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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6年05期

发布时间: 2016-11-2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6年05总第167期


目录

 

南通建筑铁军崛起和发展的历程 / 沙锦程

有理有利有节分化斗争团结

    ——听梁灵光讲述抗战经历 / 施文彬

赵一德和他领导的东南行动大队 / 陶建明

麦文果记载的日军在南通的暴行 / 朱 江

张敬礼与大生集团公私合营 / 左成懃

在毛主席身边的27年

    ——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访谈录 / 张树林  贲柠华  整理

抗美援朝中的南通籍巾帼英烈——徐月芝 / 吉春发

我的中国心

    ——一个从南通走出去的海外创业者的自述 王杏生  口述 钱泽麟  整理

海隅一角——浒 澪 / 陈祥志

无极有径画外留音 / 施景钤

刘瑞龙长征中的两首诗 / 今 古

采摘蘑菇云的清华第一人——陈 达

诗人张謇及其《夜半闻鸡》 / 陈有清

张謇民生思想浅析 / 吴钧伟

祈通古今 以宏慈善——中华慈善博物馆筹建纪实 / 杭志勇

通农三宝 / 许德忠

在呵护下成长

    ——写在《江海春秋》创刊30周年 / 何惠斌

直笔著信史  彰善引风气

    ——读《大豫镇志》有感 / 虞建宣

明末清初南通民众两次抗暴斗争考释 / 陆仰渊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张亚青到南通调研党史工作

南通市举办百部党史题材影视片展播活动 / 周 磊<封三>

红军长征(油画)<封面>

 

                            南 通 建 筑 铁 军

    崛起和发展的历程

 

沙锦程

 

建筑业是南通的传统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建筑业焕发出蓬勃生机,南通建筑铁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优质求生存、求发展,名扬海内外。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南通建筑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

崛起的背景

解放前,南通建筑业基础贫弱,发展缓慢,没有形成独立的行业。新中国成立后,南通的建筑业从分散趋向集中,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迅速发展。市、县成立地方国营建筑公司。1952年4月,以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建处为基础,成立南通市营建筑公司,次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南通市建筑工程公司。南通市建筑公司除承担本地基本建设外,还派出队伍参加松江、盐城和上海、北京等地的国防和工业建设,建筑质量获得广泛好评。1956~1958年,南通市建筑公司连续3年在江苏省建筑企业竞赛中获优胜奖,被江苏省建筑工会授予优胜奖锦旗。1958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报道南通市建筑公司“政治经济一把抓,勤俭办企业”的消息。是年,江苏省城建厅指名调拨南通市建筑公司员工赴北京支援国庆十大工程建设施工任务,并赢得了建工部和北京市建工局的好评。同年6月2日,国家建工部和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在南通召开现场会议,号召全国建筑业学习南通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建筑业发展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南通建筑业迅速崛起,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当时黑龙江大庆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进入前所未有的建设黄金时期,南通地区党政领导及时恢复和设立建筑主管部门,作出“以建筑民兵形式派出队伍支援大庆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建设”的决策,大庆油田和克拉玛依油田成为南通建筑队伍向外开拓最早、人数较多的建筑市场。南通建筑队伍在全年施工工期只有七八个月的黑龙江和新疆创出了工程“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交付使用”的业绩,既支援了当地建设,也锻炼了队伍本身,积聚了实力。

驶入快车道

1980~1987年,南通建筑业驶入快车道。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南通各级建筑主管部门在充分发挥国营建筑企业作用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筑队伍由大庆、新疆等国家能源基地迅速向上海、南京、北京、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进发。

1983年,南通二建五分公司承建江苏省军区招待所,建筑面积7015平方米,南通县新华工程队包料施工的5幢住宅楼和1 个中心配电站全部被评为样板工程。3月,启东县建筑工人进入内蒙古扎赉诺尔矿务局承建办公楼、幼儿园等工程。海安二建陆续建成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办公楼、联合中学教学楼、汇流河电厂及海拉尔市工商银行等工程。是年,南通县幸福工程队在海拉尔市火车站广场承建站前综合大楼,创该地区第一个全优工程,被誉为呼盟地区“一枝花”。1984年4月,上海市长白小区开工,此举开改革开放初南通地区乃至整个江苏建筑队伍出征大上海的先河。9月,南通市建总公司承担位于南京市大厂区的扬子石化公司行政生活区第二居委会二期1.45万平方米工程的施工任务,当年10月开工,次年6月交工,整个工程几十幢楼房质量全部被评为优良。

1984年,南通市承担了拉萨饭店、机场宾馆、少年活动中心、拉萨客运站、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五项援藏工程,其中,拉萨饭店于1988年荣获江苏省第一个全国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援藏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分别对南通援建队伍作出高度评价。1985年12月中共南通市委决定:将南通援藏建筑队伍以“南通建筑铁军”之名列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12面红旗之一,并举行命名和表彰大会。从此“南通建筑铁军”作为南通市建筑业的共享品牌,名扬天下。

1986年,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海门县建工局驻南京办事处“建设新南京有功单位”称号。1988年9月,建设部委托中国建筑业联合会组织全国房屋工程质量大检查,抽查江苏省6个施工企业,南通县新华工程队施工的省交通厅设计院业务楼、计划生育干部管理学院教学楼被评为优良工程,得分率83.3%,名列江苏省第一、全国第二(第一名为实力雄厚的上海市一建)。

在支援国家和兄弟省市建设,推动南通现代化的进程中,南通的建筑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两种所有制(全民、集体)、三支队伍(国营、县集体、乡镇)、三大市场(市内、市外、国外)和具有勘察设计、施工安装、构配件生产、建筑机械修造、装饰装潢、学校教育6大生产能力、具有较高信誉的新型产业大军。南通市的启东县惠萍、南通县新华、海门县厂洪3家乡建筑站与泰兴县城北、江都县张纲乡建筑站一道,被誉为江苏集体建筑企业的“五朵金花”。南通建筑业创造的“五个转变”等经验成为全省同行的学习典型。

在治理中发展

1988~1994年,在国家对基本建设实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面对各地实行地方保护、施工任务锐减和流动资金紧缺的形势,建筑业主管部门提出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机械装备、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精神文明“五个提高”的发展目标,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缩中求稳定。乡镇建筑企业的改革,涌现出一批建筑业发展快、经济效益好的县(市)。南通、启东、海门和海安先后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建筑之乡”称号。1991年,全省出现建筑业6个总产值超5亿元的县(市),其中南通市5个;10个净产值超亿元的县(市),其中南通市4个。

1990年,在上海继续对外省、市队伍实行控制人数、控制施工面积的“双控”方针下,南通共承担施工面积220万平方米。在1989年上海市1200个大中型竣工项目(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中遴选首届十佳优质施工工程授予“白玉兰杯”,南通三建301队施工的2601厂标准校验楼入选,是江苏省进沪11个市、39个县、110家施工企业、784个工程队中的唯一获奖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这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给南通建筑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广阔前景。1990年8月,南通市建筑工业局驻沪办事处牵头成立浦东研讨组,开展调研活动。为开发浦东兴建的横跨黄浦江的远东地区第一座斜拉桥——南浦大桥正在紧张会战,南通三建抽调4个工程队千余名工人参加大桥建设,承担了大桥主塔、桥墩、曲梁等全部混凝土工程的施工,以质量优、速度快、服务态度好,赢得总包单位和有关单位的好评。1991年,海门县王浩建筑队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建的宝山钢铁公司宝林七村701幢房荣膺“白玉兰杯”奖和“十佳优质住宅工程”称号,并在当年10月建设部组织的全国房屋质量大检查中荣登全国样板工程榜首,被誉为“多年未见的质量最好的工程”。同年,余东建筑队施工的浦东电视塔基础工程及三厂、江浜、长江等建筑队施工的杨浦大桥主塔基础工程都是一次成优。1993年开始,上海基本建设进入高潮,取消“双控”政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市、县驻沪行业主管部门调整结构,改善经营机制,实行多种合作形式,使工程管理责任落到实处。南通二建施工的上海民星小区5号楼获鲁班奖,3号楼获国家优质工程奖。从此,南通建筑业每年在上海都有工程获鲁班奖。

1989年,南通建筑企业加强对外联系,挂靠有对外签约权的窗口企业,组织劳务输出,先后承接了由中江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签约的科威特栋灰砂砖翻修项目、398栋住宅续建工程、232栋住房项目、皇宫保安地下室土建等6个项目,并向美国关岛地区派出劳务。南通、启东、海安、如皋4县与有关企业联营,参与开拓苏联建筑市场,先后组织500余人赴苏联施工。海门县发展国外劳务合作,先后向利比亚、美国的关岛输出劳务人员115名。

1990年,全市在国外施工高峰时有2110人。海湾战争爆发后,从科威特撤回1000人,占当时全国撤离人员近1/4。由于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影响,南通劳务输出处于沉寂阶段。1991年底,科威特刚恢复建设,南通建筑队伍就率先重返,参加战后重建。1993年,在科威特施工的有1560人,合作公司陆续派员实施新皇宫地下基础和地面工程。

1993年,建筑业务多渠道、多形式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三多”的走势:出国人员增多,在国外人数最多时为4557人,是上年的两倍多,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承担的项目增多,在外工程58个,比上年增长56.7%;中外合资企业增多,市建总公司新办的南通爱普达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南通征邦房屋开发公司投入运营;启东市惠萍工程处在海外投资兴办的欧洲中国古典园林有限公司在波兰注册并开展业务。

1983~1993年,南通建筑队伍与国内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及兄弟单位合作,先后承建137个项目,累计出国施工1.32万人次,营业额8980万美元。施工队伍遍布新加坡、苏联、哈萨克斯坦、科威特、伊拉克、阿联酋、约旦、苏丹、利比亚、吉布提、博茨瓦纳、巴巴多斯、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关岛等亚、非、拉美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优质、高速、低耗赢得信誉。1994年,全市建筑行业累计承担国外工程项目210个,分布在19个国家和地区。从此,每年有5000人以上出国施工。

名扬海内外

1994年后,南通建筑业越战越强,名扬海内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通各大建筑公司致力于获得对外承包劳务经营权(以下简称签约权),开拓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承包劳务市场、以以色列为中心的中东劳务市场、以阿尔及利亚为中心的非洲劳务市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1995年,南通三建获得国外承包劳务合作许可证(即签约权)。1996年,海门市在新加坡成立新通海建筑发展有限公司,资质为一级,可承接50万新元的分包工程。当年9月,总包新加坡警察训练营二期工程,历时20个月竣工,完成合同额2400万新元。后被新加坡建筑局批准为G5级企业,可承接1000万新元的双包工程。1998年,全市建筑业外出6000人,新签合同总额9292万元,完成营业额8745万元。新辟阿尔及利亚、埃及、蒙古等市场。启东建筑公司承接新加坡上海路公寓、地铁工程等项目。在全省58家有签约权的公司中,南通三建外经总量名列第二,南通四建名列第四。1999年3月,市建总公司获得签约权。到年底,全市建工系统共有9家获得签约权,其中南通市区2家。全年,全市在外建筑工人高峰时达6000人,分布在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缅甸、柬埔寨,中东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欧洲的芬兰、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非洲的毛里求斯、博茨瓦纳、乌干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科特迪瓦等31个国家和地区,新签营业额1.21亿美元,完成合同额8034.8万元。

这一时期,尽管受到治理整顿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遇到不少困难,南通建筑业仍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1996年,完成施工产值224亿元,在全省继续保持首位。全省有7个县(市)完成建筑业产值30亿元,南通就有海门、通州、海安、启东4县(市)名列其中。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洪涝灾害的影响,在建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全市建筑业规模经济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以智力密集型的总承包企业为龙头、以高资质的技术密集型的独立承包企业为主体、以工程专业分包和劳务企业为依托的产业大军,完成总产值248亿元,其中海门市62亿元,雄居全省县(市)建筑业之首。至1999年,有统计的从业人员已达30万人,共竣工各类房屋建筑面积2亿多平方米,队伍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万人以上的规模市场就有7个。创建了一大批优质名牌工程,共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质量奖——鲁班奖22项,占全省鲁班奖总数近一半,居全国地级市之首;荣获江苏省“扬子杯”奖171项,上海“白玉兰杯”奖124项,建筑业成为南通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2000年,南通建筑队伍全年承建施工面积452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2267万平方米,完成总产值270亿元,实现建筑业增加值64亿元,系统内从业人数29.3万人。国内市场方面,南通建筑队伍立足老基地,开发潜在市场,培育新兴市场,取得较好成效。全市外出队伍主要占领北京、上海、山东、新疆、南京、大庆等重点市场,人数规模均超过万人。是年,南通建筑队伍施工工程获鲁班奖2项,累计获得鲁班奖24项,居全国地级市之首。在外经工作方面,全市建筑业充分发挥签约权公司的骨干作用,与中建总公司合作,独立总包阿尔及利亚的面粉厂工程,面积达1.3万平方米;南通三建公司先后签订新加坡三巴旺公寓、裕廊中学等5份合同计1675万美元,并承接建筑总面积12.5万平方米、总造价达1.4亿元的阿尔及利亚奥兰医院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分包项目。全市建筑业境外队伍分布由以中东、关岛为主,调整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中东等30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在境外人数4000人,新签合同额1.07亿美元。

2002年,南通建筑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取得新成果:南通在北京、上海、南京、山东、黑龙江、新疆、天津、苏州8个主要市场建筑队伍均超过万人。全市建筑企业完成施工产值380亿元,比上年增长28%;施工面积6067万平方米,增长21%,竣工面积2952万平方米,从业人数达到35万人。国际市场方面,充分发挥南通市建筑业10家具有对外签约权企业的作用,加快劳务输出步伐。年末在外人数7755人,施工队伍分布在43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营业额1.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1.5%。南通建筑业科技进步长足发展,有14项工程被批准为江苏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获全国最高工程质量奖——鲁班奖4项,累计达32项,获江苏“扬子杯”奖70项、上海“白玉兰杯”奖17项。在江苏省建筑业综合实力20强企业中,南通市有6家榜上有名,其中4家排在前10强,并且包揽了第一、二位。建筑业继续保持南通主要支柱产业之一的地位。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磨炼,“南通建筑铁军”已形成以同一地域名称冠名的强势企业群体,成为中国建筑业最有价值和最著名的品牌之一。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有理有利有节  分化斗争团结

 

 

——听梁灵光讲述抗战经历

 

施文彬

 

梁灵光1916年11月出生于福建永春,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南通县首任县长,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野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二十九军参谋长,福建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兼任香港中旅集团第一任董事长、暨南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06年2月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梁灵光是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英雄。还在孩提时代,我就从父辈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梁灵光的传奇故事。我家乡的人们常常将梁灵光和邱冠生(抗战时期南通县国民党保安十旅旅长,后投靠日本人当了伪军)挂在嘴边对比,如表扬一个人聪明能干,就说你比梁灵光还要灵光;如说一个人坏,就说这个人糗来比邱冠生还糗(糗与“邱”同音,专指品质不好的人和物)。

我在担任中共南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南通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曾多次与梁灵光接触。每次见面,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9年12月5日至8日,南通在深圳市召开第二届南通海外三胞联谊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以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灵光等领导出席了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梁灵光,只见他身材高大,目光深邃,步履稳健,笑容可掬,讲起话来虽然声音略带沙哑,但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在那次会上,梁灵光用既是广东人又是南通人的双重身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93年10月,梁灵光到南通视察,市委统战部决定聘请梁灵光担任南通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在聘请仪式上,梁灵光即兴讲话,对聘他担任名誉会长表示感谢,愿意为南通海外联谊工作出力。他回忆起在南通的战斗岁月:1938年9月,国民党如皋县县长吴卫久率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入驻如皋东乡马塘镇,梁灵光负责抗战支队的日常工作。为了在如皋开展抗日活动,梁灵光以抗战支队代表的身份见了特务总队的李俊民和顾民元,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梁灵光提出,既然都是抗日的部队,今后两支部队要加强联系,遇到情况,要相互支持和配合。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特务总队解散,梁灵光说服吴卫久收留了一批抗战青年,继续抗日。1940年三四月间,抗战支队奉命改编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梁灵光任二支队队长。5月,梁灵光到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8月,担任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中旬,我党在掘港召开通如海启地区各阶层代表会议,筹组抗日民主政权。梁灵光主动提出到南通县去工作,因此,被任命为南通县县长。国民党的县长兼南通保安旅旅长何润章听说梁灵光要到国民党南通县政府驻地北兴桥接管,非常害怕,企图采取武力,抵抗接管。何润章的手下季莘是地方实力派,经常受何润章排挤,他便主动派人秘密地找上门,说只要为他出头,就支持梁灵光去接管。梁灵光答应了他的条件,让他好好配合,争取立功。到11月下旬的一天大约4点光景,梁灵光带了秘书吴天石、警卫员洪刚,三人骑着自行车,直接从掘港前往北兴桥。由于梁灵光没有带队伍过去,季莘认为这是对他的信任,便积极配合梁灵光,立即缴了何润章警卫排的武装,并将其扣押起来。何润章妄图反抗的阴谋彻底破产,不得不交出县政府和旅部的印章和人员名册、财物等。接管工作有惊无险,顺利展开。12月1日,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由梁灵光出任县长兼保安旅旅长。

县政权成立之初,我党主要活动在通中地区,而通东、通海、通西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国民党顽固派和匪杂部队所控制,情况复杂,经历曲折。通海地区长期被邱冠生的国民党保安十旅控制,邱冠生又与日伪勾结。为防止他们联手,必须先除掉邱冠生。1941年春,梁灵光派县独立团去开辟通海地区,但邱冠生十分狡猾,他凭借对当地的地形较熟,与我方周旋,我方多次战斗都没能解决其主力,反而牺牲了独立团政治部主任郭守信。这种情况下,梁灵光向苏中四分区建议,派主力部队来支援。9月,分区派来了三旅七团二营,与南通警卫团二营组成了以梅嘉生为司令员、陈同生为政委的江海挺进支队,在当地人民支持、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仅用了四五天时间,就横扫邱冠生顽敌,控制了整个通海地区。

在北兴桥,梁灵光经历了夺取政权、纯洁队伍、组建武装、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以及反日伪“扫荡”“清剿”“清乡”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说,这些胜利离不开北兴桥群众和全南通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持,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保护和养育我们的老百姓。

梁灵光在南通战斗、生活了整整10年,在江海平原最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梁灵光对南通这个第二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曾经说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一大法宝。对这一点,梁灵光有亲身体会,他一贯重视和实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他说,如果当年我党不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新四军要到江北来发展就没那么容易,要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离开了统一战线就寸步难行。统一战线的确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梁灵光说,他在任如皋县县长期间,努力团结大地主家庭出身的民主人士季恺,让他担任县政府秘书,由他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积极为政府和部队筹粮筹款,并做出了很大成绩。后来,如西行署成立,季恺出任行署主任。在担任南通县县长后,梁灵光利用国民党南通县保安旅一团中校团附季莘的投机心理,尽管知道这个人有野心、靠不住,只是暂时的同盟者,但也要团结他、利用他、改造他,做通了他的工作,才能上演“单刀赴会”的戏,才能慢慢将其队伍拉过来。1941年,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南通县政府发布了开展减租减息的布告。发挥党员和佃农积极分子的作用,扩大说服教育面。在教育农民的同时还召开地主、士绅座谈会,对他们进行守法教育,对一些开明士绅予以鼓励。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将这一运动推向同情区(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缓冲区)、边缘区。

2016年是梁灵光同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10周年。再次翻开梁灵光赠送我的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梁灵光回忆录》,我再次加深了对梁灵光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历的印象,更加增添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先辈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奋起反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展开了殊死搏斗,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后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励志图强,振兴中华!

(作者单位: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

 

 

赵一德

 

 

            和他领导的东南行动大队

 

陶建明

 

赵一德(1918~1998),原名焦应元,江苏扬州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6月入党,在上海沪东区做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12月,因身份暴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黄桥战役后,1941年1月,被派往苏中开辟海启根据地,为方便工作,改名为赵一德,任海启县委社会部部长、东南行署公安局局长。

 

组建东南行动大队

1943年春,日伪特宪1.5万余人向苏中四分区大举发动进攻,妄图征服这块敌后根据地。日伪对苏中根据地实施恶毒的“清乡”运动:由汪伪集团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训练5000多名“清乡”汉奸特工,潜入到新四军根据地,刺探我党政军的情报,暗杀共产党的干部战士,搜捕新四军伤病员,威逼利诱普通群众,不准他们帮助新四军,挖掘我军埋藏的军用物资,组织汉奸政权等。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在南通十总店参加苏中四地委扩大会,部署苏中根据地的战略,要求彻底铲除这群“清乡”特工,巩固根据地建设。

为此,四分区建立了专职锄奸的短枪队配合区队展开据点游击战。各县也组建了短枪队。1943年二三月间,海启县委从东南警卫团抽调了9名具有较好军事、政治素养的干部,组成了精干的行动队。当时只有5支短枪和几个手榴弹。不久,发展成一个排后,全部配备了短枪。

为了适应反“清乡”斗争的需要,东南行署又从东南警卫团调来了20多名骨干,加上公安局小分队和上海地下党派来的人员,使短枪队扩大到50多人,均配备了短枪,每人5发子弹。

1943年6月底,苏中区党委为支持东南地区反“清乡”斗争,又从二、三、四分区抽调了3个排和原来的1个排合并成立东南行动大队,由东南警卫团参谋长黄辉任大队长,东南行署公安局长赵一德任政委,有4个分队,120余人。

在练兵动员会上,赵一德向队员们强调:东南行动队今后主要是坚持原地斗争,袭扰破坏、暗杀绑架、敌后侦察、窃取情报、心战宣传、特种警卫,以及反颠覆、反特工、反偷袭、反劫持、切断通讯、引蛇出洞打伏击等任务。深入敌人据点,配合民兵保护乡民,展开据点游击活动,担负起锄敌的任务,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

 

赌场除奸

海东区的曹家镇,是敌“清乡”后新设的据点。日军在公盛花行屯兵,又在对门的立丰木行挂起“四乡联合办事处”的招牌,土匪出身的徐宝明当起了主任。

徐宝明十分刁顽,他依仗日军保护,身藏据点,无恶不作。群众十分痛恨,要求行动队锄掉这个汉奸。赵一德派了龚允初、李进初2人到海东区,配合当地民兵执行任务。

然而一连几天,行动队员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正在焦急之时,情报传来,徐宝明要做寿,宴请宾朋。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派行动队员小朱混进去做内线。

小朱曾在曹家镇上做过工,与徐宝明认识,但是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利用这个条件,小朱接受了任务。他备了几样礼物,混进立丰木行。入夜,祝寿的客人酒醉饭饱,大多告辞了,留下了赌棍正在熬通宵。

客堂里有4桌赌客,隔壁小书房里,徐宝明和小朱等人正在书房里打“笃子胡”,每局牌只有3个人赌,还有一人轮流做“闲家”。

午夜过后,正轮到小朱当“闲家”。他伸了伸懒腰,说了声“出去撒泡尿”,就走出书房,径自穿过大厅,越过小天井,经过七重门,跑到街上,轻轻地咳了两声,听到不远处的街上同样回应了两声,便转身进了立丰木行,把一重重门都虚掩上了。等到小朱回到书房时,徐宝明已等得不耐烦,瞪着眼对小朱说:“一泡尿好长,一去就是半天?”

见徐宝明起了疑心,小朱心里一紧,立刻机智地说:“小天井里撒尿怕臭,到外面去了,没有灯,瞎摸了一阵子。”

谁知这句话却引起了徐宝明的注意,连声追问:“你进进出出,有没有关上门?”

小朱装着镇静的样子回了声:“门都关了,徐主任,你只管放心,半夜三更的,有这么一屋子的人,对面还有皇军的部队,啥子人还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徐宝明手里正抓了一把好牌,又聚精会神地赌起来。此刻,客厅里传出了几声吆喝,外面有些骚动,接着小书房的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

“谁是徐宝明?”

“嗯,兄弟就是,有啥事?”徐宝明头也没有抬。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徐宝明听到话音不对,忙抬起头来,只见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他吓得直哆嗦,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举起了双手。行动队员龚允初趁徐宝明站起来当口,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往外拖,徐宝明瘫在地上,死赖着不走,狂喊“救命”。正在大厅里监视赌客的民兵施志冲等人听到喊声,急忙冲了进来,见抓活的不行,举起“小插子”(匕首)对准徐宝明的喉咙捅了进去。

 

挖地道擒敌

当地日伪特工队队长施英,30多次窜入根据地,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并凶残杀害新四军干部群众20多人。群众强烈要求除掉这只日伪鹰犬。东南行动队曾3次跟踪欲消灭他,终因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未能成功。赵一德召集短枪队商量对策,他对大家说:“干工作总是有困难的,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去攻克,只要除掉他,采取什么办法都行!我们要的是结果,行动必须取得成功。”他叫队员们到群众中去探询新的思路。一个老百姓出了个“挖地道擒敌”的点子,赵一德和队员们分析后,觉得可以采用。

一天夜里10时许,3名短枪队员潜入到镇东北的板桥附近,来到一家磨坊前,这儿距施家后院有10多米的距离,不易惊动前屋睡觉的人。他们带着铲子和十字镐,从磨坊找到入口,开始快速挖地道运泥土。干到下半夜,能容一人进入的地道终于打通,直抵施家住宅后院。借着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后院的一切。3人依次从地洞进入后屋,直奔主卧,房内传出酣睡声。他们交换眼色后,一名队员掀开被子,另一名负责照明,短枪队员张文俊举起斧头,使出全身力气,将斧头垂直砍向施英的脖子,鲜血立刻喷溅出来,罪恶多端的汉奸在睡梦中见了阎王。短枪队员们确定施英死亡后,用被子将他盖住,从容离开。第四次行动终于为民除了大害!第二天,镇上的老百姓惊喜地奔走相告:汉奸神奇被除。短枪队员们听着百姓们的描述,舒心地吐了一口气,不得不佩服政委赵一德的眼光和胆识。

 

中秋夺枪

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发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一打弯夹子(12挺九六式轻机枪)”的号召。东南行署立即响应,争取从鬼子手中夺取日军九六式轻机枪半打。根据情报,在崇海镇上驻扎着一个日本小队,有1挺九六式机枪,东南行动队决心把它夺过来。

1944年中秋节晚上,5名行动队员装扮成车夫推着2辆独轮车,车上挂满了鸡、鸭、蹄髈、月饼等中秋物资,由两面派的伪乡长、伪保长带路,往崇海镇据点走去。此时,赵一德带领一部分短枪队员埋伏在据点附近,见机行事。

鬼子哨兵看到车上的东西,又有熟人带路,挥挥手“统统地进去”。于是,5名行动队员忙推独轮车进了警备队大门。一阵扑鼻的酒香肉味飘来,只见操练场上,摆开了两桌酒席,一群人正又吃又喝。日军警备队队长儿玉认识伪保长,招手把他喊过去。我行动队员便把小车推到一旁。

行动队员黄士奇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日军营房。根据内线的情报,黄士奇很快在第一营房间的宽凳上,找到一挺崭新的九六式机枪。他心中一喜,拿着机枪正要转身走,恰巧遇到两个日军走进屋里。黄士奇立即按下机枪扳机,准备射击,可是,扳机像生了根一样,动都不动。原来,这是黄士奇第一次见到九六式机枪,不会用,机枪的保险没有打开。他急忙抽出短枪,向鬼子打去。在外的其他队员听到枪声也拨出短枪打向鬼子。

喝得正尽兴的日伪军遭到行动队突然一击,顿时乱成一团。由于喝酒没有带枪,日军一个个吓得钻到桌子底下。

守大门的鬼子哨兵,听到动静连忙迎面扑过来,一名行动队员“砰、砰”两枪,鬼子哨兵应声倒地,大门通路被打开。行动队员乘此间隙,迅速往大门外奔去,刚跑了500多米,后面枪声大作,鬼子、伪警察成群地追上来了。眼看已经肩胛负伤的黄士奇要被敌人追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担任后卫的朱尚清突然喊了一声:“你们赶快跑,我掩护!”他纵身跳进路边芦苇地,俯卧在芦苇和杂草地上向鬼子瞄准射击,将敌人火力吸引过去。他用自己的生命掩护同志们撤退,身中数弹,光荣牺牲。

此时,赵一德与埋伏在崇海镇据点南面的警戒队,听到枪声,知道行动队员遇到麻烦,便从南面向崇海镇据点发起佯攻。正在追击的鬼子,猛地听见背后枪响,怕被端掉老窝,只得放弃追击,迅速返回据点。

 

建立情报网

赵一德在锄奸工作中并不拘泥于刻板的手段,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民愤极大的汉奸先公审、再枪决,对现场带不走的当场处决,对日伪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赵一德说,锄奸工作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现谁是“奸细”。他选择了一批政治坚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特工站,加强情报活动,开展反特除奸的斗争。东南行署公安局建立情报网,在伪公署、敌据点里,潜伏、安插我们的内线人员。

陈留春从抗大学习回来,一心要到主力部队,通过县委书记书记洪泽做工作,他同意留在后方做地下工作。很快赵一德安排陈留春利用他亲戚和伪县长汤同书是发小的关系,顺利地打入日伪县城所在地汇龙镇特务机关。一次,赵一德潜入汇龙镇,在一家茶馆和陈留春接头,临行前,一再嘱咐他:“情报工作是特殊战线,你应该和敌人交朋友,尽快适应周围环境,否则一些重要的情报你就不可能获取。”不久,赵一德又派陈一心打入启东“清乡”公署做了文案,秦洪洲打入伪四区区公所做职员,沈青萍打入伪三区区公所,黄勇打入伪警察局等。

这些在内线工作的同志,为赵一德的行动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给我党锄奸工作提供了有力准确的依据。当时短枪队锄奸的对象多半是伪区长、伪乡长、伪“清乡”主任、伪警察,日伪散兵游勇也不放过,因为这些地头蛇是对我根据地军民最大的威胁。每当得到某个地方的汉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消息,赵一德就及时布置行动队去那里锄奸惩恶。几年下来,被行动队偷袭过的日伪据点有几十个。

1944年,赵一德指挥的东南行动队取得辉煌战果:共打死敌特工46人,镇压特务奸细70人,惩处敌探、汉奸等首恶分子85人,2300多名汪伪人员向我军自首,得到政府宽大处置。

这支由赵一德直接指挥的行动队,在当年海启一带赫赫有名,被称作“飞虎队”。由于当时赵一德留着一脸胡子,所以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赵大胡子”。敌、伪、特、汉奸一听到“赵大胡子”就胆战心惊。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麦文果记载的日军在南通的暴行

 

朱江

 

麦文果1906年出生于美国,先后就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丹佛医院护士学校。1936年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派遣来华,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后来到江苏南通基督医院担任护士。1938年5月初,日军对南通的游击队展开了“扫荡”,中国军队针锋相对,奋起抵抗。恼羞成怒的日军出于报复,疯狂焚烧民屋,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麦文果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也是受难百姓的拯救者,同时还是这场历史的记录者。

《南通市志》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七年5月3日拂晓,一辆日军卡车,从唐闸驶至十里坊河西姚家坝头,被游击队阻击,遭到伤亡。次日上午,10多个日军窜到唐闸河东渔稚港河北,使用烧夷弹,从育婴堂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大河两岸十几华里,顿成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2000多间房屋不到一天即化为灰烬。两岸群众被烧死、压死、打伤多人,育婴堂里的16个婴儿也被活活烧死。5月8日,一队日军从南通城出发下乡‘扫荡’,见房就烧,逢人便杀。仅有10多户人家的麻虾子榨被付之一炬,曹家老园有25人被杀。随后,日军扑向观河乡(今观音山镇)任家园、张家园,两园群众迅速逃避。老人和妇女儿童来不及绕道远走,即藏在川猫儿河边芦苇丛中。日军放火之后,四下搜索,发现芦苇丛中有人,便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又用刺刀向尸堆乱戳,顿时鲜血染红了河滩,108人在枪弹和刺刀下丧生,2人受伤。”

1938年5月3日,对住在孩儿巷的麦文果而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击声开始在‘西门以外’地区响起”。在5月16日的信里,麦文果告诉马轲那天她的忙乱:“一个又一个严重受伤的病人被送上门来。我先让他们躺在各自的担架上并安排在前门廊和院子里,直到在二楼的三间屋子里挤进十五张病床才安排妥当。你能相信这个房子竟然容纳这么多人吗?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因流血过多而死。其中一个胸部受伤者,伴随着每一次呼吸,血就汩汩地流出来,只能依靠吗啡止疼,而现在他慢慢地从死神那边挣脱过来。此刻,我们要做的就是与感染做斗争。有一个妇女,是个吸毒上瘾和肺结核病患者,她臀部的伤势非常严重。其他病员或是被从家里抬来再抬回去,或是自己走过来,而我们则给他们敷裹伤口。”在6月2日她给马轲的信中再次提及:“我依然不能忘怀5月3日,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屋前走廊和庭院内的担架上,我迅速包扎和止血,几乎喘不过气来,到处是血,我的鞋子被血染污,双手被血浸湿,气息使人窒息。终于不再有伤员被送来,我们在屋里架起了病床,把伤员移到病床上。那夜感觉如此漫长,一直到次日的下午我才缓过劲来。”

在5月16日致马轲的信中,麦文果还说到5月5日近距离地直击惨绝人寰的一幕:“5月5日,施保罗和海格门住宅北面那些矮小的农舍被纵火焚烧。我透过二楼的窗户,情形看得真真切切,而农民们凄惨的‘哎呀’呼号声听得一清二楚。我听到机关枪声,看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院子的人们被扫射。工友打开大门,我走了过去,大约二百名妇女和儿童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挤进我们院子里,战栗着,哭啼着。当我站在那里,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为这个地方,脱下你们的鞋,因为你们的足下,此刻是圣地。’我多么希望,那些捐钱维持南通教会的人能够看到,在这可怕的日子,他们的付出意味着什么。”信中说到:“当我看到在日军机枪下劫后余生的小部分幸存者,来到我们这里避难,无助地哭泣时,我心中念叨两个事情来保持自身的理智:上帝也不会离开南通,他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所承担的,他与南通人民同担苦难;而此时我的存在、我的观察与作为,多少能对南通人民有所帮助。”这位瘦弱的女子爆发出极大的能量,促使她冷静地、有条不紊地妥善抢救伤员。

而这一段历史,在麦文果《“扫荡”带来的灾难》一文里,还有更为细微的描写,这是一个目击者的实录。由于场面过于惨烈,很多细节似乎烙进麦文果的脑海,同时由于麦文果文字功底扎实,她的文章带给人们的现场感是震撼的:

我目击了部分日军“扫荡”的场面。在一次偷袭中,他们挨家挨户地点燃茅草顶的农舍,架起机枪扫射那些逃出着火房子的人。这样的近距离射击,许多人当场就死去了。发生了目不忍睹的恐怖事情,而我还站在楼上的窗边旁观,一种内疚感不时向我袭来。我耳边至今还回荡着那些垂死者的呼号声。

几小时后,火烧完了,我发现有人还是活下来了。敌人走后,伤者的亲朋好友们束手无策,只能用简易担架把他们送到我这来。他们躺在我住所的门廊里,流血不止,我开了门,单枪匹马,努力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手头没什么医疗物资,只有一两个针筒和几个针头,幸运的是还有不少吗啡片逃过了轰炸,另外还有大概二十包敷料和几卷绷带。总而言之,我所有的器械就和护士培训指导老师在教室里放置的差不多。

方圆几英里之内没有医生也没有另一个毕业护士,我只能自己尽力而为。我把二十多个重伤员安置在我房子的病床上,其余的替他们包扎好,关照他们每天过来复查后送走他们。在检查伤员的伤口时,滚烫鲜红的血液漫过我的双手。虽然我不知道怎么缝合血管,但我必须想办法止血。我用了止血带,加上加压包扎。这些伤员需要留意观察,当病人觉得麻木时放松绷带,然后再重新包扎。尽管条件简陋,但是没有一个伤员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当我意识到失血这个最大的威胁不再存在的时候,我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身上的护士服没有脱下过。接下来要和感染做斗争,发热意味着伤口里边存在残留的脓液,我屏住呼吸,探查脓袋,插入新的引流管。

我需要处理的都是什么样的病例啊!一个年轻人,一颗达姆弹打进他的大腿,膨胀开来,又穿出去,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大伤口,还造成股骨骨折。我把他安置在病床上,帮他止住出血。第二天我拿了块和他脚底板差不多大的木板,上面钻孔穿绳,一头打结固定,另一头绑上两块砖头。用这板绑住他的脚,在两条小腿上敷上黏性胶带,然后把整个牵引装置固定在床脚。我不时测量两条腿的长度,相应调整砖块的重量,以确保两腿长短一致。我没办法知道他的股骨复原的状况。好在几周后,感染完全消退了,骨头结合得很不错,病人最后是走着回家的。

另一个男人的胸腔被打穿,他呼吸时伴着可怕的咯咯声。尽管衣服上只有一点点血迹,但他急速跳动的脉搏、苍白的脸色和极度口渴的症状说明他正在出血。大剂量的吗啡才使他镇静下来,咯咯声停止了。之后几天他开始咳出血痰。再后来他开始恢复气力,当他回家时显然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所有躺在那里的伤员中最年幼的是一个男孩,在我为他检查时,他正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对我的一个助手说,眼睁睁地让岁数那么轻的一个好人死去,是莫大的耻辱。我觉得他存活的机会不大,但他一直央求我帮他,那眼神我无法忘怀。子弹钻过他整个腹部后,从右臀穿出。尿液从腹部伤口流出,粪便从右臀排出。我判断,如果膀胱停止充盈的话,其腹部的伤口还是有愈合的机会的。我仔细研究了为男性病人做膀胱插管的流程,放置了一根插管,每天两次缓慢注入红药水,希望能减轻感染。针对他的肠穿孔,我规定他只能少量多餐喝热米汤,再用吗啡减少肠蠕动。令人不安的一周之后,他的热度下降了,腹部的伤口首先愈合,引流出的脏东西也逐步减少。他没有腹胀。一点点地,我们移除了导管,最后他痊愈了,回家了。

有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头上受了五处深深的刀伤。我尽可能帮她清理创口,敷药包扎。她很快陷入昏迷,之后又变得躁动不安。当时她失血已经非常严重,但脉象一直很好,我觉得如果能帮她及时补液,她也许还有救。天无绝人之路,在医院的废墟里,竟然有一副玻璃制的墨菲滴注玻璃连接管,而且没有破损。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把我自己的冲洗罐上的橡皮软管剪下来,就可以凑成一副标准的输液装置,再用我的热水壶保持药水的温热。三天之后,她开始恢复意识,逐渐康复。头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感染,接下来她接受了好几周的头部引流。除了她的头发剪短了,康复后的她跟以前一样美丽,只不过,当时她真的是命悬一线。

在南通档案馆中,笔者也找到了两份档案,可以印证麦文果的记述。

财产损失方面,以A208-116-812《财产损失报告》案卷为例,该卷共380页,系380份财产损失报告表,形成于1946年五六月间,几乎全是日军对民众房屋焚烧和破坏的记录。日军行动比较密集的时间段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农历四月初三至四月初九,即1938年5月2日到8日,报告分别为6份、4份、92份、44份、19份、6份和15份。薄薄的一纸呈报,浸透了多少失去栖身之地的百姓的血和泪。

口述史料方面,1964年3月到6月,大生一厂的许永和、何连清和保芷,对300多名工人进行了走访,被访工人大多居住在唐闸四周农村,当时大部分人已退休。主要了解他们在大生一厂的经历,许多人讲到日军入侵后的情形,其中对1938年5月初的那场浩劫记忆犹新,特别提到那年农历四月初五(即5月4日)日军纵火以及由此引发的悲惨遭遇。后被编成实录《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这些口述更多的是讲述家园被毁后的凄惨,是对前述的损失呈报中简单数据与表述的补充。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张敬礼

             与大生集团公私合营

 

左成懃

 

大生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她的前身“南通大生集团第一纺织公司”,1951年12月24日就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工商业对私改造,经市人民政府批准,1952年1月,“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正式对外挂牌。这比1956年全国兴起的工商业对私改造提前了4年多,比1953年的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单位也早了近两年。

大生集团率先完成“工商业对私改造”,在全国工商业“公私合营”第一个挂牌,那还要从大生副董事长兼经理张敬礼说起。张敬礼于1911年出生,是张謇三哥张詧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大生集团多个分支机构的董事、助理、经理、董事长,自1946年6月开始担任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的经理,统管大生一厂、副厂、发电厂的人事调配、业务经营。经过了数年的经营运作,张敬礼已经控制了大生第一纺织公司50%以上股权、掌握了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实权。他既是张謇家族的代表,也是社会公认的爱国民族实业家。1948年12月,大生集团董事长洪兰友勾结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大生企业迁往台湾,同时也将资金转移去台湾,导致企业大范围停产。洪兰友一再催促张敬礼去台湾。张敬礼始终对迁厂去台湾持反对态度,虽然对新政权有一些犹豫徘徊,但是当张敬礼想到叔叔张謇当年实业救国的艰辛,想到南通大小股东的信任,想到依附着大生集团的众多学校、社会福利事业,想到大生集团上万职工和他们家庭,张敬礼始终下不了搬迁的决心。在寓居上海期间,为了应付洪兰友,张敬礼转移了部分设备、资金到香港,由于他一直与黄炎培、李济深、胡厥文、陈叔通等民主人士有接触,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加上又与新中国成立后任南通市市长的邹强相识,在党的政策感召和邹强的耐心宣传下,张敬礼终于下了不去台湾、香港的决心。

1949年2月10日,大生一厂在军管会工作组的领导下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原棉奇缺、销售停滞、资金周转不畅,经营十分困难。经市人民政府协调,由国营江海贸易公司向大生集团供应原棉,并收购生产的纱、布,全力支持大生集团。4月12日,大生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工会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劳资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厂务改革顺利推进,中共大生一厂党支部公开,青年团大生一厂总支部成立,职工业余学校设立,工会向工人集资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劳动效率大幅上升等。看到这些,张敬礼在经历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建立公私合营体制,这一想法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强烈。

原来,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当夜, 中共南通城市工作委员会职工部就派以俞隐为组长的群众工作组进驻大生一厂,开展党群工作;2月3日,南通军管会委派刘雄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分驻大生各公司,帮助厂方恢复生产;2月上旬,党群工作组和军管会工作组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传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号召职工搞好生产。政府以及国营江海贸易公司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全力支持,大生才能够在短短一周时间里恢复生产,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大生正在恢复勃勃生机。8月,张敬礼回厂主持厂务,同时将转移去香港的部分设备、资金也全部转回南通大生集团。随后,政府撤回了工作组,工厂管理就少了主心骨。张敬礼从工作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只有紧紧依靠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政府,才能发展生产,缓和劳资矛盾,才能把大生办好。于是张敬礼召开了董事会,把自己的想法和心路历程向董事们和盘托出,在大部分董事的支持下,通过董事会向政府申请正式建立公私合营体制。他多次前往苏北行政公署恳请委派干部进厂。1951年12月24日,公私合营申请终于获得批准,这才有了1952年1月“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正式对外挂牌的喜庆场面。

公私合营以后,公方代表进入大生一厂,杨德和任公司副经理,王滔任一厂副厂长。有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大生集团如虎添翼,大生一厂的生产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纱布产量大幅度提高,于1952年扭转连续3年亏损局面,实现盈利60.8万元,并且连续多年保持盈利。

1950年,张敬礼担任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担任市工商联主任委员。1954年12月,张敬礼由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推荐,光荣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全国工商界26名委员之一。他不仅是张謇家族的代表,是大生公司的代表,也是南通工商界的代表。

1956年1月底,张敬礼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2月1日晚上,毛泽东主席举行宴会招待全体代表。大会工作人员递过请帖,通知他届时在第一席就座,并交代注意事项。张敬礼连连点头,也没有在意在第一席就座是意味着什么。等到参会人员差不多都到齐,正与各界工商人士相谈甚欢的张敬礼看到自己旁边席位上还有很多空位,这才紧张起来。就在这时,国家领导人进场了,全体人员起立,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主席第一个步入宴会厅,一边走一边鼓掌,同时向大家招手致意。来到第一席,毛泽东主席把温暖的大手伸向张敬礼,与张敬礼热情握手,随后绕席一周与第一席的委员们一一握手,最后在张敬礼的身边坐了下来,张敬礼这才发现,原来第一席是招待会的主桌,自己是主桌的主宾,主桌上还有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以及全国政协领导。

没想到一下子能见到这么多国家领导人,而且还与他们同席而坐,张敬礼激动万分,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感激与高兴的心情。席间,张敬礼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主席敬了一支烟。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接过去,张敬礼连忙擦火柴点烟,激动得连续擦了3根才为毛泽东主席点着了香烟,当他拿起酒杯正要向毛泽东主席敬酒时,主席笑着说:“烟归我,酒嘛,归恩来。”周恩来总理听到后,笑呵呵地拿起酒杯,和张敬礼的酒杯轻轻一碰,随后一饮而尽。看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张敬礼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失了。当毛泽东主席说到张謇,询问大生集团公私合营情况时,张敬礼勇气大增,立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公私合营后大生干群齐心合力,生产蒸蒸日上,以及从1952年起已经连续4年保持年年数百万利润等情况,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毛主席,我觉得还是公私合营好!”毛泽东主席听了张敬礼的话非常高兴,说:“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你是亲身体会了,可以同大家多谈谈。”还风趣地说:“你别的不要吹,这件事要大吹特吹。”

张敬礼心潮澎湃,回到南通后立即召开了董事会。张敬礼与董事们分享了参加政协会议和参加毛主席举办的招待会的喜悦,把毛主席对公私合营的肯定态度传达给大家的同时,更加肯定了自己推行公私合营的做法,更加坚定了走公私合营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从这以后,张敬礼一直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党在政治上对张敬礼也有过很多帮助。张敬礼先后担任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厅长,江苏省工商联主委,民建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副主席等职务,还当选为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二至五届政协委员和第六、七届政协常委。

1995年10月16日,张敬礼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新华社在消息中称:“张敬礼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中具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威信的优秀代表人士。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带领大生纱厂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江苏乃至全国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作出了贡献。他满怀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作者单位:南通市纺织工业协会)

 

 

在 毛 主 席 身 边 的 27 年

 

——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访谈录

 

张树林 贲柠华 整理

 

2016年是苏中七战七捷70周年,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召开了纪念座谈会,一些专家学者和参加过苏中战役的老战士参加座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副会长、曾经担任毛泽东警卫队队长的陈长江正好回乡探亲,便邀请他参加了座谈会和纪念活动。陈长江是新中国成立后警卫毛泽东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队长。会后,他兴致盎然地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参军打仗当劳模

我叫陈长江,出生于1931年,老家在海安曲塘章郭,后随父母迁到海安南莫邓庄,家境很贫困,10岁就给地主打长工。我是1946年4月参军的,那年我15岁,在海安独立团一连情报站当情报员。

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是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日本投降不久,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当时,独立团在仇湖、沙岗一带活动。苏中战役期间,我主要做侦察情报工作,经常化装成干活的或者要饭的,到姜堰、曲塘、海安、时堰等敌人据点旁侦察敌人活动情况,再将情报向我主力部队报告。当时,东台到泰州有条河经过沙岗,我们经常在河边侦察、了解敌情,埋伏、攻打敌人的运输船、小汽艇。1946年7~8月,粟裕司令员带领苏中军民先后打了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林、邵伯、如黄路七场战斗,取得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

苏中战役后,主力部队北上,我们仍在仇湖、沙岗一带坚持斗争。经过两年多的战斗,我们打掉了周围许多敌据点,让我印象最深的有4仗,第一仗打高垛,第二仗打胡集,第三仗打曲塘,经过浴血奋战,都很快拿下了。第四仗姜堰就打得比较激烈、艰难,牺牲了很多战友。第一次没有打下来;第二次敌人火力太猛,敌援军又到了,又没打下,我部不得已撤了下来;第三次才把姜堰打下来。攻打姜堰,仅排以上干部就牺牲了一二十人,还有不少连营干部。革命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是用烈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姜堰打下来后,海安独立团就驻在姜堰,直至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主力部队南下,东台、海安的敌人趁着夜色偷偷地跑了。

海安、姜堰解放后,我于1949年调泰州军分区特务连,随部队到长江边修大堤,在苏陈庄北边搞大生产,有200多亩土地,我主要负责生产和养猪。1950年,我被评为泰州军分区劳动模范,出席了省军区在扬州召开的劳模功臣会议。

走进中南海,随卫毛主席

1950年六七月份,中央在苏北部队选调年轻的干部战士到北京担任警卫工作。选调对象要求家庭出身好、身体健康、立过功、有战斗经验,最好是基层党员干部。我参过战、立过功,又当过劳模,还是特务连支部委员,就被幸运地选中了。调到北京后,我被分到中央警卫团一连,当时一连是保卫毛泽东主席的,二连是保卫朱德和刘少奇的,三连是保卫周恩来总理的。1951年1月,我进入中南海警卫毛泽东主席。

在警卫毛泽东主席20多年的日子里,我跟随毛主席外出40多次。毛主席为党为国操劳的点点滴滴都让我铭记心间,永远难忘。举两个例子:1951年3月初,毛主席到石家庄去休养。名义上是去休息放松,但实际上,40多天时间里毛主席一点没有休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毛主席天天看地图,了解战况,批阅文件,哪个部队进驻什么位置,在哪儿打仗,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经常发电报给彭德怀,决胜于千里之外。国内又是土地改革又是镇反,要处理的请示报告很多。此外,要出版《毛泽东选集》1~3卷,为了稳妥、准确、慎重,毛主席要逐篇审定入选的文章。我亲眼目睹,毛主席睡的时间很少很少。

还有,1974年7月,我最后一次随毛主席外出,直至1975年4月,共计9个月272天。这一路上,毛主席接见了各省、市领导干部了解各地情况,会见了国外来宾。这时,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在毛主席坐车时,给主席开车门、照应主席上下车的都是我;会见外宾时,我把外宾送到主席旁边位置上,再退出来值勤。在长沙,我亲历了王洪文的“告状”和周总理与毛主席的亲切交谈。当时毛主席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还在没日没夜地操劳国家大事,我们警卫员看了都心疼。

毛主席知道我家乡

1951年,我调进中央警卫团。1952年,毛主席与我正式谈话,我才开口说了两句话,主席就说,你是如皋、海安一带的。我说,我是江苏海安的。他说黄桥战役你知道吗?陈毅统一战线搞得很好,我们7000多人,敌人3.5万人,我们把他们打败了。我说,那时我还是小萝卜头呢。毛主席又问,七战七捷知道吗?就是粟裕指挥部队在苏北打的,海安打胜了两仗。虽然那时我已经开始做情报工作,但对整个战役的了解,主要还是从主席这里听到的。毛主席多次提到陈毅会搞统一战线,皖南事变后,陈毅发展了新四军。陈毅逝世后,毛主席又讲,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部队发展到八九万人,陈毅是一直支持我的,他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有很大贡献。毛主席对新四军很了解,感情很深厚,非常关心新四军。毛主席多次与陈毅诗词唱和,对粟裕亦非常赞赏,说孟良崮战斗完全消灭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陈毅、粟裕这仗打得好。后来的淮海战役中,我军60万人对国民党军80万人,消灭敌人50多万,这样大的战役,在中国、在世界都很少见。

主席是伟人,也是普通人

我跟着毛主席游泳有几百次,在长江、湘江、闽江里游,也在湖、海、水库、游泳池里游。1958年4月,在福建时,毛主席要到闽江游泳,当时天气还很冷,前一天,我们下闽江试水,江水冰凉冰凉的,试水的6个人病倒了3个,而毛主席游泳后,却精神抖擞,可见主席的身体是很结实的。毛主席无论是到庐山,到韶山,还是到北戴河,只要有江,有海,有水库,他都要去游泳,真正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59年6月,我跟主席回韶山。他说:我有32年没有回来了呢,会有些老人,有些亲戚朋友来见我,到时你们不要阻挡。那一次,毛主席会见了很多的村、社干部,见了很多邻居,大人、小孩,亲戚、朋友都有。我们陪毛主席上祖坟,他就弄了把松枝放到坟头上,然后三鞠躬。有人问主席,要不要把祖坟修一下,毛主席说不要修,加点土就行了。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鬼、不信神,但对父母要尊敬、要孝敬。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没有一点架子的普通人。

毛主席生活很俭朴,一点也不讲究,有的内衣上都打了很多补丁,还照样穿。吃饭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两荤两素。毛主席去世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他曾经说过,我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间房屋。他的房租费、家具费、伙食费都是用自己的工资、稿费交的。

警卫员的两个使命

当时,中央的警卫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全国8大城市,每市1人,各省每个地区1人。我是南通地区的代表。毛主席说,警卫人员要完成两个使命:第一是做好保卫工作,第二是做好调查研究。1954年,毛主席要了解合作社互助组的情况,就点名让我回老家调查。1961年,毛主席上庐山,又安排我回家20天,调查公共食堂、密植和深翻土地情况,我调查回去后,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

1967年的一天,毛主席问我:“长江,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我给你15天假期,回家了解情况,不,15天太少了,再加几天。”我带着毛主席的嘱咐,从北京到南京,到海安,到邓庄,细心调查,默默观察。回京后,我把看到的、听到的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坐在大沙发上认真听,我坐在小沙发上详细报告,毛主席边听边记边议论。我先向主席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车辆不能准点;二是造反派、保皇派对着干;三是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机关不办公。毛主席说,学生有父母照料,干部有政府安排,只要农民稳住了就没事了。当我说到第四个问题:“在扬州听人说找到您儿子毛岸龙了。”毛主席听后有些不高兴,他打断我说:“你跟我都20多年了,应该知道的,我什么时候找儿子啦,你给我辟谣没有,就是找到了儿子,又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就这样,毛主席与我两人,像拉家常似的,我向他汇报了一个多小时。

1969年7月,我跟毛主席住在杭州,听陈励耘汇报要合并生产队,条件好的生产队群众是又砍树,又杀猪。毛主席说:“长江,你回海安看看,生产队有没有合并。”我回来后,跑了二三十个生产队,并询问了一些队长和社员,回京后,我向主席汇报说,生产队很稳定,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很好,生产队不能合并。毛主席问我什么,我便将看到的,听到的,照实回答。

我跟随毛主席2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跟随毛主席时间最长的警卫。李银桥离开后。我就担任了警卫队队长,前后10多年时间,毛主席每次外出,都由我带队警卫,每次带100人护卫,前面车厢安排30人,后面车厢安排30人,我带40人在主车厢,几十年,几百次警卫都没有出过事,即使是1971年八九月间的南巡之行,也是有惊无险。毛主席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的伟人气魄和力量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我们。我从新四军走来,从海安、从苏北走来,担负着保卫毛主席的使命,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任务。这是我一生的光荣,一生的荣耀。

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发展很快。今天,我回家乡,看到七战七捷70年后海安的变化和发展,我非常高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新四军老战士,毛泽东主席的警卫队队长,我要大声地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美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作者单位:海安县新四军研究会;中共海安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抗美援朝中的南通籍巾帼英烈

 

——徐月芝

 

吉春发

 

2016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6周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其中就有一名屡立战功的南通籍巾帼英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科话务主任徐月芝。

家贫志坚,豪情萦怀去当兵

1930年冬,徐月芝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县金沙镇桂木桥村一户贫苦人家。父母务农为生,供子女读书,困苦度日。徐月芝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她自幼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天资聪颖,常跟进过私塾、懂点古诗和书画的大哥吟诗诵词、练文学画。每逢春节便和哥哥为左邻右舍写春联,自添笔墨,不收分文。进入小学与中学读书时勤奋好学,爱好唱歌。因她嗓音清脆,圆润甜美,师生们都很喜欢她,夸她为校园里的“小百灵”。

由于家境贫寒,徐月芝从小就经受了艰辛生活的磨砺,养成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刚毅果敢的意志。她崇拜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追求和平的美好生活。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耐心说服了父母,壮志萦怀去当兵。当年,她与母亲惜别时,紧紧拥抱,母亲语短情长地说:“月儿,你参军离家,难以会面,娘心牵挂呀!”徐月芝不舍地抽泣:“妈,女儿也舍不得您啊,等革命胜利了,我定回来孝敬您呀。”1945年11月,年仅15岁的徐月芝参加新四军成了一名光荣的女兵。

南征北战,军务出色加入党

徐月芝参军后,担任文艺宣传干事,撰写新闻通讯,布置墙报设计,排练歌舞节目,工作尽心竭力,周到细致,深得同志们的佩服与喜爱。她在军营里,不仅能做好本职业务,同时还经常帮助战友和伤病员们洗涤衣被、缝钉钮扣、代写家信,并教唱歌曲,组织开展读书活动,宣讲励志故事,为军人简单枯燥的生活增添了生机和欢乐。

1946年春,徐月芝受党组织委派学习电信业务,她刻苦攻关,学习理论知识,积极参加业务锻炼,还主动地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实践经验,为全班学员树立了攻坚克难的榜样。自此,徐月芝开始了她绿色军营中的话务生涯,她那清晰纯正的普通话,常在电波里传播着前线的佳音,常在硝烟中传达着首长的战斗指令。她跟随大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鲁南、淮海、渡江等数十次战役。1949年4月下旬,她在渡江战役中左臂中弹,鲜血染红了衣衫,但她,轻伤不下火线。1950年春,因为表现出色,徐月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上战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为了保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使中朝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徐月芝也随着大部队奔赴硝烟漫天的朝鲜战场。在出国前夕, 徐月芝想到多年未曾见面的母亲,母亲因思念她终日流泪,患上了眼疾。她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想在失明之前再看她一眼。因时间紧迫,她不可能回家与母亲话别,于是她给母亲寄了张照片,照片上写着:“亲爱的母亲,由于祖国的需要,女儿暂时不能与您相见。等我凯旋回国后团聚会面吧。您若想念时,就瞧瞧照片上的女儿吧。”

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正值隆冬季节,到处冰天雪地、寒气袭人,部队经过艰苦行军,终于抵达加定城。在行军途中,徐月芝以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念履行着入党时的誓言。徐月芝担任司令部通讯科话务主任,负责电台的技术工作。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她出色地完成了通信话务任务,两次立功。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无线电报务工作十分繁忙,职任重大,事关军事情报的及时传达以及我军作战方案的顺利实施,对战斗的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一定要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地履行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交给我的神圣职责。你们就等着我为国立功的喜讯吧!”

巾帼英烈,鸭绿江畔埋忠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一场看得见的用枪炮进行的生死较量外,还存在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那就是与严寒作斗争。徐月芝顽强地与恶劣环境作斗争,坚守在通信话务工作岗位上。徐月芝曾在一封家信中写到:在冰天雪地里连续作战,部队因冻伤导致的减员现象非常普遍,耳朵冻掉、腿脚冻坏的人相当多。因此,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口号:“第一要打败严寒,第二才是打败敌人。”1952年的一个冬天,徐月芝在回驻地途中发现一位洗衣的老婆婆不小心跌进了河里,她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救起了老人。

从事通信话务工作,需要不分昼夜地坚守在电台边。1953年4月8日夜,徐月芝正在检修电台通信故障,由于站立时间太长,她的脚麻木得失去了知觉,棉鞋与地面冻结在一起,尽管步履维艰,但她咬紧牙关,顽强地支撑着。经过3个多小时的维修,故障终于被排除。正当徐月芝与阵地指战员进行联络时,黑压压的敌机呼啸而来,丢下无数颗炸弹,疯狂地袭击了电台,这个未被严寒击倒的女战士,被活活地埋在废墟里。当战友们找到她时,只有23岁的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的手中还紧握着一本残缺的电讯工作手册。战友们在含泪清理徐月芝的遗物时,发现3本厚厚的学习心得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撰写着这样一首小诗:

“我骄傲,我是一名女兵,为了和平之花开遍人间,我忘我战斗着,忙碌黄昏到黎明!

我幸福,我是一名女兵,为了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我时刻准备着,倾洒热血和生命!”

这首诗是徐月芝巾帼忠魂的丹心写照,是她壮丽人生。美好心灵的言行呈献,也是她真正用火热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抵御侵略,保卫和平,援朝献身,英名不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彩颂歌。

徐月芝烈士的忠骨,埋在鸭绿江畔朝鲜江原道伊川郡南佐里的秀山丽水间;她的英名则镌刻在为国际和平事业献身的丰碑上,铭记在战友和祖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如东利群小学)

 

 

    我 的 中 国 心

 

                            ——一个从南通走出去的海外创业者的自述

 

王杏生 口述   钱泽麟 整理

 

我叫王杏生,1944年出生于南通市。从寺街的石桥头,踏着深巷的青石板,一步步走到改革开放。1985年初,我被任命为南通市五交化公司副经理,主管市场营销。1987年4月,我当选为崇川区政协副主席,南通市第三届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当官不脱产,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市五交化公司的销售总额在全省同行业中依旧名列前茅。改革开放的春风赋予我干事业的活力,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更给我注入了新的动力,给我装上了海外创业梦的翅膀。

我经常想:在国内市场上,我可以尽自己所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如果市场扩大到国外,我是否还能适应?南通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人在海外牵线搭桥。我认为,人生的路,无须作过多的准备,只要你迈开步,路就会在你的脚下延伸,只要你扬帆启航,风就会从八方而来。但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才能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比起年轻人来,我的优势就是有贸易方面的实践经历,有相当的工作经验,我相信自己有遭遇挫折时突破困境的毅力,有面临风口浪尖时的洞察力和决策力。

1993年3月9日,我们一家三口直飞美国洛杉矶,开启了我的海外创业之旅。那年我50岁,在祖国生活了半个世纪,突然到了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习惯迥异,工作无着,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初到美国的第一个月让我疲惫不堪、度日如年,但我仍然相信:世上没有让人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我到美国两个多月时,得到第一个面试机会。出国创业第一回,虽然很艰辛,甚至有些无奈,但是我的海外创业梦并未泯灭。到美国4个月左右,我收到香港美迅洋行的邀请函。美迅洋行是一所专营日本品牌“利优比”电动工具的跨国企业,他们将扩大电动工具在中国大陆的营销市场,而我在国内的销售经验得到他们认可。1993年8月,我应邀出任香港美迅洋行中国销售业务部总经理。

新的岗位让我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虽然我原来是从事内销工作的,但在实践中我对外贸工作也很快适应。我利用在国内工作多年结下的同行友谊,奔波于北京、青岛、南通、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将美迅洋行原本零售的营销方式改为网络营销,改松散型零售为紧密型定点专卖。在两三年时间内,“利优比”电动工具的促销活跃了市场,给国家增加了税收。1994年,仅南通市五交化公司的电动工具销售额,就由上年的100多万元上升为1000多万元,“利优比”电动工具的销售额就占70%。

曾经的挫折,是一块千金难买的炼金石。压力摧生动力,一度的困境磨砺出无坚不摧的能量。我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在香港美迅洋行任职期间,我学习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丰富了企业管理知识,开始思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旧的模式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发展。我积极为家乡南通出谋划策,提出的转变观念,突破过时、老旧模式的想法得到南通市政协的肯定,他们表示:“你在家乡办一家企业,大胆改革,我们全力支持!”1995年初,在各方支持下,我出资成立了南通锦丰经贸有限公司,聘用和培训专业人员,结合开办私营企业的经验,开拓了中小型五金商店的新管理思路。公司成为日本“利优比”电动工具与美国“百得”电动工具在南通的专卖店。1999年,我决定重回美国创办公司。

明确的目标和执着的精神,可以让人实现美好梦想。我的海外创业梦绝不单指贸易、做生意,还要宣传正能量、传递正能量、实践正能量。我的事业之所以成功,完全是与祖国的培养、家乡的支持分不开的。我热心帮助到海外的后来者创业,在我的牵线搭桥下,国内特别是南通的一些企业、商家也走向了海外市场。我积极为南通在海外招商引资、招贤引智,促进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带领南通经济、科技界等方面人士参观海外先进企业、科技展览、特色建筑等。我认为经济要发展,不能闭关自守,要了解西方的市场以及先进科技和工艺,才能有的放矢地发展沟通双边贸易,才能更加有效地发展南通经济。

2000年初,我专程拜访祖籍南通启东的华侨侨领顾衍时,邀请他回家乡观光。顾衍时是联合国财经专家,担任中国国家税务局税务改革项目顾问,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在美国主流社会及华人圈非常有影响。他创办的美国克勤会计事务所,以精于管理、办事效率高而著名。顾衍时被我的真情实意和恳切的言辞所感动,当即欣然决定:2000年秋季,借赴中国上海参加专题研讨会之机,与美籍华人、著名医师徐大卫等14名美国知名人士组成“千禧金秋南通行”,让海外工商界了解南通的经济和贸易现状,为南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我深感顾衍时的爱国之心与自己是相通的,热爱家乡之情也是共同的。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结起来才能干大事。2007年,美国和江苏之间交流合作的平台——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成立了,该会是由成功企业家、律师、会计师、医生、资深传媒业者等各行各业成功的专业人士组成,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第二届由我接任会长职务。

我竭尽所能宣传南通。2011年1月下旬,时任南通市政协秘书长朱进到洛杉矶考察,我联系了美国《城市杂志周刊》做专访,刊登了《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访南通市政协秘书长朱进》的文章,在洛杉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不辞劳苦宣传联系,为南通引来远方客人,带来信息和商机。我带领日本客商到南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介绍国外普遍使用的割草机项目,给南通机床业的生产开发提供了思路和出路;我将南通的蓝印花布、海门绣品带出去,把海外矿泉水壶口、塑料垫圈带回来,为家乡的生产、加工贸易出点子、找门路……在南通侨务招商会上,我引荐的美国客商将海外使用量较大的花盆、工艺钟等批量生产项目介绍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小型企业,并达成生产意向。我的大哥、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物理教授王涌,二哥、赛特恩电子工程公司高经产品规划工程师王力也在回家乡团聚时,将他们在物理专业的成果向南通科技学术界及南通学子传授。

2013年1月27日,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成立5周年暨新春联欢会,在洛杉矶柔似密市举行。我觉得可以用“爱国、团结、快乐、互助”8个字来形容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已走过的5年历程,江苏会以乡情为主线,以经贸和文化为桥梁,充分利用美国加州与江苏省为友好省的特殊关系,在促进两地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江苏会是中华文化传播者,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华侨华人利益维护者,华侨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引导者。我们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持国家举办奥运,援助四川地震灾区,捐款南通社会福利部门。《城市杂志周刊》报道了江苏会5周年活动现场。

就在这一年,美国ABC电台播出带有严重辱华、伤害中美友谊言论的脱口秀节目,我们江苏会即联系其他华侨组织3000多人在美国ABC电台总部门前集会,举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华人示威活动,郑重要求美国ABC电台和节目主持人向全美华人道歉。在抗议示威的人群中,有在美国生活50多年的老华侨,也有牙牙学语的孩童。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休斯敦、旧金山、芝加哥等20多个城市的华人都在表达同一种心声:中华民族不可侮!我接受了《环球东方卫视》记者的采访,强烈谴责ABC电台辱华言论事件,通过媒体向世界宣告:为了华人及后代的尊严,我们不惜付出时间、精力、鲜血和生命。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正在为此奋勇前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多日的抗议下,美国ABC电台和节目主持人作出正式道歉。

在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美国洛杉矶访问。我们提前接到情报,有“藏独”分子和邪教组织人员要来破坏。为了保证访问正常进行,我随即带领江苏会的多名会员赶去,看到不法分子企图冲击酒店门口的学生们,我立即挥舞着一面大号五星红旗冲上前去,后面紧跟着高举20多面五星红旗的队伍向不法分子反击,顿时把对方队伍冲乱了。后来,各社团的人赶来增援,危急的局面彻底扭转。我们双方对峙了2个多小时,一直到习近平副主席离开,我们才唱着《我的中国心》撤走。

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江苏会举行纪念活动,参观中国侨联、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举办的《血写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罪行图片展》,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努力维护国际秩序。

在美国的家里,我与太太带领女儿在庭院里植上两株南通市树——广玉兰,将一包南通军山的泥土洒在树根。我感慨地对女儿说:“今天我的事业得以在海外发展,我们能在美国立足,靠的是党的侨务政策,家乡政府和父老乡亲的帮助,我们要知恩图报,要记住我们是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海 隅 一 角

 ——浒澪

 

陈祥志

 

浒(xǔ)澪在如东县西北部,是一个位于黄海之滨的美丽小镇,面积约4平方公里,人口千余。西靠海安县角斜镇,北接老坝港镇,东南邻栟茶镇,三镇环绕,浒澪居中,周围集镇如同三足鼎立。浒澪水网交织,有横穿东西的浒洋河、挺长河,有纵贯南北的团结河、江海河,把镇分割成“井”字形,8座桥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浒澪土地肥沃,在20世纪50年代,皮棉产量总是位居全县榜首。浒澪好似泊在水上的一片荷叶,自然环境如同江南水乡。

浒澪发展于唐宋元,兴盛起于明末清初。1972年春,在浒澪村四组发现一处元代古墓,挖掘出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由此可见,早就有先人在此耕耘劳作。《中十场志》记载,清代栟茶区域范围内有镇,浒澪镇,在场西北七里。清雍正二年(1724),浒澪属江苏布政使扬州府泰州县栟茶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泰州分县,改属新建的东台县栟茶场。民国十八年(1929)栟茶行政局与角斜乡行政局合并,成立东台县第四区区公所,浒澪属东台县第四区。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到栟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接管国民党第四区区公所,浒澪属泰县栟茶区。1940年底至1949年秋的人民政权时期,浒澪镇属栟北区。栟北区先后属过泰东行署、东台县、如皋县、如东县。1947年11月30日,浒澪镇解放。1948年初,浒澪镇属如东县。1958年成立浒澪公社。1983年改浒澪乡。1995年撤乡设浒澪镇。2000年4月与栟茶镇合并建立栟茶镇。

浒澪之名的由来有许多传说。相传,浒澪为草莱之地时,当地一名勇士曹则徐在此收降野马。后入朝廷当官至将军,因不满朝廷荒淫无度而辞官,在回乡途中遇到猛虎,为民除害,与虎搏斗,结果人虎双亡,同葬。乡民敬慕将军共筑墓9个,以假掩真,取墓名“虎陵”,亦称“曹将军墓”“九人墓”。浒澪由墓名“虎陵”演化而来。后因避唐皇祖上名讳,“虎”改“浒”,音同“许”。又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游至丰利汪氏文园,途中歇驾浒澪,看“浒”字漏掉三点水,将“浒”读成“许”,皇帝是金口玉言,古“浒(音许)澪”之名沿袭至今。传说之三,该地区由于地势低洼,历史上长期易涝成泽,人们称之为浒澪。

浒澪镇千百年来居海隅一角,历经沧桑。远古时代,浒澪是一片茫茫的长江口海域,长江每年从上游带入大量泥沙,加上海潮的顶托,泥沙就在江口大量沉积,逐步形成了沙洲、浅滩、陆地。据考证,浒澪大约在东晋年间(317~420)从海中涨出成陆。唐贞观元年(627),栟茶为煎盐场亭,浒澪已是草莱之地,可提供煎盐柴草且垦荒种地。宋代,范文正公构筑捍海堤,保住这方水土,生息繁衍,开挖河道通栟茶,通过运盐河与外界通商。

据《如东县志》载:“明代中叶,掘港及其他各集镇的市面日益繁荣。清代,山西、安徽及南京、扬州等地的商人来如东开设商店,也推进了如东县商业的发展。”浒澪镇通商至少是明代中叶或更早,清朝时是栟茶周围唯一的商业集镇。20世纪30年代初,是浒澪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兵家疲于角逐,苏中相对太平,苛捐杂税一度少征,市场繁荣谓之鼎盛。粮油业、布业、烟酒业、首饰业、陶瓷业、茶食业、日杂业、“五洋业”、禽畜业、医药业、鱼货业、茶馆、客栈、饮食服务业等,商号店面,挨门逐户,遍布街巷。商业的发达,又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作坊纷纷崛起,终日飘散着特色糕点茶食的香气和糟坊酿酒熏人的醇香。浒澪联通栟茶的河中,精壮的汉子打着赤膊,喊着号子,将浒澪的鱼米、地产货抬上大船运出,又从运载着江西景德镇瓷器的船,里下河的茨菇、荷藕等水产品船上卸货。然而,土匪的登陆使浒澪镇鸡犬不宁,商店被洗劫一空。后又遭日军侵占,烧杀抢掠,兴盛一时的浒澪镇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栟茶地区乡镇工业起步早。20世纪60年代,浒澪镇建海洋渔业捕捞大队。自20世纪70年代起,办起了砖瓦厂、渔网厂、建筑公司、服装厂、皮件厂、缫丝厂、钩花厂、扎染厂等数十家大小工厂。20世纪80年代,建淡水鱼养殖场(浒澪渔场),远近闻名。20世纪90年代建波尔山羊养殖场,推广优良畜牧品种,全面建成优质粮棉生产基地。

浒澪镇兴商业,亦兴宗教事业。早前建有两座庙宇。镇东广霖院(僧),有僧众9人,院舍15间,大殿供奉观音菩萨等,古色秀丽,庄严肃穆。镇西毗卢禅院(僧),供奉毗卢菩萨等,祥和清静。1958年遣散僧众,庙堂移作他用。

浒澪是远近闻名的歌舞戏之乡,浒澪花鼓产生于明清年间,一批安徽移民为躲避战祸,随太平军沿长江东下,来到江苏沿海的西下洋地区(今如东浒澪),带来了安徽的民间花鼓艺术。当地的民间艺人把安徽花鼓和当地的民间小调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浒澪花鼓,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还卖艺求生。浒澪花鼓曲调相传有2000多首,多已失传,现存70多首,其中“秧歌调”“穿心调”等颇具特色。唱词内容多为唱古人、唱风光、唱吉利,或唱花鼓艺人自身经历。曲调大多是流行的花鼓小调。唱词和道白都运用极具个性的栟茶方言,地域特色分外鲜明。浒澪花鼓经历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集歌、舞、戏为一体的民间表演艺术,既有里下河地区的水乡音韵、江南风味,又流露出南黄海滩涂地区的独特风格。1963年,根据浒澪花鼓调改编的《人人都爱社》收入《江苏歌声》,制成唱片,在全国风靡一时。1986年7月,南通市民间艺术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和外国驻华使节演出《闹春》,《人民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发过评论员文章。北京、上海、南京等电视台也多次宣传浒澪花鼓。1990年3月,《贺喜》片段参加第二届南通艺术节展播,剧本被载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分卷),深得各方好评。2007年3月,浒澪花鼓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每到春节,浒澪镇家家户户檐上芝麻秸夹红绿黄三色旗,谓之芝麻开花节节高;檐下挂红灯笼数盏,夜晚点燃,名“天灯”。院落场上物件均收家中,场上打上石灰“囤子”,压岁。入睡前,茶食糕点置于床头,称之“来年甜”。除夕夜起,鞭炮声响,此起彼伏,震彻天宇,家家焚香,青烟袅袅,香气四溢。农历正月初一,早上吃汤圆,午饭前足不出户、水不出门,午饭为“团圆饭”,饭后把水缸加满水,意为“长水”。之后方与亲邻走动、互致问候或观灯会、看唱戏。正月十三,晚上吃汤圆,炒花生、蚕豆、白果等杂果之类,点灯庆贺,叫“上灯”,至正月十八晚吃面,“落灯”。元宵节当天,家人团聚,彩灯齐放。村人“放烧火”,以验本年水旱之兆。灯和火汇成长龙,延数十里呈一片,疑作天街繁灯。

(作者单位:南通江海文化研究会)

 

 

无 极 有 径    画 外 留 音

 

施景钤

 

浩渺行无极,春风归故里——赵无极2016中国(南通)版画展于2016年初在南通博物苑开展,这是赵无极作品第一次在南通展览,展出版画73幅、书籍7本,吸引了不少热爱艺术的人,行内行外,老少青壮接踵而至。由于多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我也懂得一些有关艺术的赏析,欣赏前我恶补了一些西方的美学史料和一些绘画作品,以便结合画展的介绍材料,尽量使自己观能入门,赏得有味,学有所得,思而有道。

赵无极192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21年夏天,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一家人从北京迁居南通。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南通度过,并学习绘画。1935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1948年初,赵无极到达法国巴黎,开始西方油画艺术的研修和创作。从此在西方现代艺术大潮影响下,其创作风格转入抽象,虚无的空间、变换的色彩、灵动的线条、自如的手法,使表现现代艺术的西方绘画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艺术有高峰无顶峰,然而艺术无极却有径。赵无极的绘画艺术之所以获得西方人的认可,得到上至法国总统下到平民百姓的喜爱,而且也为中国画界赏识和点赞,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条攀登艺术高峰的路。赵无极早年在南通学习、生活,跟随刘子美老师学习绘画,对他日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4岁,从南通中学毕业,考进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在学生时代就受到吴大羽的教导,具备了中国画的绘画功底。并通过上海租界出版的美国杂志,了解了塞尚、马提斯和毕加索等西方著名画家,在恩师林风眠的鼓励下远赴法国学习,到巴黎后对西方铜版画和石版画发生兴趣。他认为传统中国画过于强调重复的练习和临摹,于是他放下中国笔墨,开始探索新的绘画技术。正如著名收藏家郭庆祥所言:“赵无极绘画制作的各个阶段其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赴法国后,迎对的是西方抽象绘画大潮,他从借用西方现代表现性的具象绘画开始,发展成符号化的意象绘画,进而发展成表现性的抽象绘画。”即从中国画的意象到西方画的具象再到符号化的意象一直到表现性的抽象。

赵无极把西方现代绘画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本质的是他画中所蕴藏的文化含量。中国画的功底不仅是培养人格、心性、品德、人文的重要过程,也是在传统儒释道哲学熏陶下形成的东方艺术传统,崇尚“真善美”统一的审美价值追求,使赵无极具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境界。到了巴黎后他领悟到印象派的色彩语言,并不是只凭感觉作画,而是具有更深层面的艺术探索。印象派画家们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与学院派在形式上模仿大师不同,这个继承不在形式上,而是在创造精神上,印象派是从艺术实践入手,通过对光色规律的研究而最终达到艺术的自然之境,所以艺术的传承重在创新。正如他的画作三色凹版蚀刻版画《月光风景》、五色石版画《红日》以及《无题》系列,看似线条的“杂”“乱”,色彩的“飞”“舞”,实在是一种激情的洋溢,一种脉息的相通,好似一种天光水润般的生命张力在弥漫。

赵无极的现代绘画艺术如一只在法兰西天域凌空起飞令人仰视的风筝,之所以能高扬,离不开细绳的牵引,这根绳是中华沃土,是长江下游南黄海的江风海韵,是狼山濠河的山魂水魄。正如赵无极本人所说:“虽然说在我作为一名艺术家所受的训练中,来自巴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更深层的性格逐步成型,我渐渐重新发现中国,在我近年的绘画中,我的中国文化功底以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赵无极的抽象主义绘画所呈现的那种对于人类精神的观照,被西方评论家赞誉为“中国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和美学观的最具现代味的再现形式”。既有东方《周易》“阴阳嬗变、刚柔相济”“生生不息”抽象艺术的渊源,又有西方现代理念和价值的投射,既有空灵的意境,又有色彩的旋律,这种在融合中求创新,在变化中求继承的实践,形成了赵无极自己的风格,也引发了我们“文化自觉”的追求:这种自觉既不是盲目、刻板地模仿古人,也不是消极、片面地追求西化。而是在传承中发扬,在变化中发展,在融合中创新,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南通市政协)

 

 

刘瑞龙

 

长征中的两首诗

 

今  古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征程,正是以长征胜利作为起点,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星星之火终以燎原之势,取得了最后胜利。刘瑞龙早年参加革命后离开南通,1933年3月,到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工作。1935年5月,刘瑞龙随部队参加长征。红四方面军的征程十分艰难曲折,我们可以由刘瑞龙所作的两首诗窥一斑而知全豹。

《冬晨过夹金》(二首)

——随军南下天芦

(1935年11月)

 

懋功南行

 

策骑攀北麓,晨雾阴冷浓。

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

破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

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

 

由宝兴北返懋功

 

黄昏发宝兴,困战急回兵。

篝火遍南麓,恍若满天星。

细雨拍面来,路滑梅南行。

遥念北上者,捷报传后营。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1927年9月在南通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在南通地区早期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瑞龙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组建工农革命武装,创建苏维埃政权。1929年以后,积极参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创建和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1933年3月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任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

为了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军强渡嘉陵江,横扫当面之敌,攻克县城9座,歼敌万余。5月,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刘瑞龙随军西进茂县。6月,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南的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会师。在全军欢腾时,张国焘却开始酝酿他的分裂活动。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制订了兵分两路北出甘南的进军路线。当毛泽东随右路军走出草地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他公然违抗中央北上命令,分裂党、分裂红军,并召开会议,污蔑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为所谓“右倾逃跑”,而把自己违令南下美化为所谓“进攻路线”。10月中旬,在卓木碉,张国焘公开亮出反党旗帜,另立第二中央。随军南行的刘瑞龙,亲历了南下红军的挫折和失败,心情极其复杂,他对红军的前途充满着忧虑,写下了《冬晨过夹金》的第一首《懋功南行》。

南下之路异常艰险。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击溃杨森残部,穿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三县发起进攻,但遭遇强敌,战败。随着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失利,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正二月,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夹金山,回师懋功。由于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许多中高级干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罪行的严重性。人人心向陕北,要求维护党的团结,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情绪与日俱增。队伍中弥漫着的怀疑、消极的情绪再次感染了刘瑞龙,他写了第二首诗《由宝兴北返懋功》。1936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二方面军在理化会师,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在红二方面军推动下,成立西北局,使红军得以在7月再度北上。

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日,在会宁举行全军会师联欢大会,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一年又七个月的长征。

刘瑞龙一生戎马倥偬,但笔耕不辍。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他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曾用自己创作的《农民歌》《革命三字经》,传播进步思想,开展革命宣传;在川陕根据地,他把党的土地政策写成通俗易懂的歌谣。刘瑞龙对于长征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南下路线的反思,成为他贯穿一生的诗歌主题。他在1975年10月创作《破阵子·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二首)》词中写道:“遵义拨正航向,排除困难重重。万水千山等闲过,红旗指处险道通。北上树伟功。”1982年,他写下了长诗《忆长征》,用100多字描述了长征的过程以及成败,没有切身体验,断然写不出这样的诗句。1986年10月,创作《破阵子·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二首)》词中写道:“新的长征起步,任重道远无穷。四化目标定实现,锐意改革攀高峰。发扬无畏功。”寓意学习和弘扬红军伟大长征精神,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采摘蘑菇云的清华第一人

 

     ——陈  达  

 

中国杰出的国防科技工作者、著名核科学家、南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达于2016年7月2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0岁。当日,南通市委、市政府向陈达院士治丧办发去唁电并转其亲属表示沉痛哀悼和诚挚慰问。

1937年7月,陈达出身于江苏南通县东社镇一个贫困的家庭。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让这个本来就穷困不堪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陈达才得以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习。1957年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3年完成大学学业。为响应祖国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陈达毅然放弃留校工作机会,怀着满腔热情,远赴边疆,成为地处戈壁荒漠的中国核试验基地一员。他决心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生他养他的祖国,开始了30多年的核武器科学研究,也从此开启了投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漫漫人生征途。

1964年,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从此进入了原子核时代。就在核试验烟云还在天空翻腾之际,为了获知原子弹爆炸的准确能量,为以后的核弹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陈达和他的战友们穿上厚重的防化服登上卡车,奋不顾身冲向禁区取灰烬样品。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度,陈达和同事们研究出一种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并经过多次试验检验和完善,形成最终研究成果。后来,陈达和同事们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93年开始,陈达负责中国第一座军用铀氢锆脉冲反应堆工程设计建设,提出军用堆模拟设备规模和设计规格书,确定物理方案,组织各项技术审定及评审,并完成全部带核调试任务,直到1999年10月反应堆投入运行。自脉冲堆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成立后,陈达一直担任委员会委员,在脉冲堆实验系统技术改造、反应堆安全评审、反应堆应用等方面给予指导。

陈达长期从事放化诊断、放射性测试分析、放射性计量学和射线谱学等核技术应用研究工作,解决了复杂体系下的放射化学诊断难题和某些测试技术难题,为中国放化诊断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领导完成铀氢锆脉冲反应堆工程建设工作,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50余项,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6项,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项。199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01年3月,陈达从研究所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应邀担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11月,陈达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将核科学与材料学、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作为发展方向,创建了“核科学与技术”新学科。经过不断拓展,由陈达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南航核科学与工程系逐步发展壮大,建成了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他说:核反应堆物理师资缺乏,我要亲自上阵教学。他教学、科研两手抓,十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人才。2013年9月,由陈达领衔申报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工业物料成分实时在线检测仪器的开发和应用”顺利获批,该项目的立项对南航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2010年1月,陈达积极响应中央军委号召,以为国防事业献终生的豪情再披戎装,投入到他为之钟情的国防科技事业。他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核科学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在研究所承担的国防预研、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中担任技术顾问,在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攻克等方面积极发挥院士专家的技术引领与指导作用。

“蘑菇云的美丽真是无法用言辞来形容!”陈达如此形容蘑菇云。他的办公室墙上永远挂着两张他最喜欢的照片——两朵艳丽的蘑菇云。办公室里还有一架有些陈旧的手风琴。回忆起自己与那架手风琴的故事,陈达总会笑着说:“我在戈壁滩工作30年,虽然环境艰难困苦,但我们很乐观,有时还排练文艺节目,这手风琴一直随着我。”原来,陈达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不仅成绩优异,还在学校文工团里学习拉手风琴。陈达还常常哼唱起那时候自己擅长弹奏的《山楂树》。与陈达接触较多的同志介绍,陈达出席一些活动,如不穿军服,便会着深色正装外加一条白色围巾,高兴时还会诗兴大发,挥毫泼墨,颇能见其书法功底。

陈达情系桑梓,一直关心支持家乡南通的发展。多次到南通开展学术讲座、视察指导工作,并多次通过南通市科协、市联系服务部为南通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咨询建议;陈达协调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会议等重要院士活动在南通举行,引荐相关领域院士专家到南通开展产学研合作;陈达在南通市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设立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协调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得到陈达儿子陈伟时的帮助,南通市科协、市院士联系服务部整理提供)

 

 

诗人张謇及其《夜半闻鸡》

 

陈有清

 

张謇是一名高产诗人,一生写诗2000余首。一般人都认为诗歌出少年,纵观张謇的一生,却是越到晚年,写诗的兴致越高。他生于清末,58岁时适逢辛亥革命,此前写的诗占一生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从58岁到70岁的12年中,写了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70岁后,即生命的最后3年写成的。

从《张謇全集》《张季子九录·诗录》来看,张謇的诗多为绝句、律诗,也有乐府与小令,另有多首歌词,如校歌、公园歌、运动会歌、璎珞松歌、垦牧乡歌等,还有为数不少的寿考、像赞、墓碣、题记类应酬之作。

一般人觉得张謇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易读懂,用词与白话有较大区别;二是诗的内容以纪实为主,主要记述生活,和唐诗宋词的诗情画意有所区别。近年来,我受姜光斗、徐乃为、赵鹏、严倩等文史专家的启发,反复琢磨后方有所悟:张謇早年曾受教于张裕钊等古文辞学家,深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所以他的诗作以楚辞为基础,根基深,气韵足,视野开阔,意境高远。因为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加之张謇诗作距今有一个世纪之遥,因此今天读来,存在一定的时空感和距离感。至于传情达意类诗作所见不多,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张謇的诗作,确是缘于实业、教育实践活动而生发的感慨较多,生活的印迹比较突出,正如章太炎对他的评说:“别出一家,旨在经世济用”,言情类确是较少;二是跟前人选辑传播有关。张謇的诗数量很大,向世人传播的大幕并非一次拉开,影响了读者对张謇诗词全貌的了解。具体地讲,张先生门人束曰琯、李帧整理的《张季子诗录》民国3年(1914)出版,收录的内容止于辛亥年(1911),计437题,只占张謇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民国36年(1947)八月,张謇门生南通师范教导主任顾公毅选编《九九录》,其第五部分为“录诗录”,从《张季子诗录》中“如炼金之采其精刚”撷取158首,另加通州师范学校校歌1首,共159首。在这个缩编本里,直接表达人际情感的诗,看来只有《送王生新令毕业归天水》一首比较突出,其中“五载不归去,朱丹肄磨研。生为奏一曲,吾为歌一篇”的诗句撼人心扉。除此之外,直表衷肠者寥若晨星了。从社会现象看,人们习惯于读精品,这个少而精的顾氏《九九录》选本,又进一步把读者引向于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了。

现在,随着时代的前进,历史文献进一步向我们敞开怀抱,我们可以从《张謇全集》《张季子九录·诗录》中看到张謇诗歌的全貌,我们有幸走进张謇诗的世界,从这个世界里寻找到更多的东西。

张謇于民国6年(1917)10月在掘港办事所写的一首七律《夜半闻鸡》:

喔喔荒鸡夜半号,梦醒孤馆客魂消。

人离一日如三日,霜重今宵过昨宵。

冷被昏灯俱可味,老怀壮志百无聊。

屋梁斜月分明见,余睡犹思到绮寮。

夜宿孤馆,面对斜月残星,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翻民国6年10月20日《张謇日记》:“……去掘港,夜七时半至,……舟行一百三十里。写雪君讯,有《夜半闻鸡》诗。”

雪君,原名沈云芝,字雪君,后改名沈寿,号雪宧,别号天香阁主人。看来这诗是写给沈寿的。

南通至掘港不过百里之遥,为什么时至夜半便思绪悠悠,写起诗来了,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殊背景?

从史料得知:沈寿积劳成疾,虽经延医诊治,仍是如舟行浪中,安危难定。这年春天,为了有利沈寿恢复健康,张謇腾出谦亭让她“移居养疴”。这里风和日丽,竹影扶苏,很适合静养。可沈寿心意难闲,感于对啬翁知遇之恩,她理下自己头上青丝,绣成张謇手书的“谦亭”二字。这大大出乎张謇的意料,他想起沈寿虽在养病,却常常不顾一息数喘,将学生召到榻前传授刺绣的精绝奥妙。虽环境改善,但沉疴未除,张謇外出办事总是放心不下,难怪乎不梦悠悠,思悠悠,时时刻刻把沈寿牵挂在心上。

这首诗很真诚。它看起来很平淡,只不过是一般的“旅途闲笔”罢了。但细加分析,却不是清汤寡水的浅吟低唱。

这首诗言语中透露出星空下的沉思,伴着鸡鸣的乡愁,既浅且深,深从浅出。浅者,浅显者也。诗中将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当时的心境以及所思所想,表白如话,一览无遗,一听就懂,不再像面对《楚辞》《离骚》类作品叫人费解。深者,诗人化用了一个《诗经》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精辟之句,将深藏在心底的情感进一步升华。末句又选用了“绮寮”这一华丽之词。绮,本为有花纹的丝织品;寮,原指小屋或茅棚,此诗中亦可理解为温馨美丽的小窝。读诗的人也要深陷在张謇诗意的“绮寮”之中了。

循溪探渊,我们再看看张謇写给沈寿的其他诗作吧。

沈寿于1914年8月受聘到南通。民国5年(1916),张謇的诗中开始涉及沈寿:“月明为我送行人,人去楼空月自明。从古离人托明月,何应月不管离情。”

民国6年正月初一,张謇就给沈寿写了《以诗侑梅赠雪君慰其新愈》诗,后两句寄托了美好的祝愿:“濠雪尽消波渐涨,翠眉应为好山开。”

到掘港为沈寿写诗,到别处也是情牵意挂。民国9年(1920)正月出差到射阳,逢上东风乍苏,见到“新晴蘸绿射阳湖”,又于二十四日写诗惦念“濠阳西阁南墙外,眉妩腰支似也无?”

张謇如此写给沈寿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这期间尤以民国10年(1921)冬至次年春天写得最多,其中以《惜忆》为题共写了48首怀念沈寿的诗(绝句),以契沈寿享年48岁。这些诗临风搔首、触物思情,更加哀切动人,如《寄雪君》:“一旬小别宁为远,但觉君西我已东。留得闲花朝夕伴,绿梅开了碧桃红。”不能不使人悲切唏嘘,一咏三叹。

张謇在沈寿驾鹤西游多年之后,还在为她写诗。当他尝到沈寿生前亲手种植的枇杷树上结出的枇杷时,还深情地写下《绣织局小院枇杷雪宧所种顷累累实矣,食之殊味》一诗。

从掘港《夜半闻鸡》到关乎沈寿的这数十首诗中,已让我们听到深沉悱恻的吟咏,已让我们看到姹紫嫣红的另一个侧面。

张謇在辅导沈寿学诗时,也希望她多学李商隐的诗,从这里也可看出,张謇并不是一个一味刻板的、沉浸于楚辞汉赋的老顽固。

从大江东去到曲池风荷,一刚一柔正构成了张謇诗歌的两个侧面。古人云:“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我们在致力于张謇诗歌研究时,要突破缩本缩编的束缚,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全面地阅读、探索与领会张謇的诗歌精髓,从张謇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深蕴的情感世界中去体验“今人能为古人事,述者当知作者心”。

(作者单位:如东张謇研究会)

 

 

张謇民生思想浅析

 

吴钧伟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虽然地方自治和实业救国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他在南通对民生思想的探索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张謇民生思想形成的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渊源。就张謇而言,笔者认为其民生思想形成的渊源总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于张謇民生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张謇民生思想的理论基础。张謇并非出自书香门第,而是出身于海门一个农民兼小商人家庭,家境殷实,衣食不愁。但是在封建社会,考取功名才能光宗耀祖的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共识。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深以为然,在张謇很小的时候就将他送到私塾学习读书写字,以期考取功名。张謇聪慧好学,在父亲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读书。4岁读《千字文》,5岁入学塾读书,13岁读完《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孝经》《尔雅》等书籍,14岁读《礼记》《春秋左传》,15岁读《仪礼》,19岁读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朱子四书大全及宋儒书,20岁读《通鉴》,21岁读《三国志》《方望溪集》《姚惜抱集》,29岁读《老子》《庄子》《管子》,34岁读《晏子》等。张謇从小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其中的民本思想早已在心中形成。张謇曾对其好友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的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张謇民生思想有着深刻影响。

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触动。社会底层民众困苦的生活对张謇的触动很大,是张謇民生思想形成的现实来源。张謇的科举和实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冒籍”风波、游幕生涯以及创办实业等经历,让张謇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同治二年(1863),江南兵乱,难民北逃。11岁的张謇在街上遇到一个念诵《滕王阁序》以乞讨食物的外乡人,回家后便问父亲,这个人是不是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仅是他乡之客”来诉说自己的苦境?由此可见,贫苦百姓的生活给幼时的张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治十三年(1874),“冒籍”风波后,张謇追随孙云锦,开始了他的游幕生涯。当年6月,张謇随孙云锦前往淮安查勘渔滨河积压讼案时,看到了与书中描述截然不同的江淮农村百姓贫苦生活的现实,深有感触,写下《农妇叹》一诗:“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头蓬胫赪足籍苴,少者露臂长者乳。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淮扬地区农村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寒生活,使他触目惊心,张謇决心继承先儒的良训,走出一条经世致用的民生之路。

赴日本考察学习时的感悟。张謇对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应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函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对日本进行为期70天的参观考察。前后共考察大中城市20座、农工商企业30家、各类学校35所。日本之行让张謇亲眼看到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新政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这对张謇触动很大。他在赴日本的考察日记中记载,中国要兴旺强盛,必须效法日本实行政治制度的革新。赴日本考察之行,对张謇民生思想形成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要发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注重地方自治、重视民众权利等方面。

张謇民生思想的形成过程

张謇的民生思想,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张謇民生思想萌发阶段。张謇民生思想的萌发阶段是他读书时期和游幕生涯,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底层贫苦百姓的同情。张謇虽然出生在富裕农家,但是家教颇严。由于家庭财富不断增长,张謇兄弟劝父亲将家中20多亩良田出租,坐享其成。父亲则告诫他们:“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道稼穑之艰难,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用。”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张謇寻访名师,不断陶冶情操。张謇幼时不断走学,后又遇到“冒籍”风波,加上经历的10年客幕生涯,让张謇对劳苦大众的困苦深有体会,十分同情。在他的诗词及文章中多有体现,1879年,他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请朝廷体谅“民饥民溺之可怜, 严饬各督抚务以讲求吏治,固结民心”。此时张謇的民生思想,是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良好教育、经历生活曲折艰辛、希望能够在封建科举体制中有所作为的普通人的反应,是一种对社会底层贫苦百姓朴素的民生关怀。

张謇民生思想初步形成。张謇民生思想初步形成阶段是他中状元前后,主要体现为对商民困苦的同情和帮助。张謇的《殿试策》第二句即论到民生问题:“民生国计之利弊, 不可节节喻也, 学术人才之兴替, 非必屑屑究也,要在道法而已。”张謇之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也记述了此时张謇对商人和百姓的关心:“因为通海花布向来由厘卡收捐,重床叠被,弊害百出,农商很为痛苦。我父乃竭力设法,改办认捐,希望统一办理,可纾农商的大困。”当时,通海地区棉花布匹捐税很重,而且管理混乱,经常重复收取,张謇多次上书,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看出此时张謇对商民切身利益的关注。

张謇民生思想发展阶段。张謇的民生思想的发展阶段是以大生纱厂的创建及大生集团的形成为重要标志,主要体现为进行大量改善民生的实践。张謇在给纱厂命名时说:“我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含义。”《厂约》提到:“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謇在《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疏》中指出:“近数年来,振兴商务、工务、农务之谕旨传播海内,而振兴商务、工务、农务之功效罕有所闻。此虽然官司劝导之无方,抑亦民智未开,而力且有所不足也。”分析民生不能改善的原因:一是民智未开,二是力所不足。所以张謇花费巨大的精力决心创办实业。之后,张謇民生思想进一步发展,通过开盐垦、办教育、兴文化、扬慈善等一系列举动,用实际行动体现对民生的关怀,从而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

张謇民生思想走向成熟。张謇民生思想走向成熟是以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为标志,任职后出台了一系列民生政策,民生关怀进一步体现。1913年,张謇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在宣布就任时说:“农林工商者,图治之事。农林工商部者,为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之地也。”上任10天左右又提出《提议奖励工商业法案》,指出:“此在国民经济上影响至巨……视维持国民生计为唯一之职志。”自民国二年(1913)12月27日就任农商总长至1915年4月辞去农商总长一年多的时间内,呈请公文50余篇,颁布训令40余条,咨事询文30余篇,内容涉及牧垦、保息、工商业、林业、水利、矿务、度量衡、糖业、金融等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謇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

张謇被称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主张政治改良,希望通过兴办实业、普及教育和发展社会公益,提高民力,达到改善民生,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笔者认为张謇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工农并举、兴办实业,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在张謇的民生思想中,只有发展实业才是救国图强、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根本办法。就南通甚至中国的情况而言,张謇认为发展实业首先应当从工业和农业入手。工业方面,自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后,又创办大生二厂、三厂及八厂,在南通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规模不断扩大,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公司、泽生水利公司、通燧火柴公司、资生铁厂、颐生酒厂、大达轮步公司、通明电气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企业纷纷成立。这些企业的成立一方面完善了大生集团的配套体系,更重要的是给通海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方便,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有了提高。以大生一厂工人收入为例,20世纪初,大生一厂男工每日工钱从2角5分到6角不等,女工每日工钱从2角到4角不等,人均工钱每日约3角,高于务农劳作所得。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妇女到大生一厂做工,从原来的农业生产辅助劳力,变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其身份地位大大得到提高。农业方面,张謇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当大生纱厂根基渐稳,营业有了起色,张謇立刻将办实业的目光转向农垦。通海牧垦公司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天开始筹备,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天正式成立,又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渐入成功的境地。“今各股东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之后又相继成立大有晋等18家盐垦公司。南至南通之吕四场,北至阜宁之陈家港,绵延数百余里,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盐民、垦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兴建学校、普及教育,提升民众基本素质。张謇认为教育能启迪民智,提升技能,促进实业,进而富民强国,使国家跻身世界先进之列。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积极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并逐渐形成“教育实业迭相为用”的思想。随着大生纱厂的创办成功以及大生集团的形成,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人才的培养源于教育。兴办教育,小学是基础,要办小学,就需要师资,这就要从办师范学堂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普及教育的思想引导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4月27日,南通师范学校的开学,开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风气之先。在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之后,张謇又陆续创办吴淞商船学校,盲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法政讲习所、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以及幼稚园等。到1925年,通海地区已建有小学、中学370余所,高等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10余所,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通俗教育也蓬勃兴起。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快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举办慈善、发展公益,打造“模范南通”。当实业和教育相互作用而取得成效时,张謇将目光转向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他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进而推及到市政建设、城镇布局,意图“建设一新世界雏形”。慈善事业方面,除创设育婴堂和多家养老院之外,还开办医院、修整公墓、设立残废院、贫民工场、栖流所、济良所等。通过张謇的不懈努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托住了社会底线。公益事业方面,1905年创办南通博物院,设天然、历史、美术三部,意在教化民众。1912年开办南通图书馆,建有图书楼、阅览楼、曝书台等,早期藏书13万卷。1919年,邀请戏剧家欧阳予倩到南通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同时又建造可容1200人的更俗剧场,邀请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到南通演出,文化活动盛极一时。除此之外,还建造了军山气象台、唐闸公园以及城南五公园等。这些设施对于提升民众文化素养,浓厚地方文化气息起到很大作用。在城市布局和市政设施方面,中心城市南通以“一城三镇”的格局为架构,以城区为核心,分布于周边6公里左右的唐闸镇、天生港镇、狼山镇共同组成了城市整体布局,在空间上相对隔开、错落有致,在功能上分工合理、各有侧重。两院院士吴良镛指出,张謇设计经营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是一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受儒学影响至深的实业家。在家乡南通,他对民生事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做到言行一致、涵盖广泛、追求一流、始终如一。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南通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影响延及于今,造福泽被于后,张謇功不可没,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祈通古今  以宏慈善

 

——中华慈善博物馆筹建纪实

 

杭志勇

 

南通慈善事业底蕴深厚,清末以张謇为代表的慈善家在此创办了大量慈善机构,在中国近代慈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南通无数的凡人善举将南通构建成七星慈善城市,精神文明南通现象享誉全国。同时,南通文博事业长足发展,目前已建30多家各类博物馆,是中国著名的“文博之乡”。选址南通建设中华慈善博物馆得益于慈善文化的传承及创新发展,亦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

建设历程  2009年,南通市民政工作创新发展,硕果累累。相关工作经验也通过《中国社会报》等媒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年底,时任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李立国专程赴南通考察民政工作。南通市民政局领导提出了要建设慈善博物馆的构想,功能定位为中华慈善文化展示的窗口、先进慈善理念教育课堂、慈善名人名企交流平台、公益慈善活动阵地和慈善学术理论研究基地。这一设想得到了民政部相关领导的关注。随后经过多方努力,民政部倾向性同意中华慈善博物馆落户南通。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建设工作,2011年5月,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由文博、慈善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筹建讨论会。与会的领导、专家对筹建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年7月,将中华慈善博物馆作为唯一的实体项目列入民政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的《共同推进江苏民政事业率先发展合作协议》。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慈善博物馆冠名为中华慈善博物馆。博物馆土建项目委托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方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2013年6月,土建开工建设,主体工程于2014年9月封顶。博物馆布展设计工程由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承建。2015年10月,布展工程正式开始,2016年7月基本完成。2016年9月1日,正式开馆。

藏品征集  慈善博物馆是全国首创的以慈善为主题的博物馆。慈善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思想和行为,要将其具象成博物馆的展品并能够起到教育、交流的作用是有难度的。而博物馆的核心价值需要依靠丰富的藏品来凸显,那么藏品征集工作成了博物馆筹建过程中的大事和难事。

因为是新型主题博物馆,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梳理全国慈善类藏品的线索,为后期开展征集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筹建小组与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与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地方志办等单位对接联系,经过数月的努力,梳理完成了全国各地的征集线索并形成征集工作方案。

2013年11月,民政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专题召开了中华慈善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视频会议,面向海内外部署开展慈善藏品征集工作,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慈善藏品征集组织,按照藏品征集线索有序开展查找征集工作。南通市民政局在全系统抽调了40多名骨干,组成8个征集小组,经过专门的学习培训,明确分工,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藏品征集工作。同时还组建3个专题征集小组,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重点单位,查阅、复制了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2014年7月和10月,又安排专人分赴台湾和港澳地区征集。

各征集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共征集各类慈善藏品2900多件、图片8300多幅。藏品包括古籍、拓片、牌匾、书法、唐卡等。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价值的藏品,如台湾星云大师专程为慈善博物馆题写的一笔字书法“慈悲喜舍”、反映维先达腊故事的贝叶经等。贝叶经的征集颇具传奇色彩。贝叶经是写在贝树叶子上的经文,有“佛教熊猫”之称。据传唐玄奘从印度运回的诸多佛经就是贝叶经。因时代久远,现存的贝叶经极其珍贵。在云南当地民政、宗教部门的配合下,派往云南的征集小组,辗转多次,终于征集获得内容符合展览要求的贝叶经。

大纲创作  慈善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为中华慈善历史文化展。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建设模式,慈善博物馆的创建尚属国内首创,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及藏品参照。为了加快筹建进度,藏品征集与展陈大纲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具体的展陈结构也是边征集边构思。为了能编写出较为严谨的展陈大纲,筹建小组以专家提供的史料文本为基础,着手准备展陈大纲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筹建小组通过各种途径积累相关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并不断与相关专家沟通,听取专业意见。鉴于前期专家学者撰写的稿件难以满足展陈实际需求,筹建小组反复权衡和审慎研究后,最终由南通市民政局分管领导带着两位骨干进行展陈大纲创作。一连数月,从感性的认识到初步的思路,再到整体的架构,一步步深入,最后逐字逐句的推敲,加班加点终于拿出展陈大纲的初稿。展陈大纲以慈善思想、慈善历程、慈善组织、慈善人物、当代慈善事业、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慈善事业六大板块为总体架构,结合先进的慈善理念和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征集的藏品为基础,以多样的艺术创作为支撑,以先进的多媒体手段为辅助,多重手法提升展陈效果。

展陈大纲初稿完成后,由民政部相关部门协调召开研讨会,确定慈善组织、慈善人物的入馆标准。同时还将展陈大纲分别发往外交部、台办、侨办、文明办、教育部,就拟展陈的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慈善组织和人物、宗教类慈善组织征求意见。经过编写人员数十次的修改与完善,2015年4月,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展陈大纲评审会,邀请国家有关部门、主要慈善组织和专家学者对大纲进行评审,得到了相关部门专家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民政部部长办公会审定并原则通过了展陈大纲,标志着博物馆筹建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隆重开馆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为了加大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影响力,民政部决定在南通召开系统学习贯彻慈善法培训班,民政部相关领导及各省(市、自治区)民政厅负责人参与并观摩博物馆建设现场。这对进入冲刺阶段的筹建小组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随后,民政部、省民政厅、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多次到博物馆建设现场就开馆事宜进行指导,对开馆的各个事项逐一进行研讨。经过多轮的商讨,最终决定第九届中华慈善奖颁奖典礼与慈善博物馆开馆仪式一并于9月1日在中华慈善博物馆内举行。国务委员王勇亲自出席开馆仪式并宣布正式开馆。博物馆布展得到国务委员王勇等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新时代,预示着中国慈善事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慈善博物馆选在这一天开馆,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相信,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建成将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有助于传承传统美德,传播慈善理念;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自觉性,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通农三宝

 

许德忠

 

狼山鸡、海门山羊和江海土猪闻名天下,统称“通农三宝”。这是南通先人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成的优良地方品种,用其制作成的食品,风味独特,鲜香可口,是独具南通特色的名牌食品,一直受到国内外朋友的赞赏和青睐。

狼山鸡

不少人认为,狼山鸡就是产于狼山附近的,其实不然,它是如东马塘、岔河和通州石港等地家养的品种,因经狼山附近港口出口,而得此名。据《中国农书》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一艘英国商船停泊于狼山附近江中,炊事员从南通购回一批黑鸡为船员做菜。船长食后觉得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如获至宝,便把剩下几只活鸡带回英国。后来这种黑鸡还参加英国家禽展览,受到英美等国家禽界的好评。继而又传入德国、日本等国,成了闻名世界的优良鸡种。1883年,狼山鸡被列入世界优良标准鸡种图谱。

狼山鸡是我国古老的肉蛋兼用型优良地方品种。不过其外貌独特,一看便认得出。狼山鸡按毛色分为白黑两种。白色的称为“狼山白”,数量极少,羽毛洁白无瑕,配以鲜红的鸡冠,红白分明。黑色称之“狼山黑”,又称“狼山凤”,单冠红色直立,头颈挺昂,尾羽高翘,体高腿长,全身为黑色羽毛,带有绿色光泽,嘴、腿均为黑色。成年公鸡体重七八斤,母鸡五六斤,单只产蛋140~150枚,蛋壳呈褐色,以产蛋多,蛋体大,体肥健壮、肉质鲜美而著称。

狼山鸡不仅个体大,而且还十分活泼,适应性和抗病性很强,繁殖和觅食能力好,被列入了《中国家禽品种志》。“清炖狼山鸡”作为代表南通特色菜肴被列入《中国名菜谱》。在2015年的“通农三宝”乡村旅游美食节上,笔者不仅现场观赏到正宗狼山鸡的雄姿美貌,还亲口品尝到了由其制成的美食佳肴。红烧狼山鸡,肉质细嫩、鲜美可口、唇齿留香;清炖狼山鸡,汤清味浓、鲜香扑鼻。很多人第一次吃到,都赞不绝口。

海门山羊

海门山羊是我国唯一生产优良笔料毛的肉、皮、毛兼用型优良地方品种,因以海门为中心产区而得此名。当年公羔颈脊部所产羊毛挺直有锋,富有弹性,是制湖笔的优良原料,故常将海门山羊称为“笔料毛山羊”。据《崇明县志》载,唐代武德年间海门岛形成,移民大多从句容一带迁来,他们把白山羊一同带入,之后经扩大繁殖,传播到邻近的启东、海门和通州等地。经过南通勤奋智慧的农人不断地汰劣选优、培育提高,最终成功育出一种适应南通生态环境、具有南通特色的新品种。

笔者从小就饲养海门山羊,所以对它的特征和习性比较熟悉。从外表看,嘴巴狭长,头上有两只角,两耳向外上展,眼黄褐色,全身被毛洁白,富有光泽。公羊面带凶相,胡须多而长,会突然攻击人,特别是小孩,母羊面目清秀温顺,胡须少而短。成年公母羊体重一般为20~30公斤。海门山羊属早熟品种,出生后3~5个月进入成熟期。成年母羊终年处于发情期,适宜春秋配种,一般二年三胎或一年二胎,成活率在95%左右。南通民间有阉割公母羊育肥习惯,所以羊肉腥气不大,肉质细嫩鲜香。

海门山羊肉是南通大小饭店和家庭餐桌上一种常见的冬令佳肴,比如提汤羊肉、红烧羊肉、冷切羊肉等,具有南通独特风味。曾在上海举行的江苏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上,海门红烧羊肉卖到每碗130元,虽价格不菲,但其独特的香味依旧吸引了不少游客。一名住在上海的海门人一下子买了10碗,她高兴地说,家乡的名牌农产品来到上海,让她感到非常自豪。

江海土猪

江海土猪是杂交的地方猪种。80多年前,南通从事畜牧专业的人员利用传承260多年的多个地方猪种经复合杂交、长期选育而成的一个具有本地特色的优良杂交品种,其典型代表俗称“东串猪”。主要分布在如皋西部和通州刘桥一带,是江苏省五大地方优良品种之一,是省级重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猪种。

江海土猪毛色全黑,体型较大,四肢高而直立,耳大下垂。成年猪毛稀而粗,皮厚而松,大腿外侧皮肤皱褶较深,臀部倾斜,头似“马脸”或“狮头型”。成年公猪体重约160公斤,母猪约130公斤,乳头9~10对。

东串猪性成熟早,公猪出生后3个月就开始发情,母猪4~5个月可初配,产仔较多。育肥性能差,生长缓慢,利用其晚熟、脂肪沉积迟的特点,在育肥至75公斤左右时屠宰,可获得较多的瘦肉,非常符合当今社会需求。东串猪耐粗饲,一般七八个月可上市。因肉质纤维细,营养丰富,所以烹饪时特别香,口味特别好,是“如皋火腿肠”“如皋火腿”等著名产品的主要原料。

(作者单位:南通市农委)

 

 

在 呵 护 下 成 长

 

——写在《江海春秋》创刊30周年

 

何惠斌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江海春秋》(原名《南通今古》,2010年改刊名《江海春秋》)从创刊至今已有30年。30年里,刊物始终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融“思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为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南通市志》《南通市志(1983~2005)》《中共南通地方史(第二卷)》等的编修,征集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许多独具南通地方特色的本土教材。在《江海春秋》创刊30周年之际,我不由想起当年许多老领导关心刊物成长的往事,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与呵护下,《江海春秋》才能不断进步。

1986年2月, 南通市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启动新中国成立后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考虑到首轮《南通市志》上限定为南通成陆起,下限定在1987年底,纵跨时间长,横排门类又广,需要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决定创办一种内部刊物为修志工作者提供信息、征集资料、交流经验。为达到收集江海地区古往今来各方面丰富资料的目的,经过讨论,刊名定为《南通今古》。当时,除办公室主任乔显曾曾在报社工作过外,其他同志均没有办报办刊的经验,都需要摸索、学习。1986年12月《南通今古》试刊出版,反响良好,不少老领导、老同志对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很多建议。1987年1月,《南通今古》第一期正式出版。

一种刊物能不能吸引读者,栏目设置非常重要。我记得,在一次专门约谈研究如何办好刊物时,曾任社科联主席的曹从坡重点讲的就是栏目设置问题。曹从坡提出,《南通今古》刊名起得很好,刊登南通今古之事,既为修志征集资料,又向读者宣传文史知识,但刊物一定要有意登载部分有可读性的稿件,这在栏目上也要有所体现。我们认真听取了曹从坡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按“思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要求设置栏目,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读者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曹从坡对刊物一直十分关心,对我们的约稿也总是欣然答应。有传言说:曹从坡才高,他写的文章一般不喜欢别人改动。有一次,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曹从坡家,请他审阅一篇已编好的他写的文章。当时,他夫人俞隐也在,二老倒茶端水,十分客气。曹从坡拿过稿子,对几处改动认真斟酌。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爽朗地对我说:“改得不错,就照这稿发。”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看来关于“曹老不让别人对他所写文章进行修改”的传言并不真实。

老领导王敏之对刊物也十分关心,他不仅积极投稿,还为刊物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市地方志办与市委党史办合署办公之前,市地方志办在南大街钟楼内办公,王敏之的家就在办公室的东隔壁,他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了解了解修志进度和办刊情况。一次,乔显曾口头聘请王敏之担任刊物顾问,他爽快答应,并说:“我这顾问可是要又顾又问的哟。”正如王敏之说的那样,他担任顾问之后,对送与他的每一期刊物都认真阅读、点评。南通解放前,王敏之是中共地下党南通城工委书记,领导大生一厂工人、南通师范学生以及店员等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将这段史料整理出来,在刊物上连载,吸引了大量读者。《南通今古》创刊初期,财政没有给刊物专项拨款,印刷等费用全在办公经费中统一开支,经费十分困难。王敏之知道情况后,数次亲自到一些单位、企业宣传刊物,拉赞助。王敏之对南通建筑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有关企业都非常尊重他,由他出面要求企业给予刊物支持的承诺,一般都会很快兑现。有一次,某个单位领导邀请王敏之到文峰饭店吃饭,他对该领导说:我能不能不去?将我的那部分饭钱省下来支持《南通今古》。单位领导笑言:饭要吃,《南通今古》办得很好,经费有困难,我们一定给予帮助。没过几天,这个单位真的给刊物汇来了2000元资助金。王敏之提出,要多宣传先进企业的文化和经验。南通县新华建筑公司是一家知名的优秀建筑企业,在南京锁金村承建的多幢大楼被评为样板工程。一年夏天,王敏之与我一同去新华建筑公司在南京的建筑工地采访。我们乘坐的是长江轮船,船舱里十分闷热,难以入睡,王敏之干脆就着灯光翻阅该公司的资料,一直到天亮。到南京后,他也不休息,直接带着我奔赴工地,开始采访。至今我依然记得,王敏之对稿件仔细反复地修改,尤其是反映建筑工人生活条件艰苦的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建筑工人生活”方面的内容。文章登载以后,引起强烈反响,新华建筑公司的员工给我们来信,感谢我们对建筑工人的理解和关心。

《江海春秋》(《南通今古》)创办的30年中,得到许多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其中有退下领导岗位的,也有在职的。顾嘉禾在担任市政府副市长期间分管地方志工作,他对办好刊物十分重视,经常为刊物出谋划策,退休以后还经常给刊物投稿。他撰写的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过程回忆等文章,不仅为《南通市志(1983~2005)》中开发区建设一章提供了宝贵的翔实资料,又因具有可读性,受到读者的欢迎。

说到老领导对刊物的关心,不能不说到曾任南通市委书记的吴镕。《南通今古》创刊以后,每期都会寄送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一天,市委办公室转来一本我们寄给吴镕的《南通今古》,只见封面上有几行铅笔字:“熔今古于一炉,读了长知识,增加爱南通之情,编得很不错。”落款吴镕。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吴镕对寄给他的每期刊物都认真阅读。吴镕的这段话给了我们鼓舞和信心。后来,虽然吴镕离开南通,但他仍然关心着这份刊物,多次为刊物写稿。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直笔著信史  彰善引风气

 

       ——读《大豫镇志》有感

 

虞建宣

 

《大豫镇志》是如东县大豫镇第一部“政书”,分上、下两册,36篇155章536节共计168万余字,得到了史志界专家及方志出版社编辑的好评。

兼容并包 师古拓新

“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大豫镇志》编纂伊始就设定了“编佳志、出精品”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是建立在编者对“志”的正确认识、深刻理解、勇于实践的基础之上。

披怀虚己,纳善如流。《大豫镇志》编纂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配合、专家修志”的依法修志工作体制,编纂成员在不知“志”为何物的情况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淘进来、吃进去”“收进来、纳进去”的方法,降尊临卑、立学求道,以“程门立雪”,换来“如坐春风”。

诸体并用,推陈出新。《大豫镇志》体例符合体裁、结构、章法三要素;“篇目”包含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大类;“体裁”在继承述、记、志、传、图、表、录“老七宝体”的基础上增加索引为“新八宝体”;“结构”谨记“事以类聚,类为一志;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16字诀;“章法”信守“重在记述,叙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3句话。

网罗特色,承传创新。《大豫镇志》注重运用大豫元素、大豫符号来突出大豫镇的海洋文化、沙地文化特色。通过“一级类目”的自然环境、渔业、盐业与垦牧、风土人情、古迹丰碑、大豫地名,以及“二级类目”的人口变迁、计划生育、长寿乡镇、姓氏溯源、乡村建设、耕作制度、改良土壤、果园、蔬菜、围垦、民居演变、建筑文化、将军之乡、民间文化、宗教、沙地风情、军政人物、盐垦功臣等,彰显大豫地情和人文特色,形成主体类目、品牌栏目、亮点条目,构成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志书。

采编并举 提升质效

按照地方志思想性、权威性、科学性、学术性、时间性的要求,编纂班子延续修志传统,创新采编方法,在推行“采编并举”工作法的基础上,坚持“采编合一”原则,即从主编“总裁专主”,到每位编辑“一岗双责”,使《大豫镇志》无论从入志资料,还是编纂体例,抑或方法手段,直至成书时间,都达到了二轮修志对志书的要求。

采编合一,唯有资料为上。志书要“七分采三分写。”作为科学文献,它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它所占有的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之上。编者高度重视资料收集工作,使之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大豫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合乎客观规律表现事物的发展过程。

采编合一,考验驭志能力。要将征集资料与志稿编写熔于一炉,编纂人员要有一定的史识与史德,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文笔,这是写好一本志书的人才基础。《大豫镇志》编纂人员中有的从事乡镇文化、宣传工作,有的多年在乡镇党委、政府办公室任职,有的曾从事过教学的,有的数十年从事农村技术指导和管理。

采编合一,方能成就佳志。要充分发挥志书“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关键就在于编者将自己分工的编章部类统筹谋划后,能够设计出从资料采集到志稿编写的一整套方案,并细化为提纲,这样才能按照要求采集资料,并随着资料采集工作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进一步丰富志稿的编写内容。可以说《大豫镇志》引领了二轮乡镇志编修的风骚。

辑考并举 熔铸古今

志书的资料性、全面性、真实性、著述性、地方性、百科性、可读性决定了志书的生命力。志书的资料来源广、种类多、数量大、时间长。因此,一事异载、一题几说、真伪相间、正误互见等问题在所难免。这就必须对资料进行严格的核实、甄别、考证、校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将辑考贯穿征编工作全过程。《大豫镇志》最大的亮点就是“沙地文化”与“本场文化”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大豫文化”。但这也是编纂者的最大的难点。编纂人员在《启东县志》《海门县志》《崇明县志》的基础上,采取“内外考证法”,数十趟往返于3市(区)之间,查阅了数百种与大豫镇有关的正史与野史资料,走访了大量有关人员,获得数百万字的“口碑资料”,考证了数百计的历史史实,极大地丰富了《大豫镇志》特色篇章。

通过辑考拓展资料的深度和广度。大豫镇的历史只有百年,编纂人员在一无前志史乘可用,二无刊刻野史可考,三无溯源碑石资料可鉴,又因成陆时间短而档案资料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辑考的工作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党派社团”篇中的“中国国民党”一章,可查资料几乎为零。为此,展开了3个多月“拉网式”排查和“地毯式”搜索,最终在“南坎攻坚战”的战例中发现突破口,顺藤摸瓜,查实境内南坎镇历史上曾设国民党如皋县第二区第六分部的来龙去脉。

辑考可以绳愆纠谬还原历史。为使入志资料翔实可靠,科学地反映大豫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编纂班子对入志资料坚持“虽善无征、无征不信”原则。如在辑考“科学技术”篇资料时,面对一大堆与科技挨不上边的资料,有的甚至是不实资料,果断做出推翻重来的决定,重新挑选具有较强专业水准的征编人员,一事一证做实资料,一桩一件核准资料。

辑考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重要途径。编纂班子从始至终都将志书质量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组织队伍、制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志稿、审查修改、出版付梓等各个环节,排除一切影响志书质量的干扰因素,同时做到了“人证”“物证”“书证”“理证”的“四证”。在辑考地名资料时,无意间发现很多与大豫盐垦公司创办和发展有关的鲜为人知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对推动大豫历史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属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仓”“四町宅河”等,这些资料的运用,大大提升了志书的质量和存史价值。

述记并重 建构经纬

《大豫镇志》突破了绝大部分乡镇志“重记述、轻著述”的通病,在增强志书著述性上做足“功课”。

强化门类综合。“述”是定位在志书“新八宝体”的首位,没有“述”便没有志书“五性”(前述),志书也就成了地情资料的汇编。《大豫镇志》编者在罗全志精华、横陈百科,以豪放之气写了一篇通古今之变、振斐然之彩的总述后,又一鼓作气连续写了36个篇下“无题概述”,以及大量的章节“无题序”。这些“述”概述了篇、章、节主要内容,揭示了中心思想,与数以千计的“目”下数百万字的“记”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正确处理“述”与“记”的关系。《大豫镇志》在处理好“记”(志)时,完全做到了“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大豫镇志》在处理“述”时,突出大是大非问题予以“述”,揭示规律而少褒贬得失;高层次的体裁以“述”为主,地情资料以“记”为辅;确保“记”的基础地位,“述”的文字占较少分量;“述”的程度仅为就事论事,并未展开论证,真正做到了秉笔直书。

“述”是一个有机整体。《大豫镇志》将“述”贯穿于志书的各篇和部分章、节,运用创新手段,设置“页下注”“附记”等来援引史论,拓宽“述”径,这在已出版发行的乡镇志中极为少见。对重要资料注明出处,以提高《大豫镇志》的权威性和学术性。

(作者单位:中共如东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如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明末清初 

 

   南通民众两次抗暴斗争考释

 

陆仰渊

 

明末清初年间,南通发生了两次互有关联,但性质不同的民众抗暴斗争。这两次斗争同是盐民的抗暴斗争,其组织者同为天罡党人;但前者是民众反抗明朝官吏的压迫剥削,后者是民众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

史料寻踪

南通市图书馆所藏清代光绪朝刻本《乱案》一书中,对明崇祯三年(1630),南通民众的抗暴斗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近因奴贼不逞,狼山总兵王德扬奉调提兵尽数入援,守备虚单,无赖棍徒天罡(党)明铎、明万里、明万邦、杨大京、周士芳、周士茂、赵守枝、史云龙、苏如轼、苏如辙、王奎、杨大本等乘机招集亡命,晓夜造谋打弄,欲尽掠富室,勾引盐徒下海作乱,甘蹈不轨。匪朝伊夕徒,今年二月初旬,啸聚城外,饮血结盟,四布谣言,谓借口乡官举人害我报仇。”

  《乱案》还进一步记述了民众攻入州城的情形,暴动民众在天罡党人明万里率领下,于明崇祯三年二月中旬攻入州城内,杀死州官,进入原任副使张元芳宅内,杀死尤士骢等4人;15日,攻入举人姜斗山家,再攻入原任知府姜玉莱家;16日,攻入官绅范凤翼家,杀死家人范衣,焚毁了两具尸棺。暴动民众占领州城两天后退出。18日,明朝派军队夺回州城,州官戴冠、尤梦鹗等抓捕了天罡党人周士芳、周士茂、倪仁等15人,“欲行正法”。明铎和他的儿子明万里率天罡党人和灶民万人包围了州城,逼使州官把被捕之人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官绅范凤翼仍不死心,向明朝政府上《奏本》,要求派兵对南通抗暴民众进行镇压。当时明朝政权在全国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刑部和都察院批复反责通州官吏“触乱民之怨”“俱以小衅横罗奇祸”“当照考功之条,量示薄罚”。案件遂不了了之。

之后,明铎和明万里等率领的天罡党势力大振,在南通民众中的威望日高。遂有清顺治二年(1645)的南通民众抗暴斗争。据《清实录》顺治朝第三册记载,顺治二年闰六月戊寅(即1645年农历6月27日),凤阳巡抚赵福呈报称:“伪弘光(南明)旧漕抚田仰,指矱发为名,鼓惑奸民作乱,杀通州、如皋、海门牧令,臣同梅勒、章京、谭布等领兵剿抚,悉平定。”又载,“十一月,予殉难江南(省)通州李翘、署海门知县李都产、署如皋知县马御辇祭葬”。另据清康熙朝《通州志》记载,“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六日,苏如辙、明万里等作乱,杀知州李乔(翘)。七月大兵临城,如辙、万里走死,余党平息”。根据南通学者管劲丞的遗著《历史札记》所载:范凤翼为州中巨绅老辈,清兵下南京,钱谦益移书州官诱降,范与钱稔,率先赴扬州纳款,适明万里因市民杀清知州李翘,范又遣其甥与子奔清兵。由于范凤翼的投清和举报,驻扬州清军大营立即派重兵进攻南通,并声言要对南通民众进行屠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张謇在读《石圃集》时也发现了这段关于清初的抗暴斗争的记述,并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石圃(包壮行)崇祯癸未进士,万历乙卯举人,官工部主事。……相传大清兵至扬,通之官绅初纳款,石圃、范异羽(凤翼)并与焉。后民杀知州,则一明姓举人自认主使,监至军前就戮。”

1921年,张謇又在《〈南通县图志〉杂记》中记述:“南通地处江、淮、海之间,东更无地,兵家言形势者所不争……清兵略定江北地,大营驻扬州,下河各县望风震慑,输款绅士亦随众倾向而已。清始任某知州恣睢甚,大拂民意,群起突入城杀之。”“闻于清大营,汹汹有举重兵尽屠州城之说。州人大恐,无可为计,明某挺身出,愿认乱首归法,为州人解此劫(于是州人生祭之),自缚投营,支解而死。”

  张謇自注这一史料的来源:一是“此故老口口相传之事也”,二根据包壮行的《石圃集》中所载,三是来自《五山耆旧前集》注释的一段记载。

  通过对上述的史料寻踪,南通民众的两次抗暴情形大致可以厘清:一、南通地处江北海隅,沿黄海为滩涂盐场,居者大多为灶民。早在明代在灶民中就有天罡党的秘密组织。明代崇祯初年,由于州县官吏与灶民的矛盾激化,便暴发了在天罡党组织领导下的有万人规模的抗暴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天罡党的势力日益扩大。二、1645年,清军南下扬州,守将史可法战死,南京南明政权败亡,清军在扬州屠城10日。南通官绅范凤翼在已经降清的钱谦益勾引下去扬州降清,清廷派李翘到南通任州官,派马御辇出任如皋知县,派李都产出任海门知县,宣称汉人必须剃前发结后辫以示归顺,凡不矱发者一律杀头,这就引起了南通民众的大恐慌。这时天罡党在明万里等人率领下举行了第二次暴动。在陈君悦的率领下攻入如皋县城,杀了知县马御辇,攻入海门县衙杀了知县李都产,攻入南通州城杀了州官李翘。暴动发生后,范凤翼派他的儿子和外甥到扬州清营请兵,清大营即派梅勒、章京、谭布等人率大军到南通,声言要“屠城”。这时南明漕运巡按田仰正率一支水营泊船在狼山江面上,天罡党派人与其联络,希望田仰能派兵护卫南通,哪知田仰竟率船队东去崇明,天罡党人顿失后盾,加上天罡党虽有多年组织,毕竟缺乏有组织的军事训练,又无武器装备,难以应对清大军压境。据《乱案》中记载,明万里说:“如吾等舍众而逃,如保命,亦负百姓厚恩,遗屠城之惨事,不如自投,杀吾一人而解屠城之危,遂与其兄弟明万安、明孕亢、明凤鸣、明景晖、苏如辙等同时被执,押赴扬州。”离通之际,南通附近百姓沿途摆设香案茶果生祭之。后明万里等在扬州遭“寸磔”,壮烈牺牲,第二次抗暴斗争至此终结。南通百姓为纪念明万里等人的崇高气节,偷偷在灶神像背后书写他们的名字,以示祭奠。这就是张謇笔下的“口口相传之事也”。

历史背景

南通州南凭长江,东临黄海,黄海边上是一望无际的滩涂,是生产食盐的最佳场地,南黄海滩涂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淮盐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盐是政府专卖的,盐税是官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淮南盐场生产盐的方法与其他地方不同,大多采用烧制法,盐民被称为灶民。在封建社会“重农”政策下,将人分为四等:士、农、工、商,而灶民是四等以外的“不入藉”者(自宋明朝以来,灶民大多为囚犯),地位十分低下。早年灶民生产的食盐全为官有,到明朝末年,政府才允许灶民把按规定上交后余下来的盐自行出售。明清以来,盐商大多是徽州人,主要集中在扬州,而南通和泰州是“分司”。盐商们为了拥有更多的盐源,往往向灶民们支付订金,于是盐商和灶民有了更多地交往。盐商和灶民为保护共同的利益,就成立天罡党这一秘密社会组织。根据上述史料记载,这两次抗暴斗争,其组织和领导者就是天罡党,领导人是明铎和明万里父子,主要参加者有三种人:盐商、灶民、还有农民和市民。

  天罡党应当始于明代的罗教。中国传统的道教以“三十六天罡为天,七十二地煞为地”,罗教就以“三十六天罡星宿”招收徒弟,因此可以认为南通天罡党是罗教的一个支派,主要信徒是淮南盐场的灶民,其次是一些盐商。罗教后来演变为“天地会”,之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都与天地会有一些关系。这就是南通天罡党存在的历史背景。

组织者和参与者

南通两次民众抗暴斗争组织和领导人是谁?在《乱案》范凤翼的《奏本》中,列有明姓、周姓、赵姓、苏姓、杨姓、史姓等10多个人名,其首列者为明铎和明万里父子俩。明铎和明万里何许人也?《乱案》一书亦有说明:“明万里系产业行”。产业行就是盐商。明万里家住南通何处?据明代万历《通州志》载,南通州东门外有一条小街巷,名叫明家巷;清康熙《通州志》中也有其名,但到清乾隆《通州志》就不见了。由此可知,明末清初南通东门外确是有明家聚居的一条街巷,明铎和明万里父子很有可能就居住在这里。按照中国传统的州县城格局,官衙居城之中央,东西分别有文武二庙,城内居民一是官吏,二是衙役,三是守城兵弁,一般商人和居民住在城外,南通旧城格局也不例外。从现存史料看,明家很可能是个较大的盐商,曾拥用不少房产。范凤翼是明代万历戊戍年(1598)进士,曾任直隶滦州知州,辞官后居住在南通城内,曾与明铎父子发生过房产纠纷,经过多次诉讼,房产被判给明家,范凤翼一直心怀不满,两家结怨很深。从地位来说,范凤翼属“士”等级,明铎父子属“商”等级,明家父子低他二个等级,明家因此常在政治上受压;范家常与官府有来往,明家常与灶民有来往。以当时的生产关系来说,灶民低人一等,常受官绅欺压,生活十分困苦;盐商虽富有,但其经济来源与灶民有密切关系,为了共同的利益,灶民和盐商终于走到了一起,因而天罡党的首领往往由盐商担任,灶民是天罡党的成员。

性质差异

南通民众先后两次的抗暴斗争,从上文所引史料分析,虽同是抗暴,但性质有所不同。

明崇祯三年的第一次抗暴斗争,主要反映了灶民和盐商利用天罡党反抗明朝地方政权的剥削压迫。明朝末年,淮南盐场的制盐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灶民生产的食盐除上缴交给官府后,还有较多的余盐可以卖给盐商。盐商们为争买灶民手中的余盐,往往预先向灶民支付部分订金,因此盐商就和灶民结成了一定的利益关系。但地方政府官员或盐场管理者从中作梗,乘机掠夺灶民烧盐的草场,或向盐商进行经济勒索,使灶民和盐商共同遭受损害。因此,南通的地方官吏和当地豪强逐渐结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而灶民和盐商就成为共同的受害者,双方的矛盾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四个不同的社会阶级两两结盟,形成了两个对立面。第一次抗暴斗争不仅仅存在灶民与官府旧有的矛盾,而且已融入了商人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时隔十五年后的第二次南通民众抗暴斗争,尽管同是天罡党人组织领导,其性质与前次不同。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都,当时满族统治者仅有200万人左右,而全中国的民众已超过1亿,如何以200万人统治1亿多人且又不同民族的一个大国?清政府最初的办法就是给满人许多特权,以杀戮的手段来镇压民众的反抗斗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典型的事例。清军攻下扬州后杀人数万,消息传到百里外的南通,南通民众能不恐慌吗?顿时对清兵恨之入骨,这才有了南通民众在天罡党人号召下举行的第二次暴动,杀死了清军派来的州县官吏。

所以南通民众的第二次抗暴斗争与第一次抗暴斗争性质有所不同:第二次抗暴斗争不仅仅是“官逼民反”,而是夹杂着民族矛盾的抗杀戮、抗暴力统治的斗争。南通民众在清军声言要屠城之际,认识到封建统治者都是一样的残酷,清朝的统治还会在旧统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民族压迫,“归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所以这次斗争明显存在反清统治的民族斗争性质。

张謇虽为清朝状元,但他的民族心一直暗藏心中,他对人说:“我是汉人。”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时,他立即抛弃立宪主张,力赞共和;他的三哥张詧在南通出任了共和政权的“军分府司令”。在当时人们不敢提及的南通民众抗清斗争,张謇不但提到了,而且肯定了这次反清斗争的正义性,认为明万里等是明大义的英雄人物。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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