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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6年02期

发布时间: 2016-05-09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6年02总第164期


目 录

 

 

改革开放新时期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百科全书

    ——写在《南通市志(1983~2005)出版之际 / 陈 红 何惠斌 何晓宁

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在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 章树山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座谈会综述 / 童 诗

我在三一八斗争的前前后后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 / 杨 桐

小海战斗的回顾与启示 / 周 磊

“汤团行动”取得成功的几个侧面 / 王茂华

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兴与衰 / 周月思 刘道荣

平话宗师——柳敬亭 / 阚新华

海安奇士韩国磐 / 夏俊山

曾经的“色织名镇”——先锋镇 / 沈志冲

海门山歌剧 / 张 垣

中国现代冰川学之父——施雅风

西亭:张謇人生的奠基之地 / 陈有明

方言失落调查

    ——以南通方言为例 / 梁天明

元麦粯子 / 卢君佳

南通文峰公园建成纪实 / 金曾荫

唐代狼山兵变始末 / 钱 健

用美学指导修志

    ——评陈有清"方志美学散论 / 陈 辽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 周 磊(封)

南通胜景图 / 郁异人(封面)

 

 

改革开放新时期

 

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百科全书

 

——写在《南通市志(1983~2005)》出版之际

陈 红 何惠斌 何晓宁

 

2016年3月,《南通市志(1983~2005)》由中华书局出版,全集430多万字,设44篇,233章,918节。

南通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又深具文化底蕴的城市。在优秀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南通地方志书的编修,薪火相传,连续不断。据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纂的《旧图经》,以后历代都有编修,南宋有《淮南通州志》,明代有永乐《通州志》、景泰《通州志》、弘治《通州志》、嘉靖《通州志》、万历《通州志》,清代有康熙《通州志》、乾隆《直隶通州志》、道光《江南直隶通州志》、咸丰《直隶通州志续编》、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通州志补正》《江苏通志通州属志稿》,民国时期张謇编修了《南通县图志》。从宋代到民国,南通有据可考的历代志书有56部,现存有43部。这些志书为我们了解南通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料,至珍至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人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创新的勇气,争先创优的干劲,诚信友善的品性为南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盛世修志,20世纪80年代,南通在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在全国率先出版了《如东县志》,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市、县两级首轮修志不断取得新成绩。《南通市志》(远古~1987)(以下简称首轮)编纂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实行市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政协支持的工作体制。历时15年,首轮《南通市志》出版,这部南通历史上块头最大、纵跨时空最长、横排门类最广、内涵事物最多的志书,全面系统记述了南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成为南通文化建设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2001年,《南通市志》获南通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三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

2006年5月,南通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作为首轮《南通市志》的续志,记述内容主要反映南通改革开放以后1983~2005年间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对这20多年南通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作全面总结。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编修工作开始以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地方志办)多次研究本轮修志的定位。确定在首轮修志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要求《南通市志(1983~2005)》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百科全书,出版后的《南通市志(1983~2005)》能充分发挥“资政、存史、育人”的功能。按此目标,要求志书内容观点正确,符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篇目设置门类齐全、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体例完备,文字规范、语言流畅,努力打造精品工程。

首轮修志,鉴于南通市工作实际,市政府通过采取与各承编单位签订责任状等措施,推动工作整体平衡推进,该项工作经验曾受到省志办肯定。二轮修志开始,充分考虑到修志受诸多现实条件限制影响,坚持工作创新,以此推动打造精品工程。在资料征集、资料长篇编写、志稿分纂和总纂等阶段都注意整合社会多方面资源,坚持走开门修志之路,实行全方位的专家参与,通过合理分工,将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到修志工作总目标上,实现修志工作又好又快推进。

一是注重在资料征集过程中充分发挥各部门、各方面的作用,为确保志书的质量夯实基础。依靠承编部门和单位完善细化志稿编纂篇目。南通市第二轮修志上限为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的1983年,下限为2005年。这一时期正值改革力度较大的时期,工业、流通等经济部门几番撤并,档案资料散失严重。针对这些问题,市地方志办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明确部门职责,加强督促催办,加大力度加强资料收集工作。对少数无认领单位的资料,分列若干课题,面向社会招标,遴选合适人选,通过契约形式落实任务,保证所收资料的基本质量。此外,还对自然、资源、方言等基本市情研究的课题进行招标,也取得良好效果。

二是注重在志稿分纂阶段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为提高质量加大力度,确保工作顺利推动。分纂中,一方面注意发挥市地方志办专业人员的作用,同时,广泛吸收相关专业专家学者加入修志队伍。对质量较好、比较成熟的上报资料,组织市地方志办业务人员进行分纂,形成样本,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对有一定基础、但不够成熟的上报资料,如农业、工业、金融、文化、政法、商贸、体制改革等重要篇章,先后聘请一些对相关方面情况熟悉、有一定文字功底的老同志在培训后开展志稿分纂工作。对有一定难度且部门力量跟不上的相关篇目,结合课题招标,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进行重点研究和加工,确保工作质量不受影响。对一些全面性强、体现地方特色的内容,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专项,则由市地方志办会同市委办、市政府办等部门专门研究,共同完成。

三是注意在志书的总纂阶段发挥好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行业专家和修志专家两方面的作用,努力做到志书形式和内容较高水平的统一。为了完成好志书的总纂工作,以市政府的名义,聘请10名熟悉南通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情况,担任过市委、市政府领导或秘书长或部门主要领导职务,有较强文字综合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的老领导担任总纂顾问,同时发挥好市地方志办修志专家和老同志的积极性,密切配合完成工作任务,确保二轮修志精品工程的顺利实施。在总纂过程中,充分发挥总纂顾问的作用。所聘请的总纂顾问,不是挂名性质,而是实实在在的志书大类内容的把关人,志稿初步总纂完成后,将全部志稿分类呈送每一位总纂顾问审阅把关,经过他们把关、修改的志稿基本杜绝了内容上的重大遗漏、表达上的明显欠缺、史实记述不够连贯等情况。这样,既缩短了编写周期,又确保了志稿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各方面、各层次的工作,修志力量得到有效整合,为打造精品良志提供了充分保障。

一部称得上精品良志的志书,必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经过首轮修志的实践,这在方志界已经形成共识。从志书出版后的实际运用而言,只有具有地方特色的志书,才能发挥“资政、存史、育人”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在编纂《南通市志(1983~2005)》的过程中,始终把突出地方特色放在提升质量的重要位置上。

二轮修志上限定在1983年,下限为2005年,与各地确定的上下限记述时段基本一致。在同一时段内,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发展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那在志书中怎样突出地方特色,避免雷同呢?说到南通的地方特色,大家很容易想到南通滨江临海的地理特点、发达的纺织工业和教育等,在研究《南通市志(1983~2005)》编目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带有南通符号性的特色在志书中一定要加以详细记述,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南通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变化、取得的新成绩,有的在全省全国叫得响,有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形成的新的南通地方特色,这在二轮志书中更应重点记述。这些新的南通地方特色的记述,对读志用志者了解南通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南通快速发展的整个过程起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和有说服力的注解作用。同时,它也一定不会出现和其他志书雷同的情况。譬如:利用南通滨江临海的地理优势,南通市委、市政府提出“江海联动”、建设“海上南通”的沿江沿海开发战略,南通港口城市和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南通积极进行城市改革的探索与实践,1997年跨入全国中小企业改革先进地区行列,随后被列为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进一步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其间,南通提出并实施建设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战略,民营经济获得大发展,到2005年,民营经济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已占“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发展的多个指标多年全省领先。其他称得上南通名片,富有南通地方特色的还有“建筑之乡”“教育之乡”“文博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精神文明建设“南通现象”等,相信这些尽显南通特色和南通个性的资料详加记述,一定会使整部志书鲜活、灵动,富有价值。

为彰显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南通市志(1983~2005)》对有的内容进行突出处理,专设“体制改革”“开放型经济”篇集中记述改革开放重要内容,同时专设“环境保护”“口岸”“精神文明创建”等篇,集中记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事物以及取得的新成就。突出社会保障内容,将社会保险、社会优抚与救助、社会福利、老年人保障等内容集中记述,凸显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生活得到全面改善的时代特征和民生发展主题。为突出反映南通港口城市、海洋经济之乡的区位和经济特色,特设“港口”“海洋与渔业”篇,旨在做到明月高照,突出反映南通的浓烈地方特色,成为志书的重大亮点。

此外,通过升格、前置、设置章节、重点记述等方法,反映时代特征、南通特色,也就是不仅有“明月”,还有璀璨群星,即大量的中亮点、小亮点。如,南通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地级市之一,早在1982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就占全市总人口10.4%以上,到2005年,占比上升到12.44%。南通市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百岁老人增多,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志书在人口篇中设置第五章“长寿现象”,列“基本态势”“结构演化”“长寿成因”,以体现南通市人口发展变化的鲜明特点。南通是“建筑之乡”,素有“建筑铁军”称号,志书专设建筑业篇,依次设“建筑市场”“施工”“科技”“管理”四个章,以彰显特色。南通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江、海岸线的城市,为体现区域的这一大特色,在工业篇中第七章记述船舶工业的内容。精神文明建设“南通现象”是南通的靓丽名片,志书设第四十一篇“精神文明建设”,在第一章思想道德建设第三节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中,重点记述“莫文隋”、江海志愿者和南通医学院优秀知识分子群体。“莫文隋”助人不留名在全国引发热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曾经做过专题报道。江海志愿者面向全社会孤寡老人、烈军属、见义勇为英雄和有特殊困难者,提供无偿帮助服务。江海志愿者成为南通市精神文明建设“南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典型,突出表现了南通作为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的全国公民道德建设重大典型城市的特色。

为充分反映南通的地方特色,《南通市志(1983~2005)》在编纂过程中做了许多努力,希望不但能“明月高照”,还能用众多的中、小亮点累加,提高志书质量。

编修一部质量上乘的市志,需要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反复进行修改、补充、磨砺。至2010年底,《南通市志(1983~2005)》形成初稿,共40篇1200多万字,2012年8月完成总纂初稿,2013年6月完成总纂二稿,至2014年12月,形成市志复审稿,共计42篇400多万字。2015年3月26日,市政府召开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会议,对志稿进行复审。与会的复审组专家一致认为《南通市志(1983~2005)》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资料翔实、特点鲜明、记述准确,能够突出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23年间南通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但也指出了复审稿还存在不少问题。复审会议以后,对修改意见进行了归类梳理,共整理近千条意见,逐一落实修改。市地方志办集中力量撰写总述,修改44个篇下概述,并对志首的彩页图片进行编辑。总述是志书的总领,在全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了写好总述,在研究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市老领导座谈会,初稿形成后,又送市有关老同志征求意见,反复打磨。篇下概述力求简明扼要,一般在600~800字左右,概括了当篇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这些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亮点,对全篇的内容起到引导作用。图片的编辑也非常重要。市地方志办在广泛征集图片的基础上,整合方方面面的力量,选择了120幅图片,分6个专题,在志首全面、直观地反映当代南通的风貌。全书还选用245幅图片随文插入,对正文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同时也活跃了版面。2015年7月,形成二轮《南通市志》终审稿,8月,提请省地方志办公室进行终审。2015年10月15日,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南通召开《南通市志(1983~2005)》终审会,省志办对终审稿总的评估意见:“一、篇目设计合理,彰显特点特色。二、体例规范完备,体裁运用得当。三、资料翔实丰富,文献价值较高。四、行文平实流畅,文字通俗易懂。”在肯定《南通市志(1983~2005)》终审稿是一部编纂质量较高的志稿的同时,也指出本着打造精品良志的标准和要求,志稿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打磨。

志稿终审后,打磨工作立即开始。市地方志办更把打磨志稿作为打造精品良志的最后关键战役,倒计时挂牌作业,既抓进度,更抓质量。打磨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资料的完整性。志书要求事物记述连贯、系统,对有些没有从事物的发端或断限起始进行记述,有些事物没有记述到下限的,进行查漏补缺。对大事记的记述,严格对照选录标准,突出重大事件的选取,采取纪事本末体,加强内容完整性的记述,通过对大事的记述,从整体上反映南通市在断限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脉络。商贸服务篇、旅游篇等一些篇章断限内没有做到完整记述的,想尽办法查找补充资料,或进行技术处理。二、增强记述规范。规范记述是志书提高质量的重要工作,《南通市志(1983~2005)》卷帙浩繁,尽管经过复审、终审,志稿中还存在着同类内容的记述在体例和标准上不规范、不统一、不正确的情况。如计量单位,存在“公顷”和“平方米”混用、“担”“吨”“公斤”混用等,表格表头文字表述不统一等,还存在前后数据不统一、文与表数据不一致、表内总量和分量相加不一致等。为做到记述规范精准,市地方志办组织力量,逐篇逐章逐节进行打磨。志稿内的数据核对,特地请南通大学的数位研究生帮忙,所有表格均进行详细核查。三、框架结构进行再调整。《南通市志(1983~2005)》的篇目结构从初稿起就不断在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直伴随着志书编纂的全过程。在修改打磨阶段同样还在进行框架的优化调整。如,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机构调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新生事物的出现,资料缺失的情况在某些行业领域的记述中比较突出,虽在总纂过程中向相关承编单位多次要求补充,但仍有一些实在无法提供,这就造成一些章节目过于简单,难以支撑架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打磨时做适当的归并调整处理。四、选好志首和随文图照。彩照和彩图对提升志书质量功效至巨,选用精当,能收到形象、生动体现南通历史变化轨迹的阅读效果,一幅深具资料性的彩照,它对读者所起的影响是文字资料所不能替代的。为了选好图照,市地方志办先后征集了近千幅照片,反复筛选,至正式出版前,历经20多次选择、编辑,才最终定稿。五、提高编校质量。“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写一首好诗或创作一篇美文用字造句是要反复“推敲”的。志书也是这样,出版之前需要字斟句酌、精雕细琢,既消除瑕疵,又避免出现硬伤。《南通市志(1983~2005)》全志430多万字,一直到印刷厂付印之前,市地方志办组织力量还在反复校核,做到行文规范,语言流畅,在历史纪年表述、古今地名夹注、引文格式、页末注释、标点用法、计量单位使用等各个方面,力争把错误率降到最低。

编修地方志总是一件带有遗憾的工程。《南通市志(1983~2005)》出版以后,发现无论在结构的编排上,还是资料的全面和文字的简洁上,都存在不足。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这部记载南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大百科全书,必将发挥其资政育人的教化功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独具特色的教材。

(作者系《南通市志(1983~2005)》执行主编)

 

 

 

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在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章树山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共同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大力颂扬他们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激情和热情,在此,我代表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向在座的参加过三一八斗争的老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表示深切的怀念!向烈士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鉴古可以知今,继往才能开来。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通爆发了坚持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追求光明、反对黑暗的三一八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南通青年以自己的热血,与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成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谱写了南通青年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70年过去了,那段英勇而悲壮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南通三一八斗争,将永远根植于江海儿女记忆深处,成为激励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共同谱写中国梦南通篇章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三一八斗争,就是要始终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生死抉择的历史关头,南通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勇敢地站立于时代前列,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他们满怀对国家和民族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个人的理想与奋斗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入为国家、人民争取光明、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洪流。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地继承和弘扬三一八斗争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革命意志,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方向,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始终保持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导党员干部明辨理论是非,始终保持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信仰上的成熟、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当前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在全体党员中广泛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注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党章党规、与深入践行“三严三实”、奋力推进“四个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等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魂,提振“精气神”,保持好作风,奋发有为地把南通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三一八斗争,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做好青年工作,使广大青年成为社会栋梁之材。在三一八斗争中,南通革命青年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号,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前,我们要注重用中国梦打牢广大青年的共同思想基础,教育和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点在全市广大青年中深入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党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引导青年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要用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在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中找准自身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组织动员广大青年支持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要积极为全市广大青年实现梦想提供服务,切实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走进青年,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努力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三一八斗争,就是要始终坚持勇于拼搏、敢于胜利的昂扬斗志,不断汇聚引领南通发展的“精气神”。三一八斗争中,以进步青年为主体的爱国群众在残酷的条件下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革命激情和蓬勃斗志。70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江海儿女,同时也成为南通特色鲜明的城市个性和推动创业创造创新的不竭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三一八斗争中广大爱国青年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其在提振“精气神”、营造好环境、汇集正能量中的独特作用,使之成为江海儿女砥砺精神、激发斗志的宝贵财富,成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和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以实干、苦干、巧干的精神,勇于担当的勇气,善做善成,抓实工作,抓出成效,让三一八斗争精神在推动南通改革发展进程中焕发出时代光芒。

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三一八斗争,就是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务实创新,扎实开创南通改革发展新局面。革命先辈们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和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敢于创新的胆识魄力,这对指导南通市新一轮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三五”期间,南通将充分发挥机遇多、区位好、空间广、潜力大的优势,抬高发展标杆,提升发展内涵,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力求好上又好、能快则快。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三一八斗争精神,坚持改革的方向,坚定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开拓进取的勇气,以实事求是、逆势而上的创新精神,进一步突出重实业、重生态和重民生的工作导向,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转型升级和交通转型升级,强化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和融入上海,不断激发南通的创新动力、改革动力和开放动力,努力发挥好苏中发展“领头雁”作用,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

同志们,发展是最好的纪念,继承体现在行动中。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把革命先辈战斗过的这方热土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做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谱写好中国梦南通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

 

70周年座谈会综述

童 诗

 

3月18日下午,南通市召开三一八斗争70周年纪念座谈会,纪念这一当时在苏北及全国都影响颇大的革命民主运动。三一八斗争烈士家属代表、亲身参与斗争的老前辈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深切缅怀丰功伟绩,大力颂扬革命精神,激励全市人民总结经验,发扬传统,凝聚力量。中共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章树山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详见第7页)。会上,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剑、钱素凡烈士家属钱炜、南通中学学生代表包诗航分别发言,三一八斗争亲历者李连钊现场演唱了当年游行时的即兴创作歌曲《坚决等待》。南通市委副秘书长刘锋主持座谈会。

中共南通市委原书记、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剑在座谈中讲到,今天中共南通市委在这里举行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座谈会,感到思绪万千。三一八斗争发生时,他在解放区中共南通县委工作。南通惨案发生后,当时驻在金沙镇的中共南通县委、县人民政府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声援活动,他作为县级机关的青年参加了这些活动。三一八斗争后不久,内战全面爆发,三年后,参加了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进城后被分配至中共南通市委直属的中共港(天生港)闸(唐家闸)工作委员会工作,任工委委员兼宣传科长。当时担任港闸工委书记的王敏之,就是当年领导三一八斗争的南通地下党(中共南通城工委)的主要领导者。当时王敏之亲自介绍的几位新同志来他分管的宣传和教育部门工作,这些同志都是参加三一八斗争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通过彼此交流,他对南通惨案有了较多的了解。南通解放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市委机关工作,又较长时间从事理论、宣传和新闻媒体工作。在领导层面中,当年担任他的领导或亲密同事的顾尔钥、孙卜菁、林克、徐智、曹从坡、穆国纯、徐虎、王子昌、谢铮、穆烜等,都与地下党和三一八斗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南通的重大斗争在他的经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潜移默化地促使他在政治上成长。朱剑表示,今天在这里召开的座谈会,意在告慰先烈:你们的血没有白流,你们追求的中华复兴的崇高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自信满怀地为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三一八斗争中,一共有八位烈士牺牲,钱素凡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儿子钱炜作为烈属也参加了座谈会,并代表烈属发言,他表示,在三一八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的八位烈士,都不同程度受到过共产党的教育与影响。从《人民教育家吴天石》《徐惊百日记》等史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党组织与党员对钱素凡人生道路,特别是在三一八斗争中的指引。从1947年华中九分区举行的三一八斗争一周年纪念活动到1949年南通市各界青年参加南通惨案三周年纪念大会;从1986年3月18日市委、市政府在烈士陵园内修建“南通三一八斗争烈士纪念碑”到2006年3月18日市委、市政府分别为桃坞路和通中校园的“南通三一八斗争纪念地”标志和钱素凡铜像揭幕,70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开展纪念活动,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已成为南通人民一种纪念,一份城市记忆。钱炜同时表示,烈属要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光荣,要率先、带头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党尊重历史、尊重烈士、尊重烈属,要时刻牢记,烈属是烈士的子孙,更是党和人民的儿女。作为烈属,要继承父辈遗志,发扬先烈精神。最后,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三一八斗争的研究。

八位烈士中,钱素凡、顾迅逸、季天择、罗镇和、戴西青五位是通中的老师和校友,来自南通中学学生包诗航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她表达了对先烈的深切悼念和继承先烈遗志与精神的坚定决心,她表示,这次活动对于她以及广大南通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告慰先烈,更在于让他们更深地领悟、传承、实践三一八斗争精神,珍爱和平、富强的新生活,创造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八位先烈舍身为国的精神、坚定了他们追求理想、报效祖国的决心,值得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精神,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襟怀。先烈们始终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甘愿粉身碎骨。缅怀先烈、学习先烈,就是培养这样的赤子之心。“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是南通中学的百年传统,滋养出一代又一代通中优秀学子。作为新生代,在学校一系列“难忘教育”活动中,要自觉内化践行、发扬光大这一优良传统,使之成为青年品质的核心部分。对祖国的热爱深一分,肩负时代重任的责任感就更强一分。这精神,是对理想信仰执着的追求。八位英烈,牺牲时都很年轻,但他们为什么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因为他们胸怀理想、信仰真理。作为祖国建设的接班人,青年学生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理解时代交给的使命。要多读书,看历史变迁,观社会万象,悟人生哲理,在书中开阔眼界,提升素养,“以天下为已任”,树立理想追求,规划好人生道路,使之成为永不偏向的航标。这精神,是“铁肩担道义”的担当精神。有人说,缺少责任和担当,是当今青年一代的“软骨病”。八位英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是很好的警示。如今“担道义”不一定要用鲜血写就,而是从身边做起,积极承担应尽的时代责任、社会责任、角色责任,将个人的利益置于社会、公众和他人的利益之后,把为报效祖国而发奋学习成为持之以恒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当代青年“担道义”的最好方式。

 

 

我在三一八斗争的前前后后

 

——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70周年

杨 桐

 

1946年3月18日,南通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要求和平与民主的示威游行。事后,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8名进步青年的南通惨案。这两件事,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斗争以及前前后后的一系列活动,使我从正反两方面受到深刻教育,并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是1940年9月进入由保沄生任校长的南通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的。初中时期,浑浑噩噩,从未想到自己将来走什么路、干什么事。空暇时间只是热衷于看《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武侠小说之类的闲书。到高中一年级时,由于受二姐的影响,抗日救国的意识逐渐觉醒。1944年,积极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反对反动校长陆新球的斗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当时我读高二。9月开学之初,国民党当局借口通中是汉奸办的伪学校,学生是伪学生,提出要“甄审”伪学生。这时,通中的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甄审”的斗争,提出“学生不伪”的口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甄审”计划。在国民党当局正式接管通中前夕,在进步同学的带领下,我们做了一些“恶作剧”,例如把自修室内的灯泡全部取下丢弃,使反动学校当局受到一些经济损失。

在这些活动中,我与同班同学张绪武(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通中地下党支部书记)、魏如生(永明)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经常听他们讲一些国民党政府如何腐败、专制的事实以及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张绪武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学唱进步歌曲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逐步团结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围。当时经常参加活动的还有同班同学张淮、朱誉等人,低一年级的有李连钊、季学义、孙锦襄、陆中凯等人。活动地点大部分是在濠南别业内,当时那座房子全部空着。我们就在二楼有推拉门的大房间内,靠着墙壁席地而坐,唱唱歌、谈谈时事,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思想教育。这一时期,通过个别传授和集体活动,我学会不少进步歌曲。张绪武、魏如生还向我推荐一些进步书籍,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洛甫的《论青年修养》、黄炎培的《延安归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等。

除此以外,魏如生经常以周末回家为由,带我和张淮到十里坊河东的地下党领导机关城工委去。在那里,我认识了王敏之、曹从坡。每次王敏之总要听听通中左、中、右三类学生的思想情况汇报,帮助我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并提出要扩大左派(对现实不满并要求进步的同学)、团结中间(主要是不大过问政治、一心学好功课的同学)、孤立右派(少数有中统、军统身份的特务学生和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斗争策略。我们从城工委带回解放区印制的宣传品和小册子,到校后连夜塞进一些同学的课桌抽屉内。

1946年春季开学后,我开始参加由钱素凡、顾迅逸等人组织的文艺活动,聆听高年级的老大哥们讲文艺、议时政、谈读书。他们的博学和睿智,使我获益匪浅。

3月17日,在文艺晚会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南通文艺协会,钱素凡、顾迅逸、钱健吾、谢铮、理锡麟、戴西青、任哲维7人被选为文艺协会理事。同时通知大家:明天(3月18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到南通调处国民党部队进攻南通解放区的事,要求各学校动员学生列队到大码头去迎接执行小组,并向执行小组请愿,要求和平与民主、废除特务统治、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解放区等。

3月18日早上8点左右,文艺协会的进步青年从育婴堂巷实验小学出发,举着横幅走在最前面,我们通中的学生队伍在寺街与他们会合,女师和县中的学生也准时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散发传单、标语,进步同学带头高呼“反对内战”“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民主、要自由”“反对特务统治”“特务学生滚出去”等口号。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寺街,经西大街、端平桥,直奔大码头。由于沿途又有不少青年陆续加入,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到了大码头,发现除了学生、青年的请愿队伍外,国民党御用团体也组织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时喊出一些反动口号。在大码头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天空下起雨来。文艺协会的陶应衍、钱健吾就地创作歌曲《坚决等待》,并立即教唱起来:“寒风凄雨,我们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由,等待着幸福,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肚子饿,坚决等待,等待不到,不回家。”这首歌一唱,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中午12点多,文艺协会组织大家到大码头南孩儿巷附近一家机米油坊的晒场上举行“文艺午会”,让大家休息一会儿。一小时后,队伍又回到大码头的公路边上,继续等待。

下午3点左右,执行小组的车队终于到了,并径直向南开去,游行队伍也就跟着车队向南奔去。一路上青年们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层层阻拦,但还是冲破阻挡一直奔跑到桃坞路桃之华旅馆门口。在门前,大家不断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民主”“反对内战”等口号,并要求美国代表出来。后来美国代表被迫从房内走到阳台上,毫无表情地站着,队伍中有人带头用英语喊起了口号:“Wewantpeace”(我们要和平)、“Wewantfreedom”(我们要自由)、“Wewantdemocracy”(我们要民主)、“Civil-warstop”(停止内战)。后来由于文协请愿代表的坚持,递交的请愿书终于被收了进去。这时,游行队伍见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也就陆续散去。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两天的活动(进步青年与新华社记者的会见、接触等),直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使国民党反动派受到极大震撼。在此后的10多天中,他们疯狂反扑,国民党特务先后秘密逮捕并残酷杀害了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孙平天、季天择、戴西青、钱素凡、罗镇和8名进步青年。一时间,南通城陷入了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钱素凡是4月4日凌晨在通中的教师宿舍内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特务们逮捕钱素凡时,曾惊动了传达员和部分学生,特务们怕大家声张,厉声喝道:“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

因为当时我、张淮和魏如生三人在校中进步面目比较暴露,所以与特务学生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我们觉得形势严峻,必须立即离校。于是三人匆匆走出校门,直奔十里坊。到了城工委,我们向王敏之汇报了钱素凡被捕的消息。王敏之安排我们住下,给我们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一两天后,他又给我们分析斗争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必然会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特别是南通已有不少进步青年到了解放区和上海,向解放区和上海文艺界、新闻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进步青年的血腥罪行。上海新闻出版界、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已经公开站出来声援南通进步青年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王敏之认为,在南通城内国民党反动派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搞残杀进步青年的勾当了。又过了两三天,王敏之通过魏如生问我和张淮是否愿意入党,还拿出党章让我们学习,并说愿做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参加共产党早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立即表示愿意。4月1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在十里坊河东一间农舍中,我们进行了入党宣誓。

入党后的第二天,王敏之宣布:由魏如生、张淮和我三人组成通中党支部,魏如生任支部书记,张淮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并要求我们立即回到通中坚持斗争。我们表示服从组织回通中去。约在4月14日,我们三人回到城内。首先约出同学朱誉,向他了解校内情况,并请他向校方说明我们准备回校。朱誉说,在我们离校的第二天即被校方以旷课为名强迫“休学”了,校方只同意给我们每人发一张“肄业证明书”,让我们转学。回校无望,我们感到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无法完成,解放区也没有正规的大学,而回到城工委就可能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于是,三人分头在各自的亲戚家暂时隐蔽起来。初夏时分,三人分别去了上海,都想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这期间,我因为生病休息整整两年。到1948年夏病情稳定后,考入了南通学院农经系。魏和张于1947年分别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和上海医学院。

在通院农科,我遇到既是初中同学又是邻居的刘宜兴。他是地下党员,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经常有意识地接近我并借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还向我介绍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到了1949年初,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南通城解放在即,刘宜兴动员我参加护校斗争。寒假中,魏如生和张淮都从上海回来了,我们又聚在一起。解放前夕,根据刘宜兴的意见,我和张淮等人一起住进通院医科宿舍,参加护校。2月2日解放军进城,南通解放了,我们都兴奋不已。

几天后,我回到唐闸家中,获悉王敏之出任中共南通市委港闸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我和魏如生立即去办事处看他。见面后,王敏之动员我们参加工作。我觉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有两年多,没有为党工作,深感内疚。现在既然革命工作需要,我就应该放弃个人打算,响应党组织的召唤,便立即表示同意辍学参加工作,随即被分配到港闸工委宣教科工作。4月初,我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当年我这个不到20岁的青年,如今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回忆70年前的三一八斗争和自己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而反动腐朽的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则加速了它走向灭亡。今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快速崛起而又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这一切都离不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因此,“牢记过去,珍惜现在,让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应该是我们这一辈人的终身责任。

〔作者系原中共南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小海战斗的回顾与启示

周磊

 

南通开发区小海街道,地处市区东部门户,沈海、沪陕两条国家高速公路在此交汇。7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小海战斗,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前夕,我华中野战军乘敌立足未稳,迎击蒋军蚕食苏中解放区进行的第一个自卫反击战,在当时整个战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反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初步取得了对美国枪械武装的蒋军作战的经验,成为3个月后苏中七战七捷的前哨战。当时,苏中区曾为此发了红色号外报,延安广播电台发布了这一胜利消息。小海自卫反击战在解放军二十三军军史、六十四军军史和战例中都有记载。在小海战斗70周年之际,笔者通过查阅地方史志,结合彭德清(时任华野八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秦镜(时任六十四团三营营长)等战斗亲历者回忆录和实地走访,对小海战斗的全过程资料进行了整理。

小海中学东侧,有一座“小海战斗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背面的碑文简要记述了战斗经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玩起“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手法,密令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日夜运兵,对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全面内战一触即发。苏中解放区襟江带海、地富人稠,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中心的沪宁一线隔江相对,成为其攻击方向。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3个多月内,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我苏中解放区白蒲、宣家堡、大桥、东沟等战略要地。

1946年2月下旬至3月初,海门、启东两县交界的灵甸港镇一度被国民党地方武装占领。3月21日,盘踞在南通城的国民党整编四十九师一О五旅三一三团一部侵占了通启公路上的小海镇、通吕公路上的观音山镇,该旅三一四团一部侵占了通金掘公路上的兴仁镇。国民党军队占据三镇后,强拉民伕,修建工事。与此同时,纠集地主武装还乡团对农民进行疯狂报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敌人的肆意挑衅和大举进攻的战略图谋,华中一地委、苏皖一专署(驻如皋城)持续进行自卫战争动员,分区和各县加强武装建设,组建城防委员会和人民自卫队。日益严峻的苏中形势把战争的弦越拉越紧,痛击来犯之敌的任务落在了新组建的华野八纵身上。该部前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抗战结束后由江南撤回苏北休整,在淮安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原计划向津浦路反击国民党军李仙洲部。为对付国民党对苏中的进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召集八纵司令员兼政委陶勇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决定由八纵为主、地方武装配合发起小海、观音山战斗。部队奉令迅速从盱眙开赴海安、如皋集中,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决定由六十四团(即战功显赫的老七团)担任小海镇主攻任务。

4月初,部队黑夜行动,神速进军,在南通县金沙附近集结隐蔽,待机歼敌。4月24日,部队派出侦察分队,反复勘察地形。侦察人员带来一名叫宋念平的本地女干部,确认了敌方主要工事、火力点及团部位置,并在图上逐一标出。当晚,指挥部里陶勇、彭德清等反复斟酌,敲定了作战计划:以六十四团为主攻,七十二团配合合歼小海镇守敌;六十八团和地方武装3个连进攻观音山镇;对南通城、兴仁镇可能出援之敌部署了专门兵力布阵阻击;各部均采用奔袭的战术。战斗的意图是:先把小海、观音山镇的敌人消灭掉,引诱驻守南通城的王铁汉部向小海增援,然后在阻击中把王铁汉部吃掉。26日夜,各部队乘着夜色,悄然贴近敌阵。小海、观音山战斗相继打响。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两镇守敌和南通城援敌2个营、兴仁镇援敌1个连。是役,共歼敌1400余人,其中生俘9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六О炮17门,轻重机枪57挺,长短枪600余支。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653名官兵光荣牺牲。

小海战斗是发生在江海平原少有的、上规模的现代战争。由于岁月变迁和城市化建设,当年的战场遗址已经难以复原。小海自古为水陆交通要冲。宋代时狼山以东还是一片浅湾,“小海”之名由此而来。清雍正、乾隆年间,始成小海集镇,宣统元年(1909)设小海镇。小海老镇以小海河为界,分为河北街、河南街,当时河南街还未形成。河北街是一条长约550米、宽近3米的商业街,店铺林立,较为兴旺。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笔者找到小海小学(时称洋学堂)、顾伯贤宅(亦称顾家宅,敌团部驻地)、平厂(时为顾伯贤创办的织布厂)这3个小海战斗的主要攻击点旧址。小海小学位于河北街西端,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当年是一个四面环河的四合院建筑,如今正在实施改扩建工程。顾家宅在河南,从信用社东侧的巷子进入,当年的地主大宅院早已荡然无存,如今为小海石棉厂的地段。只有河北街东头小海粮站内保留着平厂当年的房子,还留有用于上屋顶瞭望的圆形通道。

驻守小海镇的有敌三一三团的团部和两个营,该部所属的四十九师一О五旅为原东北军旧部,配备较为先进的美式装备。团部及主要兵力部署在河南侧的地主宅院,凭借四周大宅沟和院墙外的碉堡、壕沟进行固守。其余两个堡垒分别位于老街两头,都占有较好的战略制高点,由少量兵力驻守。三个点呈三角形把整条老街围住,镇四周都是开阔的麦田地,可谓易守难攻。按照命令,我六十四团三营从镇西南向东北方向攻击,一营由东南、正南方向向北攻击,两部对盘踞镇河南边地主宅院的敌团部实施东西夹击。协同作战的七十二团由镇东北进击,主攻学校守敌。约定晚9时整对敌发起进攻。

这天夜里,天色转阴,能见度差,当我方部队接近敌驻地时,四周村子里的狗狂吠不止,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刚到预定地点的一营被敌人发现后交上了火,幸好及时占领有利地形未形成较大伤亡。随后赶到的三营刚到西南角,就被敌人火力压住,有3个连被困在麦田里。战斗开局不利,九连正副连长、指导员和七连指导员相继牺牲,八连连长负伤,全营3个步兵连只剩下七连连长任贵云还在现场指挥。紧急情况下,三营营长秦镜命令由排长宋国培指挥九连。九连副班长陶如率突击小组越过障碍,用手榴弹炸毁了西北地堡,该连乘机占领庄院北的几间小屋,逼至敌前沿阵地。血的代价换来战况的好转。麦田里的敌人逐步被驱逐,西街口、一条东西向干沟和部分民房被三营占领,与东面的一营协同构成对敌团部的三面围合,战场进入暂时的沉寂。利用这一机会,营长秦镜、副营长张玉成抓紧调整战斗部署,指定好连、排长临时代理人;同时,营长秦镜带领通讯员火速返回团部求援。团长林少克、政委蒋新生当即下令,连长凌广生带重机枪连和迫击炮排随三营参战,由三营指挥,并要求周密布置火力、选好突击方向。在返回战场的路上,匆匆赶路的秦镜撞上敌布设的碉堡,突发的遭遇战促成了战术改变。秦镜指挥前来接应的九连拿下碉堡,顺势消灭了街上的敌人,占领了整条街道,正面总攻的态势终于形成。

此时,天色渐渐变亮,敌团部清晰地展现在面前。三营全营27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及团部调来的6挺重机枪,还有九连两个排的步枪在河北面架成一条线,对敌西北方向所有碉堡、院墙上射击孔及交通壕沟实施对应封锁。总攻令一下达,子弹、炮弹呼啸飞向敌阵,强大的火力下敌人一时无力还击,战士们纷纷下河爬过护宅河,三营各连、团部预备队和正南方向的一营先后攻入敌团部。彻夜的鏖战中,负责北线的七十二团战斗十分惨烈,由于不熟路况,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驻在学校的敌人发觉,在敌机枪的扫射下,大批战士牺牲在麦田里,伤亡很大。据当地百姓回忆,战士的鲜血把小海小学东边的小河都染红了。七十二团最终突破堡垒,从东侧加入对敌团部的总攻。最后一个堡垒平厂的守敌仍在负隅顽抗,由于钢筋水泥建筑的工事十分坚固,我八二炮打上去也不起作用。先后组织三次冲锋,连长郑炳生在中弹的情况下坚持把一捆手榴弹扔进院墙,才炸开了一道缺口,最后一个堡垒终于攻下。

小海战斗已经过去70年了,但留下的启示依然历久弥新。一是人心向背、群众支持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之本。通过强占解放区的白蒲事件和屠杀爱国青年的南通惨案,南通百姓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丑恶面目已经充分认清。在这场战斗中我方有群众带路、提供信息,战后帮助清扫战场、收殓运送遗体,现有176具解放军战士遗骸安葬在通州区烈士陵园。战斗结束后,失去据点的敌军四处逃窜,敌方三一三团主将关修武换上百姓衣服潜逃,没有一户百姓为他开门,最终被我军活捉。二是科学指挥、干部带头是团队作战的灵魂核心。整个战斗过程,作战方案多次调整细化,始终围绕战场实际,几次现场调度改变了战局。在战斗初期,我方处于被伏击的不利状态下,指挥人员在火网中穿梭组织反击,正因为如此,排以上干部伤亡较大,一营营长刘兴壮烈牺牲。三是改善装备、集中火力是速战速决的重要条件。这场战斗中,我军由于长途奔袭,加上武器相对落后,占不了优势,团部重型火力的支援令战场格局为之一变。这说明,战斗的胜利除了战士的奋不顾身,还得靠先进装备和过硬实力说话。今天,我们不仅要留下这段宝贵的历史记忆,保护利用好革命遗址,还要深刻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发扬小海战斗的精神,更好地投身于改革发展,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秘书资料处处长)

 

 

 

“汤团行动”取得成功的几个侧面

王茂华

 

1943年,中共中央华中局面对日伪对四分区“清乡”的严重局势,明确提出“必须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这一反“清乡”斗争总方针,要求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派出少量部队潜入敌人内部配合我新四军的公开斗争。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根据华中局指示,和四地委、四分区共同研究决定,派出“汤团”采取特殊方式,打入伪军内部。“汤团行动”,以整团建制630人打入伪军内部,度过了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与日伪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汤团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最终把部队拉回了根据地,而且在于它发挥了其他抗日部队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为苏中反“清乡”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用人准确

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为了配合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决定派遣部队深入“敌营”。于是,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考虑到汤景延是中共特别党员,政治面目没有公开,抗战初期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与汪伪上层人物有“旧交”等特定的社会关系,便于打入敌人内部,决定由驻通海地区的崇明县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成一个团,在团长汤景延率领下,采取特殊方式,打入伪军内部。

汤景延在接到任务时,也曾犹豫过,他深知钻到敌人“肚子”里的凶险,如果在行动过程中,有一步走得稍有不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即便死了,还得背上无法解释的“政治黑锅”,受到群众和家人的误解和憎恨。但是,面对党组织的选派,他以大局为重,毅然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

保密到位

这一行动是在苏中四地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诈降行动,行动极其保密,只有苏中四地委的主要负责人知晓内情。因此,在“汤团”采取行动之后,当时的舆论界和根据地内部都认为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投敌事件,反应强烈。在“汤团行动”计划确定之后,为了使这一行动能做到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运行,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华中局和苏中四分区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行动前进行的政治动员中,采取了不同方式分层次进行动员。在党内提出“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从敌人五脏里炼出来,配合反‘清乡’斗争工作”。明确规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可以明白事情的真相,要求每一个党员,在穿起黄衣服之后,一切行动按照党的决定去做”,并且向每一个党员说明,“党没有离开你们,永远同你们在一起”。党内一律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秘密联系。

由于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中组织这一特殊的行动,从而确保了行动的顺利进行。比如,在青龙港、牛洪港、宋季港等几个重要地点开办协记公行分行,以经营粮食、禽畜、蔬菜等为名,掩护根据地干部进出据点,并为根据地购买、输送军需物资。日伪做梦也没有想到,苦心经营的封锁线,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汤团”捅开了一个大豁口。

战术灵活

潜伏敌营的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汤团”无时无刻不在敌人的监控之下,每时每刻都命悬一线。除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敌方的信任,还要在敌姜颂平部与张北生部的夹缝中求生存。“汤团”打入伪军之后,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原建制和驻防地,但日伪用点编、整编、分防等方法来割断“汤团”领导与团队基层的联系。命令“汤团”开赴南通城内集训。说是集训,实际上是“整训”,企图控制、监视“汤团”,最终达到吃掉“汤团”的目的。日伪除了控制、监视不让“汤团”形成合力之外,还有另一种阴谋,就是把“汤团”送到火线上去,如果新四军有什么行动,那首先受损的是“汤团”。“汤团”被迫分散之后,在客观上造成管理上的脱节,给日伪企图对“汤团”分散监视、逐步融化带来了方便。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汤团”虽然受到日伪的严密监视,行动比较困难,但是由于汤景延、顾复生等团领导沉着应变,确定用暗号互通信息等灵活的应敌战术,想方设法及时召集党员骨干部署任务,确保每个点的部队必须与左右驻地的部队保持经常联系,从而巧渡了一道道难关。对于日伪的阴谋,他们将计就计,充分利用与日伪军杂处联防的机会,搅乱敌人的“清乡”行动,紧密配合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1943年9月,我抗日根据地反日伪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汤团”长期打入日伪内部已无必要,加之“汤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苏中区党委决定“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部队从伪军里拉回来,撤出到各指定地点。经周密部署,9月29日晚上,驻金沙的“汤团”团部在汤景延指挥下,将伪特工组长翟光耀等人击毙。接着,冲入碉堡,俘虏了其他特工人员,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公所。在梁灵光率领的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与此同时,驻扎在其他据点的“汤团”部队,也同时暴动,并顺利撤出。

“汤团”这支英雄的战斗集体,用铁骨英雄的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粟裕生前回忆新四军抗战史时,曾多次提到“汤团行动”,并给予高度评价:“在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中,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领导的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该团利用团长汤景延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敌伪内部,进驻通、如、海、启‘清乡’重点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特殊的战斗。”

(作者系南通市人大内司委原副主任、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

 

 

 

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兴与衰

周月思 刘道荣

 

南通大生资本集团,是一个以棉纺织业为基础、以通海地区为基地的包括数十家企业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世纪初的20多年内,它是全国成立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历程,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大生资本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了日本有权在中国内地投资办厂,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开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强导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地主、官僚、资本家积极兴办民族工业以保国家利权,官僚资本垄断近代实业的局面被打破,张謇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弃官营实业,创建了南通大生资本集团。

大生资本集团在短期内所以能迅速地发展,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占地利。大生资本集团的发展,自始至终是跟该集团最早创办,也是最大的母公司——南通大生纱厂的盈利分不开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织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各地的华资纱厂都正处于困顿不景气之中,独有大生纱厂从投产后却连获厚利,首要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占有地利。

论原料,“通州为亚洲产棉胜处”“而且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产量既高、质量又好。

论市场,通海地区生产土布有悠久的历史。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外来机纱为原料,质量大有提高,销路更为广阔。需纱量也随之大增。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出纱后,即取代了外来机纱,成为通海土布生产的主要原料供应地。1903~1904年运往东北的关庄布,年销量已突破15万件,需机纱6万余件,而当时大生纱厂的十二支纱年产量尚不满3万件,即使全部供给关庄布生产,仍不够半数,因此,大生纱厂投产后,即处于“棉产则供多于求,纱市则求多于供”的极为有利的形势。

论劳动力,通海地区人多地少,“论人工则通习纺织,女工不待远求”。大生纱厂在初期时,工人绝大多数为来自附近的农工,平时在厂做工,农忙季节厂里放假让工人回乡帮农,带有半工半农的特点,因而工人的工资也远比上海等城市低。

大生纱厂占有这些地利,所以张謇总结道:“厂以在通崇海产棉最盛,织户最多之区,生货便入,熟货便出,获利非他处可能比。”故“当沪上各厂积纱如山之时,而通厂之销独旺,不致中蹶,此非人谋之可能为也”“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

第二,通官商。大生资本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又是跟张謇的特殊社会地位分不开的。张謇自称“通官商之邮”“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就是说他既能上通“官场”又因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故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这是大生资本集团得以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条件。

张謇出身于通海农家,年轻时曾周旋于官僚幕府,1894年中了状元,更使他身价百倍,同不少官员有所交往。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才使他可能亮出“奉旨”兴工、兴农的招牌;在大生纱厂筹建中遇到困难时,能得到地方实力派官僚刘坤一等的帮助,领取了官机、官款,恃官军护厂;在纱厂建成后,又取得了呈明商部“准许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准有第二厂之案”的特权,使大生资本集团在整个通海地区取得了独家经营的专利权。这样,张謇便把通海地区的几十个企业,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第三,营自治。一般资本家办实业只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张謇从事实业却是为实现地方自治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是张謇整个实业活动中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使大生资本集团具有区别于其他资本集团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全面性表现在既兴工、兴农,发展交通运输等实业,又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创办的项目之多和涉及的范围之广,都为其他资本集团所不及。如张謇始终把兴教育作为实现地方自治和促进实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他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口号,从营自治这个目的出发,以兴实业之所需,大办各种职业教育,举办了农、工、医、纺等专科和多种类型的讲习所、教练所,于是从幼稚园到南通学院,从普通学校到职业教育,几乎凡是属于营自治和兴实业所需要的他都要办。

系统性则表现在兴办实业过程中,根据各企业的内在联系,全盘规划、合理布局、主副兼顾、标本兼治,采取“以业养业”的方针,以利于相互协作,使大生资本集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经济体系。例如,利用地利,选择棉纺为突破口,设大生一、二、三、八纱厂于南通、崇明、海门,既充分利用地利,又能互相配合,“有相成之势,无相犯之嫌”。纱厂建成后,为“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便开始大力兴办垦牧公司。其他诸如为利用纱厂的棉籽而设油厂,为了机器的维修和制作而设资生铁冶厂,为销售途利交通计,又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和开辟县道,为统一经济管理,又设银行金融机构,等等。

第四,保利权。发展民族实业以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张謇从事实业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对大生资本集团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张謇为振兴民族实业而不避艰险的坚强事业心。在清末民初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严重压迫下,靠私人力量发展实业确非易事。大生纱厂筹办之初,就经历了4年之久的“千磨百折、忍侮蒙讥”,到1899年开始投产时,又因资金短缺而迭遭风险。在以后整个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战胜重重阻力。张謇尽管“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但他始终抱定“自计既决,决无反顾”的决心,这种决心来自保利权、雪国耻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新生资产阶级进取精神的反映,是大生资本集团取得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其次,表现在能认真学习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张謇原是农家出身的封建士大夫,对经营资本主义实业并不在行,但他为了保国家利权,坚持虚心学习,终于在长期实践活动中成为中国近代一个颇负盛名的实业家。张謇为了学习欧美特别是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除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聘请外国专家到南通进行技术指导,组织专人翻译和搜集外国科技资料外,还亲自渡海去日本参观。他还十分注意国内外经济动态,经常调查海关进出口贸易情况,并编制成册,以作参考。他更注意新技术的试验,如仿照日本盐田进行盐法改革试验,举办华成农事试验场,等等。

大生资本集团的衰落

曾繁荣了20多年的大生资本集团,进入20年代后便开始衰落。大生纱厂的主要企业于1926年被上海银行团接管,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大生资本集团的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必然结局,这是时代制造的悲剧,因而也是所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逃脱的共同厄运。大生资本集团的衰落,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分析。

主观原因概括起来是资金积累太少、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了“事大本小”的尖锐矛盾,于是只好靠借债来维护生产。待到母公司——大生纱厂也由盈转亏,无法清还债息时,终致陷入主要债主上海银行团之手。

资金积累少,是跟实行“得利全分”的方针分不开的。尤其是官利制为害更甚。官利实为股本的利息,自股东入股时起,不管工厂是否已开工,也不问生产有无盈利,都无年不付,如果拖欠,就得另外计息,利上加利。因此,往往造成了企业尚未开始生产就已亏蚀股本。股东除官利外,在企业开工后,又有按利润所得分配余利,其数字比官利更甚。显然,这种“得利全分”的制度,是严重地削弱了企业本身的资金积累,对扩大再生产和增强竞争能力是极其不利的。

摊子大,这又是跟营地方自治分不开的,特别是大盈之年的“自治锐进”,为害更烈。大生纱厂连年盈利后,便头脑发热,“自治锐进”,正如张孝若所称:他“只认定凡自治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是他不顾财力,大力扩展一系列实业和教育、文化、慈善、地方公益等各种事业,百业俱兴,摊子越铺越大,战线越拉越长,花钱的单位也越来越多。教育、文化、慈善和公益等事业固然是纯属花钱的单位,就以实业而论,除纱厂等少数企业能保持长期盈利外,多数却是只蚀不赚,而其资金又主要靠纱厂来提供,这样一来,随着大生资本集团的迅速扩展和其他事业的兴办,对大生纱厂的经济压力就有增无减,事大本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20年代初,大生纱厂本身经营也发生了危机时,终于使这种矛盾公开激化了。

至于举债营运,这是“自治锐进”“事大本小”的必然结果。大生资本集团的债款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债一是大生集团企业之间的资金转调,大生集团扩展新企业,一般都由老厂投资,如不足,再招新股,或招股不足,再由老厂(主要是大生一厂)以“往来款”的形式贷借维持。这就是“以业养业”,或叫“老带新”。如大生一、二、三纱厂,即“三生于一、二,二生于一”,就是大生二厂创办时,因招股不足,便借助于大生一厂的资金开车;三厂创办时,又依例借了大生一、二厂的大量资金。大生纱厂既要维持本身的正常生产,又要抽出大量资金接济其他企业,于是产生了内债的第二种形式,即以利上加利作为代价,变本厂股东的余利为股本,这样,大生厂的股东就又兼有本厂的债主的身份了。所以,从表面看来是老厂带了新厂,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不顾财力,比例失调,新企业面广量大,亏多盈少。于是,新厂发展得越多,事业发展得越快,就越分散了老厂的资金,动摇了整个资本集团的根基,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势:大生纱厂因资金被许多其他企事业所拖累而受到束缚,它又反过来束缚住这些企事业的发展,并使他们更加依赖于大生纱厂,这样互相掣肘,恶性循环。到了20年代大生纱厂由盈转亏时,终于导致整个大生资本集团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借外债同样要以企业本身的盈余作为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盈余才有力量还清债息,也才有借贷信用可言。在20年代前,大生纱厂大盈利时,曾被社会上视作“摇钱树”,许多银行、钱庄纷纷把用款折子主动送到大生沪事务所以供取用,也正因为有这个便利条件,既促使大生资本集团盲目地发展,同时也就潜伏下更深刻的债务危机。

大生资本集团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政府的捐税层层盘剥,大大加重了生产成本。例如垦牧事业,报垦亩数越多,捐税也越重。洋货进口只要纳进口税五分,子口税二分五厘,便可到处通行无阻,而国货却是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处处遭到盘剥。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物洋商之销路矣”!反动政府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的借端勒索,对大生和所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二是军阀混战,特别是1924年至1926年间,直系、皖系和奉系各派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对大生资本集团的影响甚大。因这些战事都在大生资本集团主要活动区域的江浙一带进行,销路受到阻碍,这些军阀又多次到南通进行勒索,这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无疑是作投石下井的致命打击。

三是洋商的竞争和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多数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成了大生纱厂获利的“黄金时代”,也是大生资本集团的大发展年代。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大为加剧,特别是日本势力对东北的入侵,使通海关庄布生产大为萎缩,也就使大生纱厂逐步失去了通海关庄布这个棉纱市场。通海土布业的衰落,使大生纱厂就地销纱这个优越的地利开始丧失了。此外,帝国主义列强更是凭借他们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在中国攫取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地位,把廉价商品特别是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广大市场。

(周月思系南通大学历史系退休副教授;刘道荣系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原副研究馆员)

 

 

 

清代如皋创办的育婴堂

黄裕龙

 

清康熙七年(1668),由如皋绅士范端、范永、范育、范立、胡邦栋、刘玠、许其晋、朱凤台、石与立等创建的育婴堂,开始设在北极门内露香园里,清乾隆十六年(1751)迁移到学宫西南边。清嘉庆二十年(1815)又迁移至武定桥西南。1928年,改为县办,易名如皋县救济院育婴所。1961年8月并入南通育儿院。

六养万民 慈幼为先

为什么要创办育婴堂呢?《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主要采取了6项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爱婴幼、赡养老人、救济穷困、抚恤孤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人性最爱的莫过自己的子女。作为人之父母,忍心溺杀或抛弃自己的子女,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一度,律令已废除恤孤慈幼之条,县州又无救灾拯患的专项预算。仁人君子能眼看着呱呱而啼的孩孺,得不到勺滴之水而将死于路旁吗?这多惨不忍睹,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

扬州首先创办育婴堂以后,拯救了很多婴儿。清康熙年间知县李文秀署理如皋,亦有志于此,但是尚未来得及办理,恰逢县城缙绅士庶上下同心协力创办育婴堂,足见如皋风俗之良,人心之厚。李文秀盛赞如皋诸君子体现天地之仁、功德无量的善行,觉得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就特地亲笔撰了如皋《建育婴堂序》,对他们创建育婴堂予以大力支持。

如皋育婴堂自开堂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照号汇算,82年里共收养婴儿1.36万名。

慷慨解囊 多方劝捐

高瑚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壬子到如皋任知县,下车伊始,在与迎接他的绅士闲谈中了解到如皋县城有收育遗弃婴孩之义举,就非常高兴地说,是真利济实德也!吾有愧于为一县之长,难道可以没有一点帮助吗?于是就在正月十二日捐出自己的薪俸银两,亲自来到育婴堂中,发放给乳工,而且,每年习以为常。此后,历任父母官均有给育婴堂捐俸发放的。

清乾隆年间,随着被遗弃的婴儿不断增加,接踵而来的是乳工工资、婴儿食宿医药、衣服被褥之费用与日俱增,使得管理者难以为继。情况报告到县衙,知县郑见龙思之再三,决定亲自撰写《育婴堂劝捐疏》,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为之捐款。劝捐疏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语言简炼,入情入理,颇具感染力。劝捐疏贴出后,民间捐款踊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清乾隆十五年,育婴堂接受捐赠粮田1584.4亩、盐田2036.6亩、沙田140.6亩、草田40亩。

时过境迁,到了清同治年间,因为堂中收婴甚多,经费又入不敷出。清同治十年(1871),常镇道沈札责令通州知州孙云锦,督同如皋知县周际霖,绅士张如杰、严锦云、朱柏、马锦繁等筹款济公。公议仿照以前知县高瑚编审里甲(相当于现在的人口资产调查),规定民间置买田房,赴堂报捐章程。即限令置产百金者,捐送育婴堂足钱1200文,契价多者照加。当具报告,批准立案执行。清同治十一年(1872),通州知州梁悦馨执行常镇道李批饬,无论契价多寡,一律按数收捐。执行一年,颇有成效。后人遵办,成了如皋第一大善举。

建章立制 革除弊端

育婴堂自建立之后,收养婴儿与日俱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事者及董事者会商,定下规章制度:慎重地选择老成人员,酌情给予工食;责令堂管,接收送到婴儿,须立簿登记,年月日时,务必记载明白。用千字文编号,每号十名为一组合;随时招募乳妇,给签一枝,书写婴儿生辰,以便对簿稽查;每名雇工费用银3.6两,逐月于初二、十六日,乳妇抱婴儿齐集堂中,查验给放;收养之后,当给毛衫、襁褓,冬月则给棉衣、小帽,如有天花疾病,须及时请医调治,每年通计约费600余金(当时的币制);婴儿长大者,听人抱领,或作生女,或作养媳,但不许畜为奴婢。

一度,堂中只收婴儿160余名,坐堂乳妇18名,坐堂乳工每月1100文;堂外乳工每月300文。清同治三年(1864)七月,知县周际霖遴选董事康焘办理堂事,整顿章程,革除弊窦。规定送婴者,堂中及时给回照一纸,以免遗弃中途。延请内外科医生诊视病孩,开方送药,都必须记录在卷。

后来,随着堂情、物价的变化,堂中乳妇增加至50名,每月乳工加增500文,给米3斗。堂外乳妇每月给工400文,外给赏钱100文。当时,实际存婴孩1300余名。

清同治七年(1868),掘港场(时属如皋)育婴堂,收婴儿20名,乳妇20名。但是,房屋破旧失修,田产收入半被人暗中侵占,不敷收育婴孩。盐场大使王汝金到任后,斥己俸260两,置民田35亩,以充经费。进而,追查田产收入和捐献款项,整修房屋,增添乳妇48名,增收婴儿68名。此外,遴选董事郭铭、王瑞邦、李锡奎、叶大纯、管大春、王学翰、马承祺。延请本镇蔡焱莹为驻堂经理,严格管理账目,广劝殷富行铺捐资,收育婴儿数额之外,该董各捐己资,认育二三名至10余名不等,使该堂时存婴儿达到200余名。

广置义田 以图久远

在如皋创办育婴堂之初,创始人的捐助主要用于建造堂舍,购置设施,而乳工的报酬主要靠父母官的捐俸和社会贤达人士的捐献。知县高瑚考虑到:乳工取之募捐,不是长远之计。“图久远,莫若购置义田”。田产的收入足以给付工资,而无须单纯依靠募助,“即行之千百年亦可为继也”!

范永撰写的《育婴堂置田序》记录了当时谋划的情景。当知县高瑚召集手下碰头,商讨如何解决育婴堂的经费问题时,他把上述想法告诉众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好啊!这是长远之策。想其事大,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解决的。幸好您就任如皋知县,赞成这样义举。您又勤勤恳恳,不是表面附和募捐的那种人。而且您才思敏捷。只要您拿定主张,置田的问题就不难解决!高瑚点头答道,是啊!关键在我。关键是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啊。恰逢清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编审里甲。按照惯例,十年一编审。十年内,凡新置产业欲过割粮差者,必呈验税契。高瑚便规定,尽将所验税契放在育婴堂中,让当事人到堂中自取。同时吩咐守堂者劝令赞助金钱,为育婴堂添置不动产。

本来人们乐于赞助抚育遗弃婴儿的,只是不便于零星赠送。一听说这样的规定,大家也都拥护。凡是来取税契票证者,不等守堂者劝告募捐,每人就力尽所能地予以捐助。合计其数,加上高瑚前后所捐俸,共得500金有余(当时的币制),置田若干亩。从此,乐善好施观感兴起,或以田,或以资捐助,育婴堂又陆续置田144亩。

移建新址 各得其所

清乾隆丙寅(1746),陕西富平赵永斋(廷健)到如皋任职,就在露香池馆东偏创建雉水书院,与育婴堂仅一墙之隔。育婴堂每到给奶或者发放衣服的时候,奶妈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婴儿们哭哭啼啼、咿咿呀呀;工役们奔跑追赶,呼喊叫嚷。整个大院,喧闹非凡。这与雉水书院生徒弦歌诵读雅观景象格格不入。城中绅士向知县赵永斋提出请求,说学宫泮池之南,有明曹立知县所创崇正书院,房屋规制与育婴堂相埒,何不相互交换一下,两相方便也。于是请示上级,得到批准。不巧的是,赵永斋因才干调任丹阳,搬迁育婴堂的事又被搁置了下来。等到郑见龙来任如皋知县,绅士耆老又都像此前一样向他提议。郑见龙到崇正书院视察,发现其房屋年久失修,欲移建育婴堂,既要给发乳哺之资,又要支出修葺费用,经费不够。皋城好义之士石立、朱之瀚等得知此事,便踊跃斥资帮助修建,不到一个月便完工。待崇正、雉水两书院合为一署,义学田中有育婴的部分,仍归育婴堂;属于书院的,并入书院。这样,收养遗孤,仁至义尽。而教之道更加专一了。郑见龙撰写《移建育婴堂记》时,大发感慨道,嗟乎!王道不外乎教养。此工程,相时度势,因地制宜,两相方便,两相成焉。至于哺费之有余不足,婴儿之多寡,乳妪之勤堕,是在乐善诸君子随时严谨明察,想出妙法,永远不曲从私情,务实敦本。体好生于天地,种阴德于子孙,这正是我寄厚望之所在啊!

(作者系如皋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平话宗师——柳敬亭

阚新华

 

中国的“说书”艺术源远流长。唐宋时代便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作“说话”。沿至南宋,由于所说内容及表演风格的丰富完善,众多流派纷纷出现,有小说、说经、讲史、合生之分,称之谓“小说四家”,各自以演说灵怪传奇、宗教故事、历史故事等见长。发展到元代叫作“平话”,明代称为“评话”。明末清初,书坛上群星璀璨,而柳敬亭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他把说书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中国曲艺史上最早的、杰出的评话表演艺术家。后来艺人们收徒拜师,都要先拜柳敬亭的牌位,奉柳敬亭为说书艺人的祖师爷。

柳敬亭籍贯的确定

柳敬亭(1587—1670), 南通州余西场人,原名曹永昌,名敬亭,号逢春,因“面多麻”,外号“柳麻子”。祖父辈经商。因15岁时在泰州“犯事”当刑,为避刑罚,遂隐姓埋名,浪迹苏北市井之间,说书度日。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渡江南下,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时,想到自己尚在捕中,“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从此,便改称柳敬亭。

世间还流传着柳敬亭是泰州人的说法,这主要是受与其同时代文人吴伟业的误导。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写到:“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姓曹。”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一文亦提到“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这种说法沿袭了吴伟业观点,在当时乃至以后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关于柳敬亭的真名实姓、籍贯、身世,已有多人进行过考证。据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通州余西场曹邦庆撰修的《曹氏校正六修谱》记载:柳敬亭,本名曹永昌,字葵宇,敬亭乃其号。始祖为北宋开国元勋武惠王曹彬,世居河北真定府录寿县。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金人南侵,曹氏一脉流落至常熟。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族人各自西东,曹均济避乱江北,落户通州余西场。明洪武十七年(1384),余西场曹氏族人始修家谱,嗣后430年间5次续修。柳敬亭系二房十三世,与父曹应登举家迁往泰州。之所以有人说柳敬亭是泰州人,一是缘于他幼时即随父迁居泰州,二是跟他“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有关。试想当年的柳敬亭,作为在逃“钦犯”,只能变名异姓,流落他乡,安能坦然将自己的籍贯明白无误地告知天下?

柳敬亭说书的源起

柳敬亭最初走上说书之路,完全是迫于生计。柳敬亭曾是一名“问题少年”,先后逃亡于泰兴、如皋、盱眙。因听艺人说书,灵机一动,也在市上依稗官小说开讲,混碗饭吃,居然能倾动市人。由此,便以说书为业。在封建社会,小说、说书之流,说到底,只能算是一种讨饭的技艺,且属末技,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柳敬亭尽管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以及高人莫后光的提携、指点,在街头卖艺者中显得鹤立鸡群,但他并不以此满足。一方面,他精雕细刻,突破前人窠臼,不断创新,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他善于在说书过程中结交社会上层名流,在推介自己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扩大评书的影响力。

柳敬亭在说书生涯中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往。明崇祯十三年(1640),到左良玉军中说书,常住武昌,并帮办军务。清兵入关后,替左良玉出使南京和南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疏通关系,南明称他为“柳将军”。清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死,马士英、阮大铖谋捕柳敬亭。柳出逃苏州,重理旧业。以后在扬州、南京、清江浦、常熟等地说了10年书。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时年69岁的柳敬亭到驻在松江的提督马逢知处任军幕,但郁郁不得志。清康熙元年(1662),柳敬亭于淮南随清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演出于各王府之间,与官僚政客接触频繁,较有影响。

说书技艺流芳后世

柳敬亭说的书目,虽取之于现成的小说话本,但并不照本宣科,散文家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记载他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称:“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说明他在说书时,对原文有很大发挥,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他以说表细腻见长,对原作内容,从说书艺术的特点出发,有增有删。在语言运用上,他不满足于平说,而是以轻重缓急制造气氛,以形象化的手法写人、状物。他还善于在书词中补充社会生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爱憎融于说书中。他在说书中形成的这些特点,一直为后世评话艺人所仿效。

文人士大夫中,写作诗文称誉柳敬亭者甚多,江东名士、如皋的冒辟疆也写过《赠柳敬亭》诗。诗云:“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和柳敬亭同时代的除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外,还有著名文学家吴伟业、周容等人都给他写过传记。张岱写过一篇《柳敬亭说书》,描述了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十分生动地描绘了柳敬亭豪爽、勇敢、侠义的行为,充分表现了柳敬亭的爱国热情和机智、诙谐的性格特征。关于柳敬亭的说书技艺,黄宗羲《柳敬亭传》有生动描绘:“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檀板之声无绝。”汪懋麟也曾描写他说南明兴亡事,“令四座,唏嘘良久”。可见他说书的思想性、艺术性之高,感染力之强。

凄凉的晚年生活

柳敬亭在北京说书时,虽“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但毕竟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不能不令人替他担忧。于是,汪懋麟提醒他:“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龚鼎孳催促他:“春来数醉荆卿酒,风起杨花送客归。”这样,清康熙四年(1665)暮春时节,柳敬亭买舟南下,风尘仆仆,踏上了归途。

他从北京还乡时,已使人感到“老病萧条蓟北回”。为了糊口,80多岁还在扬州、苏州、南京献艺,“贫贱只身老云壑,山僧野叟同幽情。潦倒江湖闭双目,悲来独对西风哭”,写尽了他晚景的萧条和凄凉。据传,这位长揖公侯、平视卿相、历尽繁华与萧瑟、深受广大观众喜欢的一代评话大师,竟在饥寒凄凉中无闻而终。

(作者系南通市通州区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海安奇士韩国磐

夏俊山

 

“海陵胜地多人杰”。提到海安名士,海安人往往首先想到韩国钧,却疏漏了另一位海安奇士——韩国磐。说韩国磐是奇士,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读书人,更因为他有“三奇”:经历坎坷,堪称神奇;治学精神,令人惊奇;史学成就,让人称奇。

坎坷经历奇

1919年冬天,韩国磐出生于海安仁桥镇韩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论辈分,他与韩国钧为兄弟行。韩国磐因家道中落,上不起学,只能在一位叔祖父于韩庄办的一所“义庄”性质的小学校上学。这类学校由族人置办学田,以学田的收益资助同族的子弟读书。

韩国磐幼时亦耕亦读。读小学期间,韩国磐因为生病,曾经停学一年多,后考入省立如皋师范。不久后抗战爆发,学校解散,韩国磐只得再次停学回家。一年后,他转入一所临时中学。1939年春,日军在淮海运河线一带发动“扫荡”,学校面临停课。韩国磐将宋之问的《下嵩山歌》做了改动写在墙上:“出校门兮多所思,携箱笼兮步迟迟,九天明月常如此,君再来兮复何时?”以此表达对学习的渴望。

1940年秋天,校址在福建崇安的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后更名为江苏学院)到东台招生,被录取的学生可免去全部学杂费,还包食宿。韩国磐参加入学考试,被顺利录取,随后他踏上了南下的颠沛流离求学之路。一天晚上,他住进嘉善的一家旅馆时,日寇由伪警引路,突然前来检查。他们用刺刀挑散衣物,扔了一地,扬长而去。一会儿伪警又转回来敲诈,说韩国磐要潜逃到内地去抗日,要将他捆送日军司令部,韩国磐被诈去30元,才得以脱身。历经艰难到达福建后才得知,学院为了避战火已迁往武夷山区。韩国磐又辗转前往武夷山上学,选择史地系,重新开始了求学生涯。

学院迁入武夷山区,并没能摆脱敌机的空袭和轰炸。在一次躲避空袭时,韩国磐因脑贫血晕倒,随后疟疾、痢疾接踵而来,高烧40多度,昏迷数日不醒。熬到1941年夏天,韩国磐因病错过厦门大学的入学考试,到第二年才考进。他有一首《久病书怀》真实地写下了当时的心境:“淹留九曲忽经年,病入深秋只自怜,败褐悬床尘漠漠,残杯入手泪牵牵,魂归故国心如鹿,梦绕夜台命似烟,果有生才如此毕,褰帷我欲问苍天。”

到了厦门大学后,他刚大病初愈,因缺乏营养、路途劳累,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又因感冒引发急性肺炎,咯血不止。贫病交迫,想休学养病,生活费从何而来?韩国磐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有一段时间,连寄一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更不论其他了。一双鞋子穿了3年,在‘粗砂大石相磨治’下,鞋面虽然未破,鞋底却早磨穿,脚掌和地面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韩国磐的儿子、复旦大学教授韩升在《相依为命的追忆》一文中,记下了父亲韩国磐在困境中的一次大胆举动:“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如久旱甘雨。”正是当时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顾祝同赠送的这笔钱,救了韩国磐的一时之急。一学期后,韩国磐从厦门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时,抗战胜利了。1946年秋,他回到迁回厦门的母校,执教于历史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韩国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等论文,以及《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及著作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专门写信给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提出让韩国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韩升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代。”当时,韩国磐才30多岁,对前程怀着美好的理想,政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他痛不欲生。尽管后来缺乏“罪证”得到平反,但精神上已成为惊弓之鸟,身体也饱受摧残,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肠炎,严重时每日去厕所不下三五次,且终生未愈;1958年,他痔疮出血、胃下垂、肝肿大,又患慢性肝炎,受尽折磨。

身体稍有好转后,他又开始埋头钻研,正当他要拿出史学研究新成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韩国磐曾写过一篇《论唐太宗》,造反派说他是在影射毛主席。在全身浮肿、无力自持时,两个造反派把他挟进会场,当作“牛鬼蛇神”接受批判。

1975年,韩国磐被查出食道癌中期。医生切除了他20厘米的食道,把胃提高了20厘米,并且移到胸腔肋骨外面的皮肤下。从外表看去,他的胃像个“肉瓶子”一直悬挂在胸前。挂着这个难以伺候的“肉瓶子”,韩国磐又活了20多年,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学术论文,完成了《隋唐五代史纲》的修订,并应邀至日本明治大学、京都大学、韩国庆北大学、忠北大学、朝鲜大学、高丽大学等地讲学交流。

从海安乡下的寒门子弟到一代史学大师,从56岁患癌到84岁辞世,韩国磐战胜了多少困厄,他的坎坷经历,着实令人称奇!

治学精神奇

韩国磐以严谨的治学精神著称。韩国磐上小学时,就养成了摘抄的习惯。每次遇到优美的词句,都要亲自摘抄下来,反复品味。有时好书难得,甚至将整本书抄录。别人以抄书为苦,韩国磐却以摘录词句为读书之乐。后来,韩国磐在《世纪学人自述》中回忆道:“背诵成习了,以后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也常背诵必要的文章或史料,这是从小学时打下的基础。”

在武夷山学院学习时,韩国磐因病不得不辍学一年,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读书,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典文学和古代史书上,不但苦读了若干诗词的选集和别集,还抄录了六朝名家的数百首诗,形成六朝名家的诗选供自己经常翻阅。日读夜思,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写作,他的《七律·梦中作》就是这样诞生的。

刀在石上磨,钢在火中炼。考入厦门大学后,韩国磐病困交加,依然勤学不辍。学校藏书散失,所存不多,他就节衣缩食,买书补充。只要一册在手,他就忘了一切艰难困苦,“幸有残书慰岑寂,一篇骚赋几孤吟。”

新中国成立后,韩国磐迎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论文接连发表,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一边跟病魔抗争,一边刻苦研读、写作。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郑学檬回忆说:“厦大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都被他读过,有时候我想看什么书,一翻到底页,又发现韩老师借阅过的记录。”“有一次他给研究生开了一个很长的书目,该研究生不解就问我怎么去读。我说韩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学者谢挺在《追忆史学家韩国磐教授》中写道:“韩先生回复众多的来信,审阅他人的书稿、论文,每一句话都要认真斟酌,要通读原著全文,有时甚至看到眼睛出血,仍不间断。从查阅资料到校对抄正,他全靠自己完成。曾经有一个编辑惊叹:‘我当了20多年编辑,之前从未看到一篇论文,可以不改动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就可以付印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之余,他仍然不改初衷,用颤抖的手,既写祖国的历史,也写自己的经历。

在接受了食道癌手术后,韩国磐身上还插着管子,就一字一句地开始修订《隋唐五代史纲》。他身体虚弱,加上疼痛,经常彻夜难眠,却不愿意丢下未完的书稿。他担心生命之火随时熄灭,那样,修订稿就会功亏一篑,留下永远的遗憾。

史学成就奇

韩国磐出生于贫寒的农家,没有任何家学渊源。求学于战乱之际,学业多次被迫中断,更无名师指点,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两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能为学生刻蜡纸,非常艰苦。同时,他身患多种疾病,严重时甚至昏迷不醒,自身条件显然也不好。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韩国磐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许多学术成果被载入《中国教育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图书年鉴》《中国法学年鉴》《福建省志》。有学者在著作中称他“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厦门大学校史展览馆将其列为“人文社科学术泰斗”。21世纪初,韩国磐被评为中国的第一批“文科资深教授”,给予“院士”待遇。而《福建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刊)则将其列为福建省最具代表性的8位“学术名家”之一,并特别指出:“王亚南、韩国磐、葛家澍等学界名家,在各自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创下了诸多‘第一’,建设起一批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

1954~1963年的10年间,韩国磐发表了40篇论文,出版了《隋朝史略》《柴荣》《隋唐五代史纲》等7部专著。1965年,《历史研究》第五期评价他的著作《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像韩国磐先生在两书中这样全面系统地讨论南北朝的社会经济,还是初次”,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的经济专史,在内容和编排上,都有它的创造性”。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读了这两部著作,也大加赞扬。韩国磐修订的《隋唐五代史纲》被评价为:“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隋唐五代近280年中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况,是学术著作中一部较好的中国断代史。”教育部将它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88年,《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韩国磐被厦大校友誉为“厦大的奇人”。

(作者系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教师)

 

 

曾经的“色织名镇”

 

——先锋镇

 

沈志冲

 

先锋镇,旧称三圩头,民国期间称为三圩镇,位于南通市通州区最西南,西与崇川区观音山镇相邻,南与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海镇接壤,镇域面积27.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6万人,外来人口近1.2万人。下辖8个行政村,是闻名遐迩的“中国色织名镇”。2015年3月,区划调整,先锋镇建制由先锋街道办事处取而代之。

“三圩头”的称呼十分通俗易懂。“圩”即防水护田的堤岸,先锋镇位于第三条堤岸的顶头,是最靠江边的地方,所以叫“三圩头”。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先民在这江海淤积而成的沙滩洼地上开垦种植,后来有农民从常州等地迁移过来,定居、开垦、种植棉花等农作物,纺纱织土布,逐渐繁衍生息,形成村落和街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锋恢复为乡制。 1957年10月,由三圩乡、紫东乡、新建乡、金山乡四个小乡合并而成南通县三圩乡,南至小海界河、北至通甲河、东至庙桥竖河、西至双坝竖河,东西长4.5公里,南北长4.7公里,面积23平方公里。

1993年10月先锋撤乡建镇。所管辖的地区、范围不变。全镇面积约27平方公里,3.6万人口。2个党总支,49个党支部。22个行政村,13个镇办企业。先锋镇属通州市委、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通海区工委、指导组领导。

2008年2月,将原姜灶镇管辖的董家埭、利民、周照港、正场、民平5个村委会划归先锋镇管辖,调整后,先锋镇辖16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居委会。后将原16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居委会调整为11个行政村。

2011年11月,以先锋镇利民村、民平村、正场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南通高新区代管。调整后先锋镇所辖8个行政村。

先锋镇政府所在地三圩头是一条近2000米、东西走向的长街,街面只有3米宽。由于街道长而狭窄,像一条蜈蚣,被人们戏称为蜈蚣街(百脚街)。靠近街北有一条通甲河,街南是通甲路。当年为方便居住在通甲河北岸的人到三圩头赶集,在靠近长街的通甲河上建造一座桥,取名叫水龙桥。街的最东头还建造一座关帝庙,庙旁有2棵20多米高6米粗的银杏树。抗战时期,关帝庙被烧,两棵参天银杏大树却无损,如今还四季常青。

在历史变迁中,街道建设日新月异,饮食店、布店、裁缝店、南北货店、药店、茶馆、豆腐店、老虎灶等大小商店有数百家。学校、卫生所、菜市场、供销社、粮站、电影院等陆续建成,三圩头已成为先锋镇的发展中心。

先锋镇的居民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从外地迁入的沙地人,语言以启海口音(俗称崇明话、沙地话)为主,他们居住和生活的土地多由沙滩围垦而成,由于沙土土质疏松肥沃,盛产黄麻、薄荷、药材等特种经济作物和山药、韭芽、大蒜、西瓜、香瓜、杏子、桃子等上百种蔬菜瓜果。成熟后,沙地人利用靠近三圩头的有利条件,有的乘快船、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推独轮车、有的用肩挑运往南通城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在南通地区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三圩头,三圩头,青菜萝卜瓜码头”的叫卖声,“三圩头”也由此名扬江海平原。另一部分是本地居民,语言以南通话为主,主要生活在西部老岸土区。老岸土的特点是不易漏水,适种棉花和水稻。这些本地居民纺纱织布历史悠久。从脚踏手拉木质织布机织土坯布(俗称小机布)开始到后来发展为铁木机织布、电动织布机织色织布,前后有百年的发展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锋镇为发挥纺织产业的传统优势,拓展纺织工业,先后创办了5家织布工坊和1家县办织布厂。

先锋镇是南通地区色织业的发源地之一,素有“色织之乡”的美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通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阶段,先锋的纺织产业开始转型和更新换代,以色织为主体的个私企业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原来的花园、十六里墩、天王桥、松苗坝、海洪桥5个村成为织布专业村。进入90年代,先锋镇党政领导抢抓机遇,顺应民意,先后在三圩头、花园、十六里墩、周圩、双盟、秦家埭6个村开发了色织、染整等6个特色工业园区。在工业园区以色织为主体的规模企业已发展到109家,拥有各类织布机5000余台;其中现代化剑杆织布机、喷气式织布机2000余台。

色织工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先锋镇工业经济的一个新亮点,形成了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色织品牌,色织业已成为先锋老百姓的富民产业。所生产的色织布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色织产业已经形成棉纱销售、染色、筒纡加工、织造、印花、整理、服装配套产业链。2007年,先锋镇被命名为“中国色织名镇”。

(作者系南通市通州区文联原主席)

 

 

 

海门山歌剧

张垣

 

中国有三个海门,广东南海门,浙江中海门,江苏北海门。顾名思义,海门为海之门,南海门靠南海,中海门靠东海,而北海门滨长江临黄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北海门地界没有山,却拥有号称梨园“独生子”、最年轻的地方戏——海门山歌剧。2008年,此特有剧种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门山歌剧的起源

江南移民将吴歌带入海门,后经海门人世代口头传唱,不断润色创造,发展成为广泛流传于境内的海门山歌。对于海门山歌,其实早在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就有记载:“山歌悠悠闻清昼,芦笛高奏吹暮烟。”清代也有诗歌描写海门山歌:“采莲歌断采菱续,水乡女伴沿成俗。”“万籁无声孤月悬,垄畔时时赛俚曲。”张謇也曾赋诗描写海门山歌:“江云粼粼天上波,海云连日驾风过。布机排屋夕朝响,稻田踏车长短歌。”“采莲歌”“俚曲”与张謇诗中的“长短歌”都是流传于老百姓口头的山歌。

1950年,海门县中兴镇老百姓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推出了越剧、沪剧、歌剧、独角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当时山歌在海门沙地十分流行,演员们都能即兴唱一曲,每逢开会或者演出,老百姓总要演员们唱几首山歌。土生土长的海门沙地乡村农民赵树勋山歌唱得最好,因此老百姓常常点他唱,他从不推辞,很爽快地走上台,唱得最多的是叙事山歌《摇船郎》。1953年11月,海门县三厂、四甲地区举行民间歌舞汇演,赵树勋唱的《摇船郎》使海门山歌第一次走进了正式比赛的舞台,反响良好。剧团导演和赵树勋商量,将一人的演唱改成由两个角色的对唱,犹如江南锡剧初创阶段的对子戏。后来又添枝加叶发展为有三个角色的小戏,虽然停留在“幕表戏”的即兴表演阶段,但这标志着海门山歌剧的雏形已经形成。

当时任海门县三厂区文化站站长的陆行白也是位山歌能手,能唱善编,在听了《摇船郎》后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如果把歌中人物形象搬到舞台,用戏曲形式表演,那效果一定更好。再说海门县没有自己的地方戏,这样一来不就是创造了一个剧种吗?”经过反复酝酿,终于在1955年推出了有人物、有唱词、有剧情的《淘米记》剧本。这是最早的海门山歌剧,也正是这一剧本的推出,确定了陆行白为海门山歌剧创始人的地位。

1956年2月5日,《淘米记》参加了海门县春节业余文艺汇演,崭露头角;3月3日又参加南通专区文艺汇演,大获好评,并被选送参加12月16日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民间文艺汇演,后《江苏文艺》刊登了该剧本。1957年3月17日,经过加工的《淘米记》登上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全体演员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从此,《淘米记》成了海门山歌剧团的起家戏和保留剧目,唱遍了海门的四乡八镇,唱响了大江南北。1993年和2002年,海门山歌团两次晋京,分别演出《赵钱孙李》和《献给妈妈的歌》.1998年,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联合拍摄艺术片《海门出山歌》,介绍海门山歌剧。

海门山歌剧的曲调和唱词

海门山歌的曲调优美朴实,主要是“山歌调”和“对花调”两个基本调,朗朗上口,悠扬动听,素有“海潮音浪花调”之誉。此外,海门山歌还从民歌小调中吸收了“打樱花调”“佛祈调”“香袋调”“游湖调”“小郎伊儿调”“沙拉调”“栏杆调”“花望郎调”等40多个曲调,或为联曲体,或为板腔体,可用慢板、快板、流水板、叠字板、紧板、快拉慢唱等8种板式来表达各种情感,演出各类戏曲。海门山歌剧的曲调一般来自民间小调,大致分两类:一是即兴山歌,老百姓在田间劳作或劳动之余,随口编成,是消除疲劳的小曲。歌词往往是七言,四句、六句、八句不等,如“四句头山歌两句真,还有两句笑煞人。癞蛤蟆出翅飞南海,小田鸡出角削煞人”,采用比、兴手法,通俗易懂。二是叙事山歌,有数十句乃至上百句歌词,形象生动,有故事情节,用铺叙的赋表达,大多以民间爱情题材为主,如《小阿姐看中摇船郎》。

海门山歌剧的唱词个性独特,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赏取胜。一是本色语言,俗中见雅。唱词口语化,本地观众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懂。二是乡土色彩,本地风光。山歌剧中的唱词内容都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淘米记》《采桃》两剧中的淘米、采桃,都是海门的父老乡亲司空见惯的事情。三是比喻夸张,诙谐隽永。以《采桃》为例,“我好比棕榈树一心直到顶”“我像那水蜜桃子心一颗”“我不像那红沙枇杷几颗心”等,巧用比喻,把恋爱中的一对男女的误会和表白,形象地表现出来;“高唱三声金鸡叫,低唱三声凤凰鸣,八哥听见低下头,黄莺听见不作声”,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对意中人的好感。既有情趣,又有生活气息,雅俗共赏。四是句式多样,平仄协调。海门山歌剧的唱词,不仅有比较整齐的七字句和十字句,而且有不拘一格的长短错落的句式,如《采桃》中兰芳在桃园里向祥郎表白的“今朝头我搭你在桃园里讲仔一头二句、三头四句、五头六句、六六三十六句、千句万句,句句在我心上,我搭你交情好比黄花船一只,经过黑水白洋恶风骇浪已经担仔满担鲜鱼、平安进港、抛锚落篷就缺一根跳板哉,望哥哥早早来穿跳,我俚早成双”,把《诗经》中“赋”的铺叙用得恰到好处。五是插入对歌,增色添彩。山歌剧的对歌,用优美轻快的“对花调”表达。如《淘米记》中男唱“啥格吃草勿吃根,啥格困觉不颤身,啥格生来长牙齿,啥个生来骨头轻?”女和“镰刀吃草勿吃根,石头困觉不颤身,对臼生来长牙齿,你这种人生来骨头轻。”既刻画了人物个性,又活跃了舞台气氛,好听好看,老百姓好学。

海门山歌剧的剧目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门山歌剧依靠自己创作和“拿来主义”“两条腿”走路的方法,顽强地挺立在戏曲百花园。

最有分量的是陆行白创作的《淘米记》,这是山歌剧的起家戏,与陆行白后来创作的《采桃》《洗衣记》,合称为海门山歌剧三部曲。1987年,出版的《海门山歌选》收录海门山歌250多首。此外,自创剧目还有《银花姑娘》《余丽娜之死》《青龙角》《献给妈妈的歌》《打桃情歌》《瞎公公看会》《三张图样》《决算以后》《看桃人》《拜堂记》等。

另外就是“拿来主义”的移植剧目。海门山歌剧毕竟年轻,它没有“国粹”京剧的丰厚家底,也没有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等大剧种丰富多彩的剧目,但有见新就学、见好就移的“拿来主义”精神。海门虽地处长江之北,但海门人大多是江南移民,所操方言乃江南的吴语,风俗也与江南差不多,“近水楼台先得月”,山歌人将吴语地区的好戏移植进来。移植得最多的是沪剧,因为沪剧擅演生活气息浓郁的现代戏,道白跟海门方言接近,修改剧本时往往不用大动干戈就可搬上舞台。如《罗汉钱》等,尽管观众看过电影,依旧争先恐后再看土腔土调的同名山歌剧;如反映赌博害人的沪剧《陶福增休妻》曾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两度移植,舞台教化,有效地遏制了赌博风的蔓延;如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王盘声的代表作《黄浦怒潮》,宝山沪剧团的《东方女性》等名剧,一经搬上山歌舞台就受到热烈欢迎。

江南滑稽戏轻喜剧的风格与海门山歌剧吻合,只要把它的南腔北调改为海门山歌曲调便可上演。如《满意勿满意》《满园春色》等,都是涉及时弊的戏。锡剧的清新风格,也能与海门山歌剧对号入座,特别是它的现代戏,如《红色的种子》等,很对海门山歌剧戏路;传统戏《孟姜女》等,也在海门山歌园地走红过。海门山歌剧引进以柔见长的越剧,如《斗诗亭》《半篮花生》《千家万户》等。宁波的甬剧经典《半把剪刀》等,余姚姚剧现代戏《传孙楼》,都成了票房很高的剧目。

对于非吴语地区的剧种,只要内容好,海门山歌人总能慧眼识宝。海门山歌剧从小戏《淘米记》起家的,因此,南疆北国的小戏往往是海门山歌剧的座上客。如湖南花鼓戏《打铜锣》等,江西采茶戏《怎么谈不拢》等,扬剧小戏《野马追》等,淮剧小戏《木匠退亲》等,湘剧小戏《园丁之歌》,歌剧小戏《红松林》,都被改成有海门山歌风格的戏上演,丰富了演出剧目。

对于国粹京剧,尽管与海门山歌剧风格迥异,但海门山歌人也能量体裁衣地移植,虽然也有“不京不山”之嫌,但大多数有山歌特色,如《红嫂》《审椅子》《海港》《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等都移植成功,还有以武打取胜的《奇袭白虎团》。海门山歌人没有武功底子,那就以武戏文唱的方式亮相,敢与当时的“移植不走样”的规定较劲,难能可贵。

海门山歌人还从歌剧中移植来好剧目,剧团初创时期,移植了歌剧《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都很成功。此外,福建的莆仙戏《状元与乞丐》、苏北的扬剧《夺印》、淮剧《难咽的苦果》、江南的昆剧《活捉罗根元》、河南的豫剧《李双双》、陕西的秦腔《血泪荡》、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广西采调剧《刘三姐》,这些本与海门山歌剧风格不同的剧目,由于海门山歌人的努力,都成了有山歌味的好戏。比较困难的是从话剧中移植,首先要改编成有唱词的山歌剧本,如《枫叶红了的时候》,从海门崛起,唱响了上海滩,被上海观众称赞为“山歌滑稽戏”,扩大了海门山歌剧的影响。

一方水土一方艺,“江风海韵”产新剧。海门山歌剧以沙地方言为道白,不受程式束缚的表演贴近生活。它适应性强,可演古装传统戏,尤擅现代戏;可唱大戏,也可唱小戏,甚至表演唱、说唱也可。走进海门山歌园地,可闻稻香麦馨,可聆莺啼燕啭,可听俚言俗语,可看家长里短,可见田园风光,可感乡情民意,可赏江风海韵,这是我们自家的戏曲,亲切自然,是海门人的骄傲。

(作者系海门市天补中学退休教师)

 

 

中国现代冰川学之父

——施雅风

 

2004年,南通医学院、南通工学院、南通师范学院三校合并组建南通大学。这是所有南通人的一个梦想,也牵动着在外学习工作生活的南通人。南通大学组建不久,就收到一位南通籍院士的来信,主动提出关心帮助地理科学学院发展,为地理科学学院题写院名,担任兼职教授,开展学术讲座,捐献个人藏书1000多册……此外,2005年以来,他还通过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对南通市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多条意见建议。他就是南通籍院士、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

施雅风(1919—2011),地理学、冰川学家。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4年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施雅风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树勋乡一农民家庭。母亲是秀才的女儿,极力鼓励两个儿子读书上进。年长9岁的哥哥一直是施雅风的学习榜样。但施雅风的兴趣和成长道路与哥哥有很大区别。1931年秋,施雅风进入初中念书,在陈卓云(语文兼地理教师)等老师教导下,激发了对地理知识的爱好;到高中二年级,他就决意将来进大学读地理系,当地理学家。施雅风想象中的地理学家具有丰富、充分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地理知识,于是就随着自己的兴趣开始写小文章,向报刊投稿。1937年高中毕业后,施雅风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7年学习时间里,施雅风拜叶良辅、涂长望等地质、气象名家为师,也从校长竺可桢身上集成了民主自由的学风。施雅风体会到地理知识的广博与地理研究的创新不是一回事,后者高于前者,但两者相辅相成;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不仅要有比较广博的地理知识基础,更要具有创新开拓、不断前进的能力。

1947年他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相当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党安排的工作,在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上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次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牢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名言,并常在脑际回旋,这对他以后的思维有重大影响。

施雅风毕业后进入地理所,开始钟爱已久的专业研究。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冰川究竟为何物,甚至不知道中国哪些地方分布着冰川。

1957年施雅风38岁,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这一年,中科院计划在西北开展大范围的科学考察。6月,施雅风到达兰州,参与祁连山西段地质考察队,大西北的干旱让施雅风印象深刻,延绵的山丘上寸草不生。但是当考察队攀登到海拔4000米以上时,他们见到的却又是另外的风景,洁白的雪和晶莹的冰川。南北坡的强烈对比,激发了施雅风进一步研究冰川和干旱区水源的兴趣。他认为,冰川对西北地貌影响很大,西北虽有大片寸草不生的戈壁和干旱的荒漠,但在有冰川的地方,湖口有水,草地已经长得很好,牛羊成群,有许多牧民。祁连山有这么好的冰川水源,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

回到北京后,施雅风向中科院建议组织冰川考察队,这一想法得到竺可桢的同意。1958年,施雅风带领地理所的同志们来到兰州,计划用三年时间详细考察祁连山冰川的厚度、储水量,以确定是否可以通过融冰化雪的方式,解决大西北干旱问题。此时,中国现代冰川研究一片空白。施雅风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请求苏联科学院派遣冰川学家。这支考察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7月1日施雅风率领考察队登上了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由此开始了中国人对冰川的自主科考。

由于准备充分,考察队员们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当登上海拔4500米左右的冰川时,发现冰川厚度大约相当于两个十三陵水库的储水量,这个结果让施雅风兴奋不已,开发利用高山冰川,解决大西北干旱的设想,似乎可以实现了。这处冰川被命名为七一冰川。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发现和命名的冰川,也被看作中国冰川科学奠基的一个象征。

七一冰川被发现后,施雅风将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的100多人分成6组,用3个月的时间分头对祁连山进行科考。

10月1日前后,各分队结束考察陆续回到兰州,施雅风汇总了6个分队的考察报告后,写成了关于祁连山考察的总报告。1959年1月,40多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出版了,中国现代冰川学从这里起步。

1960年,兰州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设立,施雅风负责业务工作,他将全家搬到兰州。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异常紧张,粮、油、肉都严格限制。冰川考察需要营养维持体力,为了解决考察人员的吃饭问题,施雅风给科学院写信,要求增加兰州方面的物资供应。还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篮鸡蛋,煮熟发给大家,他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考察人员的身体给养。

三年困难时期,兰州所一再精简机构,但科考任务从未落后,施雅风留下骨干力量,带领兰州所在大西北广泛开展冰川、冻土、干旱区水文等不同方向的研究。

中国登山队成功攀登希夏邦马峰,轰动国内外。施雅风带着科考队的成果回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科学大会,受到郭沫若、廖承志等人的接见,施雅风也由此进入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领域。

20世纪60年代,施雅风接触到李四光学派,并对他们提出的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遗址的观点产生了怀疑。1980年,施雅风找到机会,和英国学者戴比雪以及赞成李四光观点的学者等10多人,一起专程到庐山考察,形成《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的文章。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施雅风决定申请科学基金,组织30多名专业冰川研究人员,用3年时间对南起广西桂林,北至大兴安岭,西至川西螺髻山的广大地区进行考察。1989年,施雅风组织科考人员写出了60万字的报告《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对李四光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1980年,施雅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61岁。步入晚年的他依然对野外考察情有独钟,长年的野外科考让他练就出了超强的生存能力,同事们说他是天生做科考的料,接触大自然,看到冰川就会莫名的兴奋激动,而他自己则认为,是野外科考的生活造就了他这种简单的纯粹,在大自然中,他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

施雅风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他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亲自培养和选拔了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并用获得的奖金和自己的积蓄支持希望小学建设并设立奖学金;出资建立科学基金以表彰和鼓励为冰冻圈科学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他气度宽宏、虚怀若谷、兼容并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注重大局,把国家、民族和学科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在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中,团结起国内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学者共同开拓创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优秀成果。

施雅风和老伴沈健一起生活了60多年,在老伴眼里,施雅风的性格可以用“创”和“闯”两个字概括。“创”是指他有开创精神,这份精神让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闯”是说他做事毛躁,说话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可也正是他敢说敢做的“闯”劲,让他“创”出了冰川学家的事业。

施雅风对自己有着如此的评价:“概括我几十年走过来的道路,有大苦,也有大乐,我认为,为探求真理和人类利益的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吃过苦以后取得的乐才是真正的乐,我没有后悔我走的路。”

(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西 亭:

张謇人生的奠基之地

 

陈有明

 

在南通地区,一提到张謇,人们往往会立刻想到海门常乐镇、通州三姓街,其实就张謇人生的青少年阶段来说,更为重要的地方还要数通州西亭。

张謇考状元在《殿试策》中自开的履历籍贯是:“世居通州金沙场,后迁西亭,侨居海门长乐镇。”张謇的意思很明确,从“出身乡贯”来说,自己是通州西亭人。

600多年前的元代末,张謇的祖先因避兵乱从常熟渡江迁移到通州金沙场,定居在后来叫“三姓街”的地方。张氏家族人丁代代繁衍,渐渐散居到各地。张謇的高祖张元臣原住在石港,清乾隆年间(1736~1795)迁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南瞿家园。张元臣有个儿子叫张文奎,这是张謇的曾祖父。张文奎有3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张朝彦是张謇的祖父。张朝彦8岁时,父亲去世;16岁时,母亲去世,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有个在金沙开小瓷货店的栟茶人吴圣揆,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遂招他为赘婿。张朝彦有了3个儿子以后,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带着妻儿迁到西亭,自立门户,自谋生计。

西亭,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建为盐场,是通州利丰监管辖的七场之一。明代以后,西亭除了盐业以外,又以盛产棉纱布闻名。清末,西亭粗具市镇规模,称为西亭市。当时,张朝彦虽然在西亭没有任何根基和依靠,但他认定在这百业兴旺的地方一定能立足和发展。张朝彦天性坚韧,耐得穷苦,不畏艰难。他带着全家人到西亭后,起初以船为家,泊在西街河南“小河角”,以做麦芽糖、贩瓷器、收破布为生计,后来又租种泊船近处属于澜平桥周家庄的几亩地,一家人勤恳劳动、节俭持家,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租种的田块北头河边上盖了几间住房,继续做糖,算是开了个小小的糖坊。

张朝彦的长子张彭年,即张謇的父亲,天资聪明,在西亭读私塾时,一位姓丁的先生很喜欢他。后因家里种田缺人手,他读完《诗经》就不再到私塾念书了,但他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张彭年往上几辈都是不识字的乡农,自他起才读书认字,可以说是西亭为张謇家成为“读书人家”奠了基。

张朝彦迁居西亭不久,他岳父母吴圣揆夫妇也离开金沙搬到海门长乐镇(今常乐镇)去了。张彭年非常孝顺,每月都要走70多里路去长乐镇看望外祖父母,帮他们做些事。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更需要人照顾,张彭年就跑得更勤了。张彭年成年后,娶葛氏为妻,生张誉。后来,外祖母在长乐镇又相中了一个东台同乡姓金的女子,聘娶为张彭年的另一房妻室。当时张彭年正遇家道中落,就暂离西亭,在海门长乐镇住了下来,而张朝彦仍在西亭生活,“着籍”于西亭,终老于是乡。所以,后来张謇著文述及其祖父时,便径直尊称之为“西亭公”。

张謇于清咸丰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在侨居地海门长乐镇敦裕堂内出生。张謇为金氏夫人所生,排行第四。金氏夫人还生有张謩,排行第二,10岁时溺死;张詧,排行第三。葛氏夫人后又生张警,排行第五,早年夭折。张謇在五个兄弟中最为聪颖,4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千字文》,5岁时三叔从通州去他家,叫他背诵《千字文》,竟没有一个错字。因此,父亲就叫他随3位兄长到邻家邱畏之先生的私塾读书。张謇在父母和塾师的严督下,幼时即发奋向学,10岁时,在邱氏塾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11岁读《诗经·国风》。一次,邱畏之出了一个“月沉水底”四字对,张謇对曰“日悬天上”。张彭年十分高兴,觉得可让他做个“读书人”,求仕上进,第二年就延聘西亭授徒有方的宿学老儒宋蓬山(名效祈)到海门家中教张詧、张謇、张警弟兄三人,还专门建了一间书房,取名“仿陶书屋”,请宋蓬山“坐馆”。

宋蓬山治学严谨,施教认真。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这样写:“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令自《学》《庸》《论》《孟》始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渐增至六七十行或百行。”张彭年对宋蓬山极为敬重,“在塾之日,必朝夕起居致敬礼”。张彭年对宋蓬山越是敬重,宋蓬山对张謇兄弟要求就越是严格。张謇兄弟对宋蓬山亦非常亲近。是时宋蓬山已58岁,患有哮喘病,夜里能安睡的时间比较短,张謇兄弟就“与同寝室,床相接,即寝寐未熟间,问他事或问旦所读书义若何,意惬,则次日告先君而称许”。就这样,张謇自《诗》《书》《易》《礼》《孝经》《尔雅》而读至《春秋左传》,并执笔学为诗文而至成篇。有一次,张彭年正在馆中和宋蓬山闲谈,看见一个武官骑着一匹白马从大门外走过。宋蓬山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张謇兄弟对句。张謇应声而对“我踏金鳌海上来”。宋蓬山讶其急才,赞曰:“此子前程不可限量也!”张彭年和宋蓬山都非常高兴,认为张謇的对句是金榜题名的好兆头,因而内心对张謇特别钟爱。宋蓬山督责张謇学习尤严,每次回西亭,都带张謇同行,让张謇认识乡邻,并参加西亭诗社活动,分题作诗或限字作诗。宋蓬山在张謇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严谨治学、以文交友的种子,这颗种子发芽开花,影响了张謇一生。

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宋蓬山病逝。时方盛夏,张彭年闻讯,即领几个儿子星夜赶到西亭治丧。随后,命张謇师从宋蓬山的侄子贡生宋琳(字紫卿),间亦问业于宋蓬山的儿子举人宋琛(字璞斋)。那时,张謇的祖父母都已去世,西亭的祖居已让他人居住,张謇只好宿膳在宋家,顺带帮宋家做点杂事。是年张謇14岁,他自订的年谱上,从15岁至18岁都有“仍从学于西亭”句,这就是说,他从14岁到18岁一直宿膳在西亭宋家读书。

宋家是西亭的大户,祖上先住在高邮,后迁到南通,再后来有一支来到西亭,兄弟四人称宋家老四房,张謇寄寓读书的是二房。当时,宋家二房的宅院在西亭河南中街湾子头,坐北朝南,大门堂虽不轩敞,却挂着“经魁”“岁贡”“重游泮水”等数块蓝底金字的匾额,显示这家是获有“功名”的书香门第。进入门厅是庭院,栽有花木修竹,甚是幽静。正屋的房梁上有两方大匾,一题“庥凝之阁”,一题“梅阁恒春”,是宋璞斋乡试中举时,为庆贺新建华居而立的。张謇在这里读书,留下了《中秋宋宅楼中对月》《宋氏塾冬夜大雪》等抒情言志的诗篇。

那时的西亭是个人文荟萃之地,张謇在宋家读书,同西亭的一帮文人交游更多,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一天,宋紫卿的几位朋友到宋家谈诗论文,兴致勃勃,竟夜以继日。张謇在台旁伺候,不想宋紫卿的一位朋友以桌角上的红烛为题考他。张謇触景生情,即曰“身居台角,光照四方”,语惊四座。张謇积极参加西亭诗社的活动,在《张謇全集·诗词》中可以看到《西亭诗社分赋杏林春燕》《西亭诗社分赋闺怨》等诗篇,从其中“乳莺舌巧应相笑,却落梨花冷院中”“燕子不归花不语,阑干又过一春期”等诗句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

张謇在宋家读书发愤刻苦,不同凡俗。他在《宋氏塾冬夜大雪》诗中写道:“少年此时肝胆清,俯仰歌商真气逖。浩然欲控双白龙,去访神人藐姑射。”其心志豪气,跃然纸上。清同治六年(1867),张謇15岁,从西亭起步开始应科举考试。清同治七年(1868)四月,张謇参加通州州试岁考,取第200余名,受到宋璞斋的严厉训斥:“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张謇心里虽然非常难过但并不沮丧,相反更加奋发图强。他在书斋墙壁上、蚊帐顶上都写上了“九百九十九”五字,每天读书至半夜后才睡,一睡醒,看到“九百九十九”,就马上起来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十月,张謇参加通州院试,取为第26名附学生员(秀才)。

张謇18岁时才告别西亭去海门,师从海门训导无锡举人赵菊泉(名彭渊)。张謇坚持一年一考,考取再考,特别是从24岁起,因家况艰难,离家做事,仍辛苦攻读,不误科举,终于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得中状元,时年42岁。

张謇一直对青少年时期的老师感念极深。他在大魁天下后,将其老师名单按先后顺序开列在其考卷前付梓传世,18岁以前的老师列出了5位,排在启蒙老师邱畏之夫子、施梓亭夫子之后就是宋蓬山太夫子、宋璞斋夫子、宋紫卿夫子。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张謇到三姓街祭祖告庙时,亦到西亭拜谒老师宋紫卿,45岁的地位尊崇的状元公“执弟子礼甚恭”。他还在西亭祭了祖墓后,又祭了宋蓬山墓。是年六月,宋紫卿去世。先生无子,遗命不立嗣,以家资营建家庙。张謇作挽联曰:“相向而哭,与同学生,人乎天乎,悲端弥触师门归;不祧不祀,惟始立庙,无后有后,变事方知礼意精。”

综观张謇与西亭的渊源情结,其青少年时期家风的传承、老师的训教、环境的影响,无不对张謇人生起了奠基作用。西亭是张謇人生的奠基之地,西亭给予张謇的是品格和知识,张謇回报西亭的是骄傲和激励。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通州教研室原副主任)

 

 

 

方言失落调查

 

——以南通方言为例

梁天明

 

方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别。从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学角度来看,方言是极具地域特征的一种文化标志,应当传承下去。南通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南通及所辖县(市)的各种方言,狭义单指南通话。本文所指南通方言仅为狭义的南通方言,即南通话。

南通方言特点

南通方言外地人非常难听懂,更难学,仅流传于南通市区及通州区大部,南边从石港刘桥一线到南通市区,东边从平潮至金沙一带的两三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和海门、启东一带的语言不同,也与如皋、如东一带的方言迥异。南通方言就是在这个胡逗洲小岛上,融合了吴方言、海陵方言以及其他方言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岛语方言。这是由于胡逗洲与大陆长期相隔,来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南通方言。

南通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还没有权威论述,一般被认为是与不同时期的江南各地拓荒移民有关。早在隋唐之际,南通的主要人口构成是来自江南吴语区的移民,随着古通州所在沙洲与长江北岸的连接,逐渐形成了南通方言的雏形。南通方言语音上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7个音调,且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一律读成送气清音。根据这一点就把南通方言排除在了全浊声母保存完好的吴语之外。南通方言的划分争议较大,通常主张将其划分至江淮方言,但也有人认为将其独立出来,不列入江淮方言。

南通方言的江海文化特色

南通方言是南通人思维的载体、交流的手段,也是南通人为人处世、劳作生活、人生感悟的深厚文化沉淀;是南通人灵魂的核心,也是南通自我展现的一张名片。南通方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需要保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通方言的文艺形式丰富多彩。南通的乡音土语和南通的儿歌、民谣、山歌、号子、口语、谜语、僮子戏等一样,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部分,是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仅生动、形象、贴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也充满智慧、富有哲理,且不失机趣。南通的乡音土语是在历史长河流动中产生的自然语态,有的的确较土、粗、野、腥、蠢,毕竟它不是文化笔墨、官样文章,因此不足为怪,也不必忌讳,它是乡村田野的原生态,具有鲜明的江海文化特色。

南通方言中有1000多个冷僻字,一般南通人会讲但都不认识。比如癗(读垒,蚊子叮后肌肤出现小疙瘩);擤(读哄,轻捏鼻带出鼻涕的意思。例:擤鼻涕);搋(读猜,借臂力使猛劲。例:我搋了他一拳头);俦(读淘,一伙的意思。例:我和他们不是一俦的);凊(读郑,凉的意思。例:冰凊人的吃了不惬意);繗(读邻,手工缝补。例:繗纽扣);摋(读杀,往缝隙中塞紧。例:摋裤子,摋被子);枵(读消,薄的意思。例:纸太枵了,穿得太枵了);煠(读闸,将食物放油里炸。例:煠糕,油煠狮子头)……这1000多个冷僻字在《汉语大词典》中很难找到,即使有,其意思与南通方言也完全不同,只在《方言词典·南通方言疏证》《辞海·疑难字盘》中有所记载。有人认为土话不能登大雅之堂,其实,南通话里的语言艺术并不差似普通话,用词造句精准、贴切、鲜活、传神,修辞手法也多样。

南通地方歇后语有2000多条,是江海文化宝库中璀璨的花朵,它以独特的文学语言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的语言交流更加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赞扬讽刺、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感染力强,浅显易懂、通俗亲切,愉悦心情、引发联想,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厚。如:狼山上大圣菩萨——照远不照近;大圣菩萨借狼山——只借不还;三牌楼的包儿——不像个点心;石港的猪头——寡嘴;陈桥的柏树——一顺斜歪;马塘的锣鼓——各打各的;老天宝的拐棒——淫(银)棍;观音山的砖头——粘住了烧;天生港的大钟——难得准;陆狗侯看粪船——信而无问;六指头抓痒——额外惬意……这2000多条具有南通土语的歇后语有褒义、有揭露、有讽刺、有幽默、有谐趣,读来颇有浓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非常具有南通地方特色。

南通民间谚语超过4000条,更是世世代代南通人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凝聚了南通传统文化和历代南通人民的智慧,生动体现了南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文化心理、美好愿望和爱憎情感,具有江海文化的内在历史底蕴、深邃的人文精神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极具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比如:二月二龙抬头;清明冻煞鬼;人老话多草穰灰多;骂人不揭短踢人不踢卵;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白露身不露;有钱难买老来瘦;桑树条儿趁早棛;不怕不识字只怕不识事;惹狗一口惹伢儿一丑;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冷尿饿屁穷说谎;做贼心虚放屁脸红;针眼大的洞斗大的风;新娘子的马桶三天香……这些民间谚语都是南通人民的智慧结晶。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几乎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语言凝炼、精辟、准确、巧妙、通俗、易记、易传,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其大量词语大都活跃在人们的对话中,使语言更加鲜明生动具有特色。

南通的民间俗语、歇后语、谚语必须要用南通话来读,才有味道才有感觉,如果用普通话来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通方言日渐失落的主要原因

由于文化差异逐渐形成了各地相异的方言,这是一个历史范畴,它象征了一个地方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更将一个地方的文明与民间文化通过一个非物质的事物表现并传承下来。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如不加以保护,将会消失。

经过调查,目前在南通家庭中,南通话和普通话共用的约占40%,以南通话为主的只占45%,在农村占80%左右。南通话在90后、00后的中小学生中已经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中小学生中,能说流利南通话的不足30%,不能说的高达70%以上。在幼儿园中,不会讲和听不懂的幼儿比例高达90%以上。如果任此现象发展下去,则南通话不日将会逐渐消失,走进历史。

笔者分析,南通方言日渐失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普通话逐步推广。长期以来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讲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普通话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越来越普及。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方言的使用越来越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言的萎缩。

第二,人口的迁移导致方言的失落。随着国家大力开发建设,交通越来越便捷,许多青壮年纷纷告别故土,走进“异乡”城市。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异乡”城市给打工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于是这些打工者进入城市后更愿意在城市扎根下来,方言使用越来越少,导致子女后代不会讲原籍方言。

第三,对方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现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方言会阻碍社会交流和文化交流,认为讲普通话才体现身份,对方言抱有排斥态度,忽略了方言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南通方言传承的意义

宽松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不一样,有各自适用的场合。学会语言分工,是语言交际能力强的表现。方言的词汇十分丰富,来自生活,这是地方文化的体现。

第一,方言传承着中国的古老历史文化。方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方言的存在才使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不断传承,不同的方言代表了不同地方不同的发展历史,象征了一种古老的悠久的文化。正因为有了这些各异的方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化才最终得以更好地保存与传播。

第二,方言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从民间文化的价值看,方言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其多样性反映了文化的丰富性。比如南通的僮子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无疑是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僮子戏有着鲜明的南通地方戏曲色彩,与南通方言、文化俚语、风俗民情交融。它纯朴得过于简陋,粗糙得近乎原始,但它是典型的民间戏曲,并拥有数百万计的观众。它常演常盛,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底就是南通方言。方言既体现了一个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与风俗民情。此外,方言还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发历史、聚落方式、行政区划、交通状况、地区风物、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情况。因此,操着不同方言口音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不同地域文化,也给对话者带来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心理感受。

第三,方言是社会从属的重要标志。一个地区最突出、最直接的历史文化载体就是语言。语言是一个人从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重要标志,是表现民族感情、体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工具,包含了现存社会群体对历代先辈相连的延续之感,是区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系南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元麦粯子

卢君佳

 

记得小时候,我家厨房的炊具主要是一个烧柴草的两眼灶,灶上放置两口铁锅,其中一口较大的用以煮饭。最多的时候一口锅要煮全家8个人的饭。我家煮饭与别人家不同,要煮三种饭,一是硬米饭,因为家父挑食严重,只吃煮得很硬的米饭;二是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多,为减少开支,在米饭中加入元麦粯子煮成元麦粯子米饭(粯子饭);三是正常的白米饭。

一口锅里要煮出三种饭,确实有点稀奇,因此每逢换新保姆时,她们都说不会,常常是我们手把手地教她们。其实有经验了也不难:正常煮饭时,当米水沸腾了,就立即把火力改小,将米锅里的上层米向一旁堆高,使这部分吸水量减少,待全锅饭熟了,这部分就成为硬米饭;在堆高上层米的同时,将准备好的粯子洒向未堆高的部分白米中,搅拌均匀,待全锅饭熟了,这混合粯子的米饭也就熟了;其余未堆高、未加粯子部分就是正常的白米饭了。

元麦又称裸大麦,曾经是通泰一带农村的主粮。元麦磨碎、过筛后,留在筛子上的粗粒子叫元麦粯子,筛下来的粉末则是粯子粉。粯子饭并不好吃,色泽灰暗、口感粗粝、难以下咽。那时弟、妹很小,家人都倍加呵护着,不忍心看他们吃粯子饭,而大哥是家中长子,从小被宠惯了也不会主动去吃;大都是母亲不作声盛在自己碗里,而我和姐姐则主动为父母分忧,不过出于本性,为自己盛粯子饭时,总是尽可能米多粯子少。粯子饭虽然难吃,可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它填饱了我的肚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粯子饭不好吃,然而粯子粥却让人特别喜爱。尤其盛夏高温时,清晨煮满一大锅粯子粥待凉,中午、晚上喝上一碗,顿感沁人心脾、消暑解渴。不过要做得好吃也很有讲究。首先,这粯子必须是元麦磨碎后筛下来的粯子粉末;第二,要有米一起煮,而且必须是粳米;第三,煮粥时放一点碱,不仅去除了元麦粯子的土腥味,煮成的粥还滑腻、黏稠,特别可口。那时碱不易买到,我们就取炉灶内燃烧柴草(最好是黄豆秆)时的灶膛灰,用水过滤下来的草木灰水。

元麦粒炒熟后,再经过磨、筛下来的细粉叫焦麦屑,更为诱人。在焦麦屑中加入少许糖,用刚烧开的水一泡,香气立刻飘散开来,引人垂涎欲滴,入口香糯爽口。焦麦屑和现在的芝麻糊很像,是当年不可多得的美味。

元麦还有另一种吃法,就是做成时令小吃——冷蒸。首先,在元麦成熟前的灌浆中后期,取下青麦穗用手搓脱粒,然后用筛子筛,就风扬几遍,去掉秸秆等杂质;其次,将麦粒用文火不断抄底翻炒,待麦粒开始转色变熟,闻到清香味,立即起锅,避免焦糊和熟过头;第三,将炒熟的麦粒继续扬吹,把剩余的麦屑杂质吹掉,并将麦粒降至常温便于脱皮;第四,将冷却后的麦粒倒进碾米机去掉麦子外皮,得到麦仁并再次扬吹,以完全去除麦皮屑子;第五,将扬净的麦仁在石磨中磨碎,最后就形成带着潮气、糊状的冷蒸。冷蒸色泽青碧、麦香浓郁、入口糯韧、风味独特,是每年立夏后小满前,最受南通人欢迎的时令小吃。如再加一点糖、芝麻等,炒一炒或做成花色饼,又是另一种可口的食品。

(作者系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退休高级工程师)

 

 

 

南通文峰公园建成纪实

金曾荫

 

1990年元旦,占地10公顷的一座开阔、亲水、自然式布局、含中外文化交流内涵的新型公园——文峰公园向市民开放了。这是南通园林建设历史上,首次尝试国家财政拨款与国内外企业,友好团体、人士多元投资,共建的公共园林的范例,创南通历史之最。

立项南通解放初期,市区11条主要道路仅有行道树1730株, 人均公共绿地0.04平方米。南通政府十分重视城市园林建设、植树绿化工作。1951年将南通博物苑的室外庭院改建成市人民公园;1952年成立五山造林委员会,连续五年掀起造林高潮,植树45万株;1955年建成唐闸公园;1956年整修狼山北麓的观音禅院、赵绘沈绣之楼、林溪精舍,辟建五山公园(后改名为北麓园);1958年接管啬公墓,改名为南郊公园。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沿江堤岸,也进行大规模绿化造林。这些园林、绿化大多分布在唐闸、狼山、南郊等地,而此时张謇创办的五公园,已另作他用,改成市总工会办公楼、机关招待所、劳动人民文化宮、少年之家等,并不是公共园林属性。至1960年市区虽有行道树2万余株,新辟十字街、西寺等花坛绿地21处、面积1.6万平方米,但南通城区公共绿地面积仍然偏少,仅靠一个南通市人民公园是远远不够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通园林绿化建设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2年的4年间,南通市大力推动绿化工作,极大地改变了环境面貌,提高了绿化水平,全市道路树木、花坛绿地、小游园面积均有大幅度增长。在城区新建一处环境优雅、造园新颖、内涵丰富的可游可憩的现代气息浓厚的公园,提上了议事日程。

规划自1980年开始,市建设局组织规划、园林专业人员,开始对东南、西南濠河周边进行规划。1983年底,市园林处以扩建苗圃的名义,向市政府申报征地,地址选定在城山路东侧、文峰路南面八厂乡厂北村8、9组。当时,在文峰公园选址的东边正准备筹建南通市纺织博物馆,1984年,市计委向江苏省政府申报扩建苗圃用地至185亩,其中25亩为市纺织博物馆用地。

按市总体规划,南通市濠河风景区划分东南、西南、西北三个风景片区,而在东南濠河风景片区中,人文景观及文物遗迹颇多,有建于明代的五福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兴国教寺大殿,又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通博物苑、范家花园、濠南别业,以及筹建中的个簃艺术馆、市纺织博物馆等。因此,对新建的文峰公园,在规划立意上,有更高的要求,既不可建成曲折细腻的江南式古典园林,更不可能建成讲究对称、抽象的西方园林,而是要能反映新时代气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并能充分利用水面,有效控制建筑体量,以植物造景为主,临近河面、开阔草坪、自然式布局的新型园林。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峰公园初步规划设计,1985年11月,由市建设局副局长易峰带队,到上海园林局咨询、请教。上海园林局就公园入口广场布局、主建筑单体形式、植物配置原则、文化休闲内容、公园与周边环境协调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及建议。

1984年,公园的征地、拆迁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八厂乡厂北村8、9组村民和有关单位的积极配合下,拆迁安置工作比较顺利,于1985年6月30日前全部完成。

建设 1986年3月文峰公园正式开工建设,最初命名为长春园。“选地得宜,巧于因借,内外渗透,步移景异,处处有韵,面面生意”,这是造园建景的基本要求。可所选园址是地形平坦的农田,内外仅有3条垂直排列的小河。因此,首先考虑的是地形改造,从外河石驳开始,除塔映桥墩外,有西、北两面河岸400米,当时河流尚有运输功能,石驳高程至关重要。经市水利局确定,濠河全面封闭后的水位应是2.8米,这就使临水石驳节省了近千立方米的土石工程量,斜坡向上,种草植树,达到开阔亲水的效果。按规划由北入口广场向南缓坡至长春楼水面,地面高程相差2米多,需挖土近1.5万立方米,这是耗时费工的工程,预算为3万元,后得到市建筑总公司的支持,派来2辆推土机,仅用半个月就完成,按要求把余土填到内河西侧,一举两得,初步改变园内水面形状。在公园西北侧,规划为建于土丘上的鸣禽馆,按设计要堆土高达5米,需客土近3万立方米、资金6万余元。在市建委的提议下,用砖瓦陶瓷、渣土等垃圾来代替客土,再结合地形改造,内河东、南两段疏浚,用高压吸泥浆泵,将湿土吹送,严严实实地覆盖到垃圾土山上。卧虹桥为联系公园东西景区的石拱桥,长12米。若全用麻石,又要10万余元,于是桥身改为钢筋混凝土,外贴麻石石面,大大降低造价。市财政在1986~1988年共安排130万元,但是要完成长春楼、入口广场、映竹精舍、映红桥、园路、雕塑、水电配套、地形改造、全面绿化等建设,资金十分紧张。时任副市长葛忠康亲临公园工地调研,召开有关企业会议,号召集资赞助公园建设。市房屋开发公司、市金属公司、市机电公司等企业赞助26万余元。市建委也借调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师范子美,现场完成公园土木建筑设计,既加快速度,又免收设计费。

1986年12月,根据市建委、市外办通知,拟于公园内新建象征南通与丰桥友好城市的纪念园林,命名为中日友谊苑。日方投资5000元人民币。根据公园规划布局,划出园内西南侧1公顷,改造地形,结合水系调整,堆土成丘,南为开阔大草坪,栽植广玉兰、香樟、杜鹃等花木200余株,宽叶爬根草8000平方米。从苏州购回一块3吨重的灰色花岗岩石,精凿成形似中国传统饰物“如意”的碑石,寓意吉祥如意。碑石正面刻古篆“中日友好”四个大字,填色深绿,大方醒目。背嵌不锈钢铭牌。铭文:鉴真浮海,再过江乡;丰桥东来,共栽芳香;邻结为友,树植为苑;在河之洲,在塔之阳。

竣工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施工,文峰公园一期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园内绿化面积3.17公顷。从北入口拾级而上,首入眼帘的是高10余米的塑石假山,山脚下池水流淌,书法家顾廷龙手书古篆“长春”刻于峰顶,气势不凡。造园家陈从周题写“鸟啼花落,山石流泉”勒石于山前。穿山洞入园,迎面是一块高4米、宽8米的照壁,浮雕以生命在于运动为主题, 分古代渔民狩猎、近代老少练拳、少女舞剑三部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壁前山石蜿蜒连绵,杜鹃花依石而生;壁后翠竹苍郁,体现山野意境。洞内洞外一明一暗,传统手法与现代气息相得益彰。

跨石阶,进草坪,三只白色山羊雕塑立于草坪之上。北侧树丛掩映六角小亭,为南通旅日华侨邢鉴生捐建的圣萱亭。亭内抱柱上书写两行苍劲大字:“盛世多雨露滋生万类, 萱亭历风霜德垂千秋。”以表达多年在外、饱含艰辛的赤子之心。

过小径,到达临水而建的长春楼,它以楼、台、亭、廊巧妙组合,造型新奇独特,屋面构思于农村排屋,简洁勾画,采用多块不同几何图形交叠而成。楼内虽仅400多平方米,但上下室间转承变化丰富,玲珑巧妙,一俯一仰皆成妙趣。

出长春楼东门,穿过叶片阔大的柿树林、高大挺拔的银杏林,以及植有引自山东25个精珍品种、60余株牡丹的牡丹园,便可进入映竹精舍,因白居易诗“映竹年年见,时闻下子声”而得名。精舍有300多平方米,大厅、回廊、亭台围合成一个幽静小院,院内山石、梅花、疏竹交错成趣,供游人在此对弈、赏竹、观梅。

出精舍向西,登中心岛,融入秋色变红的枫香林,林下植迎春、连翘灌木及由四川成都引进的300余株大花矮株美人蕉,形成五彩缤纷意境。再向西过映红桥,便见到了形成绿色屏障,临水而植旳池杉林、水杉林,林前友谊阁两侧有100多株叶色深绿的金桂、银桂、四季桂组成的桂花林,80余株花色粉红、枝短树壮的樱花林和两片丛生的杜鹃园。垃圾土山经过两年沉陷、腐熟,全面铺种常绿草坪、各色灌木。粗犷健壮的旱柳林立在沿河两岸。公园开辟1000多平方米的花圃,专人培植四季草花,布置在园路两侧、景点前沿的花坛、花径。公园也初步形成处处见绿、四季有花、整洁美观、宜人游憩的环境。建筑物、构作物和道路面积,严格控制在公园总面积的3%以下,绿地率(除水面外)达90%以上,一座以植物造景为主的新颖公园基本建成。第一年就接待游客24万人次,成为南通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

(作者系原南通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唐代狼山兵变始末

 

钱 健

 

在中华文明史上盛极一时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逐步走向衰亡。可谁能想到,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山——狼山,竟也与唐朝的衰亡密切相关。如今屹立在长江边的狼山不仅是遍布古刹艺文的风光旖旎之地,还曾经是虎贲狼兵聚啸,谱写过一幕幕史诗的豪雄之山。

唐乾符二年(875)四月,狼山镇遏使、突阵将王郢(?—877)召集69名将士为党,强行打开军备库,取出兵器,聚众兵变。叛军召唤民众入伍,人数竟达万人。王郢率领队伍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后沿途劫烧,攻占江南的苏州和常州。唐诏令为之咒骂道:“王郢,江乡贱卒,营伍微材;忽抚御之小乖,敢凭陵而构乱。迫胁将相,恣窃干戈;劫资财于建邺之城,聚徒党于狼山之戍。寻则浮江泛海,掠镇攻城,摽掠三州,伤残万户。又于福建管内,毒害生灵,凌犯纪纲,悖违天地。”

史籍对王郢的籍贯没有记载。但从“江乡贱卒,营伍微材”等描述看,王郢是个出生于长江边的乡下人,在驻军里本是个下等兵丁,因小才能而被提拔为营伍之官。这个小才能大概就是指善“浮江泛海”的本事,因为古时不像今日有海图和坐标体系可以凭用,所以在江口和海边驻扎的水师都需要从当地征募熟悉本地水道暗沙海流的人。加上徒党常常多为乡党,而王郢能聚徒党于狼山,所以他很可能就是狼山本地人。

苏州刺史李绘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而弃城出走,于唐乾符三年(876)正月被朝廷褫职。叛军继续壮大而威胁周边州郡。

笔者推测,少年皇帝僖宗整日游戏,起初并不知道狼山兵变之事。因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见到抄传的《唐实录》中提到皇帝是于唐乾符三年二月,即王郢已兵变了10个月之后才正式接报王郢劫库兵为乱一事,三月才知道王郢已聚众万人,攻陷州县。而在此之前,王郢早已扩建水师,南下浙闽,进占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以及福建多地。直到唐乾符三年七月,朝廷才命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任缘海水军都知兵马使,率军讨伐王郢。

客观上看,狼山兵变是王郢等人的无奈之举。王郢等从军征战,捕盗剿匪平叛,立有战功。但大唐朝廷当时宦官当道,朝政黑暗,各地文武敷衍塞责,公义已失。王郢等人虽因功晋级,但只是得了空头名号,其上级浙西节度使赵隐连将士最基本需要的衣服口粮也不予供应,王郢等“论诉不获”。而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以身家性命搏得军功的将士温饱都难以保证,被迫“劫库兵作乱”,自谋衣食。也正是因此,王郢也希望朝廷能体恤实情,给予宽宥。

王郢的水师进入温州后,请温州刺史鲁寔代向朝廷转达请降之意。《资治通鉴》中唐乾符三年九月条记载,鲁寔已屡次为之上奏论述;朝廷得奏后也曾数次表示可以宽免其罪,但敕令王郢须亲自到长安诣阙请降。历史上叛逆者在投降后多半被乘机捆缚而遭千刀万剐的故事使得王郢深以为惧,所以王郢坚持朝廷只要给予他一个望海镇(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使,守卫海边一地就可以了,始终不敢离开自己的军队。唐帝因招抚不成从而决定消灭王郢。

王郢之所以坚持要为大唐留守在海边的一个小地方,是因为他有一支水师部队可以保护自己。万一朝廷哪天要歼灭他,他还可以乘船漂流外海以苟延残喘。但唐朝廷不许其请,十一月,任命王郢为右率府率,让他入内陆在左神策军里补上个职位。此外,对于王郢在兵变后抢掠的财物,也无须归还。朝廷如此处理,更增加了王郢的疑惧,王郢怀疑鲁寔暗中玩弄诡计而没有如实转报自己的请求,于唐乾符四年(877)正月将鲁寔骗上自己水师的船后,将之拘押而重新向朝廷讨价还价。

鲁寔被拘押之后朝廷大为震惊,在全国调遣军队,合力围剿王郢叛军。

当月,唐廷即以僖宗名义下《讨王郢诏》。因事体重大,这是僖宗一生所签发的各种诏令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宣告:

“……王郢包藏奸慝,诳惑军师,诈示归降,密为抗拒。昨者拘留鲁寔,已验凶狂,今闻再犯温州,显与官军抵敌。鲁寔陷在舟楫,王师败于锋镞;两浙震惊,百姓忧扰;滔天之罪,擢发难书。

是以别铨名将,更益雄师,兼福建之精兵,杂番禺之战士;水陆俱发,腹背齐攻,须克旬时,必破妖孽。除先征诸道五千一百人,及福建、南海并虔、吉、衢、婺等州兵士外,今更抽忠武军一千五百人、感化军五百人、泗州五百人、宣州五百人,都计一万五千以上。前左武军大将军宋皓,负关张勇智,有韩白英雄,累著战功,再居环卫;思豺狼之未灭,耻荆棘之犹存,誓愿长驱,速清群丑。今除授检校左散骑常侍守右龙武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诸道招讨使,应新旧行营兵士,悉取指挥;各宜愤激忠诚,淬厉戈戟,识机翦扑,取势芟夷,速立殊勋,迎俟超奖。

其王郢部下徒党等,或本同谋议,或偶被胁从,或因穷饿依投,或遭俘缧指使,所宜舍逆取顺,去暗趋明,勉图富贵荣华,勿受驱除翦戮。如生擒及斫得王郢头归顺者,当授四品正员官,并赏钱一万贯,赐庄宅一区;如能率众于所在解甲归降者,亦当厚与爵赏。明垂信誓,必不欺渝。凡在忠烈之徒,皆宜贾勇增气。”

诏令宋皓为右龙武大将军,节制诸道新旧行营兵士,全权负责讨伐叛乱。同时在两浙和福建广泛发动士绅乡农,组建民兵队伍以牵制叛军。

在前线的新任镇海节度使裴璩计谋多端,严令提高官军的戒备,避免与强悍的叛军正面交锋,同时设法分化叛军,秘密地诱降一些叛乱人员。最后,王郢手下的重要将领朱实降唐。朱实解散了叛军六七千人,向官军献出器械20余万件及大量的舟船与粟帛后,被唐廷封为“金吾将军”。

王郢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已知朝廷唯求自己速败而毙,遂率余部向东转移,于唐乾符四年春进入浙江东部的傍海地区,以水师再次攻占望海,转战明州(今宁波)、台州(今临海)等地,迫使唐台州刺史王葆撤退到唐兴。唐廷令镇海、浙东、福建三镇出动舟师对抗之。闰二月,在明州附近,王郢军遭遇阻击。混战中,王郢被甬桥镇遏使刘巨容率官军布置的筒箭射杀。这场起于狼山的兵变至此败结。

起于长江口,烽火至两浙和福建,搅动天下民心的狼山起兵事件,使天下人加深了对唐王朝已经堕落而日益黑暗的认识,失去了对这一腐败政权的信心。狼山兵变还实际策应了王先之(仙芝)、黄巢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得起义和暴动得以燎原全国。大唐帝国从此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狼山兵变加剧和加速了已有近250年历史的唐帝国的崩溃。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用美学指导修志

 

——评陈有清《方志美学散论》

陈 辽

 

陈有清,参加过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部县志《如东县志》纂修工作,曾经发表过《琐谈方志编修中的美学观》一文,提出并论说了方志中的美学问题。历经30多年,他又根据新的实践与感悟,写成《方志美学散论》(简称《散论》)一书。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编修方志,精品良志不断出现,这是中华文化建设中的可喜现象。如何使更多的地方志书更好地发挥正能量,更具有可读性,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地方志的美学质量。《散论》正是抓住了这一节点,写出了“人人意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方志美学问题。

《散论》首先指出: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美总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何种社会人群,也无论男女老幼,对于美总在“不懈地追求”。方志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作为兴革治理的参考文献,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作为推动和发扬社会正气的重要工具,自然与美有着不解之缘。

体现在方志中的美,不是虚幻的、抽象的,从人员的组织、体例的制定、材料的取舍至词语的推敲、图表的选配,无一不深蕴玄理,各有青山。著者列举古今中外大量事实,分析它们优劣高下,使读者心领神会,悟出奥妙,从而提升自身的美学修养,提高自己的纂修能力。

这种能力应在方法上得到体现,如何使地方志纂修得既善又美?《散论》提出并论述了方志美学的实际操作问题。著者尽30多年“踩泥淖身体力行,厘文牍卷帘而悟”,结合怎样修综合志、怎样修专业志、怎样修家庭志等问题发表了独到的意见,切实可行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是要求真。方志之美,首先在于“真”。“真,是美学的精髓,方志又是‘一方之信史’,二者正巧是高度的统一”。《散论》指出:修志之美首在求真,唯真才可算“信史”。怎样才能“真”呢?著者认为一要坚持两点论,好与坏,成与败,正确与失误,都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用一句网络语言,“有阴影的地方必然有阳光”,反过来说“有阳光的地方必然有阴影”,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同时,著者又不无忧心地提醒我们:“说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当前二轮修志,‘真’是一大难点”,并以循循善诱之心,从5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劝导,冀望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志书充溢着一种最珍贵的元素——真善美!

二是要承认方志中的山水自然和某些人、事有“共同美”。大半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也承认和肯定“共同美”的存在,他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山水自然的“共同美”,比较容易理解和肯定,但对于某些社会美也存在“共同美”,有些修志工作者却接受不了。其实,“创造美的社会实践,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独有的”“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也曾经创造过美,或者没落阶级的某些人们,也可能在客观上对美的创造起过某种积极作用”。因此,各个地方社会美中的“共同美”,“该收则收,该录则录”,不要以一己的政治偏见而轻易否定。

三要有“个性”,不可千篇一律。如果各地的志书纲目与风格都大同小异,还有什么美感可言。“对于采集的资料,怎么样选材、取材,怎么剪辑、拼装,用什么方式与角度来表述”,都应有独特个性,“需我们从美学的审美高度多加考虑”。有个性的地方志才是美的地方志。如果我们的志书都是一个模式,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既不能反映各自固有特征,又叫人读起来味同嚼蜡,何美之有?

四要“活”,以动为美。编修方志,怎样使那些呆板的、汗牛充栋的资料变活呢?著者认为,高明的方志编修者不是杂乱地罗列这些资料,也不是孤立地堆砌这些资料,而是首先探索出一条贯穿资料的红线。“这条红线就是我们志书从上限到下限间的发展史,按照它们各个时期的存在状况组合成一定的发展轨道,一环一环自然而然地展示出各项事物发展的趋势,展示出它们从少到多,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变化。这就增加了人们的动态感”。“志”反映问题是平面的、静态的,“史”反映问题是立体的、动态的,“志”与“史”的有机结合,将一定历史阶段的事件,经过融化打浆,绞成一条发展的红线,这是把方志写“活”、闪烁着美的生命的关键。

五是既要内容美,又要形式美。方志的内容美是主要的,但是形式美也很重要。文字风格的基本统一;封面的设计与装帧;版面的错落有致,讲究黄金分割,都是形式美的重要方面。内容美和形式美统一,地方志的审美价值就更高了。

根据对方志美的上述几个方面的要求,《散论》不仅对方志的纂修方法作了生动详尽的论述,同时对修好诸多不同种类志书,也作了具体的指点。《散论》实际上成了一部如何纂修好方志,如何提高方志美学价值的教材;也是对即将大规模兴起纂修专业志、家谱、家庭志的动员令。如果中国的方志纂修者都有意识地“用美学指导修志”,那么方志的学术质量和美学价值一定会较快地提高,方志的“资政育人”作用也将能更大地发挥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美既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但又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孤立存在。”“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具体到纂修地方志,各省、市、县(市)的美,客观存在于各地;但是,如果纂修方志的人员缺乏对美的感觉,他还是感知不到各地的美,更不要说在方志中表现和呈现各地的美了。《散论》中说得好:“由此看来,提高方志编修者的美学水平已成当务之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提高方志纂修美学水平,关键在于提高修志队伍的美学修养,要求我们虚怀若谷,与时俱进,不断充值,使我们的修志大军精神振奋,文武兼备,充满梦想和阳光。著者凭借着娴熟的驾驭能力,以美为精髓贯穿全书,用“形散而神不散”的格调,谋篇布局,统筹大观。全书共分8个篇章,33个小节,25万多字,从修志方法刍议、口述地方志的兴起、专业志修纂概况、怎样编修家谱、怎样修家庭志及飞鸿酬唱等,每个章节既独自成篇,又浑然形成一体,既无“琐碎”之感,又无“散沙”之嫌。尤值一提的是,“飞鸿”中人物的描写,有的扣住一个“苦”字,有的扣住一个“乐”字,有的扣住一个“顶”字,有的扣住一个“悲”字,各具特色,栩栩如生。这对于提高方志编纂美学价值,特别是对人物志的撰写,有着更深层的启迪作用。

《散论》是一本论述性很强的长篇大作,但读起来并不抽象枯燥,著者将创作过多部中长篇小说、电视连续剧与古体诗词的功力“散发于他的作品之中”,正如序者所言:“那生动的文笔,那谐趣横生的话语,一个个新颖的知识点……读着如夏夜闲坐,于习习凉风之中数着天上的星星,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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