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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4年03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4年03总第153期

目录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的讲话

  深刻认识修志意义,认真做好修志工作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南通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王昀

  新四军东进海启/黄培希

  日军暴虐者的报应/王其银

  追忆堂兄尤建华/尤军

  海安历史上的首位烈士/夏俊山

  南通民间艺术馆述略/张延生

  南通城市博物馆新装开馆/汤建

  大豫公司民居格局/陈有清

  渡江支前进军江南的岁月/杨银聪

  海门通东治咸翻身仗/袁蕴豪
      南通电影制片厂始末/张自强

  南通京剧团排演《火烧红莲寺》/张玉

  浅谈续志军事篇编纂/周宏文

  南通沈绣百年记/徐慎庠

  童昌龄研究四题/刘聪泉

  新发现如皋中学首届《毕业证书》/郭祥贵

  《朱氏宗谱陆洪闸支系增谱》编修纪略/朱瑞浚

  我心中的好领导——吴镕/杭开明

  拔茅针/许德忠

  大事纪要/海文辑

  编者按:5月15日,在镇江市召开的江苏省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参会人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5日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的讲话及1989年8月12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对正在进行的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刊特此刊发,以资全市广大修志工作者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努力提高地方志工作水平,不断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促进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的讲话

(2014年2月25日


  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深刻认识修志意义认真做好修志工作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8月12日)


同志们:

  刚才,吴敦诚同志作了很好的传达和工作部署,我同意他的讲话,省方志委的陈树田副主任专程到此参加会议,这是对我们宁德地区方志工作的支持。

  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

  《福宁府志》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距今是227年了,这期间历史变化很大。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所谓的“世道沧桑”的变化。而我们没有很好地记载,现在我们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填补这个空白,把近现代闽东的情况作一个真实的记录。

  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人们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才能知道过去人类社会种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一个人无论从事社会工作,还是自然工作,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从历史上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志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利辅助手段。我们是搞领导工作的,“以古为鉴”可达到“知己境地”作出科学的决策。比如搞好农业生产,我们就要了解气候变化规律,象久旱之后必有大涝,这就是历史的总结。通过志书,可以了解到风、雨、雹的基本规律。李拨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志书即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冯梦龙也讲,“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点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修志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没有历史何以爱国?爱国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美德教育,都要从历史中去吸取养分,搞文化虚无主义是不行的。现在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西方的历史、西方的现在无所不好,我们无所不坏。过去讲起五千年文明古国,总有很多光辉灿烂的东西,前一段看来也没有了,反而都是沉重的包袱。现在反思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发扬。当然,我们的文化也有沉重的包袱,但其精华部分、优良传统,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无不对今人,也必将对后人起到一个启蒙作用、振奋作用。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我们要树立这种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要有民族自豪感。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也要树立地方自信心和地方自豪感,比如说,闽东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我们读史就可以受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

  修志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难就难在古今资料浩如烟海,写进志书的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要订正;难就难在资料残缺、散失,收集起来很艰难;难就难在横排门类,不能缺项,不能割裂与孤立,不能失去整体性;难就难在志书要合体例,又要有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完全搞散文体、公文体不行,但是,由于迁就体例,把它局限到没有科学性、思想性、时代感也不行。志书既要避免宣传色彩,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修志工作。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浩大,要靠上下同步,左右协作,靠部门完成分志,靠地、县方志办来完成总纂工作,从我们地区来讲是这样,从省里来讲就更复杂了。既要有“人自为战”的主动进攻意识,又要有“海、陆、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群体意识;不要互相封锁资料,也不要互相扯皮,要确保这个浩大工程的完成。这项工作确实不容易。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修志人员要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现在有些领导抓这项工作有些畏难情绪,认为现在没有人才,没有主笔,不是眼睛向下,而是眼睛向上,等、靠、要,或者等现成主笔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不行。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要眼睛向下、向内发现人才,眼下要用好现有人员,发挥现有人员的积极性。可以聘请一些人来,如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既热衷于此,又有这个水平和能力,一些老同志和老文化人,都有这种责任感,也有这种兴趣,请一些来帮助修志。可以在本地区、本部门物色、培养一些有志于修史的大学生充实修志队伍。各级领导对修志人员要督促、培养、鼓励,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成长。

  也可以把一些疑点、难点集中起来,请一些专家开个研讨会或咨询会,在总体上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法是请一些人来带一段、帮助编一段,缺哪方面的人,就请哪方面的人来帮助我们搞上一年或半年,带几个徒弟,我想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经费问题,修志需要一些经费。有人讲我们穷,我们就是要“地穷”志不能短,修志也不能短。虽然我们财政穷,但修志这个钱还是要挤出来。地、县财政要把修志经费列入预算。同时,也得多渠道筹集一些经费。按规定,各分志的经费是由修志单位统筹解决。

  现在存在一些不良的倾向,有的领导强调工作忙,把修志当作一个“软任务”,摆不上议事日程;有的是中心工作或临时任务一来,就把修志人员抽走,修志工作停停打打,这样做不利于修志工作的开展。修志工作如果要抓,如果认为是一项重要工作,就要一气呵成,不要停停打打。要当个事业来办,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把它作为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也作为一种有远见的表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摆在议事日程上。各级领导,各部门领导,在你离任之后,仍然还能够使人们想起来的一项工作,我看也莫过于此。比如交通部门编一个《交通志》,你本任内的许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而唯有这本《交通志》能够永久保存下去。所以你抓这项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远的事。它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建一座大桥、修一个博物馆,甚至更久远一点。

  李拔任福宁知府的时候,州升府不久,百废待兴,工作很忙,“修城垣、建桥道、筑三坝、禁停棺、劝农桑、课书院”。可是他“案牍之暇,犹复考献征文,集五邑官绅商榷《福宁府志》一书”,他调任福州,把《福宁府志》初稿资料带到福州编纂完成。冯梦龙修《寿宁待志》也很有紧迫感,他说自己为什么“亟亟乎待志之刻”,因为“天运如轮,昼夜不停,人世如局,胜负日新”,“司牧者可以不竞竞乎哉”。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不应超过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吗? 

  我区有搞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共修过州府志、县乡志39种、396卷,出现过几次修志热。明万历十九年至四十三年,24年中曾修过4部志书;清乾隆五年至四十八年,43年间曾修了5部志书,《福宁府志》就是这个时候修的。光绪六年至三十四年,28年间曾修了6部志书。民国6年至30年,24年间修了5部志书。我们这次修志,要发扬传统,按照国家编写地方志的要求和省方志委的规划,编好《宁德地区志》和9部县(市)志。志书要注意质量,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时代发展了,科学分工越来越细,我们一定要在规模、质量上超过前人。现在的志书都要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因此,我们更需要注重质量。各部门都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社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今天在座的都是修志的中坚骨干力量,承担着历史的重任,修志是一件相当“得志”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要把它办好。你们正在为地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政。地、县志完成后,地委、行署应开个庆功会,表彰修志的“有功之臣”。


南通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王昀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的重要任务,是打开并畅通抗日根据地与外地的流通渠道,出口剩余的农副产品,换取敌占区控制的我方必需品。

  抗战时期,南通抗日民主政府为保护抗日根据地的资源不受掠夺,采取“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方针,实行进出口物资“以货易货”的原则。“对内自由”,是指严格保护根据地内部的商业活动自由,调剂物资,稳定物价,扶助生产,保障供给,为商品的有效流通创造条件;“对外管理”是指管理对敌占区的贸易,展开对敌经济斗争,争取有利于我的交换,保障根据地的物资免于遭受敌人的掠夺。“以货易货”,是指一切输出物资按照一定的实物交换比例来交换商品,且用根据地所指定的商品交换,不准带回伪币、法币。它一方面能限制伪币、法币的输入和物资的输出,支持货币斗争的开展;另一方面又能保证工业必需品的输入,打破敌人的封锁。

  为了加强战时进出口货物管理,1943年12月,苏中行署颁布了《苏中区战时进出口货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了奖励保护进出口、限制与禁止进出口的有关货物:凡属军需品、日用必需品、电器器材、医药用品、粮食、牲畜、农具、工业原料、五金物品、文化用具,一律奖励保护进口。凡属消费品、奢侈品、迷信与赌具、毒品等,一律限制与禁止进口。凡根据地内确系过剩货物,不属资敌性质者,一律奖励、保证出口。凡粮食、耕牛、五金物品、工业原料等,一律禁止出口。

  《办法》规定了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办法:“凡经营进出口贩卖业之商民,向县贸易分局申请,领取登记后,贩运货物出口时,须经各行政区、贸易区或县贸易分局核准,履行下列手续:甲、觅保,保证货物出口销售后购回相等出口货物进口;乙、持登记证连同保证书向当地贸易机关申请,核发出口货物许可证,向第一道税所报税后方准启运;丙、前项保证书,须俟购回进口货物其价值大于出口货,并取得贸易所进口货数价证明书后始发还,以解保证人之责任;丁、途中发生意外遭受全部或局部损失,经申请核准始得发还保证书,其局部损失者仍应执行不损失部分之义务。”“贩运货物出口,购回等价货物进口,以填发许可证起满3个月为限。但运往邻省者,得酌予宽限。如逾期不运回货物者,以破坏贸易管理论。”“商人不依规定手续私运货物出口,一经查获,视情轻重予以罚款、没收或依法严惩。”对进口货物的管理,规定:“商人贩运规定之进口货入口应在第一道税所报税时,经贸易所查验货物种类、数量、总价、填该证书经就地行政机关证明,方得启运内销。”

  粮食、棉花和食盐通称“三白”,是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略物资。抗日根据地政府禁止棉粮等物资流入敌伪地区,使得粮、棉、盐、肉不能进城,造成城市市场混乱,日伪军恐慌。但粮食又是根据地的出口产品,如果不允许出口,根据地多余的粮食无销路,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问题。通常抗日根据地政府对粮食贸易进行控制,即粮食不随便出口,而由公营公司、合作社和有组织的商人团体以及运销小组组织出口。苏中四分区颁布《粮食管制条例》,规定不准将根据地的大米、元麦、玉米、黄豆外运资敌。食盐方面,南通根据地的盐务管理机关加强食盐管理,执行销盐税票制度。盐民销盐必须向督煎员报告,由督煎员实地检查、过秤,然后开票放行,如不报告而自行销售,一经发现即当私盐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处以一定的罚款。当时征收盐税的验票,由两淮盐务局统一印发,盐商凭此税票可在根据地内销售畅通无阻,无票者,作私盐处罚。棉花方面,在抗战期间,为减少敌方掠夺,苏中四分区号召农民将棉田改种粮食。政府还适当提高纱、布价格,鼓励农民将所产棉花自纺自织。

  在反对日伪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采取各种游击战术,夺回被抢物资,捣毁日伪仓库。海东区队捣毁了日伪在悦来镇的仓储机构善堂仓。有一次,启西区队和民兵袭击北新镇日本洋行,缴获大米、面粉、棉花数万斤。如皋(东)大豫乡民兵多次夜袭大豫镇据点,夺回被日伪掠夺去的棉花。

  生猪是如皋、紫石(海安)等县的大宗出口的农副产品。政府实行生猪出口管理,为的是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争取生猪有利出口。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通过登记、领取出口许可证,来控制猪行、猪商的经营能力,监督其守信用和守法经营,防止压级压价,拖欠拐骗猪款,贩运违禁品进口等坑害农民、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政府通过生猪管理,实现以货易货的斗争策略。一些县规定,猪商猪贩出口生猪,必须带回猪价80%的工业品交验,从而争取到大量工业品进口,减少了伪币法币的流入,使根据地财富不致白白外流。政府对于确守信用、不拖欠猪款、遵守规定的猪商给予表扬、奖励。泰县曲南区(今属海安县)猪商田某某不仅守法经营,而且还完成政府委托代办的采购西药、纸张、油墨等特需物品的任务,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田某某说:“我们生意人也要爱国,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为了解决军民急需的物资匮乏问题,根据地想方设法,深入敌占区组织货源,打开封锁渠道。抗日民主政府动员根据地一些稍有胆量的商人和小商贩进敌占区做生意,带土产品出去,买民用工业品回来。同时,创造条件,让敌占区的一些商人穿越封锁线,来根据地做生意。如皋(东)苴镇是新四军一师三旅和苏中四分区驻地,部队、机关、工厂、医院等的扩大和增加,对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多,镇上原有的工商户已无法满足供应,唯一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去采运。当时苴镇每天都有几艘船,夜间从马塘东锁碑桥处偷越封锁线去石港,装运酱油、酱制品和其它日用品回来供应。南通县金沙、正场、金余等地的商贩也于夜间冒险从掘港东的大港桥附近偷越封锁线,源源不断地把布匹、日用品运到苴镇销售,再带回苴镇的土特产和海产品。

  民主政府有意识地培养、保护爱国商人,到敌占区去购买军需用品。如皋(东)苴镇三友商店店主季敦廉受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的委托,邀约一些爱国商人,通过不同渠道,一起采购部队所需物资。在陶勇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办运军需物资的队伍发展到近50人,分布在如皋(东)苴镇、掘港、马塘、长沙等地。这支队伍帮助部队到上海等敌占城市,采购花旗硝、硫磺、硝酸、盐酸、氯化钾、西药、电讯器材、摄影器材、布匹、颜料等军工用品,还注意探听、收集多方面的消息,特别是军事情报,并接受委托,接送我方人员。陶勇的爱人朱岚产期临近,委托季敦廉和部队的两位班长护送去镇江。季敦廉在南通被敌伪逮捕,面对酷刑审讯坚不吐实,始终咬定是商人。后经陶勇司令员设法营救出狱(筹集重金保释)。出狱后,季敦廉不改初衷,继续奋战在军需采办一线。

  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秘密开设贸易企业,采办根据地急需的军需民用物品。抗日战争期间,苏中四专署财经处派商人在日伪重要据点南通县金沙镇开设棉花行,借以卖出当地生产的棉花等,购进根据地所需的物资。

  1943年春,为了打破日伪军对联抗部队的经济封锁,联抗司令部和紫石县政府决定在敌占区海安镇开设远大友记粮行,销售联抗地区余粮,购回军需用品。为防止敌人扫荡抢粮,远大友记粮行把联抗地区的部分余粮(主要有大麦、小麦和稻谷)运到海安销售。然后从敌占区购回布匹、电料、医药日用杂品,以及海富区华华织布厂所需的棉纱、颜料、木布机零件等物品。粮行还掩护了不少同志通过敌占区进入根据地。1944年秋,联抗部队改编,远大友记粮行奉命撤销。

  申公记花纱布匹油饼粮行是我方抗战时期在海安镇秘密开设的另一家贸易企业。1943年秋,苏中二地委派吴虎(夏文虎)带一艘粮食船和二三两黄金到海安,化名周时夫,利用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依靠江苏名绅韩紫石二小姐韩柳娴,先与一些商人合股做生意,从敌占区购置布匹等敌伪禁销根据地的商品,换回粮食、豆饼到敌占区销售。在合股做生意的基础上开设了申公记花纱布匹油饼粮行,吴虎任总经理,一些商人和伪方任职人员任股东,韩柳娴任名誉股东。申公记花纱布匹油饼粮行的我方人员,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敌人开展斗争。他们用囤积的油与缺油的南通城伪军谈判,买回一批黄硝(黄色炸药)、硫磺、水银、钢管等军用物资。他们通过股东购买西药、手术器具,“磺胺嘧啶”论吨位计算。他们帮助新四军军部采购布匹等大宗物资。他们还利用经商宣传,开展推行抗币、抑制伪币的斗争,并注意搜集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为取得采购、运输的方便,还贿赂伪职人员,减少阻力。1945年8月日寇投降,申公记花纱布匹油饼粮行完成历史使命。

  反“清乡”斗争前夕,苏中区党委决定利用伪军内部闹矛盾,伪军头目张北生大量扩充自己势力的机会,由汤景延率领通海自卫团打入伪军内部。汤景延部打入伪军内部后,利用分散驻防的机会,控制了长江边上的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他们开办了“协记公行”,进行粮食、畜禽、蔬菜等贸易,为根据地筹集款项,购买运输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

  除申公记花纱布匹油饼粮行、协记公行外,我方很多到敌占区采购人员都注意利用日伪军关系,贿赂伪军,采购押送物资。如,苴镇商人季敦廉、刘兴国到上海购回一批制造炸药的军工材料,在海门麒麟镇南哨遇到伪军的盘查,当时炮楼上日军端着枪直逼哨口。季从身上先掏出2只金戒指,哨兵嫌少,季又掏出2只,才得以放行。

  南通根据地还依托苏中军区海防部队,开辟海上贸易交通线,将我方人员从上海采购的各种紧缺的军需民用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往根据地。

  海防纵队控制了沿海重要港口和滨海地区,从盐城的斗龙港,经东台的弶港、如皋(东)的环港,到南通的吕四港,构成了相对安全的滨海基点,成为苏中根据地的后方基地,活动范围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贸易交通线主要分两条,一条是南下去上海、浙东根据地的贸易线,另外一条是北上去山东根据地胶东的贸易线,其中去上海的贸易线路是主要交通线。新四军第一师采办科科长张渭清遵照粟裕的指示,按苏中军区财经处的要求,秘密到上海采办军工设备、器材和原料并延聘技术人才。吴福海指令启东郁家镇联络站负责人朱廷宰和陆洲舫配合张渭清进行工作。陆洲舫、朱廷宰在吴淞、浦东、崇明、上海市区有众多的青帮兄弟和门徒。伪吴淞海防大队上校大队长吴老九就是青帮成员。张渭清和他从生意经谈到国家、民族的前途,经过进一步争取,驻守吴淞口的伪军听命于新四军第一师。其时,张渭清等在上海浦东开设宝丰渔行,利用渔行的合法地位,掩护根据地的采购和运输工作,为海船出关作店保,暗中采购各种军需物资,如枪支、弹药、硫磺、旧电影胶片、西药、无缝钢管、电讯器材、车床、刨床、印刷机、印钞机、白报纸、油墨,甚至连敌人控制最严的汽油也买来了。这些从上海采购到的物资,都是由海防纵队通过吴淞口,经海上先送到启东,再转送到弶港交苏中军区。电影《五十一号兵站》就是这段经历的写照,当然,其实际情况比电影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

  同时,苏中军区海防纵队还积极从海上与山东、苏北、浙东等根据地沟通、联系,发展同其他根据地的贸易,互通有无。如,将南通等苏中根据地的棉花、粮食等土特产运到胶东,换回所需地雷、步枪、硫磺、花生油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保障了人民的生活。

  海防纵队另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护送干部往来,协助机关转移。为了对付日伪的“清乡”,海防纵队在沿海各港口征用50多艘船,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药库、印刷厂等的设备、物资全部装载上船,在海上航行六七天,安全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或从江南转往延安去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出席苏中区党委会议的人员,从上海请来的印刷技工、军工以及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大多由海防纵队负责转送。


新四军东进海启

□黄培希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四军军歌的歌词,令人想起74年前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是党中央号召新四军挺进敌后,展开抗日斗争的方针。

  “1940年11月初,王澄、彭德清率新四军三纵五团东进海启,与茅珵领导的崇、启、海常备旅会师。”(见《海门县志》)“崇、启、海常备旅11月初,与新四军三纵八团在江家镇会师”。(见《海门县党史》)这是海门人民对当年新四军东进的共识,但记载不够详细,现再补充一些。

历史背景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江南进行抗战。蒋介石却下达“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指示,地处与上海、南京一江之隔,险要之地的苏北区共产党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1938年3月17日,日寇侵占南通城,19日侵占如皋,21日侵占茅家镇、四甲、三厂、青龙港,占领交通线。苏北还有20多个县没有被日寇侵占,名为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已经瘫痪、失控: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省长的韩德勤已将政府迁至兴化;拥有整编八十九军,省保安10个旅,省辖的常备旅、独立旅、税警等部队,以及驻泰州的李明扬和李长江的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各纵队,总兵力有十二三万人。但这些部队在对日抗战中各自戒备,互不侵犯,游而不击。一些进步的抗日小团体及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帮会等成立各种名目抗日游击队、自卫队,少则十几人、几百人,多则二三千人,一时间鱼龙混杂,风起云涌。当时“司令”多如牛毛,遍地皆兵,到处收税、摊捐、要给养。有的白天是兵,晚上成盗,军纪极差;有的所谓“国军”其纪律比杂牌色部队好不了多少;有的专员、县长跑上海,住租界,派秘书、科长和办事员去收税摊捐。正所谓“大业主上海跑,小业主三上吊,游击队数钞票”。政府根本不管处于日夜恐惧、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1938年冬,苏北旅沪爱国民主人士联名发电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进行控诉,质问他,还要不要敌后老百姓?顾竟置之不理。

  当时在通、崇、海启的瞿犊(1913~1939,崇明人)、王进(1920~1939,山西祁县人),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仅3个连,500多人,但军纪较好,积极抗日。不料瞿、王两人却被政府当局于1939年1月10日杀害。群情激愤!时任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成员的季方向保安五旅旅长兼海门县县长孙信符提出抗议。孙迫于季方是他的老师(黄埔军校一期教官),将凶手“海门县自卫大队长”张能忍“撤职查办”,“押解省府”(张中途恢复自由,跑到兴化升为团长后又回海门)。

东进序曲

  江南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的指示,以及“把人民群众自发的救亡活动,引导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上来,开辟打击日寇新战场”的精神,1938年秋,一支队司令陈毅派管文蔚、叶飞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不久又派出方钧领导的挺纵二支队,从扬中进入江都大桥地区。1939年5月,有人搞分裂活动,妄图另立山头,后被我军缴械。1938年底,挺进纵队派韦永义、惠浴宇率三支队过江(3个大队,300多人),进入江都地区开展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9年春,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继续贯彻“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同年8月,新四军一、二支队合并,10月底派出陶勇、卢胜率原二支队四团二营过江,到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与先前到达的二支队梅嘉生部合并成立新四军苏皖支队。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1940年1月7日,管文蔚、叶飞率挺纵从扬中过江到达大桥,转移到吴桥地区进行休整。同年5月,日伪纠集5000多人,分两路合击追剿挺纵。5月底挺纵转移到友军李明扬、李长江部的势力范围郭村。坚持反共的李长江组织13个团攻击围剿管、叶所率3000多人的挺纵。在挺纵有力反击下,陶勇率苏皖支队从天长赶来支援,特别是王澄率四大队和重机连起义,并立即调转枪口,仅轻重机枪20多挺,打击李长江。在内外夹击下,李长江失败了,这就是郭村战斗。

黄桥决战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主力3000多人过江,7月中旬,在吴家桥地区与挺纵、苏皖支队会合。部队进行整编,撤销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下设: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兼政委;二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刘培善任政委;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兼政委(后刘先胜任政委)。7月25日,陈、粟率3个纵队,越泰州“二李”,东进姜堰黄桥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平时拥兵自重的韩德勤看到几千名新四军东进抗日前线,非常紧张,先想法子堵住新四军吃饭来源,逼着陈毅撤出姜堰这粮仓。后又秘密组织苏北剿共指挥部,以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总指挥。将八十九军和翁旅为中路主攻黄桥;左路省保安5个旅,右路由泰州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配合,三路共10万余人,武器精良,补给方便,共同围剿新四军。李守维说“让陈毅喝长江水”。韩德勤更是得意忘形,公开叫嚣“把新四军赶进长江喂王八”。哪知新四军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开战,而是选八十九军、独立旅的要害部位,分别多次设伏,以少胜多。结果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和一一七师参谋长,九十九旅苗瑞林等7名旅长,军长李守维撤逃时淹死,共歼敌1.1万余人,其余的都争先恐后地撤退。韩德勤输了!他在电话中对季方说:“现在不要问我了,主动权在新四军手中。”

  黄桥决战以后,陈毅、粟裕决定将五团从一纵划归三纵。苏四区游击指挥部于10月中旬在掘港成立,季方任指挥,保一旅旅长薛承宗、游六纵徐承德为副指挥,陈同生任政治部主任。开始局面尚稳定,但不久韩德勤便拉拢收买了徐承德。后来徐不但不听调度,还继续收苛捐杂税,不上缴,还伸手要钱。留任的县长也与韩勾结。季方看出这些人是利用他对付新四军,自己不可能领导他们合作抗日。中立局面不能维持下去了,故季方除自己发电报给陈毅外,还动员各界联名电请新四军统一领导。10月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由陶勇、刘先胜率三纵下辖的三、五团继续东进通、如、海、启地区。陶、刘率三纵3000余人,从海安出发,沿运盐河浩浩荡荡,向东挺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队伍长驱200多华里进驻专署临时驻地掘港,留下三团组织发动群众抗日,五团继续前进,东进海启。

  1940年10月10日,王必成、刘培善率新四军二纵,在盐城、兴化、东台之间的刘庄、白驹地区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五纵五支队会师,实现了“向北发展”,把两支大军连成一片。这才有“韩不攻陈,黄(克诚)不攻韩”的相互支持。新四军五团东进海启,与江南新四军相呼应,实现了“向东作战”的中央方针,开辟了新战场,直接遏制上海至南京各城市和水面航运。

挺进海启

  瞿犊、王进被害后,由原在该部的王澄(1914~1944,上海人)、姚力(1918~,启东王鲍人),各带一个连,经茅珵介绍编入颜秀五的常备八团一营,王澄、姚力分别担任连长,后王澄组成机枪连。不久颜秀五投靠泰州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游击指挥部,编为二纵队五支队四大队,王澄为大队长。1940年6月28日的郭村战斗中,王澄起义,成绩显著,被任命为一纵五团团长,姚力为政治部主任。五团在王、姚带领下,于11月5日到达海门县政府驻地江家镇,受到国民党苏四区专员兼海门县县长季强成和当地群众的欢迎,并举行庆祝会,五团政治部主任姚力、常备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先后讲话。部队在江家镇稍事休整便继续东进。在海启交界的三阳镇,受到启东抗日代表张侠风、李若松等人的迎接,11月8日在汇龙镇召开欢迎大会,由中国共产党启东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刘俊主持会议,启东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儒谦、县长董伯祥也坐在主席台上,新四军五团政委彭德清讲话。

  茅珵,1909年生,海门三星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1928年被反共当局逮捕,1938年与党接上关系。瞿、王遇害,他带一连队赴崇明,组织瞿、王旧部两个大队共700多人成立抗日自卫总队。1940年10月初,茅珵、韩念龙奉令见陈毅,改用崇启海常备旅。这次率部从通海赶来会师,会师结束,茅珵率常备旅赶赴包场,与三纵和苏四区游击指挥部主要领导会面。三纵五团与崇启海常备旅奉令编为苏四区抗日指挥部第三旅。茅珵任旅长,李干辉任政委,王澄任副旅长,廖昌金任参谋长,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原三纵五团改为三旅五团,王澄兼团长。常备旅一、二团合并,编为三旅六团,廖昌金兼任团长。部队转移掘港。东进以后,各地成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组织农抗会、妇抗会、民兵,拿起大刀、长矛、小插子等原始武器保卫自已,又逐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特别是在1943年4月1日,苏中四专署发布《紧急治罪条例》,镇压敌人,巩固内部,稳定了人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军部设在盐城。苏北指挥部一、二、三纵编为一师,粟裕任师长(后兼政委)。纵队改称旅,三纵三、五、六团改称七、八、九团。新四军名称于1947年1月30日停止使用。


日军暴虐者的报应

□王其银

  1938年春,日寇为开辟江北战场,派隶属日军101师团的饭冢部队——赤坂101联队侵犯南通、如皋、盐城、阜宁等地。

  3月17日,饭冢部队在南通城郊港口登陆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后北上如皋,沿途没遇到大的抵抗。5月6日,侵占如皋的日本鬼子派先头部队向当时隶属如皋的丁所、李堡进发。丁所是如皋东北乡的大镇,处在如李公路线上。日寇为了方便辎重部队行进,从公路线附近抓了不少老百姓强迫修路。

  日寇先头部队很快推进到丁所南边,国民党保安二团(即薛承宗的部队)有个连在丁所驻防,发现日军后,连长丁佩山下令抵抗,打死一个日本兵。日军当即从如皋增兵100多人,向丁所镇炮击,国民党军被迫撤离。

饭冢部队进入丁所地界见到东西就抢,看到人就杀,有房子就烧。镇河南乔玉林、储传仁被日本人抓去修路,家里只剩下孩子。日本人到了乔家端着枪直吼:“‘小把戏’,把门打开!不然死啦死了的……”门刚打开,家里的东西立时被抢个精光,日本鬼子又放火点着房子。正在庙沟东边路上修路的乔玉林看见自家房子烧起来,赶紧从沟坎里往家跑,跑出不远被日本兵看见,当即被打死……储传仁修路动作慢了点,日本兵拿枪托就砸,接着用刺刀捅,捅得肠子拉扯了一地……

  当年的丁所比较繁荣,有东西、南北街,呈“丁”字型布局,石板当道,串场河(后拓为栟茶河)从镇区穿过,两侧街道全是青砖小瓦房,有的地段还有过街楼。镇区商业非常兴盛,粮店、布店、八鲜行、南北货店一家挨着一家,店前还大多搭有卷棚,可为商客雨天躲雨,有点江南古镇的味道……日本人进镇后大肆烧、杀,如入无人之境,河南河北街区很快燃起冲天大火,那火在镇上烧了3天3夜,被日本人血腥屠杀的普通老百姓就有72人。可怜自明代即开始兴盛的丁所,遭此血洗火烧,老人妇女或投河,或跳井,家破人亡的难以计数……

  饭冢部队在丁所的暴行,激起苏中地区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游击队和民兵组织纷纷出击迟滞敌人的进攻,单是海安境内就先后有国民党泰县地方游击队“奇袭海安”的战斗,共产党领导的海北区队在贲家集附近的“马家尖伏击战”,日伪军“扫荡”青墩、沙岗、于九舍一带,陈振率税警团一部予以反击的“喻家舍战斗”,以及联抗部队和苏中军区老一团、特二团、特四团先后发起的“进攻章郭庄”、“突袭黄沙沟”和“攻克夏家庄”、“收复崔母镇”等战斗。

  饭冢部队如皋、海安得手后,部分防务交换,由伪军驻守,然后继续北上盐城、阜宁,一路烧、杀、抢、掠,暴行不绝,可谓罄竹难书……后来该部转赴江西作战,遭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各级指挥官非死即伤。日军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在庐山战斗中于西孤山麓吴家村被中国部队炮弹击中头部负重伤;师团所属饭冢部队在庐山东麓激战中,各中队军官几乎不是被击毙,就是重伤离开前线。饭冢部队部队长饭冢大佐则死得极具讽刺意味。

  与饭冢作战的是中国陆军160师,师长华振中。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冢连续发动15次进攻,均未能突破中国军队防线。日军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想报道饭冢部队“奋勇”作战的情况,让饭冢戴上钢盔用军刀比划几下拍个照。饭冢正想显显自己本事,满口答应,当即戴着钢盔赤膊挥舞军刀。谁知饭冢戴的钢盔油漆掉了色,在太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个灯泡,被中国哨兵发现。哨兵想打他手中的“汉阳造”,可射程够不着,恰巧有几个老兵沿着战壕走来,老兵背的是三八大盖。哨兵把老兵拦下,指着对面高地让他们看那个赤膊舞军刀的鬼子。老兵看不出鬼子身份,但觉得他耀武扬威的太猖狂了,马上有人端枪瞄上了。那边采访已到尾声,饭冢一转身,刚好露出正面,这边枪响了,饭冢应声倒地,正中心窝……饭冢在101师团被称为“勇将”,他的死亡,对前线日军造成沉重打击。

  101师团另一个联队长饭野贤十则死得更离奇。1939年3月,冈村宁次指挥101、106两个师团强渡南昌附近的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被瓦解……率部追杀的101师团103联队长饭野贤十大喜过望,他想过过枪瘾,向部下展示自己“百步穿杨”的本事。“看好了……”饭野端枪锁定目标后对身边的稻田大尉和几个护卫说。“砰”的一声,枪响了,只见饭野陡然一颤,身体沉重地向前倒在地上。惊呆了的日军官兵立即围上去,他们看见饭野背部有个很大的弹洞,鲜血汩汩涌出,当即气绝毙命。日军官兵很困惑,明明是饭野瞄着前方中国军人,怎么却是他中弹倒下了?稻田拿起饭野的枪,拉开枪栓,发现里面子弹还在。这才想到可能是他身后的中国伤兵开了枪。他举目四顾,周围已无活着的中国士兵。稻田命令逐一排查倒在地上的中国伤兵,发现在饭野身后十余米有个伤兵的中正式步枪尚有余温,再摸他的手腕还是热的……稻田肯定地说:“就是他,是他打死了联队长。”

  这个中国士兵身中两弹,当饭野一行出现在他面前时,重伤倒地的他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他一枪击毙了饭野这个日军大官……

  这个中国士兵身上的胸章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强三娃,中国陆军第32军第141师721团,下士班长。

  日军在丁所,在苏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饭冢、饭野等有此下场,是他们该得的报应!


追忆堂兄尤建华

□尤军

  2013年9月3日,我的堂兄尤建华(老山前线“排雷英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六大队“老尤查报站”站长)因积劳成疾加上感冒诱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殉职,年仅50岁。

  尤建华,1963年6月出生,江苏如皋白蒲人。少年时代的他,个头不高,黝黑清瘦,虽顽皮、幽默,但老实、本分。他家境贫穷,只有几间草房。姐弟4人,兄弟中他排行老大,经常穿着打了几块补丁的衣服,卷裤管、赤脚行走。但他非常勤奋,10岁前,就学会了游泳,在参加公安工作后,曾从长江中救起了一名落水轻生女青年。10来岁的他,放学回家,不是先写作业,而是挎着竹篮去打猪草,然后再在煤油灯下赶做作业。学校一放假,就下田劳动,挣工分,给父母添薪助力。尤建华高中毕业后,继承父业学瓦工,到白蒲镇原勇敢乡建筑站学习建筑预算。原本数学、物理基础并不好的他,硬是刻苦攻读,钻研业务,画烂图纸,问烦师傅,这也为日后娴熟的排雷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堂兄跟堂嫂郭爱萍是自由恋爱。尤建华参军时,堂嫂在镇办企业缫丝厂上班,三班倒,平时请不到长假,只能靠通信交流情感,数年后订下亲事。1987年,尤建华参加了全军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时音讯全无,堂嫂多次接到尤建华阵亡的消息,常常提心吊胆,夜不成寐。后因战斗负伤,尤建华才从前线回来休养。伤愈后和堂嫂举行了婚礼。成家时,家里连结婚的房间都没有,就在部队里安了家。儿子尤明在部队出生、长大,全家仅靠尤建华一人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

  1988年,部队安排尤建华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学习,当时我已经考进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我们有了通信联系。他写的钢笔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充满正能量,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不能辜负长辈的希望,为家庭争光。

  1999年夏天,全军部队裁减人员,尤建华转业待分配,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他讲在前线排雷的经历。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绳子的一端绕住伸在半空中的树枝,另一端则系在自己腰上,悬着排雷,一共排掉1100多颗20多个国家制造的各式地雷,匍匐前行至山顶,终于打通了一条很窄的小路,为总攻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聊到他转业的话题,我劝他尽可能不要转业到公安系统,因为公安战线工作很辛苦,待遇低,而且他又是获得过英雄称号的功臣,回来当个普通民警实在是太亏了。可他决定换下军装穿警服的念头,别人怎么劝说都没有用,他的个性就是这样认真,还带点“固执”。

  尤建华参加交警工作后,甘当小学生,苦练基本功,总结出“一看、二查、三问、四追”、“卡口查缉七法”等工作方法,还创造了南通公安交巡警系统破获案件最多、处警零投诉、群众送锦旗最多的佳绩。

  2003年5月,我遇到正在南通二号桥查报站上班的尤建华。听他说工作是三班倒时,我就又劝了他一回。我说帮他找找关系,或许今后对他有用。他说“跟在战场倒下去的战友比,我很知足了,不计较这些”,“活着就是幸福,就要奉献”。

  偶尔有朋友在南通违章,请我找尤建华帮帮忙,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没有办法帮忙。他有执法权,但从不亵渎权力。他工作很忙,但我从未听他发过一句牢骚,总是笑呵呵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可爱更可敬的人。

  尤建华是一位孝子,只要有空就回老家看望父母,出钱给老人看病,帮家里干些农活。他尊敬长辈,平时亲戚家有事,总是抽空去关心帮助。对孩子们也特别疼爱,耐心地引导和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如果他不参军,继续搞建筑,现在已是富起来的建筑老板。虽然当兵了,经济上没有那么富足,但他仍舍得花钱为大家修路、结对帮扶慰问困难户、资助贫困学生,给一起参军入伍、后来牺牲了的19位战友的父母送年货。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对人生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感悟:“活着就是奉献,就是责任。”他从不考虑如何去索取,而是想着怎样更多的去帮助别人、奉献社会,用正能量去诠释生命的意义。可至今,他老家门前还是一条泥泞的小路,家里还有购房时欠下的数万元债务没有还清。

  2010年的国庆节,尤建华参加了原勇敢中学校友组织的一次聚会,他向每位老师和同学打招呼,恭敬地向大家敬礼,有的同学称呼他“英雄”,他说成绩都是过去的,我是代表别人上台领奖的。他集英模、劳模于一身,但从不居功自傲。

  这就是我的堂兄尤建华!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海安历史上的首位烈士

□夏俊山

  陈元鉴,字望之,号俨然。他本来姓施,过继给住在海安镇陆家巷的舅舅后,随了舅舅的姓,改名为陈元鉴。1885年,陈元鉴出生时,家中已经有了一个哥哥。据袁承业所作《陈元鉴烈士传》记载“烈士生有异姿,磊落多奇气。七岁从汪鸿读孔孟书,读辄成诵。十一从韩国庄学文,十六受庭训,能读父书,喜太史公文及历代兵书,下至近人陈澹如权制诸篇,手不释卷。年未冠,下笔千言,纵横上下不受羁络”。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22岁的陈元鉴赴泰州高等学堂读书,恰逢江南征兵,他即弃笔从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他被调到安庆,进入清军第三十一混成协任炮兵二营正目。

  安庆地处长江中游,上溯九江、武汉,下达南京、上海,控中原腹地,扼大江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地方。驻扎安庆的第三十一混成协为刚刚创办的新军。所谓的“协”,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旅”;而混成协则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加强旅,计有官兵4400人;在混成协炮营的陈元鉴很快结识了马营队官熊成基。

  熊成基是扬州甘泉人,与陈元鉴算是半个老乡,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发展为密友。在熊成基的影响下,陈元鉴逐渐认清了清朝宫廷的腐朽,他决心与熊成基一起,为推翻满清政府,积极筹备和发动起义。

  1908年11月,秋末冬初,机会终于来了。清政府择定25~27日在太湖举行新军会操。陈元鉴等得知安徽巡抚朱家宝届时将前往阅操,于是,暗中联络安庆城内清军某部,商量并决定趁朱家宝外出之机,于28日举行起义。后因朱家宝得到风声,准备提前赶回安庆。陈元鉴等怕丢失时机,于是提前于26日晚9时发动起义,率部围攻安庆。

  起义军举火为号。开头就放火烧了西门的马营,很快又集合东门外炮营和北门外步营的起义军在西门马营纵火,东门外炮营、北门外步营同时会师,猛攻安庆城。一时间,炮声雷动。清官员慌忙督令在城巡防队轰击,同时以重利动用江边清军舰艇向起义军阵地轰击。起义军内失接应,外无援兵,腹背受敌,伤亡惨重。

  天亮后,陈元鉴等率部队潜伏在北郊荒野,稍事休整后,于第二天夜里再次围攻安庆,攻至天明,仍然不能进城,只好率领剩下的900多人北撤。一路上,大家忍饥受苦,好不容易到达舒城。陈元鉴率士兵十多人进城向县令借饷,县令恳劝元鉴等回原营,遭到陈元鉴怒斥。临出县署,陈元鉴为表决心,提议同行志士署壁题名。熊成基题词后,陈元鉴随即题写了“泰州故孝廉陈希壁次子元鉴过此”,以表明自己的决心。

  此后,起义军官兵天各一方。陈元鉴隐匿姓名,昼伏暮出,不幸染病。腊月初,他来到安徽巢县,歇宿在乡村的一座古庙中,不能走动。陈元鉴身边仅留的一名士兵见清政府重金悬赏通缉,动摇叛变,陈元鉴被捕入狱,旋被解至省城安庆。

  陈元鉴身陷大牢,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家乡人得知消息后,千方百计,奔走营救。通过泰州教育会电请泰州赴安徽提学使的吴同甲向办案者力保,请予从宽。吴同甲出面后,办案者也有意开脱,私下转告陈元鉴,让他推脱罪过,就赦免他。陈元鉴含笑对吴同甲说:“先生德厚,鉴当永感泉下。以贪生改大节,鉴不愿为也。”

  新春正月,陈元鉴受审,他慷慨陈词,面无惧色。主审者让他写供词,好为他开脱,他亲笔疾书的“供词”,完全是直言不讳,表明自己执意要推翻清朝政府,铲除社会积弊。谈到火炮轰城,他也直言:“第一炮系熊成基所开,第二炮、第三炮系我所开也。”审判者问:“汝与熊成基合摄小影上题有‘两山排鞑送青来’句是‘闼’字误为‘鞑’字否?”这显然已经是为陈元鉴开脱了,陈元鉴偏不说“是”,而是答道:“非也,鞑者满鞑,排鞑即排满之谓。”先后审问7次,每次陈元鉴都坚持原先的“供词”,主审者始终无法为陈元鉴开脱,只好宣判执行死刑。

  宣统元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1909年4月1日),陈元鉴在安庆从容就义,时年24岁。陈元鉴的妻子高氏已先于元鉴而死,两人没有子女。陈元鉴牺牲后,尸骨不知下落。泰州袁承业同情烈士,亲自来到海安镇,“造烈士第,访求遗逸。道出陆家巷口,入其室,四壁萧然,寂无声息。颓垣败瓦,景况萧条,余心恻然。”袁承业找到陈元鉴家中,只有陈元鉴的祖母王太夫人在。刚刚外出背米回到家中的王太夫人谈起陈元鉴,顿时涕泪雨下,哭了很久,告诉袁承业:陈元鉴的父亲在陈元鉴就义前四年就死了,陈元鉴的母亲王氏,因为陈元鉴起义后家被抄毁,受到惊骇跌倒伤了左脚,医药无效,日夜啼哭,卧床一年多也去世。一家人就剩下祖母在,直到民国2年(1913),陈元鉴的衣物才被弟弟元刨装棺,在泰州小西湖畔筑了一个衣冠墓。

  民国20年(1931),陈元鉴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时期,陈元鉴的衣冠墓被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铲平。1951年,泰州整治小西湖风景区,陈元鉴的衣冠墓被恢复,筑为水泥台式,1990年,又迁至泰州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凭悼。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陈元鉴参与的安庆马炮营起义的壮举,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尽管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有一个新的特点,即革命党由过去单纯依靠个人和会党转向发动新军,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此后,革命党在新军中的活动进一步加强。3年后,武昌新军终于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彻底埋葬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陈元鉴,这位安庆起义中的海安骄子,牺牲后葬在泰州,烈士墓碑上说他是泰州人,是因海安曾属泰州管辖,其实,他是海安历史上的首位革命烈士。


南通民间艺术馆述略

□张延生


  建馆

  1998年4月14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就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申办中国民间艺术馆的报告,作如下批示:“南通市文联:收悉贵会关于申办中国民间艺术馆的报告,我会拟同意与贵会联合主办建立中国民间艺术馆,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对外展示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基地。方案、实施办法、及其他具体问题经双方认真协商后共同制定。”批示公函后还附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提出的顾问、名誉馆长名单。

  起草申办报告的是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张自强。张自强从部队转业回通,即在文化部门搞群众文化和民间文艺工作。50多年来,他足迹遍乡野,拳心酬故里,和民间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张自强常想:南通有着丰厚的民间艺术资源,它们既有赏心悦目的艺术价值,又有发展经济的实用价值,为什么“藏在深阁人不识”?南通那么多身怀绝技的艺人,为什么没有相对应的名分和地位?如何才能改变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而最终堙没的状况?明明为吴元新生产的蓝印花布,进入上海市场得改名换姓;明明是沈寿艺术馆的绣品,要买苏州的“户口”才能上市;明明是南通的红木家具硬要说是上海锦江集团的产品,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自强自组织了在北京的“南通民间歌舞赴京演出”“金银华微雕微画展览”“南通民间艺术壁挂展览”“中国南通蓝印花布艺术展”,参加了上海“第二届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秦皇岛万博城“中国民间艺术大展”等活动之后,他悟出了一个道道:南通应该搞一个集中展示民间艺术精品和民间文艺家风采的平台。他的想法立即得到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团的附和,于是,张自强代表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起草了这份给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关于申办中国民间艺术馆的报告》。

  但是,要建一座国家级的民间艺术馆又谈何容易!按规划,首先要解决至少不得少于8000平方米的用地用房问题。张自强带着张延生勘察了半年,绕濠河转了又转,也没落实到一处理想的地方。在大家想办法的时候,张自强忽然说:我去找沈鹏千,这着棋走不通,我们就放手,不再做这个梦了。

  沈鹏千曾担任过南通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后为市委常委、政协副主席。他爽直恭谦、平易近人,是南通文学艺术界的好朋友。听了张自强的汇报,沈鹏千呵呵地说:“张老,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不过,这笔投资可不是小数目,经费从哪里来?我想应该找个合作伙伴,借用社会的力量。关于馆址问题,我想问题不会太大,你给我几天时间,我来联系联系。”又说:“如果财力、物力够不上搞中国民间艺术馆,先小打小敲办个南通民间艺术馆也行,将来有了条件可以再升格呗。”

  隔了两天,沈鹏千果真送来了喜讯,说可以跟八仙城三银置业有限公司携手联办,他们将提供用地用房。1998年12月15日,在沈鹏千的亲自指导下,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三银置业有限公司进行了首轮洽谈。经商讨,双方决定联合筹建南通民间艺术馆。12月1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南通民间艺术馆联办协议。12月22日,成立了由沈鹏千、张友军、朱进祥、陆勇、张自强、杨问春、张延生组成的南通民间艺术馆管理委员会。沈鹏千被选为管委会主任,张延生当选南通民间艺术馆馆长。通过了《南通民间艺术馆管理办法》《南通民间艺术馆章程》。12月31日,向市文联提交《成立南通民间艺术馆的申请报告》。1999年1月4日,市文联将报告送市政府。1月8日,季金虎副市长批示:我拟予批准,当否,请程亚民市长阅示。当日,程市长批示:同意。1月29日,南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达(1999编发4号)文件:同意建立南通民间艺术馆,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事业单位,隶属市文联,主要职责是:承担民间艺术品收藏、展览、交流。至此,南通民间艺术馆建馆问题初步敲定。

  活动

  1999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一),南通民间艺术馆正式开馆,举办了南通民间艺术馆开幕式暨南通民间工艺精品展。

  开幕式由市文联主席尤世玮主持,南通民间艺术馆馆长张延生对艺术馆和精品展作简介、市委秘书长施景钤讲话,市文联各兄弟协会代表杜友农致词。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程亚民、宋家新、洪锦华、李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陈云及三银置业领导姜旭为开馆剪彩;市委书记周福元、原市委书记朱剑为南通民间艺术馆揭牌。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开发区领导张小平,老领导张如、吴明政、唐真寿、黄冰、王太祥、王光钧、江行、沈鹏千,市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民族文化宫、镇江民间文学资料库、盐城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代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江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电视台、南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通三银置业有限公司、南通八仙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浦东发展银行南通支行、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通纺织博物馆、南通会计师事务所、南通市作家协会、南通市戏曲家协会、南通市美术家协会、南通市书法家协会、南通市摄影家协会、南通市音乐家协会、南通市舞蹈家协会、南通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南通市杂技艺术家协会、南通市曲艺家协会、南通市装裱艺术工作者协会、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海门文联、启东文联、通州文联、如东文联、如皋文联、海安文联等单位来电来函表示祝贺。

  虽说八仙城还未全部竣工,到处堆着水泥、黄沙、石子,脚手架还在寒风中哆嗦,但终挡不住如潮的人流,人们来这里寻春、问春、迎春,不经意也将自己融进浓浓的春意中了。

  这次民间工艺精品展,门类广、品种多,有蓝印花布、板鹞、扎染、绣品、铜铸、根雕、红木雕、水晶雕、珍珠雕、葫芦雕、剪纸、刻布等200余件作品。有些观众根本不敢相信这些宝贝都出自本乡本土艺人之手,当看到这些艺人,并获知其中有3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中国一级工艺美术家,有12名获得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时,人们赞叹不已,在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之余,他们为璀璨的南通民间工艺感到欣喜、羡慕,也为家乡的民间艺术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振奋。

  这次展览历时40天,参观人数达2.8万人次,有从事民间工艺数十年的老艺人、工艺美术专业人员、在读学生、普通居民、工人、郊县农民,有日本丰桥市代表团、市外办旅游局组织的国外人士旅游团,有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王湛、江苏省电视台台长苏子龙等。扬州漆器厂厂长、书记看了报纸报道后,特地开车到南通参观。

  本着收藏、展览、交流的宗旨,为传承、光大南通民间工艺搭建平台,自1999年2月16日开幕后,南通民间艺术馆在4年的时间里,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50次,接待观众144.9万人次。此外还在狼山青少年教育基地内,开设了南通民间工艺精品展厅,展有:古朴典雅、寓意吉祥的南通蓝印花布;制作精美、哨响如筝的南通板鹞;色晕自然、纹样时尚的南通扎染;源远流长、巧夺天工的南通刺绣;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南通灯彩;还有南通刻纸、红木雕刻、树皮雕刻、水晶雕刻、珠贝雕刻、葫芦雕刻、名人字画……数千件工艺精品。南通民间艺术馆长年对外开放,成为教育、熏陶青少年的大课堂。

  组织艺人绝活演示是南通民间艺术馆开展活动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对外交流的纽带。2004年、2005年元宵节,在文峰大世界大厅的绝活演示,为江城增添了春色。绝活演示团还曾先后应安徽省人大、苏州市文联、徐州市文联、邳州市文联、山东莱芜泰钢集团、常熟方塔公园、扬州汉墓公园之请,前往演示。每到一处,轰动一处。当地的一些艺人纷纷要求加入南通绝活演示团,后来他们被南通民间艺术馆聘为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参加了大连、济南、西安、天津的演示交流活动。

  为弘扬南通民间工艺,南通民间艺术馆曾推荐、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南通扎染”“南通风筝”“蓝印花布”“微雕——一滴壶”等6部专题片;推荐、配合南通电视台拍摄了“南通蛋雕”“南通草编”“红木小件”等20余部专题片,为报刊撰写的文章有60余篇,如《张灯结彩庆佳节》《映日玉石别样红——南通民间艺术馆玉石镶嵌展》《虽说老土,人见人爱》《活,鸡蛋壳上刺绣》等。

  南通民间艺术馆在发现、培养、扶持年轻人方面也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近10名青年成了民间工艺美术家。如:罗斌,28岁,如东掘港下岗工人,自幼喜爱面人制作,无师自通,但一直停留在初等水平。馆长张延生从原料配方、作品题材等方面,长期对罗斌进行了艺术辅导,经济上给予了支持,促使罗斌的面塑工艺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他的作品于2004年在江苏省第二届社区艺术节上荣获了最佳优秀作品奖。又如,南通航运学校的学生杭柏春,其父是个雕画匠、养鸡专业户。他上小学时,便开始用父亲的刀具在鸡蛋壳上雕刻玩耍。自打他在民间艺术馆认识了张馆长之后,他便成了民间艺术馆的常客。在馆长的帮助下技艺大大见长,他的蛋壳钻孔达到1224个,打破了578个的世界纪录,并首创蛋壳刺绣。其他还有刻纸艺术家陈跃、树皮雕刻家薛宗祥、草编艺人周永禾、龙凤字艺人朱元德等。

  三迁

  正是走势看好的时候,南通民间艺术馆房产权由三银置业易手金鹰集团。金鹰集团不再延续三银置业以前和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签约,要求南通民间艺术馆于2003年12月底搬出。2004年6月,经朋友帮助,南通民间艺术馆迁进了方天市场库房里。方天库房里的南通民间艺术馆,已无法继续对外开放,但寻门入室的人从不间断,有即将毕业为写论文来查找资料的,有来请张馆长鉴定字画真伪的,有上门来谢师的……还有个叫松田高治的日中友好年画研究会会长(是专门研究门神年画、香纸马子的)。他从日本专程到南通找张延生,要看看南通地区的木板年画。

  在此期间,日本、北京、苏州、扬州、镇江、厦门、青岛、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来电来函来人,表示愿以高价收购馆藏品。

  南通民间艺术馆的现状,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市委、市政府在开启环濠河博物馆群工程时,决定把南通民间艺术馆设在新建的城隍庙内。2002年7月4日,市文联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充分利用城隍庙古建筑群资源办好民间艺术馆的请示》和《市文联关于南通民间艺术馆的实施方案》,7月8日,市委书记罗一民批示:同意。但在联席会议上,终因尊重宗教组织等原因,南通民间艺术馆以和为贵,没有入驻城隍庙。第二次迁址流产。

  但道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和民间文艺同宗同祖,极易沟通,张延生和道教协会会长陈继煌在接触中,很快找到了双方的结合点,并就联办元宵灯会签订了合作协议。2004~2006年,张延生在城隍庙主持操办了3届元宵灯会,把城隍庙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他希望能借此回报社会,对关心南通民间艺术馆生存、发展的贤士达人表示新春的问候。

  关心南通民间艺术馆早日恢复、对外开放的人很多。市委、市政府领导罗一民、丁大卫、程亚民、朱剑、黄利金、季金虎、蓝绍敏、朱晋、李炎……他们为此事都做过重要批示;还有南通民协会员、外地兄弟民协、平民百姓、引车卖浆者。

  2008年1月4日,南通民间艺术馆与南通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市政府办公室[2007]0756号文件精神,签订《太平兴国教寺租赁使用协议书》,同时与市文联达成协议:南通市文联为南通民间艺术馆主管单位;南通民间艺术馆由社会办馆的性质转为民办公助。

  2008年5月18日,南通民间艺术馆举办了新馆开馆暨藏品展开幕式。开幕式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宇明主持,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羌怡芳致词。市政府副秘书长徐国祥,市老领导朱剑、李炎出席开幕式,并参观新馆展品。

  5月22日,市委书记罗一民一行3人专程到南通民间艺术馆指导工作,听取张自强、张延生的办馆汇报。罗书记在参观了二号、三号展厅后,对民艺馆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之后,相继来馆指导工作的还有市长丁大卫,副市长杨展里、朱晋,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小平、章树山,副部长徐仁祥、叶晓平等。

  馆藏

  南通民间艺术馆从1999年创建至今,馆内藏品90%为张延生用几十年经商所得,加之亲戚朋友资助所购。10%是全国各地艺人为感恩所赠。和三银置业联办,也仅是民间的一种合作形式;可以说,南通民间艺术馆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私有文化单位。

  据2003年的统计,南通民间艺术馆藏品有4546件,现分别陈列3个厅展出。

  一号厅,带踏板的红木四面镜合欢床、梳妆台、靠背椅、四仙桌、神柜橱、蓝印花布的铺盖、家庭手绣的帐檐围沿、竹蔑精编的礼品笼盒、绣花镶边的古色古香的男女着装,再现了清末民初南通民居卧室内的陈设。

  二号、三号厅是琳琅满目的珍品陈列室。这里择其一二说说:

  元代绢画《牡丹》、乾隆年间竹禅画的《点头石》、清代状元胡长龄写的中堂挂轴,都是张延生祖上传下的孤品。上海朵云轩的老先生看了绢画《牡丹》,连叹三声。请他估估价,他说:阿拉有规定,类似这样的画,一不估价,二不收购,你还是好好保存着吧。美国有个商人,看了它的照片,愿给45万美金收藏。张延生的亲戚想把它带到美国去,两次都没让出境。

  玉雕十八罗汉、玉石镶嵌凤采牡丹落地屏风,都是张延生年轻时的成名之作。十八罗汉,是利用玉石天然色彩,巧妙构思,精雕细琢之极品,曾获全国工艺大展一等奖。凤采牡丹屏风由岫玉、密玉、羊脂玉、信宜玉、福建红、京白玉、蓝田玉、翡翠等玉石粘贴而成,色彩自然,形神兼备,在全国大赛中曾获金奖。

  一块翡翠毛石(赌石),一块94斤的天然水晶都是镇馆之宝。关于这块水晶石,还有一段佳话:那还是在张延生搞玉石、水晶雕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玉雕厂姓葛的老师傅。葛师傅退休后常搞一些玉石小件卖给张延生,每次来张延生都留他吃饭。张延生从来滴酒不沾,但每次都没忘给葛师傅买酒。葛师傅有一瓶白酒的量,不好意思多喝,只喝半瓶。张延生就把另半瓶给葛师傅带走,每次葛师傅一出门就灌肚里了。后来葛师傅有货也来没货也来,胜过跑亲戚。有一天他来了,对张延生说:我想请你到我家里去一趟。我有两块石料,请你看看。土改那年,分地主的浮财,分到最后,把它分给了我。我一直丢在铺底下,你看有用就给你。张延生去了,一看,说是两块天然水晶石。葛师傅说:我没看走眼,送你了,你拿走吧。张延生想:我何能何德,收受老人守望了一生的宝贝?要拿,就得给钱。因为没准备,张延生翻遍了口袋,给了葛师傅600元。葛师傅说:钱不在多少,要卖我早卖了,还等到今天?这是你我的缘份。

扎染——盘龙,乃扎染大师焦宝林的扛鼎之作。板鹞出自吉华之手。蛋壳雕、蛋壳绣,为杭柏春所赠。微雕、微画是朱今更的作品……

  守望

  十几年来,南通民间艺术馆在挖掘、传承、扶持南通地方民间传统工艺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为民间艺术家提供了展示工艺精品、艺术才华的舞台,拓宽了南通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同时也成了南通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南通广大的民间艺术工作者不仅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这一阵地,也充满了奋起进击的希望。

  国运昌盛,展我雄风。


南通城市博物馆新装开馆

□汤建

  南通城市博物馆(简称城博馆)于2005年8月正式开馆,是市规划局实施的市政府重点工程,由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和建筑专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展馆滨临濠河,与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隔河相望。两馆、三广场组团式规划布局大气磅礴,与先贤张謇先生的规划思想一脉相承。

  两馆为东、西两馆。东馆由城南别业、上海银行两幢近代历史建筑整修而成,主要分为中心美术馆、雕塑城市艺廊、水天讲堂等,西馆为新建地标性建筑,主要为规划展示馆。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三广场为依水而作、温馨亲和的南广场,古朴典雅、紫竹婆娑的东广场,开朗庄重、意韵纯厚的中广场。

  2013年,城博馆邀请西班牙设计师与风语筑同济建筑团队,实施整体布展更新工程,布展更新总面积约3500平方米。整个工程以国内一流规划展示馆为定位,围绕并着力体现南通“一中心三城市”建设目标要求,遵循“形式新颖、重点突出、内容最新以及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努力将城博馆打造成展示南通城市悠久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城市未来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市民认知城市、参与规划的桥梁纽带,普及规划知识、开展学术交流的科教基地。

  2014年新年伊始,城博馆新装开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公众面前。首先来到的是城市客厅,主要由城市剪影、城市印象、城市概览、城市荣誉、规划公示、服务台、留言坊、游客中心等内容构成。

  城市规划展示部分主要以梦缘江海为主题,分三大主题版块进行展示。

  第一展区为寻梦——依托江海,展示南通历史文化名城内容。展览主题为奔流江海潮,源远南通城。从沧海桑田的青墩河畔到潮起汐落的胡逗洲头,从蟹红盐白的渔市盐场到抗倭御敌的要防重镇,从冠甲诸郡的棉乡布都到名闻遐迩的模范城市,南通历经千年江海文化的浸润,以独特的城市风貌和鲜活的文化风情传承有序,历久弥新。第一展区主要分为青墩河畔·远古文明、大浪淘沙·传奇胡逗、襟江带海·名邑春秋、一城三镇·名郡异彩、匠人营国·情系南通五大版块。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出的《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全盛图》,它生动地再现了近代南通“一城三镇”的城市格局,展现了南通近代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繁华场景。全图长8米,宽2米,由吴良镛先生题写图名,堪称南通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二展区为追梦——崛起江海,由规划引领展区、建设成就展区、总体规划模型演示展区、互动展区构成。展览主题为追江话精彩,赶海唱辉煌。南通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发展,以重点区域开发完善城市功能,以综合整治改造提升城市品质,以重大工程建设优化城市服务,以做强城区经济支撑城市发展,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打造大港口、集聚大产业、开发大园区、构筑大通道、建设大城市,奏响了中国梦南通篇“崛起江海”的新乐章。第二展区的总体规划模型演示展示区,采用了“五位一体”声光电演示手法展示南通总体规划,场景震撼生动,堪称南通城市博物馆新装开馆的最大亮点。

  第三展区为为圆梦——腾跃江海,由新城开发规划、沿海开发与江海联动、综合交通规划、生态宜居城市专题展厅和弧幕影院组成。展览主题为往事越千年,江海任浩荡。21世纪的南通正在蓬勃崛起,腾江跃海,港城联动;跨江越海,江海联动。南通以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为目标,高起点规划引领,加快做大、做优、做特、做畅中心城市,强势推进重点区域的建设。以务实、扎实、踏实的作风,继续落实“八项工程”,奋力实现“八个领先”,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

  为达到现代化展览馆要求,城博馆布展利用现代声光电科技及电子媒体等多种表现手段,并采用现代艺术立体表现手法突出主题展示,充分表达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震撼力。同时,展馆实现了集成中控、监控、网络、灯光照明、讲解导览等智能化系统支持。

  城博馆新装开馆后,将全面承担城市规划展示、公示的主要职责,定期更新展览内容,坚持走贴近群众、服务公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南通城市窗口的平台作用,成为展现秀丽精致、浑厚大气的南通城市客厅。



大豫公司民居格局

□陈有清

  民居格局成因

  大豫公司是一种农垦型的公司,必须利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作的农民不可能是天外来客,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需要在这一片处女地上定居生息,因此,民居住房分布的格局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这在张謇先生实业救国的伟业中虽是一个不易被人关注的小问题,却饱含着“安居才能乐业”的大道理。

  大豫公司吸收中国传统村落布局特点与西方现代农业的先进模式,借助于通海垦牧公司已取得的成功经验,经张謇、张詧及江导岷等高层领导于民国5年(1916)再次策划创建的民居格局,不仅推动了当时生产发展与村民生活安定,迄至今天看来,仍有许多积极意义。

  格局特征

  大豫公司将所属耕地从西向东分为10匡,匡与匡之间有大河、马路(可走牛车、汽车)相隔,这马路又称为“贯”,由西向东依次排列,从1贯排到10贯,每贯相距1.25公里,其中东西分为20格,南北分6格,每格称为一。与东西之间有明沟相隔,南北之间有河分开。每25亩,南北长,东西短,呈长方形。若将南北边长分成3段,在南侧1/3处,有一条东西大路,既宽又直,作为与外界的通道(从1贯到10贯一直相通),俗称“排”。由贯、排、组成整体框架;的中心有一南北田埂,供下地劳动往来之用。

  在东西长路南侧,建有农民住宅。这些住宅,座北朝南,左右横向一字排列,从1贯到10贯都在一条线上。一田中两户,东户靠东沟边,西户靠西沟边。房前是菜地,房后有一个宅沟(屋基取土形成的池塘),边上栽树,树下可养鸡。

  格局的积极意义

  适应地理环境。人类从离开野外穴居到筑室成屋,在定居的过程中,相继形成各种村落,他们发现共同生活在一起,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开展互助合作,更好地实现防御、繁衍、获取资源等方面的目的,由此形成聚居。这种聚居之所的叫法各不相同,有的叫村,有的叫庄,有的叫冲,有的叫寨,有的叫墟,江海地区叫园基,还有的叫社、坪、堡或其他名称。他们不仅称谓各异,村落的形态也多种多样。但不管是带状村落,还是多边形状的村落,都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他们建筑格局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负山面水,合乎一定风水道理。其中最好是马蹄形,三面有山环抱,风水穴位于主峰的山脚下,山势走向呈某种吉祥图腾的态势。左右有一定的屏蔽,讲究左青龙右白虎。村前有一片临水的开阔地,河流溪水似金带环抱,形成良好的生活环境。但说到底,这些村落只是顺应自然,巧用客观条件而已。大豫公司地处沿海冲积平原,又是一片可随手塑造的处女地,自然可以按自己的意图来设计。但他们没有囿于老套,而是依新的地理形势,组成横排成线的民居布局,使之与整个匡排结构相一致。也就是说,没有井田式的匡排形态,就没有一排一排的民居。匡、排、说排排民居浑然形成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这实际上也融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无拐无拗,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优先从生产考虑。在“靠天吃饭”的时代,村庄的最大特点是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以方便生产为主要功能。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定与兼顾主观的多种需要,“为生产着想”反倒受到弱化。笔者于江苏水乡高邮、兴化一带看到,他们的村落如同集镇,下地劳动得用船摇出去,近者二三里,远者七八汊。又因一户紧靠一户,稍微上点规模的养殖也无法进行;内地的情况就更为突出,山西夏县一带的村堡,用大车送肥下地,一个来回,常需一天,中午只好在田头从怀中摸出窝窝头干啃。这种劳作方式,不仅劳动者吃苦受累,劳动效率也极端低下,哪里谈得上生产大发展!大豫公司因优先从生产考虑,农民下地,近则几步,远则不超过一刻钟。以挑粪为例,一肩能挑到田里。田里收割的庄稼,一肩也能挑到屋前。与兴化、夏县相比,何等方便快捷。俗话说“路远没轻担”,这无形中也是对农民劳动力的大解放。

  相互守望,便于防患互救。在里下河地区,笔者常见到竖着一字排的民居,即前院、后院式地南北排列,在屋子的东山或西山,有一条南北路作前后交通。由于屋子都是朝南向,前面一家不知后一家的事,后一家不知前一家的事,发生意外,相互不知情,无以互救。还有些地区是“园基”式,一户或两三户住在一起,围以“园沟”,留一个码头(或吊桥),自以为增强了自卫能力,实质上减弱了“大护卫”的互动功能,而且,长此以往,滋生了一种只顾“自扫门前雪”的小农意识。大豫公司民居因横向(东西)一字排开,某家有事,左邻右舍都看得见,听得到。一旦发现火情、盗贼、劫匪……能被相连的几十户乃至几百户及时发觉、迅速施救。今天我们也许体会不深,但在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显得十分重要,要知道,在那个“拿不尽的强盗,捉不完的虱子”的时代,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扩大了村落自卫的传统功能。

  生活方便。大豫公司一贯之西的“里乡”,特别是河套地区,民居星散,田有高低;路无横竖,大大小小,歪歪扭扭,走不多远,不是缺口就是小桥。一到下雨,更是泥泞不堪。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苏北某乡一个小村,村子为南北夹道两排民居,除最南一家外,其他的人,因住在“闷头屋”(群众俗称)里,视线被前边的屋子挡住,年复一年,长期不抬头远望,连形体都发生了变化,大都弓腰驼背;前屋(屋后还长树)早晚还易挡住光线,常在灶头、场边转来转去的家庭妇女养成了一种习惯,看东西都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应上了两句古诗:“女子都是撑目兔,男人皆成缩头龟”。更有甚者:因为两旁的屋基高于中间路基,一下雨,水都流到路上,夏天还好说,冬天呢,寒流一来,冻得硬梆梆的,暴风头一过又“融冻”,因为两边有房子挡住晒不到太阳,十天八天路面都不得干。将干未干时,下一个风暴又来了,周而复始,一冬都没有好路。外地人去了怨声载道,本地人也是骂不绝口,他们愤愤地说:“蹲的闷头屋,走的阎王路。转世再投胎,叫爷也不住!”大豫公司就不一样了,那里路平、路直、无缺口、无残破小桥,一马平川,骑自行车走几十里都不用下车,加之沙性土,雨中不泥泞,雨停则路干,走的人直喊痛快!大豫公司因匡、排、模式固定,找人或被人找,只要讲明几匡、几排、几,就好像明白了门牌号码,一找就准。大豫公司佃农一律住朝南草屋,采光较强,不像里乡搞丁字屋、三合院、四合院,重重叠叠,相互遮蔽光线;因为大门朝南,又必开后门,顺应了江海地区风向气流,夏季比较凉爽。一河之隔的里乡人家,认为那样会“漏财”,他们坚持不开后门,只好热得直喘粗气。虽然土墙、高顶、厚盖为他们降温不少,但总没有开后门的凉快。到了冬天,大豫人将后门关闭,屋外用草遮严,西北风吹不进,又加前门晒到太阳,相对而言还比较暖和。下雨和寒冷给生活带来不适,但由于大豫民居进行了科学规避,祉及平民,功德无量,不像西部地区“烂不过顾家桥,冷不过孙家窑”。里乡人家正屋中间的一间,称为“堂屋”,用于供佛、祭祖、待客,锅灶则砌在侧间或厢屋;大豫公司佃农不重摆设,灶与客厅合在一间,来了客人一边做饭一边交谈,倒也显得亲切自在。里乡人讲究聚族而居,崇尚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房子越砌越多,越砌越乱;大豫公司佃农重分居,在儿子结婚前就分家,为他在一侧预留屋基或别处另辟家园,这就保障原有的民居格局有着一定的稳定性。因为一中住着两户,东户靠着东明沟,西户靠着西明沟,洗刷器物、汰衣、浇灌、排水……都比较方便。在大豫公司范围内,设有大同镇、丁家店、兵房、大豫、南坎等小集镇,镇上设有商店、邮局、医院、学校与农具打造作坊及农副产品市场。居民赶集,近者一二华里,远也不过十里八里,不像西部“汤园人生得苦,出门二十五(里)”。

环境卫生。纵向排列,前一户的茅厕、猪圈置于屋后,虽说偏于一侧,实际即在后一户的门前,免不了臭气四散、苍蝇乱飞;闽浙有些村落,粪坑大多置于屋角路边,过往行人,举目山清水秀,伸脚臭气熏天;大豫民居,因系横向排列,茅厕、猪圈(养猪较少)、鸡牢置于屋后一侧,对邻里没有影响,加之靠水源较近,冲洗方便,易保环境卫生,特别屋后宅沟,一般都保护得比较好,不让脏水流入,专供淘米、洗菜与饮用。

大豫公司布局合理,基本建设逐步完善,张謇满意地说:“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塗梁,若一小世界矣!”


渡江支前进军江南的岁月

□杨银聪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任如东县汤园区烈士乡胜利村民兵中队队长。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村长。1947年任烈士乡乡长、游击队队长。1948年春,到县里学习两个月后,到岔南区任区委委员,分工负责支前站工作。1949年春,中共如东县委岔南区委发动区党员干部报名参加渡江支前任务,区委派我负责带民工渡江支前,进军江南。


 动员群众  参加支前


   1948年9月~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北岸。“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1949年春,中共如东县委岔南区委决定我负责长期民工渡江支前。接到任务后,在区委领导下,我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一是进行形势教育,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意义。二是开展诉苦运动。诉阶级苦,诉被压迫、受剥削苦,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如:村民鲍师基等3家20多间草房被蒋匪军烧光。烈士乡乡长张伯生带领的游击队被伪团长朱开冲(原是国民党教官)视如眼中钉,全队13人全部被其杀害。被害干部群众家属的血泪控诉,无不使人痛哭流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仇恨和参加支前的激情,大家纷纷报名参加渡江支前,群众赵常为亲自送年仅16岁的独子赵进宝来报名。在群众的支持下,只用20多天时间,一支以党员、干部、民兵为骨干,1400多人的支前民工大军(7个连队)组织起来了。当时林梓、新姚地区隶属如东县汤园区,该地区组织了120多人参加民工队伍,组成一个连队,编为第一连。连队有党员10余人,朱殿陆任大队副教导员,顾锦生任连指导员。各连队民工组织纪律性强,训练认真,团结互助,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党员骨干能很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队部把该连队排在第一批随解放军渡江,副教导员朱殿陆分在这个连队,于4月21日渡江。


  周密组织  积极训练


  我们支前民工大军是以县团、区大队部为基础的营、连、排建制组成。区委书记鲍海清任政委,区长左源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兼大队副。下设7个连队,内建7个党支部,班建党小组。每5个人一组,一副担架,担架是用绳子结成长方形的网,两边用毛竹杆扎牢而成。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任担架组组长。当时,党组织是保密的,召开会议都以行政面目出现。出征的民工都有一本血泪账,都有一些与敌斗争和支前工作的经验。

  1949年2月,我们从马塘(当时中共如东县委所在地)集合出发,经过如皋北边,绕道海安、泰兴,最后到达靖江县。当时根本无车辆乘坐,全是夜行军,一夜100多华里路,有时还搞急行军,以此训练民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还训练民工学游泳,每人用稻草扎一个圈,不会游泳的人游泳时套在身上。教民工学会伪装。用树叶、青草等绿色的东西戴在帽子上、扎在背上,使敌机不易发现目标。遇到敌机,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学会掩蔽。同时狠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防止被敌机炸到,树林子、竹园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干部讲话,无话筒、无书报、无稿子,就是讲上级的指示精神,讲身边的人和事,讲血泪史,发动群众,以群教群。集中江边待命时,上千人不可能伙房烧饭,因为炊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群众把大米炒熟,每人装有一条米袋背在身上,这就是必备的干粮。渡江必须有船,可敌人将江北的小木船全掠夺到南岸去,还凭借海空优势,阻止我军民渡江。所以,在渡江前,苏中地区的支前组织从江都、兴化、宝应等地调集来大批船只,全停靠在离江边不远的内河港汊里,每艘船上都配有船长、水手。船上有布帆,有橹桨。


  排除万难  强渡天险


  1949年4月20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进军命令,要求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民工大队随解放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从最东线江阴八圩渡江。每个连安排30~50名民工,10副担架。21~23日,分批渡江。

  21日傍晚,江边聚集了数百条木船,每条船上乘坐20~30人。是夜,江边上,千帆待发。此时,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面临的将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要与滔滔江水搏斗,要与敌军舰、飞机周旋!大家相互勉励,情绪高涨。随着出发命令的下达,几百艘船像离了弦的箭,乘着夜色中敌人不时打起照明弹的亮光,冲破汹涌的波涛,向长江南岸疾驶,强行横渡长江。夜空,敌机不时向江面无目标地轰炸,激起了丈余高的水柱。有的船被打翻,军民就顶着江水向南岸游;有的船被打破漏水,大家就用被子、衣服塞住漏洞;有的船帆绳索被打断,就改用橹摇桨划……靠船工、水手、战士、民工的机智勇敢及熟练的航船技术,拼搏近一个小时到达南岸。船靠江边,大家跳下船,以最快的速度越过100多米阔的一米多深的江滩,登上南岸。木船随即掉头返航,再到江北载军队和民工渡江。我们的船行至江中时,在千米外有一艘敌军舰向江北和江南面开炮,被我军炮兵狠狠还击,击破沉江。我们上岸后,又夜行军100多华里,进入事先安排好的各连驻地。

  一天中午,我与通信员到各连了解安置情况,敌机来了,我们二人机智掩蔽,方得脱险,但那些被缴获来放在村外的军马,被疯狂的飞机轰炸,有4匹军马被炸死。


  解放上海  光荣复员

  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我军继续分路追击逃敌,解放了杭州、南昌等城市。5月27日,又攻占了大上海,全歼20多万守敌。进入上海后,解放军和我们支前民工全都露宿在马路上,深深感动了上海市民。我们大队也收到了解放军各连队的表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好,抓政治思想工作完成任务好。”接着,上级宣布支前民工完成使命,并下发了复员返乡的通知。解放军和上海市民敲锣打鼓、手舞红旗,夹道欢送。我们从十六铺码头上船,乘轮渡木船到达了南通港,上岸后又受到南通军民的热烈欢迎。回到县城,县委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我们大队集体得奖状一张、马6匹。有1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工得了奖,有百十人受到口头表扬。我得渡江纪念章1枚,毛毯1条,手枪1支。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支前民工的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是感人至深。七连连长胡国基,随军支前攻打上海时,带领180多人给前方运送物资和弹药,再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员和战利品,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大家也都满脚打起了泡,肩上的衣布与皮肉粘在了一起,但从没有人喊疼,叫苦!

  渡江支前,进军江南近6个月的历程,使人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她让我在革命战争的熔炉中经受了锻炼,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海门通东治咸翻身仗

□袁蕴豪


  人们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后,痛定思痛。1964年春,海门县委、县政府在认真学习和践行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根据海门南北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差距,将调研的重心放到了通东,决定打一场治咸翻身仗。

  穷苦的通东

  海门南部的三分之二沙地,是江沙沉积的淡土,开垦后二三年农作物即可成熟丰收。北部因是海沙沉积的盐咸土,加上排咸设施简陋,近海咸水倒灌,几十年来仍难予脱咸。不少地方,播种出苗难,有的出了苗又被盐渍而死,成了一块块的荒斑癞痢头。板结的田边路上,烈日下返盐一片白茫茫。每到收获季节,比南沙地亩产粮食相差百斤,棉花相差几十斤,收入大打折扣。咸风、咸水、咸田,连家前屋后菜地都长不出蔬菜,只吃得台上独盆蟹浆蛆虫出。粮食紧缺,只能一天三餐吃粥,越吃肚子越大,肚里越荒。计划经济的单一农耕年代,收入很少,没钱造好房,放眼望去处处是小草房,一个村难得见几家瓦房。不少孩子上不起学,只得上船捕捞,下海跑海,一代又一代形成恶性循环。


  时任海门县县委书记的顾泽民,是个不用秘书代劳,能说会写、能文能武的抗战干部,他长期在三余、通东一带工作,对通东地区了如指掌,对通东人民有着深切的感情。他先让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马分头下乡,实地调研体察民情。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深感肩负的责任。随后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研究对策,一致认为:通东穷,穷在土上,害在水上,关键是治土治水。病源易找,药方难开,大仗从何打起?顾泽民是个有思想又有个性的人,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难以更改。他廉洁奉公,“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翻箱倒柜揭发的大字报、大批判,没有一桩是生活上的,全是“资反路线”的事。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大家对他敬畏有加。可正是这种性格、作风也决定了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大手笔的魄力。他认为良方来自调查研究。于是决定对通东每一块土地,每一条河道作系统全面的实地大调查,尊重科学,以数据说话,先搞试点实验,然后再决策打一场通东盐碱地改良的大仗、硬仗。


  科学调研

  书记指示下达后,县农林水利局立即组织水利、土质、种稻三支队伍,分别下乡,实地调查、试点。

  分管水利的副局长高鹏组织水利技术人员,对通东地形地貌、沟系河网、水流动向及水质作调查。我曾亲眼所见家住正余的钱宝江同志每天拿着瓶子数次到通吕河正余大桥等处往河中取水,带回化验含盐量,记下一连串数据。

  分管农业的副局长邱凤贤带领顾鹏南等农技人员,蹲点正余二大队种水稻试验田,进行旱改水、淡水洗盐实验试点。县里还专门组织一支盐咸土普查专业队,普查土质含盐量。局里农技干部人手少,抽调了36名原海门农校毕业生和3名南通农校毕业生,调配上县农林水利局蔡云祥、沈也清、宋家齐3位土壤专业技术干部负责业务指导,邱凤贤兼队长,我任副队长,再带上炊事员。每个人都带上被头、蚊帐、日用品等,浩浩荡荡奔赴正余二大队小学集体食宿,集中培训业务技术,并以正余公社为试点先行。队员们扛上大锹,拿着布袋、携刀下田,每条田按5个点取样,开5个1米深的土坑,每坑取上、中、下3层泥土,分别装入布袋,每只布袋严格编写上袋号、条田号、田亩数、挖坑号、土层号,然后扛回,交给由10人组成的化验室分别一一化验,得出数据,记录在册。正余试点结束后,队伍再开往新建、王浩、新余、东兴4个公社,冒着酷暑烈日,一社不漏、一不漏、一块不漏、一坑不漏地全部采土完毕。留下化验人员,对来不及化验的土样带回局里继续化验。化验完毕,由县农林水利局蔡云祥、沈也清、宋家齐3位土壤专业技术干部将所有数据全面分析,写成详实普查报告,并按每块田的不同含盐量轻重分级,用不同颜色标示于地图,使领导们对通东盐咸地状况一目了然。


 历史的巨变


  三路大调研报告、数据资料、图表送达县领导,县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听汇报、看资料、作规划、议对策,一场大手笔、大改造的大仗打响。

  大兴水利排咸。分类制定规划。第一类地区。规划明沟作为排水沟,拆坝疏浚通水,横河作为排灌河。全部开深,疏通至底高-0.96米。底宽2米,面宽14米左右;疏通原有南北河的8条竖河,串通调节各条横河,横河一边出道路,南北根据现有道路适当调整通道,共有9条道路,道路通过河道时建造桥涵。第二类地区。规划甲沟一深一浅,一引一排(指100米左右间距)。750米左右设东西向道路一条,穿过甲沟时建桥或埋涵。开通南北向的四甲河调节各横河水源。新建和王浩公社在运北河与新西河之间,新岸河与北圩河之间新开一条引排横河。第三类地区。甲沟同第二类。新余公社运北河北沿、其余公社新东河北沿保留一条横向道路,在两河中间设道路,路下埋涵。东灶港东,新东河至皇岸界,规划开横河一条。三余竖河以西、运北河以南,三余竖河以东、东灶港以西的新东河以南地区,设有电灌渠道,中间设横向道路,引水沟上一涵一桥,排水沟上二涵。1964年,疏浚新岸河。1966年,在鲜圩港以东的海门盐场南侧新开了排咸河。还开挖了南北向的福利河,新高河,新余河等,并将老河沟串通,新建了排咸闸、新高河闸、新东河闸、新西闸、运北河闸、新岸河闸、福利河北闸等。拆坝建桥涵,畅通沟河,形成了河网化。

  种稻机灌洗盐。种稻是最直接洗盐改土举措,引淡排咸的水利为种稻洗盐提供了淡水保证,于是在新建、王浩公社建设了10多个机电灌溉车口,扩种水稻,为咸土淋盐。

  南草北调盖草。麦草质甜,既浮田又肥田。通东人多、田少、缺草,烧草都难自给。县委号召全县一盘棋,组织了南草北调大动作,从地多人少的悦来地区调进2000吨麦秆草,千船万车浩浩荡荡,支援通东重盐咸土地区改土。同时,县政府为该地区供应1万吨煤给农户使用,将节省的柴草用于农田盖草。这样每年盖草2万亩,每亩250公斤,合计约5000吨,加速见效。直至1969年仍整船整船麦秆草、棉饼运达海边的大东农场改咸。

  铺生种绿养地。在引淡排咸的同时,又不断增补土壤有机肥。河泥腐植质多肥力高,冬季就将沟底污泥掘起挑入田铺生肥田。扩种绿肥,埋青改土。调整耕作制度:以前通东习惯种净小麦,易瘦田,故在夏季改小麦为元麦,改净麦为豆麦夹种,以豆绿肥田。秋季,除种稻洗盐外,扩种玉米大豆夹种,以大豆肥田。还进行轮作,养用结合,同时推广良种:老人牙玉米、黑六柱元麦、黄壳旱、虎皮糯水稻、咸蒿豆等品种,以提高产量。

  移民就近种田。通东部分农民住地与耕地相距较远种走脚田,造成无有机肥、耕作粗放、产量低又劳累。政府补助经费,社队支持劳力,将100户迁居就地耕作,仅东兴公社闸东大队就迁移了31户。

  以上多管齐下,且力度很大。1964年夏天,县委书记顾泽民来到正余公社检查治咸工作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后,立即召开党委会,严厉指出:“解放十多年了,通东人民还如此穷苦怎能不急?共产党、老百姓养着我们怎可吃干饭!”公社书记“是是是”地检讨不停,立下军令状:“今晚连夜发动,明天保证见行动。”在旁的我也深受教育。优良的作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没几年,通东地区20多万亩重咸地大变样,产量迎头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包场区棉花单产曾获全县前几名,最咸的东兴公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皮棉亩产连续3年获全县第一 

  至今,上了年纪的通东百姓仍都感激当年县委、县政府的英明决策,那些已退休的公社、大队老干部对当年县领导大调研记忆犹新,常常念记着县委书记顾泽民同志。


南通电影制片厂始末

□张自强


  1958年6月,南通电影院王明吉等人想办南通电影制片厂。为此,向南通市政府送上书面报告,经常务副市长王敏之审阅,立即批准“同意建厂”,并拨筹建经费。由于领导上积极支持,热情鼓励,办厂人增添了勇气和决心。先赴上海购买摄影机,因无货,就从淮海路旧货商店,买了一架零件残缺的手提摄影机,回南通自行修理。又通过袁文殊介绍,到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借2000米底片,立即投入大搞钢铁现场拍摄,又专程赴镇江下蜀矿区,拍摄南通人开矿的场景。拍摄过程中克服了摄影设备、材料等缺乏的困难,终于将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大搞钢铁》摄成。经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支持,完成了后期制作。8月24日,南通电影院试映,同时召开座谈会。26日,全市各影院挂灯结彩,隆重上映,影院门前,车水马龙,争购影票,每天有2万多人观看。

  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城中玄妙观的房屋拨给南通电影制片厂和电影机械厂使用。9月上旬,南通市将这部影片向江苏省委、省政府报喜,得到省领导的表扬和支持。为了解决影片的发行及器材的供应问题,派王明吉和我向中央文化部汇报。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领导十分重视,向国务院报告南通电影制片厂建厂的过程,并邀请中央有关领导及文化界人士,于9月19日借政协礼堂,放映《大搞钢铁》并举行座谈会。放映前,周恩来总理突然到场,看完电影后,他赞扬南通电影制片厂白手起家、勤俭办厂的精神,并指示文化部给予支持。还问天生港电厂、启东县棉花生产情况,王明吉都作了回答:“发电正常,正在扩建;启东县的棉粮连年大丰收。”周总理笑了,并对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说了句“应该奖励”,就告别了大家。21日,陈荒煤签发影片《大搞钢铁》在全国发行许可证,并将该片定为国庆节上映的重点影片之一,另发给1.2万元,还解决了电影底片的供应计划。同时,西安、长春电影制片厂赠送了摄影机。在此期间,全国13家报刊发表了南通电影制片厂的新闻及文章20篇。

  南通市委、市政府为了进一步办好电影制片厂,任命王明吉为厂长,调陈德山、贾佩峰到厂加强领导,吴健、金明生负责摄影,张鼎臣负责器材供应和基建工作。这期间,厂址迁到了环东路85号独门独院的楼内。制片厂始终贯彻勤俭办厂的精神,增添必要设备,购买法国拷贝机、同步录音机,自制了影片洗印机。该厂先后拍摄了《南通新闻》1号、2号,《刘洪当兵》《战斗在淮沭新河》《棉秆皮全面利用》等影片,还拍摄了《南通市区拆东西大街建设人民路》《节制闸工地》《九圩港工地》《南通风景》等资料片。1959年10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南通电影制片厂撤销,合并至南京电影制片厂,所有设备,人员调南京。

  回顾南通电影制片厂简短历程,正如《大众电影》的文章所述:“南通电影制片厂是全国第一个县、市级制片厂。”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南通京剧团排演《火烧红莲寺》 

□张玉


  大幕徐开,顶灯闪亮。宽敞的舞台上,16个光头小和尚,分成左右两排,双手合十,盘腿坐在金黄色的蒲团上。一位身披袈裟、手捻佛珠、端坐在舞台正上方的老方丈,吩咐道:“徒儿们,红莲寺乃佛门净地,我走之后,尔等要严守戒规,一心向佛。六根清净,四大皆空……”言讫而圆寂了。众徒儿痛呼:“师父!”……这是1962年初夏,原南通地区京剧团演出的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的序幕。一开场,剧情就抓住了全场观众的心。

  该剧是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故事,由温偶虹编剧,首演于上海。卓别林观后,认为此剧场景变化之多,在西方仅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可见;对于演员的唱做、斗剑和翻跌武功等,亦颇赞赏。

  当时南通地区京剧团,阵容坚强,行当齐全,生、旦、净、末、丑全有,颇有实力。参加该剧排演的主要演员有小赵君甫、宋宝元、刘松岩、杜湘云、萧泽霖、周正礼、陈桂兰、徐德慎、张洪奎、戚同寅、杨宝童、蒋志鹏、谢兰玉,可真是唱、念、做、打,各司其职的强强联合。连同文戏组、武戏组、旦行组、舞台组、乐队等将近100人。导演是小赵君甫,武戏由杨俊山、蒋志鹏执导。剧中挑大梁的主角桂武由小赵君甫扮演,甘连珠由杜湘云扮演,这是两个既要能唱、又要能打的角色。小赵君甫是位有名的文武老生,在沪宁等地享有盛名,杜湘云以文武花旦而闻名,二人在剧中与其他诸角配合默契,游刃有余。当时排演状况,如日中天,声名远扬,饮誉大江南北。

  表演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火烧红莲寺》,是部参演人数众多、运用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全剧故事曲折离奇,自始至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跌宕,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观众们时而感叹唏嘘,时而慷慨激越,时而黯然落泪,时而纵情欢呼,整场演出,气氛热烈。观众口碑,胜过各种舆论宣传。全团一致认为,此番外出巡演,定能凯旋。

  剧团开出的第一个码头是南京。负责外联的叶树山先去南京找了中华剧场经理华子善,商谈有关演出事宜。华经理告知,眼下正是息夏季节,场子倒是空的。南京是长江畔三大火炉(南京、武汉、重庆)之一,酷热难熬,人们是不大会来看戏的。经一再协商,华经理说:“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暂定演出一周吧。如情况不佳,随时收场。”

  前两天来买票看戏人一般,到第三天,观众猛增,售票窗口排成长龙,余下几天的戏票一抢而空。于是,只有延长演期,方能满足观众要求。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以说明戏票的紧张程度。有一天,南通来了两个朋友找我,想晚上看戏,售票窗口前早挂客满牌。我们找到华经理,他双手一摊,说:“我有些至亲好友要买一张票,也没办法呀。‘黄牛’卖黑市票已卖到新街口了。一块五一张,最贵的卖到两块。”当时剧场票价分成4等,每张是4角、5角、7角、8角。那真是一票难求,我的两个朋友只得悻悻离去。

  在南京原定演一周,结果连演了一个月,还要延期,怎奈下个码头武汉连连催促,只好离南京溯江而上,经镇江前往武汉。

  武汉方面早就在当地报纸上登出广告,所以一开始就很轰动。售票窗前每天一大早就排成长龙等候,下午4点多钟就亮起客满牌。剧场职工不无感慨地一说:如此演出盛况多少年不见了。正当演出如火如荼、人们企盼着观看《火烧红莲寺》二本之际,剧场经理田洪(田汉之兄)来到团里说:“形势有变,接上级通知,这个戏不能再演了,得换戏码。”接着演了两晚传统折子戏,观众反映比较冷淡。

  武汉方面还对该剧召开了批判会。不久,有人在《中国戏剧报》上撰文,说《火烧红莲寺》极尽宣扬封建迷信之能事,机关布景,神神道道,胡编乱造……剧团只好草草收兵,离开武汉,开往湖南长沙,演出《宏碧缘》,仍由小赵君甫、杜湘云领衔主演。

  1963年元旦前夕,剧团回到南通。地区有关领导将剧团王团长请去,说:“你们的《火烧红莲寺》在外演得很红火,后又遭到批判。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没看过,怎好批呀……”于是剧团赶忙在人民剧场装台,演出中依然掌声阵阵,《火烧红莲寺》最后在南通又火了一把 

  《火烧红莲寺》的火爆和停演在南通乃至全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时代印记,特撰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浅谈续志军事篇编纂

□周宏文


  军事是志书必载的内容之一,全国各地都有军事机构、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军事设施。军事历来是地方综合志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首轮修志各地普遍设有军事志(篇、卷、章)。续修志书中多数设有军事篇。“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军事斗争史,军事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军事篇篇目设置

  军事设篇设章应灵活处置。续修志书篇目中,江苏《海安县志(1993~2008)》《金坛市志(1988~2007)》《溧水县志(1986~2005)》《丹阳市志(1986~2005)》等多数续修志书将军事单独成篇(卷、章),《高淳县志(1986~2005)》等与政法(司法)组合成一篇,大篇结构的志书如《东台市志(1988~2005)》《宜兴市志(1988~2005)》等则放在政治部类中设章(篇)记述。笔者认为军事设篇设章不必强求一致,原则上并列体、条目体篇目的志书应当单列设篇或栏目。军事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纲目体(大篇结构)的志书则应划入政治大类设章记述。有一部分并列体纲目的志书仍将军事与政法合并,不是太妥当。现在有的年鉴已将军事单列为栏目,且军事机关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并且有独立的军事科学,作为中小篇结构的志书,不能把军事依附于其他门类,须独立成篇。

  军事篇(章)排序应在政治部类之中。首轮修志,有的志书曾将军事篇排在人事劳动篇之后,跟政治部类的篇章分离,这是非常不妥的。续修志书篇目多数将军事移入政治相关的篇章之间,有的排在政法之前,有的排在政法之后。军事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应当排在政权政协之后或政法前后。

  篇(章)名称仍应以军事为题。部分续修志书篇名不是很准确,概念有些混淆不清。有的把军事改为国防建设,有的改为国防,有的则称军事、人防(青岛市《李沧区志(1994~2004)》)或军事、国防,当然多数志书还是以军事为篇章名。其实,军事的内涵比国防、人防广。《新华汉语词典》“军事”一词的解释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事务、事情。”《辞海》解释“军事”是“一切与战争和军队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与军队建设、战争与战争实施等。”“国防”一词《新华汉语词典》解释是“一个国家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防备外来敌人的侵略,而拥有的人力、物力以及军事有关的一切设施。”《辞海》解释“国防”是“国家为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抵御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人防主要是人民防空及相关设施建设,是军事活动的一部分。从上述词意解释看,军事是大概念,包括国防、人防,故续志不应以国防、国防建设取代军事作为篇章名称,或将国防、人防等与之并列为篇章名称,仍应以军事为篇(卷、章)的名称。

  篇目力求科学有特色。设计好篇目是编好军事篇的基础。首轮修志时,苏州大学吴奈夫教授曾在其专著《新方志编纂学》中专门谈《军事志的编写》,他写道:“军事志篇目的设置,应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军事的历史和现状。”“军事志的篇目设计,应力求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而其关键,在于事类的归属必须科学、合理。”这是很有道理的,续志仍必须遵守这一原则。然而,有部分续修志书分类不当,纲目设置不是很科学合理,有的将人民武装与武警驻军并列,有的将国防动员归入人民武装,其实续志时限内武警、驻军都是人民武装的一部分,国防动员与人民武装是并列关系。有的将预备役制度跟兵役制度中的义务兵役分开来记述,有的将双拥归入军事篇叙述,均不太妥当。预备役制度与义务兵役制度都是兵役制度的一部分,应该合在一起叙述,双拥应归入民政篇有关章节中反映。续修《海安县志(1993~2008)》曾设国防章,因其概念太大,含有其他篇章的内容,后改为国防教育与动员。

  另外,二轮修志修通志的,军事篇纲目及内容可以详一点,续修的断代志书有些内容如战事、日伪军及其他外国侵略军的暴行等在断限内没有内容,不必再设章节目,兵役制度因共性内容多,全国各地比较统一,且前志已记载,续志可不记述或简要记述,而要着重记述当地兵员征集的情况(即征兵、招飞、预备役登记等)。续志设章的篇目一般较简单,有的仅设人民武装、武装警察、人民防空等节,单独成篇的一般较详细,设有5~7章20节左右。

  笔者认为,续志军事部类纲目不管是列篇还是列章,都应结合上一轮修志篇目和当地当代军事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纲目,力求全面,分类合理,特点显著。最基本的篇目军事机构、驻军、兵役、民兵、国防动员、人防等要素不能少,有特色的内容不能少。《海安县志(1993~2008)》军事篇目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在编纂过程中,不断修正,最后确定了总纂纲目,共6章19节。


续志地方军事篇记述的重点

  续志军事篇主要应当记载1985年以后(有的是1990年以后)有关军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然而有的续修志书有关全国的军事内容及重大活动记述较多,有的详载兵役制度的内容,少数缺人民防空的内容,有的关于地方民兵的内容记述很少,仅有一节或两目记述。这些都有失偏颇。作为反映新时期地方军事历史的篇章,应把握好记述的重点。

  强化地方军事特点。突出地方军事特点,这是许多地方志工作者和方志学者的共识。作为地方续修军事篇章,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着重反映本地的军事内容,主要记述与当地军事有关的人和事,也就是突出地方军事特点,有关全国范围的事和共性内容,应尽量略写,或一笔带过,甚至不写。兵役章应主要记述兵役制度在本地贯彻实施的情况,着重反映兵员征集、预备役登记等方面的情况,没有必要单独设节或用较大篇幅去介绍兵役制度本身的内容。民兵是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守卫祖国边防的一支地方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特色武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军事工作的重点,应当单独设章详细记载。为了体现新时代民兵的风采,可从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方面记载当地民兵组织建设、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及重要活动的内容,充分反映民兵在新时期经济建设、维护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凡是具有地方特点的军事内容应当重点记述。海安县角斜“红旗民兵团”是全国民兵工作的先进典型,连续30多年保持“红旗先进单位”,多次受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表彰、记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专门发文号召学习其先进经验。中央军委、国防部、总参谋部、南京军区负责人多次到角斜视察指导,前后两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都曾亲临海安,参加“红旗民兵团”命名纪念活动。为此《海安县志》军事篇将角斜“红旗民兵团”内容升格,设专章记述角斜民兵组织建设、军训备战、思想教育、劳武结合的情况以及获得的各项荣誉。各地都可以详述自身军事工作的特点及地理特点,沿海地区和陆地边防地区、平原与山区都应突出当地地理、军民联防、民兵训练、军事演习的各自军事特点。

  体现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战争尤其世界大战的判断、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局部战争仍会不断发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可以增强国家力量,为国防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因此,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坚持党管武装,居安思危,精兵强军,科技兴兵,抢险救灾,巩固边防,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精简民兵人数,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地方军事的时代特点。续志要努力体现军事工作为经济服务、劳武结合、抢险救灾和精减民兵数量、提高民兵质量以及民兵应急分队建设的情况。以海安为例,1981年基干民兵由13.9万人减少至2.7万人,1993年则减至1.5万人,2005年基干民兵减至9000人。民兵组成主要以应急分队和专业对口分队为主,其功能主要是防范突发事件,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

  体现居安思危的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军事工作的又一特点就是加强国防建设、人防建设和军事训练,以做到有备无患。粟裕将军曾说过:当我们正在建设一座美好的社会主义大厦时,必须在门口设上哨兵。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军事工作如果麻痹大意,就要吃苦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稳固的国防设施和强大的人民武装做后盾,否则,经济建设也不能顺利进行。因此续志要充分记述加强民兵队伍建设和预备役登记、学生军训、军事演练、国防教育、国防动员、人民防空、人防工程建设、维护地方稳定等内容,以反映新时期军事工作防患于未然的特点。

明确保密界限

  军事是志书保密性很强的篇章,必须牢固树立国防意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和《军事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有的年鉴和续志稍不注意就将近几年征兵数、国防工程、防空设施等收录入志鉴,极易造成泄密。苏州大学吴奈夫教授认为现行国防工程设施、人民防空设施、近几年民兵和兵役数字、本地现行陆海空部队的具体情况,属军事机密资料,不应载入志书。这些仍是续志编写必须遵守的保密界限。具体说:1.驻军方面不涉及部队番号、人数、兵力布防、技术装备、作战方案,但消防警察大队则不受此限制。2.兵员征集方面,近几年兵役登记可记载兵员登记率,征兵不涉及征兵人数,可记载新兵入伍素质,如党团员占比,入伍者学历占比;招收飞行员可数年合计,不涉及下限年份招飞人数;预备役登记不涉及预征对象人数,预备役记载不涉及预备师团营建设和登记人数。3.民兵方面,不录民兵组织近几年的人数、军事演练方案、作战应急方案,可略记民兵整组、应急分队点验、武装演习概况,武器装备可记载管理责任制度,不涉及武器装备品种、数量。4.国防动员方面不记录指挥设施、演练过程、军用设施、军用光缆等情况。5.人防方面可记述组织指挥建设、警报建设情况及人防工程总体概况,不涉及城市防空应急行动方案、人防工程建设总体规划内容和组织指挥体系、防空演练、警报系统分布、人防工程的分布等情况。6.志书下限方面,军事篇比较特殊,宜粗不宜细,宜略不宜详。为了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军事工程的下限可以略写,也可以不写。军事志稿形成后,要严加保管,严格把关,防止泄密。志稿应请当地保密委员会进行保密专审。


南通沈绣百年记

□徐慎庠


  沈绣源于苏绣,在南通成为独立的刺绣流派。2014年9月,南通女工传习所建立100年,沈绣技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享誉全国,蜚声海外的工艺精品。 

  “沈绣”之名首见于张謇先生(啬公)一篇文章的题目。沈寿女士逝世后的1923年,前清农工商部胡参议的女婿李君,手中持有4幅绣屏(胡参议,吴县人,生前曾管辖绣工科事务,绣屏是他的遗物),猜想是沈寿所绣,于是请啬公做鉴定。啬公说:“沈作翎毛,无不奕奕有神,栩栩欲活。此犹绣耳,非画绣也,然亦必出其高第弟子之手,足以追踪露香。”这篇《题沈绣》的短文,将这4幅绣屏作了评价,翎毛的绣作“奕奕有神,栩栩欲活”概括了沈绣的基本特征。

  纵观中国刺绣,以绣女(或称绣娘)的姓氏命名的,唯有沈寿。啬公,既识人更识绣。《题沈绣》的157字短文最后云:“百世下以俟真知者耳。”这是发自肺腑强烈的愿望。 

  那么,沈寿是怎样创立沈绣的呢?

  沈寿,初名云芝,字雪君,晚号雪宧,别号天香阁主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74年9月21日)。祖籍浙江吴兴,出生地在苏州阊门外海宏坊。父沈椿,举秀才,曾是一名管盐的小官,喜好古玩字画之类的收藏。母宋氏,出生于素有“绣乡”美誉的木渎镇。环境和家庭的熏陶,使沈云芝自幼萌发对刺绣技艺的猎奇和爱好。7岁与姐姐沈立同绷习绣,8岁即绣《鹦鹉图》,显露她绣艺的天赋。十一二岁时从父亲那儿学习文史,并喜爱名人字画,观赏之余常与刺绣融合,作遐思而构绣,因此,十四五岁时,她以绣品新奇而名遐当地。其时,流寓于苏州的绍兴余冰臣(原名兆熊,后改名为“觉”),与沈家相距不远,他习举子业,擅书画,善于交际。因书画古玩鉴赏常到沈家来,仰慕沈云芝绣艺和才华,数年追求并有一番曲折,终于在1893年与沈寿结婚,婚后读书和研绣,夫妇感情融洽,经营的绣品在苏沪一带颇具声望。

  光绪三十年(1904),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筹备之际,余冰臣有位吴县的朋友单镇(字束笙),年前刚中进士,在京城商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改为农工商部)任员外郎,向余冰臣提供朝廷搜集贡品的信息,遂请画家颜元(字纯生)创作《八仙上寿图》,沈云芝接过画稿组织金静芳等弟子刻苦劳作,精心绣制,赶上朝贡之机。慈禧得观,叹为精绝,堪比宫中藏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懿旨商部尚书载振嘉奖,特颁双龙宝星商部四等勋章,慈禧亲书“福”“寿”两字分赐余、沈夫妇。自此,沈云芝更名为寿。其后,载振奏请在商部筹办绣工科。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商部始派余、沈夫妇赴日为期3个多月的考察。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刺绣艺人广泛接触,深入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尤以对日本园山四条派画家竹内栖凤(1864~1942)、菊池芳文(1862~1918)等人有接触和交流,还购买了《栖凤画谱》《动物学》《水彩学》等有关资料80余册。回国后由余冰臣执笔写了《赴日考察报告书》,其中讲到:“日本刺绣虽粗细不一,都楚楚动人,刺绣者都兼习绘画,对设色深浅均有一定修养,在绣品中最精细的是以西洋画为标本,花数年时间,运用千余种色线绣的美术绣,这类绣品皆可入欧美赛会。从针工来看,不耐细看,不如中国刺绣细密无痕。”沈寿认为:“今后如果采用西洋画作绣稿,运用中国刺绣技法,特别是染线、运色方面精心研究,则中国绣与日本绣相比,有过之而莫不及。”通过访问、学习、研讨、借鉴和比较,了解到西洋美术与日本刺绣的真实状况,取长补短,善于思考和发挥,对她以后的绣艺发展并创造“仿真绣”,有了明晰的概念和促进作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京师商部绣工科开办,沈寿被聘为总教习,余冰臣任总理,以刺绣为主设国文、图画、刺绣等教程,开创中国近代工艺美术教育的模式。

  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沈寿的绣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荣获一等奖,啬公评其为“精绝为世所未有”,杨夏《南洋劝业会报告书》称其为“绝绣”。作为“仿真绣”崭露头角,充分吸收并应用西洋油画中丰富的色彩,体现光与影、明与暗,将传统的苏绣艺术与原创油画表现得淋漓尽致,用杨夏的话来说,叫做“逼肖如生”。这幅绣品于1911年由余冰臣带到罗马参加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荣获优等奖和“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展览会结束后,此幅绣品作为国礼赠送给皇室,国王回赠最高级圣母利宝星一枚,颁赠沈寿镶有皇室纹章的钻石金表。作为传统工艺的中国绣品在国际获得如此荣誉尚属首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是清廷所设绣工科随即解散,余、沈夫妇迁居天津,创办自立女工传习所。二是啬公被推为江苏省议会议长,在“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指导下,认为沈寿搞绣工科属于职业教育,且其绣品屡获大奖,有很强的优势,于是多次辗转寻访余、沈夫妇,甚至不顾左髀酸痛到天津东北近郊,不胜步行之累,找到他们。沈寿告诉啬公,曾有四川人以总教习薪酬二百两聘,没有答应。啬公说明只有50元。“不意女士辞多而就少,辞四川而南通”,沈寿说:“南通实习教育有方兴之气,先生则平日信为可持之人,故来。”当时南通还没有提供作为女工传习所的房舍,资金也缺乏。所以,余、沈夫妇有一段时期在苏州马培之医科旧宅开办同立绣校。1913年冬,沈寿确定赴通,啬公委以绣工科主任之职,选址于通州女子师范校内,与三兄张詧捐资合办,用银5000元,建成平屋11间,于1914年夏竣工。建成后,沈寿于农历八月即赴任。体现啬公与沈寿相互之间高度诚信和默契。经过原先商定的学科分刺绣、图画、编物、手织、裁缝、育蚕6科,其后赣、皖、浙、闽、苏、沪等地陆续报名的女青年日渐增多,啬公又筹集资金将传习所扩建于城南濠河畔。竭尽全力为沈绣艺术的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如今沈寿艺术馆就在扩建后濠河畔原址,东边有一典雅庭院回廊式的建筑,绿地面南一尊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汉白玉全身塑像,供人们瞻仰、纪念,就是栩栩如生的世界美术大师沈寿。

  沈绣之所以名闻遐迩,源从传统的苏绣脱颖而出。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孙佩兰女士有对沈绣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她从对苏州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有关沈绣的藏品观摩、研究和分析,认为沈寿早期所采用的绣稿大都是民间画工设计,虽然以传统针法为主,由于她善于根据画面变化灵活施针,针工娴熟,不仅使绣品极具质感,在透视的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其早期绣品就有收藏价值。孙佩兰对苏州博物馆藏有的沈绣作品《济公》作了专题分析,她说:“济公的面部、颈部、衣纹等处,都根据光线明暗,分出深浅,绣面上两酒坛,深色线的运用犹如素描中的衬光,更见特色。”她认为《济公》这件作品是沈寿中期(1905~1909)的代表作。画稿殆为画家颜元设计,原稿为国画,但沈寿的绣作对色彩的调配和局部处理上,已开始吸收西洋画中讲究光线明暗的长处。真正体现沈寿独创的仿真绣法首幅作品是《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底稿是摄影作品,那时只有黑白显像,所以将这样的“画稿”还原,运用色线的深与浅,浓与淡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一针一线,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将画面上各个细密的部位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确是沈绣非凡卓越超群的才能。

  南通女工传习所筹建之际,余、沈夫妇从天津返回苏州,在医科巷开办同立绣校,因与颜家有通家之谊,聘颜元之子颜文梁(1893~1988)任西画课教师,颜曾在商务印书馆学习刻印、制版等技术,并有志朝西洋油画方面发展。一幅原稿为《耶稣像》的油画是印刷品,是“意大利画家琪杜雷尼所作,原名称《荆棘冠冕》,经颜文梁放大、构绷,沈寿采用她创新的虚实针、旋针绣,以刺绣独有的艺术语言——针法与丝光拉开了面部明暗层次,用色大胆疏朗,绣出了耶稣冠戴蒺藜、血迹披面、头微侧、两眼上翻而无光的形象。……观绣品,犹如置身于这一冷酷、严峻的场合,身心为之震颤”。此幅绣作从苏州带到南通来,用自染色丝百余种,共费时一年多完成。这幅绣品在1915年的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名列榜首,荣获一等奖。

  沈寿是带着“绣魂”莅通的,别具极强的悟性自觉,专静的素养,洁净的习惯,勤勉的精神,是沈绣的基本灵魂。她以画稿为基础,选线调色为基准,灵活运用针法为基本功。她授刺绣课强调审势、配色、求光、肖神,把西洋的绘画、摄影与中国传统的刺绣技艺融为一体,达到令人惊艳的奇异效果。由于她的刻苦钻研,形成沈绣独特的理论。沈寿说:“我针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既悟绣以象物,物自有真,当仿真。见欧人铅油之画,本于摄影,影生于光,光有阴阳,当辨阴阳。潜神凝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观其美术之绣,归益有得,久之久之,遂觉天壤之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这段话被啬公写于《雪宧绣谱》的序言中,是绣谱整个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沈寿口授再加啬公文采锤炼的结果。

  啬公慧眼识人,既看重沈寿的人品,也看中沈绣发展的前景,所以尽其所能为沈绣创造优良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起初安排在女子师范学校内,校长姚蕴素是安徽桐城姚氏家族知书达理的闺秀,在啬公亲题“服习家政,勤俭温和”的校训下,沈绣得以自由拓展和提升。自1914年9月沈寿莅通传绣艺,到她1921年6月8日因病去世。这7年中沈寿有大半时间在病中度过。沈寿得病以后有两件事,一是沈寿于病中刺绣并完成《女优倍克像》,曾在纽约展出,被啬公视为国宝,坚拒出售。二是由啬公与沈寿合作,历时半年,在沈寿疾病小愈间隙于绣绷前“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尽量用通俗的文字,将刺绣的各种要素、技法和术语等表述清楚。有时还由沈寿在绣绷上示范,将所有的线色科学地归类,将绣绷、架及坐具量好尺寸详加记录作图等,“不敢涉诞,积数月而成此谱”。啬公潜心此著,一生中“几易其稿”者殆仅此《雪宧绣谱》,这是为了“术欲凡学绣之有征”(传授绣技有了文字方面的依据),“偿其传授之劳”(作为沈绣艺术理论上应加以总结),还有“寿有独立足有传世之艺,故从金石书妇女特例,书曰吴县沈寿”(自古以来作为“方技”之类,以妇女姓名命名的是特例,可以大书“沈寿”之名)。值得一提的是有誉满全球沈绣获得的奖项,加上《雪宧绣谱》理论的总结报告,才够得上圆满的“世界美术家”称号。啬公的思维逻辑告诉我们,有了娴熟的绣技,还必须有《雪宧绣谱》理论,才能成为真正的“沈绣”。

  沈寿逝世后,墓葬遵其遗嘱在南通,啬公亲自为其选址于马鞍山南隅一片绿荫丛中,并亲题“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是值得后人景仰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1984年,沈寿诞辰110周年之际,研究所举办了纪念活动。1992年,在南濠河北岸女工传习所原址建立沈寿艺术馆,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沈寿侄女沈粹缜之子)题写馆名。

  2009年11月,沈寿艺术馆的沈绣《奥巴马总统全家福》作为国礼由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沈绣《比利时国王夫妇像》赠给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作为祝贺国王生日礼物。  2013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将由沈寿艺术馆绣制的沈绣《普京总统肖像》,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3月30日,习近平访问比利时期间,又赠送沈绣《比利时国王合家欢》给新任国王菲利普。

  2010年9月18日,在上海大剧院画廊举办《御绣清韵——沈绣艺术精品展》,展期10天,展出作品30余幅。人们最为熟悉的《贵妃醉酒》,是典型的仿真绣风格,令人留连忘返。同年,海门创立沈寿刺绣艺术研究会,有数十人致力于沈绣艺术绣制创作和研究。

  值得庆贺的是,沈绣艺术于2007年3月被列入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沈绣艺术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沈绣艺术定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是沈寿女士诞辰140周年,又是沈绣莅通100周年。沈寿曾在谦亭说过:“(啬)公寿百年,谦亭百年,绣亦百年。”百年来,沈绣后人正继承沈绣所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相信再有一百年,“沈绣”仍是青春永驻,活力四射。


童昌龄研究四题

□刘聪泉


  童昌龄,清初广陵如皋人,祖籍浙江金华,为东皋印派代表人物,有《史印》《敬修堂印谱》《韵言篆略》传世。


  生卒之议

  《南通书法网》曾刊载数位印学同仁关于童昌龄的短文:“童昌龄(约1650~?),9岁时即刻出‘柴门老树村’印。”王树堂先生写道:‘柴门老树村’一印“作于顺治十五年。”

  据说,9岁神童刻印之说出自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做学问不必偶像崇拜、人云亦云,断不能以一人之言“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頫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语出周亮工《书黄济叔印谱前》)。“柴门老树村”印有边款“戊戌秋日鹿游作”,查清代第一个戊戌年为顺治十五年(1658),童昌龄时年9岁。依干支记年,甲子轮回,童昌龄应该遇到第二个戊戌年,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他68岁。“柴门老树村”定为“童昌龄68岁之作”有何不可?余观印文及边款“戊戌秋日鹿游作”,其篆法刀法堪称老到,此一说虽与韩天衡相悖,但合情合理。将其定为“9岁神童”之作,令人难以信服。 

  反之,假设“作于顺治十五年”这一结论成立,童昌龄的生年就应打个问号。笔者查考了清代和民国3部《如皋县志》后,曾经有过疑虑。

  乾隆《如皋县志》卷七《选举·应例》、嘉庆《如皋县志》卷十四《选举·应例》、民国《如皋县志》卷十三《选举·应例》中,童昌龄之名均排列于“顺治五年”栏下。“应例”是一种依例而行的非常规渠道的科举途径,史书上常有“应例入粟八百斛”、“应例输粟授义官”等记载,估计钱财必不可少,虽也有考试形式。自隋唐开始至清王朝结束,科举并无年龄限制,但应例授官对象当是成年之人。如3部县志记载属实,即童昌龄于顺治五年(1648)通过“应例”入仕,那未,童昌龄的生年至少应是1630年左右,但这一结论与童氏有关著作之序跋的记载全然不合。康熙四十七年(1708)夏,童昌龄至南京,刻成《韵言篆略》《敬修堂印谱》,这是无可置疑的记载,若童昌龄的生年定在1630年左右,斯年已是八旬老者,如此远行,似无可能,“不辞溽暑,皷刀摹勒”,“奏刀砉然,如大匠之运斤成风”也不类八旬老者所为。况且敬修堂主人赵圣木在《敬修堂印谱跋》有童昌龄“年来归自粤西”之句,如此高龄致仕,亦无可能。于是,笔者对《如皋县志》所记产生怀疑。乾隆、嘉庆、民国3部《如皋县志》均有极高的编修水平和史料价值,“乾隆志”年代最久,笔者尤其奉为信史,但事实并非如此,《选举表》中“顺治五年童昌龄入仕”之误已是确凿无疑,续修《如皋市志》者不可不审之。

  发文之日,所购韩天衡2012增订本《中国印学年表》邮至,发现该书已将“童昌龄(鹿游)刻‘柴门老树村’”列在“1718 康熙57 戊戌”之下,与笔者考证完全一致。顺治七年庚寅(1650)可暂定为童昌龄生年,‘柴门老树村’印刻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童昌龄卒年当在“1718年后”。


  籍贯之论

  关于童昌龄的籍贯,诸多同仁均作:“号乡溪渔父,原籍浙江义乌,徙居如皋。”其实,原籍浙江义乌的说法,最早出自叶铭《再续印人小传》《广印人传》,其后,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李毅峰《中国篆刻大辞典》均沿用此说。叶铭的依据已无从考证,《论如皋印派》照本抄录,无可厚非。但史学上关于童昌龄的籍贯至少有多种说法,一是金华,二是义乌,三是兰溪,四是广陵,五是扬州,六是如皋。

  2012年《印学研究》刊连云港李宏先生《童昌龄史印考略》,对其籍贯提出新的看法。高式熊《鲁盦藏印谱简目》、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记载为江苏扬州人,《江苏艺文志》记载为如皋人。李宏考证:高式熊、韩天衡的依据是《史印·朱彝尊序》中“广陵童子鹿游”句,由于童昌龄家在如皋,但常客住于扬州,所以朱彝尊就把童昌龄记为广陵(扬州)人。看来,高式熊、韩天衡以及李宏都不了解扬州和如皋的历史关联。如皋在汉唐时期隶属广陵郡,元明时期隶属扬州府。如前《题二》所言,康熙年间,如皋李渔遇到兴化籍的荆州太守李雨商时互称同乡便是一例。高式熊、韩天衡抛开扬州和如皋的隶属沿革,机械地以现代概念的“扬州”对应古代概念的“广陵”,有失详察;至于李宏先生,实在不必大费周章,用诸如“家在如皋,客住扬州”的想像来自圆其说,童昌龄就是明末清初扬州府如皋县人氏。

  2012年春,王本兴《江苏印人传》由南京大学出版,该书对童昌龄作了如下记载:“字鹿游,浙江义乌籍,后入扬州籍,不久移居江苏如皋。”如此编排,真让人啼笑皆非。

  乾隆《如皋县志》卷七《选举·应例》栏内有童昌龄,嘉庆《如皋县志》卷十四《选举·应例》栏内有童昌龄。1933年,沙元炳先生主修《如皋县志》,《选举·应例》栏内亦有童昌龄,惜未付梓。古代科举严禁“冒籍”,童生报考应填报父祖三代履历。按常理,不是如皋人,断不可能名列《如皋县志·选举表》。譬如李渔,其祖父为兰溪人,李渔必须回兰溪应试,即使金榜题名,《如皋县志·选举表》也不可能收录。而童昌龄的祖先来如皋的时间肯定要大大早于李氏家族。民国时,冒广生先生曾披阅沙元炳《如皋县志》手稿,并于卷十三封页上题字:“童鹿游篆刻与许实夫斋名应有传”,钤“疚斋七十后作”朱文印。很明显,冒广生是认定童昌龄这位如皋同乡的。

  童昌龄《史印》自序有“金华童昌龄鹿游氏”句。自称“与鹿游素称知己”的通州范国禄,在为《史印》所作序中云:童昌龄“籍本金华,家于如皋”。这应该是很准确的记述。明代,许多浙江客商来如皋经商,并逐渐定居下来,兰溪李如松兄弟(李渔父辈)如此,童昌龄的祖先也应是如此。只是童昌龄的祖先来得早多了,否则,不可能名列《如皋县志·选举表》。较《史印》晚约30年的《敬修堂印谱》,其正文首页署有“如皋童昌龄鹿游氏篆”,临安盛弘邃之序有“雉皋童子鹿游兼擅其长”句。这说明童昌龄情寄家乡如皋,但始终不忘祖籍金华。因此,说童昌龄“原籍浙江,徙居如皋”,显然不够准确,因为并非童昌龄本人徙居如皋。

  李宏根据承庆堂《史印》内页所刊“香溪童氏”、“香溪渔父”以及自序之中“金华童昌龄鹿游氏篆并识”句,考明清时期,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八县之中仅兰溪有香溪镇,故推论童昌龄为兰溪香溪镇人,这自然算不上什么研究成果。史学研究,孤证尚且不立,何况推论。《印学研究》以“摘要”推介其为“新的见解”,实在不敢苟同。

  在此,《韵言篆略》的序跋值得一提。盛弘邃在《韵言篆略》序中云:“童子鹿游,兰陵世族,濲水名贤”;童跋文则自注“香溪童昌龄鹿游氏”。考“兰陵”为兰溪名山;“濲水”为兰江古称。兰江亦名兰溪,由衢、婺两水汇合于兰荫山下,流经兰溪市区,经建德梅城入钱塘江。李渔曾为兰溪客商在扬州的会馆题写对联:“一般作客,谁无故土之思,常来此地,会会同乡,也当买舟归濲水;千里经商,总为谋生之计,他日还乡,人人满载,不虚跨鹤上扬州。”香溪镇位于兰溪北郊,兰江岸畔,有兰溪“北乡门户”之称。这段文字应该可以为李宏先生的推论佐证,即童昌龄祖籍不是金华府义乌县,而是金华府兰溪县香溪镇。

  笔者曾受业于国学宗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张舜徽教授,参与校读《罗振玉全集》时,先师常教导“考据当穷根究源”。依愚之所见,《史印》《敬修堂印谱》《韵言篆略》等便是本文考据之根本,“童氏三谱”之序、之跋,或为童氏自撰,或为友人所作,史料无可置疑。叶铭亦为笔者所崇敬的大师,但其所撰“童昌龄小传”之可信度,远逊于“童氏三谱”,况且此传中还有其它明显谬误,笔者不一一列举。

  无论义乌,抑或兰溪,童昌龄祖籍金华,终是不刊之论;无论扬州,抑或广陵,童昌龄如皋人氏,终是不易之说。相信细读“童氏三谱”后,印学同好皆有正论,不再盲从《广印人传》。至于《南通书法网》上同仁所说童昌龄“号乡溪渔父”,实在不知这个“乡”字从何说起?

  有人以《童氏家谱》为据,义乌童氏字辈为“国家兴起人文永昌元士新志绍祖德光”,故童昌龄应为义乌籍。此说不排斥兰溪童氏字辈与义乌童氏字辈之同一,故不值一驳。

  仕途之考

  《南通书法网》诸同仁均言:童昌龄“25岁时自刻《史印》一册。于康熙十七年携至京城,一时名流梁清标、王渔洋、朱竹坨等纷纷题诗赞咏。”童昌龄“曾任陕西兰州司马”。

  《韵言篆略》童昌龄自跋记载:“戊午岁,予索米长安,偶于市中得秦汉铜印千余方,光怪陆离,殆非人间物,因有史印之刻,持以问世。”

  戊午年为康熙十七年(1678),“索米长安”典出《汉书·东方朔列传》,后引申为求取俸禄。是年,童昌龄至京城谋职,偶于市中得秦汉铜印千余方,故有创作《史印》之构想。如果按照《南通书法网》诸同仁所言,童昌龄生于1650年,“25岁时自刻《史印》”应该为1674年,这比“索米长安”早了4年,此显然有误。

  童昌龄有了创作《史印》构想后,即便在寓所闭门奏刀,三十九印也需一段时日。据记载,《史印》钤印本上有冒襄先生题诗,因此,童昌龄还曾返回如皋一趟,请冒襄先生题诗并撰写致友人的推介信函(后在《史印》上题有诗文者如梁清标、王士禛、朱彝尊、韩菼、许承钦、纪映钟、王弘撰、宫伟镠、方亨咸等等无一不是冒襄至交好友)。如此,童昌龄携《史印》至京恐怕已非戊午之年。

  清乾隆《如皋县志》卷七《选举·应例》注明:童昌龄授“广西横州吏目,升陕西兰州州封”(疑为“判”)。嘉庆《如皋县志》卷十四《选举·应例》记载:童昌龄授“陕西兰州州判”。民国《如皋县志》所载与嘉庆志相同。《如皋县志》所记童昌龄入仕之年虽然有误,然官职可供采信,并无“司马”一职之记载。清代州吏目为从九品,州判为从七品。而同知(司马)为从六品。从九品的横州吏目升任从七品的州判已是破格,升任从六品的司马实在非同小可。且如果是从六品官员,《如皋县志》决无缺载可能。

  据康熙戊子(1708)《韵言篆略》盛弘邃弁言:童昌龄“挟荣燕山三载,酒旗歌扇;绾符象郡十年,瘴雨蛮烟;彭泽赋归来,不忘松菊香溪,号渔父。”“挟荣燕山”是指携《史印》求职京城的3年,“绾符象郡”是指横州任职的10年。“彭泽赋归来”出自彭泽令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辞官归里的典故。同年,《敬修堂印谱》赵柽跋文:“童君鹿游铁笔妙天下,《史印》一部久为海内珍赏。”“年来,归自粤西,技益精诣。”这两段序跋非常清楚的交待了童昌龄的入仕、致仕的时间。虽然童昌龄燕山归来之后生平不详,但按1650年出生计,赴任横州吏目已近知天命之龄,彭泽赋归来则年近花甲矣,陕西兰州州判之职应未赴任,焉有“司马”之说。


  《石》诗之辩

  黄楚桥《东皋印人传》在介绍童昌龄时说:“邑乘吕志载选举表之首,又朴巢同人集中有与鹿游唱和石诗。”

  考“邑乘吕志”即明万历年间由县学教谕吕克孝主修的《如皋县志》。吕克孝,青浦县人,明万历间应天府解元,官至工部郎中。“吕志”始修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成书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而童昌龄出生于清顺治年间,试问:明代“吕志选举表”如何收录清代童鹿游?清代《如皋县志·选举表》表首为举人丁日乾、岁贡刘愈炤,遑论明代《如皋县志》选举之表。由此可见,实乃黄楚桥《东皋印人传》之误。大师记述在前,后人遂不敢置疑焉。

  考“朴巢同人集”即冒襄《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笔者于此书浸淫颇深,曾将全书所涉461位人物按姓氏笔划列为一表,对其中近400位人物进行过查考,辑为《同人考》初稿,并曾在《博物苑》发表《空前绝后同人集》长文,但对“与鹿游唱和石诗”并无一丝印象。为慎重起见,笔者将全书从序到跋认真查阅过数遍,始终未见踪迹。故而对黄楚桥“同人集中有与鹿游唱和石诗”之说产生怀疑,一直未能定论。不久前,在翻检1933年沙元炳先生主修的《如皋县志》手写稿本时,发现卷十三封页上有冒广生先生题字:“童鹿游篆刻与许实夫斋名应有传”,钤“疚斋七十后作”朱文印。而卷内夹有一纸便笺,其上有蝇头小楷6行:“童昌龄,旧志无,字鹿游,善篆刻,工画水木竹石,有《史印》一册行世,同里冒襄题其《史印》诗云:‘秦碑汉篆叹销沉,玉血斑铜未易侵,谁辨六书开史籀,重摹金石到如今。史印焜煌点画新,射穿老眼见精神。知君绝艺能千古,一册能昭历代人。’见《图绘宝鉴续录》、黄楚桥《东皋印人传》。”虽非冒广生亲笔,但肯定是依据冒广生之考证而撰。原来冒襄是题诗于《史印》之上,而且是一首七律。这一发现,佐证“同人集中有与鹿游唱和石诗”实乃黄楚桥《东皋印人传》之误。

  王树堂先生《如皋印派概述》有言:“黄楚桥一生致力通如两地印学研究”。出现上述两误,让笔者对其一生之研究不得不重新审视。假若楚桥先生亲自查阅过《如皋县志》和《同人集》,断不会有此等误记。

  瑕不掩瑜,《东皋印人传》被后学奉为信史,无人訾议。但80年后,叶铭《广印人传》不加考订,沿用此说,记为“冒襄同人集题其所箸印史云:印史焜煌点画新,射穿老眼见精神。知君绝艺能千古,一册能昭历代人”,由此,《同人集》之说流传愈广。诸多印学同仁概受其误。更有甚者,李毅峰《中国篆刻大辞典》:“胃襄《同人集》题其所著印史云:知君绝艺能千古,一册能昭历代人。”而“百度百科”和“如皋博物馆”网页记载:“昌襄同人集题其所著印史云:知君绝艺能千古,一册能昭历代人。《广印人传》”。叶铭可以将“史印”讹成“印史”,李毅峰等将“冒襄”讹成“胃襄”“昌襄”亦见怪不怪。后者或许是校对之失,但史印者,为史官镌印;印史者,以印文传史,如何误得?《广印人传》列“童昌龄”于卷一之首,寥寥4行便有“同人集”“印史”及“义乌人”三误,其余各传让后学如何信得?

  魏武先生《冒襄与明末清初书法家交游考》一文曾在全国获奖,该文涉及东皋印派关联者4人,即邵潜、程邃、戴本孝、童昌龄。云:“冒襄曾为童昌龄题《印史册子》:‘秦碑汉篆叹销沉,玉血铜斑未易侵。淮办六书开史籀,重摹金石到如今。’”在这里,魏先生将《史印》讹成《印史册子》,将“谁辨六书开史籀”讹成“淮办六书开史籀”,让读者如何省得?

新发现如皋中学首届《毕业证书》

□郭祥贵


  清明时节,如皋中学教研室与历史教研组联合开展的“记述身边的历史”征文和实物征集活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活动中征集到一份1924年的如皋中学首届《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端庄、大气,书写格式从上往下,自左至右,文字都是当时通行的繁体字。全文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刘昌汉系江苏省如皋县人现年十八岁在本校科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校长徐觉

  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日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江苏教育厅验讫

  “毕业证书”4个字上盖有“江苏教育厅印”正方形篆字大印,边长7厘米,校长“徐觉世”3个字下方盖着“觉世私印”圆形篆文印章,直径约为1.5厘米,“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左侧贴有面值1角的浅红色“中华民国印花税票”3枚,印花税票上盖有“苏如皋县”4个黑字,并印有“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印记”长方形篆字大红印章,长5.5厘米,宽8.7厘米。《毕业证书》的中央分上下两行自左至右映衬“中华民国”、“毕业证书”8个白色篆书空心大字。《毕业证书》见证了如皋中学早期的办学历史,是极其珍贵的如皋教育史文献。

  1923年,如皋中学刚创办,1924年怎会有毕业生呢?原来,1923年6月,如皋县教育局用乙种工业学校校舍(即县人委后面旧如皋中学原址)创办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招收初一一个班,另外由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学校(即如皋师范)和第四高等小学分别拨来初三、初二各一个班。因此,县中创办伊始,即有3个年级,这是全县第一所完全初级中学,“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就此呱呱坠地。证书中的校长徐觉世(1897~1968),字牗民,号醒伯,出生于如皋东陈徐家湾,先后就读于东陈镇高小学、南通代用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商科,1920年大学毕业。徐觉世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精通英俄两种语言,他热心教育事业,先后于1923年和1931年参与创办了“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如皋初级中学”;解放后曾任教于海安紫石中学、扬州财经学校和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并当选扬州市人大代表。1968年病逝于扬州市,享年81岁。《毕业证书》颁发于中华民国13年7月即1924年7月,就是说刘昌汉是如皋县立初级中学的首届毕业生。《百年如师》中“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大事记”称:“民国12年8月,奉命将初中班移交给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办理”,显然刘昌汉就是来自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如皋师范)初三的学生。遗憾的是,由于“此期资料散失”,《百年如师校友录》和《江苏省如皋中学建校70周年》中的“同学录”均不见“刘昌汉”的名字。

  如皋中学首届《毕业证书》的出现,填补了如皋中学校史的文献空白,也纠正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谬误。近年来出版的《百年如师》《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校史》以及宣传如皋中学的文字材料都认为如中独立办学时的校名是“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其实并不准确。一是《毕业证书》上的“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和“徐觉世”为两枚刻印的签名章,二是学校的官方印鉴为“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都表明当时如皋中学的校名就是“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并非“如皋县立初级中学”。又如《如皋文史》第25辑《从几方印章看如皋中学的历史变迁》,作者认为学校创建的时候,同时也建立了校图书馆。图书馆的藏书章为“如皋初级中学校图书馆之章”,说明校名是“如皋初级中学校”,尽管没有“县立”二字,但“初级中学校”几个字却赫然在目,此说对照《毕业证书》也是不妥的。再如《薪火百年(江苏省如皋中学校史)》称“被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刘诒谨便是如中1923年的首届毕业生”一说也不妥当,因为1923年学校初创时哪有毕业生?再说,如果有,就应该发“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学校”(如皋师范)的毕业证书。实际上,刘诒谨应是1924年如皋县立初级中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他和此《毕业证书》的主人刘昌汉当为同班同学。


《朱氏宗谱陆洪闸支系增谱》编修纪略

□朱瑞浚


  朱姓的人的始祖是古帝颛顼。颛顼玄孙陆终的第五子名安,为曹姓。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封安的后裔于邾,建立邾国,附庸于鲁。邾国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建都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陬村)。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至战国中叶为楚所灭。邾国贵族以国为氏,就是邾氏,后又去邑为朱姓。

  到南宋,朱氏门中出了名人朱熹。熹氏大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等官职,并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即程朱理学,为后世不少帝王奉为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他著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他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又建紫阳鹅湖书院,从事教育50多年。他去世后,历代统治者崇尚他的思想,赠他太师的名份,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有3子:塾、野、在。野生钜,钜生潜,潜生槐,槐生炜,炜生埠,埠生万六,万六生寿一,寿一生仲盟,仲盟是熹的九世孙。

  仲盟当过元朝的郧州长史,后升任淮东路总领长官,在此任上去世。仲盟夫人率正六、正九、正十3个儿子到通州,葬仲盟于通州城南灰堆坝。正九后来去江都做官,正十去了云南,正六于明洪武三年(1370)在通州落了户口,后游历南京,当了大将军蓝玉的幕僚。蓝玉在灭元建明的过程中立赫赫战功,但晚年居功自傲,反心渐露,正六屡次谏诤,蓝玉不听,终至谋反,为明太祖所杀。当时,蓝玉许多部属均被判死刑,正六亦在其列,临刑前,皇帝召见正六,念正六屡谏蓝玉,免了正六死罪,改判至山海卫军前效力。充军途中,适逢一人家火灾,正六遂投火自尽。消息传至朝庭,皇帝为之动容,追封正六为沛国公。谥曰义烈。

  南通这一支朱姓人,都是正六的后代。因为正六的父亲仲盟葬在南通,正六始定居南通,所以《崇川朱氏宗谱》尊仲盟为迁通始祖,正六为二世。

  迁通三世名以仁,字修道,号处士,小字佛家奴。以仁修天宁寺,佛殿碑文载有以仁名字。四世名浩,字志宏。浩卜筑城南,以耕钓自娱。因浩之子当过县丞,所以朝庭赠浩修职郎。

  浩有3子:长子恭,居北庄,他的后代称北宗;次子恺,居南庄,他的后代称南宗;三子光,居东庄,他的后代称东宗。东庄,在观音山河北朱家湾。光,字孔旸,号耻斋,生于明景泰三年(1452),卒于明嘉靖九年(1530),以丁巳岁贡任河南武陟县县丞。

  光生纶,纶生璨,璨生牧,牧生廷诏,廷诏生国兴,国兴生之彦,之彦生良卿,良卿生德臣,德臣生万丰。万丰有五子,第四子名世英。世英是迁通第十五世,属东宗。

  陆洪闸西钱氏安仁无子,有二女,次女赘世英。世英生有四子,长子凤仪归宗还居朱家湾,继承世英在朱家湾遣产,姓朱氏。次子凤鸣,三子凤麟,四子凤祥以及凤呜、凤麟、凤祥的后代承钱氏之祀,姓钱氏,但在婚丧大事中则称姓朱,或两姓并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十九世。到二十世,则全复姓朱,无姓钱或两姓混用者。

  民国11年(1922),朱公孝诚主持四修《崇川朱氏宗谱》,对世英长子,归宗还居朱家湾的,恢复姓朱的凤仪及其子孙,作了详尽的记载,对世英的次子凤鸣、三子凤麟、四子凤祥及其后代,而未作详尽录载。先父子青曾有志为《朱氏宗谱》补缺,增修《陆洪闸支系谱》,终因悬壶济世,诊务冗繁,仅记录了一些资料而未能成谱,吾系子青公次子,自退休赋闲在家,仔细查阅了《朱氏宗谱》及先父记录的资料,并委托瑞延弟走访了陆洪闸支系的族人,整理成《朱氏宗谱陆洪闸支系增谱》初稿,经瑞慈、瑞溥兄审阅修改后定稿。


我心中的好领导——吴镕

□杭开明

  1988年,吴镕同志从省委农工部部长位置上调任南通市市委书记。这年的上半年,上海市委组织部与南通市委组织部商量,拟成立上海市人才开发杂志社驻通记者站,由南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钟晓民任站长,聘我担任记者站秘书长。一天上午,我到市委找吴书记汇报有关记者站的筹备工作事宜,他在百忙中接待了我,给我倒上水后,立即切入话题,并就这一活动的准备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在握手告别时,我对吴书记说:“成立大会时,您一定要到会作指示。”他笑着说:“还是让分管党务工作的戴志良副书记参加吧。”我说:“您也得来。”他说:“那好吧,我争取来。”

  11月25日那天,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尚志、人事局局长卓超、高教局局长韩中岳等领导亲临南通。吴镕书记、戴志良副书记、曹兴福副书记等市领导均到会表示祝贺。在成立大会上,吴书记的一番讲话感人至深。他说:“搞人才开发,就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幸福的,因此,我们要珍惜,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要襟怀坦白,和睦相处,不要搞内耗,特别是结构性的内耗……”在当天的活动中,吴书记与上海市的有关领导商谈如何加强两地的经贸合作,搞好人才交流。谈好工作,兴致仍浓,吴书记主动给我挥笔写了“乐以忘忧”四个大字。

  时隔不久,吴书记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作客。晚上,我准时赶到市委大院吴书记家。他告诉我,等会儿还有濠河管理处的两个朋友要来,吃好饭后,一同去看看濠河的夜景。一会儿,濠河管理处的两位朋友到了。吴书记热情地邀我们入座,大家边吃边聊,吴书记说:“到我这儿来,随便用。”他告诉我们,他是昆山人,50年代初在镇江地委当秘书时就爱好文学,写了不少文章,对杂文特感兴趣。后来从政了,但写文章的欲望一直没减退。最近,他准备就有关单位和人员在工作中长期形成的内耗问题,从结构性角度考虑写篇文章。同时,他还告知,除了写文章外,他还喜欢体育锻炼,特别是游泳,他每天早晨坚持游泳,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难怪他高高的身材,身体结实,我们为他的健康而高兴。饭后,我们在濠河管理处朋友的带领下,乘游艇游览了濠河。吴书记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他仿佛是一位普通游客,和我们认真讨论如何把濠河治理好,如何使南通这块宝地变得更加美丽。他指着濠河说:“开明,万古奔流的濠河,象征着不朽的生命,它荡涤的是污垢,带来的是纯净。做人也是这样,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过分看重名利地位,要紧的是如何做人。”

  听了吴书记关于做人的一番话,我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而高兴,与他的相识是一种慰藉,也是知识的补充,我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998年5月,我陪海安县委领导去南京办事,事毕,我们特地去看望已调到省政协工作的吴书记。多年不见,吴书记依然是那样精神。告诉我们,他现在身上还有几个社会兼职,如政协海胞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头绪很多。“能在古稀之年为社会多做一点工作,也是一大幸事。”随后,他又问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我面露愧色地说:“吴书记,我现在落伍了,在人生的征途上很不顺利。”他停顿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人生是与生俱来的命运安排?不,人生是挑战,人生是冲击。当然,冲击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也需要谦逊。冲击往往伴随曲折、艰险和失败。如果没有勇气,就会在目标面前望而生畏,如果没有毅力,就会在困难面前半途而废。”他望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又说:“冲击,也会给你带来胜利和欢乐。如果没有谦逊的态度,就会在胜利面前沾沾自喜、裹步不前。有了不断冲击的勇气和毅力,有了不断冲击的谦逊态度,人生就有了希望。”


拔茅针

□许德忠

  冬去春来,百草复生。乡野的杂草丛中,茅草抢先吐出一根根白绒绒的花穗,俗称茅针,小孩叫茅茅针,犹如婷婷玉立的美女,不时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成了小伙伴们开春后最早就可获得的天然美食。《毛诗品物图考》中云:“茅春生芽如针,谓之茅针。”茅草生长发育到一定的时期,其心叶间就会长出一根细长的绿茎,挺立中间,茎上半部悄悄开满了白色花朵,摸上去软绵绵的。茅草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禾本科草本植物,其生命力极强,凡有其种根的地方,总会留下它的踪影。农人常说,杂草丛中,茅草最“贱”,惹人烦恼,又让人喜欢。茅草全身都是宝,不仅茅针是孩子的天然美食,其茅根、茅草利用价值也很高。茅根富含多种糖分,是制糖或酿酒的原料,也是一味中药,性寒味甘,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等功能。其叶片,俗称茅草,是搓绳的最佳材料,不用花钱,随用就取,茅草绳耐湿又耐牢,农家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它。

  旧时,家乡农村的河滩、路边、坟地及荒毛野荡等处,都是杂草丛生的地方,当然也是小伙伴们寻找茅针必到之处。“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莱,拔茅针”,这首歌谣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时常让我想起儿时拔茅针开心欢乐的情景:放学后,提只大竹篮,手持一把镰刀,到最熟悉的草地割羊草。尤其是清明时节,一根根鲜亮的白茅针,吸引着我的眼球。我先拔一两把鲜嫩的茅针吃,既填饱了肚子,又解了渴。拔茅针有讲究,老的不好吃,小的一拔就断,最好是选择3寸左右的,轻轻一拔就起来,又嫩又甜。“加油”过后,才务“正业”,到夜幕降临时,割满一篮,赶紧回家。父母亲看到满盆的青草,开心地说:可让羊子饱餐一夜。

  在柴禾短缺的年代,我们生产队有一支由七八个男孩组成的斫“火草”队伍。每到春末夏初时节,这支小队伍就开始频繁活动。每天中饭后,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就一起去斫“火草”。大伙儿头戴草帽,手持镰刀和一根茅草绳,在烈日下,奔赴草源地。到了目的地,并不先拔茅针吃,而是先斫“火草”,大家都是斫草能手,不要个把钟头就割完一大捆。休息了,开始拔茅针,比着谁拔得最快最多、最大又最嫩,边拔茅针边唱着乡间流传的歌谣:“茅针茅针两头尖,我吃茅针你吃烟,茅针茅针两头长,我吃茅针你吃糖。”每人拔了两三把茅针后,就横七竖八的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中旳朵朵白云悠悠飘过,欣赏几只彩蝶在草丛中飞舞,静听蟋蟀们齐奏“吱、吱”清脆悦耳的小曲儿,很快消除了全身的疲劳。随后,再拔几把茅针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尝尝鲜。

  到了盛夏,茅针长老了,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一根根蓬松的花穗,随风飘动,犹如一幅野外油画。小伙伴们,拔几根老茅针带回家,插入两鼻孔,充当白胡须,装扮成老翁,引逗孩子大人们捧腹大笑。


大事纪要

□海文辑


4月


1日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赴沪通铁路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和通州湾腰沙围垦一期工程工地建设现场调研。


△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


近日市委书记丁大卫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分别会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张亚非一行。


3日市政府与广发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召开。


9日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在南通调研“三农”工作。


△省人大在南通检查行政处罚法执行情况。


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南通”动员会。


△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凭吊革命先烈专题活动。


11日市政府在上海举办2014南通(上海)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合作恳谈会。


15日全省公安民警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南通召开。


18~20日中央党校课题组在南通调研陆海统筹引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


21日市委书记丁大卫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当前经济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


25日苏州市委副书记陈振一、市政协副主席蒋来清率苏州代表团在南通考察现代渔业、农产品物流等工作。


28日省海洋与渔业局与南通市签署合作备忘录。


28~29日常州市政协主席邹宏国率团在南通考察。


29日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南通看望劳动模范和一线职工。


5月


4日南通市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大会暨市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5日全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专项工作会议召开。


△市政府召开全市旅游业发展会议。


6日市委书记丁大卫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南通调研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召开常委议军会议。


12日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会在南通召开。


12~13日中组部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创新能力培训班在南通调研。


20日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率队在南通调研统战工作。


20~21日省政协副主席罗一民率省海外联谊会考察团在南通考察,重点了解南通市沿海开发、跨江合作园区建设等情况。


21日全市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22~23日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率调研组在南通调研。


22~25日20名副省级以上老领导在南通参观考察。


24日市委举行“为民务实清廉”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26日市政协主席王德忠率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实地视察南通日报社工作。


26~27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


28日2014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在体育会展中心开幕。


29日2014台商产业转型升级峰会在南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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