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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5年06期

发布时间: 2015-12-29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5年06总第162期


目 录



大树参天亮节风高

  ----回忆胡耀邦同志在南通 张佑才

江海文化南通独特魅力之所在 孙应杰 

在烽火硝烟中成长壮大的“新七团”沈朝周

抗日义勇 精神永存

  ——纪念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成立七十八周年 

如皋抗战二三事 徐良泉口述丁建明整理

抗战时期弦歌嘹亮的南通县中 陆子森

志开法师与栖霞寺救难 董玉龙

解放前夕南通县劳工生存状态一瞥 武志敏

一张南通解放初期的救灾聘书 

接管南通邮电始末 

新中国成立前通州典当业略述 程太和

狼山佛教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马建清

创设图书漂流驿站当好知识传播使者 

传承历史文化精髓奏响改革发展强音 焦学健

明代至民国如皋尊老敬老风尚 

张謇与中国的科举制度 张廷栖

姚港老镇拾遗 许德忠

再现反清乡斗争血与火的壮烈一幕

  ——中国画怒火》创作谈 沈启鹏

欧阳予倩与南通戏剧 张自强

叙事长歌花子街登上大雅之堂始末 严金凤

引用个人口述史料需慎重 沈玉成

精雕细磨出精品

  ——启东市志(1986~2005)》印前再校 黄翠芳

结缘史志 





 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26个年头了。但是,他那清脆高亢的讲话声似乎仍萦绕于耳,他那充满活力的举止似乎仍历历在目。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回忆起57年前的1958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到南通,并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报告。当时我还是南通县中学高中部学生团干部,尽管是在他离开南通以后,听团县委传达时才知道,但听了他的讲话,我们仍然无限兴奋和喜悦。胡耀邦同志来南通时,正是大跃进前夕。他到南通后先登了狼山,在山门口看到了一幅对联很有气魄,在作报告时就以那幅“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为切入口,结合当时的形势,向团员和青年们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大有希望,二是小有困难,三是真有办法,四是要有志气。他的讲话,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听了感到很有力量、有奔头。那次传达以后,我们学校为了激励和体现团员、青年的志气,在校内组织了一次马拉松长跑活动,即以学校到南通城的来回为距离,全校学生在操场上累计跑完这段路程。诚然,1958年以后,国家在经济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接着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胡耀邦同志所讲的那个“大有希望”迟迟没有出现。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希望才慢慢地到来。

 在我担任南通市市长后,与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有过两次直接接触。一次是1986年春,我和南通开发区的同志在北京,到总书记家中;另一次是1986年11月,总书记到南通视察,我与时任市委书记朱剑一同接待。

 1986年春季去总书记家,是因为我与总书记的夫人李昭及总书记的小儿子胡德华此前已有多次接触,认识并熟悉了。李昭同志在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时,与南通国棉二厂有业务交往和合作关系,多次到过南通,也住过一些时间,我也几次接待过她。胡德华同志当时是南京工程兵学院的教员,教爆破技术课程,因业务关系,也几次来过南通,我们都有见面和交往。我和开发区的同志去北京后,打电话向李昭同志问好。李昭同志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于是,我们6人就去了。总书记家住房不大,天井也小,陈设简陋,作为会客的房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普通的椅子。与李昭同志聊了一会儿,胡总书记回来了,他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并请我们饮茶,听取我们汇报。他不但不摆架子,而且主动问这问那,说话亲切,就像多年的老朋友见面一样。那次,我们对总书记简朴的居住条件和他的平易近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6年深秋,胡耀邦总书记先后两次到江苏视察,第一次是10月25日到28日,总书记冒着蒙蒙秋雨考察了无锡、苏州市的城市建设以及无锡、江阴、张家港、常熟、吴县等地生机勃勃的乡镇工业。第二次是11月15日,总书记在省长顾秀莲的陪同下来到南通,下榻文峰饭店。

 总书记坐直升机察看了正在开发的一望无际的黄海滩涂,看到江苏省近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沿海三市南通、盐城、连云港的全貌。黄海滩涂是由长江下泄泥沙淤积而成的新大陆,当时已有900万亩,并且每年向大海延伸6万亩,已开发200万亩。胡总书记在直升机上一面看一面赞赏:“滩涂是宝!”“滩涂是大宝!”并问我:“南通市滩涂面积多大?”我说:“完全属我市的300万亩。我市海岸线向北还有300万亩滩涂在我们视线内;站在盐城市沿海岸线向南看,这300万亩滩涂在他们视线内。”胡总书记说:“都是江苏的,国家的。都要开发。向滩涂要宝。”我汇报道:“我们已和盐城市的领导商量过了,从这300万亩滩涂中间开始,我们向南通方向开发,他们向盐城方向开发。我市已率先在中间树了界碑,开始种小米草了。”总书记听后,很高兴地说:“这好!这好!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互相关心、共同发展。”

 直升机噪音大,因受海风的冲击,颠簸很厉害,尽管我们身上有安全带绑着,但还是左右摇摆很厉害,不得不用两手抓紧栏杆。总书记却兴奋得两手总是要松开,说话打手势。他不顾个人安危,完全融入到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中去了。

 飞机着落加油,总书记就下来坐车、步行考察。他察看了南通的黄海滩涂开发情况和长江港口建设情况,工厂和农村建设发展情况,再次登上狼山察看全市和港口全貌。

 在到南通之前,总书记先乘直升机察看盐城、连云港的滩涂后,参观了新四军军部旧址和纪念馆,又坐直升机到海安县考察。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率领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在海安取得过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在那儿要建七战七捷纪念碑,胡总书记专门为此题词:苏中七战七捷。

 11月16日下午,省委、省政府在南通市委礼堂召开全省11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6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省委、省政府部门领导参加的干部大会。胡耀邦总书记作报告。省长顾秀莲主持会议。

  总书记讲话很深刻,也很生动,1958年在南通讲话时借用狼山的一副对联,这次讲话又用南通的三座古塔作比喻。他说,南通有三座塔,角是四、六、八,两塔平地起,一塔云中插(指狼山顶上的支云塔),江苏省要争取三个第一。“我今年深秋两次来江苏,看到大江南北城乡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内心很高兴,江苏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最快的省份之一。希望江苏的同志不要满足这一领先地位,要继续努力,实现三个领先,即在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上继续领先,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要争取在全国领先。这就要求江苏省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百折不挠向前进。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这是经济工作中心的一环,决定性的一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主要是抓两条:一是下决心简政放权,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权;二是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把职工的劳动所得同经济效益挂起钩来。要很好地对外开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交通方便、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以及向内地输出技术方面累积经验,走在全国多数省前头。”

 总书记特别强调:“建设精神文明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场所,提出一些简单明了的具体目标,切实抓好,做到每年都有所收获,都有所前进。”他还特别指出:“江苏一千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海域和陆地面积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近全省的三分之一,处于长江三角经济圈的北翼,与江苏苏南经济发达市相比或与全国其他经济发达省相比,差距在沿海,因此潜力也在沿海,希望在沿海开发上下功夫,向滩涂要宝。”

 总书记还讲到:要加强中青年干部培养,领导班子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会作出表率。他表示,自己过七十岁就自动下来,让给年轻人干。老同志有责任将年轻人扶上马来,还要送一程。

 他讲的话大家很爱听,他一面讲,还一面做手势,不时地站起来,会场气氛十分活跃。

 总书记平易近人的作风,处处都能感受到。在南通活动时,他乘坐的是市政府提供的大巴车,每次上车前都亲切地向在车门口迎接他的驾驶员致意说:“师傅,你好!”他对住地的服务和保卫工作人员也都是亲热招呼。总书记心中装着全国的大事,心中想到的是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吃饭、睡觉都闲不住。有一次我陪他用餐,吃饭的时候,没有任何拘束,他喜欢听真话,有什么说什么。他问我:“有没有去过深圳?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去过了,还在深圳设了办事处,为招商引资服务,及时报告好信息。他又说:“香港、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必要的先进设备,还有资金引进国内来发展经济。”“要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我向总书记汇报说:“我市各中外合作合资企业注意引进的消化、吸收。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要为我所用、为我所有、为我所出、为我所创。”他还问我对深圳总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改革开放好,深圳发展变化真大、真快。总书记说:“我们利用外资有成绩,对外开放政策要坚持好,要扩大对外开放,因为闭关自守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过去发展慢、落后就在于此,但必须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同时,窗口打开了,开放了,香风、臭气都会进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会有反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陪同吃饭的过程中,总书记和我从国事、省事、市县事,聊到了家事。他关切地问到我父母和家庭情况,讲到做好工作与保重身体、处理好方方面面关系的问题。因为谈话比较自由,我就顺便向他建议让胡德华转业到南通工作的事。一听到这个提议,他马上警觉地问:“是不是德华找了你?”我回答说:“他没有找我,是我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懂技术,为人淳朴,没有一点大干部子女的架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如能转业来南通,可以在我市海滩开发中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是不是在这里工作你们会提拔他的职务,解决他结婚后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告诉过德华,他转业后仍回原地。至于结婚后两地分居的问题,全国这种两地分居的夫妇多着呢,得按规矩办!”看到他一脸的认真和严肃,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在这件事上我被总书记点拨了一下,内心对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品格更为崇敬。

 28年前即1987年下半年,我作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时,又一次远远地看到他出现在主席台上。这一年的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职务,保留着政治局委员职务。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当政治局常委进场入座时,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同志稍后一点入场,但他一进来,全场起立,又一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且经久不息,直到胡耀邦同志缓缓地走过大半个主席台,在自己席位卡的地方坐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代表们才停止了鼓掌。这代表着全党同志对胡耀邦同志的高度信任和爱戴。

 2004年,南通市政府机关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到江西参观考察,他们告诉我说将去共青城胡耀邦同志的陵园,我嘱他们代为表达心意,向耀邦同志陵墓敬献了花篮。在胡耀邦同志逝世15年后,大家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个花篮,而是无限的敬仰和思念。祝愿耀邦同志这棵参天大树的精神和品格长青长存。



江海文化:南通独特魅力之所在

孙应杰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南通,这个建城较晚、相对年轻的城市,古往今来,为什么为世人所瞩目,为什么被许多名人所吟咏,所赞叹,正是在于它拥有独特的江海文化,因而造就了南通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征服了人们的心旌,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同。

独特的文化生成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既扼江又面海的城市。万里长江从这里奔腾入海,浩瀚的大海又在这里与大江拥抱,江涛海浪,无际无涯,这种雄伟壮阔的景象给人心灵的震撼和启迪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来到南通,登上狼山观海,看到“无边波浪拍天来”的壮景,不由发出“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的浩叹。这时的他刚踏入仕途不久,这次狼山的登临观海使他顿开眼界,对他政治家不凡胸襟和气魄的形成不无关系。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金兵押往北方的路上逃脱,历尽艰险,来到南通,面对江海奇景,他也写出了“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的诗句,滚滚而来的不尽长江,浩渺无际的苍茫大海,更加坚定了他渡海南归抗金的决心,他在《泛海怀通州》诗中写道:“江波无奈暮云阴,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头觅船去,始知百炼是真金”。从古到今,不仅是王安石、文天祥,只要是来过南通的名人雅士,无不被长江的奔腾不息、不可阻挡和大海的包容万物、气势磅礴所倾倒,从中受到启迪,吸取力量,更不用说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江海儿女,他们时刻沐浴着江风海浪,接受着江海的熏陶,江海的精神、江海的品格早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共同的理念、情操、规范和价值取向。这就是江海文化生成的根基。

独特的文化产生于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文化是人创造的,江海相抱的独特环境使生长在这一方土地上的江海儿女产生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创造出独特的江海文化。远在5000多年前,青墩先民为了生存,在这块滨江临海的莽荒之地,向江海觅食,赖荒滩谋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广学博采,开拓创新,制石器、磨骨器、造陶器,渔猎垦殖,在沼泽地上营造出“干栏式”居室,在麋鹿角上刻画出筮占文字,展现了中华文明之光,开创了江海文化之源。从此,这一文化之源就浸漫在生活于江海平原上的一代代儿女的生命历程中,流淌在一代代人的血脉中,并不断得到充实、弘扬、光大。其后,无论江海如何变迁,向江海开拓、索取就成为南通人生产生活的主流方式。从西汉开始兴盛起来的南通独特的煮海制盐业,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江海文化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没有到过南通,然而李白在诗中赞颂道“吴盐如花皎如雪”,杜甫在诗中也提到“蜀麻吴盐自古通”。宋代大词人周邦彦在词中更以“吴盐胜雪”来形容女子的皮肤白皙无暇。南通出产的“吴盐”成了古代文人笔下的宠儿,这也是江海文化魅力的一个映证。到了近代,张謇先生组织江海儿女在荒无人烟的黄海摊上开垦植棉,创办了大生纱厂,开创了一条民族振兴、地方自治的新路子,使南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在张謇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江海文化的精髓。1953年12月,张謇先生的侄儿张敬礼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口对他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毛主席的话既是对张謇先生的高度赞赏,也是对江海文化的高度肯定。

独特的文化凝结于独特的物质精神成果中。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无不铭刻着文化的印记。独特的文化魅力必须通过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体现出来。作为江海文化之源的青墩文化就是以带有鲜明的江海特色的干栏式居室和刻有筮占文字的麋鹿角而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新石器文化,尤以筮占文字的发现而闻名于世。西汉以后,以独特的煮海制盐生产而兴起的盐文化历经千年,展示了光彩夺目的风韵。近代,张謇先生则以开垦江海滩涂、兴办纱厂起家,对南通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建设和经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民间博物馆、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中国人办的聋哑学校和第一所气象站,开中国城市建设、社会建设多项事业之先河,使南通成为全国的“模范县”,把江海文化推向了新的层次。当时,国内外有识之士对南通赞扬不绝,社会各界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沈寿、欧阳予倩、梅兰芳、王国维、朱东润、陈寅恪、江谦等,被南通的魅力所吸引,纷纷来到南通,许多人参与了南通的建设,并利用南通这个舞台,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一段段佳话,也为江海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即使到了现在,近代南通的魅力依然撩动着人们的心。2002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来通详细考察了20世纪初张謇先生全面建设经营南通的业绩,提出了南通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创造性地全面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这段对近代南通城市建设成的精辟论述,彰显了江海文化在其中的底蕴。新中国成立后,江海文化随着南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焕发着新的光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南通的江海开发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凝结其中的江海文化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198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考察了我市沿江开发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后,为我市和开发区分别写下了“面向世界”和“扬子第一窗口”的题词,充分肯定了南通开发开放的成绩,也赋予了江海文化新的内涵。1990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在南通考察以后,在开发区写下了“江海明珠,风水宝地”的题词,这是对大美南通的高度概括和赞誉,也是对江海文化的高度概括和赞誉。

城以文而美,文以城而显。进入21世纪后,南通实行江海联动、陆海统筹开发,大桥、大港、大学、铁路、高架陆续建成,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江海文化建设也上了新的台阶,教育之乡、建筑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平安之乡、新侨之乡等美誉接踵而来,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领导人,他们在职时或是退休后来通考察都对南通给予了高度评价。南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江海文化也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同和赞美赏。今天,在向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军的新征程中,如何把一代代江海儿女接续奋斗而培育、积淀、铸就的江海文化传承、发展、光大,为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南通提供更加强大而深厚的力量源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让我们在开拓创新中传承、发展、光大,在传承、发展、光大中开拓创新,创造江海文化新的辉煌!


在烽火硝烟中

成长壮大的“新七团”

沈朝周


1946年7月,国民党军政在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华中野战军奋起迎战,苏中战役就此打响。此时,通榆公路线的(南)通如(皋)段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原来的华中一分区被分割为东西两块,8月6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宣告成立,洪泽任军分区政委,梁灵光为军分区司令员。10月,九分区七团在南通县石港镇东南于家园成立,团长王世仁、政委陈直斋,七团下辖3个营、两个直属连近2000人。这支部队定名为七团,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一师三旅曾有一个七团,该团驰骋江海平原,战功显赫。“新七团”的诞生无疑将继承老七团的光荣传统,续写老七团的辉煌篇章。

“新七团”成立后面临的严峻形势

1946年10月中旬,敌人夺取东台后,调兵南下,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一团集结南通;整编二十一师一四五旅四三五团及淞沪司令部独立团徐容部集结海门;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二三五团两个营集结如皋;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团集结李堡。各地土顽反动地主武装经过训练后,蠢蠢欲动,黑云压城城欲摧。敌人展开对九分区的全面“清剿”,妄图消灭我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力量。

10月24日,国民党整编军4个团加上5000余人的武装“还乡团”,分南北两路开始对九分区“清剿”。南路敌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一团进犯并占领了金沙。28日,海门徐容部由敌整编二十一师一四五旅四三五团护送,兵分两路,陆续占领麒麟、三阳、长沙、长乐、汇龙等镇和四甲坝、泰安港。11月4日,敌四三五团从四甲坝进占三余、掘港。北路敌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二三五团两个营由丁堰出发沿串场河北的丁掘公路,占领双甸、岔河、马塘、掘港。敌整编六十五师一五四旅四六○团由李(堡)角(斜)占据了如东的栟茶、古坝、丰利。至此,九分区主要市镇、交通干线均被敌人占领。敌人构筑大小据点64个,特别是敌重点“清剿”的南通县构筑据点50个,形势愈发严重。

初战受挫,总结经验教训

大敌当前,刚组建的“新七团”还未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和系统训练,就投入了紧张的反“清剿”斗争,只能在战斗中学习、锻炼。只有同心协力、勇于战斗,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金(沙)石(港)线中心的西亭被敌人占领,分区首长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11月1日夜,“新七团”攻击侵占西亭的敌四六一团一个连,战斗至拂晓,尽歼街头土顽100余人,将敌军主力包围于西街大庙,一度突进外围工事。但由于“新七团”缺乏攻坚经验,火力组织也不好,最终未攻克。18日,“新七团”暨如皋警卫团再攻据守通西重镇刘桥的通保两个连,也未能攻克,仅俘土顽200人。由于西亭、刘桥攻坚均未获胜,“新七团”决定从挫折中奋起,改变作战指导思想,避强打弱,先打野战、先打土顽,不打消耗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始尝胜果,分区形势发生转折

1946年冬至1947年春,是华中九分区对敌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形势最紧张。敌人占领的地区达250个乡,1600多个村,80万人口,区乡政权约三分之一被摧垮。为了对付严峻局面,“新七团”兵分两路:由洪泽、周一峰等率一个营,活动于通如一线;由梁灵光、谢中光等率两个营,南下海启,寻找战机。1947年2月,苏中区党委和纵队党委管文蔚、吉洛等领导决定在海(安)栟(茶)线上展开攻势,打破敌人的封锁,尽快恢复一分区与九分区之间的联系通道,牵制敌人,掩护九分区党政机关及分区武装插回原地,打开局面,坚持南线斗争。并电令“新七团”北上东台配合。

海(安)栟(茶)交通线,西起海安镇,东迄黄海边栟茶,全长50余公里,苏中战役以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根据既定方针,2月15日,发起栟北战役,华野十一纵队开展了积极的作战行动,在海栟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同时迫使国民党军分兵北援,在九分区境内撤去24个据点,减轻了九分区军民的压力。

栟北战役的胜利,给坚持内线的军民以极大鼓舞,各县地方武装乘机出击,取得胜利。

一下东南,收复聚星镇

栟北战役后,“新七团”重返南线,首先插回掘港、马塘、南坎。为打开南通的局面,保证分区南北畅通,“新七团”选择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二窎一带寻找战机。3月1日,“新七团”在南通县警卫团的配合下,取得二窎伏击战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支援海启军民的斗争,在华野九十三团的配合下,“新七团”于3月25日攻打东南中心据点聚星镇。战斗中步炮密切配合,战斗较为顺利。经过数小时战斗,我部以伤8人、牺牲4人的代价全歼守敌顽区队、自卫队130余人,缴轻机枪3挺、长枪40余支。

攻克聚星镇是“新七团”建团以来攻坚战斗中的首次大胜。“打了个翻身仗”,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士气和打攻坚战的信心。随后,又攻克滥港桥、丰利等地。

首战通西,扬威花市街

通西地区四面以江、河为界,敌人以此天然地形筑成封锁线,在石港至刘桥运河一线修筑公路,每隔10里、5里构筑一个据点。为恢复通西地区,打破敌人的封锁,分区领导采用敌进我进的穿心战术。

5月11日,“新七团”直扑石港至刘桥运河线上的花市街据点。由一营担任主攻,翌日拂晓前攻克,全歼守敌50余人,缴轻机枪4挺,并逼退吴观音堂之敌。天亮后,部队向花市街南转移,在四安区进行了一次武装大游行,吓退陈家酒店、严家园两据点敌人。

花市街战斗,打破了敌人对通西半年的封锁,震撼了敌人,同时给当地干部和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人们奔走相告。这次战斗为恢复通西打下基础。

二下东南,灵甸大捷

1947年5月下旬,分区决定将启东与海门交界处,紧靠长江边的灵甸港据点作为攻击目标,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于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5月29日晚,“新七团”会合东南警卫团,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直扑灵甸港。三营九连主攻。经过3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保安大队一个连。接着,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分别进入伏击阵地,准备痛打徐容的增援部队。次日,徐容部第三营及苏四保共6个连前来增援,于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我四面出击,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共毙伤敌副营长、连长以下80余人,生俘4个连长及副连长以下440余人,缴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34挺、步枪255支及其他军用品等。

灵甸战斗的胜利,不但歼灭了敌人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分区的反“清剿”斗争,而且通过配合作战,部队提高了战斗力。“新七团”等参战部队受到华东军区和苏中军区领导的电令嘉奖。

三下东南 拔除三阳镇据点

灵甸大捷,东南心腹大患被除,九分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点就是群众游击活动的蓬勃兴起。

1947年下半年,“新七团”干部进行了调整,由谢友才任团长、肖卡任政委、梅永熙任副团长兼参谋长、陈佐任政治处主任。新上任的团长谢友才是一位老红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肖卡一武一文配合默契。部队抓紧进行整训,战斗力不断提高,战斗规模日益扩大,大量拔除据点,逐渐恢复和扩大了解放区。

7月下旬,“新七团”先后攻克骑岸镇等据点。8月,驻南通的国民党四十九师王铁汉部被调往东北,驻海启的守敌纷纷放弃小据点,土顽集中于三阳镇据点。8月20日夜,“新七团”包围了三阳镇,东街守敌在我迫击炮火等攻击下首先投降。同时,三营猛烈攻击西街,西街守敌见势不妙,纷纷溃逃,被“新七团”追击全歼。三阳战斗俘顽区长以下450余人,毙伤4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长短枪200余支,获得苏中军区嘉奖。随后“新七团”乘胜攻克了新港、北新、新安3个据点,扩大了战果。这样海启地区就连成一片。

再战通西 解放刘桥

11月初,敌人重新占领了太平庵桥、长河滩一线,并到处骚扰抢掠。为支援通西肃清刘桥土顽,分区决定“新七团”三进通西,拔除刘桥据点。

8日晚9时,“新七团”发起主击,至次日上午,完全控制了街道,敌退入西街头核心工事固守。9日下午3时,我军发起总攻,一举歼敌400余人,其中毙伤60余人,缴获六〇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长短枪200余支,受到华中指挥部的嘉奖。

刘桥解放后,重新占领太平庵桥、长河滩一线的土顽随即逃走。至此,九分区已经恢复了五分之四的地区。其后,“新七团”先后攻克五总埠、南阳、东安、永阳等处据点。

二打石港 机动作战

1948年1月,分区领导为配合东台、台北两地的反“扫荡”,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由“新七团”、八团及南通、如东两县警卫团合作作战,攻打如东县的岔河、南通的石港两处重要据点。

“新七团”主攻石港,敌人将街上一座四层钢筋水泥洋楼修筑为核心工事,四周构筑了夹墙堡,自吹为“万年桩”。25日夜,雪花飘飘,寒风刺骨,“新七团”发起猛攻,二营突破外围,进入街道,经过一小时的巷战,将敌逼进核心工事。次日中午,三营八连发起主攻,先后击退敌人6次反冲锋,至下午4时,全歼守敌。八团主攻岔河,于23日全歼守敌。岔石战役共歼敌2600余人,其中石港歼1200人,俘敌石港区大队副杨石九等以下2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800余支。此战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如东、南通连成一片,为九分区的反攻打下坚实基础,受到华中指挥部的嘉奖。

配合华野十一纵春季攻势,“新七团”奉命机动作战。3月7日,“新七团”攻克东台县的安丰据点。由于初次直接配合主力作战,士气旺盛,全歼守敌350余人。15日,再度攻克被敌人占领的石港镇据点,全歼国民党军编余军官大队和省保安第七总队总队长郑炎、第二大队大队长龚文华、石港顽区区长朱达章以下450余人,毙伤石港自卫中队长李家伟以下8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

“新七团”上升军区主力部队

1948年4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新七团”由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率领,上升到主力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九十八团。

“新七团”从1946年10月组建起,到上升主力部队离开九分区,历时一年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胜不骄、败不馁。据不完全统计,共参加大小战斗130余次、攻克大小据点60余处,歼敌9800余人,缴获八二炮1门、六〇炮3门、小炮10门、重机枪10挺,轻机枪270挺,汤姆枪80余支,步马枪3500余支以及弹药等军用物资。



抗 日 义 勇    精 神 永 存

——纪念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成立七十八周年

徐 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通一群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及部分知识青年,不甘当亡国奴,自动发起组成了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11日,以徐惊百和邹强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制作袖标,排练节目,但是在向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和县政府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未获批准。8月17日,日军开始空袭南通城,炸毁了基督医院等处,南通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随着抗日活动的开展,抗日团体感到需要有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名义。此时,原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布防长江口,师部进驻南通城。由于东北军参加了西安事变,拥护“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因此,徐惊百、邹强提出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改名为“抗日义勇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希望争取得到一一一师的承认与支持,有利于名正言顺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个建议得到全体队员的赞同。为了能取得合法地位,徐惊百动员父亲徐德称(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写信给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东北大学学生),以师生之谊联系;又通过张謇的孙女张非武等名门子弟的社会关系,加上县长洪声(东北人)一起出面与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交涉。常恩多一贯主张坚决抗日,在看过宣传队排练的节目后,发现部队需要这样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宣传队伍,便立刻行文上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1937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抗日义勇宣传队”正式成立。宣传队名义上隶属一一一师政训处序列,而实质上受中共一一一师工作委员会领导。

宣传队成立之初,政训处派员宣布了几点要求:1.一一一师的编制名额,军委会有规定限制,不得擅自超编。宣传队人员名额不得超过30名。因此,地方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宣传队可以一一一师番号定名称,不列入政训处政工人员的编制,但受一一一师领导。2.部队经费有限,宣传队属于义勇志愿性质,队员不授军衔,不付薪饷。每人发给军服一套,皮带一条。办公费、宣传活动费,由师部供给。3.政训处任命少校政训员段克文为宣传队队长,宣传队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队长的领导。宣传队觉得只要能够实现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愿望,体现义勇抗日、不计报酬的无私胸怀,就完全接受了政训处的命令和条件。后来发现,段克文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宣传队的。宣传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成功将段撵走。

宣传队成立后,立即在南通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徐惊百、孙卜菁、邹强是宣传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他们进行周密地组织和策划,把宣传队分成报纸编辑组、歌咏队两块,分别迅速开展活动。

报纸编辑组主办一一一师的机关报《军民导报》,徐惊百、赵琅、邹强、钱素凡(钱彤)、吴质(吴功铭)、王衍(王颂璇)、江涛(沈俊仁)为报纸编辑兼记者;史白(施春瘦、施玉)为特约撰稿人,撰写评论文章。消息来源开始是由张非武、徐微收听无线电广播(当时张家是南通城内为数不多拥有电子管收音机的大户人家),速记抄录抗日前线的消息和战报;还有梁腾、余仪孔通过县政府弄来的电报抄件。后来,师长常恩多看到《军民导报》办得不同凡响,有声有色,立刻调来一部电台,专门给宣传队抄收新闻战况电讯。由于《军民导报》报道抗战新闻快于当时的其他报刊,销量迅速上升,达到近3000份,发行范围也从最先的南通城区,扩大到如皋、海门、启东等县,同时一一一师下属的各级机关和每个连队,都可以看到当天的《军民导报》。该报成为当时南通抗日宣传的第一媒体。

歌咏队由孙卜菁、王坚分工负责。在当时众多的宣传手段中,歌咏是最普遍、最简单的宣传形式。宣传队虽有两大块的分工,但是对于歌咏,其实已经达到了没有一个队员不会唱,没有一天不唱歌,没有一次宣传活动没有歌咏的程度。主要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游击队之歌》《军民合作一条心》《大刀进行曲》《抗战到底》《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宣传队除了在城里街头剧场自己演唱,还下连队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教唱,与东北军士兵打成一片,特别是演唱的东北民歌,引起广大官兵的思乡共鸣,激励了官兵的信心,大大鼓舞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宣传队还自编自演了许多歌曲,比如《吃饭歌》《抗日义勇宣传队队歌》,等等。其中的队歌,是借用苏联歌曲《祖国颂》的曲子,稍加修饰,集体作词创作出来的。歌中唱道:“我们都有火一般的热血,更赋有钢铁般的毅力,我们不怕流血牺牲,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境!”队歌由孙卜菁指挥,集体合唱,气势磅礴,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宣传队在南通街头进行歌咏表演时,一位名叫陈瘦秋的青年,自称在上海时与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梁腾、徐渠等南通籍演员共事过。他有3部上海热门的抗战题材新剧本《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望东北》,希望加入宣传队。徐惊百得知后,立刻向主管的政训处汇报。政训处听说陈瘦秋是当时著名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演员,还会导演、编剧和化妆,便批准了他入队。宣传队随即增加了演剧组,开始招募演员。张非武介绍自己的五妹张聪武(张岑)参加演出。张聪武当时还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喜爱文艺,会舞剑,扮相好,扮演的剧中女主角卖艺少女香姐,无论唱功、做功都非常出色。吴质则介绍弟弟吴滨(吴功铨)参加表演。经过陈瘦秋排练,宣传队在更俗剧场、街头、连队开始巡回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放下你的鞭子》中的主题歌《九一八小调》,更是成为南通城里青年学生口头传唱的流行歌曲。

1937年11月中旬,一一一师奉命撤离南通城,向靖江、扬州、高邮、宝应一带转移。宣传队的27名队员们本着自愿选择的原则,或者随军北上,或者留在南通从事其他形式的抗日活动。当时自愿随军的有14名队员,分别是:徐惊百、孙卜菁、邹强、赵琅、张非武、吴质、吴滨、王衍、陈瘦秋、王坚、孙振中、梁腾、吴禾生(蓝琼)、薛鹤年。留在南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有13人,多为女同志,他(她)们是:钱素凡、张聪武、孙术、钱彬、余仪孔、邹泰、徐陬、徐微、徐楠、徐娴、孙永磬、高维炳、江涛。

宣传队中,原来没有中共党员。1938年8月,一一一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在宣传队发展了第一个党员徐惊百,徐惊百又发展了邹强、周丕炎、刘祖荫等队员加入共产党。宣传队员就像种子,利用深入连队进行文艺宣传的机会,对军队士兵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并发展思想进步、积极抗日的官兵加入共产党。宣传队在长期的游击战中,除了本职的歌咏宣传和报纸编辑工作外,还参加了部队的伤员救护、弹药运输工作。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居民发放动员抗日救国的传单,召集当地民众参军。

1940年9月22日,师长常恩多获知了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与日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议后,毅然带兵围捕军部,抓获了日军代表。缪澄流逃跑。此事上报国民党中央后,蒋介石虽然宣布撤销缪澄流军长职务,但是也对常恩多的“犯上”给予斥责,同时怀疑常恩多通共,命令驻军特务对一一一师开始暗中清查。1941年2月17日,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利用常恩多病重之机,以宣传队涉嫌通共为由,将宣传队队员全部关押,逐个审讯。宣传队队员没有一个人认罪屈服,坚持抗战无罪、内战违法的统一口径,并开始了绝食斗争。由于宣传队在东北军中有良好的基础,几百名官兵集体到师部为宣传队队员请愿,要求释放。陶景奎在查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又怕部队内部生乱,只好释放了全体宣传队队员,并宣布就地解散宣传队。宣传队解散后,一部分人回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了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工作。

宣传队成立初期的27名队员中,有6人先后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徐惊百、史白、钱素凡、张聪武、吴滨、陈瘦秋,其中前5位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成为南通人民心中的不朽英烈。而陈瘦秋,由于安葬于山东省临沂市国民党将士的墓地,2013年才被发现,现正在申报“革命烈士”称号。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讲到:“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今天我们回顾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员一心为抗日救亡,舍生忘死的大公无私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刊误更正

2015年第5期《江海春秋》上刊登的《刘少奇在海安》一文中,误将到会议员200多人刊登为到会议员380人;另外,应作者要求,文中“1940年11月23日,刘少奇由陈毅陪同前往盐城”,应更准确地表述为“1940年11月23日夜,刘少奇、陈毅离开海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4日中午移至盐城文庙”。

特此更正。

                                                                                                                        《江海春秋》编辑部



如 皋 抗 战 二 三 事

徐良泉 口述  丁建明 整理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专程拜访了徐良泉,听他讲述烽火岁月的难忘往事。徐良泉,1917年10月出生,如皋县第五届政协委员,离休教师。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麻队长”气死小日本

1938年春,日军登陆南通,国民党军队弃城而逃。如皋白蒲镇地处通如公路中心,敌人重点驻扎,百姓深受其害。日军肆无忌惮地到城郊乡村抓鸡抢鸭,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白蒲东郊,穷苦农民出身的李坤,自发组织游击队,积极抗日,因他脸部有麻点,个子高大,身强力壮,大家都叫他“麻队长”。在李坤的带领下,游击队经常神出鬼没,运用智斗巧斗的战术打击日军,气得日军直跺脚,却也无可奈何。

日军三三两两下乡掳掠,李坤带领游击队东一枪、西一枪,常常使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底细,吓得丢下鸡鸭,慌忙逃命。

日军经常到白蒲北街市场抢夺小贩的鱼,分文不给。李坤知道后,命令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入市场,正遇一名日军埋头拣鱼,另一名则在闲逛。游击队员给拣鱼的日军当头一枪,闲逛的日军吓得拔腿逃向南街头据点,向上报告。待日军进街搜查时,两名队员早已撤退。

日军吓破了胆,不敢轻易下乡,一天到晚龟缩在碉堡里。李坤采取“敌驻我扰”的战术,消耗敌人的弹药。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在碉堡周围,用煤油铁皮筒燃放爆竹,单声爆竹当步枪,连声鞭炮充机枪。日军误以为我军来袭,在炮楼上架起机关枪乱扫。此时,游击队员早已回家睡太平觉去了。

日军不敢随便出动,只能依靠伪警察下乡找伪乡保长向老百姓征粮征草。游击队员对伪警察包围痛打缴枪;对伪乡保长则晓以大义,减少征收,并规劝他定期向游击队汇报,促其由日军的手足转变为我方耳目,化阻力为助力。

1939年冬的一天下午,李坤遭敌人逮捕,押到白蒲,敌人打算第二天上午就地执行死刑,为了扩大影响,还通知周边老百姓前来观看。敌伪将李坤关押在一间旧房内,用一根铅丝扣住他的脖子,穿过墙壁,由隔壁的看守日军每隔一二十分钟拉一下铅丝,防止李坤逃脱。李坤发现墙壁上有许多铁钉,便灵机一动,拔起一根大铁钉,将颈项上的铅丝扣到墙上的另一根钉子上,供鬼子牵拉。他手握铁钉,使劲挖墙砖,拼尽全力,终于挖出了一个大洞。待看守日军睡着时,立即逃出洞口,越过围墙,趁公路边南洋桥伪警察换岗间隙,冲过关卡,西奔而去。

在鬼子眼皮底下办抗日小学

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夏季在如皋县东马塘镇举办“苏四区暑期文教研究会”,我和哥哥徐浩泉一同去参加。在那里,我们接受了抗日民主教育的洗礼,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并且知道共产党打击日本侵略者有“文武”两条战线,只有两系战线相结合,才能包打胜仗。

学习结束后,如西县政府为了掌握敌情,决定在敌寇眼皮底下办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被派到距敌伪据点仅300米左右的任口小学办学。我以教学为掩护,做情报收集工作,掌握敌伪动态,及时向区情报站汇报。吴迪贤和马晋是任口小学四年级学生,家住在镇上,经常到据点玩耍,便借此探听消息。如遇到特殊情况,我则亲自走一趟。

课堂上,我采用两套书教学,一套是三分区统编的抗日课本,一套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识字课本,平时上课时使用抗日课本,宣讲抗日知识。学生轮流在校门口站岗放哨,发现敌伪下乡,立即通报。学生们立即将抗日课本传递给班长统一保管,再全体藏到指定地点打埋伏。

当时学校教师的薪酬是每月小麦300斤,另外补贴小情报员每月小麦100斤,工资常常预付一年。根据地的公粮运送不便,但当地的保长是“自己人”,对敌敷衍,实则为我方做事。我背着大秤跟在保长后面,就在据点周围征收粮食,再给保长开具粮证,让他到根据地的粮站结算。据点里的敌伪军见到了,还以为我们在替他们收粮。虎口办学,坚持五年。在敌人的心脏里周旋,传递情报。由于情报、教学双丰收,如西县人民政府于1943年、1944年两次传令嘉奖。

因为西边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不敢轻易下乡,五年多时间里,竟未发现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办了一所抗日小学,每天都在高呼:“打鬼子,救祖国,爱人民,保家乡。”伪军更是稀里糊涂,一直以为是伪组织办的白蒲分校。

1944年底,因日本鬼子人手不够,小据点纷纷撤退,任口仅剩伪据点,由平潮镇伪军驻防。

牛槽救乡长

1943年,白蒲伪军朱开聪部苏文才排驻扎如西县薛窑区康庄据点,搜刮民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向我方区公所诉苦。区长黄仲凡随即委派张健到康庄乡担任乡长,并佩发1支手枪,交代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刺探敌伪动态,随时上报;二是不准伪军欺侮群众,大煞其威风。

张健是平潮西天后宫初中学生,自发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智勇双全。到任之后,他白天打埋伏,黑夜走访,唤醒群众觉悟,增强抗日信心。在他的宣传教育下,不少青年积极要求参加抗日。

距离伪据点二里路,有一个丁家油坊,丁家父子都是抗日积极分子。张健将丁家油坊当成“防空洞”、反伪活动关系户。丁家小儿子丁良福和张健关系亲密,两人经常半夜一个在据点南边放一枪,一个在据点北面甩一个手榴弹,吓得伪排长苏文才魂不附体,以为新四军来了,步枪机枪齐发,一直打到黎明,第二天才知是我方的“空城计”。苏文才惊恐万状,千方百计要除掉张健这个“眼中钉”。

中秋后的一天下午,敌伪发现张健去了丁家油坊,立即通知苏文才。苏文才带领伪军10多人前去包抄。丁良福得知后,即刻奔回告诉父亲丁德富。敌伪越来越近,转移张健已不可能。急中生智,丁德富想到了牛槽。丁家油坊前面是3间住房,后边3间是作坊,东北角是牛窝,养着一头拉大油磨的老水牛。丁德富便让张健躺在牛槽里,身面盖满铡碎的稻草。

伪军蜂拥进宅,先在屋子里翻箱倒柜,顺手牵羊,寻遍全屋未见人影。又去作坊搜查,只见一台大油磨和几套榨油箱,东北角一头老水牛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苏文才大发雷霆,问丁德富:“有没有生人来过你家?”丁德富答:“刚刚看见魏保长从我家门前向西,没有进我家。听说这几天保长忙着为白蒲朱团长借捐,我家早已交去。”苏文才无功而返。苏文才因没有抓到乡长张健,认为听信了谎报,结果把“谎报人”臭骂了一顿,还赏了两个响亮的耳光。


抗战时期弦歌嘹亮的南通县中

陆子森


在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一首南通县中的老校歌(四安侨校时期)牵引我们走进了血与火的抗战岁月:“绿树丛中,红墙古庙,是我们的侨校。课堂啊,是新造,宿舍啊,在四郊。朝来暮去,栉风沐雨,师生不辞劳。这里不是交通的要道,未遭敌寇的骚扰,四安真安好。东望金沙,敌寇盘踞了我们的原校,南望通城,城上高悬着敌寇的旗旄。我们要卧薪尝胆,把敌寇赶回三岛。复兴我们中华,收复我们的南通,打回我们的原校。”慷慨激昂的歌词,深沉悲壮的旋律,述说的是南通县中在抗战中的不平凡的斗争历史。

国土沦陷  艰难迁校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国民党南通县政府迁至金沙,下半年,日寇数犯金沙,县政府再撤往北兴桥。位于金沙孙氏小学(后为区实验小学)西侧的南通县立金沙初级中学几乎陷入停课状态。

历史记下了志士仁人在危急时刻的可贵贡献:时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的吴浦云于1939年2月给南通县立金沙初级中学校长李伯平写信,建议学校搬迁到金沙西北40多里处,四安镇西北的温家桥,那里河沟交错,夹车路较多,交通不便,当时是日寇暂时难以染指的净土。3月初,南通县教育局作出了迁校的决定。3月9日,吴浦云、李伯平携四安地方士绅吴质夫等,在四安温家桥附近察看庙宇和民宅拟作临时校舍,不久,金沙初中校名改为南通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南通县中)大部迁到四安温家桥三官殿庙复课,时有初中3个班,四年制乡村师范1个班,共计学生近百人。学校于1941年增设高中班。还有一部分迁至严家灶、三余一线坚持办学。

迁校初,南三官殿殿屋“勉可敷用”,但由于沦陷区失学学生不断前来求学(后高初中各级俱全时达四五百名学生),学校面临着校舍缺少等诸多困难。在吴浦云等奔走游说下,四安的地方士绅和民众积极参与建校,集资、献工、开荒移坟、拆旧房,不到半年时间,在四面环绕小河的南三官殿后的老坟地上建造了3排共28间房屋,有教室、办公室、宿舍、图书室和实验仪器室等。学校初立,校舍依旧不够使用,老师和学生大部分借助邻村民舍上课,而桌凳则是从原金沙初中校区偷偷运过来的。当时金沙镇被日军占领,四周岗哨林立,学校的教师和工友常借着夜色,冒着危险,将学桌凳、办公桌、黑板和部分仪器从老校区搬运到船上,运至新校区。搬运很费力气,虽是初春,大家却大汗淋漓。

绿树丛中,红墙古庙,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关头,南通县中师生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

乡村四野  弦歌嘹亮

南通县中从敌占区金沙镇迁到敌后的温家桥,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它揭开了南通县抗日民主教育的新篇章。

当时,校长李伯平主张学校教育首先要为抗日救国服务,他在校务会和教务会上屡次提出:“设置课程应尽量和抗日发生联系”“周课时应酌量减少,以使学生有参加抗日救亡宣传的机会。”当时南通县中的部分课程增加了宣传抗日的内容,如朱敬亭老师的国文课,陈修定老师的历史课,胡植哉老师的地理课,都常以讲时事的方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国文课,抛弃了原国统区的教本,编选油印了许多激励爱国主义、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反封建剥削的古代诗词及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对青少年学生都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后,南通县中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抗战激情高涨,温家桥的南通县中成了当时南通地区规模最大的抗日学校。那时,新四军党政军领导梁灵光、刘季平、顾尔钥等常来学校做形势报告,给师生以指导与鼓舞。1942年底,著名的抗日救国民主战士邹韬奋给温家桥校区的师生做精彩的抗战演讲。学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校歌咏队在会上演唱了《欢迎韬奋先生》等歌曲,许多学生都得到了韬奋先生的亲笔签名题字。这些生动的形势、政治报告,都是当时青年学生最爱听的,对他们认清形势,开拓视野,启迪思想,以后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南通县中积极倡导学生走群众路线,与群众相处融洽。学生们分散住宿在学校周围的群众家里,常利用假期向农民宣传时事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乡亲们则热情端茶送水,还手把手地教他们农活。1942年秋,新四军在二窎谢家渡取得歼灭日伪军重大胜利后,南通县中高中部的同学立即组成慰问队,跋涉五六十里,前去慰问战士。

远处偏僻乡村的校园生活虽然是艰苦,师生们平时以杂粮、蔬菜为主,很少吃到大米,更难得开荤。但师生们同甘共苦,感情很深。然而,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四面环水的校园中挺立着一颗古银杏,高耸参天,远看枝繁叶茂、郁郁苍苍。学生们经常活动于树荫之下,读书、看报、唱歌、跳舞,处处欢声笑语,显得朝气蓬勃。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将高大的树干系上麻索、竹竿,让学生练习攀登,学生爬上树干,极目瞭望,既可以观察敌情,还能领略乡村景色。

血染旗帜  精神长存

南通县中的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1940年10月,新四军挺进通如启海地区后,南通县中就有7名学生参加了苏中四分区在掘港举行的冬训班,一个月后,就有5名学生参加了党组织。1942年,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隶属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部(中共南通县委当时对外的公开部门)领导。自此,县民运部就经常派人到学校动员师生们参加抗战工作,学校师生中追求进步的氛围越发浓烈。

南通县中党支部成立后,带领青年学生参加四分区文教研究会、寒假服务团、学习班等组织,并培养了一批骨干,最多时学校支部有三四十名党员。学校党支部为了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组织党员参加在校外秘密举行的党训班。由校党支部主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常常搞得红红火火,师生们参加了“二五减租”、征收爱国公粮和“三冬”(冬学、冬防和冬耕)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反“清乡”斗争到来前,学校党支部向地方党政军部门和文教战线输送了一批批骨干,南通县中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干部学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南通县中培育的学子为了民族解放,纷纷走向抗日救亡第一线,他们有的担任区、乡党的干部,不少人先后为国捐躯;有的投笔从戎,在南征北战中英勇牺牲。南通县中乡师班毕业的,曾经担任中共南通县袁港区区委书记的陆文山,在反“清乡”斗争中兼任区基干队队长,他始终坚持原地斗争,带领战士上阵杀敌,使日伪军胆战心惊。1944年2月,陆文山不幸在负伤时落入敌手,面对酷刑他毫不屈服,“法堂”上在手铐脚镣情况下,他曾猛不防咬下审讯他的日本宪兵头目的耳朵。在被押上刑场经过金沙虹桥时,他与押解他的两个日伪军扭打一起跌入河中,英勇牺牲。建国前,南通县中的学生中就有20多位成为烈士,他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被后辈铭记在心。

眼望沦陷的国土,耳听大众的嗟伤,一大群热血青年,挺立在古庙荒野,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他们的侨校校歌,“卧薪尝胆,把敌寇赶回三岛……”在嘹亮歌声中升华的是“复兴我们中华”的伟大理想,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崇高品格将激励一代代青少年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志开法师与栖霞寺救难

董玉龙


志开法师,又名智开,俗姓王,名志林,江苏省海安县白甸镇人,生于1910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二十九),卒于1980年2月4日(农历腊月十八),享年70岁。

志开法师自幼天资聪颖。因家贫体弱,在家读了几年私塾,12岁时父母送他到宜兴、溧阳两县交界的白塔山大觉寺出家为僧。1928年受具足戒于宝华山。

志开法师慈爱为怀,曾致力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为社会造福,竭尽他作为佛子的责任。1929年志开法师在白塔山大觉寺时,痛感山区僻壤、文化落后,许多贫苦儿童不能上学读书,他遂利用寺产,毅然创办“白塔义务小学”,自任校长,招收无力求学的儿童50余人,并免除学费,此举受到社会人士的赞扬。

志开法师立志佛教理论学习,1934年春,获师父恩准离开大觉寺,考入焦山佛学院研究佛教理论。1936年冬毕业,应南京摄山栖霞寺监院卓成和尚邀请来到该寺,与大本、觉民、本沧、合成诸法师一起,筹办栖霞律学院。1939年春,又被卓成和尚收为法子,任栖霞寺监院,并兼任栖霞律学院训导主任、教务主任、院长。1947年任栖霞寺住持(方丈),列栖霞中兴第四代,为临济宗第四十七世传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志开法师在寺内以抗日救国道理,鼓励僧俗大众。1937年年底,日军侵入南京城,南京沦陷。志开法师到处奔波,救死扶伤。南京保卫战中,因仓促未能撤走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困在栖霞山坳之中,志开法师等鼎力帮助,在群众中募得便衣,并和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取得联系,偷偷将廖耀湘及其他官兵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使他们再赴抗日前方。抗战胜利后,廖耀湘特到栖霞亲书“栖霞古寺”的匾额相赠,以表感谢。

栖霞山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南京城逃难的百姓流离失所,露宿栖霞山坳,惨不忍睹。时任住持若舜在香港养病,监院卓成在泰州,志开法师当即与大本法师一起向栖霞寺当家和尚明常、寂然力陈救助事宜,建立栖霞难民收容所,志开法师任总务,负责处理难民的生活。

笔者曾查阅了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后涉及到栖霞山的一些文字资料。

从《拉贝日记》看,栖霞山难民收容所请人转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件至少有2件。一件是1937年12月23日带到南京的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收到后,当天就致函日本大使馆转交了《请愿书》。拉贝在日记中记述:栖霞山“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及保护,免受日军士兵的侵扰。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另一件是栖霞山难民收容所1938年1月25日写好,2月3日请人译成德文送到拉贝手中的求援信。拉贝在日记中说:“上述由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辛德贝格先生送交的报告,证明不仅南京饱受了日本兵痞之苦,而且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有关日本士兵烧杀奸淫的消息。我们不禁这样想,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全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这封被译成德文的信,节录部分内容如下:

“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栖霞寺)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

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兵自今年(1938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

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

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一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

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

1月8日和9日:有6名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

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

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

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他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内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边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一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屋烧了。

1月16日:继续抢劫、奸淫。

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了7头毛驴。

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

当时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工作的有两个欧洲人,一个是德国人京特博士,另一个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后者在1937年12月20日就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但当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半路上又让人把伤员运回栖霞山。同时日本人也不允许伤员通行。辛德贝格自己执意要到南京来,为此整整一大段路步行,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通过城门到了南京。接着,12月23日,又把上述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送到拉贝手中。送交1938年1月25日求援信的也是这位辛德贝格先生。

当时栖霞山的情况和南京城区内一样都是十分严重(栖霞山在南京市区东部,距离市区约20公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财务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在1938年1月13日《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报告中说,他为了“急需寻找粮食”,越过封锁线,开车去了栖霞山,看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还活着的人,惊惶地躲到栖霞寺中去。而在栖霞寺,日军“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拉贝也一再提到栖霞山的情况,1938年2月14日,他在《国际委员会关心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说:“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

拉贝自己也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德国人,作为德国人,我希望与同盟国日本大使馆保持友好关系。”“我要不是亲眼看见,绝不会相信。”写日记,也“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拉贝日记》是作为日本同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记述日军暴行的“真实情况的报告”。人们可以想一想,连日本的同盟国德国人,也忍无可忍地指责日军的暴行,说明日军暴行确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寺内寺外挤满了难民,由于男人多被杀害或被强迫去给日军做苦力,难民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虽然栖霞寺有些寺产和储备粮,但由于难民太多,渐渐寺里的财力就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栖霞寺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达2.4万余人,寺庙供应难民共用100多万斤粮食,除储备粮全部吃空外,社会人士还给了一些援助(这段史实在20世纪60年代由朱洁轩编撰、香港鹿野苑出版的《栖霞山志》第二卷第六章第三节“明常上人事略”中有所记载)。

在2003年栖霞寺出土的“寂然上人碑”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卢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南京),(难民)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

栖霞寺是六朝胜地、千佛名蓝,在清朝也曾是乾隆皇帝行宫,民国初期在宗仰、若舜住持操劳之下,重整宗风,修葺寺庙,栖霞寺拥有殿堂数百间、置田数千亩、容众数百人,香火鼎盛,政商名流多有助缘。自是诸缘云涌、法运益隆。栖霞寺庙产自是殷实,但每天2万多的难民虽是施粥也是不易,坐吃山空,断饮断粮就会有老弱病民饿死。法师们一方面向商贾、殷实大户募集粮食,安抚难民情绪;一方面要和日军直面冲突,带领僧众御日军、救难民,并与设在栖霞山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持联系沟通,一直到1938年春,近三四个月的日日夜夜,法师们备受煎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减少和消弭难民遭到的迫害。大本、寂然、明常等法师虽早已出家、修行数年,可谓高僧大德,在南京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下,毅然带领众僧与日军斗智斗勇,甘冒死亡风险,营救护送抗日官兵,辗转辛劳为难民筹集粮食,奋力保护妇孺。他们勇敢和正义的行为,使许多在魔爪下挣扎的生命得到呵护。在血与火的弥漫中,人性与兽行苦苦搏斗,救难与牺牲时时相随,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佛教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他们身上有着最完美的诠释。志开法师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并且是一个英雄的僧人群体!我们相信,栖霞寺也因为1937年的救难事件而永远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敬仰!

抗日战争胜利后,志开法师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时刻,多方努力,创办了一所纪念宗仰大和尚的“宗仰中学”,有600多名学生,且多是贫家子弟。以后又设立织造厂、石灰厂,为佛教致力生产之先驱。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志开法师去无锡;1956年,回海安县白甸乡,转务农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后因胃癌病故。

志开法师为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长者尊敬,对同侪热情,对学生慈爱,对晚辈照顾周到。在教育上从严要求,注重培养人才,他的徒弟星云大师(临济宗第四十八世传人)和法子法宗、超尘、悟一、达道等法师,在台湾、香港弘扬佛法,颇受尊敬。

1989年,星云大师回到海安白甸将师父遗体起棺火化,并将骨灰分为4份,在法师故土、南京栖霞寺、台湾佛光山、美国西来寺立碑安葬。并以师父志开法师名义,给海安县相关部门捐款10万元,作为志开教育奖学金,奖掖优秀的贫寒子弟完成学业。

2014年8月,为纪念志开法师,庄严恢宏的志开禅院在法师家乡海安县白甸镇动工兴建!



解放前夕南通县劳工生存状态一瞥

武志敏

家中藏有一本南通县总工会会刊《通工周报》,民国三十六年(1947)7月20日出版,为“南通县总工会一周年纪念特刊”(以下简称“特刊”)。南通县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7月20日。从成立之日至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总工会存在仅2年半时间,当时的南通县相当于现今南通市的市区范围。“特刊”16开本,共59页,有各方长官、兄弟总工会、资方代表的题词;弁言,理监事肖像;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8篇;工作概括、各级工会概括;南通轻工业之全面;章程法规等。从所载文章及统计资料,可管窥解放前夕南通县总工会概况及劳工生活状态之一斑。

工会的行业、会员构成:“特刊”中有总工会总务组发表的一周年《工作概况》报告,其中公布了“南通县总工会各产职业工会一览表”,共有39家会员单位。分别是6家产业单位:大生纺织一厂、大生纺织副厂、大生电厂、榨油业产业、通燧火柴厂、面粉业产业。另外33家职业工会是:染纸业、码头运送业、唐闸挑挽业、南北货纸业、浴室业、理发业、图书文具印刷业、棉纺织业、中西菜馆业、挑挽业、中服缝纫业、旅馆业、水泥木工石作业、茶食业、香业、砰布业、洗染业、面制熟食业、银楼业、花炮业、中纺办事处货栈包扎业、木排夫业、猪鬃业、人力车业、纸糊品业、任港舢板业、酿酒业、汽车司机业、屠宰业、油漆业、手车业、服装业、邮务业。尚有机器冶炼业、碾米业、电话业、电气业、鞋帽业、麻制品业、制革业7家单位正在组织并申报建立。总工会全部会员有21660人,其中女工会员6544人,占比30.2%,这主要因为大生纺织一厂、大生纺织副厂以女工为主体。6家产业单位的会员总数有8102人(其中大生纺织一厂有5955人)。分析以上数据,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的6家产业工会,在全部工会行业中仅占比15.4%,会员数占比37.4%。由此可见,解放前夕的南通工业经济虽有大生纺织集团的支撑,但总体还很薄弱,主要以小手工业作坊为主。从以上行业构成看,给人感觉好似行业协会性质,其实不然。“特刊”中附有国民政府的“修正工会法草案”,其中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同一产业之被雇人员除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者外,均有工会会员资格。”依法可知资方代理人不可加入工会,因此总工会其性质不属行业协会。

劳工生活状况:南通县总工会成立以前,未曾有工人社团做过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统计分析。基于此,有热心工运的会员做了一次调查活动作为尝试,写了一份报告“谈工人生活状况之调查”在“特刊”发表。报告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胜利以后,我国濒于内战,工商百业,凋敝不振,几将形成经济总崩溃,以是物价激涨,民不聊生,究其原因,内战固应负责,而政治晦暗,行政腐败,形成生产不足,亦是主要理由。”调查者组织了七八个人,花了3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了居住、生活于一镇七乡的大生纺织一厂工人3848人(女工3167人、男工681人),做了3个项目调查:一是工人的健康:健康者2600余人占2/3,体弱者470余人及患病者700余人占1/3。患病者尤以患心疼病者最多,平均每32人有心疼者1人。二是工人的意见:共29项,因为调查在生活指数解冻之前,所以意见颇多,其中以感觉工作时间太长的为最多,一般每日总在10小时以上。三是工人的要求:也是29项,要求最多者为减少工作时间,次者为要求增加工资。当时腐败的国民政府行将垮台,物价飞涨,“这一年以来,生活指数从4040倍激增至25300倍,计增强六倍之多”。在“各级工会概况”报告中,码头运送业工会提到“工资不能跟随物价……米价一跃三倍余……要求增加工资……只能增到五成”。大生纺织副厂资方在介绍生产经营运行情况时谈到工人生活“每人所得工资已足维持其个人生活,勤俭者尚负担其家属清苦之生活”。按潜规则,资方的介绍往往总会高估一些,足见当时工人的生活十分艰辛。调查组走访的工人样本数占到大生一厂会员总数的64.6%。在如此大的样本中,体弱及患病者的比例占1/3,不可谓不高;所患病种有“伤力、吐血、产后失调、腹痛、头痛、白带、痔疮、花柳、黄病、心上疼、肺病、风湿、咳嗽、齿疾、骨酸痛、贫血、目疾、鼻破、肝气、胃病、月经不调、害乳、疥疮等”。分析所举病例多为主诉症状,并非医院的病名诊断,说明当时的工人多无条件去正规医院、诊所看病。这些情况,总体反映出纺织工人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与劳动时间过长、生活艰辛、缺乏医疗保障不无相关。调查组人员还提及调查工作遇到的困难:“被调查的工人容易误会,以为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想抽捐收税”“乡镇保长……会给你不少麻烦”“工人户口的名字许多与工厂里的不相符”“社会人士不谅解”。这些阻力也许是这次调查的项目、内容局限,数据不详细,没有反映工人实际收入的原因所在。这些现象,反映了当时工人和工会的生存大环境及开展活动的内外条件均不如人意,可能与政府腐败、对工会工作支持不力,民众对工会信任度不高有关。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制度下,由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不可能为工人阶级争取主人翁地位。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次日,共产党领导的南通市政府成立,并且随即建立了区、乡、镇各级政府。新的人民政府为建立革命秩序和恢复生产,解散了旧有的南通县总工会,同时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新团体。据《南通市解放十年史》资料统计,至1949年五一劳动节以前,已建立8个正式的基层工会和20个工会筹备委员会或职工代表会。五一劳动节那天,南通市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庆祝自己的节日,举行1.2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和游行,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到9月底为止,全市建立35个基层工会组织,有工会会员1.7万多人。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成立了南通市总工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南通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成为建设新中国、新南通的主力军。


“江海春秋”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为顺应互联网发展时代趋势,进一步拓展南通党史、地方志的宣传教育渠道,不断增强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更好地向公众传播党史、地方志知识,南通市委党史办官方微信平台“江海春秋”于2015年12月7日正式开通运行。“江海春秋”微信公众号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宗旨,以普及党史知识、挖掘历史文化、关注市情动态、展现南通风采为主要功能,不定期进行更新。


党史、地方志爱好者和社会大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添加关注:1、微信搜索“江海春秋”公众号并添加关注;2、搜索微信号“ntjhcq”并添加关注;3、扫描下方二维码并添加关注。



一张南通解放初期的

救灾聘书

江乐


这是一份1950年“苏北南通行政区生产救灾委员会”的聘书。整页聘书就是毛笔书写的一纸公函,信笺眉头印有“苏北南通行政区生产救灾委员会用笺”红色字样。全文竖写:聘书聘字第200号1950年3月兹聘江涛同志为本区生产救灾委员会劝募委员主任朱溪东、顾尔钥、顾怡生。盖有方形公函红印。聘书签发于1950年3月。

灾情发生在1949年7月25日,距南通城解放还不到半年时间。据《南通市解放十年史》记载:6号台风过境,“台风暴雨,沿江决堤成灾,9000多亩田被淹,近4000间房屋倒塌或破坏。政府拨粮2万多斤救济,并发动互助互济。在修堤抢险中,农民群众勇敢地行动起来,大批机关干部,以及解放军官兵2000多人,也投入了抢修工作,5天中就修成大堤1000多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南通人民,首次显示出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力量和信心”。因为是夏季,南通农田的作物以水稻、玉米和棉花为主,受灾严重必然导致秋收粮棉大量减产,影响来年贫困农户的衣食生计。当时的南通城郊区属于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改,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56.89%,却只占有18.09%的土地,大多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深受剥削,生活十分贫困,一遇灾荒,或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生计很难维持。1949年7月25日,中共南通地委领导的新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考验,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抢险抗灾。1950年2月,党中央决定江苏等省新解放区于1950年秋收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南通地区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定在9月份进行。为配合秋季土改工作顺利进行,首先要帮助贫雇农渡过春荒,安排好春播种粮,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新社会的温暖。当时的南通解放不久,刚经历过战争,新政府的财政还很困难,加之国民党政权崩溃时的通货膨胀余波未平,物价飞涨,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生产救灾工作单纯靠政府显然不现实,必须同时发动社会各界出钱出力。这就是“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历史背景。

聘书的落款有主任3人,朱溪东、顾尔钥分别是中共南通地委和南通专署的领导,顾怡生是南通教育界有名望的社会贤达,并非政府公职人员。这样的领导成员结构显示,“生产救灾委员会”是中共南通地委和专署领导下的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社会公益机构。“江涛”是我父亲的本名,参加革命后,父亲在组织内部用化名“沈俊仁”。这份聘书用父亲的本名,也表明这不是一次“公职”任用,而是社会公益志愿行为。从“聘字第200号”字样可知,至少有200人在为“生产救灾”工作做公益服务。

父亲年轻时参加革命活动,与顾尔钥、顾民元(顾怡生之子)等熟悉;参加新四军后,被派驻南通、上海收集敌伪情报;为掩护身份,曾在学校、医院任职,与知识界人士交往较多;为收集情报,常与社会中上层人士接触,社会关系比较广泛。这样的经历有利于“劝募”工作的开展。这也许就是选聘父亲为“生产救灾委员会”劝募委员的原由。

这份聘书见证了南通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发动社会各界抗灾救灾、为人民办实事的一段历史。



接管南通邮电始末

严迪


解放前遗留的三个烂摊子

电信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1949年2月前,它不在南通人民手里。当时有三个电报、电话的烂摊子:一是电话交换所,设在南通县政府内大会场东侧房子里,为县政府党政机关专用。1948年7月6日该所又与无线电台合并,成立了南通专用电信所。接转电话的能力薄弱,只有35门供电式总机一台、40门磁石式总机一台,合并使用,实占门数只有60%。腐败现象严重,话务员贩卖经济消息是公开的秘密。二伪电报局,属国民政府交通部,主要业务是电报,1946年从南大街基督教堂迁至城南路28号(原淮海实业银行旧址)。国民党将设备带走,我们接收时只有一个电报局的空壳。便于统一管理,更好地服务南通市民,将原国民党电报与电话两个摊子合在一起,成立南通区邮电管理中心分局,后又叫南通电信局。成立时在大门口集体拍照留念,当时这支接管队伍共100多人,大家一心革命,不讲究官职排序,领导洪德泽局长、李诚副局长都站立在旁边和后面,我一个话务班长却坐在前排正中。三是大聪电话公司,由张謇与商界人士集资,于1913年3月创办。1946年,市内电话最高容量达900门。职工81人,市内电话月租费金圆券100元,唐家闸、天生港、平潮125元。后来走向衰落,用户数从600多户降至300多户。

建立电信队做好接管南通的准备

1948年3月8日,南通城的上空仍然乌云密布。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战火中的苏皖第九交通分局改名为华中第九邮政管理分局,于文夫任局长,洪宗义任副局长。1948年11月26日又将华中第九邮政管理分局,改名为第九邮电管理分局。

当时苏北解放区没有电信管理机构与人才,后来成立了电信队,才开始培训电信专门人员。1948年12月电信队正式开班,由李诚任队长,后来增加了朱佐周、张诚,军分区派来通信参谋俞文松任教师,学员有陈鸿章、汤有祥、吴得高、盛兰琦、瞿信洲、曹志诚、黄勇、朱秀芳、季楚荚等30多人,大多从各县交通站调来,我是从九分区军政干部学校调来的。主要课程是电话机原理,各部件名称,电话的实际装拆,要求能够熟练操作,遇有障碍能独立处理。还有机务、线务、爬电话杆等课程,没有课桌、教室,有块小黑板,借农民房子作为教室,有时在农民打麦场上席地而坐听课。除了学习,我们也承担了九地委机关首长电话接转工作,凡是九地委机关首长的电话都由我们来完成,那时我背着20门小总机,机关转移到哪里我们就安装到哪里,用时将电话皮包机放在首长办公的桌上即可。政治学习也很正常,主要学习淮海战役的战争形势、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进城后要遵守的城市规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晚上把背包带放在头底下睡觉,如遇南通的敌人夜袭,背包一打即可转移。

接管南通县电话交换所的经过

1949年2月2日下午,由军分区通信参谋俞文松和另一位女同志作为军管会代表到县政府接管电话交换所。电话交换所的现场有供电式、磁石式总机各一台,没有遭到破坏,设备完好。虽然当天国民党逃跑了,但是交换所里还有两人未走,一个叫杨辅臣,50多岁,管工程,还有一个不到15岁的实习话务员杨继宗。事后我问杨继宗:“你怎么不怕的?”他轻松地说:“我们已知道共产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有三条,一要把东西管管好,二要把门关好,三是带着证件来上班,共产党要给我们饭吃的。”和俞参谋一起来的女同志对杨继宗说:“你去把人叫回来,要他们带着原证件来上班。”第二天他叫来了9个人,他们是:张宝藩、许学智、李锦涛(机务)、李富官(机务)、陆锦秀(工程)、石钟麟、陆信行(报务)、朱步沄、季云龙(话务)。

1949年2月5日,队长徐伦和盛兰琦到电话交换所,通知留用人员将两台总机搬运到南门电信局,令杨辅臣、张宝藩等负责,杨辅臣在新址指挥安装。话务员季云龙把总机上接听的头带听筒也从家里带来。

电话接转工作由我与解放区一起来的瞿信洲、曹志诚,加上原人员魏云山、朱步云、季应龙负责。我任话务班班长,每天在总机上值班。此时,各接管单位都已正常工作,要求装电话的单位也多了起来,这时我们只能以党政机关为主,无法增容。我向徐伦反映,总机容量太小怎么办。他想了一想,对我说:走!我们到大聪电话公司去借100门总机来。于是我们整理好灰色军装,戴好两粒钮扣的军帽,别好军管臂章,背上驳壳枪,就出发了。到了官地巷大聪电话公司,只见高低一致、排放整齐的100门磁石式总机共有80多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设备没有借成功。

至于电报局一头的设备,国民党逃跑时装箱运走了,只留下满目苍凉的空房子,谈不上接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月

在1949年2月到1949年8月这7个月的时间里,南通邮电工作者以革命精神为指引,夜以继日,无私奉献,终于圆满完成上级交办任务。

南通邮电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从缴获的器材中,调来了一台20瓦无线电台,建了一座特高频站,新建了报房。当时没有发电机,只有以人工手摇发电代替,发电报时不能停顿,故配备了陈建国等3人不间断地摇。报房投入使用后,开通了上海、无锡、镇江、扬州、盐城、崇明、泰州等地的电报业务,国内已解放城市的电报业务基本开通;新建长途电台后,由我兼任长话班班长,负责开展长话业务。增加一台加拿大生产的20门交换机,开办加急、寻常等四类长途电话业务。市内电话也有新的起色,上级部门新增加了一台100门的磁石式总机,电话房也从防空洞边的小屋搬迁到二楼,粗具规模。

7个月的时间里,面对有形和无形的困难,从接管到开业,各项建设井井有条,报务、机务、线务、话务全部到位,老百姓可以到邮电局来发电报、打长途电话,比解放前方便许多。

在市委和上级邮电部门的领导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接管、重建的双胜利。邮与电条件都已成熟,上级部门宣布于1949年9月1日邮电分开,成立南通电信局,李诚任局长。

实现市话大合并

1953年8月20日,大聪电话公司移交给南通市政府,改名为南通市话公司。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的期望终于变成现实。10月底,局长通知要我做好接收准备,南通市话公司总机要与我们总机迁并。南通市政府拨款4亿元(老币)进行设备整修,当时没有立刻搬迁。11月13日,南通市话公司总机正式迁并电信局,我们心里非常激动。当天,市话部门开了一个会,强调在过渡期间,特别要加强责任心,必须在搬迁切割过程中确保电话畅通。在局长统一指挥下,全局统一行动,各部门协调配合,线务、机务、话务动作一致。从晚上9点至凌晨6点,要完成600多个电话用户的切割通话,把他们的总机搬运过来,这个工作量在当时是空前的。1953年李诚已调省邮电局任副局长。路云时任局长。他就住在话房的西头,不时过来看看,测量台在隔壁,由袁经安、陈锦章、王文斗3位同志操作。路云局长看到不慌不乱的现场,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很认真、很正常,他放心了。迁并工作在凌晨6点前顺利完成。我早上安排好话务员值班,将坐席名次排定,要求她们熟练接转。那时我23岁,一夜不睡并不在乎,从早上6点直到晚上6点,我一直在8台总机话务员的身后观察通话是否通畅。此时南通市的总装机容量已达720门。全市实现了市话大合并。



新中国成立前通州典当业略述

程太和


通州典当业于明代传入,多为徽州人独资开设经营,规模较大,制度健全,管理严密。民间曾有“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之说。清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十三年(1874),通州典当40余家,遍及城厢及乡村主要集镇,其中城厢5家,唐闸1家,即三泰(新城桥北,后改五福)、源大(十字街南路西)、和康(东大街)、万隆(河西街)、通济(西门外马家府),大和公(唐闸北川桥)。民国16年(1927)初,南通县有通济、万隆德记、和康泰记、三本、公济、德源、德隆、谦和、泰祥、鼎泰源记、恒益、仁泰、洽源、源昌、寿丰、吉祥和、通裕、同裕18家典当。民国22年(1933)剩14家,资本额82万元,年营业额251万元。民国27年(1938)3月,日军侵占南通后,典当被抢被焚,纷纷倒闭停业。通济、万隆两典停当待赎,民国29年(1940)两典合并更名为通和兴,民国37年(1948)停止典当业务,专营堆栈。

通州典当收当的当物有3大类(细软、粗硬、其他)9小类(金银首饰、衣服、被帐、家具、器皿、农具、古玩、机件、农产品)之分。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通州典当当率值十当五,金银首饰值十当八。自清末至民国22年(1933),当本利率,一般均为月息2分。民国23年(1934),经典业公会呈请上级批准,利率统一改为月息2分2厘半,一直延续到南通沦陷前均未改变。民国36年(1947)月息是抗战前的10倍。民国37年(1948)9月,月息提高到4角5分,当期1个月,利率高达50%。清末,通如一带各典当期,以27个月为满。宣统元年(1909)当期以18个月为满,至民国35年(1946)改为两个半月为满。当物人交当物品时,典当开给他当票,不记当户姓名,只记当票号数、当本金额、当入日期,当物人必须在限期内备款取赎原物,如逾期不赎,即为满当。当物在1个月内取赎者,无论日期长短,以1个月计息;足月后,5日内不计息,6日即作1个月计息,称为“月不过五”。

清末民初,南通城影响较大的典当有通济、三本、洽源三大家。典当人员编制分内、外各四大缺。内缺是:事(管事的,掌管全面工作)、楼(管楼的,掌管各号内一切当物,兼负治安责任)、钱(管账的,负责全部财务工作)、饰(管首饰的,兼管古董、珠宝、玉器、字画等)。外缺是:头、二、三、四柜,俗称朝奉。还有帮柜1人,如有朝奉请病、事假时,就由他补缺代理。下面是签票、记账、写竹牌、打包、入架等,都为大、小学生意(即练习生)的事。遇有上面各执事因病故或犯错误撤职的,下面才得依次递升,不然做到胡子白,还算学生意的,所以他们的称呼也与一般商店不同,不叫张相公、李相公,而是互称某某翁。以通济典当为例,设于西门外马家府(典当行一般设置在深巷偏僻处,因当物人大多处于难处,怕遇到熟人难为情),资本额20万元,浮存额10万元,有职工30余人。通济典内设管事1人,掌管全典事务,包括经济调度和人员录用以及对外交际等,每年工资银圆2000元以上。管楼1人,负责人员调配,管理学生意的,掌管各号内一切当物,并负责治安、消防安全等工作,每年工资1500~1600银圆。管钱1人(亦称账房),相当于现在的总账会计,每年工资约1200银圆。管饰1人,管理金银首饰,兼管古董、珠宝、玉器、字画、铜锡器等,每年工资约1000银圆。另设朝奉6人,每人每年工资800~1000银圆,按营业额计算。中班6人,负责收货、签票,每人每年工资400~600银圆。学生意的有正式12人,候补3人。其中有1个学生意的为领班,指挥其他学生意的按次轮流拿来赎当的当票,到货房对号取货。候补学生意的负责将取赎的衣包等送到柜上,交给朝奉,将当进的衣包、铜、锡器等送到库房,从上午8时开门,到下午3时关门,川流不息,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学生意领班每年工资300银圆。学生意的每年200银圆。候补学生意的每年120~150银圆。另外,还有厨师、更夫、警卫等人员。为了及时查点库存货物,通济典规定每年农历冬至起盘货。盘点时照常对外营业。因为抵押品多,要按账簿逐一核对。如有差错,还要复点,故往往要1个月左右才能盘点结束。盘点中偶尔也会发现有朝奉串通学生意的,偷窃押品或者以价格低的物品调换价格高的现象。

典当业有专用行话、专用字。朝奉所唱的当物名称、色泽等,都是用的门里行话,且有一定唱腔声调,外人是听不懂的。书写当票,也是典当业专造的100多个字,除他们门里人和衣庄的人认得外(当物满期后,当物人未能赎当,以衣物为主的当物大多转售给衣庄),其他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当铺的当物编号,用的是千字文。由于当铺业务繁杂,一天就有几百号,所以每月就换一个字,由开业头一个月的“天”字起依次往下排列,但把不吉利、寓意不好的字统一换掉,如宇宙洪荒的“荒”字,改为“昌”字;剑号巨缺的“巨缺”两字,改成“既集”;“火”字是典当业最忌讳的一个字,因此,龙师火帝改称“虎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代当组织是指自身无充沛资金,不能把当物全部收下,需要转当给与其签订合同的上典,取赎时多收1个月利息算为接典手续费的机构,故称为代当,又名代步,也叫接典。唐闸大和公即为代当。



狼山佛教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马建清  邹 杰


狼山佛教文化是江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传承、弘扬狼山佛教文化,对塑造城市文化品格、打造江海文化品牌,提升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狼山佛教文化的主要内容

狼山有“江海第一山”之称,南临长江,山水相依,风光秀丽。山下竹林房舍,阡陌纵横;山上奇峰怪石,寺院塔殿、亭台楼阁等名胜古迹,鳞次栉比。狼山广教寺建于唐总章二年(669),距今已有1300多年悠久历史,因供“西方三圣”之一的大势至菩萨,蜚声海内外。狼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大势至文化。狼山为大势至菩萨的唯一道场,成就了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的牢固地位。狼山广教寺被尊为是“西方三圣”之一大势至菩萨的唯一道场,供奉大势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文化为狼山佛教文化的标志之一,既有观音菩萨慈悲救难的一面,又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得无上力的文殊菩萨的一面,还有使众生解脱血光刀兵之灾的地藏度生的一面。总之,大势至菩萨被认为是智慧、光明的象征,被看作是一位佛光永照、化煞化凶、吉祥如意的候补佛,吸引着无数游客、香客朝拜。

大圣文化。在狼山之巅的大圣殿佛台上,高高端坐着一位全国独一无二的身披龙袍、头戴毗卢帽的菩萨,全名为“大圣国师王菩萨”,民间习惯地称之为“大圣菩萨”。据史料记载,大圣菩萨僧伽和尚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公元661年,他带着弟子到中国中原地区传授佛法,在唐朝国都长安,由于为皇帝的女婿治病获得成功后,声名鹊起,唐中宗皇帝尊其国师,赐之龙袍。大圣菩萨与狼山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民间,僧伽大圣的传奇故事口口相传,如大圣菩萨借狼山有借不还,大圣菩萨照远不照近,大圣菩萨先照远再照近等等,历经千年而不消逝,大圣菩萨被江淮百姓一直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并影响到上海、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名声甚至远达日本、韩国,终年香客如织。

建筑文化。广教寺殿宇雄丽,建筑布局极具匠心,依“金龙伏狼”构建,为跃动的龙形身架。其“头下尾上”,山下金刚门为“龙口”,两侧大悲殿、轮藏殿似龙的“犄角”,法乳堂则是“龙头”,山腹中的葵竹山房、三仙祠等建筑伸展为“龙爪”,支云塔为飞腾于青霄中的“龙尾”。而每当游人、香客涌动于山道时,这条“龙”,就活龙活现起来。

高僧文化。法乳堂十八高僧壁画展、法聚庵“圣严法师弘化成就展示馆”,成为展示高僧文化的殿堂。狼山法乳堂于1983年完成改建,堂内东、西、北三面内壁上镶嵌18位高僧瓷砖壁画,壁画由南通籍著名画家范曾所绘,所绘高僧中不少为著名佛学翻译家、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和艺术家,如,道安、慧远、玄奘、一行、鉴真、弘一,等等。法乳堂由此成为全国唯一供奉高僧的殿堂。法聚庵位于法乳堂西侧,是当代中国高僧——圣严法师初饮法乳的摇篮。圣严法师1930年出生于南通,14岁在狼山广教寺出家,后辗转台湾,法聚庵是他“法源血源”之地。他一生以戒为师,弘法精进,在佛教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积极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用“心灵环保”来构筑人类新型的生态文明。

狼山佛教文化的挖掘和传承现状

狼山佛教文化特征鲜明,影响深远。近几年来,南通市为提升狼山佛教文化内涵,扩大城市影响力,服务于南通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开展了挖掘和传承佛教文化的相关工作。

2007年,南通市成功地组织了作为第五届江苏省园博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名山聚首狼山”系列活动。活动以“彰显名山优势,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内容,着重讨论佛教的社会责任,民间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同时,借此机会互相讨论佛法与人生的融合,宣示佛教智慧慈善精神。活动吸引了200余位国内佛教名山高僧大德、南通籍在外佛教弟子及海内外有关人士参加。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新华日报》、江苏电视台等50余家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

为挖掘和弘扬狼山佛教文化,传承大势至菩萨丰富的文化内涵,2011年,南通市会同中科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在南通举办了全国佛教历史上首次“狼山佛教与大势至菩萨”研讨会,邀请了中国社科界、学术界等两岸三地58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从成佛思想研究、大势至菩萨的道场与化身的研究等方面交流切磋,内容深刻,见解独特,成果丰厚。

弘扬大圣菩萨人文精神。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南通历史上首部宗教题材的纪录片《僧伽东行》。该片在忠实于史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重点挖掘了大圣菩萨僧伽和尚人物性格内涵和思想脉搏。以情景再现的方式真实表现了一代高僧出山、布道、弘法、讲经、治水、除疾、圆寂的生命历程。此片对于学习佛教精髓,研究佛法世界,培养儒学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开展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赴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佛教文化交流。台湾法鼓山方丈果东大和尚率团访问南通,为狼山“圣严法师弘化成就展示馆”题写馆名,高度评价广教寺积极保护圣严法师祖庭,大力弘扬一代宗师佛学文化,是对法师毕生弘法的最好承继,续写了台湾法鼓山与南通的法缘。同时,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佛教界与广教寺的佛教文化交流也不断加深,多次组团到狼山朝拜,共叙佛缘。

狼山佛教文化具有宗教性、思辨性和融合性的文化精神内涵,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将狼山佛教文化打造成具有南通特色的文化品牌。



创设“图书漂流”驿站

当好知识传播使者

虞倜


如东县图书馆策划“图书漂流”活动,精心打造“图书漂流屋”,正是对图书馆藏书少、服务方式单一、难以深入基层各个领域服务群众的一种补充与创新。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的潜在功能,最大化地发挥社会效益,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图书漂流”活动溯源

“图书漂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书友将自己读完的图书贴上特定的标签漂流出手,无偿地供给下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下一段漂流。目前,全球已有240万本书参与“图书漂流”活动,注册会员达到41万人。2004年初,春风文艺出版社投放图书800余册,拉开我国“图书漂流”的序幕。2005年4月,图书馆也开始尝试“图书漂流”活动,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等多家单位联合启动“春天漂流书”活动。随后,“图书漂流”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展开,“图书漂流”活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付诸实践,其无量的社会效益正日益显现。

如东县“图书漂流”活动产生的背景

2014年11月27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用立法的形式对全民阅读进行全面规范和提升。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均年阅读书籍为4.7本,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何积极引导和培养全民的阅读兴趣,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首个江苏省全民读书日暨如东县第二届全民读书节”到来之际,如东县图书馆联合如东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文广新局等多家单位共同组建的“图书漂流屋”正式对外开放。至此,一批沉寂的、被束之高阁的图书开始了漂流旅程。

如东县“图书漂流”活动的实践过程

政府主导,部门联姻。培根有句名言:“读书在于造就完全的人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具有热爱读书的渴求与希望,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智慧与希望。在如东县政府、县委宣传部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由县图书馆负责“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尽最大努力让“每个读者有其书”,让“每本书有其读者”,实现图书的共享是图书管理者的神圣职责。但“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因此,政府主导能够增强号召力,特别是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文广新局等部门大力支持,包括企业、乡镇、学校的全力介入,形成政府主导、图书馆牵头、部门配合、各界参与的良好局面,为“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入调研,把握需求。选定好“图书漂流”的场所和保证漂流图书的来源是成功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的重要前提。活动前期,县图书馆依托媒体和网络平台,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座谈等形式,深入倾听百姓心声,并借鉴苏南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在县城人流密集区域的如东文峰大世界、如东县汽车站、如东县第一人民医院、如东县规划馆首批设置4个“图书漂流点”,充分营造书香氛围,方便市民阅读。为保证漂流图书的来源,如东县图书馆主要采取4种方式来组织运作:一是馆藏,从图书馆流通的图书中选出部分图书参与漂流;二是捐赠:鼓励社会向图书馆捐资、捐书;三是采购,为特定的人群采购一批内容更贴近读者、更积极向上、更具实用价值的图书;四是以书换书,读者用自己已读过的图书来换取未读过的图书。这样做既利用了馆藏,又给图书馆补充了一定的知识新血液,进一步实现了地方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广泛宣传,广招贤能。图书馆作为传播知识的窗口,首先要负担起管理的责任,如东县图书馆高度重视,将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活动规则,设置专人负责。联系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宣传媒体,大力宣传“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意义和宗旨,在全县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联合县文明办向全县广泛发布招募令,招募年龄在18至70周岁、有志于推广“图书漂流”活动的志愿服务者,接受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忠于“图书漂流屋”推广职责,维护志愿者形象。自招募消息发布以后,短短几天内,共有近百名志愿者应募,不仅解决了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图书漂流”团队力量,而且将自身好学敬业精神带进了团队,影响了读者,促进了“图书漂流”活动沿着健康、有序、高效的轨道向前推进。

倾情奉献,贴心服务。2015年4月23日,如东县图书馆正式启动“图书漂流”活动,4个点位的“图书漂流屋”同时对外开放,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进行了相关报道。目前,“图书漂流屋”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上午8:30-10:30,下午2:30-4:30向市民开放,周二、周四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全程服务,周六、周日由志愿者义务履职。活动中,为了方便“漂流”,简化手续,仅凭居民身份证和手机电话号码就可以从“漂流屋”一次借阅1~2本图书。“图书漂流屋”还帮助读者预订或代购图书,只要读者在“漂流屋”登记,3天之内送书到位。小小“图书漂流屋”实现了与如东县图书馆及其分馆通借通还,真正使图书漂流了起来,并且跟南通地区所有公共图书馆及南通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读者在这里可以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免费在线阅读或下载数字资源。

打造品牌,注重长效。如东县图书馆的目标是把“图书漂流”活动打造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品牌工程,持续推广下去。为保持人们的热情,活动过程中还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在漂流活动中涌现的优秀读者、诚信读者、爱心捐募者、优秀工作人员等先进典型;开展读书积极分子评比、书香单位评比、读书征文比赛等活动;帮助读书爱好者创建有组织的读书促进会,在个体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群体的合作探究,实现学习合作、方法沟通、心得交流、思想提升,真正起到以活动促活动,常抓常新的效果,使图书与读者形成很好的互动,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

实践“图书漂流”活动的现实意义

延伸图书馆服务半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如东县总面积1872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达到104.84万人,现只有一座4000平方米、20名工作人员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仅为辖区4公里。通过“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扩展了图书馆服务半径,延伸了服务范围,提升了图书馆服务基层的能力,拓展了图书传播知识的广度。

营造浓烈的书香氛围,满足广大读书爱好者的需求。“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使得小小“图书漂流屋”建到市民家门口,改变了传统图书的流通方式。“图书漂流”活动不仅引导和培养了全民的阅读兴趣,发展阅读群,还更大程度地满足了读书爱好者多样化的需求,让如东城乡飘荡起浓烈的书香。

培养公民契约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在开展“图书漂流”活动之初,确实会出现回漂率低的情况。但是,当大家真正了解了“图书漂流”的规则,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公德意识的提高,人格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图书漂流”活动定会更趋完善,回漂率会越来越高。借助“图书漂流”活动不仅让书香溢满如东,更为如东的诚信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传播了知识、传播了文明。

向社会宣传推广图书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图书漂流”活动的开展使我们收获了喜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如东县图书馆将“图书漂流”工作作为今后服务工作的一个重点,努力让更多的优质图书加入漂流大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获取更多的知识,并以此进一步助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促进图书馆建设事业朝着更加完善、更加方便、更加快捷、更加高效的服务目标发展。


传承历史文化精髓

奏响改革发展强音

焦学健


在笔者的印象里,南通是这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钟灵毓秀的人文之城。南通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范仲淹、王安石、米芾、文天祥、冒辟疆等文学家在南通留下许多不朽诗篇和轶闻逸事;三国名臣吕岱、明代名医陈实功、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清末状元张謇、当代表演艺术家赵丹、国画大师王个簃等名人均出自南通。

——佛光普照的吉祥之城。南通在佛教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狼山位列全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南通庙宇林立,高僧众多,佛源悠久,禅学浓厚,佛教思想的精髓孕育了南通文化,影响了南通人的思维方式。

——充满真情的幸福之城。南通这座古城虽然面积不大,但充满了人间大爱,“莫文隋”的先进事迹闻名全国。这里的人民勤劳质朴、真诚善良,这里凡人义举多、社会正能量多,“和谐之城、爱心之城”已演变为城市的时代律动。

南通这样一座积淀厚重历史文化的城市应当充分传承历史文化精髓,奏响改革发展强音。

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身为南通人,我们更应该传承和发扬好我们的文化基因,延续历史文脉,在全社会传递正能量,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

南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涨沙冲积成洲,南通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自后周显德五年(958),南通建城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南通在中国近代史上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通拥有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第一座博物苑、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盲哑学校、第一所民办气象台等,“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称号实至名归。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需要汲取历史文化的营养。当今,南通的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要发展好我们的城市,需要对南通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脉络延续进行深入研究,对先人在建设城市方面的探索和智慧给予认真总结。南通的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内涵的集中表达,有很大一部分历史文化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

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南通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南北方的思想在这里融会贯通,擦出了火花,形成了南通人民的默默奉献、不屈不挠、不畏艰难、敢于攀登的优秀品质。因此,我们要理性面对,不能“喜新厌旧”,不能沉溺于“舶来品”,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

重视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智慧源泉

南通教育有着优良的传统,教育是南通的一面旗帜,南通的历史血脉中一直蕴含着尊师重教的思想。南通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张謇更是把教育作为救国图强的关键支撑。如今,南通的教育工作要适应城市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需求,更加务实高效地推进,将南通教育之乡的品牌发扬光大。

科学谋划教育发展新路径。准确把握宏观政策走向和教育发展方向,立足南通发展全局,认真研究分析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思考谋划南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定位、新思路。顺应南通经济社会、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目标任务和推进举措,牢牢把握教育工作的主动权。

加快公共教育资源总量提升、结构优化。扩大基础教育办学规模,增强全市重点核心区域的教育资源,满足适龄学生就近入学需要,提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加强公办幼儿园建设,积极扶持并规范民办幼儿园发展,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切实根据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坚持走校企结合、产教融合、突出实战的办学路子,依托企业、贴近需求,提高职教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切实为全市经济发展储备专业人才。

充分发挥教育品牌作用。教育既是品牌,又是吸引力。南通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名校,教育的基础是雄厚的,更应该主动策应江苏省高考制度改革,深化课程改革,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进一步巩固南通在江苏高考中的领先地位,提升在全国范围内的品牌影响力,争取让南通教育品牌更大范围地走向世界;吸引更多的人把子女送到南通读书,进而搬到南通创业兴业,集聚人气、商气,形成一个集聚人口、产业和资源的强大教育磁场。

推动改革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之后,江苏省委对照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小康新“国标”,明确了“两个率先”新“省标”。南通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两步走”的发展目标,提出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目标。这是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借鉴南通历史发展经验、充分汲取南通传统文化精髓、充分研判南通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在当前全国范围内进入发展新常态时,改革创新发展无疑是南通发展的不竭动力。

统一改革思想。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巨大,区域竞争日益激烈,面对这样的形势,南通必须要树立强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机遇意识、紧迫意识,破除“不改革仍有出路”的错觉,形成“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共识,大力弘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南通精神,振奋精气神、改革再发力,不断增强改革自觉和实践自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找准改革方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千头万绪,需要改革的环节很多,找准最能体现城市服务功能、最能切合群众需求的改革切入点至关重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加强民生保障,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是一切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统筹推进民生社会事业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强化政府保障。政府是改革的保障,是城市发展的助推力量,也是民生幸福的掌舵者和守护神。要以简政放权为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强化改革保障能力。扎实推进各项民生工作,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合理安排财政“蛋糕”,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借助社会力量,拓宽民生投入渠道;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服务设施投入建设力度,健全服务群众的长效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分享经济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成果。



明代至民国如皋尊老敬老风尚

谷粒


古邑如皋,明天顺八年(1464)至民国十八年(1929),先后编纂、修编《如皋县志》11次,共160多卷,记录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查阅了部分现存的《如皋县志》,研读了冒、萧、丁、黄等姓氏家谱,撷取了一些关于旧时如皋尊老敬老的轶闻,写成此稿,以与读者分享。

推举乡宾  一方为尊

根据周朝的礼制,乡间要推举当地年高德劭的贤者,为乡饮宾,次之为介宾、众宾等。按年龄大小尊卑为序,面前摆放数量不等的菜肴盘。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谓豆,就是古时用来盛装肴馔的高足盘。六盘子八大碗,既不是摆设,也不只是为了吃喝,而是以此作为尊老敬老养老的标志。其后历代相沿,名称不尽相同。明清时又有宾(亦称大宾)僎宾、介宾、三宾、众宾等名号,统称乡饮宾。

据清乾隆《如皋县志·隐逸传》记载,许征,字用正。布衣淳朴,有隐君子风。明宣德弘治正德年间(1426~1506),推乡耋(同乡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乡饮宾。酒席上,他面前摆放三豆,直到六豆,共二十七年。他享年九十有一。

据如皋《冒氏宗谱》载,冒凤,字廷仪,是如皋冒文瑞的次子。性格温良仁厚,先后在县办学校、南雍读书。嘉靖改元,他被派到河北省南部的肥乡,出任县府主簿,代理知县一年。其间,悉心办理县学,领导军民抗旱排涝,整治歪风邪气,很得各界拥戴。母亲生病严重,他得知信息后立即辞职回归。但是等他到家之后,母亲病故,已经殡葬完毕。他十分悲伤,不再为官。乡人称赞他的孝行,多次推举其为乡耆宾。

冒士撰,字伯制,号环泉,光禄公之第六子也。生而浑朴,少习举子业,就例入成均。授鸿胪寺序班,无仕志。其处世谦和下人,胸无荆棘,直率坦夷,人莫及也。邑令高其谊,行修执爵之礼,特致宾筵,为一乡楷模。寿七十有九。

评选寿官  冠带荣身

寿官是明朝的出现一种官名,按照明代的制度,这是个虚职,又是一种荣誉,用以奖励“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它只发给官帽官服,没有实际职务。以弘治十八年(1753)为例,奖励办法是“军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男子八十以上,为乡里所敬服者,加与冠带,以荣其身”。受赐年龄最初为百岁,到万历以后降为70岁。

如皋《冒氏宗谱》张玉成撰之信甫公传:“冒谌,字信甫,号东陵,富阳令廷举公季子。世家旧德,有长者风。授本县医学训术。方正不阿,邑令推重之。年近八旬,例进寿官,加冠带荣身”。

《如皋县续志·卷八·耆寿》载:“王大涛,字凌波。贡生,居家俭约,有余财,悉供善愿。尝建宗祠、设义冢、修庙观桥梁甚夥。寿终八十五。恩赐八品寿官”。

清光绪双南《丛氏宗谱》载:“方蔼,(丛)和子。乾隆丙辰,经邑令丁(元正)举充乡饮大宾不赴。恩赐八品顶戴寿官”。

民国十八年(1929)袁庄(今属如东县)《李氏世谱》载:李三章,“享年八十有八。邑令嘉其德,以上闻,授寿官顶戴”。

在明朝,民间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要活到70岁以上,一县仅有几十人。80岁以上的,最多十几人,而最终被选为寿官的只有三四个人,这在一个县里,是很荣耀的事。所以,能获此殊荣,实属难能可贵。

详表其闾  树为典型

一县里出现五代同堂、百岁人瑞、长寿群体等反映社会和谐,人寿年丰、时和世泰的升平景象,作为知县都要详表其闾,即撰写详文逐级汇报请示,然后,在有关人士的乡里进行表彰,一是树立典型,二是粉饰太平,三是炫耀自己的政绩。现举几例,窥其一斑。

朱元利,汤家园(今属如东县)人,年八十一。子学举,孙龙舒,曾孙承宗,元孙桂保,五世一堂。道光十八年(1838)知县范仕义详表其闾。

徐惟周,康家庄人,年九十,生五子,长鸣瑀,孙起翔,曾孙天和,元孙国恒,五世一堂。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孙炳炜详表其闾。

秦永茂,马塘(今属如东县)人,年九十四。子士高,孙学周,曾孙天禄,元孙元瑞,五世一堂。咸丰元年(1851)知县马云鹤详表其闾。

祝赓盛,沈家庄人,年八十六,子惟松,孙鋐俊,曾孙鏐安,元孙长寿,五世一堂。咸丰三年(1853)知县马云鹤给匾,表其闾。

千里进京  跻身国宴

清朝康熙、乾隆二帝曾先后4次举办盛极一时的“千叟宴”。现有资料表明,如皋曾经有三位老人千里赴京,荣幸入宁寿宫赴宴,他们分别是吴际昌、施景禹、管智。

吴际昌,如皋白蒲考授更目,“年八十一岁,遇纯皇帝千叟宴,以八品冠带匍匐丹墀,蒙恩赐鸠杖、银牌,千载旷典也……”吴回如后撰写了《赴千叟宴恭记》,记述了当时盛况。嘉庆七年(1802)卒,寿登88岁。现《恭记》尚存,而供奉在家祠内的御诗、如意、鸠杖、银牌等早已佚失。

施景禹,太学生,工书画,精篆隶,好客四方名士,《嘉庆志》有他“恭逢旷典,得觐天颜,蒙恩赐鸠杖、银牌、绢帛,真异数也”的记载。享年77岁。

管智,字叔明,年八十九,举乡饮大宾,恩赐八品寿官。与千叟宴,并与粟帛。

载入县志  千古留名

如皋一县邑竟有三人晋京入宁寿宫御宴,也许受此启发,知县杨受廷主修《嘉庆志》时,首次独辟“耆寿”新章,由此开创了如皋地方史志辟专章记载长寿现象的先河。其后的《如皋县志》则增辟“贞寿”“节寿”等,将大部分长寿妇女也纳入其中。

徐广福,马塘人,年九十三,子学华,孙锦昌,曾孙长发,元孙福元,五世一堂;陆锦春,古河头农民,年八十一,子兆麟,孙德仁,曾孙春宣,元孙彭庚,五世一堂;马国楠,寿九十九;陈焕若,寿九十九;邵如明,寿九十八……

1804年到1928年的部《如皋县志》记载了1806名80岁以上的长寿者的姓名和简要情况,尽管遗漏较多,并不全面,却让这些有代表性的长寿人物永垂县志,名扬千古。



张謇与中国的科举制度

张廷栖


今年是我国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停废110周年。说到科举制度,张謇与之有着许多渊源。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没有近代史上的伟大爱国政治家、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笔者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张謇之父试图通过科举改变家庭地位

张謇之父,农民出身的张彭年,见四子张謇聪慧好学,有意培养,决心利用科举制度,使其获取功名而光宗耀祖,改变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是当时农民家庭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这也正是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所在,它打破了贵族的世袭制,下层可以通过考试通达上层社会,相对于世袭、举荐制等选才制度,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相对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制度。张謇不负父命,16岁录取秀才,成为生员。33岁在顺天府乡试获第二名为南元,成为举人,从此声名渐著,成为清流派延揽的重要对象,家庭地位也有了改变和提升。张彭年不满足现状,继续鼓励儿子参加科考。张謇分别于34岁、37岁、38岁、40岁连续4次在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是一生中不小的打击。从此他对科考已经心灰意懒,说:“试事以40为断”,对科考不抱希望,打算另谋发展,开始在家乡从事地方事业。然而其父还不甘心,1894年,当得知西太后六十大寿特开恩科会试消息后,张彭年力劝其儿再次赴考,曰:“儿试诚苦,儿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我心亦慰。”张謇是孝子,父命难违,却又感胆怯,迟迟启程,到达京城,试具等也未作准备,临时向友人借用。这次会试却意外地被录取为贡士,复试获前10名,殿试中第一,荣获状元桂冠。张謇的这次高中,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可以说,没有科举制度,就没有状元张謇,也就没有后来成为实业家、教育家的基础条件。“状元”桂冠为张謇成为实业家、教育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张謇能成就理想得益于科举制度

张謇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养成了心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民族、国家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入世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中国“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张謇影响极大,养成了他从不空言的务实精神。作为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张謇,在传统社会里要有所作为,实践其远大的抱负,只能通过科考提高社会地位才会有所成就。所以他的前半生的大好时光主要耗在科考的道路上。当他大魁天下后,后半生才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办厂,经过多日的思考,或者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民富国强,他以舍身饲虎的风险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他本是农家子弟,入仕后也仅是一介寒儒,一无资金,二无经商经历,唯有一个状元桂冠。他后来获得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不是他仅有2000块银元的投资,而是状元头衔起了重要作用。状元在传统社会里是一种社会的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是人们仰慕的对象,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可“通官商之邮”,为他办厂,劝人入股投资,起了作用,加上多次的乡试和会试,结识了一批文人雅士,包括获取功名后在官场上结识的大吏,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等。他们或者是科考时相识相交,或者是新科状元后相会,人脉丰厚,这些均得益于清末的科举制度。

张謇主张废科举、兴学校

科举制度与张謇的关系十分密切,张謇却又为什么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呢?

张謇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是建立在对科举制度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首先他亲身经历了科举考试的曲折经历。张謇从1868年录取生员,从34岁后连续四次礼部会试均遭失败。他经受了26个年头,大小考试计149天在科考场屋中度过,不仅历经煎熬,饱受摧残,而且对科举考试内容的弊病有深切的感受。那种科举考试局限于以“四书五经”儒家思想为内容及日趋格式化的八股文考试形式,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而读书,读书的唯一目的为了科考。人的思想被束缚在狭隘的“四书五经”的框子内,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大受限制。这种禁锢智慧、扼杀人才的制度,只会培养一些不关心国家安危,只会空谈理性的腐儒。所以张謇认为“科举之弊,令人气短”。“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鹜此,谁与谋生?”特别是张謇认识到中国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所以他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十分明确,“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科学”。他在《变法平议》一文中指出:“今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才毕出于学堂之一途”。即废科举,兴学校。他不仅这样认识,而且在行动上以办学取而代之,将学校成为育才和选才的阵地。所以他在实业取得成功后,立即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主张普及国民教育,启民智,明公理,提高国民素质,并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谋生手段。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办高等教育,成为人才培养中心。

总之,张謇是科举之人,从个人来讲,他得益于科举,使他由一位农家子弟走上士大夫的阶层,改变了命运,为其后半生的人生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科举制度,就没有近代史上辉煌一时的张謇。然而,张謇又敢于跳出科举,批判科举。张謇在南通创办一系列学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方性教育体系,并且在他高等教育中产生早期产学研思想。也是张謇主张教育救国和废科举、兴学校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姚港老镇拾遗

许德忠


姚港镇位于南通老城往南3公里,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江边小镇。

这座百年老镇,是先有长江支流港河而后才有镇。相传,江南有位姚姓大商人曾到港河边开发,生意越做越红火,吸引了附近老百姓陆续迁移到此定居,并做起了小买卖,富裕了周边百姓。天长日久,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江畔港边小集市。为了纪念姚姓人家,便将这个小集市叫做姚港镇。

姚港镇是我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读私塾和小学时代,我从这条老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七八年,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店一事都了如指掌,那时老街繁华热闹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老街的布局像个“T”字型。南北向主街绵延于长江支港姚港河东畔,里把路长,全由不规则的大小石块铺就而成。虽比不上今天的水泥路、柏油路,但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上等好路。主街南头与东西向江堤相接,约百米长的江堤内外侧,都有住户和店铺。主街北端延至姚港中心小学校。这座小镇约有百户人家,街两边青砖黛瓦、木门木窗的古宅鳞次栉比,其间还夹有不多的草房和棚披,这些既是住宅又是店房。

老街不大,但店铺也算齐全,总共约有三四十家,店铺虽小,但行业齐全,样样东西有得卖。记得当时开有客栈、老虎灶、茶馆店、粮食行、鱼行、杂货店、豆腐店、烧饼店、猪肉店、酱油店、车行、理发店和裁缝店等。其中客栈最多,比如堤外的戴锡康、王连富两家,东街上的张福记、陆和记、王福太、陆老四等家,西街上先为旅馆后为住家的单永祥、朱文斌、孙海、穆国纯等家,充分体现了为码头服务的主功能。姚港还是江海鲜货集散集市,所以鱼行也多,比如西街的丁三爹公家鱼行、东街的戴二瞎子鱼行(兼卖船票)、张庙盛鱼闼子等。东街最南头是单桂英开的一家老虎灶,向北是王志贤饭店、施川理发店、高洪生面店、穆为章饭店、严龙王豆腐店、卢金生烧饼店(兼卖烟酒)、吴林猪肉店、李竹和车行、陈春住家、陆锦山车行等。西街上由南往北是,戴炳彪粮食行、陶家烧饼店、任鹤祥酱油店、王林妹茶馆店、小王粮食行、炳记(单姓)理发店、严龙王裁缝店、陈三林粮油杂货店、钱德泉裁缝店等。

这个港口古镇可算得上是个人气兴旺的小集市,曾是南通通往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主要港口,一年四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不热闹。特别是每逢轮船到港或离港时,商家总要忙一阵早晚市,此时便成为老街上一道靓丽的景观。姚港因伸出江中不远吃水很浅,港口上没有供轮船停泊的码头,轮船只能停在距码头两三里的江中,来往乘客上下轮船、装卸货物都需用“划子”(比较大的木船)转驳。每到凌晨,船到港,杠棒工人、独轮车夫和黄包车夫等三五成群赶往码头接客和搬运货物。此时,轮船的汽笛声和老街上行人的脚步声便叫醒了睡梦中的老百姓,全街顿时热闹起来,码头上人头攒动,喊叫声此起彼伏。

每逢春汛,姚港河上宁波渔船布满河面,船桅林立。满街鱼味飘香,无论是老街上的鱼行、鱼闼子,还是镇边的鱼贩子,都高兴地忙起了鱼生意,古镇很快就成了鱼市。春鱼、黄鱼、鲳鳊鱼、籽鱼、河豚鱼、刀鱼、鲥鱼、冻带鱼等各种江海鲜货应有尽有。记得每到这时,我家总要上港购些春鱼,挂在绳子上晒成鱼干,留着帮工待客吃,味道鲜美。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南通城不断改造和发展扩大,昔日繁华的百年古镇,变得冷清,年轻人大多迁往闹市区,留下的都是些年老体弱之人。站在现在的码头上,透过江边的杂草,远远望去,只看见一条条船从这江面驶过。



再现反“清乡”斗争血与火的壮烈一幕

——中国画《怒火》创作谈

沈启鹏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南通大学、南通市文广新局、南通市文联共同主办的铸魂·追梦——沈启鹏抗战主题画展于2015年9月27日在南通市文艺之家顺利举办。在我重新整理数十年来创作的与抗战胜利、鱼水深情、民族复兴有关的几十幅作品时,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与抗战胜利同时代的人,我既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我愿用画作来致敬民族记忆、祈愿世界和平。现将中国画《怒火》的创作构想与过程记下,与大家分享。

在我历年来的众多美术创作中,相当数量的题材与革命战争有关,与建党建军建国纪念日美展相关。从童少时期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中学时期的《雷锋》《王杰》《亚非拉民族独立》,到插队时期的《数九练精兵》《虎穴夺棉》,再到专业创作时期的《微山湖之晨》《劳军图》《悠悠岁月》《源泉》《牛》《风雪芦荡》《少奇同志与游击健儿》《打过长江去》《陈毅在苏北》《解放区的天》《铁流》《长征吟》《锄奸记》《海盗》等。每一个题材的创作,都是对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重温和体验,都是一次又一次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和感染,都是自我教育的心灵净化过程,都想努力将自己对历史的感悟用绘画的语言告诉世人、告诉未来。

江海大地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英才,还记录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立足于这块红色的土地,从江海烽火看得见摸得着的革命史料中汲取素材和灵感,是我画历史画最可靠的路径。特别是参与筹办纪念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美展,聆听韩念龙、梁灵光、管文蔚、顾尔钥等一批亲身经历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老革命的回忆,更是终生难忘。我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底,虽然没有经历14年抗战,但从父辈的诉说,日本兵击打我家书橱留下的枪托印迹,观看众多反映抗战题材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品和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使我同样刻骨铭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挑战战后秩序。9年前,在十届四次全国人大会上,出于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良知,我提出应设立国家“警醒日”。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凭着一股“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强烈意愿,我投入反“清乡”题材创作,应征全国和江苏省的专题展览,全无功利,只为尽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职责。

32年前,为合作油画《火烧竹篱笆》(入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曾起草构图,画面相对简单,重点是一组拉绳倒篱的人。今重画同一题材应当有超越。

注重画前“功课”。阅读《江海号角》等南通革命文化史料,了解1943年反“清乡”的前后经过和我军民反“清乡”的种种方法;多次参观南通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七战七捷纪念馆,从历史照片和实物中寻找历史信息。

注重构思构图。沉浸到创作中,白天、黑夜,脑海中全是构图、场面、情节。勾画出20多幅小草图,重点在几个主要情节的摆布和画面大结构的组成:人物群组与竹篱连成实的“浪潮”,火焰成片构成虚的“火龙”;或正方或横幅或竖幅,反复比选;横排长题助长画面气势;不断细化情节、强化氛围。

先作小幅正稿。以粗糙的高丽纸作112×105厘米的小幅正稿,以民众破竹篱为主体画面,以“火龙”、题款和主力部队掩护打敌碉堡为辅助,画面上下成三联式。省略所有冷色,使画面统一于红、白、黑的夜幕与火海整体气氛中,人流与竹篱形成撞击对冲之势,借鉴蔡亮《延安的火炬》的情境和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愤怒的人群》版画的力度,以朱砂红题款于黑色的夜幕之上。

再作大幅正稿。由小幅到大幅,有以下改动:一是三联张式小幅正稿似有不集中之感,作145×200厘米大幅正稿时将“火龙”与主力部队纳入画中,既便于处理整体画面结构,也增强了军民齐心、同仇敌忾的气势。二是加强黑影人群前仆后继冲涌的“浪”势,注意了近景人物与黑影中景人物之间的“气”虚,拉开层次又有动感;强化了拉绳倒篱组群人物的整体感。三是近景的新四军战士运动战行军和远景主力部队依据窑墩制高点打碉堡,以掩护老百姓行动。四是以拓片的方式题款,虽难度大,繁重许多,但有碑刻的历史感。用笔力求古拙、雄浑、奇崛。

案上画细部,悬墙铺大势,挂上、取下,记不清多少次反复修改、调整,甚至挖补,好在满纸不是墨,便是朱砂、胭脂,也看不出破绽。讲究白的空留面积和大小块面之节奏感,再以藤黄过渡到朱膘、紫黑,画出火的感觉,压低江芦的亮度……总算整体调整完毕,送装裱。苦战整整一个月完稿,稍稍松了一口气。

裱托上墙的那阵子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作品入选哪一层级美展都无关紧要,为的是以丹青致敬民族记忆,表达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和爱国心声。



欧阳予倩与南通戏剧

张自强


张謇认为,戏剧既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又可补教育之不足。当他打算起一个科班,还要造一间戏馆时,友人推荐了欧阳予倩。

欧阳予倩(1889-1962),我国著名演员、戏剧家。原名立袁,湖南浏阳人。其父亲精通音律,与谭嗣同等人来往甚密。欧阳予倩自小耳濡目染了进步思潮和维新思想。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在日本参加新剧团体春柳社,参与演出《黑奴吁天录》和《热血》。1910年回国后参加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等新剧团体,并编演京剧,创造了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1914年起从事京剧创作与演出,并对传统表演的形式主义、程式化进行大胆改进,一时与梅兰芳并称为“北梅南欧”。1926年参加南国社,从事电影工作。同年,加入民新影片公司,编写电影文学剧本《玉洁冰清》,编导无声影片《三年》和《天涯歌女》。1929~1931年,主持广东戏剧研究所,同时从事话剧创作。1931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赴法、英、苏等国考察戏剧,回国后担任话剧导演,编导《新桃花扇》《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等影片。抗日战争期间,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桂剧团团长,从事抗日宣传,创作了歌颂爱国英雄、痛斥汉奸卖国贼的话剧、京剧。抗战胜利后,编写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等。

张謇认为欧阳予倩是他兴办戏剧事业的合适人选,立即派人赴上海邀请欧阳予倩到南通演出,并商讨筹建南通伶工学社之事宜。这对欧阳予倩来说机会难得,他想借助张謇的财力和声望,施展自己改革戏剧的抱负,便欣然应允。1919年5月初,欧阳予倩到南通演出。当张謇观看了欧阳予倩的演出并与之进行交流后,更加赏识他的学识、人品和才干。6月底,欧阳予倩带家属来通。7月初即赴北京为伶工学社招收学员,回通后又招了一些少儿学生,共约60名。欧阳予倩任主任兼主教务。

校园尚未建造时,以南公园作临时校舍,借西寺空房为校外宿舍。1920年2月,新建伶工学社,社址在城南望仙桥处西侧(原武圣殿)。7月初,房屋建成,欧阳予倩秉承了张謇培养戏剧艺员办学宗旨,同时结合自己对戏剧人才培训的主张,将伶工学社定位为“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欧阳予倩设计了学社校徽,以五线谱为底纹,上立钢笔、毛笔各一支,取意“中西合璧”。伶工学社是最早的正规的戏曲学校,以教授京剧为主,同时开设昆曲、话剧、舞蹈、西乐等课及文化课。欧阳予倩讲授戏剧理论课,介绍外国戏剧家和他们的作品,让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戏剧艺术;解说唐诗宋词,增加学生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讲读当时的杂志和新小说,让学生们开阔视野,这些目的都是为培养一批有新文化知识的戏剧人才,为改革戏剧艺术建立一支生力军。欧阳予倩从上海购买一架大留声机和200张唱片,用来学习西洋音乐。自己购买了一架钢琴,放在学社音乐室内公用。1921年湖南省大水成灾。5月,欧阳予倩带领全体社员赴湖南长沙义演救灾。返通之时,经武汉市,在和记大舞台与余叔岩团合演7天。7月,带领社员去武汉,以景家台为社址演出,并与易俗社联欢。12月初,再次带社员赴武汉切磋。欧阳予倩在南通伶工学社主持校务期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欧阳予倩重视课堂教学和舞台实践相结合,提议伶工学社要建一个演出实习场地。于是,在创办南通伶工学社的同时,先进的新型剧场也开始筹建。欧阳予倩负责剧场图样的审定,借鉴上海大舞台等最新剧场的式样。同时,赴日本考察新型剧场设备、经营与管理。同年重阳节,剧场落成,取名更俗剧场。更俗剧场开幕之前夕,欧阳予倩登台演出《玉润珠圆》。剧场的音响效果极佳,观众无论坐在什么座位,视觉、听觉效果都一样。欧阳予倩对这个剧场非常满意,说:“剧场很拢音,在楼上楼下最后一排都听得很清楚,而且比上海的大舞台、第一台、天蟾之类的舞台都适用。”更俗剧场落成后,张謇便邀请梅兰芳前来演出,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游园惊梦》和《思凡》等名剧,盛况空前。欧阳予倩全面负责剧场的行政管理,主持制定了剧场的规章制度,管理甚严。

张謇在更俗剧场二楼建有“梅欧阁”,又书写“南派北派会通处,卢陵宛陵今古人”一副楹联。阁内两边板壁上,挂着两位先生的剧照,以纪念两位艺术大师的卓越成就和合作默契。

欧阳予倩平日里要主持校务、上课、开会、排戏、演出,深夜还要在家写文章、编剧本,十分辛苦;一年四季,也从未有个休息天。个人生活简朴,总是穿着布衣布鞋。有一次吃中饭时,师母对先生说道:“肉食不宜多吃,于您演出不利,如果再胖起来,在舞台上怎能表演呢?……”此后,他减少肉食,以素食为主。

欧阳予倩在南通3年,为改革戏剧艺术和培育京剧新人含辛茹苦,竭尽心力。他是南通戏剧改革的先驱者,是南通现代戏剧运动当之无愧的有功之臣。他对京剧改革的种种探索,也为中国现代戏剧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叙事长歌《花子街》

登上大雅之堂始末

严金凤

翻开叙事长歌《花子街》的档案,历时一个多“花甲子”的下里巴人的民间山歌,还能载入史册登上大雅之堂,心里油然升起一种欣慰。《花子街》从记录整理到2008年3月被列入南通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5月《花子街故事》被收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中;2011年9月,江苏省政府公布了第三批计6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子街》榜上有名……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可谓酸、甜、苦辣全都尝遍。

偶然发现  掩土珠玑

回忆起那一年,还在上小学时,由于邻里引起的火灾,家里3间茅草房屋,烧得寸草无存,到了“日无登场,夜无宿所”的境地。幸亏开木行的舅父大力支持,借来木材,姑母、二舅家送来“火烛饭”,因两家经济稍富裕,还送来钱,支持购买砖瓦资金重建家园。姨伯家里穷得叮当响,姨伯姨妈只送来“亲眷情”。姨妈跟我母亲讲:米坛子里早断了粮,平时三顿粯子和菜在充饥,能支持的就是姨伯的力气。在重建家园时,运砖、拉瓦、挖泥、砌墙等一些重活杂事全由姨伯包揽下来。姨妈是开油坊老板外公的大女儿,姨伯是在外公家做“伙计”的,由于阴差阳错,姨妈竟爱上了姨伯而结合。外公去世后将油坊交给姨伯,谁知姨伯不善于经营,油坊早就关闭了,只能养条老牛帮助农家耕田,闲时磨元麦粯子,挣几个钱养家糊口。姨妈和母亲老姊妹间协商,因家中不好睡,又不能耽误上学,晚上我只好暂且借宿姨伯家。养牛棚前有一座大园沟,一泓池塘,长满碧绿碧绿菱叶,开着白花花的菱花,煞是好看。然而养牛的牛棚小屋,脏兮兮,矮矬矬,一股呛鼻的牛粪味。

每天天黑,我极不情愿地去和姨伯睡觉。一天傍晚,是入夏以来第一个闷热天,成群嗡嗡作响的蚊虫简直可以用双手去捧。姨伯见我脸上流露着对蚊虫“猖獗”的不悦,不声不响地拿来一簸箕干枯的麦秸,加上一大把早准备好的香艾,在牛蹄踩得坑坑洼洼的“犁路”上熏起蚊烟来,顿时黑烟滚滚,熏得蚊虫仓皇四逃。姨伯慢悠悠地吸上两袋水烟。这时,我也安静地躺下了。姨伯在昏暗油灯下不紧不慢地将一束束青茅、芦竿铡成约二三寸长的小段,边铡边随口哼唱着:“栀子花开白幽幽,心头苦啊想唱歌,东家(指财主)唱歌为取乐,穷人唱歌当老婆。”我听着听着就跟着姨伯学唱起来。姨伯笑了:“伢儿懂什么山歌,我是唱了消消瞌睡的。”

我当时记性极好,很快就能背诵了。翌日傍晚,我有意带着铅笔和纸,干脆把姨伯所唱的山歌全记下来。好些不会写的字,只好画圈儿代替。姨伯山歌唱到憩栖时,竟为我说唱起长篇叙事长歌《花子街》。真想不到姨伯不是歌唱家,却将《花子街》说得琅琅上口、有仄有韵,唱得粗犷高亢、娓娓动听。随着不间断的记录,一本旧作文簿,反过来的背面纸上,总是零零落落布满《花子街》的片断。那时固然不知道《花子街》是掩土的珠玑,只是好奇,有意无意地保存下来。随着自己文化水平的提高,就分句分段抄写在练习簿上,成为当时长歌的雏形。

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曹从坡、季茂之等市文艺界领导的倡导下,开始搜集流传南通地区的老民歌。工人当中我是最积极的。农村中有个叫徐克的农民,在市乡文化馆站人员发动下,也搜集到不少传统民歌。想到姨伯所传唱的《花子街》,能否补充完整一些,然而他已年老体衰,经常生病,原传唱的再也说不周全,幸亏孩提时和我一同睡的姨兄,他识得些字,记性也不错,对姨伯所唱的长歌作了不少的补充和添加,使原先1000多行的长歌,逐渐扩增到2000多行,且字句也比以往优美得多。我真是如获珍宝,利用每天下班后的时间,进行梳理、抄写。当我在厂俱乐部图书室看到韦其麟写的一册刘三妹的长歌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也跃跃欲试,将那份初稿寄到北京的《民间文学》,结果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为此也泄了气,心想,大雅之堂不是容易攀登的,于是将手抄本的长歌扔至高阁,心里也慢慢地淡忘掉了。

险逃一劫  心有余悸

谁知道,在那不平常的岁月里,姨伯竟成了批判台上的“活靶子”,责问他传授了多少黑山歌。屋漏偏遭暴风雨,姨伯在批判台上又说溜了嘴,讽刺了“造反派”,不容分说被关进了牛棚。姨伯食量大,饿上几顿,吃不消了,偷偷摘了饲养场边的一颗青皮蕃瓜充饥。这还了得,一个“变了质”的老贫农,竟当上了“贼”,且又“死不悔改”……差点被打成残疾。然而姨伯对花子街只字未曾提及,那些人也不懂民间文艺,不曾再追根刨底。姨伯虽然被放过了,但落下了病,不久还是魂归黄泉。

“文化大革命”中,搜集民歌最积极的张自强受到批判,罚跪、罚站,腿上、屁股上钉图钉,同时危及我们这班“小喽啰”,市造反指挥部暗地一份通知发到单位上,厂部如迎大敌,似乎抓到一条“大黑鱼”,立马派人到南通市图书馆记录抄写我原先搜集的上千首老民歌,当成“黑材料”,准备给我戴上“摇笔杆子的黑秀才”这顶“桂冠”。这些都是偷偷地进行的,我自己也蒙在鼓里,一点也不懂,直到听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厂矿企业的工人只要不是干部,不可以戴任何帽子。大概厂领导迫于中央文件的压力,在一次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上,特地通知我坐到最前排,由厂党总支书记陈某某,宣布对我的“审查”是错误的,所搜集到的所谓“黑材料”统统销毁,并毕恭毕正地向我三鞠躬,表示道歉,接着将两大箩筐的“黑材料”当众烧毁。我险逃一劫,吓得将搜集花子街的小本本,偷偷藏到近3米高的老衣橱顶上,看也看不见,伸手摸也摸不到,这一秘密连妻小们一概不知道。

长歌出笼  众友相帮

一场春风起,笑迎百花开。直至1981年文艺复苏之时,当时任市文联秘书长的张自强,特地给我写来一封信,叫我将不曾销毁的南通老民歌,拿回来勘校一遍错别字。那天到文联,正好老文友杜子龙也在,张自强兴致勃勃地讲到不仅要将老民歌整理重印,还讲到苏州发现了一部长歌叫《五姑娘》,苏州大报、小报都登了,影响很大,不知我们南通有没有这方面的长歌。我听着听着,仍然心有余悸,没有敢说《花子街》的事。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和杜子龙并排而行,边走边聊,稍微透了一点风声,杜子龙马上鼓励我说:我看这回不会再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你拿出来试试看。我经过再三考虑,瞒着妻子、儿女,偷偷将花子街搜集本送到张自强手里。张自强兴奋不已,与杨问春请了一位写一手好字的学校老师(名字记不得了),很快将全文抄录复写数份,上报江苏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张自强是位爱才心切的热心人,总是一口一口称我乡下老弟,毅然决定要将原稿进行加工整理。整理需要时间,可我又在厂里上班,南通市文联便特地出了一份介绍信,到厂里帮我请假一周。张自强还亲自打电话到厂部,跟厂领导讲述花子街的重要性,这样才得到厂部的批准。随后在有斐饭店与张自强、杨问春一同进行了认真整理。

《花子街》以花子街李逃与富家小姐成亲、贪婪的粮户沦为乞丐的传奇故事为叙事线索,以民歌的比兴、拈连、排比、铺陈、比喻、应答等多种修辞叙事手法,使长歌琅琅上口,妙趣横生。知名剧作家张玉,闻讯按整理本编了一出通剧《花子街》,南通市通剧团立即上演,反响很好。广播电台周末播放录音,年纪大的人听着听着泪水直流。张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所编通剧磁带发行中,《花子街》销售最好。这对《花子街》的出笼,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6月,在苏州西山参加两省(江苏、浙江)一市(上海)吴歌学术讨论会,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国藩在《谈花子街思想与艺术的特点》中称誉:“继苏南搜集到长篇叙事民歌《五姑娘》之后,苏北地区又搜集到《花子街》,南五(五姑娘)北花(花子街),一南一北,交相辉映。”上海《新民晚报》、江苏《新华日报》等均作了专题报道。可是热闹了一阵之后,到底小老百姓手头拮据,无钱出书,《花子街》还是未能登上大雅之堂。这一搁就是20多年,我也从工厂里退休下来,在市地方志办“打工”五六年后,在家中颐养天年。

喜登殿堂  后继乏人

2007年,突然接到港闸区文化局打来的电话称:原搜集的花子街,南通市要求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提名推荐的是南通市民间文化研究会老秘书长杜友农)。我便一口答应,并协助将原油印稿再整理一下成打印稿。经港闸区申报,2008年3月,被南通市政府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并且在江苏大众文艺学会办的《大众文学》上全文发表。

这样又过了两年,每逢遇到称我乡下老弟的张自强时,总要提到《花子街》的出版事宜,这一直是张自强时时关心的事情。后来他将刊发在《大众文学》上的花子街原稿,寄给北京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专家杨亮才。杨亮才看后,给张自强的电话中称:在他所能看到的长歌中,《花子街》能算上一部“经典之作”。这句话给张自强鼓了劲,他千方百计申请到出版印刷资金,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花子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东南大学校长陶思炎在序言中称赞:《花子街》作为地区的三大长歌之一,可视作南通民间口头文艺中的杰作。

书出版了,江苏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9月也将《花子街》列入了江苏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心想:没有这么多像张自强、李峰等人的重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奇葩,怕只能永远掩埋在阴暗角落里,见不到天日了。姨伯、姨兄先后谢世,我亦步入了古稀老人行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刻不容缓。既然“曝了光”,期望能继续传承下去。



引用个人口述史料需慎重

沈玉成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南通日报》和《江海晚报》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旨,先后开辟了“烽火八年,江苏史篇”(史料故事)、“江海烽火”(寻访抗战纪念设施)、“中流砥柱,华中长城”(江苏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等栏目,做足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文章。9月3日,北京隆重举行胜利日纪念大会和阅兵式的报道也搞得有声有色。

这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各家媒体还以较多篇幅,客观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史实,体现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宏大场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和问题。

《江海晚报》8月3日刊登的《1938年的南通保卫战与反攻南通》一稿就有明显的瑕疵。据几位从事南通地方史和党史研究的老同志称,此文的主要材料来源于当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旅负责人张星炳所写的《苏北挺进第七纵队抗战实记》一书。抗战期间,张星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日伪勾结,与我新四军领导的联抗部队“摩擦”,后被我联抗部队击垮,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其书所述内容,有相当大的夸大自己、歪曲史实的成分。《1938年的南通保卫战与反攻南通》引用此书中的内容,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晚报刊登的另一篇稿件《海安境内的“野三旅”始末》亦存在同样的问题。此文还大量引用了张星炳一书的原文,文中称新四军为“匪”,称陈毅为“匪首”。如此引用显然很不慎重,很不恰当。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客观公正,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占有和研究方方面面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而不能仅凭某个人的口述史料就草率认定和下结论。抗日战争期间,南通处于敌后,初始阶段国民党部队有过一些零星的抵抗。自新四军东进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开展了如火如荼、规模越来越大的抵抗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段历史是不容抹杀和更改的。



精 雕 细 磨 出 精 品

——谈《启东市志(1986~2005)》印前再校

黄翠芳


11月24日,《启东市志(1986~2005)》举行首发式。为了减少低级错误,在正式付印前,我们重新组织力量再度校对,花4个月时间校了5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编修质量。

特聘“外眼”  内外同校

内外同校,就是《启东市志》编修人员与从未接触过《启东市志》的特邀人员共同参与校对。

如何动员《启东市志》编修人员参与印前再校?首先是做通思想工作。其次是用好精神和物质两个激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共校出大小各类差错600多处,其中不乏常识性、原则性错误。这些都被细心的老同志发现并修正,实属幸运。

《启东市志》编修人员对自己承编的志书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次校对也造成了视觉疲劳和思维定势,对有些错误总是“视而不见”。因此,非常有必要借用“外眼”审读全志。经研究,我们诚聘启东市委党校退休高级讲师杨广才为《启东市志》特邀校对人员,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杨老师对“启东市东南中学”的历史比较熟悉,发现其中部分史实不确切并作了更正。他还指出该段文中“2002年,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被评为省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评”字应为“定”字。后查阅文件得知,“文物保护单位”是由有关部门“定”而非“评”来的。同样,在审读“事业单位改革”内容时,他发现事业单位数目自相矛盾且统计口径不一致,便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进行改正。

借助机器  人机合校

人机合校,就是人工和机器(即电脑)配合校对,在机器校对的基础上,配以人工甄别、吸收修改。

机器校对确有过人之处。如:对错别字、多字、漏字等“硬伤”的纠错率非常高;提示更正不规范用词、启东人习惯称法和口语化词汇;校出“前苏联”和“中港合资”各一处;显示用错的国内外地名4处。

但机器毕竟不是人,更不是启东人,它不了解启东市情。启东市寅阳镇有一个“连兴港”,机器校对时一律提示其错误,要求更正为“连云港”,但它又不提示吕四“慕仙楼”的“慕”错写成“幕”字;对启东市商业系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欠收自补”,机器认为应用“歉”代替“欠”;对全志中“解放前”与“解放后”,无论指全国范围还是启东全境,都一律要求改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等等。

机器校对有时也“偷懒”。它检索到《启东市志》一处“500~2500万公斤”时,提示要在“500”后加上“万”字,其他类似错误均未提示。

有些问题机器也无能为力。如:排版中的丢行落段,记述中的内容重复,启东俗语中的注解错误,页下注释中的解释不全等等,仍需人工仔细查校、甄别删除、纠正和补全。

利用年鉴  志鉴对校

志鉴对校,就是把《启东市志》的相关内容与相应年度的《启东年鉴》比照校对。

我们在志稿校对中,发现有些内容前后记述不一,甚至自相矛盾;有些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此时,我们想到了《启东年鉴》。因为年鉴记载的是上一年度的大事,供稿单位一般安排其综合科室人员撰写,可信度高。慎重起见,有些问题我们还向年鉴原稿件提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询问。最终,采信了年鉴的记述。实践证明:用《启东年鉴》来纠正《启东市志》的记述错误是成功的。根据比对,发现出专稿中的错误。

关注细节  前后统校

前后统校,就是进一步核查全志的重要数据、图片、注释、附文及有关内容,删除重复的内容、图片与注释,校正自相矛盾的数据,统一图片署名格式和同一章节中文字的行文风格。

首先是看内容。一看内容有无重复。启东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也有一些古迹。有些古迹既是景点又是文物,这就有可能在不同地方记述。如吕四洞宾楼(又名慕仙楼)在志稿的3个地方都作了介绍。二看附文是否必要。我们认为收入《启东市志》的附文必须符合下列标准:一是涉及全局性重大决策。如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改革文件与举措;二是经验性总结文章已在省级综合性会议上介绍或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三是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但正文不便记述,如苏岩礁;四是起补充作用且能提高可读性的千字文。综上分析,删除了2篇可有可无的附文。三看同一章节内行文风格是否一致。我们重点检查最熟悉的党史征研部分,发现其中的第二节“征集研究与编写”下每段开头第一句的句式不一。《启东市志》正式出版时,对这3段开头第一句都作了修改。

其次是看数据。主要核对综述中出现的重要数据与相应篇章中的数据是否一致、类似数据是否缺失。抽校的几对数据中,发现志稿“综述·医疗卫生健康发展”中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床位和卫技人员的数据与编下序、文中图表和具体章节中的记述不一致。经过前后上下文分析,查阅相关资料,最后将“综述”中的记述修正,所涉编下序和章节中的这3个数据也一并统一。在检查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统计数据时,发现市委党校这部分数据缺失。同时,在“党史征研”和“地方志”章节中分别补全了市委党史办和市地方志办两家单位合并前的此类数据。

再次是看图片。主要查看志前彩页和文中插图是否存在重复、图片的文字说明与署名格式是否一致。我们在翻阅了全志638张图片后,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志前彩页中两幅图片内容与文字说明不相符;二是志前彩页中有两幅图片与文中插图重复;三是文中一幅插图以不同“身份”重复出现;四是图片下的文字说明与署名格式全志不统一。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最后是看注释。一看是否有错误与错页。在志稿中发现“三胞”注释不严谨,修正时又发现其注释不是在首次出现时注,将其注释进行前移。《启东市志》通过验收后,作过内容增减与版面调整。在统校时,发现几处注释与所注词组不在同一页。二看是否有重复、遗漏。我们对志稿多轮校对中,不时发现重复的注释。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付印前将全志226个注释全部抄下来,按首字拼音字母顺序做了一个索引,结果又发现了4个重复注释。同时,在内文与注释对照时,发现有两位作者的“人物简介”重复、一位作者无注释、两位作者与建筑物混注且注释不全。

此外,为了尊重不幸逝去的生命,对“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选例”中的逝者姓名虚化并删除其工作单位。同样,出于对每个公民的尊重和避免可能带来的纠纷,我们对“典型刑事案件选例”和“刑事审判”中出现的触犯刑律者姓名,也一并虚化处理。



结缘史志

黄波

2000年的一天晚上,我看到电视里播出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亲赴上海龙华殡仪馆为著名党史专家胡绳送别的消息,随后播出的“胡绳同志生平”高度评价了胡绳的一生。由此,我第一次听说了“党史”这个词,知道党史工作也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成为了一名史志工作者。

其实早在1998年,我已对党史产生兴趣。当年年初,很多电视台热播了一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恩来》,该片共分12集,挖掘了大量珍贵的影视资料和文献档案,系统介绍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歌颂了周恩来崇高的人格风范。片中的几位解说员极有感情,催人泪下,令人久久难忘。2014年,我在上海大剧院与其中的一位解说员——中国最负盛名的播音艺术家方明合影留念。

1999年,我即将升入初三。因担心影响学习,父亲反对我看电视,于是广播成为我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有一次,正好听到某电台播放广播剧《我的父亲邓小平》,讲的是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主人公的父亲邓小平退休的一天。两名演播员采取轻松明快的基调,表现了邓小平获得批准退休后,自己及家人欣慰的心情,反映了邓小平身体力行,为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付出的努力。后来我得知,这部广播剧改编自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的同名作品,担任演播的是总政话剧团的著名演播艺术家牟云和刘继宏,当时创下了全国广播覆盖率之最。

一年后,《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发行,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书店读完了全册。同时,又接触到了很多其他党史书籍,有《再生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天安门风云录》《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等,知识面大为拓宽。

在南通大学学习期间,南通走上桥港时代的跨越发展之路,同时,“一山一水一城一人”的城市文化品牌也逐步深入市民的心中,这为我了解南通历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旁听了文学院庄安正教授开设的公选课《张謇研究》,老师先不讲张謇的生平,而是谈到张謇在生前和生后始终好评如潮,以及张謇与江泽民家族的深厚渊源,一下子便把我吸引住了。此后每周我都固定前去听课。庄老师的讲课通俗生动,娓娓道来,很有《百家讲坛》阎崇年的风范,受到很多学生喜爱。也注重多样化教学,他借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新录制的系列片《近代名城——南通》光碟,在课堂上穿插播放,效果很好。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又旁听了庄老师讲授的公共课《南通地方史》。庄老师讲南通的历史变迁、讲寺街的名人、讲钟楼、讲濠南别业,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很多都是庄老师亲身经历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题目是“南通地名漫谈”,也是我大学时代的“最后一课”。

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凭借较好的文史基础,我有幸进入了南通市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先后参与编纂了3版《南通年鉴》以及《南通市志(1983~2005)》的修改完善以及地方党史相关工作,当年我所学到的在一般人眼里“没用的”的知识恰恰成了“大用”。

我以切身经历得出如下启示:所谓的“兴趣”有时候是在偶然中产生的,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却会对个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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