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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5年03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5年03总第159期

目录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斗争探索四题刘聪泉
      四安区抗日斗争二三事吉春发
      20
世纪50年代创办的南通电影制片厂王敏之
      记忆中的南通涉外接待用房建设 / 
      南通解放初期大型工厂保卫科的特殊地位 / 陆鱼龙
      海安境内的野三旅始末 / 夏俊山
      不倦的战士
          ——怀念王强同志 / 戴致君
      抗日战争时期从南通城大户人家走出来的三位女革命者 / 保晓冲
      张謇的法治理念及其渊源 / 周至硕
      从女师范校友会演说看张謇的演说风格 / 
      日军在启东的暴行 / 陈思品
      十二匡镇上的永安桥 / 黄建栋
      一九三五年的如皋县年鉴 / 程太和
      新民剧社往事琐忆 / 王子泉口述王永强整理
      新政权民主建设的奠基石
          ——从南通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名册说起 / 
      南通古城纪事点滴 / 张自强
      董小宛走入欧洲人的视野 / 
      弘扬南通红木文化特色打造中国精雕木作之都 / 马汉坤
      海安的三塘十景 / 张力生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斗争探索四题

刘聪泉

1930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成立。此后,红十四军在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没有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支持革命,没有巩固的红色政权依托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军事斗争,没有正确的军事斗争战略战术就不可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没有严明的党风军纪就不可能组建起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红十四军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土地改革探索

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还是抗战时为了联合抗日而改成的“减租减息”,或者是抗战胜利后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政策始终是农民革命的动力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制定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共党内不占主导地位,土地革命初期,十五块红军游击区的土地改革都处在思考与探索之中。

中共“六大”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区别对待富农。红十四军和通海如泰根据地党组织——“通海特委”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作为红十四军的一项重大任务。1929年,通海如泰地区曾经发生过春荒斗争和秋收斗争,红军就是在支持农民分田、分粮的斗争中得到壮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继续推进土地革命。19302月形成的《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中明确指出:“占领一地以后,我们的工作便是,由革命委员会召集广大的群众集会,通过新的法令,毁灭一切封建的契约,没收地主土地,没收钱庄及粮食,分配给农民和工人。”518,通海特委颁布了《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根本改革土地关系”,让广大贫农获得真正解放。如皋先在六甲试行分配土地。5月,江安、卢港、石庄、镇涛所属各地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调查田亩,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簿,将土地按人均面积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有三个重点需要关注。其一,193052023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土地暂行法》(正式通过则是在912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而通海特委的《暂行土地法解释书》是在三五天前颁布的,那么,通海特委所解释的《暂行土地法》就不可能是在上海苏代会上通过的,而是通海特委早已制定的。其二,从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中可以看出,红十四军的土地政策应该是借鉴了井冈山地区的土地政策,如“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农民只有使用权”“以乡为单位分配”“以劳动力和人口为依据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但红十四军又结合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实际,有自己的思考。如没有采用《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又如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地主土地归原有雇农,这个办法简便可行;再如井冈山地区土地税最高为百分之十五,而红十四军实行百分之三十的税率。其三,红十四军初期的富农政策是冷静的。对富农的土地,红十四军认为“富农能遵守劳动法令,能不危害革命利益,自可不必没收”,但相应地实行了累进税制。于是,《暂行土地法解释书》用了“没收反革命的土地”这样精准的概念。在其后上海苏代会《土地暂行法》中也是这样表述的,即“没收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在当时江苏省委“肃清富农路线”的要求下,能够继续贯彻中共“六大”关于“中立富农”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后来受共产国际反富农政策的影响,土地改革中犯下了“左”倾错误(如七溪区一次万人大会杀掉富农50多人),最终削弱了红军和苏维埃的社会基础。

政权建设探索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279月开始,中共中央将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了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19281月,江苏省委《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一再强调,暴动的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值得称赞的是,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领导人认识到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19303月,红十四军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宣告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其中明确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作为通海如泰根据地建设的重中之重。于是,江海平原的红色武装斗争从单一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建立政权的政治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四军的“十大政纲”与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一是将“六大”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二是将“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改为“没收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三是将“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改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国民党政府”;四是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改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五是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改为“取消军阀在地方强征的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认真推敲这些文字的变动,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在政权建设上的理论思考似乎更准确、更完善、更成熟。从刘瑞龙同志珍藏的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来看,当时红十四军的领导人在这本经典的领会上是下了一番苦功的,翻开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的文献就可以感觉到,“宣言”的影响无所不在。

泰兴古溪、姜堰蒋垛率先成立了区、乡苏维埃,如皋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并且在这一轮革命热潮中走在了全省前列。19305月,在如皋西乡贲家巷建立了江苏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分别由工人代表2人、农民代表3人、红军战士代表2人组成。下辖江安、卢港、石庄、镇涛和六甲、朝阳、陈堡、鄂埭等区、乡苏维埃。刘瑞龙在《巡视通海东区的报告》中有较具体的叙述:“各区马上开始分别召集群众大会成立各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开始成立各区村苏维埃,调查户口和土地,按群众数目由群众推举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召集代表大会,成立乡苏维埃和区苏维埃,领导深入群众斗争。”广大贫苦农民所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它组织领导土地改革,确保工农兵当家做主,的确曾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

为了巩固政权,通海特委与红十四军在通海如泰根据地创造性地组织了红军的别动队、赤卫队,积极地开展共青团工作,组织妇女群众和少年先锋队投身于土地革命。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支持了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

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与井冈山地区的苏维埃在成分、区位、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其一,井冈山地区人员的组成复杂: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有安源等地的工人和湘赣地区的农民,还有占山为王的武装和国民党军的俘虏,苏维埃的构成需要兼顾各方代表性。而如皋当地并没有产业工人,士兵就是农民,“如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说到底都是农民代表,因此更容易形成符合农民意愿的统一的施政方针,这是区乡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土地改革得以迅速实施的原因。其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江苏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通海如泰根据地许多工作都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红十四军的主要领导特别是重要的政工干部,也都是中央和省委直接选派。得到上级的指导和帮助,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另一方面,“左”倾错误对“如皋苏区”的伤害比较直接和快捷,共产国际的反富农政策迅速瓦解了红色政权的阶级基础。而井冈山地区的红色政权,由于离中央较远,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不那么直接,程度也要轻一些。其三,井冈山地处边远山区,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薄弱,加上经济不发达,战略地位相对不重要,故便于红军和苏维埃的生存与发展。而红十四军可以说是唯一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势力最强地带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立的苏维埃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建立的,是在周边高度白色恐怖下存在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从这一点来看,“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因其震撼力更大,所以存续更艰难,但也更具意义。

事实上,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对后来的新四军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如皋西乡,就在如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诞生地的附近,成立了江海平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新四军一句“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抗日民主政府就很快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这是如皋苏维埃的涅槃重生,是红十四军革命精神的物化传承。

军事斗争探索

没有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保卫和壮大新生的革命政权。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果,它奠定了红军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保卫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是一支年轻幼小的红军部队,何坤、李超时两位军长虽然一位在黄埔军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一位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接受过训练,但缺乏指挥游击战争的实战经验。不像其他地区的红军领导人,大多是从领导农民暴动、创立红军武装、进行反“围剿”斗争中走出来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井冈山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19302月,李超时和刘瑞龙拟订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吸取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结合平原地区的实际,提出战略战术要点。从战略上讲,游击战争与农村包围城市是相向一致的。从战术上讲,《大纲》提出:避开敌人的大部队,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利用各处树荫、沟港,设置疑兵,疲劳敌人而后进攻;迂回作战,把敌人引到小路上来,然后解决它;乘敌不意,进行奇袭,同时发动农民响应,这些正确的游击战术,对红十四军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十四军第一师打垮敌人8路“围剿”的战斗,是红十四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著名战例。当时,敌军数千人在黄桥“剿共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分8路“围剿”第一师。第一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战术,以3个营的兵力分段围歼了敌人先头部队一个连,使各路敌人大为惊慌,不得不退回原防。这一战斗的胜利,创造了红十四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范例。

据《回忆红十四军》所言,红十四军《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参照了《游击队怎样动作》一书。据查考,19307月底,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翻译了苏联出版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因此,李超时和刘瑞龙不可能提前半年参照这一著作。参照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一说法极有可能是后人整理回忆录时加上去的。《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可能借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并结合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实际制定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在通海如泰根据地的发展,对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坚持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研究红十四军斗争史的过程中,应该摒弃教条式的思维定势,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具有无限的可能,不能事事都去找出处,否则就会低估和忽视红十四军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实行了广泛的土地革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实施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壮大队伍,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使红十四军的前期斗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19306月以后,党内的“左”倾冒险计划打断了红十四军正常的军事扩张,所谓“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完全是幼年红十四军力不胜任的任务。红十四军组织的向金沙、黄桥等地的大规模进攻,完全背离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的原则,结果只能导致红军和根据地的失败。

党的建设探索

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在井冈山的红四军逐步完成新型化的同时,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海如泰根据地的红十四军,组成有其特殊性,即营以上干部大多是富家子弟兼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后裔,他们的强国梦是建立在与旧世界的决裂之上的。因为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卓越的视野和思维,党的建设成为通海如泰根据地人民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

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十四军,实际兵力相当一个团,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决定,红十四军接受通海特委的统一领导,通海特委成为确定红十四军作战方略和重大行动的主要决策者。作为江苏唯一的中央序列红军,红十四军军一级的领导由省委直接任命,但各支队(师)的负责人,则是由通海特委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的,有些重要职务由特委的同志担任。从采取重大行动的决策看,进攻老户庄,是经过红十四军军部和通海特委研究决定的;“八三”黄桥暴动,是通海特委召集如泰红军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红十四军后期分为4支游击队以应形势之变,也是通海特委与军委召集会议研究决定。这些,都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为了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红十四军中的统治地位,红十四军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支队普遍组建了政治部,从事政治上的教育工作。并明确:“政治部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帮助并且积极地扶助所在地的地方党部与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斗争。”毛泽东“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红十四军也完全效仿。红十四军在军、支队(师)以及整编后的团中均设立政治委员一职,在大队(营)和中队(连)一级设立政治指导员一职。所谓“建立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经常在政治上教育各队完成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自觉的服从纪律”。党支部书记就是政治指导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随着红十四军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红十四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始出现腐败问题。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借鉴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反腐倡廉实践,通过教育、惩治并重拳遏制贪腐。当时着力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自省。1929年冬,薛衡竟曾将月饷由队长30元、士兵15元,一律改为6元。何坤军长到任后,动员大家说:“江西红军每月只有3元,我们出来干革命是为了老百姓,而且我们吃的穿的又都是老百姓的,每月有3块钱零用就行了。”在他的带领下,红军战士都自觉地领3元。当时省委发给如皋县委的革命活动经费每月仅60元,其余要靠自行组织,但县委的经费收支每月都向省委结报,一丝不苟。如皋县委书记吴亚苏在沪遗失45元,且无确实证明,结果,自领警告处分。王玉文、韩铁心长期在沪居住,所费诸多奢华,组织上及时予以警示。二是严肃纪律。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政治部和党团组织,还有各级士兵委员会,每天都上政治课,都进行出操训练,如有人违反纪律,马上会有人报告,领导上即分别进行教育和纪律制裁。陈宗恒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遵守纪律。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战士们纪律严明,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冯步洲发现有违反纪律等松散现象,立即找战士促膝谈心、耐心诱导,战士深为感动,自觉地遵守纪律。1930年七八月间,一支队个别同志闹分裂,夜里开拔,任意放枪,甚至拉走一部分人枪。通海特委及时组织召开了队委会,刘瑞龙同志代表特委宣布处理决定,将为首分子开除党籍。某日,3名战士奉命暗杀反动地主未遇,顺便捉了地主家4只鸡,回来大吃一顿。如皋县委严肃批评其“土匪行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929年底,泰兴、如皋县委在向省委的工作报告中说,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在20天中枪毙了19名违反红军纪律的人员,可见整肃力度之大(后来被省委批评为“恐怖纪律”)。三是严惩腐败。最突出的是对如皋县委班子中腐败分子的惩处:如皋县委委员苏朗如在上海将2万元购枪款挥霍,回如皋后被执行枪决;县委负责经济工作的田裕盛,因贪污银元700元被执行枪决;县委委员兼特务队长“破凉帽”孙盛,因居功自傲,生活腐化,拉帮结派,为非作歹,特委书记刘瑞龙亲临如皋水洞口,在万人大会上当场处决了孙盛及其死党丁侉儿。

关于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努力,至今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也较为匮乏。以军纪军规而言,现仅有徐德在19309月草拟的《赤卫军条例》,这已经是红十四军的尾声,但从通海特委的一系列文件中还是可见端倪的。当年的党建工作举措、思想政治教育、廉政长效措施、民主监督机制都在探索之中。从刘瑞龙的《巡视东区报告》和徐德《机会主义的罪恶和血的教训》来看,红十四军后期斗争的失利,与党纪松弛、组织涣散不无关系。但红十四军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考和实践,对后来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无疑是最宝贵的借鉴。


四安区抗日二三事

吉春发


原南通县四安区是苏中革命老区,它是“通如海启”的交通枢纽,也是抗战时期敌我争夺的重点区域。中共江北特委在此播下革命的火种,姬鹏飞、陶勇、梁灵光、康林、洪泽、顾尔钥等革命前辈,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战斗足迹。

日军侵阚庵残暴蹂躏老百姓

阚庵镇又称阚家庵,是一座古老的小集市,距酒店镇2公里,是四安老区的南大门,一条悠长的运盐河向东可达西亭和县城金沙镇;一条乡土古道可通兴仁镇至南通城。当年,小镇上开着几家馒头点心店、以及豆腐坊、粮油商行、烟糖酒家、香烛鞭炮、布庄鞋帽等日用杂货店。水陆畅通,买卖兴隆。

1938年秋,一队日本兵从兴仁镇西北观音堂疯狂侵犯阚庵镇,镇上居民纷纷下乡躲避。日本兵一到西街头的斗香台,就开枪打死农民蒋洪顺。进街后,又用刺刀戳死粮行店伙计蒋四老虎和门三侯。有几名未及转移的青年妇女,被日军头领拉倒地上强行轮奸。日军领队的抓住豆腐店壮年汪琛,大声查问:“你是做什么的?”汪琛回答:“做豆腐的。”日军吼叫:“啊!做‘队伍’的?死拉死拉的!”当即用刺刀残忍地戳向他的胸膛……鬼子涌进东街头随手开枪打死一名葛姓农民,离开时又放火烧毁阚庵小学、观音堂尼姑庵和姚永年家茅草盖顶的几间老房屋。

1943年夏,日军为盘踞阚庵镇封锁水陆要道,在镇中构筑了坚固的据点,据点上竖起“太阳旗”,东西街头筑起两座碉堡。这座小集镇成为人间地狱。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日军几乎天天下乡“清剿”,沿途杀人放火抓民,抢夺粮食钱财,牵走耕牛,捉去鸡鸭,强奸民女,无恶不作。抗日民主政府庵西乡指导员汪克厅、谢坝乡张指导员,先后被日军杀害。家住此地的县临时参政会参政员朱东木被捕后,遭受毒打而死。税务干部朱少卿被捕后,遭受坐“老虎凳”、烙铁烫肉等酷刑死于碉堡内。当地小型押当店的葛兆本被日军抓去后戳死在酒店镇的南街头。一名青年人在酒店镇上理发,才剪了一半头发,日军硬说他是民兵而强行抓走,被劈死在镇南戚家桥畔;日军还绑架一些无辜群众,关押在东街头碉堡内,进行皮鞭拷打。日军还到处张榜宣告:“勒令绑架人员家属,速以巨款赎身,延期者一律刺拉杀头!”庵西曹品山老人被迫交了2000元才得放回,但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1944年初夏,日军迫使几名农民,在阚家庵东边碉堡旁挖了一个深坑,后从碉堡里牵出11名青壮年,统称是民兵,逼令站立坑边,几个刽子手举起锃亮的大刀,直向他们凶猛乱砍,将尸体推入坑里,把人头用铅丝穿过,挂在木桥栏上“示众”。

19455月,日本鬼子兵撤离阚庵镇时,将镇东镇西两个碉堡塞满柴草,倒上汽油,关锁洞门,引爆燃烧,关押在碉堡内60多人被活活烧死,法西斯暴行惨绝人寰!

江海挺进支队阚庵伏击日汽艇

1941年夏,南通县警卫团二营和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二营组成江海挺进支队,深入通海地区,狠狠打击日军,连获胜利,并将红旗插上狼山之巅,使侵占在南通城里的日军大受震慑。随后,江海挺进队挥师北上,在阚庵镇机智地伏击、摧毁了日军汽艇,取得大快人心的战果。

19411021清晨,宿营在四安区王家桥处的七团二营营长康林得到情报:“驻金沙日军将用汽艇运送一名军官和一批军用物资,并派10多名日兵护送,途经水路西亭、阚庵去南通城。”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康营长立即率领部队急速行军到阚庵镇,布置伏击。阚庵这座小集镇地处陈家酒店河与运盐河交界点十字形的岸畔上,交叉口的北面和东面建有二座较大的木桥,交叉口南面的河道较为狭窄,也有一座小木桥。街道商店和居民住宅,皆是背河而建,店门面都向街道。康营长根据此地形,将部队分别埋伏在木桥两边的商店与住房里,战士们在面朝河边的墙壁上开凿了射击口,河中又横堵了许多树枝,等待日军汽艇驶入伏击圈。同时,对西亭、兴仁方向派出阻止敌兵增援的警戒小分队,又迅速动员商民疏散到较远的乡下去。

日军汽艇从县城金沙开出后,在西亭据点河下逗留片刻时,西亭维持会会长徐德隅的弟媳、日本女人全村留尉和她的女儿徐仲萱一行,笑盈盈地搭乘此汽艇去南通城。日军汽艇如往常那样飞速犁浪驶向阚家庵,当汽艇驶进十字河口包围圈中,康营长高声命令:“打!”我军伏击部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从河岸墙口一齐开火,汽艇顿时着火燃烧,冒出滚滚浓烟。护艇的日本兵,张皇失措,抱头鼠窜,躲入船舱。最后,敌人的尸首被枪弹烈火击碎烧焦,汽艇千疮百孔,成了废壳。此次伏击战,歼灭敌人十几名(包括一名军官),缴获机枪一挺、手枪一支,还有步枪、子弹等。战后打扫战场,发现桥南棉花田里的几只高筒皮靴,方知有两三个日本兵朝兴仁或南通城方向逃走了。

下午,盘踞在南通城里的日军大队,急驾多辆摩托车,速驶几艘汽油艇,带足轻重武器,水陆并进,直达阚家庵战斗现场。是时,江海挺进支队已撤离得无影无踪。日军无可奈何,只得七手八脚地抬去何姓人家存放在关帝庙里的一口棺材,将烧死的日本军官收殓。然后,将棺材和其他死尸摆在河南农田中,堆足柴草,浇上汽油,悼丧火化,捡其骨灰。又用驶来的新汽艇拖着废艇残骸,向南通城而去。

县长梁灵光领兵拯救被抓百姓

梁灵光原是南通县警卫团团长,也是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当年,南通县警卫团和西区独立营常在四安老区的陈家酒店镇东北处的徐家桥安营扎寨,梁县长也常在徐家桥小学里召开大会,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巩固民主政权。因此,敌伪军将徐家桥这块地方视为眼中钉。

19421019凌晨,盘踞在石港镇和骑岸镇的日本兵,突然派遣两支小分队向徐家桥包抄。当地群众听说日本兵从石港方向偷袭过来,纷纷往东边的良家庵一带躲避。谁知骑岸的敌人又从顺遂桥向西扑过来,挨家逐户抓人,抓去许多徐家桥在此避难的群众。在良家庵河西芦苇丛中,也躲藏着一些乡亲,由于疾风劲吹,露出芦苇中人影,被凶恶的日伪搜索兵发现,当即向河中开枪,并将芦苇丛中的群众全部抓走。

两路日伪敌人在徐家桥会合,并未抓到新四军和民兵,也没有袭击到民主政府的行政机关。日军恼羞成怒,便把抓来的老百姓关在徐家桥小学教室里,持枪看守。同时又到学校北边的徐子芬杂货店抢光烟酒糖和日用品,还到附近居民家翻箱倒柜,抢掠财物粮油,抬走肥猪,捉去鸡鸭。敌人回到徐家桥小学后,一面忙着宰猪杀鸡、烧茶做饭,一面滥施淫威,拳打脚踢、吊打拷问被抓群众,逼供“谁是民兵、谁是新四军家属”,敌军头头在桌上架起一挺机关枪,扬言:“如隐瞒不交代,当场枪毙!”被抓群众宁死不屈,拒不回答。

正当日伪饮酒吃饭时,徐家桥小学西北边骤然响起了枪声。敌人惊慌地放弃校里的群众,丢下饭碗向校外撒腿逃窜。原来,梁灵光县长获悉被抓群众集中绑在徐家桥学校的消息,立即与通西行署顾尔钥主任联系,率领主力部队飞快地包围过来,机关枪、掷弹筒、手榴弹向慌乱的敌群猛烈开火,日伪军招架不住,丢下枪支,狼狈而逃。

被抓群众从教室里冲出来,惊喜交集,感激地说:“多亏梁县长领兵救了咱百姓!”

新坝围据点打援击败敌伪兵

194310月底,敌伪在“清乡”中侵占了新坝(原四安镇温桥村东、坝桥村西与蔡坝村南的三村交界处),设置据点,筑起坚固的碉堡,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排。敌伪军经常到周围村庄里去“清乡”,烧杀掳掠,给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深重的灾难。徐福元、孙德广、宣茂泉、许汉章等十几户住房被烧光,茶庵殿的钱三、钱贵兄弟俩和邻居许坤等20多人被敌抓去活活戳死,抛在据点东边的呆沟里。还有7名青壮年被无辜杀头,将割下的人头挂在据点南边的竹篱笆上。百姓对敌人恨之入骨,盼望新四军早日拔掉新坝处的敌伪据点。

1944724午夜,四分区主力部队和南通县警卫团、四安区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新坝据点与碉堡围困起来。东北面的警戒部队埋伏在新庙子,以备阻击从石港而来的增援之敌;西边的警戒部队埋伏在严家园,以备阻击从于家桥而来的增援之敌;南边的警戒部队埋伏在李孙桥,以备阻击从阚家庵而来的增援之敌。区乡干部们连夜动员组织数千名基层民兵,做好助战后勤。是夜,我军按兵未动。

25日晨,新坝据点的一股敌人从碉堡出动,向西走了百米之远,就被我军一排冷枪打得昏头转向,慌乱地缩回据点。随即,碉堡上的弹雨向四野乱射,又投下几枚掷弹筒,见没人还击,就停止了射击。其时,我军正埋伏在新坝附近,严密地监视着被围困的敌人。驻石港的日伪军前来增援,途经新庙子时遭到警戒部队狠狠地打击,只好抬着死尸望风而逃。

    傍晚,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驻阚家庵敌伪将连夜出发,企图前来解救新坝被围据点。为了歼灭这股增援敌人,我军迅速增兵警戒到南线,在新坝以南的姚家店旁设伏,用6挺机枪组成阻击火力网,同时在姚家渡河东与河西两岸埋伏,做好对水陆两路援兵的夹击准备。晚上8时许,南边的警戒支队发现阚家庵的敌人快步而来,埋伏在姚家店旁前面的士兵一枪未发,当敌人进入朱家小桥包围圈时,与埋伏着的警戒部队同时出击,6挺机枪向“袋里”的敌伪猛烈扫射,敌人还未还手,就魂飞魄散地上了西天。活捉一名躲在小桥底下的日本兵(名叫“小迈”)。

一天两次全胜,我军无一伤亡,军民欢欣鼓舞,对继续围困新坝据点,打击日伪的决心更坚定,信心也更大。被困的新坝日伪军,无援断粮,不得不于同年残冬,乘冷月幽光仓皇逃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


南通电影制片厂


王敏之


19585月下旬,我(时任南通市委常务委员)受南通市人委(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托,向市直属单位负责人作了关于发动全市各行各业兴办地方工业的动员。动员刚结束,王明吉(《南通市报》摄影记者)同志就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听了你的报告,我很想办一个电影制片厂,你看可以不可以?”我问他“需要多少投资”,他说“有5000元就可以了”,我又问“这个厂需要多少人”,他说“开始的时候有三四个人,以后可以逐步增加”。我听后认为投资不大,人数不多,就表示可以创办,并要他回去后正式打报告给市人委,由市人委批复。


63,王明吉将报告送来后,我马上与市财政局负责同志联系。商量的结果,财政上同意拨款5000元作为电影制片厂的投资,同时将款转入银行,并办了正式的批复。王明吉接到批复后便积极着手建厂工作。


611,我去沪开会,临行之前通知王明吉,要他与我同行。因为上海文化局负责人方行是我的老战友,想通过他帮助购买电影器材。与王明吉电话联系时,已经是下午5点,他怕来不及向银行提款,打算迟一天动身。我对他说:“银行提款由我去联系解决,你拿些换洗衣服即去码头,我在那里等你。”我即刻去银行向行长说明了情况,他们同意拨出2500元现款。我提了款,匆促赶到码头。半个小时后,王明吉同张自强一齐赶来,大家上船启程。


次日清晨,我们抵达上海,同住在皋兰路招待所。我因要参加会议,所有购置电影器材的事由他们去办。我写了一封给方行同志的信,请他协助购买器材。方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以文化局的名义写了几封介绍信,让他们分别去电影制片公司、电影技术供应厂。但是,跑了两天并没有跑出什么结果,却听到一位同志说:“你们南通还想办电影制片厂呀?!你们的精神是可敬的,可是办这样的厂是不容易的,要有一套科学的、复杂的机器设备,仅仅有两三样东西是办不起来的。”在买不到器材的情况下,他们又去找方行,向他汇报了采购的情况。方行听了后说:“江苏省电影制片厂有人在上海采购器材,你们是否与他们联系一下,请他们在采购时一起帮你们带一带。”经方行的指点,王明吉怀着极大的希望,急匆匆地去找江苏省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接待他的同志问:“你们办电影制片厂有多少投资?”王明吉答:“5000元。”对方笑笑说:“办个电影制片厂需要很大的投资,没有1000万元也要800万元,你们5000元资金就能办电影制片厂吗?”接着又问:“你们这个厂有多少人?”王明吉回答:“开始的时候我们人数少一点,打算三四个人,以后逐步增加。”对方哈哈大笑,说:“电影制片厂要编剧、导演、冲洗、录音、剪辑、美术、音乐、解说……三四个人能办厂吗?我劝你们不要做这个梦了!”这些话好像一盆冷水,把他们从头顶浇到脚跟。王明吉和张自强失望地离开了那里。


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应该感谢他们讲了很多‘鞭策’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电影制片厂办起来。办成以后,送一枚勋章给他们来表达我们的谢意。”他们随即表示:“新的买不到,我们就买旧的,即使花两元钱打40个电话,也要把摄影机买到!”当夜,他们抄录了所有旧货商店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上班后,他们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第二个电话都回答说没有,当第三个电话打到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时,只听到营业员含糊地回答:“电影摄影机好像是有的,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他们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搭上电车赶到旧货商店照相器材专柜。营业员从废旧堆子里翻出了一只灰黑色的摄影机,机身是完整的,但缺一个近距离的镜头,王明吉想,只要将徕卡照相机上的镜头装上去就可以使用。发条却一点也转不动,估计是被润滑油胶住了,经过清洗是可以转动的。他们用250元将这架机子买下。有了摄影机,内心的喜悦是无法表达的。他们忘记了吃中饭,一口气赶回招待所。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摄影机买到了,你猜猜要多少钱?”我看了一下,说:“五六百元钱够吗?”王明吉玩笑地说:“不够,要2500元呢。”我说:“那也不要紧,5000元投资,花了2500元,还有2500元哩。”他们一听,哈哈大笑,边笑边说:“只花了250元钱。”这时大家兴奋得也顾不上吃饭,就忙着拆开机子,边拆边看,当拆开发条盒时,发现润滑油胶着发条,说明原来的估计是正确的,所以急忙从驾驶员那里借来一盆汽油,将发条放在汽油里清洗,一经清洗,发条完整无损,重又装上机盒,摇动机柄,发条规则地转动起来,大家高兴极了。午饭后,大家说机子是有了,现在要设法解决片子问题。我说:“有了机子,不怕解决不了片子,今天下午你们继续整理机子,整修好后就休息,明日上午休会,我可以陪你们去市文化局,请方行帮助解决片子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们携着这部机子去市文化局。我对方行说:“现在机子是有了,但没有拍摄电影的片子,我们想请你帮助借1000尺胶片,以便试拍。”他表示帮助解决,当即写了一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领导袁文殊同志的信。下午,王明吉和张自强找到袁文殊。袁当即在信上批注了意见,请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借胶片1000尺。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厂长看到信后又批给供销科办理。供销科负责人看了厂长的批注以后,说:“现在胶片很紧张,你们从没有拍过电影,弄得不好反而把胶片浪费掉。”王明吉看他有些犹豫不决,便主动说:“虽然我们没有拍过电影,但我们对于拍电影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懂的。”但他不太相信王明吉的话,当场提出了不少有关拍摄电影的问题。王明吉凭着以前拍摄、照相的经验,对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打消了他的怀疑,拿出1000尺胶片交给了王明吉。


回到南通后,先要配上缺少的一个镜头,王明吉拆下来卡照相机上的一个镜头装在摄影机上时,需要一个铜圈,来找我。我让他去找七一机床厂的金小成同志帮助加工,不久铜圈就车好了。王明吉先买了4卷照相胶卷胶接起来装入摄像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公园那里试拍几个镜头,上午9点结束,即去暗房冲洗、试映,但并不理想,第一次试拍失败了。傍晚试拍仍不理想。王明吉彻夜未眠,认真研究失败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答案,相胶卷感光太快,不适用拍电影。第二天清晨,他买了4卷过期的胶卷再行试拍,在冲洗时调正了显影液的成分。放映时,看到了银幕上文化宫桥畔自行车在行驶,人民公园的树枝在飘动,宣告试拍成功!试拍是成功了,那么,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拍摄什么内容好呢?王明吉请示了中共南通市委。经市委研究,鉴于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大搞钢铁的热潮,所以,决定把大搞钢铁作为拍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的中心内容。王明吉根据市委的决定,开始了拍摄工作,将南通市各行各业大搞钢铁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当时,南通市委为了解决矿石的供应,组织了一支钢铁远征军前往镇江下蜀开挖矿石,先遣部队由我带队于622出发。王明吉和金明生为了记录钢铁远征军的战斗生活,携着这架旧的摄影机和在城区拍摄了一部分镜头后剩下的100多公尺胶片,于7月中旬来到矿山。


到矿山的第二天清晨,王明吉刚起身,就听说先遣的远征战士正在送建房器材。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他急忙背着摄影机赶到现场,选好地形、扭开机扣,拍摄起来。拍摄结束,他跟着远征战士来到营盘山的塘口,看到远征战士们站在没腰的水塘里,挥舞着铁锤,水花四溅,就在那里拍摄了一组动人的情景。回来的路上,他又看到几名年轻的护士正在全神贯注抢救一名因高温而中暑的远征战士。这种感人的情景他怎能轻易放过。可是拍摄了几个镜头后,胶片用完了。


王明吉请我写一封信给方行,再帮助解决1000尺胶片,以便完成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同时在南通电影制片厂必要的设备未增添前,第一部新闻纪录片请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帮助冲洗、剪辑和录音,使之尽快与观众见面。他带着我写的信赶往上海,经方行介绍去了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还向厂领导汇报了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经过,请他们帮助冲洗、剪辑和录音,再续借1000尺电影胶片。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几位领导听了汇报深受感动,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将电影拍摄出来确是不易,对他提出的几个要求表示全力支持。于是,王明吉将已拍好的胶片放在厂里,带着新借的1000尺胶片匆匆赶回矿山,继续他的拍摄工作。


一次,他从山上拍摄结束后回到驻地,看见炊事员正将烧好的饭菜送向露天食堂。王明吉很想把远征战士露天吃饭的镜头拍摄下来,可是摄影机里的胶片已经用完,要装片又没有暗房,而吃饭的时间快要到了,突然,他发现场地上有一只水缸,那不是可以做暗房嘛!中午的太阳,把水缸内外晒得不能触手,为了遮光的需要还得在缸口上覆盖好几条棉被,要在这热的水缸里换胶片,很容易中暑,缸内仅有一点稀薄的空气也可以使人窒息。大家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远征战士忘我劳动和艰苦奋斗的业绩,鼓舞和感染着王明吉。他说:“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用我的生命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也在所不惜!”他跳进热气逼人的水缸里,并覆盖上3条厚厚的棉被,完成了这次换片工作。远征战士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达了最高的敬意。


王明吉结束了矿山的拍摄工作。临走之前,我们俩交谈到深夜,主要畅谈南通电影制片厂今后的发展。我向他提出:这部新闻片冲洗出来后,应剪下几个镜头,分别向上海市文化局、市委宣传部、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报喜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以及中央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报喜,为今后解决胶片创造条件。我帮他起草了喜报和感谢信。


之后,他直接到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将拍好的下半部胶片交给厂里。他们感到仅花了几天时间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工作,这是一个奇迹。这时,上半部的胶片在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的协助之下已经冲洗出来。厂里的同志们认为这部新闻纪录片拍得很好,在时效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很突出,所拍的镜头几乎没有什么浪费。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乐于承担这部片子的冲洗、剪辑和录音工作。为了增加电影的艺术气氛,上海电影乐团专门请了歌唱演员为这部纪录片配上歌曲。经过各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很快就完成了这部片子的冲洗、剪辑、录音和解说工作。南通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于1958826在南通市隆重上映。人们欢庆南通电影制片厂的诞生。


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大搞钢铁》已经搬上了银幕。但是借来的2000尺胶片拿什么东西去还?今后要拍的胶片由又哪里取得?省文化局无法解决胶片。王明吉只好带着拷贝直接去北京。一到北京,他直接前往文化部,部里负责同志听取了王明吉的详细汇报并看了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放映,给出很高的评价。之后,文化部负责同志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要求将这部片子在中央礼堂放映,请中央领导审阅。放映以后,国务院领导指出,地方小厂都已经拍摄了《大搞钢铁》的新闻纪录片,而几个大厂却还没有拍摄,应抓紧拍摄。在没有拍摄之前,《大搞钢铁》的版权由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买下来,立即拷贝,全国发行。当时正是毛主席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以决定召开一次电影界科技人员的会议,让参会人员听取南通电影制片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介绍,大家得到极大的启发。国务院领导还指出,这个厂有什么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文化部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立即付诸行动,用1.2万元买下《大搞钢铁》的版权,并立即拷贝向全国发行,并答应每月供应胶片1万尺。在此次会议上,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极大的支持,他们分别赠送了两架电影摄影机。这一切给了王明吉极大的鼓舞,他满载而归,回到南通继续电影拍摄工作。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南通电影制片厂已经拍摄了10部电影新闻纪录片,其中,为庆祝建国10周年拍摄的《欢庆十年》,是这个厂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


随着电影的拍摄,南通电影制片厂的设备也逐步增加,但这些设备都不是新的,而是从旧货店里淘来的,一架旧的拷贝机仅花了1000元钱,单机身就有900多斤重,如果买新的就要5万多元。此外还增添了磁带录音机、同步录音机。还用土法自制了接片机、倒片机、木制冲洗机、检片机等设备。一只进口的接片机需要1.8万元,但他们利用一张破旧的桌子进行改装,配上灯光和电路,只花了3元钱就使用起来。后来又在上海旧货店里,花了40元钱买了一只大型的贝儿电影摄影机的机身,回南通后经过55夜的努力,装上了马达,拆了镜头环管等零件,七拼八凑地装配起来,使用效果并不差于进口货,而它的成本还不到1000元。南通电影制片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


1959年,南通电影制片厂建厂一周年时,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调整的“八字方针”,决定将地、市创办的电影制片厂全部集中到省,把省电影制片厂办好。就这样,南通电影制片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段艰苦创业的道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作者遗稿,由离休干部张自强收藏并推荐给本刊,题目由编者自拟)


记忆中的南通涉外接待用房建设



30多年前,我曾主持南通大饭店与总统级用房初期建没工作,为南通市如何提升对外开放的接待条件、完善饭店作为对外接待的形象做过一些具体的事情。如今,每当我从这些饭店门口经过,那些已被尘封多年的往事,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同时开启了长江下游江海平原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南通市如何提升对外开放接待条件,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11月,我在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处任职,职责是管好市委、市政府两个摊子的行政工作及兼管对外接待工作。那时,机关事务管理处所属的南通市政府招待所(简称一招,现有斐大酒店),仅有40多间客房,能住160位客人,而绝大多数客房十分简陋,没有卫生间,要到公共浴室沐浴,有许多客房安排了6张床位或8张床位;市政府二招(现文峰饭店),原是接待朝鲜实习生用的,房屋设置、环境略好一些,也仅有19间客房,其中201套间好一些。有好多是没有卫生间的,能住40人左右,其中有两间客房为通铺,能多住些人。1982年前,一般重要客人都安排去二招。一招、二招两者相加共有59间低水平的客房,日接待能力近200人,这是当时市政府少得可怜的接待家底。20世纪80年代初,南通市区总人口40多万人,市区面积120平方公里,南通在苏北地区也是个比较有知名度的地级城市,是苏北的政治、商业中心。而接待条件显得那么单薄,现况亟待改善。


如何提升南通对外开放接待条件,这是个新命题,也是改革开放的新课题。市委书记邢白、市长朱剑亲自过问该项工作,做出多项加强对外开放提升接待条件的批示,有的甚至亲自交办与督办。


1981年至19852月,我参与的就有六大提升建设的动作:


第一,1981年,经市领导同意,在市委书记邢白与市长朱剑的关心下,决定新建外事接待用房一号楼,归属二招管理。并将原一招、二招一套班子的设置分开,让其各自独立核算,可以促其自我发展。


第二,于1981年底对文峰饭店三号楼实施改造。原有的三号楼,是一处绿化得很美的小天地,但房间的设施很简陋。朱剑市长将这项任务交给我,在28天内完成。这个工程既有水电配套,又有土建改造推墙重来,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我们于198112月,提前3天完成了对文峰三号楼客房的改造任务。客房提升了档次,有了浴室、卫生间。后来,圆满地接待了中央领导同志。


第三,1982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向提升外事接待条件上来。文峰饭店一号楼从土建到装修已完成,建起了二层的客房。我们于1982811向市政府作了报告:外事一号楼已竣工,并已接待客人,新增二层客房58张床位。3个月中,一号楼已接待了近3000人次。新建的客房受到大家的欢迎。又提出新建二号楼的申请:因客房住宿仍显得相当紧张,故申请扩建二号楼,三层结构一幢,900平方米新增60张床位,每平方米造价为350元,约需投资31.5万元。市计委于19821115发文,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报告。并将两楼之间连接起来,形成整体。接待大厅与过道装饰有小桥流水,美观、豪华。接待条件有了新的提升,5年之内不会落后。


方案好提,账也好算,但实施起来会有许多很具体的难题。在征用土地上,它牵涉到许多单位、农民的利益。而宾馆区域恰恰是被园林管理处、南通医学院苗圃仓库包围住。经过比较,决定征收南通医学院苗圃、仓库等13亩土地。园林处整体迁移需要时间,影响建设速度。我与南通医学院进行了商谈,他们也很顾全大局,最后由市政府批准在厂北征收5亩土地置换,拆掉了他们10间仓库,246平方米,拆迁费,14790元。在2个月内解决了土地征用问题。


这两幢外事用房的建设,是开放初期的又一次改善,曾圆满地接待过我国驻外大使30多人、分两批接待过68个国家的各国驻华大使及夫人(一批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带队,一批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带队)。这些成绩是南通市委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大政方略,适应改革开放建设的结果。


第四,1983年,由于有市外办主任姚世群的力撑,且通过中南公司向港商借到了75万美元,于是对市政府第一招待所进行原地翻新、扩大。从原有40间房间翻新到88间客房,其中,大套间3间、单人间12间、双人标间67间、小套间6间,都有地毯,设有卫生间,可安排176位宾客。同时将市政府第一招待所改名为南通有斐饭店。1984年正是接待宾客高峰,原客房部经理吴金珠说,客房利用率为百分之百,还因“客满”回掉不少。3年之内,一招、二招都得到了发展。


第五,1982年的一天,市委书记邢白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有事要谈。邢书记和我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近期接待的情况如何?我说:每月约20批客人,都是各兄弟市的,也有其他省、市级部门的,最远的客人北到丹东市、南到海口市,由市长带队……他点头示意。我补充说,我们还接待了王个簃、范曾等名人,感觉他们是满意的。第二个问题,邢书记说:“要提升一下接待条件,建个总统楼。”我喜出望外,没想到他会有这个构思。他说:“我写个条子你去无锡市政府,去参观一下毛主席住过的宾馆,回来搞个设计,把这件事办起来。”我说:“我会办好的。”


第二天,我带着邢书记的嘱托出发了。到了无锡市政府,他们派人和我前去毛主席住的宾馆。参观结束,感觉到党的最高领导住所不豪华,但很宽敞,门窗双层玻璃,隔音,很安静。这是国家最高级内宾要求,我心中有数了。那么,外国总统级的住房又是什么样?我们又去了上海。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祝小婉处长陪同我们参观了西郊宾馆接待国外元首的总统套间,那里很高级、豪华。我记住了建筑设计要注意的事项,回来后向邢书记作了汇报,并谈了下一步的打算。回到单位,我又向几位主任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于1982811向市政府递交申请报告。


总统楼的建设,在南通市对外开放的接待史上是个很大的提升,也是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疏忽的工程。我去上海选择了一家在华东地区技术实力最强的、最有权威的设计单位——上海华东设计院,请他们来完成这一设计。当时我对设计的景观提出了一个建议:将室外的景观与室内的景观连贯起来,把室外水池的一角延至室内,丰富大厅的景象。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由于报告上只申请建300平方独立式别墅楼,后来因这样那样的要求,面积就不够了。请上海华东设计院审核,认为要增加到500平方米才行,又重新向市政府报告,作了追加。朱剑市长特批了此项目,在市计委的批复上批示:“张振亚同志:对原批的报告修改一下,因为独立式客房面积小,不能适应要求,可按500平方米设计,为盼。朱剑1982911。”不久即施工,一年之内完成了别墅式的小楼。对外叫五号楼,对内叫总统楼。


第六,19826,我调任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分管人事、基层饭店工作。19844月,南通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对外开放领导小组。9月,朱剑书记亲自过问如何提升对外开放的接待条件,10月,他找我说要建一个外事宾馆,分管副市长是陆忠凯。我向外事办公室主任施贻祥汇报了此事,施说:是好事。很快外事办公会作了研究,并于19841023形成《关于新建南通友谊宾馆的请示报告》。24日,我向市长办公会作了汇报,对新建外事宾馆提出11条设想:1.外事宾馆名称,沿袭外交部的叫法叫“南通友谊宾馆”。2.宾馆规模中等,新增外事用房200间客房,400张床位。这个设想是可以满足开放初期外事接待的需要了。3.宾馆建设需要投资1500万~2000万元,可以考虑部分贷款。4.讲究美观、实用,楼层要求1216层,为了抢时间可以套用现成的图纸,节省设计经费。5.装修要求:以中档为主,辅以适当高档,外国客人不等于个个有钱。布局上60%中档,20%高档,20%低档,较为符合现实。6.宾馆选址:一是文峰饭店南,园林管理处的苗圃;二是文峰饭店东有一排100多米的小店面和后面是一方块农田,面向朝南也朝东,即在工农路与青年东路交叉路口西北地段。7.外事宾馆设置要求:客房、总服务大厅、购物中心、大小餐厅(4个)、酒吧间、舞厅、游乐室、室外游泳池、假山花圃喷水池。8.辅助用房建设:办公用房、保卫用房、员工宿舍、总务、食品库房、车库、配电中心用房、中央空调房等。9.对外综合服务,以接待外宾为主,无外宾承接内宾。房价中档80元,高档120元。10.建筑用材、设备:部分可适当进口。11.资金方案:政府投入与贷款相结合。今后还款单位明确为“南通友谊宾馆”。


市长办公会开过之后,112,副市长葛忠康表态意见如下:1.总投资为1000万元,不要突破,尽快建起来还款。2.规模:按当时南通的实际,规模的大小先不肯定。不绝对400张床位,也可300张左右,当前市里毕竟有困难,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得了。3.标准:中档为主,适当安排一些高档的。4.装饰配套:基本立足本市。实用、美观、大方,充分发挥我市物资利用率。5.宾馆图纸不要套用,拿出自己的水平和特色,外面的可以参考,我不主张套用,你们可去仪征、苏州看一看,尽早拿个模型出来。6.施工:招标,还是议标,你们协商考虑一下。7.项目:先批前期工程,联合办公后一次性审批征收土地、供电、物资、电话等。8.市里作为重点项目,你们抓紧设计、抢时间、争速度设计施工,突击加班,要给政策,鼓励积极性。9.名称就叫南通友谊宾馆,批个文给你们。


1023开始申请,到市计委1230批文,南通友谊宾馆21310平方米土建项目成立,前后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朱剑书记非常重视亲自参加了由上海华东设计院魏总工程师、张跃曾工程师等参与的研讨方案会议。


不久,正式批文成立南通友谊宾馆筹建处,外办仍由我分工抓。选址是个重大课题,我请陆副市长一起去考察地址,最后认为厂北村的地段比较理想。它在工农路与青年东路交叉路口,靠十字路口,交通便利。然后,刻了一枚南通友谊宾馆图章,便展开了对外联系工作。这就是南通大饭店的起始名称。


我们首先抓设计与征收土地两项重大工程,一去上海抓设计,去华东设计院做出模型,向葛副市长汇报;同时与八厂乡协谈征收厂北村土地事项。


19851月中旬,我向市政府陈副秘书长汇报有关南通友谊宾馆的征收土地事项时,他很支持,并在1985130开会,召集市计委、外事办、房管局、郊区建设局、八厂乡参加。会上决定:征收厂北村的临马路土地,其中需拆迁的小吃食店、小商店等和田里的部分住宅,计2320平方米,由我们负责经费。合同签好,立即砌好围墙。基建期间,朱剑书记很重视,经常过问工程进展情况。有一次,他来检查工作,对我说:友谊宾馆这个名字太老,改叫个什么大酒店好。


1985212我还在友谊宾馆的工地,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事隔两天,我奉命调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大兵团作战了。我总抓的大饭店,由后人接续。


凡事做到尽善尽美不容易,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创立、去奋斗,我们需要时间来征服一切艰难,但那段工作经历却是我始终抹不去的留恋。


南通解放初期


大型工厂保卫科的“特殊地位”


陆鱼龙


弹指一挥间,60多年过去了,回忆南通解放初期在大型工厂保卫科的峥嵘岁月,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是个人心沸腾的年代,全市人民欢呼南通城的解放。为确保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新政权在南通刚解放之际,迅速接管了全市的各家大型工厂。其中有大生一厂(后称通棉一厂)、大生副厂(后称通棉二厂)、大生三厂(后称通棉三厂)以及天生港发电厂等。这些工厂都是南通的经济命脉,尤以天生港发电厂最为重要,是全市的要害单位,必须保证这些大型工厂的生产得以正常运行,让它们在回到人民怀抱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均派出了市一级的领导担任大型工厂的厂长或党委书记,并组成强有力的工厂党委会,党委会成员由优秀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最新吸收入党的党员。与此同时,各家大型工厂的保卫科也相应成立,投入保卫工厂的战斗,不让生产秩序有任何的停顿或紊乱。


大型工厂的保卫科接受南通市公安局和工厂党委会的双重领导,保卫科科长由市公安局直接任命,同时成为工厂党委会的成员。在刚解放的特殊时期,保卫科的阵容相当强大。保卫科成员一般有10人左右,均从工厂内部挑选优秀的车间干部或工人加入。科内设内勤或秘书及对外联络的通讯员和科员若干。保卫科还拥有一支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人数在20人左右,警卫班班长配有驳壳枪,兼指导员的保卫科长则配有手枪,另有一挺轻机枪,其他警卫班成员则人手一支长枪。警卫班的主要任务是在厂门口持枪站岗放哨,定时轮流换岗;夜间负责厂区范围内的巡逻,有时还到厂区外围作夜间巡视侦察。各个工厂的消防队也归保卫科领导。消防队配有12辆消防车,水龙带、灭火器等一应俱全。因为是纺织厂,容易着火,保卫科经常带领消防队员检查消防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并定期进行消防演练,做到有备无患。保卫科的办公用房,在厂内各科室中是最多的,除了保卫科本身办公用房外,还有一排整齐的警卫班营房。各种办公用品包括办公桌椅、电话机等均满足供应。在当时,市级首脑机关的一些科室,也没有这样的“特殊待遇”,更没有这样的武装警卫力量。给予了“特殊待遇”,也赋予了保卫科的特殊使命。首要任务是确保工厂的生产安全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止敌特分子的任何破坏活动和事故的发生。解放之初,残余敌特分子存在复辟的幻想,他们除了放黑枪、造谣生事、威胁工人上班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破坏大型工厂。在天生港对江的“反共忠义救国军”企图渗透到江北来捣乱。保卫科面对复杂的敌情,丝毫松懈不得。


保卫科做好工厂保卫工作的主要力量,是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工人群众和迅速培养建立的一支工人群众保卫工作的骨干队伍。有了强大的工人群众基础,保卫科便有了防止敌特分子破坏的铜墙铁壁。工厂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工厂生产运行中的“顶梁柱”,他们的安危关系着工厂安危。为此,保卫科对每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保卫工作均作了周密的安排,从家庭到工厂和生活环境等,都做到了如指掌,防止敌特分子接近他们。保卫工作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尽量避免惊动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为了做好工厂的保卫工作,保卫科人员尤其是保卫科科长,要求逐渐成为工厂生产的“内行”。在纺织厂的,要熟悉从清花车间到棉条车间再到纺纱车间的整个生产流程。在发电厂的,要熟悉从烧锅炉发生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出强大电流输入变电所的工艺流程。熟悉了生产工艺流程,也就掌握了需要重点保卫的“要害”所在,从而制定维护要害部位的具体措施,做到万无一失。


然而,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一次,大生一厂清花车间一条“火龙”从一台机器旁窜到屋顶,火灾虽小,但还是造成了一些轻微的损失。火灾的原因也许是皮棉里一颗铁钉什么的没有清除掉,在梳棉时与机器撞出了火星,而清花车间满屋都是飞花,见火就燃烧,所幸及时自行熄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进行了严厉的责任追究,市委常委兼厂党委书记王滔受到记过处分,清花车间主任和厂保卫科科长换人。大生副厂在浆纱车间发现一台机器盘司里有擦油污的纱头,是生产责任事故还是生产破坏事故,一时间难下定论。市委副书记兼厂党委书记徐智多次亲自过问,保卫科科长忙得焦头烂额。大生三厂一车间里冒出一点火花,惊得保卫科科长一身冷汗。天生港地区深夜的一声枪响,让电厂保卫科科长多日彻夜难眠。


当年各大型工厂的保卫科科长虽均由市公安局指派任命,但都在厂里拿工资,与厂内科室同级同酬,月薪一般在100元左右,被戏称为市公安系统的“高薪阶层”。大生一厂第一任保卫科科长叫黄一新,是市公安局局长沙大明的夫人。第二任科长叫蒋忠林,后调回市公安局任科长。大生副厂的保卫科科长叫张锦福,后调到崇明县(当时属南通管辖)公安局担任局长,他的职务由我接任。此前,我受市公安局委派,先后在天生港发电厂、大生一厂、大生三厂、大生副厂,协助厂保卫科开展工作,我做保卫工作的最后一站便是在大生副厂保卫科。大生三厂保卫科科长宋锡鹏一直在厂里工作到离休,天生港发电厂保卫科科长苏平后调到南通医学院人保部门工作,直到离休。因工作调动,我在1957年离开了大生副厂。所有第一任保卫科科长,除三厂宋锡鹏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来自解放区,并做过保卫工作。


随着社会治安的稳定,保卫科的功能也随之减弱,人员逐渐减少。武装警卫班战士不断精减。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警卫班先后解散,警卫班战士有的留厂当了工人,或当了车间干部,有的复员回乡务农。大生副厂警卫班班长周亚夫回到东台老家后还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而保卫科人员,有的当了车间干部或其他科室的干部,有的被提拔为厂党委会副书记。一度时兴大厂办小厂,有些保卫科干部被派出去支援办小厂,担任小厂的厂长或支部书记;也有的被调到市里委以重任,担任区长、副局长等职务;还有的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当起了记者。厂保卫科则缩减成了保卫小组。保卫科辉煌一页的褪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进步的光芒。难忘保卫科在解放初时保卫大型工厂的安全工作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安境内的

“野三旅”始末

夏俊山

“野三旅”的由来

“野三旅”全名为“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据该旅旅长张星炳所著《苏北挺进第七纵队抗战纪实》一书记载,这支部队曾在海安县境内驻扎、活动。该书围绕自己经历的一些战役,。从“南通守城战役”写起,至“东台谢家庄战役”收篇,共分24个章节。其中,第五章为“油坊头战役”;第二十三章为“墩头、鹿汪、西舍战役”。“油坊头”在海安南屏乡,今属海安开发区。墩头、鹿汪、西舍均在海安西北,鹿汪如今为墩头镇的一个村。

对“江苏省人民保安第三旅”,不少文章称之为“保三旅”,而海安民间通常称之为“野三旅”。至于为什么在“三旅”前面加一“野”字,有人说,这是因为部队不守军纪,很“野”;也有人说,该部队属杂牌军,是百姓眼中的“野鸡毛部队”;还有人说,这支部队隶属过国民党韩德勤部、李长江部,陈泰运也曾以“师长”引诱,被张星炳拒绝了。该部队游离于共产党、国民党、“和平军”之外,没有明确归属则为“野”。

解说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却表明了“野三旅”的一大特点:该部队很复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沈云龙(1909-1987,系东台县安丰镇人)在《哀苏北》一文中论及张星炳的“保安三旅”时,就认为该部队:“半属散兵游勇,半属地痞流氓,枪支来源则搜索民间,或系战时所散失,故系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在“三旅”前加一“野”字并无不当。值得探究的是:这支部队是怎么发展、壮大的?它与新四军“联抗”部队有关系吗?

19401010,“联抗”部队在海安西部重镇曲塘正式成立,该部队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司令员黄逸峰在回忆文章中屡次写到海安境内的“野三旅”,黄逸峰称之为“张三旅”。这一称呼,无疑与该部队的关键人物张星炳有关。

有资料说,张星炳是山东济南人,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五四”时期,他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但“四一二”之后,革命转入低潮,张星炳日趋消极。在洛阳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后,他被分到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独立大队任副大队长,不久升任南通专署少校军事参谋,独立大队随之变为专署的卫士连。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由姚港登陆进攻南通,张星炳让小自己4岁的老乡胥金城率卫士连抵抗,失败后,卫士连撤至如东掘港。19383月,南通城沦陷,各地抗日游击队蜂拥而起。张星炳、胥金城也在掘港打起抗日旗号,招兵买马。当时,掘港有几名共产党员发起成立“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其成员张遗是上海美专毕业生,思想进步。胥金城住在青年张遗家中,经常与张遗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张星炳率部队移防,“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加入了张星炳的部队,张遗在胥金城手下担任连部的上士文书。

张星炳收编地方武装,还收容了一些淞沪战役流散的士兵,扩充为卫士二连,至1938年春,他的部队已经扩充到1000余人,被韩德勤收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三团。1938年秋,奉韩德勤之命,张星炳率部先驻防角斜、栟茶一带,继而进驻姜堰、曲塘等地,后又调防至高邮。为了扩充实力,张星炳一直不断收容、吞并小股武装,购置武器,部队很快达到5000余人,辖有主力第三团、补充团和十几个新兵连。1939年底至1940年初,张部在樊川整编,经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批准为“江苏省保安第三旅”,张星炳晋升为旅长。编制有第五、第六团和补充团共3个正规团,以及旅直属机炮连、特务连、卫士连等。

1941年底,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无力顾及苏北,张星炳得以休养生息,并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一时间,兵力逾万人。在泰()、东()、泰()一带的三角地区,控制着原属东台县管辖的五、六、七、八、九5个区,司令部设在六区的杭家堡。胥金城率第二总队(辖一、四两个支队),驻扎在东台一、五、六区一带,当时,海安西北的墩头、鹿汪、仇湖等地隶属东台,是胥金城部队的驻扎地,海安境内的“野三旅”即由此而来。

新四军,“联抗”部队血战“野三旅”

1941年春,联抗部队北上军部进行整训,驻扎在东台时堰的“野三旅”趁机进入海安西北的仇湖、墩头,并多次袭击我留守部队。整训结束后,“联抗”部队于10月中旬回防原地区。面对复杂的局面,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和苏中三分区部队援助下,“联抗”决定严惩“野三旅”。查江苏省档案局编的《江苏党史资料》第二辑,有《打击顽固派保安三旅》一文:“顽军中以保安三旅张星炳最为反动。张顽趁我北上整训之机,侵占我墩头、鹿汪、周家溪、姚家簖以及海北地区的道士桥一带,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群众深受其害。面临这一情况,必须首先打击顽保安三旅的反动气焰……194111月下旬,在新四军一师一旅和苏中三分区部队援助下,‘联抗’四大队一中队攻打墩头,歼顽一个排,四大队二中队围攻周家溪,俘顽一个排、一个班,缴轻机枪1挺,步枪30支,击沉敌船1艘。这次战斗,四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龚茂荣不幸牺牲。1222夜,‘联抗’再次向鹿汪、周家垛张顽进袭,张顽不支撤出鹿汪、周家垛和墩头据点,仓皇向北溃逃。从此,收回了北部地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战果”的记述,虽然不足为据,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四军和“联抗”部队与“野三旅”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敌我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鹿汪人周金国(南芗子)著有《联抗英雄传》,书中写了龚茂荣牺牲的情景。周金国告诉笔者,当时,父亲周宗洪目睹了龚茂荣的中弹牺牲,时间是冬至(1222)凌晨。炮楼距他家不远。据周宗洪等当地老人回忆,这次战役之后,野三旅收缩到周家垛据点。此战结束后,“联抗”政治部主任彭柏山给妻子朱微明的信中写道:“从前,我懂得:不能领导战斗胜利,一切都是空的;今天,我更懂得:掌握战斗,而不能获取战斗的胜利,就等于犯罪。因为战场上的斗争,是人类斗争的最高点,一念之差,即足以毁灭自己。所以,有些事可以大意,而对于战争,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然而麻木者,并不知道痛苦,所以医生施行手术,必须用麻醉剂。反之,真正的痛苦,就只有清醒的人,才能体会。此刻,我是清醒的,所以这痛苦,也就让我来细细地咀嚼了。”“因为我是革命战士,我是不可能也不应放松我的责任的。这一次战斗,对于我,便是这样的教训。”(录自《战火中的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2月版)信后注明:“19411226,讨张顽战斗启。”遗憾的是,彭柏山的信只写战后的感悟与心情,始终未写战斗的具体情况。

“联抗”与“野三旅”的这场厮杀,具体情况有的已不可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交战地点鹿汪、姚家簖、周垛(周家垛)、西舍(西王舍)在墩头镇,施家溪在白甸镇。两镇均在海安西北。至于两则资料的真伪,战争年代,交战双方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都有可能掩盖真相,而探究历史,个人觉得,我党官方的资料应该更加可靠。

争取胥金城起义

“野三旅”成员较为复杂,其官兵主要是张星炳不断扩张个人势力,到处招募而来。

张星炳的《墩头鹿汪西舍战役经过概要》第87页附有一份《墩头鹿汪周家垛战役阵亡官兵姓名清册》,从记载看,3人阵亡于鹿汪,分别为:九班下士沈启良,26岁,海门人;一班上等兵余世珍,25岁,泰县人;二中队周益艺,22岁,如皋李堡人。3人阵亡于西舍,分别为:少尉分队长葛焕光,南通石港人;上尉副官黄良谋,39岁,泰县薛家垛人。上士文书黄万林,20岁,泰县薛家垛人;1人阵亡于施家溪:六班一等兵李筱世,21岁,江都七区人。可以看出,“野三旅”的官兵多数来自海安周边地区。

有资料表明,“野三旅”鼎盛时期官兵逾万人,司令部设在兴化杭家堡,海安的“野三旅”为副旅长胥金城的部队,胥金城将“司令部”设在鹿汪北边的周家垛。正副旅长分设“司令部”,很可能存在矛盾,这是我方分化“野三旅”,争取胥金城起义的有利条件。

《海安县志1993~2008》中记载:“胥金城留美髯,里下河人戏称为‘胥胡子’。他思维敏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对战场形势判断准确,颇具战略头脑,在野三旅中有‘小诸葛’之称。他对枪炮结构性能颇有研究。民国31年春,他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民夫,混上日军汽艇,偷偷观察迫击炮,脱险后,亲自仿制迫击炮和掷弹筒,成为反‘扫荡’中对付日伪的重武器,显示威力。”据《山西通志·第四十八卷·人物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15月版)记载:“胥金城(19081993),山东阳谷人。因家境贫寒,14岁到直系军阀部队当兵。他靠打仗勇敢,善于带兵,升任到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副司令。民国23(1934)夏,在中共地下党员尹夷曾的引导、帮助下,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曾多次帮助掩护共产党员开展工作,并安排中共党员郭深任他的随身秘书。抗战爆发后,次年3月,日军侵占江苏南通,胥金城率部抗击,在苏中、苏北广大的平原水乡不停地打击日伪军,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

胥金城与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渊源”,加上19383月南通沦陷时,胥金城北撤掘港,与张遗建立了友谊。于是,1942年春夏之间“联抗”暗中派张遗跟胥金城的部下郭深联系。当时,“保安三旅”的番号已经改为“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张星炳自任司令,司令部设在兴化县的戴南杭家堡,张焜甫任参谋长,辖2个总队、4个支队,拥有东台、泰县、兴化3县交界处的20多个乡镇。胥金城任副司令员,驻扎在海安周家垛一带(当时墩头、仇湖属东台第五区)。

张遗在前往胥金城部的途中,被张星炳部下发现,遭到查捕扣押。胥金城得知张遗被作为可疑人员扣押后,亲自出面跟张星炳交涉,张遗方才获释。张星炳虽然让手下释放了张遗,但这件事发生后,他更加怀疑胥金城跟“联抗”有关系。为了完全架空胥金城,张星炳决定部队调防:将自己信任的三团安插在胥金城部与“联抗”之间,以割断双方的联系;将胥金城的四团调至自己的驻地,由自己直接指挥。同时准备以请胥金城帮助训练为由,让一团、二团互换防区。胥金城意识到,张星炳的这一决策如果得到实施,自己将成为“光杆”司令,他想摆脱张星炳的控制,寻求新的出路,与张星炳进行了面对面的抗争。

胥、张的矛盾与斗争趋于公开。了解到这一情况,苏中区党委粟裕、叶飞派张遗前往胥部。张遗跟胥金城畅谈抗战形势,晓以大义,见策反条件已经成熟,就明确告诉对方苏中区党委和粟裕师长的指示:如有紧急情况,可先把部队带到相近的“联抗”地区,张遗还详细说明了与黄逸峰的联络方式。

张遗的及时活动,为胥金城率部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野三旅”的末路

胥金城敢于跟张星炳分庭抗礼,张星炳意识到,胥金城很可能早已被“赤化”。除害要趁早,养虎必遗患。“19433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七纵队(原第三旅)司令张星炳排除异己,勾结东台、溱潼等地日伪袭击抗日态度坚决的该部副司令胥金城驻地,妄图将其歼灭”(见《江苏革命史词典》,叶绪昌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张星炳企图一举歼灭驻扎在海安西北的胥金城,胥金城的部下、三营营长肖士魁与张星炳有亲戚关系,战斗打响前,肖士魁可能得到消息,把三营拉到东台去了,避开了这一场恶战。胥金城的主力主要是一营。这时,东台、溱潼、时堰的敌人一齐压来。傍晚时分,胥金城与自己的主力一营,不幸被团团包围在北朱庄。机枪、炮火不断对着北朱庄疯狂扫射,激烈的战斗从天擦黑一直打到天亮。一营顽强抗击,但终究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胥金城意识到只有投奔新四军才有活路,于是下令:各部分头突围到周家垛集中,然后撤入“联抗”的防区。

分头突围,部队被打散。最后,突围到周家垛的“野三旅”官兵只有700余人。胥金城召集全体人员开会,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危机,并宣布脱离张星炳,同新四军联合抗日。接着,胥金城又召开了营、连、排长会议,具体研究行动部署。决定先派郭深到“联抗”找黄逸峰联系,然后向“联抗”防地转移。

郭深原是“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民运部下设的宣传组组长,1938年就在党员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张星炳吞并“苏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之后,党要求郭深留在张星炳的部队。郭深在胥金城部担任了营政训处主任。“联抗”与郭深暗中建立了联络关系。通过郭深影响胥金城,等待时机进行策反。这一次,郭深按胥金城的指令,在李家窑找到了“联抗”司令黄逸峰。与黄逸峰、彭柏山等商量后连夜赶回。胥金城立即传令部队集合,分两路转移。

胥金城率部投奔“联抗”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察觉,他们拚命“追剿”,“联抗”部队主动配合胥金城部,在墩头与追兵展开了战斗。胥金城部成功地摆脱“追剿”后,新四军将胥金城的队伍收编为苏中二分区特务一团,任命胥金城为特务一团团长。

胥金城率部起义后,黄逸峰曾派郭深去争取张星炳,但张星炳顽固不化。194311月,粟裕师长又派张遗、胥金城一起与张星炳会谈,以期最后争取张星炳,张星炳不为所动。对顽固派,只有发起歼灭战。19431123,张星炳残部被我方全歼,张星炳只身化装逃脱,流落到了重庆。

至此,曾在海安境内屡次作战的“野三旅”彻底画上了句号。

               不倦的战士

——怀念王强同志

戴致君

王强同志逝世已有8年,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不思量,自难忘。作为党史办的第一茬工作人员,我有义务写点东西来表示对这位为南通地方党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史办“编外人员”的缅怀和敬意。

王强同志是我们的长辈,他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九分区干事,建国后在南京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后调任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因此党史办的同志都习惯地叫他“王老”或“王老革命”,而他自己更看重的称呼则是“新四军老战士”。我认识王强同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时他已从南通军分区离休,正在江苏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协助工作,而南通地、市委党史办公室刚刚成立,地委党史办仅有我和顾乐鸣同志两个人,临时在行署副专员赵一平的办公室“办公”,这种局面与省里的要求自然有距离。198110月前后,王强一行“四老”(王强、吴一里、孙海云、卞庸中,离休前均为部队军、师职领导干部)奉省党史征委会主任管文蔚之托到南通,他们直接找到地委书记王益众,要求地委尽快建立健全党史工作机构,落实办公室,为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王益众书记对“四老”的意见作了肯定的答复。这次“四老”的南通之行,我认识了“四老”,认识了王强同志。其实当时“王老”并不老,才50岁出头就办了离休手续。后来他跟我们讲,因为长期抓民兵工作,“揭批查”运动中有人把他和上海的“四人帮”爪牙搞民兵武装联系起来,将他挂起来审查,还无端被抄了家。好在他有一个好的习惯,对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他就凭这些记录不断申诉和上访,甚至有一年过春节也是在上访中度过的,最终平反。心力交瘁之余他选择了离休,成为一名党史工作的志愿者。

1982年,地委党史办着手征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同时根据老同志的建议,筹备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40周年纪念活动。大约在夏季,王强同志回到南通,开始在党史办帮助工作,成为一名不拿工资的“编外人员”,每天按时到党史办上班,而且这一干就是20多年,中间除有几年在省党史办参加编写《苏中抗日斗争》外,没有离开过南通党史办。

在党史办,王强同志是出差最多的一个,上北京、去天津、走东北、下福建,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上海、南京更是他三天两头去的地方。王强同志经常说自己是“火烧心”,急性子,事实确是如此。那个年代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去上海、南京主要是轮船,去北京、东北就只能坐火车了。跟王强同志出差往往是下了轮船、火车,将行李往肩上一扛就去赶公交车,一到宾馆放下行李就去找需要采访的老同志,回到宾馆马上整理材料,研究新的采访计划,挂长途电话和单位联系沟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手机还没有普及,打长途电话要通过宾馆饭店总机),就这样连轴转,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吃饭也很简单,宾馆食堂、路边小摊,能填饱肚子就行,因为每天几毛钱的出差补贴,还要养家糊口是无法“潇洒”的。王强同志工资比较高,年龄又大,我们怕他吃不消,想为他多加一两个菜,常被他婉言谢绝。只有到上海住延安饭店,师以上干部可以到11楼小食堂用餐,在大家的催促下,他才会去11楼餐厅改善一下。

革命战争时期在南通工作过的老同志,不少人后来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干部、部队的高级将领,要采访这些同志是比较困难的。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老同志不少还在岗位上,工作繁忙,中南海等地方警卫森严,要进门手续繁琐。但是,只要王强同志在,我们每次都能顺利完成采访任务。王强同志的法宝就是千方百计做好老同志的秘书、夫人、警卫员乃至司机的工作,让他们抽空向领导转达我们采访的主要问题和要求。同时做好采访前的充分准备:要充分掌握老领导在南通的工作背景、主要职务、主要经历等情况,列好访问的提纲;如果要请老领导写文章或题词,则要事先拟好参考稿;在见到老领导时,要言简意明,要打动和激发老领导对老区人民的感情。因此许多老领导在百忙之中接待南通党史办的同志。有几次老领导生病住院,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在医院接见我们。20世纪90年代,王强同志曾和我们一起先后在医院访问了粟裕、黄火青、陈伟达、刘瑞龙等同志,征集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上海兴国路宾馆,陈丕显同志一边吸着氧气,一边为我们看稿子、题词;在北京,当我们因乘公交车赶不上老领导约定的时间时,康林同志派自己的专车将我们送到目的地。有一次,我们和王强同志去杭州采访一位中央退下来的老领导。老领导住在汪庄,去了几次都被门卫挡驾,几次碰壁后我们都有点泄气,认为这次采访肯定要泡汤。时值隆冬,杭州下了大雪,又临近春节,王强同志硬是坚持天天去汪庄守候。有一天,我们还没有起床,王强同志就一个人跑到汪庄,终于打动了门卫,向首长通报了我们的要求,得到了首长的答复。徐泽霖同志曾多次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他和王强同志去福州采访原“汤团”的一位领导同志。起初这位领导同志态度比较冷淡,对他们提出的采访要求也不怎么配合。时值炎夏,他们住的宾馆与这位老同志的住处距离又很远,跑了几趟,收获不大。王强和徐泽霖同志分析原因,从这位老同志的谈话中他们了解到,因为“汤团”的问题,这位老同志在“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事过多年仍心有余悸,因此不愿意重提往事。王强和徐泽霖同志就向这位同志耐心地解释,说明我们征集“汤团”史料的目的就是为了正确地评价“汤团”,给“汤团”在南通乃至苏中抗日斗争史上应有的地位,终于解开了这位老同志的心结,吩咐工作人员拿出冰镇西瓜让他们消暑,他们也顺利地完成了采访任务。我们常跟王强同志开玩笑说:王老革命凭一个布包、一双解放鞋,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能在中南海畅通无阻。

王强同志政治经验丰富,善于做组织协调工作。在党史办,王强同志的特殊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1982年,南通地委召开党史资料征集会议,在审查会议报道稿时,地委负责同志从总体平衡考虑,删掉了一位老同志的名字,由于中间传话人未能准确传递信息,这位老同志认为自己的名字被打了“×”,心里十分不快,同时还对时任地委党史办主任的纪力同志产生了误解,纪力同志也是有口难辩,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消解误会,王强同志拿着报道稿的原件到南京老同志的家,向他反复说明事情的原委,终于使这位老同志释怀,也消除了对纪力同志的误解。1983年,市委举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纪念大会,两位当年的老领导在准备大会发言稿时对“汤团”的评价产生了分歧,而且大有互不相让之势。如果两位老领导照自己的稿子在大会上讲话,会议很可能会不欢而散,对此许多与会的老同志也很着急。会议前夕,王强同志积极协助洪泽、周一峰等同志做两位老领导的工作,使两位老领导对各自的讲话稿作了调整。19844月,纪力去武汉参加华中抗日根据地学术研讨会。到武汉后,纪力发现有的地方市委分管党史的领导也去了,就向会议的组织者马洪武教授建议,邀请南通市的分管领导,马教授当即打电话到南通邀请,由于交通等原因,南通的分管领导未能成行,不想此事反而引起分管领导的误会,纪力同志又一次背上了思想包袱,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晚辈是不容置喙的。王强同志仔细调查研究,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分管领导反复解释,消除了误解。

王强同志一心扑在党史工作上,他和其他同志一道为南通地方党史征集的党史材料少说也有几十篇,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关于红十四军的史料、关于江北特委的史料、关于“汤团”的史料、关于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史料等,征集的墨宝有粟裕、陈丕显、姬鹏飞、张爱萍、钟期光、舒同、迟浩田、管文蔚、钟民、洪泽等人的题词或题签。在党史办,王强同志不拿工资,除非出差也没有补贴,但他从来不“见外”。他关心党史办集体的荣誉,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和进步,关心大家的生活福利。党史办多次被评为全国、全省系统的先进单位,王强同志可以说功不可没。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王强同志接触较多,我曾陪同王强同志采访过陈丕显、黄火青、陈伟达、刘瑞龙、钟民、洪泽等同志,和他一起两下广东协助梁灵光同志撰写《梁灵光回忆录》。他给了我思想上、工作上许多帮助,使我终身受益。十几年前,我俩以《难忘的交往》为总题目,署名“尔人”,在《南通今古》上发表了20篇回忆采访老同志的文章,我们原打算继续合作,再写若干篇这样的文章,没想到王强同志竟一病不起。病中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他表现得很乐观,我也相信他会战胜病魔。可是天不假年,王强同志还是离开了他钟爱的党史工作,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不能以“尔人”的名义发表文章了。但愿王强同志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抗日战争时期从南通城“大户人家”

走出来的三位女革命者

保晓冲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翻阅细读了当年江海大地军民抗日斗争的壮丽史实。他们之中,有许多爱国志士抱着“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不恋富贵家庭、不做少爷小姐,义无反顾地弃学从戎奔向抗日的战场!其中,当年在南通城里,从“大户人家”走出来的3位女革命者,更令后人敬佩不已!

任剑如参加新四军日夜兼程走了整整18

1921年生于南通城西一个富商家庭的任剑如,7岁入学后因品学兼优经常受到老师的嘉许。在中学年代,她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由此萌发了对新生活的追求。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夏,她考入南通女师,次年弃学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徒步越过层层日伪封锁线,日夜兼程走了18天,终于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苏北(盐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剑如参加革命后,她用外公姓颜的谐音,变更姓名叫岩玫(一直沿用到2006年她病故)。根据组织的安排,她被推荐上盐城抗大“鲁艺”,毕业后从事部队文艺宣传工作,参加过数十次歼灭来犯日寇的伏击战,潜入日伪“地盘”化装侦察,为部队围城攻坚战提供有价值的敌方情报。1944年,新四军在盐城宝应创办苏中公学,她奉命前往担任教员、学员区队长兼学校文艺宣传队指导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剑如奉调东北野战军,历经大小战役、战斗不计其数。沈阳解放后,便留在地方执行军事管制的接管任务。7年后,随丈夫调到北京国家一机部工作。在“文革”期间,她因“家庭成分偏高”且有“海外关系”,备受迫害“靠边站”,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回到原单位司长的领导岗位上。1981年,她离休后多次返回故乡南通探亲,但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在北京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欢度幸福晚年。

马世和潜入敌特机关起到拿枪军人起不到的作用

1922年生于南通城西一个纺织业主家庭的马世和,因10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先后在天津、上海、无锡等地纺织厂任职长期不在南通,她及弟妹3人一直寄居在姑母家里。她5岁上小学、13岁考入南通中学,因勤奋好学在班级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抗日战争爆发时,只有15岁的她,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日寇侵占南通城后,她弃学从戎,先后加入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江苏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历任宣传队员、政工队员、政工队副队长。1939年春,马世和在开辟海启地区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海四区民运组组长、政工队队长、靖江县委妇女部部长和如皋芦港区委书记、掘港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111月,奉命只身潜入南通城担任地下党特派员。19434月,打入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总站,利用工作关系秘密收集日伪情报、设法营救我方人员、铲除潜伏在我方的敌特。时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表扬她“起了拿枪军人所不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马世和进入南通城后不久就染上肺病,但她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只要活着就要为党的事业而斗争。19444月,各地日伪特工站解散,她被裁减后仍领导地下党的工作。同年7月,她因病住进基督教医院(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时,伪苏北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情报室对马世和的身份已有觉察,并派特务秘密监视,“放长线、钓大鱼”。后在她的机智对敌、巧妙应对下,赶在敌人下毒手前化装突围,重回根据地,但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于194767病逝,年仅25岁。

参加革命先后两次被捕受尽日伪毒刑拷打

1923年生于南通城东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的马钧,从小勤奋好学,练就一手秀丽的硬笔书法。她6岁入学、16岁考入南通女师,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抗日救亡活动。194111月,她受已任新四军营长哥哥的影响,离开供职的南通县兴仁小学,弃教从戎,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联抗”部队,先后在紫石(今海安)等县从事民运工作。

19431月,因抗战形势严峻,“联抗”让她疏散回到南通家中。同年11月,被调到苏中行署文教处,分配在东台县海丰区大团乡小学做教师,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两个月后,又奉命调到东台县教育科文教研究会,嗣后前往苏中解放区的多所小学任教。19451月,受命到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文教系学习。其间,她曾数十次参加了与进犯解放区日伪军“交火”的游击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批准与18岁就担任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的吴维宾结婚。此后,她在地委宣传部青妇训练班、如东县丁埝小学、南通县张双桥小学、九分区卫生部供管科等任教或从事财会工作。

19531月,她在省级机关工作时,因审计坚持原则触犯了某位领导,而在审干中被抓住“16岁参加学运、20岁疏散回家期间两次被捕”问题,处理下放、被迫退职。直到19816月,经组织复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2006417,马钧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她昔日战友、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袁捷闻讯后深情地说:“马钧同志你受苦了,但战友们是了解你的,党是理解你的……”

徐泽霖同志逝世

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办公室副主任徐泽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63815分逝世,享年88岁。

(南通市委党史办)

               张謇的法治理念

及其渊源

周至硕

清末民初,国家衰乱,社会动荡,张謇生逢其时,为了振兴国家,他不遗余力,主张依法治理。探索张謇的法治理念与实践及其渊源,在当下仍有镜鉴作用。

致力催生中国宪法

中国的立宪政治概念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出现的,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结果,被称为“百日维新”的发起人康有为、梁启超被朝廷定为反贼,潜逃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张謇,看到内政腐败、外交失利,越发痛心,也认为非改革变法不可。于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主张和办法,撰写了《变法平议》,试图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下循序改进。对于这份《变法平议》,朝野人士只停留在浏览传说,实际一无进展。

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回国,觉得立宪首先要政府认识,民众参与。因此,不仅在与官员友人谈论和通信中议论立宪问题,而且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代为张之洞、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不久,又起草《与汤寿潜赵凤昌改定立宪奏稿》,竭诚表白:“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合词恭折具陈,仰祈宸断事”,“今环球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奏稿把中国国情与欧美非澳各洲以及日本比较,认为“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且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奏稿还介绍了日本的宪法,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急切期待朝廷下旨立宪:“日本壤地褊小,改行宪法仅十余年,遂跻强大。中国地广民众,苟及时为之,必能事半功倍。且民志大定,所有用人行政,措手较易,不俟实行宪法之期,当已稍睹其效。臣等迫于宗社安危大计,不敢缄默,谨联名合词,冒死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同年6月,张謇与赵凤昌刻了《日本宪法》,通过赵庆宽送到内廷,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述:“此书入鉴后,孝钦太后于召见枢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枢臣相顾,不知所对,唯唯而已。”同年8月,张謇把“《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送铁侍郎良,与谈宪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口头上说“宪法于国家甚好”,实际上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只是不敢公开反对而已。

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清政府派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由于临行车站炸弹爆炸,未能成行,但同年的11月又派员出洋考察宪法。

为了推进立宪,张謇与郑孝胥、汤寿潜、曾少卿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张謇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参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3岁的宣统即位,载沣摄政,清廷对民众的“立宪”和“开国会”要求,采取拖的对策,把实行立宪的时限定为15年,后又改为9年,最后改为5年。宣统元年(1909),张謇上书《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意见书分析东西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指出:“然列强之欲逞志于我者,则正恐9年之后,全国人民合力拱卫国家,必将难于专制时代……故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未至期以前,设有大政咨询,并得开临时国会。”意见书末了,张謇措辞急切:“此立宪之通例,而国家之大利,兹尤其时,尤其时也!惟在监国睿裁毅然行之耳!”

朝廷的态度令张謇十分失望,以后张謇组织了3次国会请愿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经历,为张謇以后赞成“共和”起到水到渠成的作用。

履任厘定实业法令

张謇的法治理念真正付之实践,是在他就任农商部总长之际。

19131018,张謇抵达北京,担任北洋政府工商、农林两部部长,不久,工商、农林两部合并,张謇任农商部总长。上任之初,他表明自己的态度:“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可是,张謇上任之后,他的平素之志难于“试效于政事”。因为当时北洋政府在实业经济的许多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有些仍然沿用前清的经济法规,如《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张謇认为“法无行百年而不弊者”,主张“当变一切之死法”。19131114,张謇撰写了《为拟定农工商法令呈大总统文》,呈文开篇:“窃维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纂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工商政待举百端,一切均无从措手。为此夙夜图维,惟有将现在农工商各业急需应用之各种法令,督饬司员从速拟订,如法公布,即其中有关涉法典范向归法制局编纂,如待全部法典完成,非数年不能竣事。拟由本部择其尤要,如《公司法》《破产法》等,分别定成单行法令作为现行条例,以应时势之要求。俟法制局全部法典内告成之日,此项条例即行废止。”

张謇上任之初,面临无法律可依的局面,请求政府让农商部修订和颁布现行条例执行,到法制局完成相关法典编纂后,即行废止。当时张謇主持拟定的暂行法令,涉及工商、矿业、农林、渔牧、金融、税务、交通运输以及社会团体等各个领域,其中单项法令有:《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制定中日实业有限公司章程》《劝业银行条例》等等。

张謇雷厉风行,在短时间里主持拟定了一系列暂行法令,为当时农商部有法可依创造了条件。

执法行政利国便民

张謇是个办事十分认真严谨的人,在依法治理实业方面同样体现了他的秉性,他在《农商政策谈》中说:“鄙人初次到部,将部务进行划分三时:(1)法律时期;(2)技术时期;(3)经济时期。鄙人认为部务进行只第三时,为中国财政就绪,实际进行,意此时因银钱经手不免有权利之争执,招外来之物议。”张謇对农商部部务分为“三时”,是他对法治中国实业的规划和预期,在他看来,农商部第一时期是拟订暂行法令,第二时期是执法施政,第三时期是中国政财增收、天下百姓得益时期。在农商部拟订各种实业暂行条例之后,张謇坚持“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强毅力行,切实督促执行。处理汉冶萍公司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实在的案例。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重工业的摇篮,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奏请朝廷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辛亥革命前夕,公司有员工7000人,年钢产量占清政府的90%以上,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盛宣怀是公司经理。汉冶萍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多次向日商借款,而贷款的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条件:借款以厂矿财产和铁砂为担保。但是公司因无力偿还,日商的贷款后来变成了投资。到了宣统三年(1911),汉冶萍公司实际上已被日商控制。控制汉冶萍公司,就意味着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民国初年,汉冶萍公司已经濒临崩溃。19142月,汉冶萍公司董事会盛宣怀等呈文农商部,“盼政府实力维持,以期久远”,否则公司面临破产。张謇依据《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法规批复:“汉冶萍商办以来,股少债多,历借内外各债2700余万,无论还银、还货,皆有合同抵押契据。因汉冶萍奏明纯属商办性质,历来合同借票系公司签字,商借商还。故所订合同部未过问,公司亦未报部。上年冬间,厂矿经费无所出,第四新炉不能成,到期债票不能转,银行钱铺丝毫不能挪借,信用屡失,破产在即。”汉冶萍公司虽然是商办企业,但是如果公司破产后仍不免外债交涉。对于汉冶萍公司的烂摊子,农商部严辞声明:“查矿山抵借外债,非得本部同意,其合同不生效力。”

农商部的这个批复,日期为1914217,载发于当时《政府公报》1914226648号。下发批复一个星期后的225,张謇出席为延长油矿及汉冶萍事与湖北省等代表会谈,用现在的话说进行调查听证。《为延长油矿及汉冶萍事与湖北等省代表会谈记录》云:“225,农商总长与湖北等省代表会谈之情形如下:列席者为农商部总长张謇、矿政局长杨廷栋、第一监督署署长张轶欧、湖北省汤化龙君、刘景烈君、李庆芳君、邢殿元君、曾有澜君、梁善济君、贾耕君、张树森君、时功玖君。在谈及汉冶萍公司时,张謇先介绍了该公司向日本借900万元为添炉之用,600万为还债之用,都由公司与日方签约。

    汤君(汤化龙):第一问题,究竟此贷款合同是否有效?

张总长:当然无效,文电言之甚明。

李君:政府反对,日人岂无闻知,何以愿借?

杨局长:此间恐不深知汉冶萍与日人之关系,汤、时两先生当能知日人之借款于公司,是否以政府承认为必要条件。

汤君:诚然,此中关系极深。

时君:日人对于大冶希望甚大,但求以款借与公司,并有他种计画云云。

杨局长:今得诸君到此,详阅卷宗,面谈一切,非常可喜……

张总长:对于汉冶萍,非但未主张借款,且并未核准,现决不更改目前办法,尚望诸君介绍于社会。”

从这份会议记录看,张謇与矿政局长和湖北等省的代表会谈后更加清楚,日本借款给汉冶萍公司,是有种种计划的。日本的“种种计划”是什么呢?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中日合办汉冶萍的条款,其野心在于控制中国的重工业。

从国家主权和实业发展考虑,张謇在1914815,上书大总统《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官商合办两项办法呈》,张謇在呈文中说:“揆时度势,目前除完全国有或官商合办外,实无他策。”呈文详细分析收归国有经营或官商合办经营的利害关系,阐述经营策略,指出只有这样“似于国家实业,裨益非浅。”张謇如此分析:“煤铁业关系国本,我国所经营之煤铁业,不过汉冶萍一公司耳。然商力凋敝,万难支持,专以借贷日款为救急之计。前已借至1500万元,近又续借1500万元……政府若不早为之所,负累愈深,政府他日仍须为之收拾,尤恐折入日人之手,噬脐之悔,其将何及?”张謇认为,“俟接办后,再行彻底整顿,另拟进行之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张謇如此处理汉冶萍公司危机事件,不失为德法相融,执法原情,高人一筹。

在农商部任职期间,张謇拟定的实业法令以利国便民为基准,同时考虑可操作性。如制定了《森林法》,还拟订配套可执行的《森林法实行细则》《造林奖励条例》。为了激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主持拟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国有荒地承垦实行细则》,并且制订《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为了切实执行这些法令,张謇协同当时的财政部长周自齐,设立奖励基金。张謇在《筹借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基金呈文》中,还确定奖励的具体数额:“徐而言之,奖励植棉,第一年实支出70.4万元,第二年实支出38万元,至第三年以后,则岁有赢余。奖励制糖,则第一年支出植蔗补助金118.8万元……”这些具体的条文,政得其民,使拟定之法可以落到实处。

为了发展商业,张謇主持修订了《商人通例》《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在《为奖励商会事呈大总统》的呈文中“拟请就应得奖励之各商会一律给予匾额一方,量厥情形,标题字义,庶机关所在,群目同瞻。既能观感于将来,并可昭垂于久远”。而在执法过程中,张謇十分严谨细致,从张謇颁发的《工商部令第一百十八号令》中,可见一斑:“本年1113日准内务部函称,商人张嘉汉等试办人力车商会,迭经呈请本部立案。本部以该会收捐过巨,令警察厅查核。兹据复称,人力车厂制造车辆,或售或赁,事颇简单,无集会研究之必要。北京已设有人力车联合会,足资联络。再设商会,殊觉重复。况每月坐收巨款,迹近敛费,自应即将该会取消……”关于北京人力车商会申请不予批准的案例,足以见得当时张謇执法必严的态度和亲民爱民的情怀。

张謇主持拟定的各种临时实业法令,有许多“条例”“部令”“训令”“通告”“奖励案”“说明书”“理由书”等配合实施,所定法令都能落地生根,贯彻执行,实现良法善治。

张謇任职农商部时的法令以及配套政策,都能体现他“利国便民”的初衷,如在《奖励农牧产案》中规定“凡集合公司垦辟荒地,植棉至一万亩以上者,奖1000元;5万亩以上者,奖6000元……”“今拟凡扩充甜菜及改良蔗种者,100亩以上,奖20元;300亩以上奖60元……”“今拟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600头以上者,奖200元……”这些奖励政策,无疑使农牧民获得实惠,进而促进农牧业的发展。

汲养取法典籍历史

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张謇立宪强国、依法执政、兴业富民的理念,仍然不失智慧光芒。那么,张謇的法治理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作为晚清状元的张謇,是旧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一生之中,不论是身为平民布衣,还是朝廷命官,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张謇说:“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责,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厌。”在他任工商、农林部部长之初,也是这样表白的。由此可见,张謇的法治理念,源于所读之书,所究之事。

张謇研读的古代典籍十分丰富、广博,而且不止是儒家经典,更有地方史志。张謇5岁起开始读书,孜孜不倦,终生不渝。从《柳西草堂日记》中,我们即可知晓张謇的阅读书目。

张謇的治国理念,来自所读之书,早期的多见于《策问》。策问,是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大多就政治经济问题发问,应试者对答。张謇一生经历的科举考试,包括岁试等,数以百场计。以光绪二年岁试为例,“4月,应科试。经古制艺正覆四场皆第一,补廪膳生。”其中正场试题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张謇的对策,通过记述孔子师生的答辩,阐明“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要有博施济众之行”的观点。光绪三年,张謇岁试4场,仍然都得第一。正场试题《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张謇以“尧忧天下不治而举荐舜”的历史事故,精辟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让能忧天下之人治天下。张謇的真知灼见,掷地有声,余音永远。

当然,张謇最著名的《策问》,要数殿试策,“河渠”“经籍”“选举”“盐铁”4道题,见解独到,令君臣刮目相待。

张謇考中状元之后,有了奏本朝廷的资格,他的法治观念,能在更多更大范围发挥作用,他以代拟奏本,或与人合奏,或独自上奏的方式,或者以书信、电报形式和朝廷大臣、地方主政官员交流探讨的方式,更多的则是在集会场合发表演讲,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

试析张謇立宪强国的观点,源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论断。张謇任职农商总长期间厘定施行的一系列实业法令,都以古人“以政裕民”的思想为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因此,张謇说:“夫国必有法,有法则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则自今以后,可忧方大。”“法律者,轨道也。”“吾以为一国自有一国之本原,一时有一时之效用,法不必同,而道无不同也,正须用科学分析法研究之。”

张謇的法治理念,汲养于经典古籍、取法于历史典故,而中国的经典古籍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精神宝藏,其中蕴含了中国两千多年“大统一”的治国经验,当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从《女师范校友会演说》


看张謇的演说风格



中国自古有“重文轻语”的传统,文章写得好,备受推崇,而说话演讲,古人称之为“口耳之学”,不值一提。主要原因是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学”,就是学文字、写文章。六朝骈文、明清八股,更是加重了“重文轻语”现象。然而,最近笔者在读新版《张謇全集4(论说演说)》时,发现作为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张謇,却展现出精湛的演说造诣,那一篇篇演说词,真是字字珠玑,言不尽意。笔者大胆断言,张謇不仅是实业家、教育家,还是出色的演说家。现选取其中的一篇《女师范校友会演说》,管中窥豹,对张謇的演说风格试加分析。


1905年,张謇开风气之先,创办国内第一所民立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1924411的校友会上(也是建校19周年纪念日),张謇作了这篇《女师范校友会演说》。此时距离五四运动已有5年,在提倡白话的潮流下,张謇采用了白话文演说,阐述了自己心中的求学之道。


开门见山,削尽冗繁。张謇的大部分演说,都遵循演说“三段论”,即第一段交代背景原由,第二段展开论说,第三段提出期望。本文对背景的交代尤其简短,“今天是开第四次校友会,并且是本校十九周(年)纪念日。我趁这个机会,和你们讲讲。”了了两句,就直奔主题了。不说空话、大话、套话是张謇演讲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


深入浅出,就近取喻。本文的一大特色是旁征博引,比喻信手拈来。谈到教育要适合本地的需要,张謇连用了两个比喻:建筑一间房屋,取柱子的材料,大小一定要适合;家庭里面雇一个乳母须选择稍受过教育的才行。取材于身边常见事物,形象贴切。谈到做事要有尺寸,张謇针对有人提出“美国八分钟就能出一部汽车”,顺势把教育和生产汽车作类比,阐明只有尺寸准,才能做到又快又好的道理。观众既能理解其理,又分外觉得生动。精当的比喻开拓出了举一反三、以一当十的意象空间。


知识渊博,融贯中西。演说只有区区1300字左右,却涉及教育、工业、算术、经济、美学、建筑等多门学科。引用《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显示了演说者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谈到山水,指出中国唐宋时候最讲究“天然”,而欧美注意“整齐洁净”,显示了演讲者的艺术学识;谈到教育,指出“英国教育最严格,美国最活动”,“法国和美国比较奢侈些,英国最为严整”,可见演讲者对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纵览通篇演说,真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让听众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新知。


注重互动,贴近受众。张謇的这篇演说,绝不是照本宣科,率直即兴发挥占有相当的比例。全文出现第一人称“我”有4处,“我们”1处,“鄙人”1处,运用第二人称“你”3处,“你们”5处,演说者没有脱离听众泛泛而谈,目中无人,而是与听众直接交流,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同时多处运用设问、反问,如:“试把三国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哪里可以呢?”“你看世界上的山水有同的吗?人有同的吗?”“但这里面的标准,究竟怎样呢?”……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亲切平和,严谨中肯。我们民族的语言传统,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张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的演说,不以激情澎湃取胜,而以严谨中肯见长。“这种理解,你们总要彻底明白才好。”“还请你们细细的想想。”……措辞极有分寸,处处以亲切、平和的态度循循善诱,毫无“名人”的傲人气象,尽显长者风范。在润物细无声中,对听众提出希望,使听众体会到时代的使命感。


由于没有音像资料,我们无法重温张謇作这段演说时台上台下的场景,但可以想象,张謇的一口吴侬软语,虽然不是洪钟大吕,字正腔圆,却也韵律悠扬,余音绕梁,听众一定屏息凝神,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留下难忘的印象。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张謇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为他的演说提供了源头活水。而更重要的是,张謇对口语表达的重视和长期大量的实践历练是他成功演说的秘诀。张謇的演说风格,在今天仍有学习借鉴的价值。


日军在启东的暴行


陈思品


据启东市委党史办的长期调查,日军自19383月侵入启东,到19458月撤逃,给启东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直接伤亡11157人,财产损失1367.93万法币(1937年价),相当于1949年启东全县财政收入的256倍。


火烧汇龙镇


193846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探出脑袋,突然又一阵枪响,还未从夜间激烈的枪声中平静过来的启东汇龙镇市民,再度陷入惊恐之中。50多名日本兵手握三八枪,分成几路,奔向镇上的主要街道(今采臣街、团结街),见人就开枪,见房就点火。潘金龙的岳父薛士元年纪较大,逃跑不及,被一枪打死;在北边老医药公司旁,一个老人背着一袋面粉,舍不得丢下,连中两枪,倒卧血泊之中……


日军放火,先将红绿色引燃纸点燃,后投入柴堆;或向房屋发射硫磺弹。霎时,汇龙镇四处浓烟滚滚,烈火腾空,高达数丈。很快,整个汇龙镇被火海吞噬。房屋的倒塌声,居民的哭喊声,以及受伤者痛苦的呻吟声,笼罩全镇。


凶残的日军全副武装,占据要道街口,不许救火,见人就射击,打死打伤中国平民30余人。大火持续三天三夜,全镇98%的房子计700余间被烧,化作瓦砾。2000多市民无家可归,四散逃命。五楼五底的义仁祥油坊被烧,只剩一副焦黑的框架,顾同和南货店的红糖被烧得像黑柏油一样,四处流淌。就这样,启东人民花数十年血汗建设起来的最大市镇被日寇烧光。


415,日军离开汇龙,市民陆续返回,只见全镇一片瓦砾,有些地方还在冒着黑烟,河中漂浮着尸体(今人民中路农行到人民桥原是一条河);市民哭声震天,惨不忍睹。


日军在汇龙镇烧杀仅过4天,即410,又在石陀港制造了一起血案。这天早晨,30多个鬼子,从汇龙镇出动,窜到石陀港建群乡第七保(现属王鲍镇建群村),一边鸣枪,一边放火。日军因头天遭瞿犊部袭击,又疯狂向平民报复。从尚平校开始烧起,一直烧到河边王德才家,还不够,又到北埭烧,总共烧学校1所,平民38家,房屋80多间。日军还打死无辜平民两人:一是蔡国章的父亲;另一个是住寿母桥南的朱××。


狂炸民居


国际法规定:即使是战争时期,也不得对敌方非军事目标和平民百姓进行袭击。然而,日本侵略者却置国际法于不顾,肆意袭击非军事目标和人员。日机7次袭击启东,没有一次袭击的是军事目标。


1938820(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9时许,吕四镇上空万里无云,突然随着“隆隆”刺耳的飞机轰鸣声,5架日机出现在吕四镇上空,盘旋一会,一枚枚炸弹从天而降,顿时吕四镇陷于硝烟、火海之中……房屋倒塌,人员死的死、伤的伤。西门木行后面张仲辉的媳妇,不顾一切救护女儿,母女2人双双遇难。西门陶渔孙屋前中弹一枚,陶家沟3个居民被炸死;一枚投在三宫殿西街聚星园茶馆,1名茶客毙命;一枚击中河南彭立生糟坊,一名酿酒工人被炸死,多人受伤……日机共投弹23枚,除4枚哑弹,11枚在田野和河中爆炸外,有8枚在镇上居民区爆炸,幸而日军飞行员技术有限,否则吕四镇不只30人被炸死,数十人炸伤。


仅过4天,日机第二次轰炸吕四镇。日军出动飞机4架,投弹6枚,至少炸死8人。一枚投在后街校场,炸死崔德源之子、范干卿媳妇等5人,一枚在同仁泰公司西南田间爆炸,炸死一男一女;一枚投于周家祠堂,房屋全毁,邻居王涵高之妻不幸遇难。


此后,日机又在91315日,连续轰炸吕四。924农历八月初一),日机两架第六次轰炸吕四,炸死潘长茂的一个店员、蒋同兴五金店店主、沈文斋的女儿、陈育才侄女、卖菜人张四毛等,同时把启东当时规模最大的纺织厂彻底炸毁。


日机还轰炸过万家镇(已坍没长江)。19399月某日,日机从东南飞临万家镇上空,投弹2枚,2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薛裕泰染坊薛小山躲在台底下,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陈恒泰老板陈士希肚皮被炸开,肠子流出。


惨杀中国人


日本侵略军仗其武器精良,先发制人,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恣意屠杀中国人。刀砍、活埋、淹溺、汤烫、火烧等等,杀人手段之酷劣,令人发指。


19447月,驻曹家镇日军对日观、忠义、汇阳、垦南4乡进行大包剿,遭东南警卫团痛击,不得不缩回据点。第二天,日军拼凑了更多人马,再次包剿。当场捉去平民30多人。日伪军把在塘芦港附近抓到的15人,押回塘芦港。走到陆茂荣窑,日伪军停下休息,突然两个鬼子兽性发作,从人群中拉出5个被俘者,令他们排成行,然后用大刀犹如砍切西瓜一刀一刀地砍过去,被砍者鲜血迸射。日军还把砍下的头颅拎在手中,去威吓其他中国人。剩下王思胜、张其仁、王胜富叔侄、陆宗元等10人,第二天被押往刑场,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机枪扫射,除陆宗元一人幸免未死,其余9人全部遇难。仅塘芦港惨案,就有14名中国人被杀。


同年底,日军在无畏乡用刺刀把15名中国人逼进竖河镇大河活活淹死、冻死。


在觉民、务本乡交界处,日军突然用机枪扫射渡船,使渡船上6人倒毙河中。


在东元乡五堤,日军一次惨杀了吴怀福、龚云清、王德富、钱丕模、胡福清等多人。


通兴乡烈士陈介秀是被日军打断手脚,丢进火中烧死。永阳乡杨兆新是被日军用开水反复多次烧烫而死。


凌辱、摧残中国百姓


日军把魔爪伸到哪里,就像野兽般践踏至哪里,它们恣意凌辱、折磨中国人民,甚至以此为乐。


日军侵占启东期间,抓到新四军干部、民兵,格杀不论。对被俘者施以酷刑,发明了多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罚:先在人身上挖一个洞,倒上油,再点上火,说这是“点肉灯”;把铁棒烧红,塞进被俘者的嘴里,取名为“吞火龙”;抓到女性,把酒瓶塞进其阴道,称之为“开迫击炮”……


这里举一个“冻萝卜”的刑罚。1943年冬,日军抓了近万民夫在汇龙镇筑土城,民夫自然不会卖力。日军就用残酷刑罚折磨。某日,天寒地冻,来自汇龙镇附近的民夫黄兆康扛砖数量稍少,被日军发现,一个留着八字胡、满脸横肉的日军曹长,跳过去对他就是一脚,并哇啦哇啦骂着,他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先逼黄兆康在河的冰面上打开一个洞,然后逼着黄兆康站在冰洞里。这还不够,日军还叫其他民夫把冰水浇在黄兆康的身上,冰水从黄的头上一直流到下面,黄兆康冻得直叫,而日军却站在岸上笑得前仰后合。一小时后,黄兆康才被允许上了岸。但日军不许换衣,逼他穿着湿衣继续干活。不一会儿,黄兆康身上的湿棉衣成了硬梆梆的“铁甲”,黄兆康就穿着这样带冰棱的衣服艰难地坚持着,皮肉很快被冰棱磨得血肉模糊。


1944914,驻五堤公司日军将东元乡黄士元、陆根郎、杨志良等13人抓去,要他们交出失踪日军。13名中国平民根本不知道,日军就先剥掉他们的上衣,然后令其排成一行,弯腰俯首。一个日军端出一钵滚烫的玉米粥,另一个日军则在每一个被俘者背上浇上一勺玉米粥,烫得受伤者跌在地上翻滚,日军还不准动,谁动,就再浇上一勺。就这样,13人被烫得皮开肉绽。事后烫伤处溃烂,久治难愈。杨志良则因伤势过重而死。其他12人的背上则留下了一片永远抹不掉的疤痕。


强奸妇女,禽兽不如


日军侵占启东后,不仅杀人放火,还强奸妇女,侮辱妇女。在汇龙镇,它们公开设立了“慰安所”、“启东俱乐部”,从上海和当地抓来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专供日本兵发泄兽欲用。


19415月,日军和伪军窜到汇龙镇西南方(今城河村一带),抓到正在田间挑羊草的郁廷献12岁的女儿,因女孩幼小尚未发育,日军竟丧心病狂地用刺刀割开其阴部,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间,公然强奸,女孩痛得惨叫昏迷过去。


同年10月,10多名日军又窜到头兴港河西(今汇龙镇城西村)一带抢劫、强奸。他们抓到陆某妻子,将其带到董竹山宅上,用刺刀割开陆某妻子的裤子,用枪逼迫董竹山先强奸,然后几个鬼子再轮奸……


在海复镇北街,鬼子强奸一青年妇女,还用枪逼迫其丈夫在旁观看,恣意羞辱。


日军在启东期间,究竟强奸了多少妇女,难以统计。据有关乡镇调查,在近海强奸27人,在永阳强奸34人。日军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横征暴敛,疯狂掠夺


日军在启的掠夺,分两类:一是明抢,即公开抢劫,上到文物、古董;下到衣物、鸡鸭。不必赘述。二是暗劫,即暗中敲骨吸髓。


19381945年,日军占领汇龙期间,就开办了通口、小西、海南、江南、大来、东太、三光、中山、江北公司、收卖会等10家洋行,其中收卖会是启东洋行的总部,由3个日本兵直接管理,另有6个洋行有日军插手。日军用刺刀作后盾,垄断启东经济、金融,甚至连汇龙到泰安港的运输线,也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日本洋行低价收购启东的棉花、盐、水产品,运到国内,同时又高价推销他们的东洋货色……通过这种明抢暗劫,日军在7年中,究竟掠夺了启东人民多少血汗,难以统计。


日军的另一种暗劫是,拿着“大日本帝国军用票”任意“购买”东西。这种“军用票”,既没有与中国货币的兑换比价,更没有兑换处。对中国百姓来说,不如废纸一张,但对日本兵来说却是可以任意索拿中国物品的“通行证”。


奴化教育,兜售毒品,开设赌场


在学校,日军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扬日本“大和民族”的优越,灌输“以皇国为核心”、“日、‘满’、华强固结合”,鼓吹东起夏威夷、西起印、巴、阿富汗,南到菲律宾、印尼,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在汇龙,日军怂恿中国的民族败类开设了不少的鸦片摊、吗啡馆、土膏店。在吕四、久隆等市镇都有公开兜售毒品的店铺。通过贩毒,既吮吸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又可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使那些民族败类醉生梦死,甘当亡国奴。


1941年冬,日军在启东汇龙老街设立了一所赌场,在正门挂上一块“好莱坞”的招牌,还不知羞耻地又挂上警备队特发的“许可证”。这个赌场由汉奸、日军翻译姜福全,伪启东县自治会会长黄召贤直接控制。经理、账户(会计)、技师齐全。赌徒30多人,均由姜福全从上海搜罗来。“好莱坞”每天上午8时开赌,10多个媒子每天四处欺骗引来成百赌客。台面从4元到万元。摇宝的师娘姓杜,受过专门训练,几乎能做到要什么点子就能摇到什么点子,对赌客极为不利。多少人在这里倾家荡产,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小商户吴兆几,被骗去参赌,不几天输得精光,妻儿无法生活,自杀身亡。大兴乡农民黄银郎推了一车棉花到汇龙去卖,原本为儿子结婚用。经不住媒子花言巧语的诱惑,异想天开发个外快财,为儿子办一场很风光的喜宴,结果不到半天,输得一个子儿都未剩下。黄银郎不死心,想翻本,就把小车卖掉,再去赌,结果仍是输得一干二净,黄无脸回家流落街头。其妻张翠英去找,得悉前因后果,回家悬梁自杀。


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给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其手段之残忍、卑劣,其侵害之深、之大,都是近代史上罕见。虽中日两国邦交已正常化,但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70年前的国耻家仇、惨痛教训。


十二匡镇上的永安桥


黄建栋


《海门县志》记载:“民国11年,横跨十二匡的永安大桥年久失修,行将折断,顾少卿便独资修建一座钢筋水泥大桥。”


1892顾少卿出生在十二匡镇,家境清贫。1909年,他到上海滩闯荡,在上海陈万丰烟叶行当学徒,后在上海老北门独开大丰昌烟纸店,加工手工卷烟,生意逐渐兴旺,事业渐渐做大。事业成功后,顾少卿不忘回报家乡人民,1922年,他回乡独资修造了十二匡河永安桥,1924年,海门春荒严重,他购买了4万斤山芋在永安桥上救济穷人,他还捐资创办了十二匡镇小学。1973年,82岁的顾少卿在香港病逝。


永安桥是一座长十几米、宽3多的水泥桥,《海门县志》上称之为钢筋水泥大桥,是海门境内最老的水泥桥之一。


十二匡镇距今有近200多年历史。当时镇就在十二匡河东边,西边又有六匡镇、十匡镇,所以这个小镇被百姓称为十二匡镇。抗战期间,十二匡镇曾一度被日伪占领,构筑据点。但新四军也在这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海启县委还在此设立了海南区。永安桥是敌我争夺的重要交通桥梁。现在的十二匡镇规模已经很小,一条南北向的十二匡河穿过小镇,一条斑驳的水泥桥横跨在镇中的河上,桥西是六七家商铺。


抗战时期,日寇为了阻断十二匡河的交通,想使用炸药把桥炸断,没有得逞,就把桥栏杆敲断,桥墩上的字也被敲掉了。北面桥墩上的8个字已经看不清了,而南面桥墩上的字保存完好,十分清晰,上边的4个字是“永以为好……”下面的字在垃圾瓦砾和水面中,无法看到。“永以为好”出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见顾少卿当年造桥的目的是报答家乡,为了百姓和谐相处,永久相好。


如今的永安桥,桥边有4个被损坏的栏杆桩头,桥面上有一条条东西向的印痕,和一条条南北斜线印痕,两印痕相交,在桥面上形成许多约40厘米见方的平行四边形方格,4个桥墩上的水泥随着岁月侵蚀已经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钢筋。


沿着永安桥的石板路向东,这里至今沿用顾少卿当年取的“永安”的名字,看门牌号码是永安村一组51号,但五六十年前兴旺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供销社、商店的门市已经荒废,有的已经成为瓦砾堆。


92年过去了,如今的永安桥,像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仍然静静地站立在河上。桥下潮起潮落,流水东去,岸边的老百姓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这座饱经风霜的永安桥仍在继续完成着它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的《如皋县年鉴》


程太和


1935年,如皋县政府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影响的事情,即编辑了《如皋县年鉴》,这是如皋年鉴的嚆矢。该年元旦后,时任如皋县县长章骏亲自过问编纂《如皋县年鉴》,随即,编纂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1935年的《如皋县年鉴》记录了1934年如皋县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但因该年鉴是如皋县年鉴的开山之作,同时,任何事物都有个来龙去脉、历史演变,故而这部年鉴各个篇目的起首,绝大部分都采用了从叙述对象的历史沿革起,或者先作综合性的概述,探根溯源。但年鉴在叙述历史沿革和概述时比较简略,使沿革与现状的比例得当,无喧宾夺主之感。由于该年鉴大量地利用了民国初年沙元炳总纂的《如皋县志》的历史资料,使得这部分的叙述不但材料较为可靠有据,而且深入浅出,虽简略却又十分清晰深刻。主要内容为:


区域如皋县原有18个区,包括现在如东县的大部分及海安县城东镇界墩村(旧为如皋县界、泰县界分界线,故名“界墩”)以东的立发桥、西场、丁家所、李堡等地。18个区是:第一区城厢,第二区东陈,第三区丁堰,第四区白蒲,第五区双甸,第六区岔河,第七区马塘,第八区丰利,第九区掘港,第十区苴镇,第十一区磨头,第十二区车马湖,第十三区石庄,第十四区镇涛,第十五区江安,第十六区卢港,第十七区立发,第十八区李堡。根据国民党政府19343月的指令,一个县的行政区划不得超过15个区,超过的应予合并。故如皋县将原有的二、三两区合并一个区,八、十两区合并一个区,十二、十四两区合并一个区,合并后为15个区。即第一区城区(城厢),第二区丁堰,第三区白蒲,第四区双甸,第五区岔河,第六区马塘,第七区丰利,第八区掘港,第九区磨头,第十区车马湖,第十一区石庄,第十二区江安,第十三区卢港,第十四区立发,第十五区李堡。如皋县原有乡镇548个,1934年改划为241个乡、41个镇。


财政1934年全县财政预算内收入1410727元,项目有田赋县税、契税县税、屠牙县税、杂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事业收入、补助款收入、地方行政收入、捐款收入、其它收入。其中田赋县税占85.52%,契税县税占3.99%。支出项目有党务费、行政费、公安费、财务费、教育文化费、卫生费、建设费、救济费、协助费、积谷费、债务费、预备费等。其中预备费占31.87%,教育文化费占22.86%,公安费占16.49%,建设费10.83%,其它项目只占百分之几或百分之零点几。


1934年,如皋县政府曾发行“印证印据”(相当于现在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券”)50余万元弥补田赋之不足,19346月章骏接任县长后,“鉴于以此变相之纸币,若仍任其流行,则将来整个县之财政,势必无可治理。”于是拟定“收回办法七项”,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紧缩开支,积极理顺财源,以不苟民为原则。


193471成立如皋县金库,各项专款皆分别存储,以免混乱及挪用。


公安1934年,如皋县的防务由地方部队和公安警察负责。地方部队有县保安大队,县保安大队约有士兵600余人,官佐30余人,驻守在县境边陲,腹地由当地新成立的守望所负责;县公安局下设分局1个,分驻所9个,派驻所9个,派出所6个,官佐44人,警长350人。


19343月,国民党如皋县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取消了邻闾制,推行保甲制(以户为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城区25甲为保,设保长),制发门牌,清查户口。全县共建立了3078个保,30891个甲,有人口1493951人,其中男性人口789757人,女性人口704194人。


1934年,全县共发生违警案件300起。其中赌博135起,妨害他人身体45起,淫乱26起,违章营业28起,侵犯公共利益17起,其它案件49起。全县新收男犯224人,女犯23人,合计247人。其中,所谓“内乱”10人,杀人3人,吸毒、贩毒62人,抢劫27人,偷窃45人,妨害他人28人,其它72人。


教育文化1934年,全县有初等、高等小学291567个班,在校学生33340人。其中男生26811人,女生6529人。教员721人,其中男634人,女87人。全年小学教育经费202430元。1934年度恢复了江岸区完全小学,成立了私立定慧小学。规定小学为一级一班,每班学生数最高额不得超过70名。


全县有中学两所。一所是县立初级中学,有学生280人,教职员22人,年教育经费13548元。另一所是敬业初普商科职校,在校学生174人,教职员19人,年教育经费8000元。


全县有盲哑学校一所。


教育部门组织力量编纂了《如皋县乡土教材》,作为统一教材的补充,使学生对本县历史有所了解。另外统一了学校课业簿本,克服了过去学校课业簿本各异,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弊端。


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公立的有民众教育馆、公共体育场、民众学校;私立的有僧伽图书馆、佛教历史博物馆。


卫生1914年如皋创办博爱医院,此为如皋西医之始。1919年如皋始设防疫公所。19211934年相继建有县立医院、私立医院、教会医院等。


标准计量1934年,全县推行度量衡新市制。


新闻出版1934年,如皋县有日刊9种,三日刊1种,周刊1种,旬刊1种。共12种。发行量最多的1800份,最少的只有400份。各报刊名称、刊期、发行量如下:


报刊名称刊期发行量


《皋报》日刊 1000


《如皋导报》日刊 800


《如皋民报》日刊 1800


《如皋日报》日刊 570


《如皋报》日刊1000


《民声报》日刊800


山报》日刊400


《掘港报》日刊500


《掘港商报》日刊500


《如皋鸣报》三日刊 600


《每周述评》周刊500


《如皋觉报》旬刊900


民间工艺 1934年,江苏物品展览会召开,如皋送展的“松寿锦灯”“秦扇锦灯”等工艺灯彩,获江苏物品展览会优等奖,并被列为如皋特产。


水利 1934年,如皋县有几条纵横河流,由于多年未加疏浚,河流淤塞,河床变高,影响排水和水上运输。先后对下列4条河道,进行疏浚:如靖界河位于如皋、靖江两县之间。因该河道淤塞已久,灌溉、交通均有妨碍,故于193411月起筑坝戽水疏浚。东串场河,流经东乡双甸、岔河、马塘、丰利、掘港5个区,为如皋县东乡唯一干河,全长近150华里。沿河市镇林立,灌溉、交通均赖于此。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塞,农商均感不便。为此,1932年进行了测量清丈,1933年、1934年将丁堰至双甸一段及马塘新市河先行疏浚。后又将马塘以东部分筑坝戽水疏浚。堡河系北串场河之支流,南自堡河口北至李堡之堡坝,全长十几华里,有“十里十八弯”之称,因年久失修,河床日增,蓄泄两有不便。1934年筑坝戽水疏浚。公共河自掘港向东,上接串场河,下至鲍家坝,为内河泄水出海之要冲,河长近30华里,因河底淤塞过甚,影响泄水,1933年曾疏浚部分,1934年继续疏浚。


此外,如皋东乡范公堤由于潮水的冲击、洗刷,堤身多已倾坍,1934年择要抢修部分。


公路 1922年,如皋县始筑通榆公路如皋段,南起白蒲,北至马王沟,连贯白蒲、丁堰、东陈、城区、立发5个区,又称“蒲发公路”。同年修筑如(皋)黄(桥)公路。1932年修筑如皋至石庄的龙游路,1934年扩修至新生港,易名如新路。蒲发路、如黄路、如新路3条公路,总计233华里,皆为土质路面,睛通雨阻。1934529,对蒲启路如皋段进行丈量,6月底完成,12月动工修筑。


工业生产 1914年,如皋创办县立平民工厂,此为如皋首家公立工厂。1924年,丁堰北乡陈端等人集资创办丁堰阜昌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达记布厂,并始用引擎动力带动纺织机械,开创如皋使用大机器进行工业生产的新纪元。1929年创立中国制腿公司如皋火腿制造厂,计70股,12小股。此为如皋早期最大的私营股份公司。193412月出版的《中国北方先驱报》载:“从中国运往菲律宾的大部分火腿都产于如皋。”19301934年,全县先后创办私营工厂40余家。


农业生产 1.建立推广区,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全县较大推广区有两个。第一个为大豫中乡有土地20余万亩,土质多系砂质,宜于种棉;第二个在双甸北部有土地3000余亩,土质较好。推广品种有:鸡脚棉、脱字棉、芒壳沙稻、蚕种、来克红鸡、湖桑等。指导害虫防治,如地老鼠、蚜虫、金钢钻、红铃虫、稻螟虫等及讲述选种的好处、方法等,以便农民仿效。2.举办育种场,推广优良品种。棉种场:该场新品种棉以脱籽棉为主,老品种棉以青茎鸡脚棉为主。脱字棉种植面积100亩,收获4119斤,单价11.5元。鸡脚棉种植面积64亩,收获1955斤,单价10元。产量不高的原因是天旱无雨,虫害严重,致棉苗根脚不齐,虽经补种,根脚也只有七成。稻麦作种苗场:1934年进行了30多种种稻比较试验和优良品种的繁殖。因当年天旱无雨,收获不佳。畜牧蚕桑种苗场:对意大利蜂进行汰劣留强,以作繁殖之准备。用来克雄鸡与9斤王母鸡杂交,培育新的鸡种。使用科学方法饲养春蚕,试验推广秋蚕。3.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为发展农村副业生产,1934年如皋县成立了全县农村副业生产促进委员会,选聘各区地方热心人士充任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全县养殖事业促进委员会,并在各区先后成立分会。养猪:为防止猪瘟病发生,如皋县农业推广所派畜牧指导员赴中央血清制造所学习制造防御猪瘟血清的方法,为农民医治猪瘟。推广畜牧场繁殖英国盘克斜纯种猪及英皋杂交改良猪,并以纯种骚猪为农家饲养母猪义务交配,以改进猪种。成立生猪运销合作社,避免牙行对农民的剥削和操纵,以增加农民收入。养鸡:如皋东乡出产的九斤王,系肉卵兼用鸡种,体质健肥,但产卵不及来克红。为满足农村需要,农业推广所繁殖大量来克红及九斤王在农村推广。养蚕:旧时如皋养蚕多用土种,方法不科学,且均赖野生桑饲养,产量较低。1934年前全县湖桑面积不足200亩。为提高蚕茧产量,1934年起推广改良蚕种,同时还无偿发给养蚕户湖桑苗1万余株。农业推广所蚕桑指导员指导农民栽植湖桑,改良饲养方法。畜牧蚕桑种苗场、双甸民众教育馆、苴镇黄园小学还建立了农教合作推广养蚕示范实验区。渔业生产与海洋捕捞:1934年全县编印了河池调查表1000份,调查全县深阔河池,统筹鱼苗分发各区放养,还划定双甸、岔河两区为提倡养鱼实验区,两区农民饲养的鱼苗,由农业推广所统筹无偿发放。1934年双甸民众教育馆成立了养鱼合作社及十区利厚养鱼合作社。8月,开办渔民补习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和捕捞技术,不收渔民学费,还无偿发放笔、墨、纸、砚等文具,并编写了养鱼、气象、渔具等书籍,分赠给渔民。在丰利、掘港两区调查渔船176只,其装载量仅有200担至600担,造价自1500元至9000余元。大多是装载二三担之渔船,不能捕捞黄花鱼,仅作张濛坊、鱼簏及搭人拾文蛤之用。


1935年《如皋县年鉴》出版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轰动。年鉴这种形式在我国本属少见,故读者对其具有强烈的新鲜感。该年鉴不仅有分门别类的文字陈述,还有数据统计、表格展示。通过年鉴可以了解和掌握1934年如皋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了解和认识如皋各方面的历史概貌,故“各界咸称便利”,称颂它为“空前创作,值得一读”。


时光飞逝,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把当年的《如皋县年鉴》说成“嚆矢之作”,一点都不夸张。


新民剧社往事琐忆


王子泉口述王永强整理


1929,南通县民众教育馆设在原东公园内,馆长是孙东儒。同年4月,孙东儒发起组织了新民剧社(民众教育馆的一个群众文艺团体)。新民剧社社员20多人,以城里的中小学教员和通师的学生为主,主要社员有:施春瘦(史白)、吴天石、徐渠(徐民志)、徐海滨、孙精一、保慎修、张节夫、刘一飞、徐曼伦(徐娟)、姚止扬等。他们是剧社的骨干,当时公演了不少进步话剧。


我的大哥王质夫(王文彬)最先参加新民剧社,后来,大妹王文仪、小妹王文华也先后加入剧社。1930年,我也成为新民剧社的一员,入社时的名字是我的字,叫王章五(王文彩)。入社后,张节夫发给我一枚“新民剧社”的长条形徽章,大约四厘米长、一厘米宽,豆沙色的底子,银白色的正楷字(城里专做银盾的“春源斋”店铺做的)。我很欢喜,每天把徽章别在自己戴的礼帽上。我大哥负责剧务,我的两个妹妹曾在《放下你的鞭子》《三千金》等剧中饰演角色。我参与演出的话剧有《父归》《月亮上升》《战友》等。


那时,我在西街关帝庙东开了爿“义生石印店”,南通古琴家徐立孙的《梅庵琴谱》就是在我店里印的。我成了新民剧社社员后,剧社里的事能帮上忙的都要出份力。每次演出的入场券就是在我店里印的。入场券大概五六厘米长,两三厘米宽,一般是用粉红色的粉画纸石印的,每次印千把张左右,先是整大张印好,然后再裁成一小张一小张。因为是手工石印,所以每次的印数不可能太多。当时孙东儒是民众教育馆馆长,在城里人头熟,人缘又好,善外交,所以大部分都是他想办法上门对票。


新民剧社演员在排练前都要认真读剧本,一般由施春瘦来分派角色,指导排练(实际上他就是导演)。话剧是以对话和动作为主的剧种,演员们讲国语(普通话,大多数演员的国语都说得很好。国语是话剧的根基,国语也因为话剧而得到推广和普及)。新民剧社的演出很受欢迎,主要是选的剧本有进步意义,演员台词说得好,表演很投入。


每次公演,演员需要化彩妆,一般是自己化妆,虽然简单了一些,但还是增加了演出的效果。至于服装,都是根据剧中角色和演出的需要,发动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道具是以借为主,一些小道具就自己动手做。由于演出经费没有固定来源,所以很少定制什么大布景,只是简单地把舞台布置一下,达到剧情的需要就行。


我在几个剧中负责灯光。舞台上的照明灯用了好多大灯泡,尽量增加舞台的亮度,以便让观众看清演员的表演,特别是复杂而又细腻的表情。每次开演后,将大部分照明灯给关掉,只留几盏廊灯。这样,台上很亮,台下很暗,让观众安静地全神贯注观看演出,听清台上对白中的字字句句,看清演员的一招一式,这样就能吸引观众,抓住观众的心。


为了增加演出效果,大家经常在一起想好点子、好办法。如,用白铁皮做成一个圆形的筒儿,里面装上大灯泡,后面接上长长的电线,演出时,我站在舞台上场口的大幕后面,把这个自制的手提灯光道具拿在手里,根据剧情需要,用一束圆形的强光打在演员的身上,并且灯光随着台上演员的台步跟着移动,这有点儿像现在的“追光”,效果不错。在《月亮上升》中,为了在舞台上现出月亮,我们就在白铁皮做的大圆筒子里装了只100瓦的大灯泡,把它放在天幕后面,用人工慢慢向上移动,就好像月亮升了起来。又如,在演出音效上:把大小不等的钮扣用线绑在大芭蕉扇上,只要摇动芭蕉扇,钮扣敲打在扇面上,就发出下雨的声响。扇子摇得又急又快,雨声就大些;扇子轻轻地摇,雨声就小些。还有,用一块大点儿的白铁皮儿,用劲抖动起来,就特别像打雷的声音。


排练和演出场地都在民众教育馆的小剧场。小剧场坐落在东公园里,是一个坐东朝西的大礼堂,从北面进去,南边是舞台,两侧还有副台。观众席是木头做的长椅子,整个剧场能容纳三四百人。演出一般是在晚上,观众有工人、职员、教员、学生,年轻人居多,小伢儿几乎没有,都能满座。新民剧社演出的内容进步,演员的本事不错,观众高兴来看。


有一次,演出《战友》,内容是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因为演员不够,我临时客串了一名伤兵。记得是徐海滨、我、还有另外一位,3个人,穿上借来的黄衣服,装成伤兵的样子。台词是徐海滨说的,大意是我们打仗受了伤,还得不到人们的理解。那次来看的观众不少,演出的效果也不错。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还喊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新民剧社演出的话剧《父归》(田汉改编),说的是父亲归家时的困惑和迷茫。由保慎修饰演老爹,孙精一饰演老太。他们都是国语研究会的骨干,所以台词都说得很好。有一句我还隐约记得是“我们这些倒路死的何必回来呢”。这个剧的演出效果也很好。


新民剧社演出的话剧还有《车夫之家》《压迫》《民族之光》《黎明前的黑暗》《山河泪》等。


每次公演成功,大家都很高兴,劲头更足。排练或演出如果弄得太晚了,负责总务的徐海滨就会让南公园的工友王凤安排简单的夜宵。公演的第二天,施春瘦还要把大家叫到南公园开会,总结前天的演出情况,谈谈成功和不足,不断地提高演出水平。


20世纪30年代,南通就成立了新民剧社、小小剧社等话剧团体,在全国是最早出演舞台话剧的,公演了许多名剧作。可以说,南通不仅是教育之乡、建筑之乡、体育之乡,也是话剧之乡。


新政权民主建设的奠基石

——从南通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名册说起



家中有先父遗存的一本“南通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秘书处于1950810编印的《代表名册》,载有全部代表名单259人,他们分别来自南通市的各行各业:职工、农民、军队、机关、工商、青年、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妇女、文艺界、医师、烈军工属、中国共产党、市政府、军管会、特邀代表等共计16个社会界别。其中职工代表55人,工商代表50人,农民代表20人,三类合计125人,占代表比例接近一半;这反映了解放初期,新政权为维护社会稳定、关心民生、组织恢复生产和经营,需要广泛听取工人、农民和工商业经营者的意见。中共代表、市政府和军管会代表、机关、军队代表共计27人,仅占代表总数的10%,表明会议主旨是发扬民主、征求基层和党外的意见。代表中的妇女人数36人,占比14%,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妇女多不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况下,这样的比例,已算很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通市新政权对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视。特邀代表有25人,都是南通的社会名人;没有分列民主党派代表,这反映出当时合法的民主党派在南通市还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代表名册》的人员结构体现了包容社会各界的广泛性和老中青相结合的特点。这次会议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会议?它在南通市的新政权民主建设进程中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194922,南通城解放。当天,中共南通工委入城办公,同时成立了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政权,对南通市实行军事管制。23,南通(港闸、狼山及海门茅镇、三厂、青龙港等地)政府成立,并且随即建立了区、乡、镇各级政府。


中共接管的南通新政权为实行人民民主,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就开展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在中共南通市委的领导下,19493月,召开了全市青年代表大会,成立了南通市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5月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南通市学生联合会;随后,成立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通工作委员会;10月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南通市总工会;12月,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通市农民协会筹备会;19501月,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南通市民主妇女联合会;10月,成立了南通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此外,还建立了教师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各个群众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奠定了新政权民主执政的基础。


早在19499月,南通市还在军事管制期间,就组织召开了南通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它的代表是由各单位选举产生,或经人民团体推荐,或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邀请。这个会议是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还不是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意义的人民代表大会。19501月,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且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4月和8月,又召开了第三届、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到了1951年,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各界群众组织已经建立,人民的觉悟已经普遍提高,南通市人民进一步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并经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于19518月召开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五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市长、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从此,南通市的第一届民选政府产生了。这次会议仅仅是一次“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会议,因为当时新中国的《选举法》和《宪法草案》还没有公布,会议的代表不是由合法选民普选产生,所以它还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人民代表大会。


南通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宪法草案》正式颁布后的1954627,经南通市依法全面登记的合法选民普选产生召开;这是一次真正法定框架内的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在前5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积累了成功经验的坚实基础上胜利召开的,是从前五次代表会议跨入法制轨道的进步和发展。先父遗存的这本《代表名册》,见证了解放初期南通市新政权民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起始阶段,是中共领导的南通市新政权民主建设的一块奠基石。


南通古城纪事点滴


张自强


五六千年以前,长江的入海口在镇江、扬州之处,长江口北岸入海处,海安青墩已有先民居住(新石器时代),这是南通地区最早的先民。


据《中国历史地图》记载:汉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唐初,有两块沙洲在大海之中。晚唐时,北面的沙洲称为“扶海洲”,南面的称为“胡逗洲”,狼山在大海之中,地图上注明为“狼山海”。


随着时光的流逝,两块沙洲之间有一条江称之“横江”,后称“小清河”。这条江从白蒲(古名:蒲涛)向东,经今日的石港、如东的掘港南入海。以后逐步淤塞,形成了低凹地,两洲相接。


原扶海洲在今白蒲以北,丁堰、栟茶、丰利一带,后与如皋连接成陆。原胡逗洲即是今日的城区,东到金沙,北至平潮,此洲南北约40华里,东西约80华里。洲上有少数先民,系百越族中的一个分支叫“於(于)越族”,从浙东沿海乘独木舟而来,以季节性从事打鱼为生。而后,有些人在洲上安家落户,繁衍子孙,成为“先住民”。唐宋朝,由于中原大乱,民不聊生,大批移民南迁,有些铤而走险的人,携儿带女,来到洲上落户,从事渔盐和农耕。朝廷还将一些所谓“犯上作乱”之人,押送洲上流放。即《通州志》所云:“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


因先住民和流人逐渐融合、演进,形成独特的南通方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江海地域文化或称之“江海文化”的雏形。由于各地流人进入,必然带来原住地的文化。因此,江海文化又是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的结合部,这几种文化的汇融形成了独特的江海文化。


南通城的历史沿革


文献记载:唐初,胡逗洲上设盐亭场。古代的“亭”相当于当今的乡的行政设置。到了晚唐,洲上设镇,并设“狼山镇遏使”的官职。杨吴时代,设置静海镇。后周时升为静海军。后周显德五年(958)改为通州(一说是显德四年)。时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至明道二年(1033),因仁宗幼年即位,当权是嫡母刘太后,为避其父刘通的讳,改称崇州(因为当时通州管崇明地)。南通有文人追慕风雅,取雅号称崇州为崇川之名,最早见王随在天圣元年11月撰写的《文庙记》。时至明代,盛言崇川,《万历志》记载:“宋仁天圣元年改崇州,一曰崇川。”10年后,朝廷又将崇州复名通州。从前,城隍庙大殿上有块大匾,上书“崇川福地”,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写的。1912年,因河北省通州改称通县,这里的通州遂改称南通县。


通州的古城,建于后周显德五年,初时土城,第二年在土城上砌陶砖,城围5里,高2丈,垛高5尺。原有城门4座,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州官下令把北城门封闭。据《通州志》记载:“地辟多盗,塞北门,废壮健营。”原州四角设置兵营,为东南营、西南营之名。通州城俗称“三门三关四角”。三门即东城门,原称“天波门”,后改称“宁波门”;南城门,原称“澄江门”,后改称“江山门”;西城门,原称“朝京门”,后改称“来恩门”。三关即东南水关、东北水关、西北水关。由于城内有市河两条,与城外相通,以便船只装粮运草、运输货物,因此在城墙下有城门洞处,设置栅栏,夜晚即行关闭,晨时开启,故称“水关”。四角即城中的马房角、打鼓角(后改称丁古角)、麻千户角(官地街北首)、花园角(城西将军巷南)。


谯楼和钟楼:谯楼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它的前身是宋淳熙年间用以瞭望的戍楼。明代时,谯楼内设计的刻漏,采用更鼓报时。由于它建在州衙前,又称“子城”。在明代,“谯楼晓月”列为通州八景之一。钟楼建于民国三年(1914),是孙支厦先生依照英国大时面钟造形设计的。张詧、张謇兄弟将潘氏捐给通崇海商会的5000元,从上海购买大钟安置其上,故名“钟楼”。张謇曾撰书一副楹联“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挂在钟楼之上。谯楼、钟楼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南通市徽上的标志。


通州古城之谜与屠城事件


古城遗址:曾有南知名人士对古城遗址多次考证,认为建城之始,州衙设在今长桥以南。根据之一:城南地势较高,20世纪50年代初,南大街修建下水道时,曾在地下挖出3层街道。之二:在市图书馆建静海楼(书库)时,挖出地下古城砖。城内乱坟场:1958年,拆城内东大街,兴建百货大楼时,在原市河南岸(原东牛肉巷处)挖出一片乱坟场,棺材有数十口之多。并有棺材叠棺材,俗称“楼上楼”。城中地下街道:1956年,兴建南通电影院,挖一棵有数百年树龄的银杏树根时,发现根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鹅卵石街道,两侧有排水沟,均在地面两三公尺以下。古碑:在拆东城门楼时,从地下挖出一块“尉迟宝林”石碑(尉迟宝林,唐李世民的大将都督尉迟恭之子)。


屠城之说:宋代,岳飞曾任通泰镇抚使,如皋西乡尚存岳家军的“渡军井”,另发现岳家军的“含瓶”,又称“韩瓶”(兵士随身携带的装淡水的器具)。传说金兵入侵通州之时,州城被毁三分之一。元军入侵通州城地,城又毁三分之一。仅有天宁寺一带未损。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倭寇大批入侵通州,杀了约万人与烧掉约万间民房。为了加强城防,保卫乡土乡亲,通州、如皋、海门、石港修建城墙。州城和如皋城重修砖城,由于州城之南还有土城,于是南通城成了吕字形的格局。后因土城年久失修,加之雨水冲坍,新城便废了。


        董小宛

走入欧洲人的视野



“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芳名”远播,早已为国人悉知;而1931年出版的两本与董小宛有关的英文书,在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颇有影响,让外国人了解了董小宛。


第一本书是中英文双语的The Reminiscences of TungHsiao-wan(《影梅庵忆语》),译者为潘子延,32开蓝色硬面本,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是最早的全英文译本《影梅庵忆语》,对于董小宛的英文记载不是只言片语,而是相对全面系统的,让西方读者眼前一亮。首先看书名,译者没有直译,而是译为“The Reminiscences of Tung Hsiao-wan (《董小宛忆语》)”。书名是书籍的灵魂和主题。西方读者看到书名(《董小宛忆语》)与中文读者的第一感觉是有差别的,因为英文书名显然强调“董小宛”,而不是“影梅庵”。其次是两篇英文序言,《序一》(作者Ritchie)不但强调了译者“正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且描述了小宛的容貌是“beautiful in nature (天然美色)”。《序二》(作者Hu Che-mu)介绍了“小宛入宫”的传闻和猜想,增加了“主人公董小宛”的神秘色彩。再次,译者的翻译态度非常认真,为了译好《影梅庵忆语》,将“冒襄笔下”原汁原味的小宛介绍给西方读者,译者多次向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先生求教,以便理解好原文。最后,译者又将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译成英文。《影梅庵忆语》和《冒姬董小宛传》中的小宛互相呼应,譬如《影梅庵忆语》中称赞小宛的外貌:“香姿玉色,神韵天然”,而《冒姬董小宛传》中说小宛是“神姿艳发”,令西方读者印象更加深刻。


不过潘子延译的《影梅庵忆语》毕竟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加上印量不大,所以洋人读者都局限于上海或者是上海周边地区,影响有限。不过另一本书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s《中国艺术史》的影响力就大多了。此书最初为法文版,作者是法国学者和外交官员George Soulié de Morant(乔治·苏利埃·德·莫朗)。莫朗(18781955),1899年来华,曾任法国驻上海和昆明领事等职。他不但是将中国针灸引入欧洲的第一人,而且还翻译过《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名。鲜为人知的是,莫朗很有可能是将董小宛画像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笔者手头的藏本英文版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s《中国艺术史》就有一幅珍贵的《董小宛画像》。


此书20开,绿色精装,译者(法文译成英文)为G.C.Wheeler,由英国George G Harrap & Co Ltd 公司于1931年首版,同时在英国London(伦敦)、印度Bombay(孟买)和澳大利亚的Sydney(悉尼)三地共同发售。英文读者打破了地域和国度的限制,往往来自五湖四海。正如笔者的藏本就购自新西兰奥克兰市北岸的码头二手书店。就内容看,《中国艺术史》可谓是一部煌煌巨著。全书以朝代为序,共分11章,每章里再分4节依次介绍中国古代的绘画、雕像、建筑和装饰艺术品。书中的插图颇丰,而且均是珂罗版影印,虽是黑白,却很清晰。其中第九章是“康熙时代的风格”,莫朗认为此时的中国画家或多或少都喜爱从古风中寻找灵感,其中代表画家就是禹慎斋。禹之鼎,江苏兴化人,号慎斋,清初画家。为了让西方读者欣赏到禹氏的画风,书中第59张整版插图就是他的作品《女青莲小影》。令笔者颇为惊喜。笔者是如皋人,而画中人物正是如皋名人冒襄的名妾董小宛。董小宛字青莲,号青莲女史,故而画名定为《女青莲小影》。小宛是位多才多艺并且注重气节的美女。画中的董小宛站立在郁郁葱葱的大树下、云雾缭绕的半山上,容貌秀美,着装华丽,仪态大方。落款为“为辟疆先生如君董小宛写广陵禹之鼎”。禹氏曾为冒襄之妾董小宛画像21幅。据《冒襄画像小识》等文的记录,冒襄当年曾请画家为小宛画像,可惜如今仍然可以看到的只有禹之鼎这幅了。由此可以推断,此画可能是存世最早的董小宛画像,弥足珍贵。画像底部有黑字“董小宛小影禹慎斋写纸本如皋冒氏鹤亭藏”。《冒鹤亭先生年谱》中的相关记载,可作为冒鹤亭收藏过此画的旁证:“19099月,农工商部右丞祝紫笙以所藏蔡夫人(即蔡女萝)画赠冒鹤亭,先生为之作跋‘先巢民征君诸姬皆擅绘事,一为董白小宛,一为蔡含女萝,一为金玥玉山。余藏董夫人画像二,一为禹之鼎画,一为道光初周序模本’”。不过冒鹤亭是如何得到此画的?还有法国人莫朗怎么结识冒鹤亭,何时向冒借到此画制版印刷的?如今已难考证了。由于冒鹤亭是冒襄的族裔,他一生酷爱搜集与如皋冒氏家族有关的古玩字画,因此此画很有可能“伴鹤到老”,最后由冒家后人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1931年,两本英文书分别在中外出版,一文一图,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历史上富有魅力的女性代表之一——董小宛!


弘扬南通红木文化特色


打造中国精雕木作之都


马汉坤


2013115,中华文化促进会木工委授予江苏省南通市“中国精雕木作之都”称号。全市广大红木文化工作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根据多年来对南通红木雕刻的接触和调研,我对南通红木雕刻现状及进一步建设中国精雕木作之都谈几点浅见。


南通红木雕刻的现状与特色


红木雕刻是南通的传统文化产业,历史悠久,特色明显。其一,文化底蕴深厚。南通成陆已有5000多年历史,木作文化源远流长。大江大海赋予了南通鲜明的江海特征,孕育了南通灿烂的江海文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随着农、林、畜、渔、盐业发展,南通民间木作应运而生,硬木雕饰起始于唐宋,红木雕刻兴起于明代,一直延续发展到近代。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步入办厂兴业、集聚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南通的红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拥有红木企业突破千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销售收入20多亿元。其二,能工巧匠众多。本地现有大批红木制作、雕刻人才,且有一批能人工作在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红木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论是在传统的苏作、京作、广作流派领域,还是在后起之秀的中山、东阳、仙游等市均有许多南通艺人应聘从业,且挑起了大梁。所以同行认为,雕刻技师大多出自南通。其三,作品水平甚高。从款式设计,到加工制作,直至售后服务,始终注重质量,讲究品位。红木作品的木材干燥定性到位,选材精良,造型精致,榫卯精准、结构精密、工艺精湛、雕刻精美、打磨精到、泽色精润。这些作品让消费者和收藏者爱不释手,且一代拥有、世代相传。南通的红木雕刻作品,除了面广量大的红木家具,还有在全国最先开发的红木雕刻结构型摆件、创意特独的红木雕刻艺术品(多数为高品位小件)、古今中外完美结合的红木艺术家具。因此,业内人士说南通既是能工巧匠、艺术大师的藏龙卧虎之地,也是精品迭出、屡获殊荣的艺术创作之城。


长期以来,南通的精雕木作为同行所公认,素有“中国红木看江苏,江苏红木看南通”之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红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地区相比,存在诸多不足:红木企业数量多,但上规模的少;雕刻人才多,但获得大师职称的少;精品亮点多,但著名品牌少。


南通加快红木文化产业发展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关键与措施


首先要扬长避短,突出产业主攻方向。在当今红木文化产业风起云涌、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南通不是与广东中山、浙江东阳、福建仙游等地去拼规模、拼批量、拼速度,而是从自身实际出发,与人家比特色、比品位、比价值。换句话说,就是既比生产高质量的商品,更要拿出有影响力的艺术品,让这些作品都是精品力作,甚至珍品,乃至极品。由此出发,南通红木产业主攻重点,可以考虑:就红木制品大类而言,着力提升红木雕刻家具,精心开发红木雕刻艺术品,积极发展红木雕刻结构型摆件;就红木家具而言,按市场需求,创新发展红木古典家具,制作传统明清式家具,或现代、欧式家具,或艺术家具、高仿高材收藏级家具,尤其要重视发展国人喜爱、国外青睐的明式家具;就雕刻技艺而言,继续发挥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术较为全面的优势,相比之下浅浮雕技艺更高人一筹,精彩纷呈,应在这方面下更大功夫,力求极致完美,做强这一特色品牌。同时,巧妙综合运用其他雕刻技艺,让作品富有立体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其次是抓住关键,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应当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学习研究。这是前提,也是基础。要认真学习中国红木古典家具史,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领略作品的意韵风采;阅研材料学、力学、人体工程学、美学及书画艺术,还要了解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并运用于设计创作。如今,中国苏作家具文化研究中心已落户于南通,常设在紫翔龙公司;该公司还建立了江苏木作文化研究中心、南通浅浮雕研究所,南通市红木家具协会也在着力研究明式家具。这将为南通红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技术支撑。二是创新设计。这是龙头,也是灵魂。要增强自主创新设计能力,改变单纯模仿移植的状况。大力培养设计人才,充实加强设计队伍,可以把现有设计力量组织起来,或设立设计中心,或组建设计咨询公司,为红木制作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提升全行业设计水平,用创新设计带动新品开发,引领市场,引导消费。三是造就人才。这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根。今后优秀的红木作品将成为稀缺品。不仅因为木材资源更加稀缺,而且人才已呈稀缺之势,许多红木企业技师后继乏人。需要花大气力培养初级、中级、高级人才。通过校企合作、委托代培、专题培训、以师带徒、座谈研讨、技术比武、作品评选、职称评定和推荐省级、国家级大师等多种途径,培养造就人才,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对晋升高级职称、评为艺术大师和获得大奖的人员实行重奖;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在外能人回乡兴业、外地人才来通创业。再次,凝心聚力,提高产业发展组织程度。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增进共识,把各方面力量动员起来,同心共筑中国精雕木作之都。红木企业应增强主动意识、品牌意识,突出重点,抓住特色,提升水平,加快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应树立责任意识、导向意识,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指导企业,逐步改变小、散状况,力求做精做强做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强化紧迫意识、服务意识,作出发展规划,采取扶持政策措施,力促红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


南通的红木文化产业靠市场引领,靠企业主动,靠行业引导,靠政府促进,上下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它的明天一定会更好,中国精雕木作之都定能绽放奇光异彩。


海安的“三塘十景”


张力生


20063月,经国务院审批,海安县境内的青墩遗址被定为第六批重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从对青墩的研究可知,海安历史古老并有着深厚文化积淀,早在汉代,高祖刘邦曾封其侄刘濞为吴王。“统豁三郡、五十三城”,又于当地开挖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上官运盐河”(今通扬运河),取“永不扬波”之意,定名“海安”,亦在此时。海安由此日趋繁荣。


2015年春节期间,江海电视台邀约我参与拍摄乡土名胜“三塘十景”的民生访谈节目。我便随记者乘车前往海中附近的新华河景观带沿线,简介了三塘十景的历史演变。


相传至唐代,海安镇上的“三塘”便逐渐有了点名气。在并无名山大川的苏北大平原上,三处清冽的水塘,沿边茂盛生长的花草树木、栖息鸣叫的羽禽,也确实给这宁静的街镇带来了诗情画意,以至成为了景点名胜。现据童年的接触、长大了的见闻,以及后来阅读过的相关资料,回忆这“三塘”由东而西的分布状况大体是:


鸥鸟塘,俗名“李家池”,在东门外的关帝庙之西(今海安镇医院内),中有甘泉,汲之不涸。当时街坊市民多于清晨来此取水,为制作豆腐和烧老虎灶专用。右侧原有“数鸥亭”古建一座,后圮废。


白鹭塘,在镇中城隍庙北首(今新华菜市场东侧),俗称“管家池”,有洲、有亭,后废。


芙蓉塘,在西寺(即祗树禅林)之北(今海安面粉厂旧址),因沿塘遍植木芙蓉而得名,为“三塘之最”,故海安古邑镇,曾有“蓉塘”一称。


在清咸丰年间,由爱国名人韩国钧的外舅祖王叶衢公所精心编写的《海安考古录》第五卷《艺文》中,就收有许多吟诵“三塘十景”的诗词歌赋。现仅选录地方名士章承荥写下的“咏三塘”(《望江南》词)一首,诗文便可见一斑:“芙蓉发,风送画船香。池畔泉甘鸥自浴,洲边亭圮鹭犹翔,人艳说三塘。”此外,该书前还附有同代里人徐怀玉先生所绘的22幅实景线描图,亦为难得的珍贵资料。有幸的是最近江海文化研究会海安分会校注再版了这本典籍,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好作更确切的验证。


到清代,海安地方上的一些文人雅士,嫌“三塘”意犹未尽,又四处搜寻佳景妙境,议论商讨,并以四字命名,选定了以下的“十景”:东郊文社、南城桃坞、西寺晚钟、北园菊圃、凤山朝霞、三里风帆、镜虹水阁、韩阡翠柏、双桥曲径、桂岭秋香。从而让“三塘十景”的胜迹绵延兴旺达数百年之久。这充分显示了海安人对家园的一份挚爱;同时乡土的秀气,也曾培育出为后世所敬仰的徐耀、陆舜、韩国钧、陆儋辰等人杰。


随着时光消蚀、战乱摧残,当年的“三塘十景”有的面目全非,有的已荡然无存。然而,新一代海安人并未将其完全淡忘,先是在建博物馆时,于韩国钧故居西花厅的过道壁上,安嵌有篆刻着“十景律诗”的青石(为清代海安巡检司萧海清所作),方便了市民诵记;后在旧城改造的工程中,修复了位于团结桥北的“北园菊圃”景观带;接着又在中楹桥向东的北岸上建起了“镜虹水阁”的景点;在刚竣工不久的新华河景观带,也移建并融入“鸥鸟”和“白鹭”两塘的景物。城建部门还谈起欲恢复“芙蓉塘”的设想。拍摄现场,我对记者说:历史的演变与大环境的发展总是客观存在的。面对眼前的现实,要从民生的利益出发,团结一心,共建美好的家园,并力争给后代留下些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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