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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4年04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4年04总第154期

目录

 

  这里的人们渴望“最好的营养剂”

     ——启东市退休职工朱永继自办党史图片展览和党史阅览室纪事 / 童 诗

  南通铁军永放光彩

     ——记“南通建筑铁军”命名30周年 / 朱 剑

  白蒲人民抗日救国斗争述略 / 秦镜泽 陈国荣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初期岁月 / 严 迪

  刘季平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 王茂华

  纪念李荆烈士 / 李 枫

  对南通博物苑的一些回忆 / 张自强

  一盘轰动通城的棋 / 黄 波

  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六大佐证(上) / 李实秋 康 健

  日军在南通地区犯下的严重罪行 / 编 吉

  昔日紫琅吟社发源地 / 卢君佳

  设县分治立启东 / 陆 欣

  张謇与东奥山庄 / 羌松延

  前程似锦的南通民乐 / 艾明月

  我与藤冈喜久男教授的交往 / 张廷栖

  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 / 季建林

  儿时的立夏风俗 / 许德忠

  大事纪要 / 海 文 辑

 

这里的人们渴望“最好的营养剂”

——启东市退休职工朱永继自办党史图片展览和党史阅览室纪事

 

中共党史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资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好党史,要用党的辉煌历史教育引导人民。那么,党史的学习和宣传能够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群众中普及开来吗?启东市一个偏僻的村庄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

一向冷清的村子忽然变得热闹起来

自2013年9月以来,黄海之滨一向冷清的偏僻村子——启东市合作镇五星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不时有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村外人赶来,他们都是闻讯前来参观启东市第六人民医院退休职工朱永继自办的党史图片展和党史阅览室的。

9月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五星村第21村民小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或步行或驾车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直奔朱永继家。老朱家有什么新鲜的大喜事?原来是老朱自办的党史图片展正式对外展出!由于来人太多,党史展览室面积又不大,镇派出所的民警们不得不前来帮助维持秩序。这样热闹、喜庆的场景,是五星村从未有过的。

展览在鞭炮声中揭幕。展览厅正面,自左向右依次挂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画像,西墙上悬挂着“‘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党史图片资料展”横幅,厅内摆满了一块块图片加文字说明的展板。这些展板分为四个专题:中共党史、中共启东地方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朱永继举着讲解棒、胸别话筒,领着乡里乡亲们来到一块块展板前,讲述着一幅幅历史图片所表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重要意义。参观者全神贯注、兴致盎然。

看完展板再去西屋的党史阅览室,室内的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党重要领导人的资料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党的历史知识》《中共南通地方史》《中国共产党南通建设简史》《中共启东地方史》等党史图书,更令专业人士感兴趣的是那80多卷深度研究党史的文章专辑——《领袖伟业》《开国元帅》《将军风范》《人物春秋》《伟大历程》《党史博采》《建党九十年》《台海风云》《传奇解密》《南京往事》《辛亥革命》《军事天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革岁月》以及《南通乙种组织的前前后后》《苦难辉煌》《绝战》《金门烽火》等。参观者留连忘返,纷纷赞叹道:“这样真正传播正能量的展览多年未见了,太让我们老区人振奋了!我们还要来,带子孙们来,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将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总书记一句话点燃他的激情

朱永继自办党史阅览室和党史图片展览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他近30年不断搜集党史、军史资料的必然之举。

朱永继出生在启东革命老区核心区域——合作镇的一个烈士家庭。他的父亲是新四军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的队长,1948年参加华东解放军,随军南下解放上海、浙江、福建等地,1949年10月在攻打金门岛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从小就熟知父亲的英雄事迹,以父亲为骄傲、为楷模。他作为烈士子女,一直都得到党和政府的特别爱护和照顾。“文革”期间,大学停办后,他毅然于1970年底参军。由于对党感恩,对父亲、对革命前辈崇拜,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营,他都特别喜欢学习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在报纸刊物上一看到党史故事、党史研究资料,他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并随时收藏。他通过学习,不断加深对党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1976年,朱永继复员回乡,被政府安排到启西医院,后又调启东市第六人民医院从事统计工作。他的爱好一如既往,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用于从报刊上或到新华书店查找、搜集党史研究资料。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近30年来,他积累了大量的党史研究资料,经分类建档,竟有85卷、上千万字!

退休后,干什么?朱永继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积累的党史资料这笔宝贵财富的作用,提供给乡亲们、孩子们学习,消除社会上的那股否定、抹黑、歪曲党史、革命史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正本清源,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让红色基因在老区干部群众中代代相传。

正当他谋划如何传播党史资料时,传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纪念馆全体干部职工一定要牢记责任,打好西柏坡精神研究、宣教转型、景区融合等十大攻坚战,把西柏坡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老朱深受鼓舞、热血沸腾!他立即取出积蓄,动手制作文档陈列橱,选购文档盒,创办党史图片展和阅览室。

父老乡亲产生强烈共鸣

朱永继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多年来又受到那股歪曲、虚化、丑化党的光荣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错误思潮影响,辛辛苦苦自办党史阅览室和党史图片展,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会支持吗,会有人来看吗?然而,他在创办的过程中和办成后的反响中,发现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伴和在县城工作的子女对他的想法全力支持;他的弟弟见哥哥家不在大路边,便主动腾出大路旁自家楼下本可用作店面房的两大间做阅览室和展览室,以方便参观者。

村里的离休干部王兴淼一听说老朱要办党史图片展览,便立即赶来帮其策划,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毛主席像章送上,为他创办“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专柜”锦上添花。

合作镇老干部党支部听到消息后,不仅表示开展那天要组织离退休老干部们准时前来祝贺、参观,而且主动帮助老朱印制参观券,到镇上农贸市场散发。

在党史图片展览开展仪式上,镇党委和村党总支领导都讲了话。村民们则自觉地帮老朱插彩旗、放鞭炮……

党史图片展览对外展出第一天盛况空前,《南通日报》、《启东报》、启东电视台都作了报道。朱永继感慨道:老区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并没有淡化,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正能量不可低估。

对外展出以来,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大学生村官、党政群机关干部、老干部、老教师、公安民警、附近村镇的村民、邻近市镇上的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等等。社会效益大大超出了老朱的预料,使他更加振奋。

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五星村党总支组织全体委员和村委会的干部参观,他们纷纷表示,看了展览和一些党史资料,上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课。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成果归人民共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的这条根本经验,时刻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原新义乡的离退休干部们参观后说,党的90多年曲折坎坷的历程告诉我们,信仰凝聚党心,道路决定成败。党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每个党员都必须倍加珍惜、坚定不移地坚持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合作镇的大学生村官们参观时深有感触:我们这代党的基层干部与前辈相比,虽然书读得多一些,文化水平高一些,但在理想信念、奉献精神、工作作风等方面却差得很多!党史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加紧在精神上“补钙”,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

少直镇庆丰村村民陆信祥、施志兴,曹家镇农贸市场上的南北货店的黄辉、严永祥,商业总店施继昌老人等前来参观后激动地说:“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实现中国梦、百姓梦!”

久隆镇个体商户米春兵夫妇郑重地带着正在上学的儿子来了,一字一句地看展览、听讲解,他感到收获很大,感激地对老朱说:“谢谢你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孩子要学好、走正道、有前途,就要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学了党史,才能懂得共产党的伟大、英明、正确,才能知道要做怎样的人、怎样的事,一生一世跟党走、走正道、做好事、成良才。以后还要带孩子来!”

……

从参观者的肺腑之言中,朱永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关于“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的论述是至理名言,更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做对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为了让更多的人补充“最好的营养剂”,朱永继还紧密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欣然应一些单位之邀前去作专题党史讲座,今年已安排了“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东早期党的活动情况”“抗美援朝”“南京大屠杀”等专题讲座。

最近,朱永继正在按照专家和群众的建议,搜集增加本市、本镇地方党史资料,着手添置视频设施,力求党史阅览室和党史图片展览内容更丰富、更富有地方特色、传播方式更现代化,以充分发挥“最好的营养剂”的作用。

朱永继和五星村的事例真切地告诉我们:党史知识走出研究机构和工作部门,面向广大干部群众是大有可为的。最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史知识的兴趣和渴求,反映了他们对党的深厚感情,这种深厚感情是弥足珍贵的,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石!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努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加壮丽的史诗!

 

南通铁军永放光彩

——记“南通建筑铁军”命名30周年

 

在我的文史资料中珍藏着198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给我的“援藏43项工程建设纪念证书”。20世纪80年代,我曾担任过南通市援藏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由此与南通的建筑队伍结下了一段“南通建筑铁军缘”。

说起南通援藏工程,要从时任国家经委委员赵维臣20世纪80年代初来南通调查说起。因通过那次的工作调查,南通市建筑业的崛起和实力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84年3月的一天,他通过电话告知我:党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等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迫切需要的重点工程项目。获此信息后,我(时任南通市市长)立即派人赴省找有关领导,积极为南通的建筑大军请战。过了几天,接省通知援藏工程中拉萨饭店等5项工程由南通市承担,并由王敏之(市政府顾问)、邢汉荣(市建工局局长)、徐孝先(南通县建工局局长)与省相关领导一起赴北京中南海参加援藏建设工作会议,接受中央下达的援藏政治任务。会议3月底结束,4月5日,市里派徐孝先带领12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进藏实地考察,并做施工准备工作。1984年4月19日,江苏省政府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支援西藏工程建设的通知》。《通知》说,经省政府研究决定,成立省援藏工作领导小组,顾秀莲(省长)为组长,陈焕友、张绪武(均为副省长)为副组长,下设工作办公室和驻成都援藏工作办事处两个机构,对省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负责,实行总承包责任制;在拉萨成立强有力的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平衡,统一行动调度。

中央这些援藏工程项目,当时的计划总投资2.7亿元,总面积20万平方米,分配给江苏的项目有8个,投资总额为9000多万元,面积为9.3万多平方米。其中给南通市承包的有5个项目:拉萨饭店、机场宾馆、少年活动中心、拉萨客运站、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南通市为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首先建立了南通市援藏工程领导小组,朱剑任组长,王敏之(市政府顾问)、张佑才(副市长)任副组长。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老同志王敏之(南通城解放前任地下党城工委书记,实行巿管县行政体制前任南通专署副专员),他是南通建筑业发展、壮大、特别是走向全国以至国外的创始者和组织者。他曾多次上北京和南京,代表市政府介绍南通市建筑业的情况,为招揽工程不遗余力。

南通铁军,这支光荣的建筑队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建造“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而成立的南通市第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公司经理由巿建筑工程局党委副书记陆修根担任。该公司参加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等工程,成绩显著,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红旗单位,并在南通举行过“全国勤俭办企业的红旗——南通建筑工程公司”现场会,向全国介绍和推广其经验。当时,建设部一位领导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南通建筑公司经理是一位解放军转业干部,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和工具,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和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带起了一支坚强建筑队伍。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听了很高兴地说:“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南通市建筑公司发扬的正是‘老八路’作风啊!”不久,陆修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同时,市越剧团的编导还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越剧《老八路》。赴京演出时,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临观看了该剧,并接见了演员们,一时轰动京城。此后,南通的“老八路”名扬全国。20世纪70年代,南通建筑大军进军大庆和新疆,在新疆建成的博格达宾馆建筑质量堪称一流。

在王敏之提议下,南通市承担的5个援藏工程,都交给了建筑实力雄厚的南通县(现在的通州区)。按照省政府指示,南通市需在拉萨成立强有力的现场指挥部。我们即派出南通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经理鲍乾元和南通县副县长沈志祥等加强领导,并决定鲍乾元、徐孝先(南通县建筑工程局局长)任市现场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同时他们还被省里分别任命为江苏省拉萨工程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实际上,省里把江苏省承担的援藏工程交给了南通市,而市里又把它交给了南通县(当时以南通市建筑总公司第四公司之名赴藏施工)。副省长张绪武、南通县县长张琛及市县其他领导同志曾专程赴工地检查、监督和慰问。

首次提出“南通建筑铁军”,是在1984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援藏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在观看了拉萨饭店等援藏工程照片和影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说:“这几项工程的建设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的精神,应该提倡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说:“这个速度,不但在西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国内也是空前的,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有这样的速度,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空前的!”当知道这是南通建筑队伍做的工程,他们都说:“这是一支铁军啊!”从此,南通建筑队伍从“老八路”桂冠又加冕为“南通建筑铁军”而名传天下。

当年的情况,南通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四公司的青年干部耿裕华(被江苏省援藏工程现场指挥部任命为施工技术组副组长,具体负责南通市承包的5项工程的技术管理和对外协调工作)在一篇《雄关漫道真如铁》回忆文章中生动地记叙:“……拉萨饭店工程,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主楼7层框架结构,局部9层,该工程由南、北、中客房、餐厅等22个单体工程组成,为连室内配套,开门就营业交钥匙工程。该工程投资多、要求高、难度大,为西藏最大的现代化建筑群,列为43项工程之首,是这批重点工程中的重点。为了保证在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建成并交付使用,指挥部给拉萨饭店工程划了三道‘红线’:7月1日开工,8月1日前完成基础施工;11月结构封顶;次年7月底竣工。实际施工期不足300天,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南通市援藏施工队伍没有塔吊等大型垂直运输机械,副总指挥徐孝先责成机械工程师戴广成带领机修工从西藏建筑公司废旧的塔吊中,3台拼成一台。没有汽车吊,用土办法把塔吊竖了起来,并一次试车成功,用于拉萨饭店工程施工。基础施工时,没有挖掘机,用人工挖,遇到卵石层,工人用手抠,手指抠出了血;遇到地下水层,没有水靴,工人赤脚站在冰冷的水里挖地槽,指挥部买了白酒给工人喝几口暖暖身子继续干;主体结构施工时,全体施工人员克服了高寒缺氧、设备简陋等重重困难,发扬了女排拼搏精神,1.2万平方米、9层主楼,只用52天就封了顶,平均7天一层楼,最快5天一层,创造了高原奇迹。速度快得惊人!拉萨市民誉称“南通人有气功”。《西藏日报》上誉称南通建筑队伍为“建筑铁军”。在饭店西餐厅24米跨梯型钢屋架吊装时,现场的一台塔吊根本无法将屋架全部到位。大家当场研究,提出多种方案,最后,副总指挥徐孝先决定先用塔吊将一榀屋架在一侧就位后,第二榀就位连成稳定整体,再由人工用起重葫芦拉水平滑移方法慢慢地将钢屋架位移就位,一举解决没有吊装设备安装钢屋架的难题,使这项重点工程按时开工、按时竣工。拉萨饭店吸收了西藏民族的建筑风格,应用了布达拉宫台阶式建筑造型,使它和周围的群山和不远处的布达拉宫遥相呼应,浑然一体,矗立于伟大祖国的雪域高原。这一创举,当时《西藏日报》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誉之为“高原建设的奇迹!”

《西藏日报》曾于1985年7月24日报道南通铁树在高原开花的奇事:“这棵开花的铁树是南通市园林工人把南通市唐闸公园的看家宝,一株具有70余年历史的‘铁树王’空运进藏的。在内地,一般铁树需60年的时间才能开花。但在世界屋脊上能如此顺利开花,确实是一件大喜事。”拉萨饭店工程施工中,指挥部一开始就定下“确保省优样板,争创国家金奖”的目标,精心组织、施工。精装修阶段,指挥部组织技术攻关,解决了高寒缺氧、气候干燥条件下施工一个个技术难题,施工质量精益求精,质量一流。拉萨饭店经西藏自治区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评定,誉为“信得过工程”,同时拉萨饭店还被江苏省工程质量评定小组评为“省级样板工程”,并荣获江苏省第一个全国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

拉萨饭店落成典礼于1985年8月12日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为拉萨饭店落成剪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多吉才让即兴朗诵了一副对联:“众口皆碑,七日层楼,高原奇迹;匠心独运,一流水平,古城瞩目。”在落成典礼的第二天,西藏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给江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发来贺电:“拉萨饭店是这次9省市援藏43项工程中投资规模最大、土建安装和设备配套最为复杂的一个项目,也是中央领导同志和西藏各界人士最为关注的重点项目之一。在贵省援藏队伍的艰苦努力下,这项工程自去年7月1日开工至正式落成,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建设时间,3.9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用100天拿下主体工程,平均7天一层楼,这在西藏建设史上创造了奇迹,人们称其为西藏高原上的深圳速度,它是藏汉民族友谊的象征,它将和高原的蓝天、白云和古老壮观的布达拉宫相辉映,巍然屹立在古城拉萨,并将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1985年12月,中共南通市委决定:将南通援藏建筑队伍以“南通建筑铁军”名列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12面红旗之一,并举行命名和表彰大会,为全巿各行各业和全市人民学习的典型。从此“南通建筑铁军”名扬天下,为南通市建筑业共享品牌,誉满全球。

回望“南通铁军”的历程,这支英雄队伍是在风起云涌、激烈的市场大潮竞争中,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务实灵活的经营策略以及扎实有效的企业管理站稳了脚跟,勇往直前,在国内外工程建设的大舞台上谱写出了光辉的华章,直至今日仍然光彩夺目。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13年,全市共获得鲁班奖77项,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南通建筑业开辟境外建筑市场,向伊拉克、科威特等中东国家输出劳务,实现了由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据统计:全市建筑队伍总人数(市、县建工系统),从1978年10万人,完成工作量5000万元,到2013年已达135万人。拥有特级资质建筑企业15家,拥有一级建造师5342名,施工产值超100亿元的企业有15家,队伍足迹遍布74个国家和地区,出境施工人数2.4万人。2013年,全市建筑企业承建施工面积达6.1亿平方米。全市建筑业总产值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至2013年,总产值达到4350亿元,年增加值达455.34亿元,约占全省建筑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2014年,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力争5000亿元。

当年以乡镇集体建筑队伍为主体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南通建筑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拥有了市场覆盖广阔、人力资源丰富、经营管理灵活等诸多优势,增强了竞争能力,塑造了铁军更加高大的形象,奠定了建筑业在南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同时,广大农民背井离乡,南征北战,越洋过海,他们不仅掌握了建筑手艺,拿到工资,而且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成为南通农村的一支新生力量,从而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为振兴南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4年上半年“南通铁军”又获两大喜讯:

4月25,《南通网讯》报道:“昨天,南通建筑铁军从雪域高原再传捷报:在一项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暖心工程’——拉萨市供暖改造工程建设中,江苏启安集团表现出色,凭借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散热器优势,塑造了‘暖心工程’的新丰碑,受到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领导的好评。‘暖心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惠及高寒缺氧的西藏人民而启动的一项供暖试点工程。工程由中央拨款,对拉萨市290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由上到下’全面进行取暖改造。”

6月11,江苏省人民政府召开建筑业改革发展暨2013年度“百强企业”发布会。会上,南通二建、南通三建等20家建筑企业上“百强企业”榜,入选企业数量位居各省辖市之首;南通建工、南通三建、南通六建、江苏中信多家入选“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250强”,南通在全省率先成为建筑强市。

2014年是“南通建筑铁军”命名30周年。愿“南通建筑铁军”永放光彩,为共筑中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作更大贡献!

 

白蒲人民抗日救国斗争述略

秦镜泽陈国荣

 

如皋市白蒲镇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团结奋斗,自强不息,既有斗倭寇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又有抗日帝打伪军的革命精神,在历代人民抗日救国斗争中,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代代相传的革命传统

明代,白蒲武勇斗倭寇。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1557~1559),由日本武士流为海盗的倭寇曾3次来白蒲烧杀抢掠,每次都遭到如皋驻军和白蒲人民的奋起反抗。

嘉靖三十六年(1557)4月,倭寇90多人至白蒲焚劫,如皋兵备副使马镇率所部兵围于陈家庄,杀死倭寇30多人,其余倭寇逃奔天生港。另有十几名倭寇窜至白衣殿时,住持僧碧山拿出枣木棍侍立寺门前,朝倭寇头上猛打,打得倭寇一个个倒地,连喊饶命,发誓不敢再到白蒲抢劫。

嘉靖三十六年(1557)5月,倭寇60多人又至白蒲焚劫杀伤乡民。白蒲男儿何大、何二两兄弟率众与倭寇搏斗,杀死倭寇多人。何氏兄弟在与倭寇搏斗中不幸身亡,献出了热血和生命,白蒲人称他们是一方保障,为纪念两位抗倭英雄,称其遗冢为“义士墓”。

嘉靖三十八年(1559)4月,倭寇由通州至白蒲,沿河劫扰,抚军李遂与守备邱陞南北夹击,在白蒲杀死倭寇120多人。是时,白蒲武勇张自成崇尚民族气节,组织民众手持大刀木棍在通济第一闸处与倭寇格斗,斗得倭寇狼狈溃逃,其结营处称为“虎牢关”,这是白蒲“虎牢关”地名的由来。清代诗画家秦湖在《古关渔泊》诗中写道:“枫叶箫疏爱晚晴,渔歌欸乃一声声。古关片石留陈迹,谁记英雄旧姓名。”

清代,白蒲名臣忠谏禁鸦片。在清代,白蒲出了6名武官:吴国瑞,字麟征,顺治十三年(1656)任随征守备(四品武官),领营兵。吴铋,字厥修,顺治十四年(1657)任镇江营千总(六品武官),时年20岁。他昂然七尺之躯,魁梧奇伟,智勇俱备,自幼弓马娴熟,气度雍容。他说:“大丈夫生于天地,当驰驱皇路奋勇疆场,岂可饮酒食肉而碌碌无为。”镇江缙绅称赞他“内藏韬略,外兼儒雅,必不止以材”,他答道:“建功立业名垂不朽为份内事”。郑正(1623~1665),字伯兴,顺治十八年(1661)任固山营游击,清授武翼都尉(三品武官),“时都督诺公镇五琅,深器重之”。郑琪(1625~1688),字伯龄,康熙十一年(1672)任狼山营都司,清授昭武都尉(四品武官),与兄郑正在明末鼓勇争先,防守流寇,境赖安堵。郭龙标,字根涛,乾隆三十三年(1768)武科解元(全省第一名武举人),授江西浮梁营都司(三品武官)。这些武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为防御外敌入侵、保卫一方平安作出了积极贡献。白蒲名臣沈岐(1774~1862),字鸣周,号饴原,谥文清,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1834~1838)先后任兵部左、右侍郎(二品武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道光十八年(1838),英国为打开中国的门户,以鸦片为敲门砖,在沿海地区掀起了走私鸦片的狂潮,时任兵部右侍郎的沈岐反对与英国通商,反对走私鸦片,他向朝廷奏言:“夷情诡诈,不可不防,其渐通商之端一开,恐有华夷杂处之虞。”建议道光皇帝重申禁令,对贩卖吸食鸦片者处以严刑。

现代,白蒲先辈投身大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蒲第一位共产党员顾仲起(1903~1929),原名顾自谨,白蒲镇顾岱村人,在南通师范求学期间,开始接触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思潮,1921年创作新诗《晚步》和《秋愁》。1925年初,经郑振铎、茅盾推荐,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为第三期学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随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任班长、排长。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在战争中负伤。1928年4月初,随同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到如皋视察。4月13日任如皋县暴动委员会3人主席团成员之一,5月1日任如皋县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带队从北路向国民党县公安局和地主武装保安团进攻。著有《生活的血迹》诗文集。

白蒲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刘瑞清(1906~1947),原名刘翠英,白蒲镇松杨村人,1924年白蒲小学毕业后考入如皋女工传习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如皋城抵制日货、赎回胶济铁路等游行示威活动。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女工传习所党组织的负责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于1927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同年春与如皋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陆植三结婚,后随同陆植三赴南通城从事工人学生运动,协助陆植三在工人、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8年3月,陆植三被捕入狱。陆植三被判服刑的6年中,刘瑞清坚持狱外援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陆植三出狱后,她积极支持陆植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寻找党的组织,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47年夏,刘瑞清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而辞世,年仅42岁。

白蒲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白蒲区委,成立于1928年,下辖36个党小组、130名共产党员,区委书记陈永乐(1893~1935),又名陈祥,白蒲乡杨木桥(今平东镇18组)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在赵家甸瞿坤珊家办学塾,任私塾先生。1926年6月,陈永乐在白蒲顾仲起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身经战火考验,对党赤胆忠心。先后被捕过3次,1932年以重要政治犯被解往苏州监狱服刑,1935年遭折磨惨死于狱中。

白蒲第一支红色武装组织——白蒲赤卫队,成立于1929年4月10日,有50多名赤卫队员。队长冯子平(1906~1932),又名冯陈四,化名冯老大,白蒲镇朱窑村人,白蒲乡第二初级小学毕业生,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白蒲区委副书记。他身材魁梧,智勇双全,能双手左右开枪,有“双枪滚地龙”的美称。副队长冯子云(1908~1932),又名冯文元,白蒲镇朱窑村人,系冯子平之胞弟,白蒲乡第二初级小学毕业,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刘桥区委书记,他的枪法很好,百发百中,夜里在没有灯火的情况下,能熟练地拆装手枪,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白蒲红军赤卫队在他们的带领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为民惩处恶棍,搜缴地主武装,打击土豪劣绅,救济贫苦百姓。1932年当革命处于低潮时,赤卫队的领导人先后被捕入狱,冯子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白蒲文峰阁,冯子云就义于南通西公园。当代著名诗人赵怀民称赞冯子平烈士“一杆双枪诚烈士,千秋万代颂英魂”。

打击日伪建立新家园

抗日战争时期,白蒲镇地处三县四区交界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镇区司巷口为界,界南为南通县刘桥区;界北以通扬运河为界,河东为如皋县(今如东)白蒲区;河西以白李河为界,河北为如西县(今如皋)蒲西区;河南为如西县镇涛区。

1938年3月17清晨,日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多人,在飞机的掩护下,从南通城郊姚港附近登陆,南通城沦陷。同年3月18日,日寇青木大队300多人向北侵犯白蒲、林梓,在白蒲驻兵3个小队40多人,林梓驻兵1个小队十几个人。之后,伪军绥靖军苏皖边区独立第四旅第七团驻守白蒲、林梓、丁堰、东陈等据点,团长朱开冲,下辖3个营。

1938年3月~1945年9月,日伪在白蒲地区犯下滔天罪行:1938年3月23、5月3,日寇两次到薄刀池“扫荡”,烧毁十几户农民的房屋,烧死、呛死老百姓8人,70多岁的吴老太被活活烧死。同年农历五月初一,6名日本兵到朱窑村10组“扫荡”,烧毁民房100多间,打死老百姓7人,其中包括1名10岁的小男孩。此外,由朱开冲任团长的伪军多次下乡“扫荡”,先后烧毁民房1300多间,杀死干部群众73人,与日寇一起拆毁白蒲的南关帝庙、白衣殿、观音堂、文峰阁、梓潼殿、下驾原陈氏宗祠等庙宇。1943年7月,驻白蒲的伪营长陈光国,将到白蒲演戏的上海蝴蝶歌舞团16岁女演员蒋凤仙抓去强奸,致使她不堪凌辱而投河自杀。1945年秋,陈光国在唐闸将14岁的女学生张某骗到营部强奸后,将其推入水闸下活活淹死。白蒲汉奸头目伪维持会会长晋瞻仁在南洋桥北端东侧为日寇设立慰安所,并派爪牙带领日本鬼子下乡抓“花姑娘”充当慰安妇,先后有48名年轻妇女遭受了日本官兵的野蛮蹂躏。另外,在白蒲北街的中兴客栈,也设立了一个慰安所。

日寇与伪军的暴行逆施,不仅促使白蒲人民迅速觉醒,激起白蒲人民的反抗与斗争,而且也引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中第三、第四军分区和如皋(今如东)、如西(今如皋)、南通县的党政军领导对白蒲地区抗日救国斗争的高度重视,采取行动,打击日伪:

建立党政军领导机构,及时调配领导人。1941年,白蒲、蒲西、镇涛、刘桥4个区先后建立区委、区公所、区游击队,并相应配备和及时调整领导人。

白蒲区委书记先后有薛家骥、姚韧磊(女)、林德明;区长有蔡汉杰、许尔昌(代)、花介眉、魏卜西、舒展、朱伯年。蒲西区委书记有汤池、周奋(代)、顾理(兼)、陆骏、姜祝三;区长有陈锋、黄充凡、周奋、顾理(兼)、程志远。镇涛区委书记有胡少鸣、何林秀、宋邦平,副书记李济民。区长有顾维汉、黄充凡。这3个区的游击队正副队长,一般都由区委、区公所主要领导人兼任。在武装组织方面,各乡都有民兵自卫队,如蒲西区4个乡有民兵514人。刘桥区委书记有宋祖望、程俊贤、王又一、孙志惠;区长有宋祖望(兼)、邵高岩、江庆曾、刘铁樵、吴琪,副区长王又一、丁德进。区武装游击队队长有顾锦凤、邵高岩、江庆曾等;副队长邵高岩、袁枫、丁德进。

深入镇区发展地下党员,开展秘密活动。1941年秋,中共如西县委组织部部长季一先到白蒲镇,接替地下党员张遗的工作,先后发展地下党员赵广昌、李明、顾祥麟、杨汉宰等,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由李明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曾发展葆春堂药店的学徒张鹤年为地下党员。1942年5月,季一先调离后,为了掌握白蒲镇日伪的军事情报,如西县委决定派河东地区副特派员刘光和地下党员姚树银到白蒲开展地下工作,在南洋桥北端公路边开了一爿烧饼店。刘光上街叫卖烧饼,观察敌情,收集情报;姚树银在店内做烧饼,观察日伪动向并负责转发情报。1942年冬天,季一先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叫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明在白蒲开办“保之药房”,为建立苏中区党委秘工部机关做准备。1943年初,苏中区党委秘工部专员杨斌化装成商人模样进入白蒲镇,住在关帝庙南边沈庚生家中。“保之药房”设在白蒲大街中心桥东垛,坐东朝西,对外是药房,对内则是苏中区党委秘工部机关所在地,药房8名职员中有4名地下共产党员。杨斌配有两位通信员,一位叫王开,专门跑上海;一位姓张,农民出身的干部,专门跑根据地。

精锐部队到白蒲攻打日伪军。1941年6月中旬,苏中四分区如皋警卫团及白蒲区抗日游击队,连续在白蒲至林梓作战,破拆公路,破坏桥梁,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8月13日,日寇南浦旅团和伪军数千人,发动大“扫荡”。新四军三旅八团在白蒲、林梓、丁堰和南通县的北刘桥、石港及如东马塘、掘港等地区袭击、伏击作战20多次,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1942年2月14日,苏中三分区司令员叶飞亲自指挥新四军一旅二团进击白蒲近郊伪军第七师一部,将其全部击溃,生俘伪连长徐日畅以下100多人,缴获全部武器。这一仗对日伪威慑很大,19日,驻林梓的伪军200多人,携小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100多支,向新四军投诚。1942年4月15日,叶飞司令员又挥师南进,率一旅二团攻打驻白蒲伪军,歼灭伪34师特务团大部及驻白蒲镇的全部伪警察,打乱日伪对苏中三分区的“扫荡”计划,并烧毁日寇进行经济掠夺的“江北公司”。1943年5月20日23时,如西县独立团在县委书记兼政委周特夫的指挥下,向白蒲西边的腰庄桥(今文峰村28组)伪据点发起进攻,激战4小时,攻击驻在该据点的伪如皋警察大队朱开冲部营长陈光国所属3个连,击毙60多人,生俘30多人,缴获掷弹筒1个、子弹1000多发、电台1部、电话机3部。战斗中,驻白蒲的日伪军3次出援,均被我军击退。

充分发动群众,狠狠打击日伪。在上级党委统一指挥和正规部队的支持下,蒲西、南马塘、镇涛3个区的1600多名干部群众,在1943年的5月4日、5月16日、6月4日、6月16日、7月1日,先后5次,拆毁与火烧白蒲至林梓、丁堰至林梓、白蒲至五十里、任口公路沿线的竹篱笆,破公路、断桥梁、割电话线,打破日伪对苏中三分区、四分区的“清乡”封锁线。10月3日,蒲西与南马塘两区游击队和民兵攻克并平毁林梓北边的天仙庙伪据点。1945年4月初,在蒲西区委的组织发动下,骆臣乡群众2000多人手拿钉钯、铁叉,涌到龚家码头炮楼下向伪军示威,迫使伪军答应不再下乡抓绑票、敲竹杠。

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向中国投降。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驻扎在白蒲的伪军冥顽不灵,拒不投降,企图苟延残喘。为了使长期处于敌伪蹂躏之中的白蒲人民脱离苦海,苏中四分区南通警卫团团长康林,奉命率部队于9月21上午挺进白蒲镇东边的牛桥子附近。驻白蒲的日寇小队长猪野军曹及伪军头目朱开冲闻风丧胆,惊慌失措地率部向平潮云台山方向逃窜。我军立即奋起追击,一直追到文峰阁南边,见敌人已经远去,方才作罢。

新四军进镇后,全镇为避免敌伪抢劫而关闭的商店纷纷开门营业,并在店门前张贴标语,欢迎新四军进镇。当晚,全镇军民召开庆祝白蒲人民抗日救国斗争取得胜利的大会,街头巷尾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9月底,白蒲办事处建立,主任郭海波,副主任江涛。10月,白蒲镇人民政府成立,镇长李峰青。当时驻守白蒲地区的人民军队为华中第一军分区特务三团,团长彭桂卿。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初期岁月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开发到建设,至今已有29年了。它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并已在长江北岸的江海平原,为大南通经济起飞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天梯。29年的历程证明,它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也是几代建设者奋力拼搏的结晶。

贯彻沿海开发号令

1978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江海平原的面貌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

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南通为全国首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2月19,中共南通市委接到国务院(84)国函字183号文件批复,即《关于南通、连云港两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的批复》,这个消息,强烈地震撼着南通人民,大家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市委、市政府及时做出了周密的战略部署:1985年2月1,南通市成立了南通市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市长张佑才任组长,副市长葛忠康及市长顾问、党组成员陈士荣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主任由陈士荣兼任,办公室组成人员有:陈士荣、陈锦槐、唐启忠、严迪、蒋锡清、胡铿雄、黄惠均7人,即行使现场指挥部的职能。

我们还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设计人才,他们是建设开发区的核心技术力量。他们是:梁浩群(江苏省建委副主任)、刘广植(项目总负责人及文字总成)、高世华(工程师)、陆善彬(开发区道路设计)、成一峰(开发区给排水设计)、张雄(道路专业)、单吉甫(邮电设计)、钱兆裕(供电设计)、张夕庆(给排水设计)、殷葆萱(绿化设计)、陈均甫(现状资料)

调来开发区的干部对搞开发区的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这是宝贵的思想基础。但从如何打破旧的思想束缚,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如何把落实沿海改革开放这盏灯点亮起来,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当时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明确: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较好、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科技力量较强的优势,来吸引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改造老企业,更新传统产品,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把开发区建设搞上去

摆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代建设者面前的是:大片农田,除麦苗和黄麻、薄荷等部分经济作物外,仅存有稀稀疏疏的一些农民住宅。且因南临江滩,这方土地显得清瘦、荒凉。

五门闸,在距城10多公里的郊外。从这儿起步,原考虑与城区可以管路连接,又考虑深圳模式的开发。那方土地,正好三面环绕天星横河等,可以与外界阻隔,全封闭,易于监管。

陈士荣派我和省规划院、市规划处刘广植等同志,从新开的沙石路南边向北丈量,至天星横河边。大家的手臂上粘满了杂草和禾苗上的辣刺,但我们不怕吃苦,圆满地完成了开发区的测量任务。为去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学习先进经验,制订本开发区规划做准备。这次踏看发现:被选址的地势比较低洼,平均高程只有2.3~2.4米,在这区域内搞建筑开发,需要大量回填土。建成后,又存在排涝问题,但因靠近长江,原有七渠八沟的水系尚完好,所以排放应该畅通。

抢时间,多做事。从成立开发区领导小组到现场指挥,我们仅用了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1985年3月5日,我们从虹桥进驻五门闸闸管所,指挥运输砖头的车辆进场,拆迁调查、动员,土地重新丈量,建筑材料堆场等事项。3月15日,在开发区的田头成功召开进驻现场大会。市委副书记唐真寿主持现场进点仪式;副市长黄冰作了指示;市政府党组成员、开发区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士荣作了动员。南通县常务副县长黄惠钧代表南通县发了言。南通开发区的建设正式启动。

我们在租用的五门闸闸管所小楼上办公,两三间房子,一间放了几张床,一间用于开会研究工作,也没有办公桌,只是每天集中碰头而已。除商量工作外,整天都在田头现场解决问题。也许后人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就是开发区的现场指挥部。

从城里遥控式指挥,到现场跑动式指挥,同志们个个精神饱满,不怕吃苦。财政局规定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为1元,午餐总有青菜豆腐汤。到城区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往返,就是现场总指挥办事,也没有汽车接送,往返城郊坐公共汽车,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后来,开发区有了第一辆车,也是上海牌老轿车。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再加上有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三天一层楼”口号的要求,我们每天起来都要看天气变化。晴天?下雨?都决定着我们一天工作的成效。大雨停,小雨干,晚上挑灯再夜战,开发区管委会3376.45平方米临时过渡用房等,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出来的!

南下学习、取经

1985年3月,我们兵分南北两路去考察。我随陈士荣去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广州黄埔调研。每到一处,先把名单和印好的调查提纲递过去,作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考察颇有收获,对什么是开发区?怎样办开发区?该怎么操作?都得到了新的启示。主要有“五看”:一看他们如何起步,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汲取;二看他们开发区布局,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特别是通用的标准厂房;三看他们的筹资是怎样解决的;四看他们对开发的尺度是怎样掌握的,要注意些什么;五看他们怎样展望前景的。其中领会最深刻的是:如今开发区的生存方式,就是竞争。竞争中的速度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因为速度能抢来效益,抢来时间,抢来金钱。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新理念。

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属于特区,仅可以作些借鉴,而广州黄埔,是全国14个沿海城市第一批开发区,可学性很大。广州开发区比南通稍早几个月成立,已成为14个沿海开发区中建设得最好的。陈士荣对我们讲,要认真学习、追赶“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他们不但在建设速度和建设效率上领先,而且在理论建树、政策建树上也领先。

此次出行,让我们看到许多新亮点,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观念。那时南通的开放程度,比深圳落后10年。我们意识到,宣传新思路、新模式很有必要。

回来后,我们先在通向开发区的路上树起一个开发区路标牌。让来往的人们有一个新的感觉:这里将会出现新面貌!接着腾出3间房子,将制作好的开发区规划模型放在里面,对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开发区美好的未来。

开发区初貌形成

开发区建设者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和理念,夜以继日,加快工作节奏。经过两年的努力,开发区建设有了一个喜人的初貌:

建路。在确定开发区的地域范围之后,首要任务是三通一平,三通中首要的又是路通,因而路通又变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这儿本没有路,是七拐八弯的田埂、河沟。我们在规划确定的位置上,在南北长2.25公里,东西宽为1.8公里的区域内,先筑起一条简易路。至1985年9月15日,区域道路即按规划正规标准施工。从通州路按标准加固开始,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一级路面建设,南通为路基基础建设。因为当时管委会的临时地址一经确定,开发区的各项工程起步都是从这中心辐射出去,所以要先将简易路开通。整个原规划用地为7.6平方公里,南北分成5个街区,其中2个街区为大片绿地,是规划在一南一北里,中间3个街区5.02平方公里为建设用地,共规划了16条主次道(路名是按照14个沿海城市的名字起的,另两条路叫通州路、振兴路)。为解决0.8平方公里的起步开发,5条道路相继开工,它们是通州路、天星北路、上海路、振兴路、厦门路。接着又延伸了多条道路的开通,都是按规划开辟,形成左通、右通的开发区通路,确保所有工程都可施工。

一号、二号两幢标准厂房竣工。两幢五层楼标准厂房及两层附房,建筑面积共约2万5千平方米,投资了1100万元,于1985年12月19日奠基后开工,市委书记朱剑曾亲临现场参加施工奠基仪式。标准厂房由机械部深圳设计分院设计。工程由南通市建筑总公司第三分公司承建。两年后,代表开发区主旋律的建筑拔地而起。

建起3376.45平方米的管委会办公房。这座房子是两个四关厢房组合而成的四合院,里面一层领导办公,外面一层对外接待部门办公。该房由我负责组建。为了赶时间一切从简。我对如东岔河建筑站工程队队长说:现场指挥进不来,是因为没有落脚点,必须以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在短短几个月内建成。施工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有雨天的原因,也有施工费用过低的关系,进度很不理想。我与陈凤祥(现场工程管理员)说:我们到如东找丁县长求援,要求岔河建筑工程队加快四合院工程建设进度。最后终于确保开发区管委会于1986年4月搬进四合院内现场办公。

征收土地,妥善解决拆迁。根据起步区为0.8平方公里,下一步为1.65平方公里,再以后为4.62平方公里的规划,在这个范围内的自然村都要搬迁。共迁走3个自然村,1404户,4696人,宅基地为410亩。完成这一拆迁,可以腾出5822亩建设用地。

因此我们抓紧拆迁安置房的开工建设。安置房位于新开镇镇政府西侧,建筑面积22180平方米,共29幢,370套。其中居住用房22030平方米,配套车库150平方米。共分3种类型:⑴二层简易楼,3幢,72套,共2520平方米,房型为32平方米和37平方米两种,无独立卫生间。⑵二层独立联体楼,20幢,88套,共7710平方米,房型为76平方米和96平方米。⑶6幢五层楼,套住房,210套,共11800平方米,房型为45平方米和63平方米。安置房的施工单位为如东东盛建筑安装公司。

拆迁难度极大。我们做了大量的动员、劝说工作。最后有个钉子户不肯拆迁,我们就到他家里从人性化角度,以诚感动拆迁户,最后说服了他们。

建立后勤保障区。后勤保障区是以管委会临时用房为中心展开的:建起第一个职工临时食堂、综合商店、外宾接待室、开发区模型陈列室、会议室、外事招待所、2吨锅炉房、门卫传达室等生活配套设施,并砌起400多米围墙。这些辅助房,是由小海工程队承建。由于开发区摊子越来越大,现场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与城里往返十分不便,陈士荣决定将管委会、总公司各部门办公室从虹桥迁移到现场。为解决区内绿化问题,我们在百花大队用1.3万元买下一个苗圃。春节一过,大家挖树、植树,绿化了通州路沿河边1.4公里,绿化了管委会周边环境,还在物资公司外面移种了10多亩小树,为后来建开发区苗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建设开发区第一幢大楼——电信大楼。开发区邮电通讯大楼(1000门程控电话及邮电综合业务) 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由南通市建筑总公司第四分公司承建。该楼是由市规划设计院设计师丁晓明设计的。先建的目的是为尽快地解决区域与外界的通信联系。市委很重视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大楼建设共投资140万元。

开挖开发区内的第一个湖泊——天星湖。天星河与天星湖是两回事,天星河是自然的河流,当时作为与外界隔绝的界河,而天星湖是人工开挖的湖,是为了挖出开发区建设需要回填土量以及道路标高需要的土方。按设计图纸要求,所有建筑平均需高一米(开发区地势较低)。为此,根据规划开挖的人工湖面积为84亩(5万多平方米)。当时湖边还保留了两处约2000多平方米的暂不开挖区域。第一期开发区共需16万多立方米土方,供路基填土及厂房填土之用。

建外事招待所。在管委会的北边约150米处建成3幢别墅式房子,一幢为外宾活动室,有乒乓球室等,另外两幢为宿舍。为解决供热用气,专门建了一个两吨的锅炉房。安装时,管理人员都是骑自行车到市区购买电焊条。为快速地建好外事招待所,有时他们一天从市里到开发区要跑几个来回。

筹建临时水厂。这项工程由唐启忠同志负责,他指挥有方,很快就筹建起日供水6000吨的临时水厂(三口深井提供水源),确保了施工用水。

解决引进人才生活设施用房。为解决引进的外地优秀人才、大学毕业生的住宿问题,共建了4幢五层单身公寓楼,约1万平方米。当时为解决施工用电,到城里借用南通玻璃厂的发电机组发电。

成立第一个物资公司。1985年下半年成立了物资公司(汤国宝为经理)。公司建起简易仓库2000多平方米及部分办公管理用房。1986年公司又扩大了3000多平方米,将绿化苗圃收进。当时共进口5000吨钢材,国内进货备有许多水泥、木材。确保建设现场的需要。

开发区的初创,从五门闸那儿第一锹土开始,凝聚了这方土地人们的理想与希望。现在的开发区,到处是新型工业厂区、宽敞的星湖花园区、广场及热闹的星湖101一条街。现在开发区的发展情景将预示着它明天更加美好!

 

刘季平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王茂华

 

陈丕显同志曾在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中多次写到刘季平同志,对他抓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季平同志调到苏中行政公署任文教处长之后,他因势利导,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刘季平(1908~1987),原名刘焕宗,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今如东)双甸北乡袁家庄。1924年考入如皋师范学校。他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2月在如皋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因领导“学潮”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籍。1928年春,刘季平就学于南京晓庄师范。年底,该校建立中共党支部,他任首届党支部书记,该校又建立了“联村自卫团”,团长为陶行知校长,刘季平任副团长,领导师生边学习边训练,武装保卫学校和周围村庄。1929年1月,刘季平与两位同学一起去无锡河埒口小学任教,实践陶行知的办学方法。1930年初,刘季平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5月下旬,他奉命去金陵大学发动师生参加“五卅”全市“五罢”(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大行动。在一次集会上,因奋不顾身散发传单而当场被捕,经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审理判刑,被关押在苏州十字监,后因参加狱中地下“特支”活动被敌人察觉,当年冬被转到镇江麒麟巷侦缉队关押。后与家庭联系,其父刘逸东去镇江探监,在送给他的食物中巧藏钢锉。1931年除夕夜,刘季平利用看守防范松懈,与同监4名难友一起锉断了铁镣越狱潜往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下,负责筹建了“上海教育者联盟”,并担任党内负责人,不仅主管《教育新闻》,还兼管苏区教委工作。

1941年2月,刘季平被调到苏中抗日根据地,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长兼管行政学院工作。为了尽快地适应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他和教学人员商定,采用“从实践中培训干部”的教学方法,由学校教师带领学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所需业务。在他的努力下,迅速培养出一批地方干部。中共中央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中提出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使教育能为长期的战争服务,接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对战时国防教育政策作了具体阐述,大会又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刘季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苏中根据地教育的实际情况,努力加以贯彻。当时,虽然苏中的中小学数量比较多,但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思想的改革和改造任务比较艰巨。他针对苏中根据地刚刚建立,大批日伪军在该地区疯狂“扫荡”、“清乡”等实际情况,提出“教育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是彻底改造苏中根据地旧教育的三大根本思想,是苏中教育界每个人都应坚持笃行的三大基本纲领。针对当时的险恶局势,他从斗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成人教育第一,儿童教育第二”的方针。1941年7月,他和洪泽、夏征农、俞铭璜、陈同生等领导干部在如东马塘北乡许家楼创办了“暑期研究会”。当时,南通、如皋(今如东)、海门、启东4县3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参加学习。刘季平在会上作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报告,同时,他还主持召开了“苏中教师抗敌协会”成立大会。

1942年冬天起,苏中抗日根据地每年都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识字、明理”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教育制度。为了解决冬学教材,刘季平围绕教学方针,编写了一本名叫《万事通》的冬学教材。这本教材通俗易懂,内容丰富,从时事形势、任务、政策,讲到根据地各项工作,如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拥军优抚、缴纳公粮、民兵工作、妇女工作、科学卫生等。文字浅显生动,虽然每课只有短短几句,却能把一件事或一个问题的主要意思突出地反映出来,让人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万事通》课文,把政治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是农民上冬学的教材,也是部队战士上课的教材。《万事通》课文,不仅在课堂上讲,还作为标语、口号、墙头诗写在墙壁上,或当歌词唱,传播很广,真是人人欢迎,家喻户晓。”为了提高“冬学”教育质量,刘季平定期组织开会,交流经验。1944年,苏中教育会议对“冬学”总结出了4种形式:模范式、民校式、小组式、闪电式。《万事通》课文的编写,充分反映了刘季平的教育理念和工作精神。

苏中区有中等学校七八十所。刘季平通过对三分区一个月的调查发现,各校师生在敌后农村游击环境里,艰苦支撑,百折不回,这实在是令人振奋的一件事。他同时发现,中等教育界有一部分人消极地保持所谓“民族气节”,缺乏同仇敌忾的朝气。他认为:“这种消极的‘气节’,不是抗日所需要的民族气节。在千钧一发之际,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却飘然物外,冷眼旁观,那怎么能发扬我们民族的气节呢?气节,不等于只是不当汉奸。气,要有勇气、志气,要鼓起气和敌人斗下去,这才是完整的气节。否则,气之不足,何有节!”1943年冬天,苏中三分区召开了有24所中学的54名代表参加的中教会议。刘季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顿中等教育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报告。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抗日民主立场”和“学用一致精神”。他号召全体中学教师:“要在抗日民主的基本立场上团结起来。”他认为:“中等学校要从学非所用转变为学用一致,办学方针必须适应抗日斗争和民主建设的需要。学用一致就是教学做合一。”他从正面批评了“正统”观念和所谓“自由发展”的错误思想。会议决定,由刘季平负责,三分区文教科科长栾长明执笔,在《苏中报》上发表《改造我们的中等教育》的“专论”。1944年6月,由刘季平起草的关于《彻底改造苏中教育十大纲领(草案)》在《苏中报》上发表。这个草案提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是“着重于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对所有中小学和私塾都分别提出了改造任务。

1943年11月中旬,刘季平到苏中三分区视察文教工作,他在《答〈江潮报〉记者问》中阐述了苏中根据地的文教方针:“团结一切文教工作同人,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在抗日民主总目标下,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提高根据地人民政治文化水准,以适应团结抗战、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1944年春天,敌人又要大“清剿”,形势特别紧张。当时,泰兴不仅中等学校多,而且又比较集中,敌人来“清剿”就要受损失,需要转移一部分出去。而一分区又需要中学,请求泰兴给予支援。所以,根据地委、专署和苏中行署的共同决定,将泰兴乡师(包括南、北、西3个部分和高师部)及其他几个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合成“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简称“三联师”),共有400多名学生,一齐搬去。“三联师”到了一分区,成为一所干部学校,刘季平不但组织领导了建校的全过程,还兼任“三联师”总支书记。在教学工作的实践中,“三联师”成了苏中实行新学制的试点学校,还在苏中教育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

1944年7月,苏中教育会议在宝应县固晋乡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89人,历时50天。刘季平作《论抗日民主立场与学用一致精神》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所谓抗日民主立场,决不是一个招牌、一个商标,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特质,必须代表中华民族同时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必须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投降主义进行生死斗争,必须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不放松和少数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进行不倦斗争。必须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必须根据这一切需要办教育。没有这种特质,没有这种斗争性,或者这种特质与斗争性不完全,那就把握不住真正的抗日民主立场,就没有法子把根据地的教育办好。”他针对自由发展的几种具体论点,进行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说:“我们坚持教育为进步服务,坚持抗日民主立场,坚持学用一致精神,就是为了要突破旧中国、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所给予中国文化教育的束缚,求得中华民族、中国广大人民在文化教育上的自由发展”。他又说:“可是大会上出现的关于自由发展的几种论点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发展是不同的。他们没有想到,多少年来妨碍着中国文化教育之自由发展的,正是他们所要保留的这些东西。”

刘季平在开展苏中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同时,还注意结合教育工作开展统战工作。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刘季平同志是一位善于做联络统战工作的得力干部。1942年冬,爱国文化名人、‘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先生参观视察苏中根据地。华中局指示:要‘确保安全,热情款待’。这项重大而光荣的接待任务,苏中区党委交给了刘季平同志。”邹韬奋先生到达泰东后,刘季平就赶到东台县县长董希白处迎接,并与邹韬奋先生骑马到区党委。邹韬奋先生离开三仓河后,仍由刘季平陪同,继续参观考察。期间,刘季平陪同邹韬奋先生到南通县(现通州区)进行考察。先到三余一带参观访问。12月22日,在骑石区新沙乡(现十总镇汤坝村)黄连清大园上,苏中四地委与新四军一师师直机关干部联合召开大会,到会的地方干部、部队同志共有二三千人。粟裕司令员在作了形势报告之后,介绍邹韬奋先生同大家见面。会上,邹韬奋先生作了重要讲话。他用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他说:“到了根据地以后,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动。”他号召广大军民跟随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抗日救亡、解放中华的道路。邹韬奋先生热情洋溢、极富鼓动性的报告,不时被阵阵热烈掌声打断。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季平同志的陪同接待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与邹先生亲切交谈,边介绍情况,边听取意见和要求,并及时进行了汇报和转告。事后,刘季平同志告诉我,邹韬奋先生对苏中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民主政治赞叹不已,还郑重地提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刘季平历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山东省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70年过去了,苏中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刘季平同志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中作出的贡献。

 

纪念李荆烈士

 

李荆(李其达,1921~1946)是我的父亲。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家危亡时刻,投笔从戎,在石港俞家园参加革命。1946年11月,在山东台枣线反击战中光荣牺牲。

父亲读高中时,深受进步教师吴天石、李敬仪(其姐夫、姐姐)的影响,毕业时,已经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学生。

1937年7月7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8月13淞沪抗战打响。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父亲,作为一名爱国学生,他渴望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

1937年夏,父亲考进上海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党的工作力量较强。暨大学生陈伟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领导人之一。由于父亲思想进步,跟学生中的党员陈伟达走得较近,深受其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通地区的进步人士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那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们,意识到要打开南通抗日救国的局面,必须找到党组织。为找到党组织,中共党员顾民元来到上海,找到了负责学生运动的黄文荃(张英),请求党组织派人到江北。此时,上海的江苏省委也正在谋划开辟江北工作,决定成立中共江北特委。唐守愚、吴佐成、陈伟达、赵毓华、钟民、洪泽、周一峰等人被陆续派到南通。

1938年3月17,日寇侵占南通城,南通沦陷。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枪不发地逃之夭夭。南通地区的原国民党江苏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一个特务处主任跑到乡下,以抗日的名义组织起一支“特务总队”,招来决心抗日的进步知识分子,许多热心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参加。顾民元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所以主动去联系,在“特务总队”名义下创办了一所“抗敌学校”。“抗敌学校”以培养真正的抗日青年为目的,兼顾培养部队的指导员、宣传员及骨干,顾民元、钱素凡、马一行、吴天石和李俊民等都在校担任教师。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委成立。由于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父亲积极地为上海来的干部介绍引荐南通地区的抗日进步力量。他找到顾民元、李俊民、马一行以及钱素凡、吴天石等进步知识分子,向他们介绍上海来的同志,并利用这些关系,把陈伟达、吴佐成等人安排到“特务总队”工作。

当时伯父李其通在大生纱厂工作,父亲利用伯父的关系和陈伟达一起到大生纱厂与宋祖望、李其通、张慎修等十几名进步职员“交上朋友”(即建立工作关系),在港闸地区开展工作,为抗日武装组织的建立、迎接新四军东进做了大量工作。原江北特委的领导赵毓华和洪泽回忆:“李荆同志在南通地区组建江北特委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受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歧视,1938年10月下旬,“特务总队”与国民党南通县县长彭龙骧的“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简称“通指”)发生冲突,“特务总队”被缴械,“抗敌学校”也被迫停办。顾民元、钱素凡、马一行、吴天石和李俊民以及江北特委的一些同志也被遣散,被迫离开了“抗敌学校”。此后,原来在“特务总队”中的同志们又都集中到了驻扎在如东县马塘区的“抗战支队”,当时叶胥朝担任马塘区区长,而梁灵光正是“抗战支队”的骨干。父亲参加了南通抗战支队的创建,并任第二独立分队队长。

1939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为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和军事干部,扩大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派父亲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20世纪70年代,我在兰州见到张震将军,他回忆说:“当时教导总队的学习一期是5~6个月,你父亲毕业后留在教导总队当宣传干事,他年轻,人也漂亮,很受一些女兵的欢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当时,我父亲在一纵队工作,最后部队被打散,一纵队司令傅秋涛下令部队分散突围,父亲跟着副政委江渭清一起突围。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残酷!据江渭清回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时,我任新四军第1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发生极其激烈的战斗。在无法整体突围的情况下,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和我带领30多人,经过几天几夜的恶战,突出重围,经过郎(溪)广(德)地区到达溧阳,后到太滆(太湖、滆湖),渡过太湖到马山,穿越京(南京)沪铁路到江阴祝塘,受到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的热情接待。这一天,是公历3月5。”我父亲就是当时突围成功人员之一。20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母亲家中看到一份父亲在苏中抗大九分校填写的个人履历,他在皖南突围的证明人就是江渭清。

1942年春,父亲被派回家乡南通,到新四军一师的抗大九分校工作。1944年6月,抗大九分校改为苏中公学,父亲在苏中公学任队列科副科长,负责军事训练、警卫等工作。1945年3~8月,父亲担任苏中公学第三期一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调任山东野战军一纵二旅侦察科科长,牺牲前不久调任五团参谋长,1946年11月11牺牲于台枣线反击战泥沟战斗中。据父亲的战友戴克林《烽火征程——戴克林将军的战斗一生》书中记载:“1946年冬,组织上决定五团政委赵则三和克林一起去军政大学学习……五团参谋长李荆在台枣线反击战中光荣牺牲,他的爱人张权同志要求带着女儿跟她一起走,克林考虑再三,又与赵则三政委商量后,毅然决定带她同行。”

父亲是被敌机上的机关枪打中,在转送根据地的途中牺牲。

这是部队第一次和敌快速部队相遇的战斗,缺乏打坦克的经验和对付敌机轰炸的方法,所以伤亡很大,因无法全部消灭敌人,就于12日晨撤出战斗。但这场恶战,为1947年1月的鲁南大捷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1960年,我在上海见到正在养病的叶飞将军,谈到这场战斗,谈到我父亲的牺牲,他说:“这场仗,敌人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坦克进攻,打得很苦,团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据《新四军英烈志》记载共4人)

父亲的墓地原来在山东省苍山县车辋庄,现安葬在文峰山下的鲁南革命烈士陵园,在苍松翠柏中和他的战友一起守卫着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2013年,南通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他的英名。

 

对南通博物苑的一些回忆

张自强

 

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是作为通师学子们的实习“基地”。随着时代的变革,几代人的努力,南通博物苑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占南通后,濠南别业成为日军的司令部,博物苑是养马场,东馆堆放马夫用具,西馆贮藏马饲料,南边两座楼房用于食宿。日本兵从乡下抢来鸡、牛,就在苑内杀了烧烤,还抓人为他们挑水、清理垃圾,又将楼西的树木花草铲除,变成蹓马场。博物苑内外乌烟瘴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那班所谓“接收大员”一心忙于收刮钱财,哪有心思过问文化公共事业?濠南别业又变成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楼底层成为关押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的临时监狱。

时隔年余,张敬礼和王省、王象等人集资,在博物苑西侧(现图书馆大院)建造棉花打包厂,张远翔(我大伯)任厂账房先生。

1949年初,南通城解放,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筹备恢复南通博物馆工作。钱啸秋副市长兼任市文管会主任、博物馆馆长,管劲丞任副馆长并主持日常工作,还配备几位工作人员,拨给专款使用。同时,将原博物苑内的园林部分作为人民公园,主任为尤勉斋。

管劲丞带领同志们,一面修理房屋,一面派人外出搜集散失在外的文物,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文物,由专人负责登记造册。

尤勉斋雇用一些男女青壮工,清除园内杂草,清理池塘里的淤泥,移植树木等。聘请2名园艺师傅,将人们捐献的盆景,重新剪扎、培植、管理。在中馆周围种植时令花草,请来石匠将美人石处的假山照原样重新堆好。

20世纪50年代,南通市文化教育事业曾受到“暴风”的袭击。有公文:南通纺院与上海华东纺院合并;南通医学院与苏州医学院合并,南通农学院与扬州农学院合并。接着又令南通博物馆撤销,馆藏文物由苏州博物馆派员接收,陆续有车队、船队到南通,搬装仪器标本、图书、挂图、桌椅家俱并运送师生员工的家属。对南通博物馆的藏品,仔细考究,选精品、珍品,打包、装箱运走。

1955年底,我(时任郊区文化站站长,兼窑墩坝文化站站长)正在为农村春节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做准备工作,接到市人委文教科通知:“常务副市长王敏之找你。”我赶到市人委,王敏之说:“知道你工作很忙,现另有个任务交给你:把博物馆房子修好、内部整理好。所需经费已拨到人民公园,开支费用由人民公园的会计到这里办公室结算。”他交给我一大把博物馆钥匙,叫我到那里去看看,过了春节就动工,随即打电话和尤勉斋进行联系。

我到了公园办公室后,管劲丞从民政局赶来。尤勉斋对我说:“是我请他来的,一起出出主意,把事情办好。”我们先到放着动物标本的北馆。一开门,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因不通风又受潮,有些动物标本的毛已掉下。再到中馆,楼下废纸满地,楼上堆放着字画,因房顶漏雨,部分字画霉变受损。最后来到南馆,室内灰尘满地,窗门受损,玻璃破碎,展台展橱中乱堆放着矿石标本等物件,楼上楼下成了麻雀、蝙蝠的安乐窝!

1956年春节刚过,尤勉斋就将瓦木匠、油漆匠工头找来,向他们讲了修理这所房子的意义,同时还讲好采取包工包料,水泥、黄沙、石灰、纸脚由乙方负责供应。杉木、油漆、五金材料由甲方负责采购。此项工作限定一个月完成,双方签订了合同。我把行李搬到公园办公室隔壁住下,尤勉斋还派一名管理员协助监管施工。这些工人很朴实,干活很卖力,保质保量、快速地施工。其间,我去南大街找来著名的裱画匠邹师傅(俗名“老虎”),请他修补馆藏的破损字画,少数几幅字画进行重裱,整旧如旧。管劲丞多次过来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快完工时,他要尤勉斋多找几名栽花草的女工,将博物馆所有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一天,王敏之、曹从坡、张国樑、季茂之等领导到博物馆检查工作并座谈,对房屋修理、内部整理表示满意,并说了一些鼓励和表扬的话。数日后,王敏之又带江苏省文化局的两位同志走访博物馆,尤勉斋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原博物苑的历史情况。王敏之请来人转告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希望省里能批准恢复南通博物馆。

3月底,我去市人委王敏之办公室,退交博物馆的钥匙。他不但不收钥匙,反而又交给我一项新任务:去狼山筹建“五山历史文物展览馆”“五山自然科学馆”。他叫工作人员从隔壁房间搬出两只皮板箱交给我,说:“这些是博物馆遗留的金银财宝,请带到狼山去展览。这些东西没有登记,组织上相信你会保管好的。到山上找育枚和公安局派去的季翔同志,他们会安排的。抽空你还要到博物馆那里看看,找些人做做清洁工作。”

6月底,我又被组织上调到南通电影院工作,就将博物馆的钥匙交给了王敏之。

市委、市人委为了加强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将原文教科分为文化科、教育科,任命徐冬昌、季茂之为正副科长。同时,根据市领导的指示,筹建恢复南通博物馆。副市长王敏之出席江苏省人代会时,专为恢复南通博物馆找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恳谈,明确提出两点要求:一、请早日批准重建南通博物馆。二、苏州博物馆拿去的文物,应如数归还南通。后来,恢复南通博物馆的事终于获得批准,组织上任命尤勉斋、顾永璈为正副馆长,分配3名部队转业干部(沈学民、刘吉炎、姚锷)到博物馆工作,并逐步增加工作人员。

为了办好南通博物馆,博物馆组成的新工作班子同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从苏州拿回文物,一件不少;凡流散在外的物件也一一收回;将尚存的物件作全面登记。不久,南通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

副馆长顾永璈在主持博物馆日常工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邱丰先生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向社会人士征集到许多文物,文物登记名册有两本,并与徐治亚先生为青墩遗址的挖掘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还有徐志楠先生,为博物馆办展览,在美工、文字、版式设计及制作等方面尽心尽力。

经历了“文革”浩劫,南通市文化系统所属单位大伤元气,南通博物馆也不例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市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拨乱反正,落实了一系列政策。南通博物馆重新启动。组织上任命徐冬昌、黄然为正副馆长,对人员也进行了适当调整,文博工作有序地进行。不久,博物馆办公室从东馆搬进濠南别业。接着恢复了张謇先生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名称。

 

一盘轰动通城的棋

 

2014年5月4,在南通港闸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世界冠军徐天红与南通20名业余高手进行了一场象棋车轮战,成为南通棋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一段25年前的往事和一盘轰动通城的棋再次被人们记起。

1989年10月,在全国象棋个人赛上,默默无闻的泰州人徐天红,以微弱优势力压“棋坛总司令”胡荣华夺得冠军,成为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并晋升特级大师。此事成为推动江苏象棋事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

同年年底,“新科状元”徐天红率领江苏省队到访南通,寒冷的通城卷起了一股热浪。此次省队造访,名义上是在江苏省内巡回作表演赛,以推动省内各地象棋事业的发展;深层次上的原因是当时南通市体委干部季本涵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对徐天红有过指导,徐天红成名后为答谢师恩前来访问。同来的有言穆江、李国勋、廖二平等主力队员,以及刚刚获得全国女子冠军的黄薇和少年棋手陶晶。比赛在南通市健康路体育馆举行,主要赛项是省队队员与南通市象棋名手进行对抗赛。

当时的南通棋坛,最具有实力的有季本涵、宋锡林、姚建伟3人。季本涵是南通唯一一位象棋大师,常有世外散仙般的神来之笔,但早早封刀退役,成了全国著名的象棋理论家和裁判界的权威;宋锡林出身象棋世家,中局扭杀力独步南通棋坛,当时担任南通旅游职业中学副校长,繁杂的行政事务牵扯了不少精力;年富力强的姚建伟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南通象棋队头台的位置,出战江苏队的主帅徐天红。

姚建伟是大器晚成的勤奋型选手,当时是南通树脂厂的员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活让他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棋艺。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他经常邮购象棋资料,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20世纪80年代,信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为了得到全国比赛最新的棋谱,甚至还专门托人搜集。他对各种布局套路的精通程度,即便与专业棋手相比也毫不逊色。1984年、1987年,姚建伟分获全省第四名、第三名,被公认为南通象棋“第一高手”。

比赛开始。观战的棋迷人头攒动,将赛场围得水泄不通,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队主帅间的对话。这局棋姚建伟经过精心准备,凭借先行之利形成中炮进七兵边马的开局,徐天红同样以布局见长,马退窝心严阵以待,双方弓马娴熟,轻车熟路。姚建伟以精准的着法保持住了优势,牢牢压制住对手。步入中局以后,没有给对方反扑的机会,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此时,整个体育馆沸腾了,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在其他场次的较量中,毕竟还是省队技高一筹,取得了非胜即和的佳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座位上加一个小板凳才能够着棋盘的陶晶也取得了胜利。但扳倒对方主帅徐天红这面旗帜,足以让南通棋迷长久地欢欣鼓舞。

25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徐天红率领江苏队访问南通的盛况,已成为南通体育文化史上一段佳话。

 

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六大佐证(上)

李实秋

 

编者按:红学研究历来已久。2013年,如皋冒氏后人和杭州《生活周刊》记者撰写的关于红学研究新说:《红楼梦》作者即“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已在杭州和如皋报刊连续刊载。李实秋、康健两位同志运用历史文献和在如皋遗存的文物古迹,对该研究新说提供了佐证。本刊刊出其撰写的《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六大佐证》,供方家研究参考。

冒辟疆是贾宝玉的生活原型

笔者解放初从接管旧政权档案和图册中,发现一本《虞初新志》,上载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生活原型,是如皋才子冒辟疆!”其时迷信胡适的考证,未敢从冒辟疆亦即《红楼梦》作者思路上思考。一忽60余年,至今对《红楼梦》作者问题仍在争论,而且愈演愈烈!问题出在胡适考证出的那个曹雪芹,是否真有其人?众多红学家至今没有考出他的才学、经历、社会交际、爱情生活等等,完全是一张白纸。连年龄也说不清,一说活了四十一二岁,一说活了四十三四岁,一说活了四十五六岁,一有说他活到四十九岁!更有甚者,这么一个大文豪,居然除了一部《红楼梦》,其他片言只字都没有留下来!先读邑人冒廉泉先生发表在《新民晚报·新如皋》上的《冒辟疆著作〈红楼梦〉初探》,后又读到杭州《生活周刊》记者黄金秋的深度报道。他是闻讯赶到如皋《新民晚报·新如皋》报社,并亲自走访、参观如皋冒家巷和水绘园,回去写成1.5万字的大文章,冠题《石破天惊——〈红楼梦〉作者是冒辟疆?!》在杭州《生活周刊》上连载,断言“冒廉泉先生的考证有真凭实据,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依据,不足为证!”一个外地人,竟然如此尽心尽力,何况我们是如皋人!我和康健一直在如皋文史部门工作,长期接触有关冒辟疆文字档案和影像资料。其中有冒辟疆编纂的《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和他著作的一刻《影梅庵忆语》、二刻《影梅庵忆语》及《寒碧孤吟》等,有冒广生、冒舒湮、蔡迪、顾启等人编写的《冒辟疆年谱》《董小宛系年要录》《冒辟疆其人其事及其书法》《冒辟疆评传》《冒襄研究》等,还有不少从外地档案部门抄回来的抄件和影像资料。今特整理公之于世,共襄彰显如皋古老文化再攀顶峰创举,也还冒辟疆一个伟大而完整的人生!

《红楼梦》一号人物贾宝玉的生活原型既然是冒辟疆,那么作者也自然是冒辟疆。因为胡适和红学研究者都承认:“《红楼梦》是自传体文学巨著!”《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作者自云也说得很清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愧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白纸黑字,锵锵有声。而且冒辟疆的身世,一生际遇,特别所谓的“半生潦倒”,无一不是惊人的吻合。

冒氏是如皋特有的姓氏,源于元朝忽必烈第九子脱欢,宋元鼎革时敕封镇南王,王府设于扬州,世子老章被赐田于如皋东门,建有万花园别墅,大德五年(1301)袭镇南王位,其后裔在如皋城内集贤里建有府第。元明鼎革时,易汉姓“冒”氏,始祖冒致中,被张士诚掳去吴江(今苏州)封妥督丞相,未就,隐居如皋东陈镇,不入城市。至五世起始迁入聚居集贤里,更名冒家巷。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由选贡出任江西会昌县知县、丰县知县,后升任宁州知州。父亲冒起宗为崇祯元年(1628)进士,任吏部郎中,后以兵备使监左良玉大军湖南襄阳。冒辟疆从两岁起,就跟随祖父在外省任所读书,习诗文,游览山川名胜,过着官宦世家公子哥儿生活。但他祖父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加之他天资聪慧,写作起步很早,“两岁涉四方,十二称文章”,就是12岁就开始写文章。这年他祖父对阉党专权不满,告老还乡,他也随着回到如皋。14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董其昌为其作序,将他比作唐朝的少年才子王勃,此后至崇祯十七年(1644)他34岁。邑人、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离休干部蔡迪所著《冒辟疆评传》,将冒辟疆这20年定为是求功名、慕正义、斗志昂扬的前半生。

冒辟疆16岁时至扬州参加郡试,考中秀才。以后每隔3年就要去南京参加一次乡试,先后6次,一次不落,但举人一次未中,仅两中副榜。崇祯十七年(1644),史可法以人才荐他为监军,他辞谢不就,说:“吾即中状元,必请为守令,天下之乱,必得真守令始奏效也。”表明他不是嫌官小,实因他的志向是“必登两榜”,这是士大夫中讲究出身的一种偏见。但因他6次赴南京参加乡试,使他能广交诗文好友,交流思想,切磋文章,因而眼界大开,文思猛进。崇祯九年(1636),冒辟疆26岁,东南各地诸生,大会南京,争应乡试,他与金坛的张明弼(公亮)和冒兆龙(霖生)、盐官的陈梁(则梁)、漳浦的刘履丁(渔仲)5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他们都成了复社的成员。他们认为当时朝廷的腐败,是由阉党的余孽造成的,因此这班小青年向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发动了进攻。在长期的共同战斗和以文会友中,冒辟疆的文才义气名声大噪。在明末诸生中,他和宜兴的陈贞慧(定生)、桐城的方以智(密之)、商邱的侯方域(朝宗),合称“四公子”。崇祯十七年(1644)明清鼎革,冒辟疆的思想、志趣和情操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此以后,直到终老去世,他都坚持一个东西,就是名节。从当时情况看,明朝的士大夫以东林党为代表,确实是极重名节,复社同人当然也继承了这种道德观,冒辟疆在入清后,清朝廷开科取士,他是一次不应试,后两次征召又是坚辞不就。他隐居家园水绘园,倾资救助东林党亲属,常年设粥厂赈灾,并会天下名士,终至不支,晚年穷困潦倒,靠写作、卖字度日。

而这些都是胡适和众多红学研究家考证的那个曹雪芹所没有的。曹雪芹祖上是清朝廷的包衣(奴才),曾祖母是康熙的保姆,根本不是名门望族,他一出生家庭就已破产,在北京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只40多岁就去世了,还有什么所谓前半生、后半生?!还有冒辟疆“六次乡试,仅两中副榜”,不是他才学不够,而是他反对以八股文章取仕。书中贾宝玉则是读到八股文就头痛!冒辟疆自清兵南下从浙江盐官逃难回来,自云:“以我现在心情,恨不得即出家当和尚,因高堂(父母)还在。”因而他将自己的家园水绘园改名水绘庵,说今后来园“我是客,僧为主”。书中贾宝玉也是最后出家当了和尚。

“秦淮八艳”与《金陵十二钗》

谁都知道,《红楼梦》又叫《金陵十二钗》。这个《金陵十二钗》,实际上是由冒辟疆所熟知的“秦淮八艳”而来,而且是他著作《红楼梦》动机所在。

金陵是南京的原名,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便把首都设在金陵。他死后的第四年,燕王棣从侄儿手上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迁都北京,而将金陵改为南京。南京城内有一条河道叫秦淮河,传说是秦始皇开挖的,自溧水分注而来,曲折逶延,通过南京城,向长江出口。沿河都是一些货栈商行,到了城中夫子庙前,便成为歌伎结集之地,人们把这地方称为秦淮河房,每一家房子都伸出河中架成水榭,用板桥与陆地通联,门前栽着花竹,辟成花圃,每个院落都雕刻着米栏,门楼高大,黑漆大门,跟做官的官宦人家没有两样。每家都有一个出色的姑娘,像马家有马湘兰,李家有李香君、寇白门和陈圆圆,卞家有卞玉京,柳家有柳如是,顾家有顾横波,陈家有董小宛。号称“秦淮八艳”,亦称“金陵八艳”。其中董小宛,单名一个白字,号青莲(注意青、黛二字),是秦淮八艳中最出类拔萃的女子,自幼聪明,母亲陈氏除了自己教她认字,还请名师课读,当时在秦淮河既有擅长音乐的大师张魁官、张卯官,又有专擅长歌曲的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等名流,还有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等,都常到她家中既演又教。更有不少文人到院中宴会,吟诗唱和。在这浓郁的艺术气氛熏陶下,小宛在才艺的造诣上获得惊人的成就,到了十二三岁,不但是出脱得花容艳丽,且对刺绣、歌曲、烹调、品茶等方面,无一不精晓。在艺术上尤其酷爱研究金石、书画,并且有鉴别能力。因而名噪一时,在“金陵八艳”中尤为出色。

冒辟疆那时每次至南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或是参加复社聚会,亦常至秦淮河房宴会。他原来爱的是陈圆圆,已约好婚嫁,陈圆圆亦已至如皋相当于今天的“看人家”,后被一权势勾结地方官府强抢去了。这时就有人替董小宛和冒辟疆搭桥。一天,小宛在媚香楼的宴会上,听到杨龙友、侯朝宗等人谈到如皋冒辟疆,14岁就与董其昌、陈眉公吟诗唱和,20岁就和名士张公亮、陈则梁等结了盟,其人风采俊秀,潇洒风尘,很多女子倾慕他的才气和风采,愿意嫁给他。小宛听了心中暗想:将来有机会倒要见见此人。过了些时,杨淮斗、顾子方、陈定生、方密之等复社名士,在秦淮河上李大娘家宴会,谈起冒辟疆和陈则梁、张公亮等人在广陵(今扬州)的影园立坛坫,联络上下江的坛坫敦尚气节,并说冒辟疆近期将来南京应试。可是董小宛这一次并未能见到他,因冒辟疆回如皋为家事所耽搁,直到一个月后试期已近,才匆忙赶至南京,并又为国家大事走访陈定生等几位好友,询问阮胡子的近况。阮胡子指的是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他在崇祯元年(1628)被革去官职,名列“逆党案”,永不起用。他是安徽怀宁人,没脸回家,就在南京隐居下来,凭着他那副厚颜无耻善于经营的嘴脸和手段,用金钱贿赂地方官吏,不多时又得意忘形起来,并在南京假充斯文,筑了一座非常精致的私人花园,叫石巢园,在里面训练女乐,并亲自创作《春灯迷》《燕子笺》等剧目,大肆炫耀。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吴应琪起草《留都防乱公揭》,由东林党孙子顾杲领衔,侯朝宗、冒辟疆、陈定生、方密之等140多人具名公揭,这就是冒辟疆参与谋篇布局、由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中阮大铖被打的那回事。大家告诉他:“阮大铖被揭贴后收敛多了,不敢公开活动。”方密之却笑向冒辟疆说:“辟疆兄对方域兄的艳遇非常关心,可是我们这里有个天台,正等待刘阮的到来呢!”当即介绍了董小宛的情况,并于当日下午陪同冒辟疆去访董小宛。可是一次两次,都是香院深锁,经问邻居,才知小宛已随其母回苏州半塘了。后直至1639年秋闱乡试结束,冒由南京转去苏州半塘初访,两人一见倾心,并在冒的老师钱谦益的帮助下,才终成眷属……

明末“秦淮八艳”,个个配才子,侯朝宗与李香君,吴梅村与卞玉京,冒辟疆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等。这些故事还有个特点:正如《桃花扇》中所写李香君一样,都保持了民族气节,而这些才子除了冒辟疆,一个个都做了满清的官。这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的:“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注意:这段话语中用的“我”和“彼”,也就是说明作者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其实“作者自云”也是这意思。胡适和红学研究者考定的那个真有其人的“曹雪芹”,他是清康熙年间才出生的,他有这个亲身经历吗?!

而且还有证明:《红楼梦》中林黛玉就写的是董小宛,容后再禀。《红楼梦》书中还大量运用了江南才子与“秦淮八艳”的事迹与作品。“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借鉴的是柳如是与陈子龙及钱谦益之间的三角爱情婚姻故事。书名《红楼梦》三字,就出自陈子龙与柳如是在小红楼同居时记载爱情的《春日早起》诗。书中姐妹们在大观园所咏的一组“菊花诗”,是源于冒辟疆、董小宛与朋友杨龙友、郑超宗、梁湛至之间酬和的“菊花诗”。林黛玉的《题帕三绝》,则来自李香君的《诀别口占》《秋江风雨夕》和柳如是的《春江花月夜》《葬花词》《茉蓉诔》的内容。

桃叶渡更是秦淮河著名休闲场所,冒辟疆曾出巨资租赁部所院厅,大会东林遗孤和青年学子百人置酒高会,招歌征舞,三日方休。后又于桃叶渡水阁聚集30名社友和名姬为从苏州追来的董小宛洗尘,为冒、董相聚歌舞。冒辟疆在第五十一回中假借薛宝琴之口写下《桃叶渡怀古诗》:“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水绘园”与“大观园”

红学研究者已将大观园所有景点,都在北京何园何处考证出来了,令人佩服考证工作做得如此之细。可是他们却忘记了,《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自云的:“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甚至怕遭祸,连朝代都隐去了。你就还真能在北京找到大观园甚至荣国府、宁国府所在地吗?笔者之所以要在这里介绍如皋水绘园,就是要告诉大家:冒辟疆还是个了不起的“园林设计家”。1993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影视研究所吴新鲁教授,为邑人、南通大学教授顾启《冒襄评传》作序称:“冒襄字辟疆,江苏如皋人。他在晚明参加复社,论文议政,才气纵横,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齐名,有‘明末四公子’之称。到了清初,他不仅在文坛上影响很大,而且以拒不降清的气节名闻海内。他是诗人、散文家,又是书法家、戏剧活动家,还是园林设计家和文物鉴赏家。”他所设计构筑的冒氏家园——水绘园,被称之为“天下名园”。同是1993年,同济大学教授、古园林和建筑学家陈从周访如皋水绘园,赋诗《忆江南》:“如皋好,信步冒家桥,流水几弯萦客梦,楼台隔院似闻箫,往事溯前朝。”作者原注:“调寄忆江南,余欲游水绘园四十年,今果畅游,感成斯阙。”陈从周后被邀重修水绘园,著有《重修水绘园记》,称:“如皋水绘园,天下名园也,明冒辟疆所筑。董小宛故事,遍传人间,名园名姬,流为艳谈……近如皋市以保此名迹,嘱为擘画修复,迟迟未敢举笔,此园以水绘名,重在水字,园故依城,水竹弥漫,城围半园,雉堞俨然,于我国私园中别具一格。今复斯园,仍以水为主,城墙水竹,修复而扩大之,筑山一丘,山中出涧,泻入泉池,合中有分,楼台映水,虚虚实实,游者幻觉迷目,水绘意境,于是稍出。园成,为记此文,知如皋重历史之文物,振民族之正气,地方文化得兴,他时春秋佳日,携筇与如皋人同游名迹,以偿五十年前访园之夙愿(按:陈从周应邀来如皋重修水绘园事隔10年),实平生一大快事也。”

而原水绘园是何风貌呢?冒辟疆年侄、清翰林院检讨陈其年著有《水绘庵记》,沈复《浮生六记》附有《如皋冒襄水绘园图》。陈其年在《水绘庵记》中写道:水绘庵,即向之所谓镇野带垧、竹树玲珑、亭台棋置,水绘园是也。其主人辟疆氏,既以现遭值不偶,乃鲜脱圭组,将与黄冠缁侣游。约言曰:“我来是客,僧为主。”更园为庵,名自此始。水绘之义,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会其中,林峦葩卉,块扎掩映若绘画然。古水绘在治城北,今稍拓而南,延袤几十亩。西望峥嵘而兀立者曰“碧霞山”。由“碧霞山”东行七十步得小桥。桥趾有亭,以茅为之,渝亭而往……得水绘庵门,门额水绘庵三字,主人自书也……后依次列有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洗钵池、小浯溪、鹤屿、小三浯、月鱼基、悬霤峰、波烟玉、湘中阁、悬霤山房、涊浪坡、镜阁、碧落庐等景点。注意:其中没有匿峰庐,匿峰庐是冒辟疆70岁时水绘园已荒芜,平整一小块土地搭建的3间茅草屋,别看它不像样,他的诗友为其赋诗较多,所以陈从周教授重修水绘园时将其列进去了,实即冒辟疆在此(托名悼红轩)“披阅红楼梦十载”,为我们考证《红楼梦》作者留下了物证。

再后,至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盐运副使汪之珩,为缅怀冒辟疆水绘园,承水绘园构园风格,于洗钵池西畔构一画舫式水阁,取名水明楼。如皋知县何廷模为其题额,该建筑以水明楼为主,连接清代遗构雨香庵、隐玉斋、牡丹亭,形成以楼带院建筑特色。水明楼南北长42米,宽不超5米,由南而北,依此构有前轩、中轩、阁楼,以九曲三弯的回廊相衔,轩阁之间缀以蕉石竹树,显示出一种空灵之气。前轩置有董小宛琴台。登上楼阁,前有客座,后有暖阁,推开窗户,可见池水游船,使人顿有:“人在舟中,舟行水上”之感。如皋人习惯称其为“董小宛梳妆楼”。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如皋水绘园为全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和陈从周主持修复的原水绘园12景,合称“天下名园水绘园景区”,成为如皋市对外开放的主要景区之一。

要说大观园留下如皋水绘园影子,倒还有几处:一、同是官宦、书香世家私家花园,规模巨大。二、同是文人诗词唱和之处,仅是对象不同。冒辟疆在水绘园是大会大江南北诗友,还定期举行“水绘园修禊”。大观园则是一群女子包括贾宝玉等人,经常举行诗会之处。三、湘中阁与潇湘馆。如皋水绘园“湘中阁”是冒辟疆和董小宛棲隐之处。《红楼梦》“潇湘馆”是林黛玉在大观园居住之处,其意均取自宋郭沔所作琴曲《潇湘水云》。当时元兵入浙,郭沔迁居衡山附近潇湘二水合流处,常泛舟江上,欲望九疑山头,而为云所蔽,因作此曲,以抒发其故国之痛与身世之感。清兵南下时,冒辟疆历经“扬州屠城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大辟”“嘉兴剃发”等惨案,对满清贵族屠杀、掠夺、侮辱汉族的政策深恶痛绝,同样抒发其故国之痛与身世之感。还有冒辟疆当年写的《湘中阁同王阮亭先生望雨歌》:“我昔游潇湘,最爱潇湘雨。潇湘一别三十年,暮烟欲见青难补……”(见丁富生著《历代文人咏如皋》)。

 

日军在南通地区犯下的严重罪行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7~1945年,南通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济社会发展也遭到严重破坏。

1937年7月7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7,南通城即遭到日军飞机空袭。1938年3月17,日军饭冢旅团5000多人,从南通城郊的姚港附近登陆,占领南通城。19日,日军侵占如皋城,并分兵相继占领其他重要城镇。从此,南通人民遭受日军铁蹄蹂躏。为了强化对南通地区的占领,日本侵略军先是时常进行“扫荡”,而从1943年3月开始,更是对南通地区实施了残酷的“清乡”,给南通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们每到一处,就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民兵,捕捉壮丁,强拉民夫,奸淫妇女,掠夺财物。为了割断“清乡”区内外的联系,日军修筑了绵延300多里的竹篱笆封锁线,给群众带来巨大灾难。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更严重的是,群众通过封锁线时,经常受到侮辱、敲诈,许多人惨遭枪杀。在南通人民的英勇抗击下,1945年9月,侵占南通的日军终于缴械投降。

日军侵占南通,罪行累累。

基督医院遭到日机轰炸。南通城内的基督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来华美国基督教徒在20世纪20年代办的一所医院。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四天,1937年8月17日9时许,日军的4架飞机从东南方向飞临南通城。日机在基督医院上空盘旋,投下3颗炸弹,一颗落在医院食堂,一颗落在医院后门马路上,还有一颗燃烧弹投向病房大楼,从四层一直炸到二层楼的手术室。顿时病房大楼、药房、储藏室烟火滚滚,弹片、瓦片乱飞,厨房、营养部的房屋倒塌,电杆折断。病员、医护人员死的死、伤的伤。林克贞医师和工友陈五为了将受伤的瓦工送往外科病房,结果双双被炸死。正给病员送便盆的常竹生亦被炸死。这次被日机炸死19人。

新港镇被烧成废墟。新港镇位于狼山东侧,地处江边要口,商店鳞次栉比,镇虽不大,但市面繁华。1938年3月17日,日军有一小队日军窜到城郊新港镇肆虐,3月25~30日,日军在新港镇劫掠,三四百户人家的新港镇被烧成废墟,数十人被摧残、杀害,连广教寺的和尚也未能幸免。

疯狂烧杀汇龙镇。1938年3月27日,日军30多人由海门茅镇、三厂首次窜犯启东。4月5日,日军数十人第二次进犯汇龙镇,当夜受地方抗日武装袭击。次日清晨50多名日军分头奔向汇龙镇主要街道(今彩臣街、团结街)疯狂烧杀,点燃柴堆,向房屋发射硫磺弹,汇龙镇顿时四处着火。日军把守主要街口,不许救火。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700多间瓦房化为灰烬(占全部房屋的2/3以上),薛士元老人等行人被当场打死,30多人尸卧街头、河中,2000多人无家可归。

十里坊南北一线房屋被烧为灰烬,16个婴儿活活烧死。1938年5月4日上午,十几名日军窜到唐闸河东渔稚港河北的育婴堂,使用燃烧弹,从育婴堂烧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大河两岸十几里,顿时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数千间房屋,不到一天即化为灰烬。育婴堂里16个婴儿当场被活活烧死。两个患病的姑娘因不能起床,被烧塌的屋梁压死。一些想救火的百姓也被日军开枪打死。由于日军的大烧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被搞得无家可归。

川猫儿河滩难民遭机枪扫射,108人全部遇难。1938年5月8日,一支日军烧杀队扑向南通县任家园和张家园,当地百姓见势不妙,争相躲逃,老弱妇孺和拖儿带女的来不及远走,只好躲在川猫儿河边的芦苇丛中。日军发现有人,就用机枪、步枪由南到北疯狂扫射。面对倒下的尸堆,日军恐有人存活,又用刺刀沿着尸体逐一戳过去,鲜血染红了河滩,染红了川猫儿河水。躲在河滩芦苇丛中的难民共110人,除了两个受伤的后来从死人堆中逃生外,其余108人全部遇难。其中张金寿一家8口均遭残杀,李素姑娘抱着婴儿正在喂奶,母子俩被日军子弹射中,一齐倒在血泊之中。

大石家庄107人遭残杀。1938年9月27日,日军到大石家庄进行烧杀,将河两岸的农民住屋烧去100多间,将抓去的农民89人当场用刺刀戳死,用狼狗咬死。又抓去30多人,抬死伤的日寇至石庄警备队;日军回到据点后,又屠杀我抬送的群众18人。共107人遇难。

日机轰炸石港镇。1939年6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石港镇,投下12颗炸弹,炸死居民21人,炸毁民房13间。

日机轰炸三余。1939年8月7日上午9时许,日军两架轰炸机在三余上空投弹12枚,先后有7枚炸弹分别在泰济公花粮行、姚恒鼎店对面、三厂收花处以及电灯厂北面等地方爆炸,炸毁房屋几十间,死伤百姓50多人。

日机轰炸泰东县李堡。1941年7月21日,泰东县在李堡包场大圣庙前广场召开几个区的农民大会,成立县区农抗会,日军侦察机来扫射,冲散会场。第二天凌晨,全镇妇孺大部分四乡疏散。上午10时左右,9架日机飞临李堡上空,进行俯冲射击,轮番轰炸,投下炸弹50多枚,开炸35响,从平桥到东街头一片火海,池旺头向北所有房屋100多间被烧毁,炸死炸伤群众100多人,炸沉、炸毁运送公粮船只及藕船、黄豆船、豆饼船等近30艘。下午,9架飞机又去李堡东北边的六排公司轰炸,炸死不少居民。家家新坟,遍地瓦砾,往日繁盛的街市一片凄惨。

侵占吕四镇,拆民房、烧杀渔船渔民。1942年5月,日军山本部队及伪军34师1200人,侵占吕四镇及乡下各地。拆了500多间民房修筑炮楼,日兵舰在海上烧渔船20多艘,烧死渔民100余人。

日机空投10弹再炸石港镇。1942年8月14日下午1时许,日军飞机在石港镇上空自北向南,一路投下10颗炸弹,一弹落陈志摩家,陈被炸得骨肉纷飞,身首异处,头落在源福酒店内;一弹落丁松家,丁松夫妇、儿媳(有孕)均被炸死。这次轰炸,民众死亡15人。

制造惨绝人寰的十总大屠杀。1943年7月24日,日军山本大队长带了近百名日本兵,从石港据点出发,奔袭南通县十总镇,路上见人就抓,抓到人随即关到日军驻地。26日凌晨,日本兵去东乡、西乡农村,搜查捉人,遇有反抗的,随即枪杀,或是严刑拷打。当夜,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山本满脸杀气,强迫几个尚可动弹的被捕群众,在田间挖了一个大坑,日本兵把被捕的十总老百姓,一个个捆绑得紧紧的,连推带拉弄到坑边。山本命令手下的日本兵轮流上来,把我同胞当作靶子来练刺杀。有的被戳得当场死去,大多数被戳得半死不活,被推下坑去。日本兵填上泥土,将人活埋。在这个坑里一共活埋了53个人。山本又命令士兵残忍地将坑上的土踩实,再浇开水。

日军侵华期间,劫掠是他们实现所谓“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和手段之一,也是日军罪行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作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南通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灾区。

鸦片烟馆遍设南通城街头巷尾。1938年秋,在日军侵占的南通城,烟毒泛滥,街头巷尾,到处是烟馆。日寇的这一招既可敛财,又可毒化中国人,可谓一箭双雕。更为可恨的是日寇通过汉奸成立了“戒烟局”(在寺街梁宅),这实际上是一个承办征收鸦片税的机构,兼发“土膏店”、“售吸所”的执照,使贩卖毒品合法化。当时向“戒烟局”领取执照的共31家,“安乐宫”、“新新”、“爵禄”是较大的鸦片烟馆。但实际上不止此数,有的不用领取执照,就在日本浪人、汉奸包庇下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所谓“宏济善堂”也是日寇勾结汉奸开办的,它本身就是个土膏行,零批烟土给“土膏店”和“售吸所”。“宏济善堂”还直接在南街、西街开了两爿“土膏店”,挂牌“隆顺”、“隆大”。不久,奸商、烟贩纷纷在城内开设土膏店,至1940年,城厢已有十几家,十字街附近就有好几家。

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变成了养马场。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南通城以后,把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亭榭池馆毁损得残破不堪,野蛮地将馆内冬青短篱、美花异木砍去,搭建了马厩,成了饲养军马的地方,又在空地任意搭起厕所。人们一进博物苑的大门,便闻到一股令人欲呕的臭气。日军把南馆、中馆、北馆的窗户全部弄坏,里面的历史文物散失得所剩无几。收藏古今珍物最富的南馆里,一尊大铁佛倒仰在地,一片支离破碎;南馆四周许多石刻的文物,只剩少数石马,其余都不见踪迹。

吕四镇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1938年4月18日,日军侵占吕四镇后,大肆抢劫,抢走吕四大户人家的古玩字画。在黄宝斋裱画店,连老百姓为其祖先裱的遗像,也当作古董被洗劫一空。德昌祥布店的钱柜被砸开,现金抢个精光。震泰茶食店里的现金也被抢走,茶食吃光。镇上每家都遭抢劫。

1942年9月8,日伪军四五十人去吕四乡下“扫荡”了两个多小时,把家家户户的箱子砸开抢光,将财物装满几辆小车,推进日伪据点。日伪军的三八枪刺刀上挑满了鸡鸭,有的还牵着牛羊。1943年3、4月间,有一艘吕四渔船在长江口碰到日本汽艇,日本兵就将渔船上的鱼全部抢上汽艇。

大生各厂挂上“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的牌子。大生公司是全国著名的实业集团,1939年3月,日军强行占领了大生各厂,实行“军事管制”,改名为“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大生一厂称“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江北第二厂”,大生副厂称“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江北第一厂”,大生三厂称“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江北第三厂”。日本兵侵占工厂后,在工厂的四周筑起高高围墙,墙头上布满铁丝电网,四边要口筑起碉堡,放工桥口站着持枪的日军岗哨,日夜戒备森严,对工人进行法西斯统治。工厂复工后,日军强迫每个工人在胸前挂上一块写有工号、姓名的牌子,拍成照片,以便把工人紧紧地捏在他们的魔掌之中。起初,大生一厂只有740人上班,为原有职工的10%,后时有增减,最多时也只有1200人。1940年后,工厂用破布、旧棉絮、烂麻袋为纺纱原料,造成50%的梳棉机损毁,70%以上的零部件损失,能正常运转的机台不足20%。1939年3月~1943年7月,日军军管期间,大生全部流动资产概被劫夺,约值当时“法币”300余万元,折合棉纱约5000箱。另据统计,在日军经营期间,大生一厂日均产纱4.7件,三厂日均产纱7~8件。1943年日军将纱厂“发还”后统计,日军强占前资产总额为736.45万元(法币),“发还”后按原价计算为329.38万元,净损失407万元,占资产总额的55.4%。

9个月在东南地区(海门、启东一带)勒索伪捐多达2.5亿元。1943年,日伪军在“清乡”中每占领一个地区就立即丈量田亩,征收田赋。除征当年的田赋外,还要补征1941年、1942年的田赋。同时,还采用提高赋率、“田赋征实”等办法横征暴敛。其他伪捐、伪税,名目繁多,达5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4~12月,日伪军在东南地区勒索伪捐多达2.5亿元,抢劫粮食3617石,家禽家畜60多万只(头)。海东区一个小商店老板因无力缴纳“营业税”,竟被日伪丢进粪池。启西、启东、吕四3个区,有27人被加上所谓抗捐的罪名,惨遭杀害。

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了解历史、正视历史、牢记历史。只有尊重和正视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昔日紫琅吟社发源地

卢君佳

 

20世纪20年代左右曾经辉煌一时的南通,至四五十年代又逐渐再现昔日光彩,文人迭起,明星璀璨,其中有梅、兰、竹、菊四君子雅誉的菊、竹两君子,住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惠民坊西巷深处的一座清代古宅内,他们是伯父卢菊庵、家父卢心竹。另两位君子为张梅庵和史友兰。

巷内这座古宅已有200多年历史,规模宏大,是嘉庆年间曾任台湾兵备道的南通人徐宗干和胞弟徐宗勉(曾任知县)所建,后来为卢氏父辈从镇江迁到南通时所购。卢氏兄弟居古宅前院一、二进,方位最佳,后经卢心竹悉心经营,更是锦上添花,成为南通灿烂一景。

古宅大门赭红色,两边青砖雕刻的花鸟纹饰依然清晰可见。门旁墙上有市政府设立的南通市历史建筑,清代卢氏住宅公字牌。牌文中有“南通著名诗人、画家卢心竹曾于此创建‘紫琅吟社’”字句。

推门而入,东首是主人往日的小书房,在刻有雕花窗棂的美丽门窗旁,几支修竹仍在,月光下或夕阳余辉,竹影婆娑,是浓浓的红楼潇湘意境;向西是庭院,中有园墙相隔,拱形园门和园墙上的书卷式的花窗,象征着翰墨传家。经园门进内,约近100平方米的雅致庭院,卵石铺地,围墙竦峙,常绿灌木与各式盆景参差交错;庭前湖石旖旎,青藤牵架,幽花处处;庭周筑土成景,高低曲折,相映成趣;而名贵乔木穿插点缀其间,其修长的身姿加上如茵芳草的衬托把园景装饰得仪态万千。难能可贵的是移步换景、四时花卉的精心布设,致庭院春秋冬夏盛花如锦,馨香不断。

煦润的春秋自不必言,就是万物萧疏的严冬,几株天竺倚南墙居中而立,纤秀、挺拔、洒脱的风姿为阴冷的寒冬平添几分活力。尤其是雪霁后的晴天,一片银装素裹世界,唯有天竺绿叶丛中光亮的累累红果,格外醒目,使庭院充满生机。而院东南的腊梅,靠西墙的梅花,她们遥相呼应,竞相绽放,非但花香袭人,花色优美,其倚墙而栽,花影和树影落于墙上犹似一幅美妙的水墨画,更可贵的是她们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因而即使在严酷的寒冬季也风情万种,分外妖娆。

炎热夏日,庭园绿荫蓊郁,红薇、石榴、凤仙、金萱、锦葵、蔷薇等各式树花,参差掩映,竞相吐艳。其中,红薇单株尤为灿然夺目,忆少年时它已株高竟檐,乃家父幼年时所植。后来每逢炎夏,簇簇红花布满枝头,映得半边天空一片红,加上引来的铁蜂在花丛中飞舞嗡嗡作响,配上竹篾虫笼中纺织娘的喳喳叫声,交织成特有的乐曲,至今想起,仍然心动情生。庭院中还有一种“在叶听声”的芭蕉,它叶大肥绿,雨中传音。夏日雨丝沥沥,我们倚槛观绿,看肥蕉瘦石,听雨滴蕉叶,诗意天然。夕阳西下,暑气渐退,微风习习,园中晚餐,月下乘凉,是我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夜未深,不久宾朋诗友陆续前来,在这小天地里大家随意而坐,偶尔轻声交谈一两句,让烦恼远去,静享这无比安宁、怡悦的夏夜美景,数十年暑天如是,此情此景从未变。

庭院正北是主人的红薇词馆。馆前东南,半人高的古铜色镂空花饰木制勾栏,形成隔断和走廊,由此向北向东,“曲径通幽屋藏娇”,进入内室;馆前西南,依旧勾栏分隔,但是紧靠栏杆和壁墙是红木高几,上面放置名贵盆花,清新古朴高雅,李白诗句“春风拂槛露华浓”油然而出,别有一种意蕴。绕过曲栏向东,是一个玲珑六角门,上书“竹院清风”,过门而入,豁然开朗,靠南花墙是方竹、斑竹、紫竹以及色泽艳丽的金镶玉竹等观赏品种,一片幽篁摇曳,竿色古美,竹叶秀丽。转出丛篁,深处隐现一小门,门额上是“竹趣”二字,字迹娟雅,系家乡书法家王梦楼所书。这是家父的小书屋,他的许多可以流芳后世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里伏案写就的。屋壁悬着字画。书屋内竹凳、竹椅、竹书架、竹根花几等皆取之于竹的竹品,与窗外竹影萧疏的幽景极其和谐吻合,与主人的清秀淡雅风骨咸宜称配。

词馆大厅约八九十平方米,两边原有花式镂空屏门隔断。西厢房曾经书声琅琅,是学生们寒暑假补习国文的地方;东厢房,长形方桌、文房四宝、书匣画筒,是家父的画室;词馆中堂,正南悬挂着明代沈周、文征明,清代吴昌硕、郑板桥,当代张大千、齐白石、陈师曾等名人字画,四时轮换;两壁大多是主人自己和南通文友们的即兴作品。家父在这里会客聚谈,和画友们笔墨丹青,和文友们赋诗论艺,是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南通书画社酝筹之地和往来聚会场所,是曾经名闻遐迩的紫琅吟社发源地和社址。

馆中藏古书典籍千余册,来人可随意查阅,曾被戏誉为图书馆的内借处。记得家父为防止来人攀折庭院鲜花,曾牌示“谢绝笼香”,而这馆中藏书虽可任意翻阅,为防流失也明示“概不外借”。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家中餐室不大,只能容纳全家人围桌而坐。然而家父也求典雅,室内南窗两边挂有一幅对联,为避免油烟侵蚀把它镶嵌在镜框里,乃清乾隆书画家黄易所书,字体圆润浑厚,同餐室氛围极合。我最爱其“砚以静方寿,诗乃心之声”的联语,想家父嗜诗如命,心迷诗书一生;家母戴静秋悬壶济世,93高龄去世;该对联恰嵌父母名又传父母神。可惜和其他书画命运一样,后辈不知珍爱,如今都不知去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父退休。他不甘寂寞,与任哲维、钱树森等在这里发起成立紫琅吟社,创办了《紫琅吟草》。一时诗友盈门,来客更多,团结了南通许许多多诗家,培养了不少中青年诗人,与我国岳麓、沧浪等诗社以及词家耆宿文怀沙、夏承焘等也诗词书信来往不断,名声更大。

“文革”十年,红薇馆是当年“臭老九”最喜光顾的地方。1973年范曾与顾乐夫同来家中为父写照,也曾叹息这里的隔世氛围,题诗“红薇翠竹总东风,卢老谈经气势虹”抒发感慨。然而在那火热的阶级斗争日子里,词馆能成为当年的避风港而逃过一劫,也许是家父为人随和、不求闻达的处世风格给他带来的侥幸。

往事迷离。如今卢氏故居,人去楼空,屋宇破败,庭院荒芜。推开门扉,只有乌鸦惊惶飞出带来的一点生气,曾经的芬芳早被历史湮没。忆21世纪初,当年故人曾经向市规划局提出把它列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第一诗词组织纪念地或卢心竹纪念馆的建议,得到局长吴旭答复,并被负责编制规划的李昕博士认同,相信卢氏故居作为南通灿烂一景、曾经的紫琅吟社定会再现昔日光彩。

 

设县分治立启东

 

清宣统二年(1910),今启东南部各沙洲之间涨接成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面积650平方公里,人口30多万,市镇40多个。这些沙洲隶属崇明管辖,史称崇明外沙(崇明岛则称为内沙),也称北沙。

外沙与崇明内沙之间有数十里宽的长江相隔,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纳粮交赋,都需凭借舟楫跨江过海。崇明内沙地主豪绅把持政权,巧取豪夺,使外沙民众负担甚重且权益很少,教育、水利、交通、救济、治安等各项公共民生事业都远远落后于内沙。

长江从发源地到入海口,绵延万里,从没有跨江管辖的先例,独有崇明县跨江管辖外沙地区。从面积、人口上看,当时外沙已超过江南早已设县的太仓、嘉定、川沙、宝山,且外沙经济规模也超过崇明内沙,特别是棉花种植闻名遐迩,分治条件基本具备。外沙民众要求分治可谓合情合理。

外沙人士施宗道是率先表达民意,喊出设县分治的第一人。施宗道,字滋培,为文简练清丽,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与同乡陈病尧并称外沙文豪,处事有毅力,有识见。

1909年10月12,施宗道就和祝应乾等邀集各界代表集合在新港镇,商议崇启分治事宜,并决定赴省请愿。1910年11月,施宗道致函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请张“建议于朝,或直与江苏巡抚商办”。当时,张謇已在久隆之南开设大生二厂,因此支持外沙分治。

江苏抚院程德全同意分县,于1911年派员到崇议处分县问题,遭到崇明豪绅群起反对,认为“外沙人民佃农多而业户少,儒生工商,亦不见多,骤议分县,恐佐理无人,难以独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生,外沙人民深受鼓舞,趁势继续要求分治设县。11月,推举施宗道、祝应乾等7人为代表,到苏州请愿。

1912年3月1,外沙各界开会协议,筹资12000元,作为设县分治的活动经费。从4月起,外沙代表连连上书省议会、中央临时政府,详细阐述分治的必要。崇明豪绅竟然扣以“反动”罪名:“方今共和甫建,国基未固,群党腾讧……何肺腑耶?”外沙人民针锋相对:这是“仍用专制手段”,“忘却共和时代”。

1913年1~3月,江苏省议会召开,外沙代表3次到南京奔走呼号。经多次讨论,5月,省议会决议,外沙分治。不久时局剧变,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外沙代表就上书袁大总统和南京官员,分别从形势、历史、风俗、财政、民事、刑事、盐务、善举、纳税、教育、武备、近例12个方面,提出请愿分治。尽管这些理由言之凿凿,但由于反动势力猖獗,分治依然受阻。1914年2月,反动当局还竟然将施宗道定为“忤逆”,通令密缉。施闻讯藏匿半年多,其家被查抄。1915年8月,施宗道进京,直接陈诉分治理由,北京警察厅认为施是乱党分子,下令捉拿。施宗道获讯,星夜南逃。后来,外沙代表又上书继任总统黎元洪,逐条陈诉时政8条,要求分县。崇明豪绅王清穆等26人与江苏省巡按使一起拼凑不能分县的“理由”,并上报内务部。9月,施宗道等起草《外沙三十万人民痛苦文》,慷慨陈词分治之迫切和理由之充分,分送中央、省、县各级机关,并在报章上发表。此后3个月,又4次奔赴南京请愿,赢得社会舆论支持。9月3,《新闻报》发表评论指出:“事出地方请愿,官厅只须顺水推船,委任得人,又何难迎刃而解?”外沙要求分治,得到社会舆论支持。

1916年底,崇明县公署下令解散外沙请愿分治团,激起外沙人民极大愤怒,纷纷停课、罢市、辍耕。崇明县知事倪文德率领数十名警察赶到外沙,企图用警力威逼外沙放弃分治要求,结果狼狈而归。

1917年2月,崇明县知事倪文德借口外沙代表拒绝出席会议,下令逮捕祝应乾、施宗道、倪华清3人。3人逃走,祝的幼子被捕。接着崇明县公署又两次以“毁损名誉罪”传讯施宗道,企图以此阻止外沙分治。施拒不出庭,向沪海道、省议会弹劾倪“溺职殃民”,挫败崇明豪绅的阴谋。

1919年1月,外沙以20大分治理由通电全国,详细陈述设县分治之必须。在外沙要求分治的强大压力下,10月,江苏省政府认为崇明与外沙中隔长江,确实存在管辖不便,于是在上海道署开会,内、外沙各派10名代表出席,双方唇枪舌剑,结果暂缓设县,可“先设行政委员、承审员”,解决治理不便。外沙人民取得了设县分治的初步成果。

1920年11月,外沙行政公署在汇龙镇镇洋市正式设立。其实,这只是崇明县公署的派出机构,外沙地方行政和民刑诉讼事件,仍为崇明县公署处理,陈时泌等几任行政委员大多数秉承崇明县公署旨意办事,外沙行政公署形同虚设。但它毕竟为8年后的正式分治创造了条件。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外沙人民信心倍增,重新推举施宗道、龚景苏、曹炳星3人为分治代表,继续呼号奔走。外沙人民的设县分治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7年3月、4月,国民革命军进军长江流域,分别攻克南京、上海,外沙人民群情激昂,借大革命潮流,争地区权益。国民党外沙市党部由地下转向公开活动,发动群众,在南惠阳镇召开赶走外沙行政委员陈时泌大会。会后,千百人在汇龙镇举行游行示威,高呼:“设县分治!”“陈时泌交出印信,离任出境!”陈时泌见大势不妙,只得交出印信,仓皇离境。3月31,国民党外沙市党部在汇龙镇召开全体市民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另设县治。4月1,国民党外沙市党部宣布外沙脱离崇明,实行分治,县名定为“江海县”;组织政治委员会接受政权,孙佩元任主任,张士明任民政长。没过几天,军阀孙传芳败逃,孙的残部李宝章率兵压境,派人接管外沙。孙佩元等逃避外乡,“江海县”夭折。不久,孙传芳残部仓皇窜逃,外沙各方要求设县达到高潮。外沙在沪人士施方白、顾南群、张飞熊等组织“外沙请愿分治委员会”,与国民党外沙市党部以及施宗道等分治代表,协同运筹策划,交错轮番请愿。

1927年10月下旬,同盟会老会员袁希洛到外沙接任行政委员。他审时度势,体察民情,深感外沙分治之必要,于是亲自起草4000多字呈文,提出治标治本之策,专赴省府面呈,请求迅速设县分治,县名可定为“外沙”、或“北新”(取意江北新设的县治)或“汇龙”。文电纷驰,舟车不息。国民党省政府于12月先后派视察员张世杓等到外沙实地调查,均据实呈报外沙设县之必要。

1928年1月27,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召开第28次会议,由民政厅厅长茅祖权提出崇明外沙是否设县一案。会议议定:“应即设县分治”,并“以地居江北大陆之极东,东海之滨,接涨无已”,县名定为“启东”。崇明豪绅陆家鼒得知消息,立即赶到会场,大吵大闹,反对设县。民政厅长茅祖权毫不容情:“你是军阀时代的官僚、崇明大地主,没有发言权!”将陆赶出会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于2月10召集国府委员会会议,决议“准予备案”。历时18载的启东分治案终于尘埃落定。

192831,启东正式建县。启东设县时,全县居民33万,行政区域仅为原崇明外沙部分,乡名继续沿用外沙时代旧称,分别为友助、和济、连丰、强民、广益、进德、昌明、德风、乐同、辅安等10个乡。今启东北部、中部分别为当时南通县和海门县管辖。

 

张謇与东奥山庄

羌松延

 

一个世纪前,张謇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着力打造南通城市形象,依靠南通人自己的力量。规划建设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景点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奥山庄即是其中之一。

选址设计督建

张謇兴办实业,成就斐然,全国仰名。其时官场要员、社会名流、实业界大亨莅临南通,张必然要热情款待,加之张謇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也需要安静。为此,他陆续兴建了濠南别业、东奥山庄、林溪精舍、西山村庐等别墅。因为年纪渐老,张謇回常乐家庙祭祖多有不便,将支庙设在山庄内也是建造东奥山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奥山庄由张謇亲自选址、设计并督建。据《柳西草堂日记》载,民国5年(1916)张謇邀请瑞州(今江西高安)堪舆家金子丹等“视(气象)台下地”。随后买地160亩,经过对溪、河、堤、田地的整治,山庄的实际面积为177亩4分3厘,因此,在他于五山地区建造的三座别墅,东奥山庄的规模最大。

1917年农历三月二十,张謇亲“拟东奥山庄建筑草图”。山庄原名拟为“军山东麓草堂”,因山庄位于军山东麓,且所处地址旧名曰“奥子圩”,故“后改东奥山庄”。

直到己未年(1919)正月二十五,东奥山庄才开始施工。工程实施期间,年近七旬的张謇常亲自前往视察,甚至多次冒雨“军山视工”,一次往返路上还“车中作倚锦楼(山庄内主体建筑之一——作者注)铭”,曰“锦何许,峦重重,云光日彰丽柏松,吾楼倚之空非空。峦吾恶乎知其始,楼吾恶乎知其终”。铭文中隐含着他对国运、家运的忧思。

张謇反对“奢”,认为办实业的人“俭”尤为重要,宁以“啬”自居。平时走路,他看到一枚钉、一块小木片都会捡起来,放在一起。视工东奥山庄时,他捡起3寸以上的木头废料说可以做痰盂、粪勺、泥桶。看到有工人用木头零料当柴烧,他很心疼,关照下次不能再用木头烧火。啬翁之俭朴,由此可见。

农历八月十六,山庄终于落成。张謇还专门“置酒酬管工程人”。沈寿则拖着病体,率女红传习所学生绣制了大型刺绣屏风祝贺东奥山庄的落成。

与东奥山庄几乎同时建造的西山村庐,因地处狼山之西而称西林(马鞍山伏兔石西一题刻“西林”即为张謇所书),而东奥山庄即称之为东林。

构造布置精巧

据张柔武《往事琐记》记载:东奥山庄“是中式建筑,东部为平房,管事与男工住此,西部为祠堂,当中则有三进,可以居住和休息,在南的前院设计特好,也属苏南格式,堆砌的假山较高,有树、花相衬托,假山石布置成阶梯,登上顶端,可饱睹高山风光,为城区所见不到的”。据张柔武说,张謇对祖先十分孝敬,成名后念念不忘父辈养育之恩。在“濠南别业”的主楼三楼坐北朝南正中的一间设有“先像室”……供桌上供奉着牌位,一般常年在此祭奠。另一处位于军山前的“东奥山庄”,内有较大的祠堂,在长长的供桌上,整齐的排着好几十座牌位,其中供有列代祖宗的,也有小辈的。东奥山庄建成后,张謇每年都会带领全家人去祭奠一、两次。每次祭奠后,便在山庄进午餐,食用山庄男工自产的“出自石港稻种的大米饭,饭粒是黄色的,进口咀嚼软且糯,并有一股浓浓的米饭香味”,为众人所喜欢。

东奥山庄背倚军山,正门朝东,4只石兽相向立于门楼石柱顶端,远远地就可以望见门楼正中古朴端庄的4个大字“东奥山庄”。

受颐堂是山庄的主建筑,其名得自于《周易》颐卦辞。张謇还用该卦的文辞题写了楹联,联云:“是以君子慎言语,节饮食,利涉大川,由颐厉吉;至于要道去健羡,绌聪明,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其中也体现了张謇的晚年心态。

张謇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教的人。当年在受颐堂内就悬挂着他所敬仰的李白、颜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范纯仁、孙文忠、文征明、杨涟、史可法、徐达、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古人画像,共计16幅。其用意无非是鞭策全家,以这些古贤圣哲为榜样,发奋进取。在受颐堂正中,还悬挂着真人般大小的翁同龢坐像,表明了张謇对恩师的敬怀之心。

受颐堂后的倚锦楼因背倚军山叠锦峦而得名。“居畏垒而民穰,计日计岁,尚不逮庚桑楚;付儿子以家事,管山管水,其庶几辛稼轩。”这是张謇为倚锦楼题写的楹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此幽静之地安享晚年的心境。

避暑会友宴客之所

张謇在长乐已建有家庙,东奥山庄内所建祠堂为“支庙”。张謇在此曾写有“营室先成庙,搴溪为荐毛”的联语,这可能与他欲在此养老有关。资料显示,此后,其家祭祀及小辈“弥月”“周晬”等活动多在此进行。东奥山庄也成为张謇晚年经常避暑休憩、会友、宴客之所。张謇日记中就有多处类似1924年二月初四“视袁保圩(张謇墓选址处旧名——作者注)工。山庄午餐”之类的用餐、休憩记载。

山庄植被繁茂,古树参天,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乃静幽之所。张謇在工作之余,来此“观烧(指南通元宵习俗”放烧火“——作者注)”“看稻畦”,休憩放松,令人心旷神怡。张謇的多首诗作也在山庄写就,如《题东奥山庄花屏》(12首)及《重九集友与退翁会饮东奥山庄》《独游》《宿倚锦楼梦中得句醒足成之》《倚锦楼月下诵张子野乐府,有感而作》《九月六日置酒东奥山庄奉邀滕县师暨诸友好小饮》等。而诗句“倘移花种层云上,夜夜清光傍得君”则体现了作者瑰奇的艺术想象力。

1925年,张謇虽已70多岁,但仍是朝野同钦、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农历十二月十五,孙传芳到上海与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曾因收复外蒙古得到孙中山高度评价)联络,进一步商讨大局与拥段为总统等事。两天后,两人联袂专赴南通,拜访状元公。3人相见甚欢,谈论时局,观点颇为一致。徐树铮兴奋异常,当晚在张謇所设的宴席上大唱昆曲。张謇和徐、孙两人几度长谈,还邀请他们往游东奥山庄,并“为备蔬餐”,勉励二位携手效力国家,3人还合影留念。

有了这样一个好去处,张謇便经常在山庄约见各界友人。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他先后陪同唐驼(字孜权,爱兰成癖,辑有《兰蕙小史》)以及好友郑孝胥的次子郑禹(字炎佐)等人到山庄。与唐驼“说种兰”后便在西山村庐、林溪精舍等处种兰,唐驼隔月还专程到南通“试教园丁种兰”,唐知张亦爱兰,许以来年到张的花圃种植,不意到时张謇已殁,唐乃往张的墓上遍植了兰花。

沙元炳则是这里的常客,他的《过啬庵东奥山庄》诗依稀可以领略张謇筑园的心境:“排户遥收海们誉,倚楼暂息客心忙。五山兼领东西环,白尺宁分上下床。问老丰功趋寂寞,更新草木借辉光。由邻许卜知何处,满路风来结愿香。”而张謇也有《山庄》等诗作赠沙。

1921年,沈寿因病去世。她的遗愿是希望安葬在能望见长江和苏南土地的地方。这期间,张謇停止一切公务,亲自去马鞍山东麓为沈寿规划墓地,指挥组织劳力筑墓施工。在随后很长的时间里,张謇住在山庄,离群索居,闭门谢客,朝夕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里。每当他思念沈寿之际,就端详她的照片,抚摸她的遗物,不由得睹景思人,沉浸在深深的哀思之中。待在山庄的他同时也整理着自己多年的著作、手稿、函电并修订年谱。每每翻动有记载沈寿的地方,终是泪满双眼,难以忘怀,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正如《题雪宧遗像诗》中所述:

不问东奥与西村,病起何曾一到门。

从我已休言尚在,死君安恋貌犹温。

镜中证觉三生梦,纸上招回九逝魂。

咫尺新坟来往便,楼头烟月候黄昏。

诗中十分深情的表达了张謇对绣神沈寿的敬慕之心与生死相依的情谊。“不问东奥与西村,病起何曾一到门”,可见关系之密切,“言尚在”“貌犹温”更见恋恋不舍之情。“镜中证觉”用佛家语前身今生来世觉解两人缘分,“纸上招魂”用屈原招楚王之魂典故写急切相见的情景。尾联由思念回到现实,写随时到新坟吊祭与楼头望月思念。

不知是过度的思念,还是过度的劳累,1926年农历八月初一,张謇因偶得感冒而遍体发烧,尔后一病不起。农历八月二十四,这位为发展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溘然长逝。

经风雨历沧桑

张謇逝世,大生企业陷入困境,东奥山庄和南通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风光一时的城市一样,黯然失色以至衰落。1938年,日寇犯通州、占军山,破土开山,伐木掘石,山庄遭受洗劫,山庄前院也不幸被日军烧去一半,另一半也为不知名的单位拆去。解放后,东奥山庄为部队军用,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成营房。

经历了几多风雨,东奥山庄旧貌已不复存在,现在除了六七棵百年银杏树依然生机勃勃,我们只能从曾经建屋的地面、地基以及硕大的石板、石条等遗迹中依稀可辨山庄昔日的宏大规模。当年在山庄南部叠起假山的大批太湖石,如今仅剩不多的几块堆挤在灌木丛中,让人不免从心底升起一丝凄凉——一件件遗物,似乎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令人欣慰的是,南通市委、市政府已经批准在此设立“军山自然生态园”。这是优化军山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园建设相协调的需要;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厚重南通历史文化底蕴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利用、整合旅游资源的迫切需要。

(注:参考《东奥山庄设计》《东奥山庄铭》以及未注明引用处的内容均见《张謇全集》)

 

前程似锦的南通民乐

艾明月

 

南通民乐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和厚重的文化积淀。100多年前,民间艺人在吕四成立了“吕四吹班”,逐渐形成了适应当地乡风民俗的吕四十番。吕四十番被收录入国家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1929年,由徐立孙和邵大苏约集从学弟子,发起组建了梅庵琴社,独树一帜的《梅庵琴谱》同时刊行,奠定了“梅庵琴派”在近代民乐界的卓越地位。马塘锣鼓、陆家锣鼓,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荣耀的成就,在民乐打击乐中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南通的民乐团队、乐手,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在各类各级比赛、演出中都有过不俗的成绩。

1993年,徐竞时、顾金钟、洪鹤等发起组建“南通市文化馆民乐研究社”,并于2004年定名为“南通民乐研究社”。20年来,民乐社坚持不懈,耕耘不辍,经常参加省、市及社区文艺宣传各项活动。为数众多的社区民乐团队秉承“喜爱民乐、愉悦身心、依托社区、回报社会”的建队宗旨,配合社区各项工作,自编自排,经常参与宣传演出,成为文艺宣传战线上的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由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新空间民族乐团”,2012年还应邀去上海演出,获得好评。除了演出民乐节目外,他们还为戏曲、歌咏、舞蹈等兄弟群众文艺团队担任伴奏、配乐,参与排练,配合演出。一些冷门乐器的乐手成了你争我夺的“香饽饽”。

每年春节,市文化馆等部门都要举办民乐的专场演出,2014年正月初四、初五连续举办了两场。在每届濠滨夏夜和前几年市港洽会接待来宾的演出中,也有民乐专场。市老年科协民乐团庆祝建党90周年的专场演出、南通民乐研究社庆祝成立20周年的联谊会等。在城乡、社区、厂企、学校,也活跃着更多的民乐团队,经常开展各式各样的文艺表演。近年来,个人的民乐演奏会也多次亮相。2012年,原市京剧团国家二级琴师李三保从艺70年京胡演奏会;2013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二胡分会会员吴良俊七琴名曲音乐会、市音协会员耿斌在如东举办笛子独奏音乐会。更值得一提的是,对古琴痴迷的山东小伙王卓虎在南通学艺3年后,在2013年举办了个人古琴演奏会,完整地演奏了《梅庵琴谱》全部14首曲目。这些团队和个人的轮番上演,活跃了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促进了民乐的普及与提高。

市文化馆每年都举办包括民乐在内的免费培训班,有二胡的初、高级班,古琴培训班。市、区老年大学开办了二胡、古筝的初、中、高级班,每期结业时举办汇报演出。市、区少年宫、少儿活动中心,节假日都举办各种类型的民乐培训班。启东少年宫二胡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二胡新苗,并在各种演出、比赛中崭露头角。2014年,启东少年宫二胡班学员去北京参加第十四届全国校园春节联欢晚会,教师王向阳指导编排的二胡齐奏《奔驰在千里草原》艺惊四座,并在央视一套和少儿频道播出。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少儿民乐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层出不穷。

2012年,市图书馆推出一期特别的“静海讲坛”:《美丽二胡——音乐心灵之旅》,国际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马晓晖作了精彩的演出,并特邀美国加州著名心理学家提姆·凯力博士面对面交流二胡对于心灵健康的作用,与大家分享二胡背后神奇的故事,演出别开生面,使人大开眼界。年底,新加坡维多利亚初级学院VJC华乐团到南通参观访问,在举办的“中国民族器乐音乐会”上,他们与南通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一起演奏民乐,一同领略民乐的韵味与风采,留下十分美好、难以忘怀的记忆。国内、国际民乐交流活动的举办,把南通民乐推向新的高度。

南通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单位非常重视加强对民乐事业的传承和保护。2008年,梅庵派古琴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吕四十番、马塘锣鼓、陆家锣鼓等都被列入南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久前,还成立了南通非遗研究会,下设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8个专业委员会,为非遗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非遗项目继承人确立、动态保护机制的建立、相应研究工作也都取得新成绩。

南通民乐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在全社会的鼎力支持下,必定前程似锦。

 

我与藤冈喜久男教授的交往

张廷栖

 

藤冈喜久男(1921~2012),教授,日本人,生前曾任职于北海道扎幌市立星园高等学校、北海学园大学法学部。他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张謇,著有《张謇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制的张謇》《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袁世凯总统:开发独裁的先驱》等专著。2000年8月,张謇研究中心聘他为特约研究员。他晚年多次到南通参加张謇研究学术研讨活动,查阅张謇研究资料,广泛结交张謇研究学者。笔者在接待他的过程中,被他研究张謇思想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并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

1987年8月,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举行,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藤冈喜久男教授也同时参加会议,他交流的论文是《立宪主义者张謇》。

我们在会上相遇,但并没有交谈。因为我爱好集邮,在会议期间,就拿着信封向与会代表征求签名,也请藤冈教授在信封上签了名。他的汉字写得整齐稳健,苍劲有力,可见他汉学功底深厚。

2000年8月,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藤冈教授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再次请他签了名。

就在离京前夕,张绪武先生找到张謇研究中心领导,告知藤冈教授和特来克、金沧江的亲属均要到南通参观访问,希望接待好;藤冈教授到南通的目的是查他上次到南通写的一幅题词,感到内容不确切需要更换。

8月26中午,他按计划到国际大酒店下榻。尤世玮和我到酒店见他时,他提到上次到南通时曾一起交谈的几个人,我们告诉他都能见到,他很高兴。恰巧这天是他80岁生日,张謇研究中心就在酒店为他安排了酒席,买了大蛋糕,为他庆生、洗尘。他非常激动,也很感激。

27日,他在市图书馆古籍部,翻阅藏书目录,了解张謇的资料情况。28日上午,在纺织博物馆访问,见到了他的签名却无题词(后来得悉他的题词不在市里而在海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下午去南通博物苑,参观濠南别业等地。29日上午,张謇研究中心领导李明勋、尤世玮等征得藤冈教授的同意,聘他为张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颁发聘书。接过聘书后,藤冈教授询问特约研究员的人数,我们告诉他外国学者仅有日本国野泽丰、德国柯丽莎,他是第三位。他高兴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一再鞠躬表示感谢。

藤冈教授离开南通的第二天,请中国留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藤冈教授当天晚上7时平安到达家中,很感谢南通人民的盛情接待。9月13日,我又收到藤冈教授9月4日发来的信:

张廷栖先生:

对于在这次3天的南通的无微不至的您之好意,我没有任何语言以谢意。

托您的帮助,我得到多篇史料和多量资料,并且我发生了与在南通的研究员们之深厚友情。真的谢谢。28日夜,在回到国际大酒店的我之房间里的时候,迎接我是出乎意外,从欧洲来的肖邦(chopin)之夜曲,跟我脑海离开不了在心底回旋着的是今天我访问了的“濠南别业”(现博物苑)从1938年一下为日本军所夺取皆有的事实等等。尽管南通的朋友给我欢迎。这些三者使我不能表达的复杂心情。这时候,您来确认我回到的电话。

29日朝,贵研究中心给我赋予特聘为“特约研究员”的光荣。您们的对张謇研究的热诚、很自然而言地令我认识应该尽最大努力,加强联系。敬具

祈健康!

2000年9月4日

藤冈喜久男

藤冈教授在信中提到他面对日军对濠南别业的占领和破坏的画面,同时亲身感受了我们对他的热情接待,作为日本公民、中国的友人,又是日本北海道北海学园大学历史教师,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他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

2001年3月22,接到藤冈教授的来信,他将于七八月间到南通,在市图书馆查阅张謇的资料,尤其查找张謇读过的书,寻找书中留下的痕迹,以研究张謇受何种思想影响。七八月份正是南通炎夏酷暑,而市图书馆设备陈旧,一位80多岁高龄的外国学者,能否坚持20多天的辛勤工作是个问题,负责接待他的我,感到风险和责任太大了。4月、5月,我分别发出两封信,说明图书馆古籍部阅览室简陋、无空调,劝他在凉爽的秋天到南通为宜。然而7月3,他通过中国留学生北海道大学博士袁玉英给我打来电话:8月1左右,藤冈教授到南通。我既担心老人的身体,又为他的执着精神感动。

8月1晩,藤冈教授由袁玉英陪同到达南通大饭店。2日上午,他到市图书馆,落实查阅资料的计划。下午,我陪同藤冈教授去常乐镇张謇纪念馆。车上,他很有兴致地讲,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张謇,1973年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张謇的论文是《张謇的向“革命共和”的转换》,之后,他很想到南通见见张謇的后裔。1981年11月,他跟随东京旅游团到南通,参观了南通蓝印花布印染工场,又通过旅游团团长向南通外事部门提出要会见张绪武先生的要求。在返程当天上午8时,张绪武先生来到他下榻的招待所会见,他感到不虚此行。1986年,南京大学筹备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张绪武向他发出到南通学术访问的邀请。他参观访问了南通博物苑、纺织博物馆等,见到了穆烜、赵鹏、刘伟东等学者,并在张绪武夫妇陪同下前往海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参观,为纪念馆写下了张謇的“大同世界”的题词。经过几年的研究,他发觉题词有些不妥,所以上次到南通查此题词,这次冒着盛夏酷暑前往也是为了结这个事。

行程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海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顾振虞老先生早就在门囗恭候。藤冈教授将过去的题词取下,重新写一幅换上,台头写“三访通海,我越发怀念张季直先生的深奥思想之现代性”,然后又写下“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0个大字,下款署名:藤冈喜久男,二〇〇一年八月二日。待墨汁稍干装框时,发觉下面边纸有部分被遮压,于是又写了一幅。他握笔用墨时,脸上的汗水滴在了宣纸上,有的地方有点墨化,他不满意,废掉又重新再写一张,直到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时,他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三访常乐的行动说明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认真和严谨。我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8月4上午,藤冈教授借座餐厅召开座谈会,邀请张柔武、穆烜和我参加。议题是:谈谈张謇先生对子女的教育。主要由张柔武介绍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之后,藤冈教授谈到辛亥革命60周年时,不少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孙中山、袁世凯等官方人士,也要研究绅士。“张謇是东南名士。就这样开始对张謇的研究。”“我比野泽丰大3岁,但野泽丰是我研究的先辈,他研究得比我早,不过他研究张謇的经济方面内容,而我研究的是张謇政治。”“在日本研究政治方面的内容,我是第一个人。我的第一部著作是1985年出版的《辛亥革命与张謇》,后来又翻译章开沅教授的《张謇传》(即《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与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国》等。”我问他今后有何研究计划?他说目前正在研究张謇的家书,写了《张謇家书论稿》,所以称“论稿”是因为纠正了一些文章成稿的时间,但有些还有待研究校正,希望得到南通学者的帮助。后来由南通博物苑赵鹏将家书的系年作了考证。

晚上,藤冈教授请我约赵鹏、刘伟东到他的房间里进行学术交流。他说对张謇政治方面的研究到2000年截止,2001年开始研究张謇思想。他认为张謇是古文学派,同康有为的经文学派不同,他们是对立的。我同赵鹏认为这个观点有误解。张謇是传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藤冈教授试图从张謇阅读书籍中寻找所受的思想影响,作为他研究的途径之一。我们认为从张謇参加科举的试卷内容来研究其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况且,张謇在23~41岁期间的文字内容不能代表他的思想,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中所反映的思想和观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张謇是否有大同思想,藤冈教授认为孙中山、康有为是有大同思想,而张謇的文字中只提过一次,由此他否认张謇的大同思想。我们认为不在于讲得多与少,而应从张謇的行动来分析和反映。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张謇在传承和弘扬方面是有贡献的。藤冈教授听后,并未有所表示。

之后,我为他联系去南通师范学校校史室查阅资料、图书馆查阅古籍都很顺利。8月8日,袁玉英返回日本后,我们就用笔交谈……。8月25日,他返程时对我说:“你完成了十分担心我身体的任务。” 8月29日,藤冈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表示感谢,还不忘关心我生病的母亲。10月,他得悉我母亲病逝,还专门写信表示悼念。

2002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百年校庆,南通医学院、南通工学院90周年校庆。3所院校的领导均接受我的建议:与张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张謇教育思想研讨会”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藤冈教授收到我给的信息后,撰写了《张謇干涉(严格)教育思想与其它》一文。7月18,他到南通,出席了张謇教育思想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这次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宽松。他讲到自己的经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因体检不合格而未入伍(孩童时经历了一场车祸,头颅上有明显的缺损)。他的朋友应征入伍,一去不复返。他说,其实仅十分之一的青年对战争狂热。我想起有一次,张柔武征求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他非常激动,说自己反对一切战争,是非暴力主义者。所以,他对张謇的社会改革、政治上立宪的主张等产生许多共鸣。他奉张謇为“真革命”,用他的话“不是一个暴力,而是平和革命论”。战后,日本的贫困令他永远不能遗忘。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长期义务地教中国留学生日语,袁玉英就是受益者之一,目前在教2名中国新疆学生。谈到这次专题学术研讨会,他很赞赏,说我们办得好,表扬我有组织学术会议者必备的学德和人德。

这次到南通,他给我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返程时,我也送他南通糕点、3件蓝印花布艺术品。他对扎染丝巾很感兴趣,约我一起去为女儿和儿媳购买作为中国产的礼品。回国后,他用照片告诉我,已将我的礼品挂在书桌的中央。

2005年5月,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涩泽荣一纪念财团资助,张謇研究中心、关西大学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张謇研究中心承办的“中日近代企业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贡献——涩泽荣一和张謇的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在南通举行,藤冈教授应邀出席会议。我因忙于会务工作,他也来去匆匆,未有时间作单独交流,好在平时保持通报学术研究信息。

2006年6月,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通大学举行,他应邀参加。而我又因忙于学术组的工作,未能与他单独交谈。临行时,我在文峰饭店送行,和他在大厅内合影留念。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2010年下半年,藤冈教授与我商量,希望他的著作能在纪念辛亥革命l00周年时由中国出版社出版。由于此事涉及到出版经费、学术观点、编校等问题,经张謇研究中心讨论后决定由我作回复,表示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未能为他办成的事。他研究张謇近半个世纪,于2012年9月带着这一遗憾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研究张謇政治转向研究其思想后,有两项成果出版:2008年,共同文化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读书亡羊记》;2010年,地方出版流通中心出版的《儒教〈异端〉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中的张謇》。这也是他最后留给世人的成果!

藤冈教授去世时,我曾将张謇研究中心的一封慰问信发给他的亲属。其内容如下:

藤冈喜久男先生亲属:

惊悉藤冈先生不幸逝世,深感沉痛!藤冈先生生前是我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学养深厚,治学严谨,对张謇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建树颇丰。特别是在他晚年,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为张謇研究事业和日中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藤冈先生的逝世是张謇研究事业的损失,请允许我们对藤冈先生的不幸辞世再次表示沉痛的哀悼,对藤冈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南通 张謇研究中心

2012年9月29日

藤冈喜久男教授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但他的形象,他对张謇研究的执着,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张謇研究的学术界,更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愿中日民间友谊长青!

编者按:纪力(1924~1987),原南通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地、市机构合并后,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征集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他在任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史工作方针,高标准严要求地立好立准每一件党史资料,为南通的党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刊季建林同志的文章,以缅怀纪力及夫人顾军同志。

 

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

季建林

 

爸爸妈妈,儿子许多年没见你们了,你们去哪儿了?

也许你们回老家去看看了?

爸爸,您1924年出生在南通县(现通州区)十总新河边村,祖父季守愚是当地有名的中医,行医乡里,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都称他为“季二先生”。祖母季朱氏,纺纱织布加种田。祖父祖母生有五子女,您排行老大。日本入侵中国,占了南通,在商益中学读书的您,一腔热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0岁加入共产党。您原名季克亮,参加革命队伍时,一位领导说,我们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但知识分子也要注意克服自由散漫的缺点,加强组织纪律性,我替你改名为“纪律”吧!从此,您的名字叫纪律,解放后你又更名为纪力。

妈妈,您也是南通县人,您1927年出生在一贫苦农民家,一出世就被父母送到十总施家店,您的养父顾廷安养母王能贞无子,爱您胜亲生,虽家境贫穷,却将您供养上了初级师范。抗战期间,16岁的您投奔革命,19岁参加共产党。您原名顾连乔,大约嫌此名太“小资”,参加革命后改名为顾军。

爸爸妈妈,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相识,在解放战争中结为夫妻,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从通州十总老家走向革命之路,在当地留下许多故事,现你们回家乡看看,那边的老人还记得你们呢!

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也许你们去了老地委大院?

解放后,你们在南通地委机关工作。对你们的工作,我知晓不多,但家规之好之严,我至今难忘。记得我与弟弟还上小学,就到井边挑水;我上初中时,就能替弟弟妹妹洗衣服,我还学会做针线活,衣服鞋袜坏了自己能缝补。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我撒了个谎,向妈多要了5分钱去看“小人儿书”。妈妈知道后打了我一顿,还罚我下跪,说,5分钱是小事,但撒谎是大事,要让我长个记性,知道怎样做人。我们一家幸福快乐的生活,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妈妈,你们去了“干校”,我们兄妹5人(大姐大学毕业分到四川工作)都失学了,离开南通去十总老家劳动,走上艰辛的独立生活之路。

爸爸妈妈,你们去了桃坞路吗?老地委大院现是崇川区政府所在地了。昔日带有肃穆之气的桃坞路,现已是繁华的商业街,你们在此漫步,兴许还能遇到老战友老同事,那里留下了你们为建设新中国勤勉工作的脚印,也曾留下了历史的辛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爸爸您回到地委机关工作,一些曾批斗过您的“造反派”耽心会被报复和清算,您却认为,历史的错误不应由个人承担责任,他们也是受害者,好读书的去上大学,愿调动工作的开绿灯,符合条件的照提拔。您是如此大度,不纠结在恩怨相报之中,今天您和妈走在桃坞路上,一定会心情愉快如沐春风。

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也许你们去了金沙镇?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您也回到十总,我们母子又团聚了。在艰难的生活和辛苦的劳动中,您总是鼓励我向前看,要我边劳动边读书,有机会争取考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期,爸爸从“干校”出来被安排到南通县,妈妈也到了县城工作,在金沙镇你们有了一个住所。解放南通时,爸爸妈妈你们从南通县委来到南通地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从南通地委回到南通县委,这一圈转了20多年。历史之路从不是平坦和笔直的,也许就是以这种打圈的方式才能寻求到正确方向。

爸爸妈妈,你们在金沙镇吗?这里有你们曾熟悉的一街一坊、一巷一弄。但今天的金沙镇,旧街小巷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宽阔的大街上车来车往,你们走在这里也许会为迷路而苦恼,你们如果知道今天老百姓的生活,比当年你们投身革命希望人民解放过上的日子更好,你们也许会相拥而泣,你们的付出,值了!

爸爸妈妈,你们去哪儿了?

你们在家乡与亲友拉家常吗?

你们在故园与战友叙旧情吗?

你们在天堂祝福着儿孙吗?

你们哪儿都不要去了,你们辛苦一辈子,今日可在烈士陵园的松柏树下好好休息了!

你们永远活在我的血脉中,活在薪火相传青春不老的共产党人伟大理想中!

 

儿时的立夏风俗

许德忠

 

立夏这个节气,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确立。到立夏这一天,帝王要亲率百官到郊外迎夏。之后又逐渐流行于民间,并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立夏习俗。崇川这个福地也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立夏风俗。

20世纪30~50年代,崇川近郊农家,每逢立夏节气就有不少迎夏的习俗,印象最深的是:人体称重、煮蛋、烧甜菜、包粽子、小孩胸前挂蛋、斗蛋等。这些习俗表达了人们要让小孩安全度过炎热的夏天,不疰夏、不生病的愿望。俗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疰夏”,因此孩子立夏这一天早上或前一天晚上,无论穷富每家都要煮上二三十只蛋分发给小孩,这时小孩们高高兴兴地将熟蛋小心翼翼地放入早已编织好的小网袋内,然后套到自己的颈项上,垂挂在胸前,开心极了。记得那时,每逢立夏,我一吃过早饭便会出去相约三五个小伙伴,玩斗蛋游戏。斗蛋前大家讲好规矩:斗蛋时只能蛋头(蛋尖头一端)对蛋头,蛋尾对蛋尾,先破者为输,必须经过多个回合最后方能定出胜负,蛋头胜者为蛋大王,蛋尾胜者为蛋二王。胜者高兴之至,手舞足蹈,喊“我胜了,我是蛋大王!”败者垂头丧气,只好认输,回家挑好蛋还要来斗。立夏的午餐要比平时丰盛得多,蛋是餐桌上的主食,有煮蛋、香椿头炒蛋、葱花炖蛋和番茄蛋汤等。还有一道不可或缺的主菜,那就是甜菜烧豆腐,这是崇川人逢立夏又一必备的特色菜,可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那时为迎立夏,近郊每户菜园里总要种些甜菜,据说立夏这天吃了甜菜就不会疰夏的。还有一说,到了夏天,小孩脸上最容易生蛤蟆鼓,就是嘴上出现鼓突红肿,吃了甜菜可以预防。吃甜菜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从未断过。

古诗云:“立夏秤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闺。”立夏之日的“称人”习俗,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起源于三国时代。传说刘备死后,诸葛亮把刘备的儿子阿斗交赵子龙送往江东,并拜托其后妈、已回娘家吴国的孙夫人抚养。那天正是立夏,孙夫人当着赵子龙的面给阿斗称了体重,等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增加体重多少,然后再写信向诸葛亮汇报。从此“立夏称人”传入民间渐成风俗。崇川农村一带也有称人的习俗。记得我的邻居许叔叔,每到这一天就忙得不亦乐乎,一吃过中饭,他就在场边一棵大树上系好一根粗麻绳,把一支大杆秤悬挂其上,再在秤钩上系吊一个供人坐的麻绳络子。午后,邻居们纷纷前来排队称重。称时有个规矩,秤砣只能由轻向重移动,否则就认为不吉利。

 

大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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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市委书记丁大卫在如东调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专题督查2014年部分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工作。

10市党政代表团到苏州学习考察。

12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

15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理工学院正式揭牌。

16~17市政府党组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18~1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南通调研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相关情况。

19市政协党组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22世界最大桥梁钢沉井——沪通长江大桥28号墩钢沉井从江苏熔盛重工4号船坞浮运(拖航)至施工水域。

24市委书记丁大卫调研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转型升级、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

25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第五届长三角地区城乡规划研讨会在南通举行。

市政协领导视察医疗卫生工作。

26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调研船舶海工企业发展情况。

27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党组通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30市委召开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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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政府与上海浦发银行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4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举办通州湾新区(筹)总体方案汇报会。

8全省科技挂职服务沿海工作座谈会在南通召开。

9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一期工程交工验收会在南通举行。

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1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暨南通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5苏州政法代表团在南通考察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工作。

16市委书记丁大卫在如皋市、如东县调研沿江沿海开发、产业转型升级、应急水源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情况。

17新加坡投资说明会在南通举办。

21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南通调研。

22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24市政协举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

25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华在唐闸古镇专题研究加快推进保护利用工作。

市政协十一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召开。

27南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推进大会召开。

28~29省人大常委会在南通调研。

29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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