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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4年06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4年06总第156期

目录


  “海安之路”发展历程回顾 / 周宏


     首战苏中时的军队卫生医疗工作 / 傅宗哲


     继承红色传统  建设美丽王鲍

         ——纪念王澄、鲍志椿烈士牺牲70周年

         / 中共启东市王鲍镇委员会  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


     革命阵营同生死  异乡抗日皆英雄

          —— 追思革命烈士王澄、鲍志椿 / 启东市新四军研究会


     做一朵革命的浪花

          —— 访鲍志椿烈士女儿鲍浪 / 陆 欣


     可歌可泣的白蒲儿女 / 秦镜泽  陈国荣


     我与青墩文化研究 / 王其银


     海门全境解放前后 / 范本如


     晚清时期一个日本人笔下的南通 / 夏俊山


     张謇与王康寿 / 张廷栖


     红薇翠竹总东风

         ——怀念父亲卢心竹 / 卢君佳


     移动的水脊——东洲和布洲 / 李元冲


     邵潜研究三题 / 刘聪泉


     盛世修志  创新特色

          ——《启东市志(1986-2005)》经济建设部分编纂札记 / 张建国


     街上的油端子、老虎脚爪 / 许德忠


     滨江临海话潮汐 / 贾涛根


     年年相伴  你我情更深 / 倪 健


     大事纪要 / 文 辑


“海安之路”发展历程回顾


周宏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风化雨,给祖国大地带来一片生机。海安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农牧结合,发展工业,综合经营,提高效益”的路子,把发展农业、加工业、工业、建筑业、城市建设、商贸、出口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多次开发利用,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这条路子被国内经济界誉为“海安之路”。30多年来,海安之路愈走愈宽。


19791984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给广大农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海安县委全面纠正“左”的弊端,放宽经济政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种养加出,综合经营”之策略,开拓治穷致富的路子。


1981年以后,海安县先后推行联产到组责任制、联产到劳责任制、大包干责任制,允许包产到户,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承包集体水面、滩涂和零星隙地。1984年,海安县委、县政府延长土地承包制,15年不变,开展以“两田制”(人分口粮田,劳分责任田)为主的完善土地承包制的工作,允许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麦、玉米、稻三熟制为主改为麦稻两熟制,压缩玉米、早稻,扩大中稻。根据海安通扬运河以东、以北、以南地区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类型的农牧生产基地。河北里下河地区以粮棉为主,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河南高沙土地区缩棉扩桑;河东地区重点发展瓜果蔬菜和特种经济作物,将农民“庭院经济”逐步向农田扩展。


海安县调整畜禽结构,稳定生猪生产,同时大力发展家禽和羊兔,引导农民改变家禽散养的习惯,鼓励圈养鸡鸭等家禽,使有限的饲料转化成更多的畜牧产品。抓好良种繁育、推广和疫病防治工作。推广畜禽新品种、养殖新技术。引进罗斯鸡、康贝尔鸭、狄高鸭和新浦东鸡等种蛋,建起海安县祖代罗斯鸡场和7个父母代罗斯鸡场,基本形成县、乡、专业户三级家禽良种繁育体系。普遍推行牲畜无病包防、有病包治、死亡包赔的经济技术责任制,建立畜禽检疫制度,实行常年防疫,成立兽医药械服务部、畜禽良种服务公司等服务机构,传授、普及科技知识,举办培训班100多期,辅导农民3万多人次,印发技术资料3.5万多份。建立营销体系,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办法,实现多渠道流通。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两户”(重点户、专业户)的典型示范作用,对发展生产有困难的专业户,组织银行、信用社等予以贷款支持,地方财政拨款支付银行利息。1984年春,县委召开“两户”代表大会,进行“农民致富之路”巡回宣传活动,介绍“两户”致富经验。


工业发展重点放在农副产品加工业上,兴办乡村饲料加工厂,生产畜禽预混料;兴办食品加工厂、畜禽冷冻厂,加工畜禽产品;建立缫丝厂、织绸厂和染绸厂、扎绸厂、丝棉厂,发展茧丝绸产业。同时注重发展机械、纺织、电子电器等工业。


海安县委、县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安迈开了致富的第一步。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4.65亿公斤,比1978年增加0.98亿公斤。全县从事畜禽生产者15万人,从事家庭手工业、长途贩运及建筑业者13万人,各类专业户3.89万家,纯收入超千元的农户1300家,超万元的130家,蚕茧总产6342吨,比1978年增长1.68倍,约占全省产量的1/10,连续4年居全省第一位。全县上市生猪67.08万头;家禽上市350万羽,存栏332.29万羽,生产禽蛋1.33万吨。1983年,向苏南、上海等各大城市贩运鸡300多万羽,鲜蛋17.5万公斤,出现成千上万的农民骑自行车驮鸡运往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销售的壮观场面,新华社记者在《中国农民报》头版头条以《百万雄鸡下江南》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海安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2.03亿元,占全县工业总值的46%,以“种养加出,综合经营”为主要模式的“海安之路”基本形成。19849月,《新华日报》记者撰文称:“海安县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叩开了农牧结合的大门,走出一条新的致富之路。”1129日,《人民日报》在评论员文章《海安的启示》一文中指出:“海安的路子对全国占大部分比重的中等发展水平的县,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19851989年)


1984年,海安县被列为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后,全县以“种养加出”为内核,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拓宽“海安之路”,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农、工、商和建筑、运输、服务一体化,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县委、县政府坚持“服务城市,富裕乡村”的方针,重视千家万户的发展,提倡家庭生产经营、联户生产经营,引导专业户适度规模经营,支持重点户生产上规模。健全收购、加工、运销服务体系,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鼓励自办、联办,努力实现产品多次增值。引导农副产品向深加工和出口创汇延伸。1985年后,优先发展蚕茧、山羊板皮、白厂丝、服装、钩针衣、包装袋等本地优势的外贸产品,实现“栽桑-养蚕-缫丝-服装-出口”和“种鸡-商品鸡-禽蛋制品”等一条龙生产,成为苏中茧丝绸出口基地和肉禽生产基地。以发展工业为重点,实行县办、乡镇办、村办、组办、联户办、户办“六个轮子”一起转,逐步形成以县属工业为支柱,乡镇工业为主体,机械、建材、建筑、丝绸、食品工业为骨干,结构趋于合理的地方工业网络。


海安县委、县政府的锐意开拓,使“海安之路”不断拓展延伸。1989年全县家禽饲养量805.19万羽,禽蛋产量1.73万吨,生猪饲养量82.64万头,蚕茧产量1.02万吨,千羽鸡场、百头猪场数百个。全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948.85元,人均纯收入698.35元,比1978年翻两番。海安工业初步形成以丝绸、机械、工艺美术、纺织、建材、磁材、化工、印刷、食品等工业门类为主体的地方工业体系,全年工业总产值14.55亿元,比1984年增加近3倍。建筑施工人数2.4万人,承建总面积165万平方米,施工总产值3.49亿元。出口产品形成日常工业品、机电产品、农副产品三大系列15个大类,销往日本、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美乐牌钩针衣被国外誉为“东方珍品”。



大发展19901997年)


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海安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扩大生产经营,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动力,优化区域产品结构,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健全以县为中枢、乡镇为依托、村综合服务站为基础,专业技术协会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积极推进以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形成以禽蛋、茧丝绸两大主导产业带动的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实施“万千百十”工程(即十万元户、百万元组、千万村、亿元乡镇),确定10个奔小康红旗村,作为全县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先行试点单位,推进全县奔小康进程。至1997年,全县形成各类特色专业村36个,建成农业亿元乡镇11个,千万元村41个。多种经营百项投入工程135项,建立万羽鸡场69个,种鸡场10个,肉鸡场3个,千头猪场14个,奶牛场1个,综合养殖场3个,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场1个。1997年,海安县被中国农学会、蚕学会等评为“中国禽蛋之乡”“中国茧丝绸之乡”。


这期间,海安由以发展农业为主改为大力发展工业和建筑业,延伸“海安之路”。为转化农村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海安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建筑业,实施产权制改革,调整工业经济结构,改造传统行业,改革经营体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围绕市场开发新产品,培育拳头产品,全县形成粮油、棉花、蚕茧、畜禽为主要原料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19931997年实施省级以上“火炬”“星火”项目41项,19911996年建筑业获鲁班奖6项、全国房屋样板工程奖6项。同时,海安县采取扶持、引导、管理、服务等综合措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放手发展个体贩运户,培育家禽、蔬菜、禽蛋、山羊等农副产品市场60多个,在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设立窗口,销售海安的农副产品,使海安农副产品走出家庭,走向市场。实施“外向开拓”战略,把自营出口作为主攻方向,形成县外贸公司、三资企业和10家自营出口企业三轮齐转的大外贸发展格局。出口商品从1978年的几个品种扩大到1996年的160多个品种,出口市场拓展到美国、日本、东南亚、欧盟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7年,海安县提前4年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农民人均总收入6000多元,人均纯收入3256元。是年,全县家禽饲养量4307万羽,上市量2368万羽,禽蛋总产8.46万吨,蚕茧12528吨,均约占全省的1/8,连续16年居全省之首,海安发展为全省、全国重要的粮食、山羊、禽蛋、蚕茧商品生产基地。其中禽蛋、茧丝绸两大产业产值占全县农村经济总量的1/3,禽蛋、茧丝绸、建筑业、乡镇村工业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海安县农业机械化工作被列为全省试点示范县,全县抛秧面积3万公顷,抛秧面积和推广速度全国第一。1995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先后到海安县南屏乡视察抛秧现场。1996年全县粮食总产57.97万吨,比1987年增加15.79万吨。


新跨越19982008年)



1998年以后,海安人“万众一心,艰苦创业,开拓争先”,“海纳百川,聚力超越”,全县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海安农业逐步迈向现代化,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加快县城改造力度,服务业快速发展。“海安之路”的范围更宽更广,效益更佳,努力实现农业大县向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强县的跨越。


高效农业发展强劲。形成栽桑养蚕、家禽养殖两大支柱产业,蔬菜、林果、海洋、水产等四大新兴产业板块。蚕桑生产经久不衰。2002年,蚕茧总产1.81万吨,首次跃居全国第一。2004年,海安被评为“中国湖桑之乡”。2008,全县桑园面积稳定在14万亩以上,桑蚕发种量、产茧量连续28年居全省第一,连续7年居全国县级前列。全县蚕桑、丝绸加工贸易整个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禽蛋产业实现由草鸡散养到良种鸡笼养、由小批量户养到规模化饲养、由一味追求养殖数量的增加到生态健康养殖推进的三次飞跃。2008年,全县家禽饲养量4570.49万羽,禽蛋产量24.7687万吨,规模养殖场兴建沼气池893个,11236立方米;兴建蓄粪池431个,7200立方米。海水养殖彰显特色。海岸线仅8.3公里,是南通市沿海县()中海岸线最短、拥有海洋资源最少的县,然而通过突出培育特色水产,利用“借鸡生蛋”租海养殖紫菜的方法,扩大养殖规模,打造出“中国紫菜之乡”“中国鳗鱼之乡”“中国河豚之乡”等多项美誉,走出了一条发展特色农业的成功之路。中洋河豚鱼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8年,海安农业总产值60.19亿元,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全市创一流、全省有特色、全国有影响”的目标定位。家禽饲养量、河豚鱼饲养量、蚕茧产量、条斑紫菜加工量均居全国第一,被评为江苏省首批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整体推进县、全省生态农业县、省级河豚无公害养殖标准化示范区、省高效规模化农业先进县、国家优质弱筋小麦生产基地、国家级无公害禽蛋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2008年,海安县粮食产量61.91万多吨,粮食每亩单产1040.3公斤,在全省以县为单位率先实现稻麦两熟亩产超过1吨。2004年、2007年、2008年,海安县3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受到国家农业部表彰。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1998年后,地方国营、集体及乡镇企业实行转轨改制,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11.5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此后,连续8年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双双突破千亿元大关。2008年,全县工业累计创中国名牌产品7个,居全省前9,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江苏省名牌产品23个。全年完成开票销售(全口径)333亿元,利税66.5亿元。全县工业总产值1490.49亿元,销售超亿元企业143家。海安县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县的历史性过渡。


建筑业进入全省前列。1997年,海安列江苏24个“建筑之乡”综合实力第四位。2004年,建筑业首次实现施工产值超过百亿元,利税2.9亿元,苏中建设集团首次跃居全省建筑业20强首位。2007年,全县建筑业总产值突破200亿元大关,海安县被省政府命名为“建筑强县”。19992008年,全县建筑企业获“鲁班奖”7项,“詹天佑工程”2项;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奖6项,国家优质奖2项;国家新技术示范应用工程5项,承建高层建筑3595幢,其中29层以上超高层建筑454幢。


交通事业大发展。204328国道扩建、改道,成为高等级公路,海防公路建成,沿海高速、江海高速建成通车;新长铁路、宁启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海安真正成为苏中交通枢纽。同时,全面实施“通达工程”“撤渡建桥”,乡村公路实现路面硬质化或水泥路面、黑色路面,城乡公交一体化。至2008年,全县公路总里程2099公里,内河航道总里程567.92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及管护工作被省内外媒体誉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的“海安模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样本。


城乡面貌大变化。县城经过1995年以后的几次改造、扩建,至2008年横向形成人民路、江海路、长江路、黄海大道等主干道,纵向形成中坝路、永安路、宁海路、黄河路等主干道,城区面积扩大到200多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中后期,县城形成8层苏中大厦、12层人民医院大楼、11层中行大楼、12层建行万事大楼、28层建工大厦、21层新世大厦。2005年以后,县城建筑向高层发展,形成贵都广场、凤凰华庭、中洋现代城、明珠城、安达步行街、恒天新世界、丽晶广场、文峰大世界等高层建筑群,城市高度不断被刷新。至2008年,建成或在建高层建筑100多幢。在海安农村变化同样巨大,农村居民逐步向农民集中区和城区、镇区迁移居住。同时,环境保护得到重视,海安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城镇环境质量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列全省第二。


商贸流通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商贸大厦、苏中大厦、东方广场等大中型商业大楼相继崛起,总经销、总代理、连锁店、超市等新的营销方式逐步展开,各类市场纷纷出现。21世纪以来,连锁经营、仓储式超市等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很快,文峰超市、华润苏果等大型超市纷纷落户海安,奥华装饰城、苏中医药物流中心等纷纷开业,名品街、贵都广场、安达步行街、明珠城、中大街等街区形成新的商贸亮点。至2008年,全县市场成交额12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38亿元。“枢纽海安、物流天下”开始显现。


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993年,海安人开始走出国门做生意。2008年,全县实现进出口总额8.1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7.3亿美元。联发集团成为全县出口第一大户,在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全年出口上亿美元。农产品出口6367.1万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9139.4万美元。新签外经合同2156万美元,营业额6369万美元。


“海安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2008年,全县居民存款总额256.58亿元,人均2.7万元,居全省第九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0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10元,职工工资28564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均在98.5%以上。


首战苏中时的军队卫生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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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7月中旬,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12万兵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集中第一师、六师、七纵、十纵19个团3万余人,奋起反击,举行了苏中战役。连续作战7次,均获胜利,歼敌5万余人。其中,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对此次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参战部队卫生人员从前线到后方,展开了长距离的伤员阶梯救治。


部队打到哪里就抢救到哪


苏中战役前,华中军区卫生部按华中军区关于战争动员指示,各级卫生部门普遍作了准备打仗的动员教育,抓了战伤救治各项准备,各参战部队按卫生部副部长李振湘提出的《改进今后战伤救治工作意见》,加强火线抢救工作,要求迅速抢救伤员下火线,并加速运输,使伤员安全到达医院接受治疗。各部队建立健全第一线抢救组织,连配备见习医务员、卫生员,成立连抢救组。营配备医务员、卫生员23名,成立营包扎所。团配备正副卫生队长、医保干事、医务员、卫生员及战士等20余人,组成团救护所,负责由营后送伤员的止血、固定、抢救小手术,负责登记、挂标志、填伤票,组织后送等工作。


1946710,敌整编四十九师从南通北进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军,是蒋军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配合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一四八旅从泰兴东犯姜堰,然后几路敌军会攻海安。


苏中战役发起前,粟裕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认为战争初期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作战是完全有取胜的条件,对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的作用。果断决定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


713,我一师各团到达宣家堡一带。宣家堡是泰兴以北一个小镇,镇南、西、北三面环水,街中有大河横贯,四周有土圩和高堡。三旅八团按作战部署首先打响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参战各团卫生人员,在炎热的夏天和饥渴情况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全力抢救伤员,多名卫生人员流血牺牲。七团医务员吴世杰,15岁参加新四军当卫生员,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多次战斗,英勇救治伤员。他在连队背了9年红十字包,师卫生部考虑他在连队工作太久了,决定调他到后方工作。此时宣家堡作战命令已下达,吴世杰跑到师卫生部请求:“让我再揪一仗回来,好吗?”后来他在随主攻连冲进宣家堡抢救伤员时中弹牺牲。医务员李正修,是从1940年黄桥战役中解放过来的,在宣家堡战斗抢救伤员时腹部负伤。卫生部部长陈耀汉考虑到他伤情重,决定送他到军区开刀,可他说:“大家都在这里开刀,我又何必特殊呢!”后因伤重牺牲。一营见习医务员王安谷,在激战中下肢踝关节处负伤,留下了终身残疾。


宣泰战斗于14日下午结束。三团卫生队队长潘胜战后总结说:“13日下午到达指定休息地宣家堡南大许家堡一带,当晚这里有敌人一个营,我前卫部队还未到达预定地点就发生战斗。这时卫生队还正在路上,听到枪声就赶到前面去,伤员也就来到卫生队了。因情况紧急,加之又是晚上,我立即组织人员分工:手术、换药、包扎、止血、上夹板、登记、发伤票等,当时只有在树林空地上展开,拂晓时被敌炮弹杀伤较多,天亮后又有敌机来袭扰。从13日凌晨3点到14日下午3点,收治了160多名伤员,抬下来时,已牺牲20多名。”下一仗,粟裕决定选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为歼击目标。此时敌四十九师正由南通向如皋行进。粟裕、谭震林命刚撤出泰宣战斗的一师、六师迂回到敌人侧后,为歼灭敌四十九师布下了天罗地网。


18日,一师三旅九团、一旅三团顺着鬼头街、高家庵一段一段向敌二十六旅展开攻击。战斗激烈,伤员增多,九团九连卫生员汪肇海那天包扎了60多名伤员,在为一名重伤员包扎时头部负伤,就这样他又包扎10多名伤员。后被敌子弹打中胸部,牺牲在伤员身旁。


一旅旅长张震东命二团阻击北援之敌,一团(由一分区特务三团、特务一团上升合编组成)攻击林梓,三团配合友邻攻击鬼头街。形成了又一个大包围圈。林梓的敌人向丁堰逃窜,一团立即向丁堰追击,将敌围住,发起攻击。敌利用纱厂房屋顽强抵抗,一团发起强攻。就在这时,七连连长周斌被两名战士抬下来,我(时任见习医务员)高声呼唤:“连长……”他已没有了气息,英勇牺牲在战场。随后指导员郭可嘉率七连继续战斗。


20日下午,鬼头街战斗结束,一师师长陶勇命令一团配合友邻围歼宋家桥敌人。一团团长周维生亲自在河沿指挥部队强攻,战斗从黄昏打到深夜。团长周维生向旅长张震东报告:“部队伤亡大,弹药已缺。”为了攻下宋家桥,张震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强渡,没有子弹,拚刺刀也得拚上去。”激战中,一营三连见习医务员戴洪喜为抢救伤员殉职。


730,敌6个旅分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第七纵队一部在海安及其以南、以西地区组织运动防御。经我4昼夜阻击,歼敌3000余人。七纵五十九团三营卫生所长黄裔在抢救伤员时负重伤。天黑,伤员运不出来,团卫生队队长邹尧派身材高大的见习医务员汤松泅水,将伤员运出。


86,敌整编第六十五师一○五旅旅长率三一四团由海安向李堡进犯。于9日到达杨家庄附近。10日,敌新编第七旅十九团附炮兵辎重营从海安到达李堡接防。粟裕获悉,当机立断,决心围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华野一师接到命令向李堡急速开进,10日晚,以三旅全部及一旅三团攻击李堡之敌,一团和二团攻击李堡以东杨家庄之敌。当日晚,二团三营发起攻击。一营一连从栟茶执行对敌牵制任务调回投入战斗。


11日拂晓,一营遭敌火力封锁,攻击受阻。此时一连沿着一片玉米地和长着芦苇的水沟攻击西边的敌人。在枪炮声中突然有人传喊:“指导员负伤了!”连见习医务员冯毅立即快步跑过去包扎,见毛梦麟指导员俯卧在水沟北坡上,他右手握着枪,左手捂着左髋部正在流血的伤口,冯毅撕开急救绷带,将他贯穿臀部的伤口包扎好。当日,李堡之敌新七旅十九团被全歼,据守杨家庄之一○五旅三一四团在突围中被歼灭。8月中旬,李堡战斗结束后,三旅八团卫生队队长郑觉民召集全团各连卫生人员开会,要求同志们在今后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敢抢救受伤的阶级兄弟,对骨折、胸部大面积枪伤的伤员,要及时包扎、止血、转送。他还要求各连卫生人员教会战士自我包扎和相互包扎,迅速抢救伤员下火线。


821,丁堰战斗,八团集中火力向敌交警总队猛攻,三营七连在突破口伤亡较大。连卫生员倪德官快速包扎伤员,在突击排阵地上抢救伤员时,一名战士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他匍匐前进用多头绷带为他紧急包扎。激战至22日拂晓,丁堰守敌全线被我突破,在逃跑中被全歼。


救治机构前伸配置全力保障作战任务完成



苏中战役45天,连打7仗,部队行动频繁,转换战场迅速。每次战斗35天,两次战斗间隙大多在行军途中,前一次战斗刚结束,后一次战斗又打响。为此要求各级救治机构,必须有连续保障能力。迅速使伤员得到早期良好的救治,师团救护所要前伸配置,团救护所离前线23华里,师旅救护所离前线20华里内。


宣泰战斗:第一师野战医院在老叶庄,转运站在蒋垛;一师卫生部部长陈耀汉率一支直属医疗队,在那里担任收转各团伤员。师野战医院一个队担任前方至军区中途收转任务。一师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1018名。第六师野战医院在辗头庄、东雁岭,转运站在王堡、鲁家堡;第七纵队野战医院在东、西芦庄。七纵队卫生部部长杨忠、医务主任周苏民率野战医院在那里收治伤员。


如南战斗:第一师、第六师野战医院在立发桥,一师野战医院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1079名。第七纵队野战医院在油坊头。七纵野战医院在那里收治伤员583名。


海安防御战斗:我军主动撤出战斗,主力部队于李堡以北、海安以东地区休整,后方机关及医院移至东台、潘家以北一线。一师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1370名。


李堡战斗:伤员转运站在梁垛,第一师、第六师的伤员均经该站接转。一师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590名。六师收治99名。


丁堰、林梓战斗:伤员转运站位于李堡,第一师、第六师的伤员均经该站接转。一师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483名。六师收治397名。


如黄路遭遇战斗:参战部队各卫生机构在战场就地展开救治工作,伤员直接向安丰、丁溪方向后送。一师在此次战斗中收治伤员1273名。六师收治795名。


邵伯保卫战斗:第十纵队野战医院在樊川附近,伤员直接转送西鲍庄、宝应。此次战役,伤员收转数量大:经师、纵队、旅后送的伤员1万余名。其中一师6次战斗收转伤员4934名;六师3次战斗收转伤员1291名;七纵队4次战斗收转伤员873名;五旅3次战斗收转伤员441名。最多的时候师野战医院24小时可收转伤员8001000名。留治轻伤多:各师、纵队野战医院在战役期间,留治了大批轻伤员。其中一师留治轻伤750名,六师留治轻伤870名,七纵留治轻伤460名。经短期突击治疗,重返前线。伤情重、炸伤发生率高:一师在5次战斗中平均为44.1%,其中丁堰、林梓战斗炸伤发生率高达73.4%。手术量大:各师、纵队野战医院手术队的任务相当繁重。凡骨折伤员、出血、异物存留、内脏伤等均需进行手术,手术率为20%左右。一师收治4934名伤员,手术755名、979人次,占收治数19.8%。李堡战斗,该师手术队在18小时内,连续做121人次手术,平均每小时6.7人次。七纵队收治583名伤员中,手术118名,手术率20.2%。各次战斗手术分类,大多为清创、切开取弹、取碎骨、截肢、血管结扎、缝合等。


一师卫生部部长陈耀汉在战后总结时说:“为适应军事要求,在运动的、连续的、大规模作战情况下,24小时内完成千名左右伤员的收治,做到20%左右初期手术处理。手术队是新的组织形式,要求在工作上要集中使用力量,在技术上凡骨折伤、流血、内脏伤、大块组织伤均需施行初期手术,尤其炮弹伤、炸伤手术率占72%。要加倍努力才能完成任务。”


适应战争形势发展加速转运大批伤员


苏中战役结束后,华中战场的态势是: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增调兵力,策划第二期作战行动。敌整编第二十一师两个旅已到南通,整编第二十五师一个旅已到泰州口岸。几天后,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六十九师进至宿迁、睢宁一带,敌第七军两个师进至泗阳以北洋河、凌河一带。957日,粟裕、谭震林判断,敌占宿迁、洋河一带,有进犯两淮(淮阴、淮安)可能,决定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方向由西进改为北上。


在战争形势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华中军区卫生部根据军区首长的作战意图、战役规模及其特点,后方医院部署分散、远离战场以及战区地理、运输条件等情况,决定建立伤员后送转运机构。通过500多华里转运线,将万余名伤员加速转送到后方各医院。


军区卫生部负责人齐仲桓、李振湘指示,决定在东台草埝建立伤员转运总站,由站长汤禧承随带医校学员、管理、供给、通讯、炊事人员等220余人,与第一野战医院共同进行伤员转运任务。同时在仇湖设立分总站及东台、唐子镇、兴化、沙沟、陶家岭设立分站等,整个转运线长达400余华里。后战争形势发展,撤回仇湖分总站。另在梁垛、一仓河、沈灶、莫家庄设分站,将兴化站转移至西鲍庄。又将总站南迁丁溪。转运站间的距离3050里不等。


各转运站组织与分工,以仇湖转运站为例。设站长一人,由军区直属卫生处主任程贤家担任站长,共有干部、学员、杂务人员等74人组成。设医疗队、运输队、重伤收容所及站本部,有管理科、供给股、材料股。同时地方政府也设立相应组织,配合工作。其组成主要分为民伕管理股、粮秣股、总务股。转运站内搭成一座40间连贯的方形大凉棚,每间凉棚设45个病床,全部有160200张病床,都用长凳和门板组成。


各部转运工作:医疗队,分为换药、消毒、营养及登记等。运输队,分为搬运、护理、护送等。站本部工作主要协调各部门配合。


地方政府配合,保证了人力、船只及物资的供给。共动员地方船只1400艘,门板700块,长凳1100张,担架200副。每天使用民工90名,民兵30名,妇女30名,儿童40名。


仇湖转运站完成了收转伤员任务,在10天内昼夜不停工作,收转3747名轻重伤员。最高24小时内收转999名伤员,平均每小时收到41名伤员。其中收转一师1485名,六师1283名,七纵318名,其他661名。干部收容所174名伤员。


草埝转运总站和丁溪转运总站,均可在24小时内转运2000多伤员,保证了苏中战役期间转运万余名伤员任务。


华中军区原有第一、二、三、四,4所后方医院,总收容量3700床位。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于5月初又组建了第一、第二野战医院,每院500床位。7月又增设第六、第七后方医院及重伤医院。总收容量可达到11.5万名伤员。


此次战役,完成了大量伤员收治任务。据7所医院统计,共收治伤员13117名,经一个多月治疗,治愈归队3130名,治愈归队率23.9%。伤死259名,伤死率2.0%。据4所医院统计,施行各种手术1024人次,占留治伤员总数26.8%,手术分类以清创术最多,占手术人数83.1%。一师、六师、七纵及五旅伤亡卫生人员163名,其中伤99名,亡64名。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曾经说过:“每当回顾当年这场战争的进程时,我常想,切不要忘记了数以万千计的军队医疗卫生工作者,对夺取战争胜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编者按:20141226日是苏中四分区东南警卫团团长兼东南行署主任王澄、东南县委书记兼警卫团政委鲍志椿牺牲70周年纪念日。中共启东市委党史办公室、启东市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启东市王鲍镇党委、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为了缅怀这两位为启东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而壮烈牺牲的前辈,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本刊刊出3篇文章,以纪念革命先烈。


继承红色传统 建设美丽王鲍


——纪念王澄、鲍志椿烈士牺牲70周年


<!--[if !supportLists]--><!--[endif]-->中共启东市王鲍镇委员会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



启东市王鲍镇是一个以革命英烈王澄、鲍志椿名字命名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王鲍镇党委、政府带领全镇10万干部群众大力弘扬王鲍革命先烈精神,继承光荣历史传统,将“红色王鲍”与“实力王鲍”“绿色王鲍”“宜居王鲍”“幸福王鲍”五措并举,并坚持“五化同步”方略,奋力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王鲍建设之路,谱写出美丽中国梦的王鲍篇章。



挖掘革命资源,着力建设王鲍革命遗迹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无数优秀的英雄儿女在王鲍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英雄赞歌,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四军东进后,迅速开辟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并建立了一支以启海子弟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东南警卫团。她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与日伪展开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为启海新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政委鲍志椿在反“清乡”残酷斗争中,与启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夺取抗日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19441226日,时任苏中四分区东南警卫团团长兼东南行署主任王澄和东南县委书记兼警卫团政委鲍志椿同时倒在了日军狙击手的一颗子弹下,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解放后,为纪念以王澄、鲍志椿为首的革命烈士为启东乃至整个苏中地区解放作出的不朽贡献,王鲍人民一分一分地捐、一毛一毛地凑,于198912月在王鲍镇聚星村建造了王鲍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坐落于苍松翠柏之中,中央矗立着王澄、鲍志椿烈士塑像。明亮宽敞的展厅中还镌刻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95位王鲍镇烈士的英名。塑像前的大理石纪念碑上,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同志亲笔题写了“王澄、鲍志椿烈士纪念碑”10个大字。王澄、鲍志椿虽然不是启东人,可他们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启东人民的心中,也激励着一代代王鲍人秉承红色精神,不断继往开来,永远奋勇前进。


深化红色传统教育,不断凝聚发展内力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作为江苏省党员冬训工作示范乡镇,王鲍镇党委、政府以王鲍烈士纪念馆为主要基地,坚持在全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镇人民不断凝聚发展内力。


缅怀王鲍先烈,就是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不求索取、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善于将红色精神融入王鲍人民的灵魂,在全镇树立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道德风尚和富民强镇的创业激情。积极开展各类活动,持久开展“弘扬王鲍文明风采”等百堂革命故事教育活动。支持镇关工委和校外辅导站的工作人员进村、进学校为全镇3000多名中小学生讲解革命烈士事迹。每年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到王鲍烈士纪念馆开展祭奠活动,讲党史、学党章,形式多样地开展“学先辈,比奉献;学先进,比贡献”活动,激发全镇人民尤其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投入启东西部强镇打造,积极投身“五大王鲍”建设。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王鲍镇人民决心以王澄、鲍志椿烈士诞辰100周年、牺牲7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在先烈遗志、红色精神的鼓舞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求,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严治党、从严管党、切实为民,以饱满的热情、冲天的干劲、踏实的作风,奋力谱写出无愧于先烈、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弘扬红色传统,促进王鲍经济迅速腾飞


王鲍镇位于启东市西北部,北接吕四港,南接汇龙镇,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距宁启高速公路大生入口仅半小时车程,吕北公路纵穿全镇,新三和港、聚星河直通南北,通启运河横贯东西;距南通机场80公里,与上海隔江相望,崇启大桥开通后距上海只有一小时车程。行政区划面积126平方公里,总人口9.4万人,下辖22个行政村。201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27.6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380元。


王鲍镇着力推动工业转型,坚持经济量质并举。1907年清末状元张謇在崇明久隆镇(现王鲍二厂村)创办了大生二厂,使得王鲍有着厚实的轻工业基础。随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难题,王鲍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注重盘活存量资源,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新引进了泰林管桩、大西洋焊接材料、恒亚国际建材城等重大项目;注重培优扶强战略,针织服装、灯丝玩具等产业继续保持传统优势,机械电子、新型建材、焊条焊丝等产业已成为新兴主导产业,形成了销售收入超亿元、超五千万元、超千万元的企业梯次;注重科技创新推动,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高新企业产值占全镇企业产值比例超过40%


王鲍镇着力提升传统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增效。先烈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的精神在王鲍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本着让群众得实惠、让农民快致富的理念,王鲍镇与时俱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占地3万亩的丰盈现代农业园区雏形初具,核心区内已聚集了一批农业龙头项目。全镇大葱种植面积累计近万亩,香沙芋艿、双胞山药、富硒山芋的“地产三宝”面积累计1500亩,品牌进一步打响。建成全国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培育省财政种养殖支农项目和上海菜篮子供应基地,市场+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王鲍镇着力结合城镇建设,推进新农村品质提升。聚星镇、新港镇、久隆镇,合并为如今的王鲍镇,聚星镇曾是启东五大老镇之一,使得王鲍的集镇风貌传统而丰富。王鲍党委、政府在保护老镇特色的前提下,对镇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整合,按照“做亮、做美、做大”的要求,循序渐进,稳步推进镇区和道路沿线改造,塑造出“一体两翼”的王鲍城镇新面貌。突出发展久隆主镇区,提升发展新港、王鲍两个集镇,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宜商的人居环境。8万平方米的御龙苑住宅小区已建成销售,恒亚国际家居购物广场已成为启东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家居专业市场。


王鲍镇着力民生建设,传承惠民利民宗旨。历史上王鲍先烈浴血奋战、光荣牺牲是为了百姓的解放,如今党委政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为了百姓的和谐,历史与现实在为民服务的宗旨中融合。镇政府先后和各村分别制定了十项惠民实事工程,并加以统筹实施。农村环境“六位一体”长效管理责任区域细化到村组,农村改厕稳步推进,畜禽粪污治理不断强化,镇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绿化造林面积年年超过启东市下达任务,绿化覆盖率在启东市领先。低保、新农保、大病医疗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驻足当下的王鲍镇,厚重的历史积淀悄然交融于现代化的集镇建设,如画的乡村景致映衬着便捷舒适的新农村生活,曾经的革命老区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革命阵营同生死异乡抗日皆英雄


——追思革命烈士王澄、鲍志椿


启东市新四军研究会



19441226,是启东革命史上一个最惨痛的忌日。


那一天,中共启东军政界最高首长,苏中四分区东南警卫团团长兼东南行署主任王澄和东南县委书记兼警卫团政委鲍志椿同时倒在了日军狙击手的一颗子弹下。


王澄,祖籍镇江,1914年生于上海,家境清贫。1932年高中毕业,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防空训练。1937年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往启东久隆镇防空监视哨任哨长,从此与启东结下不解之缘。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蹂躏启东,王澄目睹日寇暴行,愤然离开哨所,参加由瞿犊组织的抗日游击队。4月参加著名的石陀港战斗,重创日军运输船只。19397月,王澄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三纵五支队四大队大队长。不久,由朱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港口暴动,为新四军郭村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受到陈毅的赞扬。黄桥决战后,王澄在海启无畏乡一带开辟根据地。1943年初从苏中党校学习回来,担任东南警卫团团长,成为当时海启地区的最高军事首长。当时,日伪在苏北实行疯狂的“清乡”。面对复杂形情势,王澄与县委书记洪泽等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动群众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上。他把县团、区队、乡游击队联合起来,组成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在敌人“清乡”圈内,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在指挥作战中,他善于抓住战机,从战略上赢得主动权。他亲自指挥部队用政治攻势和武力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先后拔除包括竖河镇在内的敌伪据点12处,缴获6挺九六式机枪。


与王澄同年出生的鲍志椿,常熟王庄镇人,出生3个月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1932年高中毕业,他放弃考大学机会,在无锡民众夜校当教师,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人力车夫罢工斗争。1933年冬,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他在无锡体育场张贴标语时被国民党逮捕,先后被关押在无锡第三监狱、苏州反省院。虽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不屈不挠,到1934年冬终于获得自由。1935年,鲍志椿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化学系,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只读了一年多就被开除了学籍。以后,他刻苦自学日语,达到了翻译的水平。19363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组织青年成立“王庄抗敌后援会”。1938年到上海慈愿、泰利两处难民收容所工作,教难民识字、唱歌,动员大批难民参加新四军。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他受中共苏北特委指派,到泰州国民党李明扬、李长江部队做友军工作。19446月,鲍志椿担任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从此,王、鲍齐名,成为启东革命史上的一组黄金搭档。


王澄和鲍志椿英勇善战,他们活跃在海启地区,领导该地区军民反“清乡”斗争,打了不少漂亮仗。日伪说他们是“两只老虎”。但是,这“两只老虎”平时和战士打成一片。鲍志椿因为蹲过牢犯下胃病,一次,通讯员千方百计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却被鲍志椿严肃批评,不能搞特殊化。他身上长了虱子,生了疥疮却风趣地说:“革命虱子救国疮,革命同志有了这两样是很光荣的。”作为一团之长的王澄,对战士十分关爱,行军时,帮助力气小的战士背东西,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休息时,和战士一起唱歌、玩游戏。对宿营地的百姓,部队更是秋毫无犯,离开驻地总把场地打扫干净,水缸提满清水。据说在反“清乡”最艰苦的岁月里,许多孩子由于常受惊吓,晚上睡不好觉,成为“夜啼郎”。开始人们用“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读书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帖子来祛邪,但总不见效。后来只要一说“郎郎不怕,王团长来啰”,孩子就能安然入睡。


19441225,“两只老虎”率领队伍悄悄潜入海中区表东乡三友村。根据侦察员报告,据点里敌情正常。凭经验判断,警卫团这次行动,敌人还未掌握。但为了安全起见,团部还是作了一次机动,从河东转移到河西。因为这里都是东南警卫团的老宿营地,队伍自觉地“对号入座”,一点也不混乱。到了宿营地,鲍政委通知警卫员买些山芋回来预备开会时食用。会议开到半夜时分,与会人员喝了碗山芋汤就各自休息去了。鲍政委叮嘱警卫员第二天早上到群众家买几只鸡,准备招待参加文教会议的人员。第二天,当两个警卫员买鸡回来,就听到侦察员进来报告说,聚星镇据点过来20个左右“和平军”。王鲍一听,机不可失,一拍大腿:“送上门来,吃了他!”于是,王团长命令通讯员通知一排到东南河头地形坝旁伏击敌人,没有命令不得撤下来。同时奔出屋外,和鲍政委站在住屋东南芦苇丛旁观察敌情。突然“砰”的一枪打过来,警卫员大惊失色:“不好,有冷枪!”鲍政委不以为然地说:“不关事,别惊慌。”说话间,又是一枪。就是这夺命的一枪,一颗罪恶的子弹直穿两人胸膛,王澄、鲍志椿顿时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站起来!这时敌人的子弹密集起来,有三股日伪军向这里包抄过来。部队无人指挥,秩序变得十分混乱。公安局局长赵一德挺身而出,指挥部队迅速撤退。王团长的警卫员汤志凡力气大,一个人背着王团长先转移。鲍政委的遗体由几个通讯员抬着。驻地的北边埭上有一条泯沟挡道,他们叫几个老百姓想法弄来两根木头,搭了一条便桥,终于把鲍政委遗体运了过去。之后,在几个通讯员努力下,好不容易找到一部独轮车,用一条被子把遗体裹好,推到前晚食宿的那个地方,停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又找来一具寿材,去吕四裁了一套衣服,当晚就将鲍政委秘密入殓。为防止敌人抄查,棺材埋在埭的河沿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东南警卫团遭袭,有人说是驻地汉奸告密,也有人称是警卫团团部电台被敌人侦讯,总之,敌人确是有所发觉有备而来。而且,日伪军为了挽救其在启海“清乡”不利局面,事前曾专门训练了一批狙击手,专门寻找机会打击我军政要员。


我们在情不自禁为壮士扼腕的同时,也永远不会忘记侵略者的那颗罪恶子弹。


启东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王、鲍同是异乡人,为了革命来到启东,并在东南革命斗争处于关键阶段,同时血洒沙地,捐躯东疆,令人扼腕悲痛。王、鲍牺牲,是东南地区抗战时期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和挫折。


王澄、鲍志椿,启东历史上两个不朽的名字;王鲍,启东行政区划更迭中永远的名片:王鲍区,王鲍乡,王鲍镇……


王澄、鲍志椿永远活在启东人民心中。


做一朵革命的浪花


——访鲍志椿烈士女儿鲍浪



201457上午9点,我们依约按响了北京海淀区六道口某小区6号楼6单元301室的门铃。一会儿,一位身穿红色绒马甲、蓝色运动裤的老太径直走下楼来笑迎我们:“啊呀呀,辛苦你们了!”老人个子不高,小方脸,70多岁光景,显得十分精干。她就是启东历史上东南警卫团政委、海启县委书记鲍志椿烈士的女儿鲍浪。


那两室一厅的住房,原为鲍志椿烈士妻子王韵清所居住,陈设十分简单。客厅里只有一套陈旧的布沙发,一张五斗橱、一张旧方桌;卧室内,一张旧书柜内陈列着几套马列著作,床上堆放着一些衣被杂物;阳台上也码放着杂物,靠墙的那边是一叠装修后舍不得丢弃的瓷砖。如此简陋的居住环境和房舍的主人身份似乎很不相称,与窗外车水马龙的都市比较起来,显得那么朴实和宁静,让我们倍感惊诧和敬佩。


客厅五斗橱上,端放着鲍志椿烈士的一张黑白画像,尺寸较大,十分醒目。老人介绍说,那张像是请人根据爸爸的照片画的,爸爸长得十分英俊,帅气;那像也画得十分逼真。在卧室的柜子上,也放着一只小镜框,镶有鲍志椿烈士的一张遗像。那是一张我们熟识的英烈照片:年轻帅气,五官端庄,头发后梳,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眉宇坚毅,目光深邃。


鲍浪谈起爸爸,十分自豪和感慨,语速也特别快——


我没有见到过爸爸,不过,我的名字是爸爸起的。1941年,爸爸送母亲回常熟王庄老家坐月子,坐船摆渡长江。那天风浪很大,望着滚滚长江卷起的朵朵浪花,爸爸说,将来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干脆就叫鲍浪吧,让孩子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做一朵革命的浪花。这样,我未出生就有了大名。爸爸牺牲的时候,我才3岁,对爸爸的一些记忆,都是妈妈王韵清和奶奶鲍冯一义给我时常讲起的,那些往事总是让我难以忘怀,铭记在心。


爸爸是家中的独子,一岁时就失去了父爱。少年时,爸爸十分聪颖淘气。有一年清明,他随家人到一座山上的庙宇里烧香祭奠,竟然攀爬到关老爷塑像身上,把关老爷头顶上的帽子摘下,戴到自己头上,嬉闹狂奔。长大了,奶奶把他送到私立学校读书,他不服私塾的枯燥学规,课堂上竟把衣服裹在凳子上后溜出去玩耍,开始时连老师都没有察觉。后来,奶奶只好把他转到教学较为开明的公立学堂读书,可是哪里知道,送的人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偷偷溜回来,这让奶奶气坏了,打了他一顿,派人再送回学堂,哪知一会儿功夫他又跑回家,如此反复几次。一到夏天,爸爸总喜欢站在王庄的石拱桥上往下跳水游泳,奶奶怎么训导也不听。在学校,爸爸很不喜欢算术,总是考零分,后来,他学的功课门门拔尖,总考第一。爸爸有个表哥,个性和爸爸完全不同,人十分老实,家境比较殷实,比我们家有钱,但爸爸不怎么看得起他,说你家有钱又怎么样,我比你功课好。后来,表哥只考上私立的医学院,爸爸考上了上海暨南大学。


参加革命后,爸爸倔强的个性依然没有改变。有一次,他从外地回乡,奶奶絮絮叨叨劝他不要再参加什么革命,去做那些危险、坐牢的事情。爸爸说,我们现在闹革命,就是将来要让大家都有饭吃,让穷人家孩子也有书读!


和个性刚烈、富有造反精神的爸爸比较起来,母亲王韵清性情特别温顺。母亲也是王庄人,两人从小订的亲,可谓青梅竹马。母亲娘家家境比较好,早年在常熟县中、无锡女中读书,毕业后在无锡嵩山小学教书。成婚后,两人性格互补,相敬如宾,十分恩爱。193812月,在爸爸的辅导帮助下,母亲考上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仁济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一纵队后方医务人员。不久,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新四军三旅后方医院卫生队队长,一直从事战地医务服务。那时,妈妈的津贴比爸爸高。妈妈说,爸爸常常来找她要钱去给战士们打牙祭。母亲对爸爸十分尊敬和崇拜,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有志向、有骨气。


鲍浪深情地回忆说,妈妈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1944年,爸爸牺牲后,母亲独自守寡,长达67年之久。但岁月冲淡不了妈妈无穷的思念,反而历久弥新。在住所里,鲍浪丈夫郁浩然寻出一把刀叉大小的日本钢刀和一把尺子。鲍浪说,这是爸爸的遗物,也是母亲的相思之物。母亲总是睹物思人,爱不释手,使用了数十年。我们凑近细看,但见钢刀刀刃已经磨损得凹陷了下去,但依然十分锋利;那尺子上鲍志椿亲笔书写的名字,墨迹清晰可辨。鲍浪说,现在妈妈也走了,这两件遗物就捐送给启东王鲍烈士纪念馆吧。


虎父无犬女。谈起自己的个性和经历,鲍浪分外爽朗。笑言自己从小由奶奶带大,好强上进的个性完全像爸爸,从不服输,和男孩子一般淘气。一次,居然把乡下几个男玩伴打趴下,骑在他们身上像武松打老虎一样教训:服不服?!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应不忘爸爸为她起名的含义,什么都要强,总要争第一,一定要超过同学们,要考上清华,将来做居里夫人。1960年,她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震等不少老革命的后代都是我的同窗学友。后来,她和老伴郁浩然都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工作,从事高分子材料教研,并在学校创办了这门学科,培养了不少人才。19983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他们夫妇俩拿出自己《化工技术》一书的稿费、科技奖金和科研收入共计5万元人民币,在学院设立了“志椿奖学金”,用于奖励来自农村及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是全家纪念烈士的最好方式。


鲍浪快人快语,对后代的教育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她说,我常对儿子郁工、女儿郁浩说,凡事都要自强自立,靠父母是靠不住的!现在,他们都凭自己的能力留学美国,事业有成。但她常对子女讲,不要数典忘祖,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是革命英烈鲍志椿的后代,要成为一朵激流奔腾的时代浪花!鲍浪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比较聪明、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比较自私,不够务实。我们的社会缺失爱国主义教育。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了,实现了中国梦,我们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否则,只是痛骂小日本,没有什么用!


鲍浪曾经在1959年、1989年两次来到启东,祭奠自己的爸爸鲍志椿。对长眠父亲的这块新土,鲍浪充满了感情,极为关注。在启东,王澄和鲍志椿的英名家喻户晓。启东人不仅以王鲍命名乡镇、学校,更以王鲍精神激励后人,建设启东。她说,启东这几年如滚滚东流的长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爸爸的热血没有白流,英烈可以得到告慰,含笑九泉。


可歌可泣的白蒲儿女


秦镜泽陈国荣



在八年抗战中,白蒲人民积极参加了抗日抗争,为打败日寇与伪军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就有19位。在可歌可泣的白蒲优秀儿女中,代表人物有如下10位,他们是:


沈序19191957),原名沈达泉,又名沈絮,笔名枫子,白蒲镇林梓社区人,白蒲最早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女共产党员,1934年参加革命,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沈序在南通女师读书,参加了属于“左联”的“新民剧社”活动。1935年夏,参加如皋进步文艺团体“春泥社”。同年1228日,她在中共地下党员、南通女师历史教师郁永言的指导下,与学生干部王文华一起发动和领导了南通女师学生“晋京请愿团”活动,当年沈序写的《买药去》一文,真实地记录了请愿斗争的全过程。1936年她在《新通日报》上以“枫子”的笔名,主编副刊《甘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革命道理。193777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救亡宣传队、春泥社剧团,与俞铭璜、许家屯在如皋公园剧场公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起到鼓动抗日的积极作用。193711月,她与爱人俞铭璜北上大别山寻找共产党,参加新四军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1938年重新入党。19407月,随新四军东进回到苏北,在苏中解放区先后从事党务、群众、教育等工作。1940年秋,任中共东南边区中心区委书记,与廖绪忠带领民运工作队到花园乡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农民“二五”减租、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动员青年参加民兵,动员妇女上识字班、支持丈夫参军,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帮助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942年,党派她到鞠家厦的励志中学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发现、培养了王遐松、汪如璠等一批青年干部。1947年,她随军北撤到山东、东北等地,不幸染上肺结核病,在病床上辗转10年,顽强地坚持学习俄文,在病中翻译了40多万字的苏联长篇小说《快脚鹿》及一些论文和诗歌。20世纪50年代,沈序在江苏省妇联、省文联、省中苏友协工作。为了翻译苏联文学作品《走向幸福生活之路》,她躺在病床上研读《古兰经》以作参考。1957516,她因心力衰竭逝世,年仅38岁。


用诗歌痛斥日寇罪恶的青年学生沙白1925~),原名李涛,学名李乙,号李百玙,后更名理陶,笔名鲁氓,白蒲镇沈桥村人。1943年,他在学校读书,学习写诗,并在报刊上发表。1949年,他参加革命工作,从事过新闻、工业、宣传、文艺等工作,先后任地方报社、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和纺织厂技术员等。1958年任上海《萌芽》诗歌杂志编辑,1962年调南通市文联,历任秘书长、副主席,1980年调至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著有《杏花春雨江南》《大江东去》《砾石集》《江南小夜曲》《沙白抒情短诗选》《独享寂寞》《八十初度》《沙白诗歌》《沙白散文》等,曾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首届“艾青诗歌奖”。


抗日战争中后期,沙白在读高中时,受班上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开始阅读鲁迅、巴金、托尔斯泰写的作品及《苏联文艺》等进步书籍,并开始创作诗歌,现选录作者1944年写的两首诗,足见他当年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



静静的小城/熄灭了最后一盏灯/城头的大旗/把黑夜压得更加黑沉沉/不见一缕光亮/没有一缕丝声音/那么黑呵,那么静/仿佛是一座坟/只有皇军战马的快蹄/得得,踩过街心/帘幕深垂的窗后/有喷火的眼睛……


平政桥


熙来攘往的平政桥上/站着两个日本兵/粗布军服褪色于风雨/反皮军靴沾满泥泞/三八步枪紧贴右肩/雪亮的刺刀齐着眉心/(刺刀上闪动着光点/就像闪光的瞳仁)/他们站得笔挺笔挺/就像带枪刺的步枪两柄/分不清是他们执着步枪/还是步枪执着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利站在这儿/如同两枚生锈的铁钉/


以教学为掩护从事抗日救国的两兄弟徐浩泉、徐良泉,白蒲镇文峰村29组人。19417月初,两人同去东马塘邱升中学参加苏中四分区举办的首期文教研究会。学习结束后,徐浩泉被分配到如西县(如皋)车镇区任财粮助理,徐良泉被分配到镇涛区任情报员。徐浩泉19131946)出生于农民家庭。1932年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办过民办小学,后去东台大丰简易师范读书,毕业后到东马塘邓园小学任校长。1942年初,在如西县镇涛区担任财粮助理。1943年被派回家乡开展抗日活动,创办顾庄小学,发动贫雇农向地主算账,开展“二五”减租,并担任姜北乡调解委员、如西县参政会参议员。19459月中旬,盘踞在白蒲的伪保安团朱开冲在日寇投降后还想大捞一把,下令佳姚乡10个保每个保要上缴6万斤稻子给他。经上级批准,徐浩泉和区干部在半夜里涉水潜入白蒲镇郊,把伪保长抓来,使敌失去爪牙,朱开冲也于921日仓惶从白蒲逃往平潮。1946321日,徐浩泉因向国、共、美“执行小组”三方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国共《停战协定》、进犯白蒲杀死7名老百姓的罪行,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顾庄。


徐良泉,号源清,徐浩泉胞弟(1916~),19417月参加革命,历任情报员、小学校长、区文教助理、区公所秘书、如皋县水利局秘书、勇敢农业中学教导主任、白蒲高级中学农业知识教师。19811984年曾任政协如皋县第五届委员。1950年冬,任白蒲区姚元小学校长期间,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南通专区模范教师。1979年离职休养。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9417月,徐良泉与胞兄徐浩泉一道去东马塘邱升中学参加苏中四分区文教研究会,学习结束后,如西县政府分配他做地下情报员,公开身份是任口小学(今平潮镇任口村)校长。任口小学距敌伪据点只有300米,他以教学为掩护,主要任务是负责收集任口敌伪据点及白蒲至平潮公路沿线的敌伪动态。在学校教学方面,他采用两套课本,一套是古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另一套是我三分区统编的抗日课本。校门前派学生轮流放哨,桌上摆的全是数学和识字课本,而实际教的则是抗日课本,学生天天喊的是“打鬼子,救祖国,爱人民,保家乡”。他经常到公路边观察白蒲至平潮经过任口的敌伪动态,他还利用家住白蒲镇的吴迪贤、马晋生同学每周回家的有利条件,布置他们收集白蒲日伪据点的情报。他隔日向镇涛区情报站传递情报,有重要情况即随时亲自去情报站报告。任口这个地方的伪保长叫钱锦发,经徐良泉多次做工作,思想有所进步。每年夏秋季节,徐良泉背着大秤与钱保长表面上为伪军收公粮,实际上收的粮食大部分上缴我方,只有很少部分缴给伪军。19411945年,徐良泉在紧靠敌伪据点的任口小学坚持了整整5个年头,多次为我方收集了很有价值的敌伪情报。


深入虎穴的地下工作者沈正清19211995),原名唐安富,又名唐义成,化名唐建华、徐金山,白蒲镇沈桥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官扬乡游击中队二分队队长、白蒲区区长、如皋县公安局局长、阜宁县人武部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他勇敢机智地打入伪军内部做秘密策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功。


1941年,根据如西县政府特派员周特夫的指示,沈正清通过拜青帮头目的办法,打入伪军内部。端午节这天,他经姜海山联系与周建民、周汉成、陆志广、郭文彬等商人,花了50元法币买了礼品送到龙舌乡薛家坝,拜伪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手下的营长安常德为先生。下午举行仪式,吃过晚饭后,他对安常德说,学生想拜见老先生田司令。经安常德电话联系,田铁夫同意接见,沈正清这次去,摸清了田铁夫驻地聋子桥周围没有任何工事的情况。初六回报县委。初八晚上由沈正清带路,如皋县团攻打田铁夫部队,打死叛变投敌的连长,俘虏数十人,缴枪33支,其余伪军纷纷弃枪逃跑。


19433月,如西县政府敌工部部长董铁山决定,派沈正清再次打入伪军田铁夫的所属部队。此时安常德在石庄任伪团长,娶了永安沙的小老婆,后来生了个男孩,他乘机买礼品去“恭贺”,安常德见了沈正清就夸奖说:“你不错,人在新四军,心还在我这里,到我这儿当营长、连长,随你挑。” 19438月,安常德调到如皋任城防司令,叫沈正清当他的准尉司书,不久又提为准尉稽查员,身穿黄军装,帽徽领章齐全,每天带着一个班的人马到客栈、轮船码头、大烟馆子里稽查,查到大烟他都送给安常德,常对他视为知己,无话不说。在此期间,他将伪34师的花名册、安常德去南通扩军一个团的计划及时密报如西县领导。后经报纸披露,打破了安常德的扩军计划。


1945年秋,沈正清受县委书记周特夫的指示,又一次打入伪十九旅参谋兼情报室主任晏子善家。晏子善叫他担任大队长,要他经常到城内察看动静和周围环境。沈正清一方面对晏子善说些安慰的太平话,一方面将敌情写好后放到空墨水瓶中,听到对河新四军喊话,就把放有情报的墨水瓶掷向对岸。农历八月十六日(公历921),我军向如城发起总攻。他首先将晏子善家的电话线切断,当看到北门城墙上新四军冲过来时,就将企图逃跑的晏子善抓住。施亚夫带兵过来活捉了晏子善。如城解放的第二天,沈正清派政工人员到晏子善家,将原先藏好的枪支和20只装有金银财宝的箱子一一起出归公,30多名暗藏特务也被全部抓获归案。


机智勇敢神通广大的联络员陈致祥19212007),原名陈松林,白蒲镇姜北村人,19433月参加革命,1944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镇涛区联络员、康庄乡粮管员、财委、副乡长、乡长、指导员、白蒲区游击队班长、薛窑乡指导员、南通军分区情报科干事、如皋糖业烟酒公司外勤员。19741979年因学习、工作成绩显著,先后4次被表扬奖励。


19433月,中共薛窑区委派陈致祥去抗日根据地涟水县学习情报工作,时间5个月,经考核合格后分配到镇涛区任联络员,主要任务是负责侦察搜集白蒲至平潮一线的日伪情报。他先是派卫文汉打入白蒲伪团部,任伪团长朱开冲勤务兵,后又派戴有富与朱开冲结拜仁兄。朱开冲出于自保,留条后路,他也想与共产党拉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朱开冲即通过他的仁兄戴有富,约请蒲西区委副书记、朱的同乡姜祝三和陈致祥到白蒲伪团部作客。通过这次接触交谈,不仅与朱开冲相识相熟,而且陈致祥与朱开冲驻扎在朱窑据点的伪排长孙达泉,通过打纸牌交上了“朋友”,这为我以后利用敌伪打下了基础。


林梓河西靠公路边筑有一个伪据点,伪排长苏文才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早已恨之入骨。1944年春,上级决定,由蒲西区和镇涛区游击队负责拔掉这颗钉子,为民除害。组织决定由陈致祥找朱窑伪据点的“朋友”孙达泉商借武器,因孙达泉与苏文才之间早有矛盾,互不买账,一经商谈,孙达泉立即同意借出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约定当夜归还。这天夜里10时许,两个区的游击队再次攻打林梓伪据点,当机枪猛射一阵、再打出一颗炮弹时,伪排长苏文才,吓得拔腿就逃,剩下的30多名伪军个个缴械投降。缴获枪支30多条,民兵连夜用汽油烧毁了炮楼。


1944年春,日伪作最后挣扎,实施“高度清乡”。驻扎在平潮的伪军团长张谦,又名张自谦,在平潮至九华山、平潮至朱家窑一线新筑了6个据点,企图封锁苏中三分区与四分区的联系。三分区决定采取软硬两手策略与敌斗争。一是攻打平潮伪经济委会员,二是抓捕张谦的外祖母作人质。张谦这时慌了手脚,派他的舅舅钱晓六找到镇涛区游击队洽谈接回其母亲的事。三分区领导决定派陈致祥与军分区顾参谋一同前往平潮,和伪团长张谦谈判,签订协议。农历五月初五上午,陈致祥与顾参谋由白蒲伪团长朱开冲陪同前往平潮与张谦正式谈判。对我方所提条件张谦一一表示接受。第二天,张谦即撤去6个据点的驻兵。我方则不攻打平潮伪经济委会员,并放了张谦的外祖母。


领导白蒲人民反“清乡”火烧竹篱笆的蒲西区区长陈锋19221944),原名陈颖洲,浙江衢县人,幼年随父母居住上海。1940年夏,陈锋考入太仓师范学校(当时该校迁在上海法租界内),在学校中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41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太仓师范学校被迫停办。陈锋和其他两位同学经党组织介绍,到苏中三分区如西县参加工作。19422月,被派至江安区周严墩小学任教师,8月,调至如西县东南行署任司法股书记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7月,如西县委、县政府决定新组建蒲西区公所,派陈锋任区长。陈锋到任不久,日军开始对苏中四分区发动“清乡”,蒲西区是苏中三分区配合四分区反“清乡”夹击敌人的重要地带。陈锋在如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区抗日军民,通过多种形式,揭露日伪“清乡”阴谋,宣传反“清乡”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斗则必胜的道理,亲自发动和带领干部群众破公路、断桥梁、拆毁竹篱笆、割断电话线,狠狠地打击敌人。194354,他带领蒲西区游击队员和民兵300多人,配合主力部队破拆敌伪“清乡”封锁线,将白蒲至林梓一线的竹篱笆全部拆毁,收割电话线3.2万余斤。516夜,陈锋在三分区部队支援下,配合南马塘区民兵800余人,将林梓至丁堰12里长的竹篱笆、电话线杆彻底拆毁,缴获电话线5000余斤。71夜,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举行“七一”总破拆战,陈锋带领游击队员配合镇涛区游击队和民兵400多人,参与从白蒲至四十里破公路、拆篱笆、断梁桥、割电话线、贴标语、散发传单的战斗任务。


1943年秋,陈锋调任车马湖区副区长兼区委青年科科长,19442月调任薛窑区委组织科长,从事新区开辟工作。同年52日被俘,惨遭敌伪杀害。时年仅23岁。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南马塘区区长顾辛农19221944),白蒲镇人,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38年春,日寇侵占白蒲前夕,顾辛农全家逃难到双甸南乡马坞庄。1940年秋,新四军在如皋东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久,他辞别双亲,到苏中抗大九分校学习。19419月学习结束,被分配到如西县南马塘区工作,先后担任区政府文书、调解助理、民政助理等职务。1942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南马塘区区长。与区委书记林忠堂等同志配合默契,把南马塘区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次,驻白蒲伪军团长朱开冲探知顾辛农当了新四军的地方干部,便将顾辛农的父亲抓去,逼他父亲交出顾辛农。顾辛农听说后,针锋相对,把朱开冲的小老婆和他的叔叔抓来作人质,朱开冲不得不把顾辛农的父亲放回。从此,顾辛农的父亲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马塘区处于龙游河以东通扬运河以西三角区的北端,与如皋城接壤,敌我斗争十分激烈。顾辛农不顾个人安危,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群众夸他是河东三角地区的好区长。有一次,他带领区武工队在公路旁打埋伏,活捉日兵5人,有的同志出于国仇家恨,要求立即处死。顾辛农坚决按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办事,说服大家将俘虏全部送县处理。每次作战后,他都要求区队战士把缴获的战利品全部归公。他生活俭朴,不怕吃苦,和大家一起住更棚、睡地铺、背行李、上门板,样样带头干,他常说:“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家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944727上午,盘踞在丁堰镇的日伪军队窜到南马塘区复兴乡骚扰,顾辛农同区委委员丁学文带领区武工队阻击敌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2岁。


为掩护同志而牺牲自己的掘马南区区长俞惕庵19221944),乳名日乾,字迪安,白蒲镇黄行村人,出生于医生家庭。1936年,俞惕庵在南通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1940年他和另一位青年越过敌占区,到启东县海复镇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掘港参加会计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汤园区做财粮工作。当时,生活非常艰苦,麸子、咸菜是家常便饭,他从不嫌弃;夜里经常转移,时常露宿在草田里,他从不叫苦。1943年秋冬之季,由于俞惕庵工作成绩显著,被提为掘马南区区委委员、区财经分局主任。19446月,被提为副区长,同年秋升任区长。19431944年,掘马南区的抗日斗争处于十分艰苦残酷的时期,俞惕庵分工负责西片的孙窑、曹埠、堤南3个乡,这里处在日伪包围圈内,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财经干部潜入敌占区内征税。他十分重视敌占区的统战工作和青年工作,把可以团结的各阶层人士都团结起来,为抗日斗争服务。他非常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曾把十几名在职财经干部送往分区财经训练班学习提高。194412月中旬,俞惕庵带领工作组到曹埠乡进行废除保甲制、实行新乡制工作试点。1213日,他主持召开了西片3个乡的主要干部会议,散会后大多数干部都回去了,区干部和少数几个乡干部,一起转移到曹埠镇北首的糟坊附近住宿。由于奸特向孙窑敌伪据点密报,敌伪出动80余人,分两路包围俞惕庵等的宿营地,俞惕庵立即组织同志们突围。在他的掩护下,一部分同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他自己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2岁。为寄托对他的哀思,人们将当地的一所中学取名“惕庵中学”。


铁骨红心的抗日志士杨仲康19171945),原名白秀海,化名易河,四川乐山县人,系白蒲南街姜元泰绸布店老板姜景周的女婿。青年时期,在上海读书参加“创造社”活动,聆听过鲁迅和郭沫若的教诲。1938年参加新四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他在新四军六支队参与创办《拂晓报》,写过长诗《竹沟——我的母亲》。1940年上半年,调四师六旅十八团任宣传干事,创作了流行歌曲《洪泽湖上》《豫皖苏边区进行曲》《涡河岸上》等,执导和演出过《流亡进行曲》等进步话剧。1940117日,十八团在土山王集同日军发生遭遇战,他临危不惧,带领宣传队员突围。194210月,杨仲康身患重病,无法在皖北坚持斗争。上级党组织决定,叫他和妻子姜雪琴(原名姜彩芬,化名吴萍)到上海去隐蔽,赴上海途经崇明岛时,被日寇检查,未能到达上海,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在思想上仍以共产党员标准指导自己的行动。


1943年年初,他来到白蒲镇岳父家,改名杨仲康,先后在白蒲小学、承治中学任教,讲授地理、美术、音乐等课程。在校园内,他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自编自谱革命歌曲《打稻歌》《插秧歌》《少年进行曲》《早操歌》等,这些歌词抒发了人民抗战到底的激情,传播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呼声。他创作的图画《灌注》《寂寞》《爸爸何日归》等,表达了人民对日伪白色恐怖的憎恨和盼望抗战早日胜利的愿望。


1945314,他带领学生散发抗日传单时被捕。在敌人的据点内,杨仲康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决不吐露带领学生进行抗日活动的真情。1945921,伪军头目朱开冲向平潮逃跑时,将杨仲康和另一名承治中学的进步教师张天明,杀害于白蒲文峰阁南边。


我与青墩文化研究


王其银


我研究青墩文化缘自偶然。当年在南京读书,有空常到中山门内的南京博物院看展览。一次在玉器陈列馆看到几枚精美的玉器标着“江苏海安沙岗青墩遗址出土”的字样,心里顿时吃了一惊,暗自思量,家乡居然还有个青墩遗址,且出土了这么精美的玉器,有机会定要到遗址所在地去看看。


毕业后的我在基层工作,整天忙于琐事,并未能有机会及时到近在咫尺的青墩去看看,直到十多年后某日头脑里突然闪现南京博物院玉器馆看到的几枚玉器,才下决心到青墩走了一趟。去了很失望。遗址在沙岗青墩什么地方不知道,再三向人打听,才找到发掘地点,且发掘现场早就被泥土回填,上面种着庄稼,什么标志也没有。回来后感慨良多。向周围的人诉说,没人知道海安还有个青墩遗址。后来想起来应该到博物馆去转转,兴许能看到点儿青墩出土的东西,然而也没有(事实上有几件,但当时没陈列,主要是无人关注青墩遗址)。在博物馆我碰上了谭伟老师。谭老师是做学问的人,喜欢篆刻、书画,也能用指墨作画。我问他博物馆怎么没有青墩出土的东西,他说有几样,但没地方陈列。我又问他有没有关于青墩遗址当年考古发掘的资料,他说有份刊在《考古学报》上的发掘报告的复印件,如想看可以借你一阅。于是我把那份复印件借了回来,不看则已,看了非常惊讶,原来青墩遗址当年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大多被南京博物院和南通博物苑收藏了。


仔细研读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后,我对海安拥有青墩新石器遗址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青墩遗址“养在深闺无人识”而感到惋惜,于是写了篇《探寻青墩遗址的光华》刊发在当时的《江海晚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人注意,南通有位老干部特意把刊载文章的报纸寄给海安当时的县委书记秦厚德,并在信中希望海安能保护利用好青墩遗址……秦书记看了信和报纸,当即与沙岗乡和青墩村联系,要求乡里村里保护好遗址,同时要村里想办法在遗址上建个标志,让人们知道遗址的所在。于是青墩遗址标志亭建了起来,而看了那篇文章后专程到青墩探访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的在海安乃至南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青墩遗址。


时隔不久,改革开放的浪潮将各地的经济建设迅速推至一定阶段,这时人们发现,振兴地方经济,特别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的竞争,说到底还是文化底蕴的竞争。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品牌,千方百计想构建与众不同的东西。海安同样如此,苦于一直找不到自己鲜明的旗帜。


2002年,我调县委宣传部兼史志部门工作,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历史文化和地方史研究,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向县委、县政府负责人提出打造青墩文化品牌的建议,并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向新任县委书记张爱军建言举办青墩文化艺术节,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


为了在更大范围之内宣传介绍青墩文化,我开始广泛联络考古专家学者,请他们帮助呼吁提升青墩遗址的保护利用等级,并撰写研究青墩文化的理论文章。这期间,我先后拜访过十几位专家学者,如南通博物苑的邱丰和徐治亚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的梁白泉、纪仲庆、张敏所长,江苏省社科院的吴功正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之恒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的殷志强教授,还有海南大学数学系的耿济教授等,他们有的参加过当年的考古发掘,有的是在考古领域很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经过同他们广泛的接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青墩遗址保护利用的紧迫性的认识。在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后开始仔细研读他们的文章,并对考古发掘报告反复研究,碰到专业术语不懂的就向他们请教。张之恒、张敏先生则把他们在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介绍给我,这使我很快沉浸到考古学研究领域。


为了弄清青墩遗址与周围遗址的关系,我在四五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把浙江河姆渡遗址、苏南良渚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及江淮东部地区的姜堰单塘河遗址、天目山遗址和高邮龙虬庄遗址、连云港桃花涧遗址等都跑了个遍。在对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周时代遗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撰写研究文章,并着手编写研究青墩文化的书籍,经过10多年艰苦努力,先后出版了《青墩文化》《青墩遗址》《江海文明之源》《苏中探古之门》《东方易学之祖》《青墩考古》《鹿鸣青墩》《凤仪青墩》《龙腾青墩》以及近期出版的《青墩文化研究荟萃》等10多本青墩文化研究书籍,在这过程中我撰写了多篇研究青墩文化的学术文章。最重要的是关于遗址文化命名方面的研究文章。因为青墩遗址的历史地位重新被认识之后,仍有不少人认为只能称“青墩遗址”,不能称“青墩文化”。而我在编写有关专著的过程中,认真研究比较了江淮东部地区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对照夏鼐、张忠培先生关于遗址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鲜明地提出江淮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应以“青墩文化”命名,并撰写了论证文章在考古学术权威刊物《东南文化》上发表,引起考古界的广泛重视,进而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目前提“青墩文化”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在10多年前,提“青墩文化”就被人说道,但历史证明我和我的同仁做对了。特别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之恒先生已将“青墩文化”写进大学教材。


此外,关于青墩麋鹿角刻纹的研究,我也做了拾遗补缺的工作。麋鹿角刻纹在考古发掘报告中被误读,是件很遗憾的事情,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并尽所能作了更正,希望能引起考古专家和易学家们的正视。


为了回顾总结这一艰难的探索过程,同时也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青墩文化,我在2012年将1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冠名《青墩部落的踪迹》出版发行,进而在更深层次上推进青墩文化的研究。


十多年来,我在青墩文化传承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析,比如对全新世海侵后青墩部落的迁徙、江海平原的成陆、江淮东部地区人口的变迁,尤其是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后残部的去向等进行了有历史依据的探讨,这对研究江淮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乃至青墩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有许多重要的影响,已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


本着对家乡的热爱,在青墩文化研究和青墩遗址保护利用方面,我会继续去挖掘、去探索。


海门全境解放前后


范本如


19492月,海门全境解放。1949,深深地印在海门人民心中。


1949126,盘踞茅镇的国民党反动派,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关于苏北余部迅速撤往长江以南的电令,于28日晚,争相夺路向三厂、青龙港逃窜。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茅镇地下党,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成立县民主青年联合会。县民主青年联合会连夜发出通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解放军进城。与此同时,东南警卫团和南通警卫团、通海独立营等队伍,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相继挺进茅镇。


129凌晨2点,3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部队由北门攻入街道,迅速扫清残敌,拂晓时控制全部街道。街道墙壁上贴满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茅镇解放!”等标语。分区文工团乘卡车到茅镇,扭起秧歌,打起腰鼓,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气氛热烈。上午8点,以中共地下党为核心的民主青年联合会在国民党海门参议会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形势,动员群众自觉维护公共秩序,保护文书档案和国家财产,迎接我党、政、军人员前来接管。上午10点,海门党、政、军机关人员进驻茅镇。至此,茅镇解放。


茅镇解放后,我军乘胜进击,扫除三厂、青龙港顽敌。但三厂之敌依仗工事坚固,护河宽而深,武器装备良好,工事又与厂房连在一起,易守难攻等有利条件顽固死守。敌副师长张少武(张少武原是淮北我方的一个团级干部,是组织上派他打入敌方工作的,后叛变)深感三厂危在旦夕,就来个缓兵之计,派人送来便条,要求年初二(130日)下午3点,在三厂以东一户农家相约面谈起义事宜。这时,县委社会部科科长盛守仁等也在找三厂地下党组织,联系争取起义之事。拂晓前,侦察排进入三厂道路两侧侦察敌人动静,直到太阳下山,敌方也没有来人。到大年初三(131日)上午,根据侦察参谋徐尚时报告,三厂敌人的一个连向青龙港急行军抢先逃跑。东南警卫团副参谋长沈季方下令“打!”命令二连连长倪凤祥率部从东南方向发起猛攻,扑向三厂大门东侧碉堡。三连连长秦在新率部负责切断敌人三(厂)青(龙港)之间的联系,阻击青龙港之敌北援。二连离碉堡50米将要靠上土墙时,遭到敌人隐蔽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突然袭击,决定暂停攻击,调整部署,重新组织火力。准备第二次冲击时,敌人已利用这个20分钟的间隙,组织两个营和重机枪连共千余人突围,逃奔青龙港。我方只有一个连,难以阻击。敌人除留下近百人的部队在青龙港固守外,其余以叛徒张少武为首全部上了登陆艇逃窜江南。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率九团主力二营带野炮急行军赶来打击张部。这时,敌人已大部分逃离,只有留营的近百人,死守到傍晚。131日晚,团副参谋长冯非指挥部队对龟缩在青龙港的敌人发起攻击,派三营夜袭青龙港。敌人除逃走的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歼灭。至此,扫清了三厂、青龙港的残敌,启海大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9125,东南县委撤销,重新建立海门县委、县政府。海门县委由郁谦、赵一平、张惠和、朱士达、许云程、沈计达等6人组成,原东南县委书记郁谦任书记,原东南行署主任赵一平任副书记。新建的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民运部和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海门县政府,由赵一平任县长,沈计达任副县长。县委、县政府建立后,迅速组建下设机构,选择任命领导成员,配备工作班子,确保领导海门军民开展惩奸反霸、土地改革和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军事斗争。


在撤销东南县委、东南行署的同时,撤销由抗日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海启两县合并时组建的东南警卫团,建立了海门警卫团,属华东军区第九军分区领导,团长暂缺,徐建楼任政委,警卫团下辖9个区大队。后撤销警卫团和各区大队建立海门县大队,属南通军分区和海门县委双重领导,沈季方任大队长,郁谦兼政委。


131,原直属中共华中九地委城市工作部领导的中共海门城市地下党组织转为公开,同时,并入海门党组织,充实和加强了海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19491月底,上级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门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原东南县委书记徐建楼任主任。县军管会发布安民告示,开始接管国民党军队撤逃时的剩余物资及机关、学校、医院、银行、邮局等单位。在接管过程中,县党政军机关派出大批工作人员,按照“对接收的企业,只有机器照常运转,人员照常工作,生产正常进行,才算真正完成接收任务”的精神,深入解放区的集镇、农村、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保护文化教育事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动员各阶层群众团结一致,为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而出力。


22,县军管会将接管的茅镇益海、江海、益群3家私营印刷所与老解放区的东南印刷所合并,建立海门新华印刷厂,很快投入正常生产。私营大生第三纺织厂及其所属的茅镇土布改进所,于215复工生产。新解放的各集镇商店,全部恢复营业。同时接收的海门县立中学和停办的私立海门中学,与解放区的东南中学合并,成立苏皖第九行政区海门中学。2月底,各中小学生先后开学上课,在校小学生3.4万人,中学生987人,入学人数较海门解放前夕大大增加。


在接管新区的工作中,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开展自新登记工作。责令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对从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接收过来的人员,除少数不愿留下而准予离职外,其余凡是对海门建设有用的人,均采取保职保薪政策,继续留用。至2月底,先后有144名国民党人员接受自新登记。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海门新区的接管工作,建立和巩固了革命秩序,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6,海门县委、县政府机关由麒麟镇西北的彭家仓迁至茅镇。


212,适逢元宵节,茅镇军民2000余人举行庆祝大会,欢庆海门全境解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中,海门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积极做好支前工作。19492月,县成立支前总队部,指挥全县支前工作,县委坚决贯彻上级党委指示精神,作出“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任务”的部署,党政各部门全力投入动员,组织民工工作,先后在全县各区、乡动员第三、第四期常备民工11846人,配备出征民工干部150人。4月,全县又征集民工13646人,担架1270副,独轮小车150辆,渡江船只165艘,内河船只387艘,运送粮食167.5万公斤,柴草17.1万公斤。第三、第四期民工先后集中于江家镇,分7批前往华中九分区驻地接受支前任务。海门第一、第二期出征民工6700人,由副县长沈计达带领,到达如东县岔河镇集中后,九分区支前司令部抽调其中部分民工,编成车运、担架两个大队,与兄弟县民工一起,组成渡江支前民工团,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斗。


421夜,渡江战役开始。22日晚,海门县渡江支前民工团从靖江十圩港下水,冒着炮火,驾舟劈浪,胜利渡过长江,到达江阴,出色地完成了运送部队官兵、粮食、军械和伤员任务。之后,车运大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参加了攻克常熟、宝山、罗店以及上海外围敌据点的战斗。担架大队去浙江杭州方向执行任务,其余民工和后续民工集中到泰州苏陈庄待命。第三、第四期民工,分别于6146月下旬复员。


县委号召未参加支前的后方青壮年努力搞好农业生产,支援民工家属,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积极筹资解决出征民工家属的缺资困难。发动沿公路群众抢修公路,让解放军迅速通过和运送军需物资。妇女赶做军鞋、运粮布袋。农民积极交公粮,保证前线粮食供应。商业人员踊跃献粮献物,全县掀起支前热潮。


为保证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县政府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反革命暴乱,破坏支前工作的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敌人在海门东北地区发起多起暴乱,特别是在富余、六甲地区,为首分子煽动群众点起火把游行,并包围正在正浩乡工作的县长赵一平,由于区队及时赶到,阻止了这次暴乱继续发展,对劝说不听、继续闹事者实行逮捕;对为首分子予以镇压;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干部走村访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平息了暴乱。对国民党残余军政人员、特务的破坏活动,县委成立“剿匪委员会”,执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武装自卫相结合的方针,全面开展剿匪肃特工作。在革命形势逼迫下,大部分敌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少数坚决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的敌人予以专政。剿匪肃特工作的胜利,促进了社会安定,保证了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顺利进行。


1949年夏,海门遭遇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台风暴雨肆虐,沿江、沿海、东部的海中、海南等地30万亩农田被淹,7248月底,910级强台风过境,涝、潮、风、雨同时袭来,吹倒房屋21873间,死伤64人,长江堤岸、内河支堤缺口122处,海堤被冲破300余米,62万亩农田被淹,其中30万亩遭到反复水淹4次以上,最多的7次被淹,绝大部分农田受灾减产,严重的田块颗粒无收。据全县515个村统计,收成在2成以下的有106个村,34成的143个村,56成的198个村。由于灾情严重,群众缺粮、断炊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特大灾害,县委、县政府迅速动员群众生产自救,号召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救灾第一线,县、区、乡机关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海官兵带头参加救灾工作,带领群众开展排水治灾为重点的生产自救,抢种补种晚秋作物。政府发放农贷粮50万公斤,解决灾民缺粮和缺种困难。县级机关干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农贷工作队的同志,深入重灾区,协助当地干部做好农贷发放工作,帮助2.2万余受灾户,补种绿豆、荞麦、晚玉米19.5万余亩。县委号召种好青菜、萝卜等,以菜代粮,共渡难关。


101,海门人民倾听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海门一片欢腾,连日集会游行,举行庆祝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海门县委、县政府重视政权建设,在调整老区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新区的政权建设。全县设王鲍、海南、富余、六甲、海中、汇通、茅三、新南、四甲9个区和茅镇、三厂、青龙港3个县属镇,126个乡,675个村,64.82万人口,面积1276.85平方公里。其中,东部和北部的海南、富余、六甲、海中、王鲍5个区,65个乡属老解放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普遍实行“新乡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乡级民主政权,汇通、茅三、新南、四甲4个区61个乡以及3个县属镇,属新解放区,这些地区长期受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敌人利用保甲制度,对人民进行统治压迫,征收苛捐杂税。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把建立新区民主政权作为重点,从老区抽调一大批优秀农村干部,分配到新区乡村、市镇,领导群众恢复农业生产,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反霸斗争。根据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群众斗争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分别处理了一批顽乡、镇、保长,镇压了罪大恶极的顽乡、镇、保长。在反霸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各乡、镇、村自上而下,召开各级农民代表会议,建立农民协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乡长、村长、组长等,3个县属镇选出镇长,先后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彻底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


10月以后,海门县委对新形势下的建党工作及时作出部署,要求在老区注意平衡发展,保证村村有党员;在新区各乡重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到年末,全县共建党支部136个,党员9549人。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党政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难适应新环境执政需要。县委面对现实,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列为干部教育的重要任务。12月,县成立冬学委员会,全县建立230个冬学所,号召党员干部利用冬闲时间,带头学文化。县直机关率先开办干部业余补习学校,开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后称党校),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县、区、乡三级干部。


刚刚站起来的海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积极地投入革命和建设中去,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新海门勇往直前。


晚清时期一个日本人笔下的南通


夏俊山


曾根俊虎(18461910),日本米泽人。曾习汉文。1871年任海军少尉。日本入侵台湾时,奉命潜入上海,为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第一批谍报人员。他根据自己18741876年间在中国的考察,写了《北中国纪行》等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国防、地理和民生。《北中国纪行》分前后两编,计19.6万字,内含各地手绘插图150幅。据“后编”所记,作者行踪所及有上海、南翔、太仓、常熟、福山、通州、如皋等20多市、县、乡镇与港口,其中涉及南通的有4个章节:“从福山到通州”“逗留通州”“从通州到如皋县”“从如皋县到唐湾”。这部书无意中为我们了解晚清时期的南通,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他在“从福山到通州”中描述:1040分,抵达通州,在城南街朱宝号客栈住下。午后广东雷州镇总兵官张步钱及通州本郡刘金堂二氏前来请求面会,即与之见面。谈话之余,向二氏打听了该地物产、名山旧迹、户口兵卒之多少、古董或歌妓之有无等情况。回答说,物产有花布、银鱼及盐。名山旧迹则很多,多在狼山诸岳。既有好的古董,也有好的歌妓,不过禁止卖淫。户口的多少不得而知,但本地及驻扎在狼山的旗兵一共6000人(所谓六千之兵,其编制犹如北京的所谓八旗兵,与实际兵数的多寡无关,只是按照记名在册领取军饷的人数统计的数字——笔者注)。这段文字记叙了到达通州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及狼山的驻军,并且进行了分析。


他对通州城的描述:此城位置,四周茫茫平地,除了狼山、金山诸峰之外,四方不见山岳,东南远接东海及扬子江,绕城河流有几条,漕运极为方便。建筑等与常熟城相类,其城墙周长约有2000来米,城内人家大约有2000余(户)。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然不见“长毛贼”遗害之迹。买卖之兴隆不能与上海相比。没有炮台,在南门的边上看到地上横放着一门清国旧制的炮。兵营只有南门外道路右边有,别处不见。这段文字不仅详写了通州(南通)城的地势、交通,连城墙的长度、人口、街道、炮台、兵营均一一记录,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游记,而是跟间谍搜集情报别无二致了。至于对战略要地狼山,在“逗留通州”一章,曾根俊虎手绘了两幅图,并且从军事角度作了分析:狼山自古就是名山,秦时始有此名。吴越之时,勾践几次于此山摆阵,打败吴兵。其状像是平地拔地而起的峨峨险岳,其高大约420尺。峰顶有祭祀状元胡长龄的高塔,东北绝壁如削,西南虽不平坦,然可登可降,右边是马鞍山、黄泥山,左边是军山诸峰蟠屈连亘于东西数里之间,南边距离长江直径4里,北边距离通州城20(一旦有事,从长江登陆,以此山为据,则是控制通州以北的最为有利的地势——笔者注)


在“从通州到如皋县”一章,曾根俊虎对如皋城也有专门的记述:与町田氏一起上岸,在城中随意徜徉,8点后回返船上。该城稍呈圆形,周长1400多米,造法与通州相仿而规模小,不见层楼,城内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没有繁荣景象。估计城内外人家一共不过1000户。该县属扬州府通州管辖,位于州城西方40里。解司银26923两,米3598石,杂税银2293两,谷2万石,养廉银2000两。汉代称广陵,至晋始改称如皋。此日行程130里。河道弯弯曲曲,宽处30来米,窄处7米左右,浅处大约3尺余,深处过丈余。这段文字,从城墙的长度与特点、街市人口到地理位置、税收数额、历史沿革,河道宽窄深浅都郑重记录,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一般游记所记。此外,曾根俊虎还绘制了插图。


在“从如皋县到唐湾镇”一章,他对海安也有颇具特色的记述:8点来到名为立发桥的一村,有六七十户人家,左边停着1艘小炮艇,炮艇的前部备有3门小炮,已带铁锈,炮口80“目”左右,炮船的后部横着3支铁锈的枪。10点经过海安镇,大约有200来户人家。此时东风稍强,微雨全止。舟子停止拉纤,扬帆而行,船行甚快。两岸是绿油油的麦田,间有茅屋。其时,遇见了“大会”的行列,走在最前头的人戴着2尺余的蜡制面具,接着有数人敲锣打鼓,后面有数人抬着一辆车舆,车舆上安放着一尊小佛像,再后面的十余人手里拿着各色旗帜,一边走一边高声呼叫。所谓“大会”,就像本邦祭礼时的“山车”,如天津城隍庙的大会,真能让初见者大惊发笑。在立发,连一艘小炮艇上有几门炮,是否有锈,炮口规格都不放过。对民俗场面的记述则让人看到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


从以上有关南通的一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时任海军中尉的曾根俊虎显然不是为游览各地风光而来,而是以军事谍报人员的使命、思维与目光来搜集、辨析和审视各种信息,其所记所述首先是军事侦探记录,所以真实而准确,在他的笔下,130多年前南通的一些城镇、渡口、码头、村落如在眼前。


张謇与王康寿


张廷栖



张謇与王康寿的关系,是因感激恩师王汝骐(崧畦)在“冒籍”风波的困难处境中出手相助而结识了这位师兄弟。由此,他们从交往、信任、重用到视为知己,当作家人,一直保持着手足之情。


“冒籍”风波中认识的恩师之子王康寿


张謇与王康寿之间的相识相交,应从“冒籍”风波说起。张謇之父张彭年世代务农,他寄希望于四子张謇走科举仕途之路来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然而,张謇欲走上试场,属“冷籍”,会受到种种限制和刁难,以至敲诈。他听从别人之计,冒充如皋张驹之孙,改名张育才,以如皋籍应试,于同治七年(1867)获中秀才。可是从此不断受到张驹之子侄的勒索,直至以忤逆之罪向如皋学官告发,羁押近两月之久。张彭年求助于海门训导赵菊泉(彭渊),赵又与师山书院山长王汝骐(崧畦)商讨解救之法。王与如皋训导是太仓的同乡,又有表亲关系。他为张謇解困,写信说情,介绍其年少聪颖,品学兼优,家境清寒,不堪承受敲诈等等为由,连发两信。虽未能生效,但张謇对此仍十分感激,事后行弟子礼。王离开海门后,保持书信往来,张謇还专程亲往太仓拜访。就是这次拜访相聚,结识了恩师之子王康寿(字晋藩、晋蕃),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如张謇日记所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二十六日“得王晋蕃太仓讯”。于同年十二月八日“与王晋蕃、陆梅鸣坞讽讯”。又如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在京会试高中状元后,于七月五日收到晋番的来信。当时的张謇因忙于国事,未及时回复。是年九月南归治丧,一直料理完其父亲后事,于第二年正月十三日给晋番回信。这说明他们之间往来还比较多。


王康寿(1855~?),幼年承家学,曾就学于其从兄、太仓理学家王祖畲门下。20岁,随侍其父于太仓桴亭书院。21岁考取秀才,其文章受清末学者、江苏学政夏同善、黄体芳好评。曾于光绪十四年九月(188810月)中副榜,为副贡,故有人称他为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筹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时,需要人才,就与这位师兄弟联系,聘请他前来通州襄理学校事务。


通师初创时期的得力助手


王康寿来到通州师范学校后,受到张謇的重用,聘为监理,负责全面事务之职,还明确“老监理有代总理之责”。学校许多重大的事情,张謇都与他商讨、交办。王康寿虽然在通州师范学校工作仅三四年,时间并不太长,但他是通州师范学校初创时期的有功之人。当时的张謇,还忙于大生厂和盐垦的事务,王康寿就成为他在通州师范最得力的助手。


王康寿在通州师范学校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可以从张謇给他的手牒中获悉。张謇给王康寿的手牒和信函应该是相当多的,有关学校的大小事务都要布置他去处理。现以保存在《教育手牒》中部分书信来分析,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制订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是学校教学有序进行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学校初创,既无师范教育的办学经验,又无现成范本可供参考和借鉴,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通州师范初创时期学校就有一套规章制度。其二是教师的选聘。师资来源更为艰难,当时的教师资源十分稀缺,只能从留学生中和国外选聘,因而张謇不得不从日本引进外籍教师,这在日常教育管理上增加了难度。其三是教学管理。新建学校的管理工作,关系到教学设施的配置、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印等等。这3项均需他逐一落实。其四是招生和学生管理。当年的生源也是问题,尚无中小学,只能吸收如秀才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书生,所以学生文化程度不一,年龄相差甚大,这对学生管理也带来一定难度。然而王康寿在校的工作情况和对学生的关爱,得到学生的好评。学生曹文麟为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先生抚弟子意醰醰若慈母,恒询饮食起居之事,而忧其所苦,防以勤而瘁也,每夕依室次巡视,温言促早寢,寢则为察其寒暖,衾或少下于榻,必为理而覆之。”曹文麟后来在给先生写的祭文中还说:“生徒之藏修息游则胥熙熙然惟先生是依。”可见他关爱学生,得到学生的爱戴才有师生之间这样的融洽。


学校初创,一切工作无疑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张謇创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在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也有王康寿的一臂之力。


王康寿是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7月)离开通州师范学校的。为什么要离开通州师范学校?据《南通师范学校史》记载:“7月(六月)通州师范学校监理王康寿因执掌海门直隶厅高等小学堂辞职。”


是年,海门直隶厅创办高等小学堂,聘他为堂长(校长)。校舍即其父汝骐任职时的原师山书院旧址,子承父业,加上执掌海门直隶厅高等小学堂,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张謇为不误这位师兄弟的前程,忍痛同意他辞职,乐意让其谋新的发展,前往海门高就。想不到的是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想辞职不干,后来被张謇诚聘到通海垦牧公司。


垦牧乡自治的忠实执行者


王康寿何时来到垦牧乡,还得从海门辞职说起。张謇在1906410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晋蕃来,欲辞海门高等小学,留。”王康寿在海门高等小学只有八九个月,何故急于与师兄商讨辞职之事呢?在张謇日记中未有记录,现在也未见有关资料记载,仅见沈振元先生在《记忆海门》一文中提及,似乎与张謇等创办五属公立中学(南通中学)涉及到海门是否自办中学有关。海门学界得悉海门参与创办五属公立中学,引起轩然大波。海门原有中学,却将其改办为小学,现在又要与其他州县联合办中学,在经济上不划算,在学额上受到限制,不如自办中学。沈先生认为“王晋藩可以(能)因舆论压力要辞职。”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然而海门中学改办为小学并非王康寿所为,以前之事,与他无干。辞职的原因似乎还不够充分,所以张謇的态度劝其师兄弟不必辞职,主张“留”。王康寿最终还是辞职了。王康寿何时辞职?其确切的时间未发现有资料记载。事后被唐文治聘去上海实业学堂主持教学工作。根据唐文治在《菇经堂文集》(三编七卷)中为王康寿所作的传记提到:“先生自菘畦公殁后,益无意进取”,即在其父辞世后不再应试。“应张季直殿撰之聘襄办南通师范学校。宣统元年己酉,文治敦聘至沪上襄办高等实业学校,时先生主学务垂十年。”说明王康寿于1909年,一度接受唐文治校长所聘,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工作。但该传记将他执掌海门直隶厅高等小学堂的一节经历遗漏了。王康寿在赴沪就职于上海实业学校之前,将长子王凤晖送往通州就职于张謇的事业。其送别时他有题为《己酉六月三日大儿至通州诗以勉之》诗一首:“去年儿送爷,今年爷送儿。父子不常聚,皆缘驱以饥。儿今勉行役,万事慎操持。忠信世所贵,笃谨通蛮夷。道又在持恒,勿为染习移。遭际皆分定,勿妄有所希。遇事当虚受,贤愚皆我师。勿谓己独是,勿谓人独非。检身若不及,古圣怀几微。尔今方壮盛,努力报所知。他时享与否,此日为之基。我今尚健饭,毋劳忆念为”。此诗反映了父子惜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并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要安心工作,谨慎做事,爱憎分明,忠信做人。王康寿是位传统之人,且较为古板,在上海这样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的环境并不适应,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工作仅二三年后又辞职。他在告别唐文治校长时有题为《壬子春去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学校前身)留别唐蔚之(文治之名)诗》一首:“我昔与子要,谓言继绝学。今子卜新居,乃在锡山麓。锡山有名贤,高顾留芳躅。高顾遭乱时,身殁名不辱。我子际盛明,行许入钧轴。何意运会迁,翩然翻世局。盈朝卧积薪,徒向铜驼哭。一朝变市朝,千古铸大错。讵无黍离悲,何间疏水乐。有酒奉亲欢,有书教儿读。人生皆偶然,得此亦已足。我行将别子,乞食海之澳。他时从子游,狂歌倒醽醁。”说明他因时局的变化,无心再在那里工作,回家教子,子在通海。所以唐文治的传记说:“国变后,慨然曰:‘吾其从巢许遊矣!’复往依张,办理吕四场垦牧,主农务者又十年。自是优游林泉,不复出。语曰:贤者避世。”可见王康寿在上海高等实业学校的工作时间较短。辛亥革命爆发,他在1911年回到张謇身边,就职于通海垦牧公司,又工作了十多年,但根据其特长并非主农务。宣统三年(1911)八月,垦牧乡成立自治会,即自治议事会。据孙模先生在《王汝骐、王康寿父子与张謇的两世情缘》一文中所说,“宣统三年九月垦牧乡选出12名议员组织成乡自治议事会,王康寿任议长”,而且连选连任。也就是说张謇将王康寿聘到垦牧乡,主要负责地方自治和垦牧教育工作,说明张謇的知人善任。王康寿成为垦牧乡的行政长官,贯彻张謇的地方自治主张,负责乡村教育等社会管理,他的办公之地应该在海复镇的自治公所。


垦牧教育的开创之人


张謇主张普及教育,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目的是“开民智,明公理”,提高国民素质。张謇在垦牧乡欲“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他“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普及国民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之初,张謇在集股章程中就明确:整个公司“约计可垦而应缴价之地1150顷,以1000顷归公司,100顷归通海小学堂”。由此,在通海垦牧公司设有教育自治会。王康寿来到垦区后聘为学务专员,还兼任垦牧乡的学董,担负起垦牧教育的重任。张謇在垦牧乡垦务方面,依靠江知源(导岷);在社会自治、教育管理方面重用王康寿。他们俩成为张謇建设垦牧乡,实现新世界之梦的左右手。


早在1910年,张謇对垦牧乡教育,已作了详细调查并有具体的规划:“二曰规建各堤小学。分置学区,以16方里建一小学者,取其中度也。然亦宜视户口之多寡支配……计第一堤西圩及牧场圩共16方里有奇,户口凡414,中圩18方里有奇,户口凡488。第二堤正圩10方里强,户口凡246。第五堤西圩6方里弱,户口凡165。本年调查各堤佃人子弟已及学龄者,一堤西圩最多(715岁者共111名),拟明年先立小学一所。第一堤之中圩,第二堤之正圩,第五堤之西圩,满学年者较少,应俟宣统三年后次第举办。”


第二年王康寿来到垦区,遵照张謇的规划,在垦牧乡的各堤首先创建初级小学校(又称国民学校、垦牧堤小)。依据张謇早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原有五项“劝之事”之一:“上学。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今一堤内立一小学校,备子弟年七八岁至十一二岁,概宜上学4年,习浅近普通学。”


关于垦牧教育,早在王康寿来到垦区之前,张謇从1906年开始,就在垦牧乡开始筹建初等小学了。可以从公司的第十届账略中有一笔开支说明:“支海复镇初等学校用款(丙午年起丁亥年止),规银八百零八两七钱一分。”海复镇初等小学校的校舍是19089月建成。在公司的第六届账略的“营造之事”中有“海复镇建造小学校舍,计六间,八月下旬开工,九月中旬落成”。自订年谱记载,1911年“七月……垦牧公司第一堤初等小学校”如期创立。张謇是七月十九日到达通海垦牧公司的,二十二日商定学校的开学日期。日记有如此记载“定第一堤第一初等小学开学期”。说明垦区学校开办,急需教育管理人才,王康寿是最适合的人选,由此张謇特聘王康寿前来负责垦牧教育。根据民国二年(1913)的《南通县图志·教育志》中垦牧乡初等小学校列表,说明王康寿来到垦牧乡两年左右的时间,从1所初等小学发展到4所。创办学校的工作主要在通海垦牧总公司所在地展开,从此向各堤推广。民国九年(1920)根据南通县署学事年报垦牧乡初等小学后转为国民学校列表,说明王康寿不仅根据张謇的规划创建了垦牧乡的国民教育,而且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垦牧乡普及教育已有相当规模。这些国民学校的校长,都是不领薪金的王康寿。


王康寿后来在通海垦牧公司的7个堤,每堤都建有初级小学校。通海垦牧公司的老职员邱云章就有这样的回忆:“在每一堤建一所学校,称‘垦牧小学’。在一堤西圩,一堤中圩、二堤、三堤、四堤、五堤西圩、五堤东圩、六堤、七堤都有一所小学。这些学校,除二堤的通师第二附属小学以外,均只有一个教室、一位教师,约收学生100名(也有506070名的)学制四年,是初级小学。”垦牧乡的教育成就与王康寿的尽心尽职是分不开的。他的贡献不仅是开创了垦牧教育,而且义务担任了5个学校的主要领导;不仅亲手创建和亲自管理学校,而且还编写乡土教材;他不仅自己在垦区艰苦的环境中为垦牧教育开拓作奉献,而且将其次子王凤晅也安排到第三国民学校任教。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称他是垦牧教育的开创者,是启东市近代史上现代教育的拓荒者之一,是张謇教育救国在垦牧乡的忠实执行者。


王康寿在垦牧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编写了12课垦牧乡土教材,值得一读,启发甚多,很有价值:《垦牧来历》《垦牧原起》《垦牧通境工程》《垦牧海境工程》《垦牧界越》《垦牧三堤水利》《垦牧三四堤水利》《垦牧五六七堤水利》《土宜》《自治公所》《学堂》《警察》。在这12篇课文中,王康寿根据张謇的《垦牧乡志》和《垦牧乡小学校歌》,将垦牧乡从历史沿革到自然环境,从水利事业到丰富的物产资源,从垦区教育到社会的自治等乡情民风,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课文简明扼要,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易懂易记,适宜初级小学的学生学习,不愧为乡土教材的范本,为我们编写乡土教材树立了榜样。可以说他是近代南通乡土教材编写的先驱、以乡土教材对少年儿童进行爱乡爱国教育的先行者。


孝若大婚的冠礼大宾


张謇对独子孝若(怡祖)的婚礼十分重视,采用古冠婚礼,这就涉及到要制订仪节,邀请冠礼大宾。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胜任的。对于这个角色,张謇最终选择了师兄弟王康寿,请他拟订仪制,主持婚礼。据张謇的日记记载:“6时半起,陈设冠礼席位,9时半为怡儿行冠礼,11时半毕。”也就是说,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十三日上午9时半,王康寿负责这一庄严的仪式,站在冠礼大宾的位置,为孝若主诗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冠礼。在婚礼上王康寿处于一个特殊荣耀的地位,反映了他与张謇两人的亲密关系,兄弟友情。


他们之间的师兄弟友情始终如一。张謇对王康寿一直非常关心,直至晚年还说到:“晋蕃亦皤然老矣。敬恭简素,有老辈之风,年时过从,樽酒谈笑。弥相亲爱,犹仿佛睹先生于侍坐时。”


王康寿对张謇也十分崇敬,相知相识,情谊很深。民国十五年(1926)张謇逝世,他怀着悲伤的心情,对师兄写下如下的挽联:


所学能达时变,给念常在民艰,


环顾域中,野外忧勤竟难释;


进莫奏禹稷功,退仅为管国治,


喜终牖下,平生志愿未全偿。


王康寿的晩年并非回到故里太仓,而是结缘江海平原,在师兄的故土度过最后的岁月。他的后代也在当地落户,繁衍生息,为革命作贡献。


(感谢都樾、赵鹏、孙模诸位先生提供史料)


红薇翠竹总东风


——怀念父亲卢心竹


卢君佳


在通城的深巷僻静处,有一座数百年历史的明清住宅(通城十字街往西约50米的惠民坊),居住着太平天国时期从镇江迁来的卢氏家族。通城草虫画家、书法家、诗人卢心竹(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


卢国钧(19051987),号治平,后用心竹,笔名无忝生,南洲词客、春水等。生前曾为南通紫琅吟社社长,红薇词馆主人,南通诗词协会名誉会长,江苏省诗词协会顾问。父亲擅长书画,魏武先生所著《南通书法一千年》中,将父亲列为宋元以来南通书法家之一,认为其“书法流畅,受张謇影响甚多”。父亲每画必题诗,尤显中国画之特色和意境。父亲的画清秀闲逸。画家陈曙亭赞他:“所画花卉草虫,清雅多致,尤富词人风格,其绘之所以毕肖物之精神者,乃从现实中来,每有会心辄为怡然。”父最善画草虫,季修甫先生曾在《南通日报》上撰文,称他为南通草虫画家。


“黄花翠叶长田家,未见朱门种此瓜,留在陇边天趣足,清宵虫语不嫌哗。”“谁家秋趣足,邀我到田头,既赏瓜花艳,还听促织歌。”一幅田园风光,自然景色,黄瓜绿叶促织鸣、悠然闲适的农村生活写照。父亲的典型画风,由此可见一斑。他画笔遒劲,喜用淡彩,所画草虫花鸟栩栩如生,有相当的功底。


他中学时代即喜西洋画,国专毕业后,与我母亲一起研习国画,又得师王个簃赏识,常多指点,并与刘子美、马长啸、陈曙亭、龚云鹏、黄幼松、陈象恭等经常切磋,故画艺提高很快。为繁荣通城书画,解放前父亲就与他们在上海和美院教授刘葵中发起建立南通书画组织。经过数月筹备,于1947年成立南通书画会,与马长啸、陈曙亭等7人同为理事,刘子美为负责人;赵合明、赵子超、黄幼松等为监事。一时南通书画家云集,成为南通艺坛盛事。


父亲从小酷爱文艺,在省七中高级部中文系读书时,写的第一首古典诗,即为老师赞赏。那是他偶理家中旧箧,看到我祖母遗诗数十章,披诵涵咏有感而发的。据知祖母刘氏系当今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耿林莽(原名刘荻)的姑妈,看来文学是刘氏家传爱好,对家父也有着无形的影响。父亲高中毕业后如愿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院。该院是当时我国南方最著名的国学专科学校,由国学大师、交大校长唐文治亲自筹划建校,亲任校长亲自授课。我曾见到唐文治为批改家父的《无锡游惠山记》《游东大池记》等作文的圈点批语,批语赞父作文精妙之处,我印象深刻。据了解,家父在同学中可称佼佼,曾主编校刊《开辟》,刊物中载有他多篇作品;曾“执梁溪萍社之牛耳,主京江清流之骚坛”,担任过同学会的诗社社长。毕业后回通不久,被聘为南通中学教师,以国学底蕴深厚闻名,缪建新主编的《南通中学百年发展史》将其列为通中历史知名教师。原华东师大校长袁运开曾著文回忆:“特别是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父亲请了通城文化名家卢心竹先生,为我补习古汉语,讲授中国画,这对我非常具有吸引力”,又说“通中的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当时教中国语文的老师都是地方上的文化名流,如徐益修、卢心竹、范子愚先生等等,他们使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方面获益匪浅”。


家父处于新旧交接时代,他的文学作品既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又展现出时代风貌,他撰写的一篇名为《清明》的散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年出版的《中学国文补充读本》教课书里,收集了郭沫若、茅盾、老舍、朱自清等名家名篇,而家父的《清明》也收在其中。湖南省作协的金振林先生认为该篇散文,文字功夫力透纸背,字字玑珠,寓意深厚,耐人寻味。家父留下散文共约120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收入市文联的《江海文库》。遗憾的是,他撰写的一本40万字302篇的《众芳漫笔》著作,当年辑入时,只搜寻到在有关报刊上发表的30篇,该书具有很高的鉴赏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另家父早年撰写的有数万字的《闲话鸣虫》,因一时找不到文稿,也未收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闲话鸣虫》曾在《北极》半月刊上连载。解放初,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南通农学院尤其伟教授认为《闲话鸣虫》是一本很有艺术价值和趣味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科普作品。如今,上述两种文集我已搜集齐全,拟清稿整理后出版。


作家丁芒曾写长文纪念家父,说卢心竹的一生是以诗为伴,诗渗入了他的整个生命。的确,诗是他心灵的象征,一生赋诗词2000余首,诗文色彩璀璨,所抒发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折射了国家和南通的兴衰变迁,是一部耐人思索、品咏的史诗。早在1933年上海《礼拜六》杂志,就曾发表了他的长篇古风《哀阮行》,表达了广大民众心中的不平和悲愤,风靡海上,后《通通日报》转载,又广为家乡人民传颂;南通沦陷时期,家父曾作《咏萤》诗,鼓励学生自我振奋,与黑暗作斗争,这首诗在师生中普遍流传,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家父作诗填词娴熟于胸,诗人韩觉民曾著文认为其“所写律绝词作,词藻之丰富清丽,实为同辈之翘楚”,前南通市委书记朱剑曾题辞,赞家父为“江海之子,一代诗宗”。


家父汇通古今,但从不拘泥古训,1984年他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在《苏州大学学报》发表论文,提出清代农民女词人贺双卿其人其词其德可与李清照相提并论的全新命题,论证了贺双卿其人的存在,表达了应使其词广为流传,千年传诵的观点,从而在我国诗词界和大专师生中激起不小波澜,由此引发的热烈讨论,至今未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家父退休。他不甘寂寞,与任哲维、钱树森等发起成立紫琅吟社,创办了《紫琅吟草》,一时诗友盈门,来客更多,团结了南通许许多多诗家,培养了不少中青年诗人,与我国岳麓、沧浪等诗社以及词家耆宿文怀沙、夏承涛等也诗词书信来往不断,名声更大。


家父是当年南通少数融诗词书法绘画于一体,具“三绝”之才的文化人。季修甫在《南通的草虫画家》一文中说,“当代画草虫,当数齐白石第一,南通则有卢心竹”。解放前,家父在南通画坛甚为活跃,画友雅集、筹办画展、筹建书画社等都离不开他。他的画作清秀隽逸灵动,每画必题诗,致画作情趣更浓,同时也为他留下大量韵味浓郁寓意深厚的题画诗。记得当年南大街靠南城门的一家画店,有其书画尤其是扇面销售,求购的不少,所得款金用来补贴家用。诗侣文朋们向家父求书索画最多,他有求必应。家父的书法潇洒淡雅,诗人丁芒著文说,他收藏的家父、黄稚松等人写的4幅书法条屏,“是我书画藏品中最值得纪念的镇库之物”。家父的书画创作,还有的是他们雅集笔会时的乘兴之作,其中留下的合作画更为珍贵,这里介绍几幅,一幅是与仇淼之、陈心园、尤无曲、顾乐夫合作的《肥蕉瘦石》;另一幅是与高冠华合作的《秋声秋色》。这两幅家父画的都是草虫;再一幅是黄幼松为史友兰所作《竹林抚琴图》,家父、黄松庵、任哲维等多人为其题辞。


家父为人谦逊旷达,结交文人雅士从不屈从世俗偏见,来客一律欢迎。“文革”十年,红薇馆是当年“臭老九”最喜光顾的地方,1973年,范曾与顾乐夫同来家中为家父写照,也曾叹息这里的隔世氛围,题诗“红薇翠竹总东风,卢老谈经气势虹”抒发感慨。在那火热的阶级斗争年代,词馆能成为避风港而逃过一劫,也许是家父为人随和、不求闻达的处世风格给他带来的侥幸吧。


移动的水脊——东洲和布洲


李元冲


海门古称东布洲,是由东洲和布洲组成的。对此,从古至今的多部志书都有明确记载。南宋的一部权威地理著作《舆地记胜》记载:“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公元919年前后——笔者注)……改东洲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南通市志》(2000年版,下同)记载:“汉唐以来,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以及东洲和布洲等沙洲逐渐发育成为陆地……”这两段记载都说明东洲和布洲都是单独存在过的。


对东洲和布洲的位置海门有两部县志(清《光绪海门厅志》和《海门县志》)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光绪海门厅志》记载:“海门厅汉海陵县沙地,后为东洲镇……在州东百余里……”《海门县志》(1996年版)的记载更为具体:东洲镇在“今吕四东南40里黄海中”。这两部县志说明东洲镇的位置是在洲(南通)东100多里,吕四东南40里的黄海中。东洲是以东洲镇为中心的,可以推知:东洲在今吕四东南一带,即从吕四开始向东南沿伸成长约40公里的地方即为当年的东洲。对于这一记载,有些人存有疑虑。但实际上在汉代前后(距今2000年左右)的长江口存在着一条移动的水脊,这条水脊的东头是东洲,沿伸向西的狭长地带就是布洲。


从长江口沙洲形成的过程看,可以确定东洲和布洲的存在。2000多年前,狼山还在一片大海中,长江入海口在狼山西侧偏北方向(约在今泰州一带),从长江口奔腾而下的江水,在遇到高矗的狼山(正确地说有五山)时,被劈成两半,分成南支和北支后向东流去,于是在狼山下游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两支水流流约50公里后,合成一股缓慢的水流,泥沙沉积下来,逐渐形成了东洲,其形成的时间是在汉代(约公元前117年),比胡逗洲形成的时间(约公元479557年)要早600多年,从中也可以证实当时长江的出海口确实在狼山上游;二是在南支和北支两股东流的水流中间,形成相对静止的水流带,这条水流带中也有泥沙不断沉积,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形成了一个个沙洲,这些沙洲与东洲一起串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水脊。


那么这条水脊是如何移动?原先的东洲又是如何消失的呢?根据上海同济大学周念清教授等在《长江口的演化与发展趋势》中的研究,认为长江口是由西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南岸边滩扩展,北岸沙岛并岸。其原因是东西流向的河流,一是受地球自转的影响,南岸的侵蚀就要强于北岸;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活动密集,植被破坏严重,泥沙增加也就多,迫使长江向东南方向偏移,出口也就逐渐偏向东南。由于长江出口的演化,原先在狼山上游西北方向的长江出口,逐渐往东南方向偏移。而被狼山劈开的两支水流则逐渐往东北方向移动,所以这条水脊也就随之移动,当长江出口迫近狼山,狼山北支逐渐淤塞之时,这条水脊也就定格下来了。


当然水脊的移动是渐进式的,原先的东洲,由于两支水流的北移,逐渐失去了泥沙沉积的补充,而四周海潮的侵袭依旧,所以东洲渐渐变小,最终全部被大海吞没,只剩下北部的吕四一角。它与新的水脊又组成了新的东布洲——如今的通吕水脊。


由于狼山的分水作用,狼山下游曾经存在南、北两支水流,因而生存了水脊,两支水流的偏移决定了水脊的移动,但不管怎么移动,水脊的东头就是东洲,而沿着东洲向西延绵百里的狭长地带就是布洲。


盘点古沙群中各洲的分布,可以确定东洲和布洲的位置。汉代至唐代期间,杨泰岗地南(即如皋以南)的海域中主要存在五大古沙群: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和东、西沙洲。下面结合有关志书的记载分别叙述这些沙洲群的分布位置。


扶海洲:即今如东西部地区,“汉代,如东古沙洲群逐渐扩大形成扶海洲,与向东延伸的杨泰岗地不断靠拢”(《南通市志》)。


胡逗洲沙:主要为今南通市区及向北一带,“南朝梁时(502507)胡逗洲已经出现……相当于今南通市区、平潮、刘桥至西亭范围”(《南通市志》)。


南布洲:南布洲的范围不大,仅为金沙场一地,“唐时金沙为南布洲”(《南通市志》)“南布洲旧时淼然大海……今为金沙场”(《舆地记胜》第四十一卷记载)。


东沙和西沙:即今崇明岛前身,时位置在东布洲的南面“公元618626年,在东布洲南面水中涨出两个沙洲,两洲隔水70余里,时名东沙、西沙(又名顾俊沙),这就是岛的前身”(《崇明县志》)。


东布洲:通过以上各古沙群的位置分布,通过排除法已经可以确定东布洲的位置和范围了,即在胡逗洲东面、南布洲东南的“通吕水脊”,它既不属于扶海洲,也不属于胡逗洲和南布洲,更不属于东沙和西沙,所以它只能属于布洲了,它与吕四及东南的东洲合起来就构成了东布洲。其范围确实相当大,这和古志记载的海门“本壮县也”是吻合的。


从有关志书对东布洲的记载中,可以确定东洲和布洲的范围。《启东县志·大事记》对东布洲的记载:“907年(后梁开平元年),东布洲延伸成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即从南通唐闸附近到吕四)的‘通吕水脊’”“这条水脊的东部为东布洲的北境地吕四场”。这个描述清楚地说明了东布洲的位置和范围。众所周知,古代启东属海门县,所以《启东县志》的记载,同样具有权威性。


《南通县志》(1996年版,下同)对东布洲的记载:“东布洲在南布洲东面……其地大致相当旧南通县的余东和吕四等东部地区,以及旧海门县大部分。”这个记载把余东、吕四等地区包括在东布洲的范围内,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舆地记胜》第四十一卷《淮南东路·通州·古迹·三虎化船》有这样一段记载:“《旧图经》云:太平兴国八年渔者严五(午)云:‘今朝往茅港捕鱼,有三虎群行,入江化为三小船望布洲去,数日布洲有人来云,彼此有三虎。’”这则记述,其“虎”究竟是什么动物,我们不必去考证,但说明在布洲有,严五在茅港(通州地捕鱼时“望”着虎去布洲的,说明布洲离通州不远,其位置大体在今余西一带。太平兴国八年(983),海门和静海已建县,说明海门建县后一段时间布洲还存在,且与通州可隔海相望。


需要指出的是:严五“望”着虎去“布洲”的时间是在公元983年,所以可排除这个“布洲”是“南布洲”的嫌疑,因为胡逗洲和南布洲当时已涨接(《南通县志》记载,胡逗洲和南布洲的涨接是在唐末,公元907年左右)。而布洲与胡逗洲的涨接是在“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启东县志》)。


“狄公堤”和“沈公堤”相接在余西。“狄公堤”和“沈公堤”是北宋时期通州和海门分别修筑的两条海堤,两堤的相接处在余西。《南通市志》记载:“庆历年间(10411048)通州知州狄遵礼于古横江南筑海堰,西起石港场,经西亭、金沙至余西,称狄公堤。”《南通县志》的记载是“至和年间(10541055)海门知县沈起,自吕四场至余西筑海堤70里,与狄堤连结”。为什么在差不多时间修筑的两条堤,相接在余西,说明当时通州和海门的交界处(也即南布洲和布洲的分界处)就是在余西。


邵潜研究三题


刘聪泉


邵潜,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明末清初通州布衣,工诗善文精篆籀,为东皋印学始祖,晚年侨居如皋,有《皇明印史》传世。


生卒年求证


《东皋诗存》卷四十二所载邵潜诗可以佐证邵潜的生年。此诗名为《崇祯庚辰闰正月十五日作诗时余年正六十》,诗曰:“上元今岁再,春色萃柴荆。夜暖灯乃灿,天澄月更盈。百年方合闰,六衰恰重正,自庆添庚兆,衔杯坐待明。”崇祯庚辰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由此可知邵潜诞生于明万历九年(1581)正月十五。邵潜此诗中有“闰正月”一说,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特例。因为200年来从来没有闰正月。据明末学者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崇祯庚辰闰正月”“闰正月者,三生奇遇,百岁难逢。”据《百度百科》所载:从1645年至33581700多年中仅有6个闰正月。所以,崇祯十三年(1640)的闰正月是会令人终身难忘的,不知当年古人是如何庆祝两个春节的。邵潜之诗绝对无误,因为他除过了两个春节外,还过了两个正月十五的生日,此诗写于当年第二个正月十五。


《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人物志·隐逸传》记载,邵潜“垂六十年老而茕独以死”,记其享年六十。其实这是误读古人“邵潜传记”所致。


陈维崧是当年邵潜的忘年之友,其《邵山人潜夫传》写道:“林山人古度,邵山人潜,年皆八十余,皆六十年前诗人,余皆见之”,“山人名潜,字潜夫,扬之通州人也”,“山人八十时,维崧适居东皋,为文以寿山人,多序其生平轶事”,“生见国家太平之盛,以一布衣为诸侯上客者垂六十年,老而茕独以死”。这几段话有三个史识要点:其一,陈维崧作《邵山人潜夫传》时,邵潜已经80多岁。其二,邵潜在60年前便以工诗善文而扬名天下。其三,通州时属扬州府,邵潜是扬州府通州人。(《皇明史印》亦注“广陵邵潜夫刻”,依当今某篆刻泰斗对童昌龄籍贯之推论则是扬州或广陵人邵潜移居通州耳,岂不大谬)。其四,陈维崧顺治十五年(1658)投奔水绘园,与邵潜结为忘年之交,两年后,邵潜80岁,陈维崧曾专门为其撰写了《邵潜夫先生八十寿序》。其五,邵潜以文史诗印名世,曾为豪门座上之客近60载。如此而论,《通州直隶州志》所载的确误矣。


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中记载:“康熙乙巳,予过皋访之,茅屋三间,黝黑如漆”,“予去广陵,闻邵即以是岁下世矣”。考康熙乙巳年三月,王士祯应冒襄之邀访如,曾摈弃车马随从,专程步入陋巷,徒步造访邵潜,时邵潜正苦于徭役,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王“与潜饮酒赋诗而还,立除其役”。上巳之日,邵潜参加了水绘园修褉,并赋诗一首。七月王士祯束装进京,赴任户部郎中,结束了在广陵(扬州)5年的仕宦酬唱生涯。考康熙乙巳为康熙四年(1665),是年,邵潜应为85岁。


2001年《中国文化研究》(总第34期)于天池先生《明末清初篆刻怪杰邵潜及其皇明印史》一文曰:“据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八,邵潜活了80岁”,以1665年为其卒年来计,邵潜的“生年应该是万历十二年,即1585年”。


许多印学研究者之所以屡生舛谬,多因不读原文或不通原文所致。于天池先生亦如斯,如其所引用文字多为《通州直隶州志》,不知原句多出陈维崧之手,对于《池北偶谈》有关邵潜的文字亦似未能通晓。


王士祯《池北偶谈》有关记载原文摘要如下:“邵潜字潜夫……年五十五子,娶后妻成,久之,嫌其贫老,弃去,一婢又为势豪所夺,遂只身客如皋城西,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过皋访之……予去广陵,闻邵即以是岁下世矣。”王士祯交待甚详:其一,邵潜只身客寓如皋时已80岁;其二,康熙乙巳即康熙四年(1665),王士祯来如皋后曾专程拜访过邵潜;其三,同年,王士祯离任扬州,邵潜辞世。如此,邵潜享年岂止80岁?邵潜诞生于明万历九年(1581)正月,寿至八十有五,当为不刊之论。


其后,王士祯在《香祖笔记》卷五又谈及“修禊水绘园”之逸事:“余康熙乙巳春将去广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襄约余修禊水绘园别业。时通州八十老人邵潜夫及宜兴陈维崧其年、县人许嗣隆山涛及冒氏诸子咸在坐,分体赋诗。余得七言古体,坐湘中阁,立成十章。黄冈杜濬于皇后至。”此处“八十老人邵潜”当为虚指,不应看作修禊水绘园时邵潜的实际年龄。何况,王士祯《香祖笔记》始记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距康熙乙巳水绘园修褉已近40年了。邵潜、陈维崧、杜濬、冒襄、许嗣隆俱相继辞世,太仓毛师柱亦为当年修禊水绘园的主要参与者,尚在人世,王士祯未能忆及,年届古稀的王士祯记述往事有所差池总是情有可原。


邵潜禀性与如皋胸襟


南通书法网上曾刊载数篇有关邵潜的短文,《如皋印派概述》云:邵潜“性孤僻,家庭几遭变乱,晚年丧妻无子,他于万历间迁居如皋”。《论如皋印派》云:邵潜“因遁足方外未成于万历后隐居如皋”。笔者以为此说有误。


据邵潜《州乘资》卷四《人物》,邵潜的五世祖邵曼曾为永乐甲辰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坚持“官可舍,吾法不可犯也,爰书奏谳,矢示天日,遂坐忤权落职建昌幕”。据毛应翔《邵山人传》记载,邵潜“8岁而母殁,12岁而大父亦殁”,故学业荒废,后在亲属劝告下,又潜心科举,惜未能成就。通州诗人汤有光在《为邵潜夫悼亡》中写道:“为妇空三载,曾无一日欢。”说明邵家生活困苦,邵潜婚后3年,妻子便离开人世。《东皋诗存·流寓》收录邵潜《酬里中诸先生题亡室淑媛流芳册》诗一首,说明邵潜对这位原配夫人是很有感情的。叶铭《再续印人传》有“凡数易妻”之说,笔者存疑,且知,邵潜是年过半百而续弦。王士祯《池北偶谈》:邵潜年五十五“娶后妻成,久之,嫌其贫老,弃去”。陈维崧《邵潜夫先生八十寿序》:“夫古今文人才士,穷愁惨者为多,然未有穷愁如邵先生者。”陈维崧又在《邵山人潜夫传》中记述:“妇,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妇既去,山人贫益甚。”庸奴:名词意动用法,意为鄙夷。由此可见,后妻是嫌他“不善治生产”,因生活穷困弃他而去,绝非晚年丧妻。


《邵山人潜夫传》:“性卞急,与人语,稍牴牾,辄嫚骂。食物多禁忌。间会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辍叱去,不顾也。里中儿争匿笑之。”科场屡次失意,妻儿弃他而去,加之汉室崩坼、里门荡析,难怪邵潜郁郁愤懑,“里人竟目为狂人”。对此,陈维崧大鸣不平。《邵潜夫先生八十寿序》:“其实邵先生衰年暮齿,所遇多不如意者,人又不能谅先生,而或反溷先生,可感也!”《邵山人潜夫传》:“维崧居东皋七八载,山人每过维崧,辄温语竟日。山人早过而维崧尚卧未起也,则坐待日暆耳。然则谓山人善骂人,岂信然哉!”事实上,邵潜在文人圈内很有人缘,“居南中,为李本宁先生上客。之梁溪,则邹彦吉先生客之。来吴中,而与王百谷穉登谈诗一昼夜也”。寓如皋,乃冒襄水绘园坐中常客。《东皋印存》收录邵诗148首,大多是与友人唱和之作,其中《酬里中诸先生题亡室淑媛流芳册》《有传余道死者闻而作此兼寄社中诸子》《将游五岳留别里中诸君子》《民变寄慰诸公》等诗篇,邵潜岂是“孤僻”,而是“性格耿介,不肯随俗”,是一种“往来无白丁”的交往价值取向,如王士祯所言“不谐俗”而已。


邵潜出生于万历九年,其后,经历了丧母、亡妻、落第、离异等等诸多磨难,加之通州“里儿既多訾謷山人,山人亦不乐居里中,则跳而客游”。天崇年间,邵潜“捉一剑囊,囊其诗走燕齐吴越间”(《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三《人物志》)。后因在外客游太久,邵潜转返通州。谁知国祚鼎革,故居荡析无存,无奈,转徙如皋,而是时邵潜已老矣。所谓“侨居如皋,年八十矣”。如此算来,邵潜迁居如皋肯定在清顺治年间。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道学德行的如皋人包容和接纳了邵潜这位学富五车却身无分文的通州老人。


邵潜出无儿,入又无妇,但有一位如皋老妇依其门楗以居,为邵潜生火作糜。邵潜虽贫,但毕竟是官宦之后,对饭食很挑剔,如此老妇实属不易。


邵潜时常往来于水绘园,当时陈维崧在园中读书。有短邵先生者劝陈维崧勿与之交游。但在好文好客的冒氏影响下,陈维崧与邵潜相处甚为融洽。因为冒襄的引荐,邵潜在水绘园与许多名流俊彦结为文友。


邵潜生病几现危象,而给其医药者,冒起宗、冒襄父子;邵潜去世之日,经纪其后事,则是黄应徵、黄经父子出力居多。


一个故乡不能接纳、世俗不能包容的老人,如皋给了他诸多亲情、友情的温暖。陈维崧曾言道,今人贱老而贵少,天下更贱文士,“邵先生年既八十,且又善属文,以故益大困”。


垂勋千秋的《皇明印史》


《陈维崧集》卷三《邵潜夫先生八十寿序》:“先生所为诗,上下汉、魏、三唐,沈郁深浑,才法兼至。赋、序、书记诸杂文,上逼周秦,次则陵轹班马。盖先生之学,包括史籍,根据经术,所选一书,最号精致。尤复博通字学,旁核籀篆。其编辑已刻未刻书若干卷,皆有裨史学。”邵潜自已亦云:“著书数十万言,多为人取去,残失过半。”


邵潜虽只是一介布衣,但并非无名之辈,与之交往的陈继儒、毛应翔、陈维崧、赵宦光、冒襄、王士祯等都是当日的名士。就其篆刻而言,明天启年间已有相当名声。


天启元年(1621),年届不惑的邵潜辑自刻印成《皇明印史》四卷,注“广陵邵潜夫刻”。该印谱自刘基、徐达等开国元勋起,集明代名贤,人刻一印,计584方。每页4印,有释文及小传,在篆刻史上开专题印谱之滥觞。陈继儒为之序,毛应翔撰邵山人传,邵潜夫亦有自序附之。陈继儒在《皇明史印序》中誉之为“不哀不钺《春秋》”,说“其创法新,其寓意深,其综核严,其裁鉴简”“世但以规秦范汉多之”,对此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用印章来表现断代史或者通史,古今不少篆刻家作过尝试。《皇明印史》之前,有何通《印史》、来颜叔《宣和印史》印章之编排,《皇明印史》之后,有胡正言《印村初集》《印存玄览》之编排,《皇明印史》在这当中的桥梁作用不言而喻。但为何清人印学著作中对邵潜及其《皇明印史》缄默不语,四库全书及存目也都对它弃而不取。答案只有一个,在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之下,《皇明印史》以印章来叙述明史,尤其是在其《州乘资》中公然奉南明弘光之正朔,触犯了清廷大忌。即便是一代文宗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也略去“皇明”二字,名之《印史》。渔洋尚且如此,遑论他人。清廷早被推翻,但《四库全书》的负面效应不能一下消除,加之研究邵潜篆刻者几乎为零,以致《皇明印史》至今湮没无闻。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编著的历史人名辞典中,谈及邵潜,多叙其书法诗歌。而篆刻史著作几乎无人提起邵潜,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未收其一印一章。《中国篆刻大辞典》收录亦寥寥数语。加强对邵潜及其印学的研究,当务之急矣。


《东皋诗存》载有邵潜诗《余所篆皇明印史乱中为人剽去遍访绝无踪迹》,诗曰:“寓史于诸印,深心媲典坟。贬褒凭鸟篆,衮钺藉龟文。自创千秋法,期垂一代勳。苍天何所忌,幻化入尘氛。”看来,当年邵潜十分自得的这部《皇明印史》原稿曾经遗失。不过,古人对文人心血之作是视若瑰宝的,即使辗转他人之手,《皇明印史》还是得以流芳百世。今人念之,不无愧汗耶?


盛世修志创新特色


——《启东市志(19862005)》经济建设部分编纂札记


张建国


2007年,我参与了《启东市志(19862005)》的编纂工作,负责综述、经济总情、工业、电动工具业、商贸服务业、乡镇特色产业等编章的编纂。随着编纂工作的深入,我深有感悟:盛世修志,创新特色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在编纂实践中,我着力在六个方面做好工作。


总揽全局,与时俱进,善于用发展的眼光充分展示启东经济的县情总貌和亮点特色。二轮修志不仅仅体现在断限内启东经济和社会发展20年的轨迹,同时显示出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发展上面。与首轮《启东县志》不同的是,在经过国内数十名方志专家审定后确定在《启东市志》的编章结构中,增加经济总情编,在与工业编并列的编目中增加和突出了全国著名的特色经济产业海洋与渔业、电动工具业、建筑业等编章。“江苏省启东中学”和“启东版画院”被列为专章介绍。在编纂第三编的“经济总情”时,根据专家意见,增加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总量和结构、经济体制改革等重要章节。在撰写第一章经济发展战略时,又从启东市档案局详细查阅19862005年市(县)委召开的党代会和全委扩大会议材料,对每一个阶段实施的某一项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主要内涵、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认真梳理,整理出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在第五节“全面达小康战略”中,启东市从19952月部署小康县建设,至2005年历经10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从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提出、重点内容、主要措施到建设成效都有详细的记述。文中“2005年启东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指标监测统计表”和“2005年启东市村级小康评价指标体系”两张表很有实用价值。尤其是第二张表,它是根据《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而设置的,可供社会各界人士参考。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准确客观地记述启东改革开放20年经济发展轨迹及其发展动因。在编纂《启东市志》第三编“经济总情”、第四章“经济体制改革”时,重点突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企业体制改革、流通企业体制改革和金融企业体制改革这四个方面的改革。改革贯穿于启东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如在编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在记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启东农村开展一轮承包、二轮承包后,突出土地流转后各地因地制宜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并附上当年反映启东市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调查报告《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作为附录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启东是“全国乡镇工业百强县(市)”,是改革开放促进了乡镇工业的上规模上水平。在“工业企业体制改革”这一节中,重点突出记述启东乡镇工业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及承包经营责任制后,以推广“先售后股”改制模式和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横向经济联合取得显著成效。在记述这一章中,同时指出“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造成国有集体资产流失,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值得吸取的教训”。这样的记述坚持尊重历史事实,用事实说话,既写成功经验,又写曲折问题,把握尺度,准确客观地记述历史,又不违志体。


统筹谋划,突破难点,系统完整地纵述横陈启东工业经济发展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写好具有启东特色的工业部分是市志编纂工作的难点,也是整个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启东工业加快国有县属工业和乡镇工业上规模上水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启东工业实施规模经济战略。1996年,启东市被评为全国乡镇工业百强县(市)。进入21世纪,启东工业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公有集体资产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形成了以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新格局。20年中,工业主管部门从建立启东县经济委员会和启东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到后来建立五大公司8个主管部门,到2001年撤销四大公司组建启东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一直到2003年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20051月启东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又更名为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主管部门的多次变更给市志工业编的编纂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为此,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递交工业编的材料后,经召开座谈会,深入采访原工业主管部门的老同志和专业公司领导后,经江苏省、南通市的方志专家和启东市地方志办公室集体研究,几次修改,将第九编“工业”部分在编目上作了重要的调整。第一章工业经济类型主要介绍国有市(县)属工业、乡镇集体工业、民营工业、“三资”企业。第二章至第十章工业门类按机械制造、化学医药、电子电气、纺织服装、轻工、船舶、制盐、建筑材料、棉花粮油加工九大次序编纂。第十一章工业管理按机构设置、企业管理(包括企业基础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品牌管理)编纂。这样安排工业编的编目能统摄全行业、沟通章节、荟萃精华,准确地把握地方工业发展的兴衰利弊之脉,较为系统、完整地体现启东工业发展的全貌。在工业编的撰写上,客观地纵述横陈市(县)属工业、乡镇工业和民营工业、“三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兴衰历程。在介绍九大工业门类的发展概况后又附上主要企业介绍,较为集中展示一批在当年为启东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企业典型。在工业编的编纂过程中,启东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由当年的工业主管老领导、老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议,他们对《启东市志》工业编的修改工作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


立足地情,创设专编,在内容安排上凸现地方性。续志编修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二轮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心愿,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启东市志》总体设计中在沿用老篇目时突出创新发展。第九编“工业”编中,电动工具业原来是第二章工业门类中的一节,作简要介绍。后经启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修人员的反复研究和市志专家们的提议,把“电动工具业”编目升格为专章或专编介绍。电动工具业是启东的特色产业,是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兴产业。启东的电动工具业在全国拥有“半壁江山”,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为做好这一地方特色产业的编纂工作,我编写了启东电动工具业的编纂提纲,并和陆欣等同志专程去吕四港镇电动工具之乡作实地调查。用两个月的时间撰写了小五金维修与营销、电动工具制造与管理、电动工具园区与会展、管理服务与产业效应等4个章节4万多字的有关电动工具业发展的史料。又从南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搜集到《导向自主创新之路》一文放在《启东市志》第十编“电动工具业”附录中。电动工具业编纂得全面、系统、完整,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电动工具产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


深入调查,突出个性,在深度挖掘中找出具有地域特点的乡村特色产业群。启东滨江临海,拥有203公里长的江海洲堤和66万亩滩涂。吕四渔场是全国四大天然渔场之一,盛产2000多种海产品。得天独厚的江海资源优势形成了启东菜肴独特的海洋风味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启东市志》除设立“海洋与渔业”专编外,在第十二编“商贸服务业”中的第四章第三节介绍“特色名菜名点”中专门推出了26种吕四海鲜的烹饪制作方法。在第五章“旅游服务”中专门介绍启东江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出圆陀角风景区、吕四海洋风情区、鹤城公园、慕仙楼、集庆庵、三清殿、盈康江海生态休闲园等等旅游景点。在第三十二编“镇乡”编中,除介绍启东24个镇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外,还搜集了19862005年期间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乡村典型经验介绍材料、《启东日报》和历年发表在国家、省、市各大新闻媒体上的《启东新闻作品剪辑资料》,通过鉴别考证,确定了各乡镇特色产业和特色产业村。如在撰写南阳镇白铁加工业一稿时,我和市志办的陆欣同志专程去南阳镇秉章村、南阳村实地采访白铁加工业的发展情况,请来了当年从事白铁加工的陆元俊、杨建东等白铁匠畅谈村里发展白铁加工业的规模和收入情况。据了解,到了1995年,全乡拥有5000多人的白铁加工队伍。通过采访、资料考证,共收集和推出了50个乡镇特色产业和特色产业村典型。对每一个典型都一丝不苟地从确定特色产业内容、地域概况、形成起步、产业规模、市场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在核实向阳镇的特色产业海蜇加工基地时,还与启东市海洋与渔业局取得联系,了解全市和向阳地区加工海蜇的产量和农渔民收入情况。《启东市志》第三十二编“镇乡”编推出的50篇特色选介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宝贵的史料载入了史册,见证了改革开放这20年启东人民开拓创新发展地方经济的精神风貌。


追溯历史,认真挖掘,精心编补张謇在吕四场及外沙沿海开发的重要史料。启东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研究二轮修志中,对1993年版《启东县志》急需补白的历史时,发现张謇在吕四场及外沙沿海开发的史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但至今保留下来的只有1918年张謇聘请的外国专家特来克在蒿枝港北大岸设计施工的直立式钢筋水泥结构的挡浪墙、位于海复镇的通海垦牧公司办公地的宅河和垦牧乡高等小学的校舍,再没有其他能保存下来的历史遗存了。抢救这份历史遗产难度极大。启东市地方志办公室明确我负责挖掘收集编纂整理张謇在吕四场及外沙沿海开发史料工作。201169日,张謇与近代盐垦事业学术研讨会在南通召开,会上我聆听了张謇先生的嫡孙张绪武及数十位张謇研究专家畅谈张謇先生在吕四场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发展盐垦事业进行沿海开发的经营模式、先进理念、经验教训及其现实意义的体会,深受教育。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张廷栖教授鼓励我做好这项工作。我还借阅了《张謇研究年刊》《张謇农垦事业调查》(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垦牧第一滩——张謇的实践研究》(2010年河海大学出版社)等资料。又与启东市政协、启东市水利局、吕四港镇、海复镇、东南中学取得联系,找到了1986年版和1998年版的《启东文史选辑》、1984年编的《海复乡志》《垦牧乡志》、2009年版的《张謇通海垦牧教育史话》等珍贵的历史资料。经现场调查、通读史料、理清脉络、编写提纲到编纂整理,终于完成了1.8万字的《张謇在吕四场及外沙沿海开发史料》初稿,经反复修改,并经南通市张謇研究中心审查定稿,作为《启东市志》的附录专文刊登。


《启东市志(19862005)》在数千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十易其稿,其间凝聚着国内数十位方志专家和启东各行各业数百家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我作为参与编纂的人员,在编纂过程中与同仁们一起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盛世修志,重在创新特色的重任。


街上的油端子、老虎脚爪


许德忠


旧时南通城的小吃,也许不如其他地方有名气,但其风味也有独特之处,深受家乡人们的青睐。在尘封了几十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油端子和老虎脚爪这两种小吃,农村小孩跟大人进城,总要缠着买几个品尝一下,才肯离去。小时候我最喜欢这两种小吃。


油端子,曾盛行于南通老城的街头巷口,它是一种油炸食品,入口酥脆幽香,价廉物美。小时候,我常跟着母亲上城卖草鞋,一到南门段家坝,我总要在周边看看热闹,有时还跑到油端子小摊边,闻闻它的香气,欣赏老师傅的炸技,其实嘴馋想吃。因为看得多了,所以也学会了怎么做。炸前要备好料:萝卜切成丝,用盐渍一下,然后用手挤掉水分;面粉加水调和成糊状,再加入葱末搅拌均匀。开炸时,老师傅手持一只铁皮油端子模具,放入油锅里先烫一下,这样更易脱模。首先放入适量的面粉糊铺底,然后抓一小把白萝卜丝放入,上面再铺一层面粉糊。这时,将装满食料的模具放入文火的油锅里,来回走几下,瞬间,将发黄的油端子倒出,在油锅里滚一下,并立即用铅丝笊篱捞出,盛入铁丝篓里,滤去余油,喷香的油端子就做成。因其形似打酒或打油的端子,故得此名。母亲卖完草鞋后叫我回家,我总是不肯离开,老师傅便说,乡下孩子难得进城,你就买两个给伢儿尝尝,也不过两双草鞋钱。


老虎脚爪,是南通地方的另一种小吃,是一种烘烤食品,外脆内软,香甜味美,是孩子们最爱吃的休闲食品。我的外公小酒店里也有得卖,很畅销。一到星期天或假期,我常帮外公到城里批货,老虎脚爪属必购之物。西门端平桥河东街曹姓脆饼店,或东门环城东路原军分区旁转弯角的脆饼店,是我外公酒店批购的两个固定点。因是老顾客,可享受最低价。外公自然很满意,在他高兴时,就奖励我两只。


据说,老虎脚爪是起源于江苏盐城,后流行于南通乃至上海的传统小吃。有的地方称金刚脐儿。一般做脆饼的小店,都兼做老虎脚爪。其做法并不复杂,一般都用老面发酵的传统方法制作。先将和好的面块,揉搓成一个个圆状,然后在每个面团上,分切3刀,切深约面团厚度的三分之一,面团上部便成了6个爪子的形状,表面刷上一层红糖水。接着,将一个个贴入炉膛内壁上烘焙,待闻到香喷喷的味道就应出炉了。老师傅首先拿一只刚出炉的递给我,让我品尝一下。老虎脚爪吃起来外脆内软,带点甜味,真好吃。


如今,南通城里大小超市,货架上的熟食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传统的,更多是现代时新的,然而却难觅我儿时最爱吃的油端子和老虎脚爪。


滨江临海话潮汐


贾涛根


南通是个滨江临海的城市,如果你有兴致,就可以觉察和欣赏到江海水面周期性的潮起潮落,乃至“震撼激射、吞天沃日”的惊骇场景。


小时候,我就读的跃龙桥小学离西被闸很近,放学后常去那边玩耍。有时看到闸门紧闭,通往任港的大河里,渐渐干涸到只剩河底的涓涓细流,就知道那是江潮退了。等到滚滚而来的潮水涌进任港河,浑黄江水通过敞开的闸口,哗哗地流进濠河,那就是涨潮了,不用扳指头也晓得那不是初一就是月半了。河边上的人们就会拿起水桶,到濠河里取江水,又拎又抬地直到把自家的缸坛都注满。


潮来了,渔人们也忙乎起来,西被闸西的水泥栏杆上一下子绑上好几张四角拉网。被江水裹挟着向濠河进发的鱼类水族,往往在闸口遭遇不测,拉进网里的有洁白的江鲫、白条,偶有青鱼、混子,还有会飞的江鲻,能一跃而起飞出网外而逃生。甚至还会有河豚鱼,一触到网就鼓起肚皮,像个花皮球似的浮上水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老任港建造了船闸以后,任港河就再也看不到河底朝天和激流涌进濠河的潮汐现象了。


不过,若干年前在濠河边上还是能感觉到潮涨潮落的,一旦西南濠河流进了黄色的江水,那无疑是潮水过来了。而这些年濠河边上是觉察不到涨潮了,因为濠河水体整治采取了打坝断流、北引南排的封闭治理,城北泵站抽取的通吕运河水是缓缓流入北濠河的。只在城西节制闸一带,还能感受到江潮的涨落,尤其是节制闸闸门大开引水进入通吕运河,那肯定是江潮大涨的时刻。


如果是在长江边,那是可以看到比较壮观的涨潮景象的。北宋王安石的《白狼观海》就记述了他在狼山上看到“无边波浪拍天来”,从而才有“始觉今朝眼界开”的感叹。至于直接咏潮的,有明代通州举人陈世祥的七绝《通济闸观江潮》。通济闸建在如今马鞍山西,大约也就是现存的西山河闸的位置上,从那里向南望去正是烟波浩渺的大江。诗云“秋江压地冻山骨,骇浪群飞天影没。雷鼓噌吰坠苍鹘,千声万声轰石阙”。把大潮袭来的惊天动地描写得有声有色,连山间的飞鸟都被震撼而坠落,可见其声势是如何之浩大。


学生时代的假日,我常结伴去长江边游玩,对涨潮也有深刻的印象。老任港的江边,潮水退去的时候,会出现大片裸露的江滩,上面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小鹅卵石,那是江浪常年的冲刷,将石头、砖块打磨成的,我们便在里面寻找一些像人形、像动物的器件。涨潮时在不知不觉中,涌来的江水竟漫过脚面,向岸边扑去,吓得我们慌忙上岸。在一阵阵排浪的驱动下,眼见江滩很快成为泽国一片,又过一会儿连江滩上的芦苇都淹得看不见顶了,大浪直接拍击在江边石驳上,激起阵阵浪花,这时才感受到潮汐的力量。


涨潮时的景象,按理应是南黄海的大潮时分蔚为壮观了。然而,当地人因为司空见惯也就不以为然,远处的人很少有机会去海边,更不会为看潮水的涨落而专程前往。因此,黄海潮的澎湃是很少有人去描述的。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因为抗金南渡而来到南黄海之滨,在通州石港的卖鱼湾见到了大海,有诗云“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并没有过分强调潮水的汹涌,而只是描绘了滩涂的广漠景色。后来,有明代诗人高榖的《观海》诗,曾用“万马挟兵开地脉,六鳌擎日上云端”的诗句,反映了海潮滔天的磅礴气势。


我对海潮的声势产生感性认识,是从一次夜宿吕四时形成的。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去启东采访一位远近闻名的船老大,夜晚就住在吕四闸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从房间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大洋港的海湾,白天看过去有渔船穿梭、海鸥竞翔,一派海滨风光。但晚上入睡以后不久,就被一阵阵的海涛声惊醒了,那由远及近的哗哗声、撞击堤岸的轰鸣声,使我产生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立刻起身推开房门看个究竟,外面却是满天星斗。第二天一早请教门房里的老乡,才知昨夜是子午大潮汛,又是东北风,潮势汹涌,才有了惊天动地的浩大声势。


21世纪初,在海门东灶港我又有了一次在船上感受潮汐的机会。那是为编写《导游南通》,由市旅游局安排去蛎蚜山考察。当时去那里需乘船从东灶港船闸出海,再从深水航道经过数小时的航行,才能登上蛎蚜礁岛。由于受到潮汛涨落的限制,一般只能在农历初一到初六和十六到二十一日的大潮期,才可以上岛观赏蛎蚜山全景。而且登船出发需在深夜或凌晨时分,抵达正值潮退岛礁出水。在岛上也只能停留五六个小时,待白天涨潮时登船返回。有人赋诗描写蛎蚜之游,“是山非山潮落登山天下奇景扑面来,有岛无岛汐涨离岛海上风物踏浪去”,正是我们那次登岛之行的写照。


那天,凌晨3点登上游船,趁潮退的顺水,加快驶向蛎蚜山。夏日凌晨4点多钟,东方就泛起了鱼肚色,跨出舱门回头望去,发现我们游船出海所走的航道曲曲弯弯,一会儿东行,一会儿又向西行,有时似乎在原处打转。船员告诉我们说,东灶港外出海航道的迂回曲折自古有名,素有三十六曲七十二湾之说。如果潮汐不涨到一定高度,较大的船只是出不了港的。7点钟抵达蛎蚜岛礁时,潮水刚退,岛上到处是蛎蚜(牡蛎的俗称)壳堆积成的坑洼水塘。我们穿着高统雨靴,在岛上到处转悠拍照。大约10点左右,在东北角一处沙滩,发现潮水缓缓漫来,过了一会海面竟腾起了层层波浪,看来新一轮涨潮又开始了。这时船上的喇叭响了,大家立即回船。本来冲滩已经搁浅在岛礁上的船已经半身入水了,等到我们都上了船,机器也发动了,游船顺着涌向航道的潮水,快速往东灶港里驶去,蛎蚜山也渐渐沉没在海浪中。


最近这几年,因为热衷于海滨观鸟,去黄海之滨观潮的机会多了。每年春、秋的迁徙季,大批候鸟从南方向北、或是从北向南,大多要在南通的南黄海岸沿线的滩涂上停息觅食、养精蓄锐、继续远行,这是我们观察和拍摄各种珍禽异鸟的好机会。但是,滩涂上的水鸟的多少,与潮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小潮可以跋涉到数公里外的潮间带上去观鸟,大潮能把在滩上觅食的水鸟步步紧逼到大堤近处,这是在岸边摄鸟的好机会。为了能较近距离地拍摄到海鸟,我们对南黄海岸沿线的潮涨潮落便有了分外的关注。


2013年秋天,同摄友小平君去海安老坝港观鸟。核对了南黄海潮汐表,知道上午10点开始涨潮,我们坐在面海的大堤上,架起长焦镜头相机,等待海鸟被潮水从远滩驱赶到较近的堤下。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远处海面有一条长长的滩脊,成百上千的蛎鹬正在上面觅食。随着海潮的上涨,滩脊渐渐缩小,蛎鹬先是成群结队地向高处靠拢,等到滩脊快要淹没时,蛎鹬纷纷起飞,迅速在海面上空形成一片流动的黑色云带。鸟群几度盘旋后渐渐向近岸处飞来,在潮水尚未淹及的滩头一批批降落下来。就在我们抓紧时机,全神贯注地捕捉镜头时,潮水又跟踪而来,大批蛎鹬只好飞向着更近的大米草丛。我们刚刚按动快门,哗哗的潮水又涌了过来,蛎鹬又一阵风似的飞向远处,在天边形成了一条越来越细的黑色线条。堤下,转瞬间已是一片汪洋。


这样在海边观潮,似乎十分安全,但不小心也会碰到危险,我就尝过大潮扑来的滋味。那天,太阳火辣辣的,我撑起一把遮阳伞,坐在如东小洋口东侧的大堤下的乱石上,拍摄一阵阵飞过的水鸟。下小海的渔民都陆续上岸了,同去的摄友也登上了大堤,我却在堤下拍得起劲。一望无际的泥滩上,随着一排排潮头白浪滚滚而来,海滩草丛里无数的蠓虫被驱赶,刹那间扬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黑色旋风,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衣服、脸上和相机上顿时都爬满了这些又黑又臭的小虫。我连忙起身掸除,殊不知潮浪很快推进到脚下,我赶紧爬向大堤。回头一看,遮阳伞已被卷入海浪而不见踪影。事后想想,动作如果稍有迟缓,岂不是会有坠海之虞。人们都知道钱塘潮水极为汹涌,屡有观潮安全事故的报道,但在南通沿海观潮,也别小看了南黄海潮汐的威力!


年年相伴你我情更深



我是商务时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名报刊收藏爱好者。从19798月起涉足报刊收藏至今,在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的不断支持和鼓励下,我的收藏小屋、小楼已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刊杂志超过2万种、数万份,时间横跨3个世纪。


江苏电视台、南通电视台、海门电视台、通州电视台等报道过我集报、展报、研报、用报的新闻,有的电视台记者还相约驱车来到我的收藏小屋、小楼(也称倪健家庭报纸收藏室或藏报苑)进行拍摄和采访。《南通今古》《江海春秋》等杂志经常被拍摄进去,为电视台的成功报道增添了浓浓秀色。


《江海春秋》从《南通今古》中孕育而出。从19873月《南通今古》创刊号第一期到200912月第126期;再从20101月《江海春秋》第一期(总第127期)到如今的《江海春秋》(第155期),我几乎每期都收藏并认真阅读。


19931月,经中共海门市三厂镇党委和所在单位推荐,我被中共海门市委宣传部和海门市文明创建工程指挥部,确定为首届122名海门市百佳文明市民候选人之一。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每天要到不同的地方,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当我在社会的各个地方、角落,看到昔日的《南通今古》,或今日的《江海春秋》,心中就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情感,同各行业人员的交流也有了更多的话题。


在已是三星级中国集报之家、优秀学习型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资料收藏研究基地——倪健报刊收藏馆的小屋小楼中看到每两月都如期而至的《江海春秋》,我很欣慰:无论是昔日的《南通今古》还是今日的《江海春秋》,在我的收藏小屋小楼中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仿佛是那奔腾不息的江水,在人们的心中永远地流淌……


大事纪要



201410~12月)



10


8 2014年秋季主体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9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议案办理进展情况,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和“绿色南通”建设。


14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和全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精神,总结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6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


19南通党风廉政建设全媒体宣传教育平台正式开通。


22中国—奥地利合作中心建成开放,市委书记丁大卫会见奥地利联邦科学、研究与经济部副部长吉尔林格女士,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与吉尔林格女士共同为中奥合作中心揭牌。


23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开。


25香港南通同乡会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在香港举行。


27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28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在更俗剧院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黄利金带队视察中心镇建设。


2829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杨新力一行在南通调研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2829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在海安、如东和南通滨海园区调研。


29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总经理李晓鹏在南通考察。


31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相关工作。



11


3第八届中国中小企业节在南通开幕。


副省长张雷在南通督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4市政协召开中心组会议,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6市政协专题调研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情况。


10市政府专题听取市人大对政府部门评议调研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全力推进依法行政。


11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


12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4市委书记丁大卫、市长张国华率队前往无锡,重点汇报交流深化两地融合发展、加快锡通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等工作。


19市政协召开乡镇(街道)政协联络工作座谈会。


22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


24市委中心组举行国防教育专题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讲话精神。


27南通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


28三一帕尔菲格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在如东三一工业园运营投产。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成玉在南通调研供销产业园项目建设工作。


29中共南通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会议召开。



12


2全市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召开。


市委、市政府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会议召开。


34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在南通调研。


11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县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秘书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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