朱希周的《墓志铭》,以及苏州、昆山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这些文献资料为研究朱希周的祖籍问题提供了相关依据。


有关朱希周祖籍的记载

  《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记载:“君姓朱氏,讳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其先世本亳人,系出唐孝友仁轨,五代时迁睢阳……曾祖吉避地昆山,入国朝为户科给事中,高皇帝旌其直言赐以锦绮,后改中书舍人,迁湖广按察佥事,太宗朝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子希周,弘治丙辰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迁侍读。”

  《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靖朱希周墓志铭》记载:“公讳希周,字懋忠,享年八十有四,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终于正寝,典刑所在远近慕惜之……公家世本睢阳,避金之乱南奔入吴籍常熟,再徙昆山,则户科给事中讳吉始也,为公之高祖。自昆山复入郡中为吴县人,则云南按察副使蘧庵公讳文始也,为公之父。曾祖讳永安,未仕。祖讳夏,以子蘧庵公贵初赠监察御史,后同蘧庵公以公贵俱赠通议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清张廷玉编纂的《明史·列传·朱希周》记载:“朱希周,字懋忠,昆山人,徙吴县。”

  《苏州状元·恭谨雅泊朱希周》记载:“朱希周(1473—1556),字懋忠,号玉峰先生,明代苏州府昆山县人。朱氏先世祖籍河南睢阳(今商丘),五世祖是元代大画家朱德润。张士诚据苏州时,朱德润之子朱吉‘自吴城徙家昆山避之’(见同治《苏州府志》)。朱希周的父亲朱文云后来再携家返苏,‘但仍以昆山籍起家’(见道光《昆新两县合志》)。朱希周从小生长于吴县,入吴县县学,明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第一名。”

  以上文献资料是鉴别和判断苏州《朱氏支谱》与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中有关朱希周的记载内容谁是谁非、谁真谁假的试金石。


苏州《朱氏支谱》与范湖洲《朱氏族谱》

记载的差异

  道光年苏州《朱氏支谱》,由清文字学家、吴县人朱骏声编纂并作序。民国初年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由清贡生朱祖荣总纂。两部家谱虽同为朱氏谱牒,但所记载的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支朱氏。

  关于先祖及祖籍地记载的差异。苏州《朱氏支谱》:远祖为唐末人朱兹,讳仁轨,号称孝友先生。其后裔迁居睢阳。到宋代产生了朱贯。朱贯,字贯道,官至兵部郎中,致仕与丞相杜祁等相交,号称“睢阳五老”,为当时的大名士。

  范湖洲《朱氏族谱》:远祖朱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市)人,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敬则志尚恢博好学,重节义然诺善与人交,拯其急难不责报与人,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闻其名召见异之。

  关于始迁祖及迁徙情况记载的差异。苏州《朱氏支谱》:始迁祖朱子荣,宋直秘阁,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为避兵乱,遂从睢阳南逃东吴,居常熟。二世朱大有,实录院修撰,从常熟迁居吴城(今苏州市)。六世朱吉,户科给事中,又从苏州迁到昆山。九世朱文,系朱希周之父,云南按察司副使,自昆山复入郡中为吴县人。

  范湖洲《朱氏族谱》:始迁祖朱宝明(二官人),宋御史中丞,配常氏,本籍徽州婺源(今安徽歙县南),居淮西定远。高宗南渡,公赴左军参谋营,敌疾追惧为贼虏,誓殉国难,策马渡江,马竟渡登北岸。乐泰邑城南风景,遂居曹溪,名曰朱家巷,是为初迁泰兴始祖。六世朱尚四,讳四全,号载三,配钱氏,迁如皋芹湖(今如皋市搬经镇芹界村)。七世朱端五,讳士碧,又士智,号显良,贡生,配曹氏,元末以避乱存祀,自芹湖迁居范湖洲(今如皋市郭园镇范刘村)。十一世朱肇(进十五),字光启,配马氏、易氏,自范湖洲迁居如皋之西郎家庄,后更名朱家庄,又名朱盘庄(今如皋市袁桥镇陆姚村)。

  关于世系五代记载的差异。根据朱希周《墓志铭》中所述高祖、曾祖、祖、父、己五代世系,将两谱中的相关记载列表如下,以便比对。


  据以上资料显示,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的记载与苏州《朱氏支谱》的记载大相径庭。其中对朱希周的记述更是矛盾重重:一是朱希周兄弟6人,均以“希”字排行取名;范湖洲朱琥兄弟5人,以“王”字偏旁的字起名,用“宗”取字排行。为把朱希周说成是范湖洲朱氏,便说原名为带“王”字偏旁的“璞”且又不是以“宗”取字。二是将字懋忠讹传为“懋中”。三是将苏州府昆山县的朱希周假说成范湖洲寄籍常州府昆山县。四是将累官南京吏部尚书讹为“吏部尚书”而丢掉“南京”二字。五是将赠太子少保讹成赠太子太保。六是将寿八十有四讹为寿六十有二。

  所述文献资料均充分地证明,朱希周的祖籍是睢阳,尔后迁徙东吴常熟、吴城、昆山县、吴县,且从来没有“原籍如皋”的记载。据此即可定论,明代状元朱希周根本不是从范湖洲寄籍昆山县的如皋人。

(作者单位:如皋市白蒲镇政府办公室).


如皋籍烈士旧作两则

钱海兵


  如皋是革命老区,红色氛围浓郁,涌现出许多烈士。笔者偶然发现两则旧作,查阅以往文献,均未有提及,笔者认为可能与如皋籍烈士吴亚鲁和俞铭璜有关,现记录如下,以供参考。


吴亚鲁与《世界语一月通》


  吴亚鲁是南通籍最早的共产党员,成立进步团体平民社,创办社刊《平民声》,在创刊号上发表《小学教师团结论》,强调“必须有团结的力量——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实力”,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在组织平民社的同时,联合如皋东乡潮桥附近的一些青年,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传播革命思想。他的一生与书有缘,爱读书,爱译书,爱编书,还曾在进步的新知书店工作校书。关于他编译的著作目录,至今没有明确的记载。笔者查阅了《南通市志》《如东县志》《如东人民革命史》等多部史志书籍,仅记载了他曾与沈经农合译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文读物《唯物辩证法和心理分析》以及他编辑的《英语百日通》。

  笔者偶得一本《世界语一月通》,认为极有可能是吴亚鲁在狱中所著。《世界语一月通》,陈俊卿编著,民国25年(1936)10月初版初印,世界书局印行。全书分为“三十天”教学,书后附有《常用分类词汇》。笔者认为此书是吴亚鲁所著,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编者署名为“陈俊卿”。《南通市志》《如东县志》等书均有记载,吴亚鲁曾用化名“陈俊卿”。《唯物辩证法和心理分析》也是由世界书局出版,作者署名也是“陈俊卿”。第二,书中收录不少红色革命词汇,包括“压迫者、无产阶级、苏维埃、唯物主义、反动者和反革命”等,可见编者是一名进步人士。第三,与出版时间有关的信息。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吴亚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经柳亚子和史良等人的帮助,免于引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但仍被判刑3年半。

  吴亚鲁在狱中坚持斗争,悄悄教授狱友们世界语和英语,相互用世界语传递消息,组织了秘密通讯网,为此狱友们尊称吴亚鲁为“教诲师”。吴亚鲁在狱中与书商保持联系,从事译书编书的工作。《如东县志》有记:“关押在上海期间,吴亚鲁应商务之邀,秘密翻译,将所得稿费用于党的活动经费,并给难友们上马列主义课。”1936年冬,吴亚鲁出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沈静芷等人介绍到上海新知书店译书,《唯物辩证法和心理分析》就是在这期间翻译、出版的。《世界语一月通》出版于1936年10月,当时吴亚鲁即将出狱,书稿可能在狱中就已经完成。而关于吴亚鲁在狱中完成编印的《英语百日通》一说,很有可能指的就是《世界语一月通》。因为《世界语一月通》附有相应的中文和英文,因此可能误记成《英语百日通》。世界书局是出版过《英语一月通》,但作者是嵊州人周敬瑜,并非吴亚鲁。民国时期的新智书局的确出版过《英语百日通》(原名《英文百日通》),编者署名“英语研究社”,与吴亚鲁也无关系。


俞铭璜与《新人生观的补充》


  俞铭璜的名著《新人生观》曾经风靡各解放区,被翻印成几十种版本。数年前,《江海春秋》曾有专文介绍此书版本。不过《新人生观》还有“续文”就不为人知了。

  笔者曾见到两本华中新华书店印行的《生活》杂志。一本为“新六期”,1946年6月出版;另一本为“新七期(休刊号,实为停刊号)”,同年7月30日出版。这两期《生活》连载了一篇长文叫《新人生观的补充》,作者“原人”。全文分为“新时代的特点——和平与民主斗争”“两套不同做人的道理”“历史上关于人生观的几个问题争论”三个部分,强调“新人生观”应该与时俱进,要有自己的时代特色。文章语言通俗易懂,内容道明理清,与《新人生观》风格一致。

“原人”是俞铭璜的笔名吗?为了弄清史实,笔者向俞铭璜之子俞胶东以及《生活》杂志的作者之一、军旅诗人丁芒请教。俞胶东说,他也不知父亲续写过《新人生观》,但是父亲生前非常低调,文章发表都是用笔名,很多笔名如今无从查证。丁芒告知笔者:“显然‘原人’者即此书作者俞铭璜‘原人’也。”笔者比较同意丁芒的观点,原因有三:一是《新人生观的补充》与《新人生观》的文风相近。二是1946年《新人生观》已经红遍苏中解放区,而俞铭璜是苏中解放区的知名领导人之一,一般作者没有资历来续写此书。三是俞铭璜是位勤勤恳恳的才子,即使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亲自撰文,请人代笔续写应该不可能。

(作者单位:如皋市江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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