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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5年05期

发布时间: 2015-11-06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5年05总第161期


目 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93北京阅兵仪式现场

不忘历史 铸造辉煌

    ——在南通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丁大卫

南通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用铁的史实教育后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开展仪式上的讲话 陈 

日军侵略南通地区罪行举要 施 

南通抗战备忘录——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钱泽麟

刘少奇在海安 王兴圣 陈毅明

陈毅与韩国钧 王茂华

疆场纵横任驰骋——粟裕 沙锦程

威震敌胆显神勇——陶勇 

献身国事明大节——季方 张华杰

抗战英烈谱(南通篇)

抗战救国的典范——白桐本 薛镜如

战斗在敌人心脏——马世和 通史智

为国牺牲岂惜身——孙占彪 杨王军

满门忠义铸春秋——刘剑人一家 杨王军

高明庄斩寇 魏 

谢家渡大捷 王兴相

火烧竹篱笆 枫 

童家甸战斗/陈有清

血战耙齿凌 陆红军 沈春华

南坎攻坚战 施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 卞 

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 海史志

中共南通地方史第一卷)》等出版发行/童诗






全国同胞们,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全体受阅将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和军人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军将士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前进道路上,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以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今天的首都北京,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天安门城楼庄严雄伟,天安门广场气象恢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长城为主题的大型花坛展现出祖国山河的壮美画卷,花坛上1945、2015字样十分醒目。长安街沿线布置了舞庆中华、播种梦想、共同繁荣、美好明天等花卉景观,烘托出隆重热烈的气氛。

  上午9时55分,习近平等中外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向广场观礼台上的各界代表挥手致意,全场5.5万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电子屏上出现了钟摆的画面,1945、1955、1965……2015,年份数字随着钟摆不断跳动。报时钟声响起,10时整,纪念大会开始。

  70响礼炮响彻云霄,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有力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至广场北侧国旗杆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奏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随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见上文)。讲话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0时18分,阅兵仪式开始,标兵就位,军乐团吹响《检阅号角》。习近平乘红旗牌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

  军乐团奏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习近平乘车依次检阅11个徒步方队、27个装备方队。受阅部队军容严整、意气风发,铁甲战车整齐列阵、威风凛凛。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鼓舞士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受阅官兵斗志昂扬,响亮的回答声震长空。当习近平乘检阅车驶回天安门,受阅官兵齐声高呼强军口号:“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10时41分,空中护旗方队率先亮相,揭开阅兵分列式的序幕——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飞过天安门广场,直升机群在空中组成“70”字样,教练机拉出7道彩烟。

  在摩托车队护卫下,抗战老兵、英烈子女和支前模范乘车方队缓缓驶来。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也有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平均年龄90岁。观礼台上,人们热烈鼓掌,向为抗战胜利立下卓著功勋的英雄前辈致以崇高敬意。

  战旗猎猎,步履铿锵。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高擎八一军旗通过天安门广场。女仪仗队员英姿飒爽,首次亮相大阅兵。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抗战英模部队,组成10个气势恢宏的方队,在20名将军率领下接受检阅。“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英模部队、“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英模部队、“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东北抗联”英模部队、“华南游击队”英模部队、武警部队抗战英模部队……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面面光荣的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是世界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胜利。来自阿富汗、白俄罗斯、柬埔寨、古巴、埃及、斐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墨西哥、蒙古国、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五大洲17个国家的军队方队或代表队,高举本国国旗、军旗,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精神抖擞地接受检阅,传递着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维护和平的共同心愿。

  气势如虹,排山倒海。由坦克、战车、火炮、导弹、无人机等组成的地面装备方队隆隆驶来。受阅的500余台各型装备,编成地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击、战略打击、信息支援、后装保障6个模块,体现了信息化战争的联合性特点和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安全、人民安宁生活的能力。这些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84%是首次亮相,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鹰击长空,壮志凌云。11时25分,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编成的9个空中梯队呼啸而来。预警机、轰炸机、加油机、歼击机、舰载机等183架战机,以新颖的编队低空飞过天安门广场。当70架直升机组成的编队最后通过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7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7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歌唱祖国》的激昂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习近平等向各界群众挥手致意,广场内外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

  纪念大会历时1小时38分钟,于11时38分圆满结束。

  参加纪念大会的干部群众表示,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进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纪念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端门外广场迎接出席大会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其配偶,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65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30个国家的外军观摩团团长等出席大会。

  出席纪念大会的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建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离退休老同志,在京中管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科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十八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观礼团成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联在京执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支前模范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战将领或其遗属代表,全国先进人物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部分已故老干部的配偶,首都各界代表等出席大会,其中2.2万余名来自北京市民家庭。

  在京重要外宾,外方代表团成员代表,外军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国际组织代表,苏联红军、美国飞虎队等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外国老专家或其遗属代表等2000多人应邀出席大会。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台湾抗战老兵或其遗属代表,台湾省籍抗战志士或其遗属代表,以及台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应邀出席大会。(摘自9月3日新华网)


不忘历史  铸造辉煌

——在南通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丁大卫

(二○一五年九月七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座谈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海儿女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功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进一步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努力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的实际行动。

  首先,我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南通军分区,向南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南通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同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许多英勇不屈的江海儿女为抗日战争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向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死难同胞,表示深深的怀念!

  9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场伟大胜利。习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充分肯定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深刻阐述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鲜明表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9月4日上午,我省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省委书记罗志军同志要求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扎实推进“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奋发有为谱写好中国梦的江苏篇章。我们一定要把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精神认真学习好、贯彻落实好。

  同志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中华儿女汇成抗击侵略者的滚滚洪流。这场长达14年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江海大地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南通人民奋起反抗,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很快烧到江北。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登陆南通,南通城及主要城镇落入敌手,日军一路烧杀抢掠,制造了川猫儿滩、如皋大石庄等一次性死亡百人以上的惨案。日军飞机还对南通民用设施和平民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抗战期间,南通地区直接伤亡3万余人。面对日寇的凶残暴行,南通人民的抗争从没有停止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新四军为代表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南通大地上与侵略者开展了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血与火的岁月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在南通的新四军深入开展敌后斗争,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南通成为苏中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抗战期间,南通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南通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一方面与日伪军展开斗争,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开辟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清乡”行动,南通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进攻,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各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恢复经济、保障民生,不断壮大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爱国团体,构筑了军民一体、牢不可破的坚强壁垒。南通所在的苏中根据地作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南通的新四军不畏强敌、英勇善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南通抗日战场先后进行了数百次大小战斗,创造了双灰山、斜桥、石港、谢家渡、耙齿凌等成功战例,掀起了火烧竹篱笆、反攻拔据点等斗争高潮,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南通军民在抗战中所展现出来的心忧天下、众志成城、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同志们,70年光阴荏苒,硝烟散尽,英雄长眠,山河巨变。可以告慰抗战先烈和死难同胞们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伟大坚强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奋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发展奇迹”。伴随着新中国解放、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南通经济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2014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65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0亿元,总量列全国地级市第十位和第五位;今年1~6月,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022.4亿元,增长9.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9亿元,增长15%,增幅全省第二。

  今天的纪念,是为了不忘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站在新的起点,全市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南通。

  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南通篇章。苦难辉煌中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穿越历史长河,影响历久弥新,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我们要自觉做抗战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践行者,着力把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升华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齐心协力把南通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方能自强。我们要坚持发展不动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扎实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改革发展成果,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努力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壮大珍爱和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和平需要维护。要充分利用南通革命纪念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纪念活动,大力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让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世世代代广为流传。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充分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等各项建设,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锤炼好作风、展现新作为,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民风社风,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团结一致,奋发有为,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努力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南通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铭记抗战历史开创美好未来

新四军老战士,原市委书记 朱 剑

  我们南通地区,尤其是当时的苏中四分区所属地区,近临敌伪的战略要地上海、南京,是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日伪军志在必得,驻有重兵,不但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还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清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誓死保卫这块阵地,进行了长时期的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回顾南通地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我们无比敬佩和自豪!

  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难忘岁月,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日本鬼子侵占南通城,那时我还不满10岁,是个刚懂点世事的少年。对日本鬼子下乡“扫荡”,烧、杀、抢、强奸妇女等残害人民的惨痛场面耳闻目睹。1944年,我在学校读书,先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金兰同盟”(又名“十二兄弟”)和“抗日青年解放团”(地下党外围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斗争。因被告密,当年年底,被日本宪兵逮捕坐牢。被营救释放后,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日寇投降后,我参加解放战争,负过伤。战争的残酷,在党领导下同志们奋起战斗的前赴后继的历程,至今仍记忆犹新。据不完全资料显示:抗战八年,南通有3800多名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黄海之滨、扬子江畔。我的家乡通西刘桥地区就有以抗日烈士命名的乡村,如祖望乡、慎修乡、极孝乡、蒋一乡等,其他地区,如海门的王浩乡,如东的景安区、桐本区等等,不胜列举。我们这辈还活着的、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都有“三幸有生”的感悟:能见到新中国成立,乃是“幸存者”;能活到今天,有八九十以上年岁的,乃是“幸运者”;今天能过着好日子,乃是“幸福者”。

  今年,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广泛的、隆重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特别是,看到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和大阅兵场面,听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看到威武雄壮的军队、国家强大的实力,更预示着祖国强大美好的未来,振奋不已,感慨万千!

  我们如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认为,首先要学习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的总要求,认真领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内涵。我们不仅要牢记,而且要认真切实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特别是当前面临网络时代,对思想境界有更高的要求。无疑,这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江海大地留下了丰厚的红色政治历史资源,如红十四军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解放战争中南通三一八斗争、苏中七战七捷、反“清剿”斗争,等等,这些红色政治历史资源应当着力开发和发挥其应有作用。我们市的各级党校也应设有南通革命历史这一课程,让全市各级党政干部都具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历届人民政府领导下建造的: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一定要依法保护好,管理好,让其发挥弘扬革命传统的正能量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忘记历史,永远发扬党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永远追求正义、和平、幸福,让革命先烈、先贤们在九泉下安息!

  其次,“铭记历史”最根本的目的和要求,就是“共创未来”。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我们要结合南通的实际,切实认真创新地落实好。

  我们当前最迫切最实在的就是谱写好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南通篇章。一个“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南通已开始显现在眼前。这正是全市人民热切期待的,相信南通的未来会更美好!

依靠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新四军老战士,原南通地区行署专员 姜祝三

  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我观看后十分激动,受到极大鼓舞。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说明我们强大祖国以坚定的步伐努力实现富国强军、民族复兴、中华振兴的中国梦。

  纪念抗战胜利,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1942年初,我在抗日根据地的东南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后由林在吾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5月,党组织调我出来参加工作,先后在如西县任县委宣传干事,蒲西区公安助理,蒲西区委书记。1944年春至1945年秋,我和蒲西区的干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蒲西区在白蒲、丁堰日伪据点西边。据点有一个中队左右的日军,一个团的伪军(1000多人),日寇伪军多次下乡“扫荡”、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先后杀死白蒲、丁堰周围农村干部群众70多人,烧毁民房1300多间,蒲西区的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滔天罪行恨之入骨。我们区里的干部和区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依靠蒲西区的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抗日,多次烧毁、拆毁白蒲至丁堰的竹篱笆和电话线杆。蒲西区10个乡5万多名群众在农村地区支持着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白蒲、林梓得到解放。

  我们之所以能在农村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蒲西区的干部和游击队战士与蒲西区的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和我们坚持抗日斗争。

  我们要永远记住,在任何时候,只有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胜利。

在抗日斗争大潮中彰显党性原则

新四军老战士,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 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和盛大的阅兵式。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回想70年前的历史,心情难以平静。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日军相继侵占南通城乡各地。6月,16岁的我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武装抗战支队。当时,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虽号称抗日,实则争权夺利,拥兵自重,令我失望。年底,我离开这支武装。

  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共产党在南通组织全面抗战。1941年夏,在农村组织夏收夏种,开展二五减租。我感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组织,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于是参加了农抗会,不久担任了南通县三余区东余乡农抗会会长。7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乡支部书记。10月,我脱产参加革命,从此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觉悟。

  参加抗日斗争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中锻炼自己,增强党性。1942年6月,担任三余分区区委书记的我被选送到苏中区委党校学习,亲耳聆听粟裕、陈丕显、管文蔚、俞铭璜等领导讲解军事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及人生观等课程,提高工作能力,增强党性修养。

  学习结束回到南通,南通县委决定让我担任有十几万人的骑石区区委书记。不到20岁的我鼓足勇气,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当时,日伪正阴谋对苏中四分区开展“清乡”,我们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组织以冬防、冬耕、冬学为中心的“三冬”运动,积极准备反“清乡”斗争。

  1943年春,我担任县委联络部副部长,在唐家闸隐蔽下来,从事地下工作。这对于长期在不远的地区从事公开的群众工作的我来说,个人危险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没有向组织讨价还价,坚决服从了安排。从事秘密工作,自觉性、党性尤其重要。面对各种凶险,面对多种诱惑,要做到有组织监督和没有组织监督一个样,必须有坚强的党性,时刻对党保持忠诚,否则很容易丧失立场,蜕化变质,甚至危害个人、危害组织。有一名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隐瞒了被捕自首情节,后来被我识破。如果此人铁心叛变,对我、对组织的危险不言自明。我经历了许多考验。

  1944年冬,因为我联系的一个秘密党员暴露牺牲,我奉命从敌占区撤出,继续在不同岗位上从事对敌斗争,并与战友们一道迎来抗日斗争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3日的讲话中强调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每一个亲身经历并投身抗战的老同志对抗战精神都有着切身的感受。70年前,面对国家危亡,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今天,我们面临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南通篇章的光荣使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尤为重要。希望年轻的党员干部时刻铭记历史,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三严三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伟大实践中不断增强党性,奉献才华。

弘扬抗战精神担当强军重任

73206部队副政委余小东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讲话精神凝聚强军意志,阅兵盛况激发强军力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我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战争灾难惨绝人寰,战争记忆刻骨铭心。70多年前,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取得了历时14年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这是世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频频侵略、疯狂掠夺的完胜之战,是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换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赢得世界人民尊敬的凤凰涅槃,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军人,只有铭记历史伤痛,才能不让历史重演。

  强者方能言和,能战方能止战。10个抗战英模部队方队步履铿锵、气势如虹,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习主席检阅,这既是光荣,更是责任。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军队与使命共生,军人与使命同在,枕戈待旦、严阵以待,是每一名军人的使命,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真正达到“不战、止战”或战而胜之的目的,作为当代革命军人,决不能忘记战争,要时刻绷紧战备这根弦,立足现有岗位,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全面提高能打仗、打胜仗本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走进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纪念胜利是为了永远胜利。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全民动员,是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号令。弘扬抗战精神,担当强军重任,就是要始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始终铭记中国人民的牺牲奉献,始终警惕战争死灰复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练兵备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持续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坚持用强军目标建连育人,不断提高部队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作为担负机动防卫作战任务的沿海军分区部队,我们甘做祖国万里海防线上的一颗钢钉,大力弘扬“扎根海防、乐于奉献、拼搏进取、艰苦创业”的老海防精神,时刻保持警惕,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保卫海防安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青春。

以青年之躯在新的征程上前行

南通大学学生 李豪杰

  70年前,沸腾的中华大地上,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用不败的意志维系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开启了古老中国浴火重生的新征程。70年后,我们在这里集会,我谨以青年学生的名义向这场伟大的胜利和参加过这场伟大战争的革命前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更加深刻地了解那段艰苦难忘的历史,弘扬诞生于硝烟战火、不断激励中国人民前行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传递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坚定意志。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青年人肩负着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青年是中华民族历史新征程的接力者,必须勇敢地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尚理念,不断增强对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永远紧跟党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我们青年应当志存高远,坚定崇高的信念。青年强则国强。我们青年学生必须坚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历史使命感,自觉把人生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我们青年要珍惜年华、刻苦学习,去奋斗,去拼搏。要牢记习总书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深刻教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切实用青春坚强的臂膀扛起时代重任,用青春的面庞装点祖国的容颜,用奉献的笔触书写壮美的诗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当以史为鉴,铭记和平来之不易,铭记前人的热血与牺牲,谨记习总书记的教诲和期盼,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发奋图强,时刻用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自己,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正当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正式开展。借此机会,我受丁大卫书记和张国华市长委托,代表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向参加南通抗日战争的所有老前辈,向所有关心和帮助反“清乡”斗争史料展开展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反“清乡”斗争史,是一部血与火的斗争史,勇敢和正义的胜利史。反“清乡”斗争的精神,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江海儿女心灵,洗涤着江海儿女精神,也坚定着我们共产主义信仰。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苏中七战七捷构成了屹立江海大地的三座革命历史丰碑,这是南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反“清乡”斗争史料展的正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以此为契机,秉承革命前辈的理想信念,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续写革命前辈的光辉事业,努力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南通,铭记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历史沉积着昨天,昭示着今天,延续着明天。我们要以铁的史料构筑抗战的记忆,用抗战光辉照亮美好的未来,积极投身南通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伟大实践,继往开来,创造出不辜负前辈、不辜负时代的新业绩。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老领导、新四军老战士身体健康,心身愉悦!祝愿各位同志事业兴旺!各位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日军侵占南通期间犯下严重罪行,给南通人民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南通伤亡人口超过10万人,其中直接伤亡超过3万人,间接伤亡超过7万人。全市共损失财产超过4.2亿元(1937年法币,不含海门市)。

  日军的大屠杀、飞机轰炸、奴役劳工、“扫荡”“清乡”等军事行动,造成大批无辜百姓伤亡;同时,为反抗侵略,南通人民奋起抗争,为此付出巨大牺牲。日军在占领区贩卖鸦片,导致一些群众因吸食鸦片贫病而亡。此外,由于战争因素,造成大量人口不明伤亡或失踪。

  日军在南通地区一次性造成数十或上百人死亡的屠杀屡有发生。比如,1938年3月下旬日军对当时南通县新港镇的掠杀,共造成72人死亡;4月火烧启东汇龙,30余人横尸街头;5月8日的川猫儿滩惨案,108人遇难;9月27日在如皋大石庄残杀107人;1943年7月在南通县十总活埋53人,等等。

  日军的飞机轰炸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如1937年8月17日对南通城基督医院的轰炸造成19人死亡;1939年6月29日对南通县石港的轰炸造成21人死亡;8月7日对南通三余的轰炸死伤群众50余人;1941年7月21日对海安李堡的轰炸死伤群众100余人,等等。

  日军在南通地区奴役劳工造成人口大量伤亡。抗战期间,日军为了实现对当地的控制,抓捕、征用大量民工修筑据点、碉堡、竹篱笆等封锁设施、道路、桥梁等,民工受到非人的待遇,造成大量伤亡。

  日军的侵略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人民流离失所,形成大量灾民。战争状态下,同时产生了大量不明原因的人口减少,如崇川区就统计出19000余人的不明伤亡。

  战时南通人口伤亡最集中的是1943年前后,因为1941年以后日军在南通不断进行所谓“扫荡”,1943年以后更是展开了残酷的“清乡”,烧杀抢掠,奴役劳工。

  进入1942年,日军为掠取财物,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掠夺,在苏中地区,日伪军平均每星期进行一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半个月进行一次千人左右的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人员财产损失严重。如1月11日,日伪军200余人向如皋江安地区“扫荡”,打死群众10余人;6月23日,日伪军在如东岔河镇杀死群众9人;9月通州谢家渡战斗后,日伪军对二窎、三余、杨港等地进行报复性“扫荡”,群众数百人惨遭杀戮和活埋,二窎镇及周围村庄几乎化为灰烬,数千灾民无家可归。

  1943年4月,日伪军在通中地区“清乡”,死伤群众300余人,奸污妇女700多人;4~12月,日伪军在启海通东地区“清乡”,杀害百姓224人,杀伤176人,抓走壮丁351人,强征民伕93135人,强奸妇女871人;8月,日伪军在如东丁堰、双甸强奸妇女23人,杀17人;9月17日,日军在通州五窑栾家甸抓捕10人,关在丁堰镇据点,有7人被活活刺死在牢房里,其余3人用了几十担皮棉交换才被放回;9月,日军抓捕了启东五堤公司黄士元等13人,剥光上衣,把滚烫的薄玉米粥浇在他们背上,全被烫得背无完肤,1人因医治无效死亡,5人惨遭杀害。

  据统计,在日军“清乡”重点地区的如东县,伤亡12778人,其中发生在1943年和1944年的共5204人;通州区伤亡24509人,其中18377人发生在1942年至1944年;启东市伤亡35074人,其中发生在1942年至1944年的共31040人。

  日军侵略南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社会财产损失超过8000万元(不含如皋市),居民财产损失超过3.4亿元。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海门市参考国民党海门县政府1946年统计数据等资料折算的全县(市)财产损失约为20亿元及赤金8417两,大于其他各县(市、区)总和。这些财产,有的被日军强行掠夺和征用,有的被轰炸及焚烧损毁,有社会团体搬迁所造成的损失等。

  日军侵略南通造成的财产损失有两个时段最为突出。一是1938年3月南通沦陷以后,一部分财产为日军直接劫掠,同时,社会团体大量搬迁,部分居民逃难,造成大量财产损失;另一个时段是在1943年前后,日伪开展“清乡”,手段残酷,直接、间接造成财产大量损失(其中尤以居民财产损失为多)。

  日军侵略造成的财产损失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房屋、粮食、畜禽、工具及现金等,据如东县统计,损失房屋7292间,禽畜2874头(只),粮食3967.35万公斤,生活用品4284件;通州市则统计出居民财产损失包括房屋9528间,渔船2只,耕牛456头,粮食664.96万斤,大米4000担,银圆64119元,皮棉62000斤,洋纱32000斤等。

  日军的轰炸和火烧对南通社会和居民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巨大的。1937年8月17日,日军4架飞机从东南方向飞临南通城,在基督医院上空盘旋,投下3颗炸弹,病房大楼、药房、储藏室烟火滚滚,弹片、瓦片乱飞,厨房、营养部的房屋倒塌,电杆折断。1938年3月17~30日,日军在南通市新港镇行凶,烧毁房屋1300余间;3月19日,日军纵火焚烧如皋城南门吊桥至地藏庙间的房屋,其中明代所建的大觉庵200多间房屋全被烧毁;3月20日,日军从如皋城西门下乡“扫荡”邓园、庆余、夏家庄,烧毁房屋100多间;3月26日,日军在如东岔河实施烧、杀、抢,共烧毁民房95间及大量粮食和畜禽;3月,日军侵占海门长乐镇,用硫磺弹炮毁境内最大、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刘澄如经营的和济典当,损失惨重,其中房屋142间,还有抵押品、有价证券、现款、器具等;4月6日清晨,50多个日军分头奔向汇龙镇主要街道(今彩臣街、团结街)疯狂烧杀,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700余间瓦房化为灰烬(占全部房屋的2/3以上);4月18日,日军在海安东10多里的西场陆堑沿河两岸放火烧毁108户,草房365间,瓦房75间,粮食324担,家禽1670只,家畜864头,服饰1080件,生产用具864件,生活用具972件,树木2080棵;5月3日,日军在南通十里坊一带烧毁民房上千户;5月26日,日军在丁所沿河两岸放火烧毁店房、民房970余间;6月7日,日军在如东石甸焚烧民居150余间,烧毁大量财物;6月26日,驻如东丁堰的日军到崔家河、石甸“扫荡”,烧毁民房280余间及大量财物;8月6日,日军火烧如东双甸镇,东西街被烧64户413间房屋及全部财产。1939年9月,日机轰炸启东境内的二厂,把当时启东最大的纺织厂彻底炸毁,损失总计5228万元(1937年法币之估价,折算成1946年2月法币为8.2亿元)。同时炸毁沿街店面100余间。类似以上的轰炸和焚烧对当地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而且长时间都难以恢复。

  抢劫是造成南通地区财产损失的又一个方面。日军侵占南通后,抢劫成为其实现“以战养战”图谋的重要手段。1938年3月19日,日军侵入如皋城,抢掠如皋城西门和北门的两家典当及恒大、恒昌、春生福、郭子记、福和等店铺,损失惨重。同日,如皋泰来面粉厂的面粉被抢劫一空,如皋公裕栈被抢走面粉4万余袋、豆饼10万公斤、火腿2万只,如皋城北门外公裕钱庄被抢走银圆5000元;4~12月,日伪在海启地区勒索各种捐款2.5亿元,抢劫农民粮食3617担,家禽、家畜60万只(头)。可以说,日军侵占南通期间,大大小小的掠夺不断直至战争的结束。再比如对大生集团的掠夺,除了从1939年3月到1943年7月日军接管期间,大生集团全部流动资产概被劫夺,值当时法币300余万元,折合棉纱约5000箱。另据统计,在日军经营期间,大生一厂日均产纱4.7件,三厂日均产纱7~8件。1943年日军将纱厂“发还”后统计,日军强占前资产总额为736.45万元(法币),“发还”后按原价计算为329.38万元,净损失407万元,占资产总额的55.4%。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并非抗战时期南通全部的财产损失。首先,在直接和间接损失中,许多地方因资料缺失无法全面统计。更主要的是,诸如南通军民为抵抗侵略消耗的大量资财、日军培植伪军政机构对社会财产的消耗、因战争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潜在阻碍等都不在此次统计之内。

  1938年至1945年,日军在南通实施了近八年的军事侵略。战争期间,日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南通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亡于屠杀,或牺牲于反侵略战争,或因战乱流离失所贫病而亡。日军的侵略不但形成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战争直接消耗了社会资财,破坏了基础设施,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丧失了发展所需的和平稳定环境,近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被严重延缓。(施 至)


血雨腥风的日寇暴行

  机关枪、大炮、军舰、轰炸机,这些在今天的战场上仍能看到的武器,全在日军进犯南通时用上了。

  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17日,几乎与淞沪战斗同时,日军的4架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临南通城。

  日机在基督医院上空盘旋,投下了3颗炸弹,一颗落进医院食堂,一颗落在医院后的马路上,还有一颗燃烧弹投向病房大楼,从4楼一直炸到2楼的手术室。顿时病房大楼、药房、储藏室烟火滚滚,弹片、瓦片乱飞,厨房、营养部的房屋倒塌,电杆折断,病员、医护人员死的死,伤的伤。计炸死医生2人(林克贞、王道炜),化验技师1人(申佩宜),护士3人(朱永鸾、常竹生、徐瑶)、工友6人(陈五、张三、宋师母及3名瓦工),病员7人(杨淦等),共19人。炸伤护士6人(许丽卿等)、工友4人(顾连生、陈嫂子等)。

  医院病房楼被炸成一片废墟。

  此外,美籍管理人员浦尔琪住宅,及临近民房20多间也被炸毁。

  日军轰炸基督医院后,南通市民开始“跑反”,纷纷“逃难”到乡下去。14岁的穆烜随全家人避居到三圩头(现为先锋镇)北边的唐家埭。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的1938年阴历二月初,南通下了一场大雪。天刚放晴,一艘日本军舰从长江下游上海方向驶来,在姚港江面上侦察。

  3月17日凌晨,南通城里的居民还在睡梦中,从多艘军舰上下来的日本鬼子就从姚港东侧的十万步荡“上岸”了。

  这是日军饭冢旅团,约5000人。

  南通城里的居民再次逃难。

  已经随家人逃到易家桥东边的穆烜听到西边传来枪声,回头一看,城山路上一队队穿黄衣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向北边南通城方向跑步行进。

  此时,国民党县党部早已迁到郊外“办公”,专员公署后门口停着汽油船,随时准备逃跑。

  听下属来报鬼子上岸了。正在乐仁医院玩网球、打牌后住宿的专员葛覃,即刻逃走。

  鬼子进城,市民逃难,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南通成为一座死城。

  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江海大地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3月25日至30日,日军数次到新港镇烧杀。25日在镇上的城隍庙杀死1名青年。27日一卡车日本兵到镇后,一下车就用机枪扫射,打死平民18人。28日、29日,日军见房就烧,烧毁房屋1300余间,打死无辜群众40余人。30日,日军窜至镇旁狼山,抓走7人,在黄泥山附近杀死4人……真是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5月4日,10多个鬼子窜到唐家闸河东渔稚港河北的育婴堂,使用燃烧弹,从育婴堂烧起,经三牌楼、十里坊一直烧到猫儿桥。通扬河两岸10多里顿时一片火海。300多户居民数千间房屋化为灰烬。育婴堂里16个婴儿被当场活活烧死!其兽行为古今中外战争所罕见!两个患病少女因不能起床,被烧塌的房屋压死。一些想救火的普通百姓也被鬼子开枪打死。

  5月8日,日军从城里出发下乡“扫荡”,见房就烧,逢人就杀,仅有10多户居民的麻虾子榨被付之一炬。杀死平民25人,烧毁房屋121间。

  同日,日军向东扑向任家园和张家园(今为崇川区观音山镇)。当地百姓见势不妙,争相躲逃。老弱妇孺和拖儿带女的来不及远走,只好躲在川猫儿河边的芦苇丛中。鬼子发现后,就用机枪、步枪由南到北疯狂扫射。恐有人存活,又用刺刀沿着尸体逐一戳过去,鲜血染红了芦滩河水。躲在河滩芦苇丛中的难民共110人,除了2个伤者后来从死人堆中逃生外,其余108人全部遇难。其中张金寿一家8口均遭残杀,任玉才一家三代共7人无一生还。李素姑娘抱着婴儿正在喂奶,母子俩被鬼子子弹射中,一起倒在血泊之中。川猫儿河滩变成了血泪滩!

  日军制造骇人听闻的“十总大屠杀”,把被捕的群众当作靶子练刺杀,活埋53人!

  在“石港惨案”中,日军在土山脚下砍死23人,其中有一孕妇被鬼子戳穿腹部,胎儿的肠子亦暴露在外。人称“二十三个半”惨案!

  驻吕四南门日军小队长金谷喝醉后要杀人“试刀”,便抓来一批老百姓,第一个被砍去脑袋;第二个被开膛;第三个被挖出五脏;第四个被砍去手和脚……金谷杀人时,几十名鬼子为其呐喊助威。

……

  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甚至连狼山庙里的和尚也不放过,数名出家人惨遭屠戮。7月,日军在海安李堡镇设“慰安所”,不少妇女惨遭蹂躏。

  毋需再举例了,日寇在南通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日寇施暴的目的,是企图胁迫南通人民就范,当他们的“顺民”。但是,抽刀断水流更急!日本侵略者打错了算盘,这一件件、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反而激起南通人民同仇敌忾,讨还血债的决心。

  日军侵占南通、如皋等城镇后,大部分部队调走,造成防务空虚。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3月下旬至4月下旬,国民党地方武装趁机发动了几次战斗。南通县常备旅、县自卫总队、县警察大队、实业警察大队、特务总队等3000多人,发动了围攻南通城的战斗,毙伤敌寇近30人。这在当时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此外,在各地还进行过小规模的袭击战。如皋县常备大队攻打如皋城,砸了“大日本如皋宣抚班”的牌子。启东县抗日义勇军、启东税警队、护航游击队、汇龙镇常备队等,联合向汇龙镇日军发起攻击。

在斗争中发展地方党组织

  当战火烧到南通时,首先奋起的是从五四到“一二·九”一直走在反帝前列的青年知识分子。

  日机空袭南通后,徐惊百、邹强、吴质、孙卜菁等进步青年20多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为部队慰问演出,宣传抗日,并进入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一师。该师原属东北军,抗战爆发后移师长江下游布防,师长常恩多(后为中共特别党员)。

  抗日义勇宣传队名义上隶属一一一师政训处指导,实际上是在中共一一一师地下工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工委王维平、张甦平、曹健华(华诚一)很快与宣传队联系上,逐渐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由吴质、吴功铨、王衍、陈瘦秋分工负责的演出队,经常上街头,下连队去演出,往往演员与观众声泪俱下,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曾是上海卡尔登剧团演员的陈瘦秋与张聪武分别饰演的卖艺人和香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卜菁、王衍等人负责的歌咏队还到部队去教唱抗日歌曲。

  在演出之余,宣传队还由徐惊百、邹强、钱彤(钱素凡)、江涛负责编辑出版《军民导报》宣传抗战。师长常恩多专门指定一架电台抄收新闻电讯,地方名流也应聘担任特约撰稿人。报纸共出版37期,每期3000份以上,大造抗日舆论。

  1937年11月,宣传队随部队从南通撤退,向苏北转移。在师工委领导下,他们还分组随战斗部队赴火线,攻克阜宁,占领徐州,到台儿庄参战部队祝捷劳军。部队入鲁后,宣传队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某部联合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4周年”的活动。还曾举办“军士队”,训练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骨干。

  后因常恩多师长患病不能视事,师里执行了蒋介石关于反共、攻打八路军的指示,竟宣布解散宣传队。根据师工委决定,宣传队除部分人留下作为火种外,其他人迅速撤出,辗转走向抗日前线。

  日军刚占领南通的3月中下旬,大革命时期入党,当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茅珵,在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取得了联系。省委派他到江北,以抗日进步分子的身份,到彭龙骧的“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任政训处主任,做争取该部抗日的工作。这期间,崇明爱国青年瞿犊,在启东久隆镇一带组织了抗日游击队。6月,省委派共产党员王进到瞿犊部队做政治工作。

  与此同时,先后去上海找党组织的还有单仲次、顾民元等人。顾民元通过马一行的介绍,找到上海负责学运工作的黄文荃(张英),又找到胡愈之、张宗麟创办的,实际受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复社”,与在“复社”工作的共产党员吴佐成取得了联系。

  1938年5月,启东地方进步人士施方白、沈维岳,经周恩来的安排,从武汉赴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阐述了有关国内外形势和马列主义理论的9个问题,还把一幅亲笔题词赠给了施方白。这对南通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进一步了解江北地区的情况,省委于当年夏天派吴佐成到南通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嗣后,根据中共中央“要有计划的从城市中征调得力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担任领导游击战争等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作出了开辟江北地区工作的决策。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省委指定唐守愚任特委书记,陈伟达、吴佐成为特委委员。江北特委在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

  江北特委的建立,使通如海启地区中断了5年之久后,又有了党的领导机构。党的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40年8月,党员人数发展到150多人,并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和党的基层委员会。到1940年底,共建立了3个县委,16个区委和区工委,51个支部,党员发展到443人。江北特委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和平进驻通如海启,为开辟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刘少奇、陈毅会师海安

  1940年10月,新四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顽固分子韩德勤在反共摩擦中,屡战屡败。通如海启地区唯韩德勤马首是瞻的各杂牌武装,慑于新四军的威力,开始逐步分化,使这一区域出现了开辟的最好时机。

  10月7日,陈毅率部挥戈北上,一举占领苏中重镇海安。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白驹会师。苏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韩德勤率残部退居兴化,以待时机卷土重来。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仍保持中立态度,静观时局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走向。

  10月12日,陈毅致电党中央,建议“召集韩(韩德勤)、李(李明扬、李长江)、陈(陈泰运)、我(陈毅)四方和平会议,共同分区抗敌”。14日,毛泽东批准了陈毅的建议,明确指出:“如能召集韩、李、陈、我四方会议是很好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陈毅着手筹备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10月30日,韩德勤的代表到了泰州,却宣布不参加在曲塘召开的和会。因此,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乃于31日改为座谈会。

  会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和会各方意见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等。要求: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立即以民选方式产生临时省参议会。

  在陈毅的努力下,曲塘和会取得了重大收获。和会揭穿了韩德勤的反共阴谋,密切了我党与中间人士韩国钧等人的关系,稳定了李明扬等地方实力派的中立立场,并确立了我党在苏北抗战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使苏北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风尘仆仆来到海安镇。

  苏北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着手较早,在黄桥战役前,就建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黄桥决战后,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华中应“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还批准了刘少奇关于组建华中总指挥部的具体方案。

  刘少奇、黄克诚等一到海安,便和陈毅、粟裕等一起筹备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刘少奇指出:在苏北地区,我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士绅,如韩国钧、朱履先等,要把他们吸收到参政会里来。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镇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14县,到会议员380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但以上层人士居多数。其中共产党员72人,工人5人,旁听代表20多人。

  会议一开始,就在减租减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及时指出:“减租减息是党在现阶段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一定要贯彻执行,谁也不得违抗,不能让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参政会将减租减息写进了《施政纲要》,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政策贯彻下去。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议案:不承认韩德勤的省政府。同时通过了《施政纲要》;改组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建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为主任。另外,还通过了团结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建设苏北的多项决议。会议选举韩国钧为参议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

  会议结束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施政纲要》的精神,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抗战,施行民主政治、实现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

  两天后的11月17日,又在海安镇召开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刘少奇在数百名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参加的大会上,宣读了党中央关于成立“华指”的决定,宣布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胡服(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华指”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新四军与八路军。陈毅在会上讲了话。

  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统一了华中各部指挥,为抗日和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在军事上作了准备。

  刘少奇到海安不过10多天时间,便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和“华指”成立两个重要会议,还和陈毅、粟裕等同志一起研讨苏北战局,制定了建设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少奇同志的睿智和魄力,给江海平原上的广大军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

  新四军东进前夕,季方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先到苏北。季方是海门人,大革命失败以后曾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新党,以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30年协同邓演达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季方回到苏北后,根据陈毅的指示,回到江苏第四区(南通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协商合作抗日事宜。

  随季方同行的仅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公开身份是新华社记者)。到达当时第四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掘港后,季方马上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召开会议,说明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的意旨,军事上统一指挥,政治上统一领导,财政上统筹统支。由于有新四军做后盾,季方本人又德高望重,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稍后,建立了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季方任指挥,保安一旅旅长薛承宗、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任副指挥;专员仍由季方的弟弟季强成担任,梁灵光、陈同生先后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这样就初步和平解决了苏四区的问题,为新四军进驻通如海启铺平了道路。

  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建立后,徐承德、薛承宗与指挥部貌合神离,与韩德勤勾勾搭搭。季方当机立断,以苏四区群众团体的名义,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第四区。

  接到上级命令,陶勇、刘先胜即率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从海安出发,不费一枪一弹,于11月初到达掘港镇,稳定了这一地区的局势,开始了这一地区的开辟工作。

  11月中旬,通、如、海、启各阶层代表会议在掘港召开,通过了推行抗日民主法令的《告苏四区民众书》。任命通、如、海、启4县县长。随后各县县长分别到位,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并按三三制原则,逐步进行改组。

  梁灵光被委任为南通县县长兼县保安旅旅长。消息传到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所在地北兴桥镇,国民党县长兼保安旅旅长何润章等党政军头目慌成一团,他们造谣惑众,说新四军大部队要来缴保安旅的枪,企图武装抵制接管。北兴桥镇如临大敌:桥头叠起沙袋,街头拉起铁丝网,架起机关枪,士兵们进入了战壕。这时,从正前方过来3位骑自行车的共产党干部——前来接管县政府的县长梁灵光和秘书吴天石、警卫员洪刚。

  为挫败敌人的阴谋,梁灵光谢绝了陶勇派一个连护送上任的好意。梁灵光进入北兴桥镇何润章的办公室,将专署的委任状递给惊慌失措的何润章,正色道:“我是来接收南通县政权的。”

  12月1日,梁灵光召开区长以上人员行政会议,宣布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梁灵光任县长兼保安旅旅长。以后不久,上级调周一峰任南通县县委书记,正式建立了中共南通县委。全县人民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通如海启地区国民党军总数有3.5万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质拥兵自利,同日寇和平相处。12月26日,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奉韩德勤密令,倾巢围攻我三纵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也陈兵环镇,与徐部对我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我三纵留守部队血战三昼夜,坚守阵地。掘港告急!驻扎海安的陶勇闻讯后即派部队由水路疾进,直捣徐承德的老巢石港,同时派部由陆上进军石港,讨伐徐承德。而陶勇仅带几个警卫,驾驶摩托车开往保安一旅驻地马塘,并不理哨兵的喝问,加大油门,直冲保安一旅司令部。陶勇单骑闯入詹长佑住所,向詹晓以利害,指出只有与徐承德一刀两断,退出反共摩擦,才是唯一出路。詹长佑被稳住了。

  徐承德势单力孤,终于被陶勇的援兵击溃,陶部乘胜追击,将徐部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拉开反“清乡”斗争序幕

  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新四军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清乡”是由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中佐和汪伪政府警政部长李士群共同策划,于1941年初提出来的,并得到侵华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赞同和全面支持”。

  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南通附近列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

  1943年4月初,日伪在他们划定的“清乡”区周围建立竹篱笆“隔绝带”。这个竹篱笆从狼山东面、姚港到天生港的沿江江边,再从天生港向北到丁堰,转向东到掘港,一直延伸到黄海边的鲍家坝。沿线还设了100多个大小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

  日伪在集中优势兵力搜寻、围歼我主力部队的同时,还配备大量政治、经济、特工等人员,企图彻底破坏我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并一改以往“扫荡”时打了就走的做法,而在“清乡”区内大量构筑据点,长驻“搜剿”……日伪投入“清乡”的总兵力达1.5万多人。其兵力的密集程度,在华中敌后战场是罕见的。

  早在日伪“清乡”前,苏中军民就作了大量的反“清乡”准备工作。194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2月,苏中区党委和军区向全区军民发布了反“清乡”紧急动员口号,要求把反“清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了打乱敌“清乡”部署,在敌人尚未准备就绪前,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军区教导团、三旅七团,一举攻克如皋曹家埠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营,并乘胜拔除了孙家窑据点。

  3月24日,粟裕主持召开四分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四分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进行普遍深入的思想动员,组织一切反“清乡”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游击战,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各种复杂的斗争,打破日伪“清乡”阴谋,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

  粟裕还代表苏中区党委向广大军民提出了“每月每乡捕杀一个敌人”“不让敌人抓壮丁、造名册、打篱笆、筑碉堡、修公路、架电线”等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战斗口号。

  为了保存实力,我主力部队跳出“清乡”圈外。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展了多种多样、有声有色的群众性游击战。

  反“清乡”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布满干柴的苏中四分区,使日寇这头野牛陷入熊熊燃起的烈火之中。

  虽然主力部队走了,但是南通县张沙乡,如皋县杨曹乡,启东县正诗乡布下遍地荆棘,使敌人寸步难行。

  5月初,张沙乡党支部组织500多名群众,夜闯骑岸镇,拆掉日伪工事,炸毁公路闸桥,在交通线上设置障碍。后来,积极分子易又新父子3人在滥港桥据点附近诱捕惩处了作恶多端诨名叫“九指头”的伪警察。民兵们活捉了窜到老百姓家里的4个伪军,缴到4支步枪,75发子弹。民兵基干队专门袭击走出碉堡的日伪军,打得敌人不敢轻易下乡。

  杨曹乡迅速投入反构筑据点、破袭公路和竹篱笆的斗争。他们把公路挖断,然后用芦柴一根根搭起来,上面再盖上一层薄土。日伪第十一清乡公署主任朱开聪的小汽车一进杨曹乡地界,便一头栽进陷阱里。日伪在三角渡筑下据点后,频繁地派出奸细、特务,以算命、打卦、卖糖、照相等为掩护,潜入杨曹乡刺探情况,结果都被民兵群众抓获。敌人从水路来,船只会卡在水面下的双层暗桩;从陆路走,又踏响了民兵埋下的地雷。日伪军无可奈何地说:“宁过九条江,不过杨曹乡。”

  正诗乡麦收之后青纱帐起。敌人走进乡里,不知子弹会从何处射来。民兵队长倪学贵埋伏在芦苇丛中,一枪就打死一个伪军排长。其余的吓得狼狈逃窜。“军事清乡”失败后,再搞所谓“政治清乡”,编保甲、建立伪政权,妄图实现其伪化统治的目的。敌人强行编成保甲,党支部书记倪学章带领上百名民兵,分头去将铁皮钉的门户牌子全部撬掉,户口簿全部烧毁。当伪乡长逼“第四保”的李锦元在7天之内缴5担粮的伪捐时,李锦元写信回复伪乡长:“我参加了民兵,你要伪捐,我要你的命!”“打不破的铁皮乡”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这3个乡,仅仅是四分区乡镇的缩影。

  我主力部队虽然在“清乡”圈外,但“清乡”圈内仍然看到他们战斗的身影。

  根据粟裕指示,从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一批政治上坚定,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配备短枪,组建“政治保卫队”,群众称为短枪队,由四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保安处处长陈伟达领导活动。

  1943年2月下旬,南通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把杨勇伟找去,把组建南通县短枪队的任务交给了他。杨勇伟接受任务后,很快从公安局、县团侦察排、区队和地方干部骨干抽调20多人,组建短枪队。短枪队员赶在敌人“清乡”前夕,熟悉了全县大街小巷和重要集镇的地形,掌握了各种武器的运用,进行了化装侦察,翻墙过河等训练。

  4月中旬,敌伪的一名“封锁”主任到天生港检查封锁篱笆构筑情况。20日晚,杨勇伟与周伟等队员潜到天生港旅馆内,将正在厢房里听戏的“封锁”主任一枪击毙。撤出时,杨勇伟留下传单,上面署名“一枝梅”。

  南通城与唐家闸之间的公路和运河是日伪统治中心的重要交通线。敌人在公路旁的十里坊构筑了据点,驻扎了一个排伪军。一天夜里,短枪队接到附近群众报告,说十里坊的伪军排长穿了便衣到姘妇家里去了。杨勇伟即跟踪追击,闯了进去。伪排长一见,像鸡啄米似的磕头求饶。杨勇伟在向他作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少做坏事,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抗日宣传后,正色对他说:“要敲掉你是很容易的,今天可以不杀你,但今后你们再鱼肉百姓,对我们老四(新四军)有个不是,就新老账一起算!”伪排长连连点头称是,还提供了日军的一些活动情况。

  根据伪排长的口供,短枪队在十里坊附近的公路上伏击了从南通去唐家闸的日本军官。坐着黄包车的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据点旁边遇到新四军。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杨勇伟等7人打死了4个鬼子,活捉了1个翻译。十里坊的伪军按兵不动,仅打了几枪以向其主子交代。

  5月下旬,短枪队根据县委指示,夜袭四甲坝,把作恶多端、行动诡秘的伪区长朱崇汉和保甲指导员梁振强活捉出敌据点。

  在东南(启海)地区,由赵一德等人领导的短枪队也很活跃。4月初,他们进入启西区三丫支镇据点,镇压了上任仅半天的七乡“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还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在曹家镇据点处决了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的“四乡联合办事处”主任徐宝明。

  短枪队英勇机智,深入虎穴锄奸,使日伪“清乡”人员的气焰有所收敛。伪政工人员和特工人员有的纷纷请长假,有的躲在据点里不敢外出,连“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张北生住在重兵把守的南通城里,送客出门也只走三步。

吹响全面反日伪斗争的号角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趁敌人重点到海门、启东“清乡”时,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与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商量说:“我们来个‘围魏救赵’,在封锁线上组织一次大破击,把日伪从海启‘牵出来’。”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一致赞同“用火攻”。

  1943年7月1日夜,全分区联合行动,陶勇司令员和姬鹏飞书记率部来到串场河北封锁线边沿靠近指挥。数以万计的群众被地方干部动员来了。竹篱笆外的三分区也组织民兵和青壮年群众积极配合。几十路大军在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长的封锁线上,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整个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放火烧篱笆啰!”号令一下,只见星星之火在黑夜里闪烁,刹那间,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宛如一条弯弯曲曲望不到头的火龙。日伪军龟缩在碉堡不敢妄动,眼睁睁地看着惨淡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

  日伪在“清乡”时,使用一种“弯夹子”机枪对我造成极大的威胁。“弯夹子”即九六式机枪,是日军刚研制的一种新式武器。其特点是轻便,装有刺刀和夜间瞄准器,射击精度高。不解除这个隐患,危害甚大。在1944年夏秋季攻势中,陶勇发出“从敌人手里夺取一打‘弯夹子’”的号召。

  东南行动大队打听到崇海镇上驻扎的日军小队有一挺九六式机枪后,就动了脑筋。

  中秋节傍晚,周荫森、朱相清、黄士奇、秦国章和毛士英5个队员扮成车夫,推着两车柴火,由一个伪保长带路,来到崇海镇,连过伪军和日军两道岗哨,进入兵营里。

  营房前的空地上摆着两桌酒席,鬼子正吃喝得兴高采烈。日军队长认识伪保长,招手把他喊了过去。周荫森等人就把车子停下,斜坐在车上。黄士奇打眼一看,场上有14个鬼子,比昨天侦察到的多了一倍。怎么办?他暗自寻思:进入鬼子窝里好不容易,来了不干太可惜。黄士奇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装着找火柴,大摇大摆地从两桌酒席间穿过。日本兵见黄士奇走过来,也未在意,身子一侧让他过去。内线曾传出情报:九六式机枪就在北首第一间营房中。黄士奇独自朝房里踱了进去,只见北壁边的木凳子上面蹲着哈巴狗似的东西,由一块绿色帆布罩着。黄士奇一把掀开帆布——正是一挺朝思暮想的乌黑发亮的九六式。他迅即把机枪抓到手里,大略一看,弯牛角似的弹夹插在枪上。于是,他端着机枪向通往伙房的小门奔去。

  一进伙房就撞见两个鬼子,黄士奇用机枪一点,鬼子一怔,转身就逃。酒席上的鬼子酒醒了,对着黄士奇哇哇大叫。黄士奇端着机枪却不会使用,急忙抽出短枪向敌群扫去。场上的其他队员见状也开了火。

乘敌人混乱之际,黄士奇等人迅速撤退。忽然一个鬼子向黄士奇猛扑过来,抓住机枪使命往里面拖。格斗中,周荫森顺手给鬼子一枪。黄士奇腾出身来,一枪把另一个鬼子击倒。大伙儿乘机往大门外奔去。

  刚向北跑了里把路,后面枪声大作。日军、伪警察成群追来。黄士奇和周荫森手臂和肩上受伤。担任后卫的朱相清腿上也中了弹。眼看日伪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好不容易夺到手的机枪不能被敌人再抢回去!朱相清就握着两颗手榴弹,迎着追敌扑过去,巨响声中,他与追在前面的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陈根生带领的长枪组和区队一起在南边向崇海镇敌据点发起佯攻。追敌听得背后枪响,怕老窝被端,只得窜回据点。

  这挺九六式机枪,是我们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中秋夺枪,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分区军民就超额完成了陶勇司令员提出的缴获12挺九六式机枪的任务。

  1944年秋季,我军开始大反攻。

  6月23日,驻栟茶日军加藤中队100多人和伪军二十六师欧阳志诚部400多人轻装奔袭如中地区。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在耙齿凌附近遭遇。七团团长彭德清抓住战机,布置围歼。在如皋县警卫团和当地民兵配合下,将日伪军层层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恶战,击毙日军、伪军200多人,生俘日军14人、伪军100多人,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亦被击毙。这是苏中继车桥战斗后取得的又一大捷。

  6月26日夜,四分区特务四团进抵南坎。翌日凌晨向据点内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战斗到下午,将伪军全部歼灭,俘100多人。接着全力攻打盘踞在主碉堡内顽抗的日军。突击组迅速打死日军机枪手,占领了碉堡,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驻掘港的日军中队长丹木率日伪军增援,被我阻援部队七团设伏于界河村,击毙丹木以下10人。南坎据点被拔除,打通了“清乡”区内外的通道,也吹响了全面反攻日伪的号角。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南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

  这是今天我们发表《南通抗战备忘录》之目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和反思抗战,正是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刘少奇在海安

王兴圣 陈毅明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为了加强华中抗日斗争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1940年6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等“现华中部队统归胡服(刘少奇)指挥”。

  1940年7月,郭村战斗取得胜利,新四军东进到达黄桥,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9月,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大举进犯黄桥地区。以陈毅、粟裕为首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奇制胜,于10月6日取得黄桥决战的全面胜利,并乘胜席卷海安、东台,直逼兴化。10月10日,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开辟了苏北敌后战场。

  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

  11月7日,刘少奇和黄克诚、曾山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一起研究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刘少奇指出,会议一定要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刘少奇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要争取国民党中大部赞成抗战的分子,在苏北地区,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士绅。如韩国钧、朱履先等,要把他们吸收到参政会来。刘少奇的讲话,将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讲明白了,对苏北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1月10日,刘少奇在海安致电中共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叶挺)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11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回复:同意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到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复电另外加了一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统一指挥问题解决之后,刘少奇、陈毅等一面调兵遣将布阵华中;一面抓筹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和苏北政权机构问题。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14个县,到会议员380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议案:不承认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通过了《施政纲领》和团结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新苏北的决议。会议选举苏北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说:“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百年来革命流血的目的。今天要的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假民主是欺骗民众的圈套,是会失败的,是反革命的。”刘少奇的讲话,受到议员们的热烈欢迎。苏北临时行政委员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的标志。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西寺召开成立大会。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统一了华中各部队的指挥权,并成为后来重建新四军新军部的基础。

  日伪与国民党顽固派视华中苏北根据地为眼中钉,除在军事上进行“扫荡”外,还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粮饷。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产和利益,刘少奇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调整与新的规划。确立了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方针是“开源节流,增加收入,发展生产,保证供给,为抗战服务”。决定在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设立税务局、贸易局、总金库。筹建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银行由刘少奇定名为“江淮银行”。江淮银行一元券“抗币”的正面是锯木、插秧图案,背面还有刘少奇在海安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时的英文签名“胡服”。

  1940年11月23日,刘少奇由陈毅陪同前往盐城。


陈毅与韩国钧

王茂华


  1940年7月25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向黄桥挺进。28日,击溃陈泰运的税警总团与何克谦的保安第四旅,于29日凌晨进驻黄桥。陈毅召开万人庆祝大会。隐居乡间的朱履先破例去参加了庆祝会。陈毅请朱履先引见韩国钧,朱履先欣然答应。

  韩国钧(1857-1942),民国时期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省长等职,后去职返乡,致力于盐垦和运河水利工程,抗战爆发后,为联络苏北各界爱国人士抗日而奔走呼吁。

  陈毅给韩国钧修书一封,希望韩国钧能从中调停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关系,消弭内战,合力抗日。韩国钧很快回函:“对于消除两军之隙,愿从中筹划进行。”后陈毅专程到海安拜见韩老先生。

  姜堰号称“粮仓”,为苏北粮食的集散地。新四军刚刚进驻黄桥,韩德勤就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部进驻姜堰,封锁水道,切断黄桥的粮食供应。1940年9月14日,新四军攻下姜堰。由韩国钧主持召开联合抗日座谈会,韩德勤没有派代表来,至傍晚来了电报,申明:“新四军如真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才可和谈。”陈毅慨然允诺:“新四军所求抗日合作,原不在地域之争,只求于国有救,于民有利。为了苏北大局,为了达到合作抗战的目的,新四军可以让步,自动撤出姜堰,限9月30日前撤完,请转知友军接防。”其实,陈毅所说的友军不是韩德勤,而是李明扬。新四军撤出姜堰,既可稳定李明扬,使之在决战中保持中立,同时,又可集中兵力,同南来之敌进行决战,此举意在分化两者关系。9月30日,韩国钧在曲塘召开了第二次和平协商会议。韩德勤仍不派代表出席,给大会打来电报说:“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方可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韩国钧痛斥韩德勤道:“贼子无信,天必殛之!”新四军于9月30日全部撤出姜堰。

  10月初,黄桥之战在即。韩德勤率领十万大军,从海安南犯黄桥。陈毅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决心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黄桥决战以新四军7000兵力与3万余敌作战,自10月3日开始,至6日结束,共歼灭顽军1.1万余人。这一仗,使韩德勤在苏北的顽军主力基本上损伤殆尽。

  10月9日,新四军乘胜东进海安,韩国钧闻讯欣喜万分,亲领各界人士夹道欢迎,并设宴招待陈毅、粟裕、陶勇等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部队“联抗”在海安曲塘成立。10月31日,在海安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韩国钧、李明扬主持会议。但韩德勤的代表到了泰州,却不出席会议。韩国钧、李明扬发表通电,呼吁实现苏北军民抗敌合作。11月,在海安中山纪念堂由陈毅主持召开了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会上成立了苏北临时参政会,推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成立了苏北行政公署。11月底,陈毅率部队离开海安,前往盐城。至此,苏北南到长江边,北到陇海路,东到黄海之滨,西到皖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新四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积蓄了抗日力量。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日军乘势第二次侵占海安,韩国钧携家人,至古贲乡徐庄避难。1942年1月23日辞世,终年85岁。陈毅闻听噩耗,悲痛万分,在阜宁召开全军大会予以追悼。


疆场纵横任驰骋

——粟裕

沙锦程



  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长征后,他在闽浙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8年4月28日,粟裕任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向苏南敌后执行侦察任务,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1939年8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7000多人挺进苏北,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1941年夏至1942年春,日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数十次大“扫荡”,斗争十分激烈。日军为了蚕食抗日根据地,把三仓镇和二分区、四分区结合部的丰利镇作为进攻重点。粟裕针锋相对,提出“保卫三仓”“保卫丰利”的口号,创造性地开展要点争夺游击战争。8月中旬起,他领导和指挥部队进行了8个月的要点争夺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保住了苏中地区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

  1942年夏,日军对苏中发起了为期半年的三期“清剿”,又称“机动清乡”。面对严峻的形势,粟裕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他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与敌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较量。在反“清剿”过程中,粟裕始终带领一个精干的指挥所,坚持在“清剿”区内战斗,挫败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扫荡”“清剿”和“清乡”。

  1943年4月,日军小林师团和3个伪军师共1.6万兵力,集中力量对四分区“清乡”,企图摧毁抗日政权。在粟裕领导下,四分区主力在“清乡”区边缘,寻机作战,袭击敌据点;在“清乡”区内,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消耗敌人。带领广大军民制造了闻名苏中的“火烧竹篱笆”。

  粟裕还指导苏中群众开展改造地形的运动,在河上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当地吃水浅的木船通行无阻,而敌人的尖底汽艇却寸步难行;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修改道路,变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等,使敌人行军处处受限,新四军畅通无阻。仅1943年,粟裕率苏中部队作战624次,毙伤日、伪军1.5万人,俘虏日伪军1.19万人;民兵作战2855次,毙伤俘日伪军4105人。

  1944年春,粟裕发起春季攻势作战,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3月5日,战斗打响,担任主攻任务的七团采取远距离奔袭手段,多路突击,猛扑车桥。执行打援任务的部队则在车桥以西芦家滩巧设地雷阵,阻击日伪军。车桥战役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歼日军46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伪军48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品,并迫使敌人放弃了周围的10余个据点。车桥战役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此后,粟裕率一师又发动夏秋季攻势,共歼灭日伪军3000人以上,拔除和逼走日伪据点七八十处。苏中区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部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浙西、浙东部队,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在北京逝世。

威震敌胆显神勇

——陶勇

朱慧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县人。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下旬,陶勇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黄桥决战。10月下旬,陶勇率第三纵队进军通如海启地区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冬,顽军六纵队徐承德部乘陶勇率领三纵主力第七团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围攻我三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与徐承德部对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形势十分危急。上级急命陶勇率七团救援。陶勇认为徐承德是真正的顽固派,詹长佑还可以争取。于是他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不顾危险,单枪匹马直闯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慑服,答应协同我军歼灭徐承德部。我军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第三纵队被编为新四军一师三旅,陶勇任三旅旅长,后兼任苏中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当时影响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海匪作乱。陶勇抽调兵力歼灭了渔霸王明中部,联络改编了陆洲舫部,又定计设伏,抓住了海匪头目孙二富。孙二富出身贫苦,讲义气,也有些民族意识,经教育争取,表示愿意听候改编,跟着共产党抗日。为了消除孙二富的疑惧心理,经上级批准,陶勇收孙二富为徒弟。期间,由于孙二富因受不了新四军严格纪律的约束,逃到掘港当了伪军大队长。后来,陶勇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促使孙二富率领300余人起义。孙二富被任命为海防二团团长,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战相持阶段,陶勇领导四分区抗日军民,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1943年4月,日伪对四分区进行“全面清乡”。从天生港到黄海边,插上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企图把我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陶勇根据当时敌情,先组织部队在日伪各据点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再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将日伪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封锁篱笆,于7月1日发动群众火烧,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这次破击战,《解放日报》专门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

  陶勇带领的第三旅斗争经验丰富,战斗力强。1944年,由于我主力和地方武装在南坎镇神出鬼没地出击敌人,使日军惶惶不安,日军便专门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九六式机枪并强调若在战斗中无法脱险,必须将九六式机枪的重要机件毁掉,不让落入新四军手中。陶勇立即向各级武装发出号召,在全区开展一个缴九六式机枪运动。全分区军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了13挺九六式机枪,超额完成了指标。解放战争时期,陶勇历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和华东战场鲁南、孟良崮等重要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陶勇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等职。1967年1月去世。


献身国事明大节

——季方

张华杰

  季方(1890-1987),字正成,海门县悦来镇人。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1938年春,季方由中共党员王绍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联络争取杂色部队抗日。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季方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回海门、启东、南通一带奔走推动抗日。当时一支由知识青年瞿犊、王进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海启地区以英勇善战、军纪严明而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将瞿、王两人秘密杀害,一时海启各界舆论大哗。季方对此十分愤怒,即向国民党江苏保安第五旅旅长兼海门县县长孙信符提出抗议。并回上海将此种种向“华东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和江苏各界旅沪人士汇报反映,大家推派季方到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反映敌后情况,遭冷遇,幸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秘书长邵力子等人的关注,随后季方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名义经香港乘轮返沪。在法租界码头上岸时,随身携带的夹底皮箱被查出战地党政委员会敌后工作规划等文件,被法巡捕房拘禁。汪伪得悉,要求引渡。法方否认,将季方转移监禁约两个月,最后押上去香港的轮船,驱逐出境。季方几经辗转回到苏北,在李明扬部(鲁苏皖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任参谋长,得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的支持,与黄逸峰、李俊民、朱克靖等一起,密切合作,展开对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和其他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辗转泰州、如皋等地,组织和援助苏北各派军队抗日工作。1940年10月下旬,陈毅请季方出面,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身份,在掘港镇召开国民党系统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提出与新四军民主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成立江苏省第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公推季方为指挥,薛承宗、徐承德为副指挥。此时,季方看出韩德勤、徐承德等人并非真正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就发动苏四区各界人民团体,联名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对苏四区实行统一领导。1941年3月,划通如海启地区为苏中第四军分区,季方任司令员,向明任政委。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年3月,季方兼任苏中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发表《敬告通、如、海、启、崇同胞》,号召军民扩大自卫武装,粉碎敌伪“扫荡”。1942年底,日伪准备在苏中四分区开始“清乡”。季方家10多间瓦房,全被敌伪拆毁修筑据点。季方家附近的三阳镇据点,敌伪构筑3次,根据地军民拔除3次。掘港放弃后,司令部几乎天天移动,季方随带部队不过一个连,坚持打游击。1943年,敌伪对通如海启进行梳篦式“清乡”。季方和陶勇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将主力部队全部跳出樊篱,在外线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民兵和便衣武装则始终在“清乡”区内,顽强与敌周旋。四分区军民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反“第一期‘清乡’”斗争的胜利,受到苏中区党委嘉勉。1944年春,季方回苏中,调任苏中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司法处长,行署工作实际由季方负责。期间,季方组织开展落实了粮赋工作、盐棉管理、货币斗争、合作社工作、兴家计划以及育人工作。1945年8月,季方参加苏中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苏中行政公署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季方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7年12月逝世。


  2014年8月29日、2015年8月24日,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先后公布第一批、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邹韬奋、郁仁治、郁永言、黄才胜、黄重厚(暂无影像资料)、陈国权、韩国钧、严昌荣、王澄、松野觉、殷逸、鲍志椿12位先烈榜上有名,他们出生南通,或曾在江海大地上浴血奋战,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舍生取义、壮烈牺牲。南通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从1927年起主持生活周刊社,致力于新闻出版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为抗日募捐。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大量编印发行抗日救亡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学校,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

  1942年底,日本侵略者妄图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消灭抗战力量,紧锣密鼓筹备对苏中四分区“清乡”,就在此时,邹韬奋从国民党管区辗转来到苏中四分区。他在苏中四地委与新四军一师师直机关干部联合召开的大会上演讲了半个多小时,用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动的罪行。地委扩大会议结束,四专署在十总店西边的张家沙初小(后为十总小学)举行报告会,请他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揭露了“大后方”的种种黑暗,控诉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并说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后,看到我党我军坚决抗日,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巩固的民主政权,施仁政,得民心,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天又到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骑岸镇,应粟裕师长的邀请在师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

  在四安温家桥办学的南通县中侨校师生闻讯,特邀请邹韬奋到校。在欢迎大会上,邹韬奋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谈到来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过、原因和感想,揭露重庆“大后方”的政治倒退、混乱和黑暗,勉励全体师生努力学习,各界人士加强团结,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积极做好抗日救国工作。全场千余人屏息静听,精神振奋,虽历时4小时之久,仍毫无倦意,受到深刻的教育。翌日,他又为大家解答问题,题字留念。

  12月29日上午,邹韬奋在十总小学为四分区学生联合会演讲。

  1943年1月5日,在童家店,专署召开各届士绅代表会,会后请韬奋先生作形势报告。邹韬奋的演讲活动,对处于艰难环境中的苏中四分区青年及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斗争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

  1943年,邹韬奋因患脑癌秘密回上海治病。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2014年8月29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邹韬奋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杨王军)

  郁仁治

  郁仁治(1905-1938),今江苏省海门市天补乡石利村人。1918年考入私立海门中学,从小勤奋好学,喜爱体育活动。

  1924年,郁仁治在海门中学毕业后,到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第二十一期深造。1929年夏,学成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一师上尉教官。1930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筹建工兵学校,郁仁治调该校筹备处工作。工兵学校正式成立后,任该校中校、上校教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郁仁治奉命赴上海,在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指挥部任参谋,负责设计构筑上海市区防御工程,并亲去前线参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战事结束,郁仁治仍回南京工兵学校任职。郁仁治离开十九路军时,抗日名将蔡廷锴军长赠其望远镜、军毯、铜质暖水壶等物,留作纪念。不久,工兵学校校长伯森调他去江西省南城县担任国民党某部工兵营上校营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防前线形势紧张,郁仁治奉调去青岛担任国防工程处处长兼军警督察处长。后因日军进逼,奉命撤退。在撤退前,郁仁治指挥部属将青岛几家日商纱厂焚毁。日本商人事先曾托人向他说情,贿以巨款,企图收买,以保全纱厂,郁仁治严词拒绝。

  此后,郁仁治调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任高级参谋。

  1938年7月,抗日前线战事紧急,华北领土大部沦陷,郁仁治接受国民党当局委派去山东前线,担任山东省第一区(鲁西地区)专员兼军事特派员(授少将衔),在肥城、长清、东阿、平阴等县组建抗日武装,与侵华日军周旋。

11月27日,郁仁治率地方部队一个团,驻在肥城县西南演马庄(今肥城县王庄区),拂晓前遭日军步骑空联合部队千余人来犯,郁仁治率部奋勇还击,激战数小时,予敌重创。后因敌人大举增援,郁部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敌酋因知郁仁治曾留学日本,便在战场喊话,妄图劝降,郁仁治坚决拒绝,率部奋勇冲杀,最后突出重围,但部队已伤亡大半。郁仁治在突围时中弹,身负重伤,在东阿医院救治无效,壮烈殉国,年仅33岁。

  1952年,海门县人民政府追认郁仁治为抗日烈士。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郁仁治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徐彦伦)

 郁永言

  郁永言(1907-1941),号禹昌,字云燕,江苏省南通县三乐乡(今正场乡)人。

  1922年7月,郁永言考入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许多关心国事的先进青年一起,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他还偷偷地画了一幅马克思半身像,珍藏在皮箱内,表明决心追求共产主义事业。1927年暑假后,转入省立第七中学(今南通中学),1928年,读完高中师范科,又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在学习经济理论的同时,又私下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专心攻读原版《资本论》。

  1929年上半年,郁永言在中央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中央大学毕业后,郁永言应聘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历史教员。他常在教学中或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这给女师带来了新的活力。当时东北三省的同胞正生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郁永言通过讲授历史,揭露日寇的暴行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唤起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向他们灌输爱国思想。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学生不能走“洁身处世”“教育救国”的道路,不能埋头读书,要关心国家存亡、民族安危。还组织学生课外阅读《大众哲学》、李昂节叶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苏联的革命小说。他不顾个人安危,把一部分要求进步的学生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南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打破了南通这座古城的沉寂气氛,南通的进步学生进行了游行示威声援活动。南通学院的学生还组织赴宁请愿。为了壮大声势,郁永言发动了女师50多名学生,冲破了校方的层层禁锢,也参加了抗日救亡的行列,成了响应请愿斗争的主要力量。郁永言的言行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不等学期结束,就被学校解聘。

  1936年夏,郁永言被迫离开南通,到四川重庆另谋生计。在四川省煤气公司担任总务主任时,仍念念不忘南通女师的进步学生,时刻关心着她们的成长,经常给她们寄一些政治书刊,勉励她们进步。1938年下半年,郁永言毅然奔向向往已久的延安。不久,被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任第三版(国内消息)的编辑,后又担任报社的通讯部部长。在战争频繁的险恶环境下,报社的工作地点经常要转移,有时还要长途跋涉,日夜奔波。身体比较瘦弱的郁永言,总是背着大背包,边行军边工作,保证报纸的及时出版。

  1941年冬,日军在山东发动了秋季大“扫荡”,《大众日报》的工作人员随山东分局机关一起行动。不料,他们在蒙山地区突遭敌人包围,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分局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胜利突围,但是郁永言和报社的近10位同志不幸为国捐躯。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郁永言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允昌逸华整理)

  黄才胜

  黄才胜(1917-1941),原名才生,又名仁清,福建省连城县黄岗人,父母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业。黄才胜只上了一年私塾。

  1929年10月,池溪、小鱼潭、黄岗等村爆发了以池溪为中心的农民暴动,成立农民协会、赤卫队、少年队、儿童团等组织,他从此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1931年春,闽西红军长汀独立五团进入池溪,年仅15岁的黄才胜,与同村10多名有志青年一起参加红军。黄才胜到部队后,一直在机关担任勤务、通讯和宣传工作。1934年春,他从福建军区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分配在红八团政治处任干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力红军长征后,蒋介石纠集了8个正规师和大批保安队、地方民团共10余万人,对留在闽西的红八团、红九团等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残酷的“清剿”,一时间,战士们的思想比较混乱。这时,黄才胜调任四连指导员,他坚持和团党委保持思想上的一致,积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使战士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黄才胜和战友们一起,拦击敌军车、火烧敌机场、袭击敌医院……带领战士们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搞得敌人风声鹤唳,坐立不安。

  1938年春,活动在闽南、闽浙边山区的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红八团等改编为第三团,黄才胜任三团一营二连指导员。1939年春,任四团三营营长、团参谋长等职。5月,亲自带了一个排的武装袭击江苏下蜀敌人火车站,炸毁了火车头,使敌人两天未得通车,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1940年初,四团团长陶勇率团部和二营由苏南渡江北上与挺纵一部分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六合、天长等地区发展抗日根据地。这时,黄才胜任支队下属的大队长。7月,调任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三团团长。此后不久,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黄才胜率领的三团在战斗中歼敌一个整营和一些零散敌兵,打出了三团的威风,受到上级通电嘉奖,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黄才胜调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团长。由于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的环境,紧张的战斗使他积劳成疾。1941年底于海门县包场镇病故,时年24岁。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黄才胜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闽连城)

黄重厚

  黄重厚(1909-1941),又名黄舜遗,江苏省泰县人。1929年,考取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翌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在校时认识了黄逸峰。1935年2月大学毕业,这时国民党郦某主动和他联系,请他到萧县任县长,黄重厚婉言拒绝,返回泰县。

  1938年春,黄重厚在张沐乡许家庄一带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后经朋友联络,编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八旅杨仲华部任营长。1939年秋,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训,雄心勃勃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保安八旅杨仲华部投靠了汪伪,编入汪伪的第二集团军,黄重厚提升为旅长,但黄重厚十分愤慨,坚持爱国立场,不肯就职。他表示: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民族的败类。毅然解甲归田。

  回乡期间,正碰上“联抗”扩充部队。黄重厚主动派人与“联抗”司令黄逸峰联系,被委任为“联抗”支队长。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扩充部队。就在接到“联抗”委任状的当天,国民党税警团陈泰运部也送来了委任状,委任黄重厚为税警某团团长。两张委任状,对黄重厚是个考验,从待遇上看,税警团舒适、安逸、条件好,“联抗”比较艰苦。但自皖南事变以后,他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的行为看得更清楚了。3月10日,在接到黄逸峰的委任状的第二天,就派人去“联抗”驻地曲塘王家楼领回500只臂章。接着他又亲自乘船去“联抗”领回手榴弹300枚,长、短枪150余支,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队伍。

  黄重厚首先在本村找青壮年谈心,动员热血青年参加“联抗”,很快就扩充了十几个人。继而率部到丁舍、官庄、青墩等地活动。到处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道理,部队逐渐扩大到100多人。1941年四五月间,黄重厚部队扩充到近500人。部队扩大后,急需军械粮饷,黄重厚主动从自己家里拿出银圆1000多元来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他听说官庄、白杨、高峰等地的地主家里暗藏枪支,在“联抗”司令部的支持下,他把藏枪者请去开会协商,动员他们借出部分枪支弹药。经过努力,部队武器装备得到加强。

  黄重厚治军严谨有方。刚扩充的部队,成分比较复杂,作风散漫、对革命有抵触情绪、不能严格遵守纪律。黄重厚在认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制定了一整套的纪律制度,对破坏纪律者严惩不贷,效果很好。

  1941年7月22日,部队到达盐城时,正逢日军“扫荡”,新四军军部已作转移,“联抗”部队遂向盐城西北方向前进。部队行至宋家楼附近时,与日军遭遇,激战中,“联抗”部队大部分突围,在突围渡河时,一发炮弹激起巨浪,黄重厚不幸溺水牺牲。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黄重厚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海史志)

  陈国权

  陈国权(1916-1942),又名冠球,江苏省海门县人。1935年,陈国权考入“生活书店”当职员,阅读到各种进步书籍,思想觉悟得到提高,于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国权被党组织从“生活书店”调到胡愈之等创办的“复社”工作。1938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陈国权是讲习所学委会负责人之一。

  1939年春的一天深夜,日伪特务机关通过法国巡捕房,准备逮捕在“复社”和讲习所担任过讲师的郑振铎。陈国权得知后,连夜赶到郑振铎住处报信,使郑及时转移脱险。而陈国权却被视为嫌疑分子被捕,身陷牢笼,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陈国权到崇明开展建党和抗日武装斗争。同年夏秋之交,韩念龙奉命来到崇明,由陈国权、韩念龙、茅珵3人组成中共崇明工作委员会,陈国权任书记。他们立即着手建立各区民运工作队,开展爱国救亡宣传。经陈国权等共同努力,“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于10月成立。

  1940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崇明工委和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撤至海启地区。9月,陈国权、茅珵、韩念龙率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转移到通海地区,以“通崇启海抗日总队”的名义,在通海地区的川港镇、姜灶镇、三星镇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1月上旬,陈国权、茅珵率部在江家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五团胜利会师,旋即于启东久隆镇,成立中共崇启海县委员会,陈国权任书记。当时,在海启地区扛着抗日招牌,专干鱼肉百姓勾当的国民党杂牌部队较多,陈国权在争取分化、瓦解他们,扩大我武装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2月,陈国权奉命调任如皋任县委书记。他到掘东区领导“二五”减租工作,在召开群众大会后,组织千余群众到华丰公司进行说理斗争,最终取得了减租减息的胜利。建立了如皋最早的乡政权——华丰乡民主政府。

  1941年3月,中共苏中四地委建立,陈国权为委员。9月,地委调陈国权任海启县县委书记兼海启警卫团政委。

  1942年1月4日,县委准备在二厂广场召开群众大会,11时许突然得到消息,北新镇的伪军胡鹏部队兵分三路向二厂围了过来。海启警卫团又因执行别的任务不在附近,紧急关头,陈国权镇定自若,当机立断指挥石坚等将县、乡干部向北转移。他和社会部部长王正平以及在敌工部工作的阮庭庚,往南侦察敌情,同时组织干部群众转移。敌人很快追上来,陈国权等3人来不及回避,即混在群众中转移,不幸被敌人认了出来,当即被敌人枪杀。烈士的忠骨被安葬在海门三阳镇东首的墓地,与瞿犊、王进烈士墓合冢。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陈国权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陶建明  张华杰)

严昌荣

  严昌荣(1914-1943),湖北松滋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方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随军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在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任军事教员,后调三支队四团及五团任营长。

  1941年2月,严昌荣任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团长。率部首战泰州,歼伪军一个团。严昌荣既能执行上级指示,又能根据战地情况机动灵活地布置战斗,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指挥员。在紧急关头,他总是站在第一线,表现出一名指挥员的沉着、果断、勇敢、顽强的英勇气概。粟裕十分器重他。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七团苦练硬本领,成为一师的主力团之一,全团排以上干部很少伤亡,士气十分旺盛。他在苏中四分区坚持敌后游击,粉碎日伪军“扫荡”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1942年6月3日,当日军侵占四分区三阳镇之后,严昌荣趁敌人强拉民夫赶修三阳、九隆公路之际,巧妙地指挥部队在三阳镇以东斜桥地区进行伏击战,经2小时激烈战斗,全歼日军警备队长以下26余人,伪军70余人,生俘日军2人,缴获九二步兵炮1门。斜桥伏击战的胜利,对日军震动很大,同时也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斗志,增强了军分区粉碎日伪“清剿”的信心。

  中秋节前,部队刚在石港等地打过胜仗,准备祝捷过节,七团秘密转移到二窎地区休整。盘踞在苏中地区的日伪军,为配合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掠夺。9月20日夜,保田中佐亲率日伪军200余人,侵犯我苏中四分区二窎中心区。四分区领导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保卫二窎,随令七团在二窎东南二公里的谢家渡附近地区歼灭敌人。严昌荣根据指令,立即布置了战斗,将主力集结在二窎东南附近地域准备战斗,同时,命令四连继续侦察敌情。敌人没有直接攻打二窎,而是声东击西。在粟裕师长和旅部领导的指挥下,严昌荣将计就计,迅速调整战斗部署。战士们坚决执行命令,个个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近战杀敌,紧紧咬住敌人不放。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南浦旅团五二大队长保田中佐以下70余人,生俘日军3人,伪军1个班。谢家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1943年4月初,为主动出击日伪军,全力配合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严昌荣等奉命带领七团跳出“清乡”圈,在兴化、盐城之间,不断发动对伪军刘湘图、赵军山等部的攻势。5月8日,攻克兴化钓鱼庙,全歼伪二十二师八二五团一个连,生俘43人;同时,击溃安丰援敌,乘胜攻克大邹庄、古殿堡等伪军据点。5月19日,攻克黄庄,生俘伪军一个中队。23日,强攻姜堰据点,进袭戴家窑,采用南北对击的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经4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300余人。

  9月7日,七团接着又奉命攻打兴化县境内的唐子镇,战斗中由于敌防御工事坚固,火力较猛,我军出袭的木船屡被击沉,难以登岸。为压住伪军火力,掩护部队冲击,严昌荣身先士卒亲临炮班,用掷弹筒一次又一次地向敌据点发射炮弹,不料在一次发射时掷弹筒管意外爆炸,严昌荣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9岁。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严昌荣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施至)

王 澄  鲍志椿

  王澄(1914-1944),祖籍江苏镇江,生于上海。1932年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9年初,任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二纵五支队四大队大队长。他经常组织官兵前往驻在毗邻地区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观,加深对新四军的认识。1939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二纵建立地下党总支,四大队建立分总支,王澄当选为分总支委员。6月,国民党顽军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大举围攻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地区,王澄果断地投入战斗。战斗结束后,王澄和全大队官兵受到陈毅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和表扬。接着,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新五团,王澄任团长。

  1940年10月,王澄率部参加黄桥决战后,部队改编为三纵五团,随三纵挺进通如海启地区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12月,王澄奉调率部到掘港驻防。26日,国民党江苏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纠集重兵,围攻掘港。王澄率部和新四军三纵留守部队一起,同徐承德部鏖战三昼夜把徐承德赶下海。

  1941年1月,王澄团改为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8月,王澄率八团与南通县警卫团在刘桥、林梓、丰利、石港、潮桥、环港、孙家窑、双甸等地作战20余次,有力地粉碎了敌伪的“扫荡”。12月7日,日伪军出动大部队,对岔河、丰利、马塘、掘港之间大片地区“扫荡”。次日,王澄率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双灰山、花子街一线伏击日伪军五六百人,歼日军分队长、伪团长以下200余人,俘敌近200人。

  1942年春,王澄去苏中党校学习,1943年初学习结束后任东南警卫团团长。1944年的夏季攻势开始后,他根据竖河镇的地理位置和伪军兵力布防情况,决定攻打竖河镇据点。他亲自指挥部队用政治攻势和武力进攻相结合的办法,迫使敌人撤出据点。接着,又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拔除敌伪据点12处,缴获日军九六式机枪6挺。

  鲍志椿(1914-1944),江苏省常熟县人。1936年3月,在上海暨南大学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奉命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0年2月,到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二纵队政工人员训练班任政治教官。1941年初,任新四军三纵八团政治处主任。1943年3月,由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宣传科长调任东南警卫团副政委。1944年6月,任东南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

  在尖锐复杂的反“清乡”斗争中,他和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等带领部队始终坚持在原地,与日伪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坚持公开武装斗争的方针,组织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经常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鲍志椿既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干部,又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他善于寻找战机,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集中力量痛歼日本侵略军。1944年5月22日,参与指挥竖河镇战斗,紧接着又发动朱家饭店战斗,一举歼灭日军一个班,大煞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反据点斗争中,仅半个月时间,就向日伪发动了10多次进攻,打垮日军别动队,打死打伤日军30人。

  1944年12月26日,团长王澄和政委鲍志椿带领部队驻在启东县巴掌镇附近的村子里,由于被敌密探侦悉,王澄和鲍志椿在野外侦察地形、部署战斗时,遭到日军特工队的袭击,两人同时牺牲。为纪念两位烈士,他们牺牲时所在的区、乡被命名为王鲍区和王鲍乡(现为王鲍镇)。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王澄、鲍志椿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曹军华)

松野觉

松野觉(1918-1944),日本广岛县宇品人,出生于一个机械职工家庭,原在船舶机关工作。1940年1月被征入伍来华作战。1941年12月8日,松野觉随驻掘港的日伪军向如东县苴镇、丰利奔袭,粟裕、陶勇指挥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于傍晚诱敌进入伏击圈双灰山地区,发起总攻,敌军四散奔逃。此次战斗,松野党被俘。

  时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的陈超凡耐心地做他思想工作。但是松野觉依旧不吃、不喝、不说,满是敌意。陈超凡请陶勇来做他思想工作。陶勇同他促膝长谈,使他亲身感受到新四军和日军官兵大不一样。这次会见使松野觉“效忠天皇”的顽固思想开始出现转变。1942年春,松野觉从三旅来到师部。

  经过组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亲身经历,松野觉逐渐转变观念、认清是非、辨明前途,勇敢地投身到反法西斯阵营中来。根据他的进步和表现,组织批准他加入新四军军籍,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43年12月1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4年初改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中支部在东台县三仓河成立,他当选为宣传委员。不久,又加入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苏中支部。

  1944年,新四军开始对敌展开军事攻势,松野觉积极配合我军展开战地政治攻势,他每到一处都动手刻写、油印传单。

  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发起了车桥战役,松野觉参加了这次战斗。3月5日午夜,车桥战斗打响后,松野觉和同志们一起隐蔽在车桥旁边的一座坟堆后面待命。当大围墙被突破后,他便随榴弹组的同志迅即翻过围墙,冲进街巷。凌晨,只剩下最后一座敌堡了,他撩起棉袄,系在腰间,提着喇叭筒,到前线喊话。日本士兵把无情的枪口对准了松野觉。最初他还勉强地忍耐着,依旧向同胞士兵喊话,可是,发狂一样的日本士兵把枪口瞄准他射击,松野觉面对那些残暴的日本兵,心中的怒火燃烧起来了,随手将身旁的一位新四军战士的枪拿过来应战。他的射击非常准确,3发子弹就命中了2个日本兵。当他拉开枪栓,第四颗子弹刚要登膛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他的头部,英勇牺牲,时年26岁。

  就在松野觉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对一个和他同年入伍、后来也被新四军解放的日本士兵说:“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为了拯救我的同胞,如果我就此死了,也是我的心愿。”松野觉以英勇果敢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2009年8月,松野觉入选5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松野觉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虞建宣)

  殷逸

  殷逸(1919-1944),原名殷朝法,江苏省丹阳县访仙乡塘里村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殷逸目睹日本侵略军蹂躏家乡、屠杀无辜老百姓的罪行,毅然参加了梅嘉生等领导的抗日自卫武装队伍,担任军需。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随部队渡江北上,由军需工作调任军事工作,在苏皖抗日支队的一个营里担任营长。他机智勇敢,曾单身闯入敌人驻地,一下子缴获了8支枪。他还带领战士们设伏,打沉过日军2只拖船。

  殷逸爱人带着孩子到苏北来看望他,由于他经常外出执行任务,难得和亲人相会。大年三十,他外出执行任务,途中遇到绥靖军被抓,后经组织营救和同志们的策应下回到了家里。一到家,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逗着孩子说:“你真有福气,坏人没有打死你爸爸,又可以抱你了。”过了年,部队接到新任务,准备出发,殷逸便动员爱人带着孩子回老家,他爱人一时想不通,向殷逸恳求“活就活到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殷逸对爱人好言相劝,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带着孩子回老家去。

  1940年冬,新四军挺进通如海启,殷逸随部队来到南通县。1942年秋天,他被调任南通县警卫团参谋长。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到任后,就组织基层干部分期分批进行短期集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年底,为了做好抗日反“清乡”斗争的准备,殷逸做好部队的“精兵简政”工作,抽调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干部和一部分战士去充实区级武装,以加强区队的战斗力,这对以后坚持原地斗争,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3年4月,反“清乡”斗争开始,殷逸与梁灵光、周一峰等一起,领导南通县党政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敌情十分严重,县团虽然有一个营的兵力留在“清乡”区内,但大多已分到各区活动,因此实际上只有一个连,作为县团参谋长的殷逸,既要组织部队跟敌人周旋,又要组织区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还担负着掩护首长和党政机关的重任。在复杂的斗争形势前,他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带领部队认真执行了“避敌锋芒,保存自己”的方针,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取得了南通县第一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就在第一期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殷逸升任南通县警卫团团长。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殷逸发动部队指战员认真总结了第一期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建设。当日军集中力量把矛头指向县团主力和党政机关时,他果断地组织区乡武装全面开展游击战争,从而转移了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兵力,打乱敌人的部署。

  殷逸在生活中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战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尽管战斗生活紧张,部队经常转移,但每到一处,他都要带领战士替群众挑水、扫地;部队撤离时,他还要检查一下战士纪律的执行情况。

  1944年4月26日,南通县委、县政府和县团机关驻在兵房东南的七管,由县团七连的两个排负责警卫。中午,兵房据点的日伪军化装成下海渔民偷袭我机关驻地。殷逸等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组织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日伪军仓惶逃走,而殷逸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5岁。

  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为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杨王军)


抗战救国的典范——白桐本

薛镜如

  白桐本(1920-1944),原名白本铜,字梧村,河南省巩县城关水谷乡人。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鼓舞下,投入抗战救国的洪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桐本随家人从北平搬到天津英租界避难。进入天津耀华中学读书。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参加抗战救亡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白桐本参加救济难民,并到难民区办夜校,做义务教育,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激发难民们抗日斗志。通过抗战救国的锻炼,白桐本的爱国意志更加坚定,他加入了中华民族先锋队,成为抗日团体中的一员。1940年秋,离开天津,到达海安,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7月,白桐本到如皋栟茶、丰利等地做民运工作,后任如皋警卫团二连指导员。日伪“八一三扫荡”后,任丰西区区队长。年底调任马南区区队教导员,着手扩编区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区队由12人增加到90多人,配有60支步枪,1挺轻机枪。1942年大年初一,他带领区队在曹埠打了一仗,首战取得胜利,28个伪军被俘,并缴获10多支枪和其他战利品。

  1943年1月,白桐本担任掘马南区区长兼任区队队长。4月,掘马南区被划为“清乡”范围,白桐本依靠广大群众,巧用智谋,不断向敌伪据点发动军事政治攻势,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艰苦的斗争环境和日夜忘我地工作,使白桐本体质虚弱,身患疟疾。1944年3月14日,白桐本前往堤南乡,途中发高烧未能转移。15日下午,在突围时,中枪被捕,被敌人解送南通城。3月23日,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4岁。5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人民领袖白桐本》为题发表纪念文章。为追念他,掘马南区改为桐本区。


战斗在敌人心脏——马世和

通史智

  马世和(1922-1947),又名马淑华。1938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由廖绪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世和到海启地区后,负责该区以永平乡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基础。1940年四五月间,随抗战支队北上,任政治工作队队长。1940年,参加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挺进纵队。郭村战斗胜利后,被派到靖江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不久,又被调到新建的如皋中心县委,担任芦港区区委书记。后任掘港区区委书记,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建立了掘港镇店员、青年等抗日协会。1941年1月,任如皋县委组织部长。

  1941年11月,苏中四地委派遣马世和担任南通城地下党特派员,负责开辟地下工作,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42年春,进入日本人开办的江北中央病院,任护士班国文教师。1943年4月,打入伪特工机关,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配合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不久,被敌人调到城区特工组。1943年底,被调至四甲坝特工组搞内勤工作,保管情报资料。发现一份日伪潜伏在我通东地区的8名特务的名单,迅速抄报四地委机关,消除隐患。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表扬她起了拿枪的军人所不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马世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同时,还带领地下党员开展斗争。1943年春夏间,发动全城小学教师取得了与伪清乡主任公署进行增薪罢课斗争的胜利;1944年初,发动全城中学生捣毁鸦片烟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马世和进入南通城不久染上肺病。1944年7月,住进基督医院(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敌人已对马世和有所察觉,进行秘密监视,准备逮捕她。后在苏中四地委的营救下,回到了解放区。

  由于长期积劳,马世和的肺病一天天严重。1947年6月7日,不幸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时年25岁。


为国牺牲岂惜身——孙占彪

杨王军

  孙占彪(1920-1941),南通县二甲镇人。1938年,孙占彪参加了国民党的南通特务总队,不久任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七连连长。他一心抗日救国,对特务总队挂着抗日招牌而不积极抗日,感到不可理解。这时,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派人进入三大队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从此,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有了联系,受到党的思想教育,懂得了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8年10月底,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孙占彪所属的连队被打散了,他仍然设法把一部分失散了的人员和枪支集中起来,组织了“抗日特务队”,在二甲镇五福桥到四甲坝的运盐河一带,坚持抗战活动。1940年11月下旬,参加新四军。经县委决定,把孙占彪的部队与分区来的一个连编为南通县独立营,孙占彪任营长。不久又扩编为南通县独立团,孙占彪任团长。1941年4月间,南通县独立团与整编了的南通县保安旅合并成立南通县警卫团,由县长梁灵光兼任团长,孙占彪任副团长。在此期间,孙占彪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占彪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善战。他率领部队在反“扫荡”斗争中,打击日伪,对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和巩固南通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1941年6月底,孙占彪率领部队在五福桥伏击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被敌弹击中腹部,送后方医院一星期后,因伤势过重牺牲。生命垂危时,他一再嘱咐两个侄儿要好好听党的话,长大了干革命。还特地把老部属叫到床前,叮嘱大家“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坚持抗战到底”。

  1941年7月上旬,南通县委和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驻地北兴桥举行追悼大会。


满门忠义铸春秋——刘剑人一家

杨王军

  1941年,南通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原国民党沧南乡乡长刘剑人仍为该乡乡长,他是一位开明人士。在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他立志追随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

  1941年底,各乡组织民兵,刘剑人毫不犹豫地动员他两个儿子参加民兵组织。

  刘永芬为刘剑人的长子。历任沧南乡民兵队长、骑石区区队中队长、骑岸八乡联防大队长。多次带领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拔掉敌伪据点。1943年,任西亭区武装委员,组织群众进行反“清乡”斗争,抓坐探,惩汉奸。6月16日,汉奸地主周伯谋、邱仰齐向敌告密,刘永芬遭到骑岸镇大股敌军追捕,他一边还击一边撤退,在泅水过河时,不幸被捕。关押半个月后,被杀害,身上被戳了23刀,时年25岁。

  刘永芳是刘剑人的次子。1942年,任骑石区区队副,为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改名刘坚。5月,率领区队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石港据点,全歼伪军曹立江部。1943年4月,率领联防队在九总渡河西活动时,正遇县警卫团遭遇大股敌军。刘坚从敌人后侧出击,使得县团乘隙安全撤退。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初,刘坚率领的联防队在太平乡遭到大股日伪军合围,在突围时,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失去两个儿子的刘剑人,化悲痛为力量。汉奸刘振声作恶多端,刘剑人派人侦察后,带领民兵队长李克诚和三儿子刘永蔚镇压了他。不久,日伪军从南通城调来汉奸“突击班”,探我情报,枪杀抗日干部。为消灭“突击班”,刘剑人亲入据点,侦察敌情。在得到准确情报后,率领民兵,在骑岸到南通的班船上击毙了1个汉奸。几天后,又在夜班船上除掉了3个汉奸,其余的6个汉奸也先后被收拾掉。

  1944年春,刘剑人又把三儿子刘永蔚、四儿子刘永健送到部队。11月,刘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苏中四分区召开反“清乡”斗争群英会,刘剑人一家获得“满门忠义”的光荣称号。


高明庄斩寇

魏仁

  1941年11月14日,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和老一团的同志挤在一间普通的农家小屋里,肩挨肩地密切注视各路日伪的转移动向。他一向性子急,但此时,却似乎不为战场上的枪声所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老一团的指战员们都知道:叶旅长亲自到前线来指挥,必有一场大仗硬仗。面对日伪的“扫荡”和日军对我同胞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恶行,战士们早就按耐不住了。

  日伪自从夏季“扫荡”惨败后,一直不服,经过短期休整后,又悍然对苏中三分区发动报复性“扫荡”。其时,我一旅二团、三团由张藩参谋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一带开辟“同情区”,三分区主力只剩下第一团,还有一些地方武装。日伪便乘我主力征战在外,兵分三路扑来,意欲聚而歼之。这次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在卢港、高明庄一带。

  叶飞识破敌人的阴谋后,避其锋芒,并假设目标吸引日伪合围,使其连连扑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待日伪“扫荡”已趋尾声,准备返通回据点时,叶飞果断地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敌合围点高明庄东北的薄家湾附近。此时,他看准了撤向黄桥的一路日伪。这一路由加藤大队长率领,有日军100余人,伪军500余人,行动比较拖沓。叶飞命一团迅疾包抄,以三营从正面吸住敌人出野外,一营、二营伺机从两翼迂回上去围而歼之。

  14日下午2时许,三营在刘亨云参谋长带领下从薄家湾隐蔽活动,经过小朱庄到达高明庄东头,立即派出前卫连向日伪猛扑过去。伪军顿时乱了阵脚,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便龟缩到村庄里,企图占据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这时,叶飞和团长王萱春考虑,村舍攻坚难打,便决定把敌逐到高明庄以西空处加以歼灭,并立即派一营一连和团部特务连先行占据高明庄以西、以北野外,以阻断日伪逃跑之路;一营和二营分别从南面和北面迂回上去,留出西北口子放敌进包围圈。伪军见我包围上来,抢先夺路逃跑,我军快速出击,立时歼灭伪军300余人,并将其余日伪包围在高明庄西北的一片开阔地里。但日军不甘心束手就擒,便把剩下的200多名伪军编进自己的队伍,凭借坟堆和干涸的水沟,依仗装备好、弹药足,企图“背水一战”,连续向我方发起六七次突围冲击,但皆被我军打退。

  此时,已是深夜了。经过若干次的冲击和反冲击的浴血奋战后,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在战斗间隙,我部迅速调整总攻部署,准备拂晓前全歼该敌。

  突然,敌阵中爆发出鬼哭狼嚎般的怪叫声,随之,便是密集的火力猛攻,日伪企图决死突围了。枕戈待战的我军指战员迅速反击,一阵猛轰猛打,日酋加藤大队长亦被击伤,慌不择路地带着残兵败将向黄桥据点溃逃而去,他的身后,遗下了300多具日伪军的尸体。


谢家渡大捷

王兴相

  1942年9月24日,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和三旅旅长刘先胜、政委吉洛(姬鹏飞)等人在南通县二窎以南的原野上察看地形。刘先胜说:“日寇策划的这次‘扫荡’,目的是拼着老命盯住我们打。”吉洛说:“从情报分析,他很可能在中秋节进犯二窎。”

  随后,粟裕一行来到二窎大河边的谢家渡渡口。粟裕说:“这里是敌进犯二窎的必经之路,附近地形也有利于我隐蔽行动,可调七团在此设伏,给保田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

  就在新四军排兵布阵的同时,驻扎在三余镇的日酋保田中佐正盘算着第二天“扫荡”的路线。这一次,保田中佐率寺田中队、石冢中队各两个小队,小寺中队两个小队和伪军一个班,共200多人,计划对二窎一带进行“扫荡”。

  25日,天刚亮,日伪分兵两路:一路日军70多人,伪军200余人,经湾头镇向白龙庙行进;一路日军100多人,伪军40多人,由保田亲自率领向二窎方向进犯。

  大约7时,日伪军在北兴桥附近发现有新四军的活动,狡猾的保田下令两路汇合。12时许,两路日伪军到达白龙庙东侧,南通警卫团随即投入战斗,激战一小时后,南警以边打边撤的战术向西撤离。日伪军便分出一路追击。

  半小时后,追击南警的日伪军调过头,会同白龙庙同伙急速向二窎方向进犯。当敌抵达横港桥南侧时,担任警戒的七团六连按预定作战方案边打边向谢家渡方向转移。数十分钟后,敌已全部被诱进我预定的谢家渡作战区。

  新四军七团的指战员们埋伏在阵地上。待到日伪军一小半队伍将要渡过河,尚未立足时,突然长空传来一声枪响,指挥部下达了攻击信号。一刹那,枪弹倾泻而出,射向日伪,日伪顿时乱了阵脚。谢家渡的河道被我军的机枪死死封住;敌南北援军之路已被切断。此刻保田还在渡口南岸,在第一阵枪声里就被掀翻下马。渡口北的战场上,在我军三面猛攻下,一部日伪军被歼,余下的在逃窜中也被埋伏在东侧的我四连全歼。与此同时,五连迅速占领渡口北岸一线,与南岸之敌形成对峙。时已黄昏,我七团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改奇袭为强攻,围歼渡口南之敌。

  此时,保田躺在杂草丛里,两眼通红,拔出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吼道:“杀出去!杀出去!”日军左冲右突,几次寻找突破口,均被我军火力压住。伪军纷纷缴械投降,一批批日军倒在谢家渡的土地上。日军仍不甘心,拼命夺河而逃。据守在北岸的我军五连,与敌展开近战,部分战士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与敌拼杀。在五连与敌人激战的时刻,六连、七连从两侧猛攻,三连、八连、九连等纵深逐一围歼。

  激战至翌日凌晨3时,除少数残敌在烟幕、毒气掩护下逃跑外,其余悉数就歼。保田数处负伤,爬进了一块高粱地里,举枪自尽。


火烧竹篱笆

枫亚

  1943年,日伪策划“清乡”时,为切断四分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从江南运来了380多万支毛竹和大量的铁丝。4月下旬,日伪以天生港为起点,向北经平潮、白蒲至丁堰,然后再拐向东,经双甸、岔河、潮桥、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的鲍家坝,构筑了约300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在南面沿江大小口岸两旁,日伪也断断续续地插上了竹篱笆。

  日伪把竹篱笆封锁线视为“清乡”的一个“法宝”。竹篱笆两旁的高秆作物全被砍光。调集伪三十二师与三十四师担任警戒,不断沿封锁线巡逻,禁止群众靠近。并在封锁线上设大大小小的检问所150来个。行人通过,须有“良民证”;货物进出,须凭“出入证”。日伪还恐吓封锁线两旁的群众:“谁拔一根竹子,谁就是新四军”“哪家田边少一根竹子,哪家就是私通共产党”“竹篱笆通上了电,谁碰上就要被电死。”

  疯狂的枪杀加上欺骗性宣传,吓得一些群众连竹篱笆两旁的田也不敢种了。为了击破敌伪的封锁,我四分区地方武装、短枪队、区队积极挺进到封锁线两侧,袭击运送封锁器材和巡逻的伪军。同时,向群众作宣传,揭露敌人的谎言,告诉群众破拆的办法。

  就在四分区军民破拆日伪竹篱笆封锁线高潮迭起的时刻,一师师长粟裕派身边的一位参谋,钻进“清乡”区,实地察看了日伪的封锁与抗日军民反封锁的情形。回到师部后,参谋向粟裕师长作了汇报,认为用火烧,比用手拔快得多,而且省力。

  正当粟裕盘算妙策时,陶勇也在琢磨:几个月来,我广大民兵、自卫队和抗日群众不断地破篱笆,但声势不大,因为一次破一里半里路,第二、第三天日伪又抓夫修了起来。看来,必须来个大动作,在同一时间里,把300里的竹篱笆全破掉,叫日伪修也修不起来。那么,怎么破?陶勇忽然想到一个“火”字。眼下,日伪正集中重兵在启东“强化编查”保甲,北线、西线兵力相对薄弱,正有利于我下手。

  向粟裕汇报后,粟裕很快回电,同意陶勇的方案,并指示第三分区积极配合四分区的行动。全线大破击定在7月1日夜。

  7月1日,天气晴朗。黄昏时分,300里封锁线沿线围了民兵、自卫队和农民4万余众。县团、区队和三分区的部队分段警戒,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动阻挠破击的日伪军。大约晚上9时,封锁线上出现了第一片火光。随后,火光闪亮处越来越多,不到个把钟点,整个封锁线起火了,到处火光烛天,如一条蜿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竹竿的爆裂声,伴随着人们的呐喊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日伪军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动,眼睁睁地看着惨淡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此后,日伪虽陆续补筑篱笆,但由于遭到抗日军民的反复破击,加之经费不足,封锁器材短缺,在不少地方仅用细竹竿、芦柴一插了事,封锁线只是徒具形式了。


童家甸战斗

陈有清

  1944年3月,苏中军区取得了车桥战役的胜利,而四分区军民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已渡过了困难时期,日伪的军事优势逐渐消失。斗争形势的变化表明,四分区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日伪,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斗争局面,夺取反“清乡”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苏中区党委和四地委果断地做出了开展反日伪据点斗争的决定。

  5月19日夜间,四分区特务四团,从如东北坎海边向西南方行进,直奔童家甸。午夜时分,部队到达目的地,团长程业棠亲自察看地形,部署攻打童家甸日伪据点的战斗。

  攻击开始了,我突击组员如同下山的猛虎,越过壕沟,突过篱笆缺口,冲进圩子。碉堡中的哨兵发现动静,立即鸣枪报警。敌人这个碉堡因屡经我军民破击,一直没有盖顶,我突击组员段帮选、宣福康等人迅速登上敌营房屋脊,对着碉堡顶连甩几颗手榴弹,里面的伪军吓得缴枪投降。

  我方乘胜向伪军发起政治攻势,但敌人并没有走出碉堡,利用喊话的空当调整好火力,用机枪向我猛烈扫射,几个战士在弹雨中倒下,我军立刻用手榴弹回击。二班长张顺清突进圩子后,发现一个伪军捧着机枪,他冲上去猛刺一刀,正想夺下对方的机枪,冷不防旁边打来几枪,他小腹部连中3发子弹,不由得两腿一软,坐倒在地上。张顺清咬着牙,忍着痛,向着伪军火力射不到的营房角下移动,两手将枪捧在胸前,等待时机出击。这时,一股伪军冲下碉堡,意在逃命,张顺清眼疾手快,一个点射,领头的家伙应声而倒,其余的吓得连忙向里龟缩。

  我军后继部队冲上来时,战士沈鹤居一马当先冲到碉堡脚下。敌人已将梯子抽掉。他转身到附近背来一捆柴草,点火烧碉堡,不料因天下雨,草湿,点不着。沈鹤居又去找干草,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用机枪封锁住碉堡口,并从楼板缝口向下打枪。沈鹤居奋不顾身,冒着弹雨,第二次冲进碉堡,终于将柴草点燃,霎时腾起一股烈火将碉堡包围。

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特务四团一营解决了敌中心碉堡,除6名伪军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童家甸战斗打响后,距这里仅6里路的二窎日军警备队长中根正秋闻讯,率日伪军警12人,携带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赶来增援。当中根正秋进入伏击圈时,我打援部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除2名敌人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歼,武器全部为我缴获。

  童家甸的胜利,揭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标志着反“清乡”斗争进入主动反击日伪的新阶段。


血战耙齿凌

陆红军 沈春华

  车桥大捷后,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在曹甸休整了三个月。1944年6月下旬,七团奉命返回四分区,对日伪寻机作战,配合“清乡”区内的反据点斗争。

  七团从淮安县邵家庄出发,一路夜行晓宿,经东台、过海安、穿越李(堡)角(斜)日伪封锁线,于6月23日到达如东(当时叫如皋)的海河滩。

  一路上,三营前卫,紧随其后的是团直机关,接着是二营,作后卫的是一营。当部队进入耙齿凌一带时,左前方清脆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天空。原是驻栟茶据点的日军加藤中队100余人,纠合伪军二十六师欧阳志诚部400余人,奔袭如中地区,妄图吃掉如皋县警卫团及当地区队。

  在大镇港、小镇港一带,如皋县警卫团一部与奔袭的日伪军遭遇,接火后,发现敌强我弱,即分数路边打边撤,在洋涨庵甩掉了尾追的敌人。日伪军扑空后,窜到耙齿凌。敌人发现了行军中的七团,便首先开枪,一部分从正面猛扑上来。

  其时,三营已过去,二营、一营还在后面一大段,团部处于敌人进攻的正面。团首长当机立断,命令团直机关人员就地展开,占据有利地形,利用机关连的6挺重机枪进行攻击。

  敌人缩进一片乱坟包内,派出一小队日军向我团部占领的独立家屋冲过来。

  在这危急关头,团教导队及时赶上来了。教导队队长秦镜是全团有名的猛将。他拔出手枪来,大喝一声:“跟我上!”队员们跟着他如离弦之箭冲过去。恐慌的敌人招架不住,纷纷败下阵去。

  片刻,坟包里的敌人又派出两个小队,向西、南两个方向冲杀。正面之敌也在组织进攻。团部的险情尚未完全解除。

  敌向西小队遭遇我向敌右翼迂回的一营,一小队日军和100多个伪军被打得仓皇逃回原地。

  急促嘹亮的冲锋号声中,二营六连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过几个来回的搏斗,终于把敌人又撵进了乱坟包。

  战场形势逐步转向有利于我军。三营从东边包围上来,一营从西南方包抄过去,形成一个对敌包围圈。敌人惊慌失措,拼命突围。

  当团部与敌人遭遇厮杀时,走在全团末尾的一营三连迅速上前增援。半道上与一小队日军相遇,在车桥战斗中获得“飞将军”称号的陈福田,在格杀3个日军后中弹牺牲。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四散抱头鼠窜,我军战士像潮水似地从四面涌上来搜索残敌。

  战斗要结束了,团长彭德清从望远镜里看见一个穿着黑长筒皮靴的家伙,秦镜立即冲出指挥所追过去,用刺刀将其刺死,挑起军帽,翻开一看,里面绣着四个字“加藤大尉”。

  耙齿凌遭遇战,我军击毙日伪军200余人,生俘日军14人、伪军100余人。这是苏中继车桥战役后取得的又一大捷。


南坎攻坚战

施至

  南坎镇是日伪军“清乡”区边缘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连,连同伪警察,共300余人。

  车桥战役后,粟裕认为日伪军兵力不足,不大可能调兵来苏中,决定以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协同四分区特务四团攻打南坎,可乘胜再打下八总据点,以打开封锁线上的缺口,方便我主力部队今后进入“清乡”区。

  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对南坎据点守敌的兵力、工事设施、武器装备及地形,反复进行了侦察核实。

  1944年6月26日夜,特务四团从苴镇、长沙一带悄悄插向东南,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这个有着200余户人家的海滨小镇,各营、连按原定计划进入自己的阵地。27日凌晨1时,苏中军区特务四团团长兼政委程业棠手臂一挥,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一营、二营同时向日伪碉堡发起攻击。顷刻间,镇子四周,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如同天兵天将从空而降。担任突击组的二营五连二排的战士们利用土墙上挖好的脚蹬,首先翻墙突入,占领了两侧交通壕,随即用火力封锁中心碉堡,掩护一排、三排翻越围墙,向东西两翼发展。一排向西连续攻占了两个地堡,又以手榴弹炸开了西北角高堡的大门,一面向高堡上层冲,一面喊着“缴枪不杀”。在我军威震慑下,高堡内的伪军放下了武器。三排向东侧攻击,攻占了一个地堡后,却遭到中心碉堡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进展迟缓,伤亡较大。为加速战斗进程,二营营长揭天祥当机立断,命令四连二排从东北面越墙进入战斗。敌人没有提防这一着,他们把主要火力仍然放在北面,对付我突击组。四连二排在连指导员吴文斗带领下,一举攻克了东北角碉堡和东面一幢营房。在这同时,四连三排攻下了镇东的检问所。战斗至下午2时,四连二排、五连二排等相继攻占南侧两座高堡。至此,伪军据点内碉堡,为我全部占领。

  强攻南坎据点的战斗打响后,驻掘港的日本警备队丹木中队长闻讯,即率14名日军和1名翻译,携带轻武器,赶来增援,窜入南坎西南边,企图从背后偷袭我军。岂知,七团早已布下伏兵在这里等候。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增援部队用两次冲锋将敌压下去,当场击毙了敌机枪手。丹木见我军早有准备,慌忙将队伍撤到附近一所民房,对部下哀叹说:“这下没命了,我今天要死在这里了!”这句话刚说完,一颗子弹飞过来,便一命呜呼了。其余的鬼子像疯狗一样冲出民房,企图夺路逃跑。我军已将他们团团包围,于是开展了一场白刃格斗,不到五分钟,全部被我消灭。

  7月1日,苏中军区、新四军一师领导人粟裕、叶飞、刘先胜、钟期光发出嘉奖令,对南坎等战斗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

  1943年3月,日本侵略者开始在苏中地区“清乡”,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从点线的占领到面的控制,实现其全面伪化阴谋。苏中四分区军民表现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书写了一页反抗外来侵略、夺取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南通市、如东县于2013年6月开始筹建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史料展。2015年9月18日正式开展。该展馆位于如东小洋口南通市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内。展陈面积3700平方米,以“江海挽狂澜、铁流筑忠魂”为主题,设“救亡图存、铁流东进”,“砥柱中流、坚韧卓绝”,“决胜江海、驰骋苏中”和“薪火相传、续写华章”等5个展区,展示实物300多件、历史图片700多张,通过视频、模型、油画和电子地图、幻影成像等声光电技术,真实再现硝烟弥漫、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全景展现抗战全面爆发后,南通人民不畏强暴、艰苦抗争,在新四军一师及苏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全面粉碎日伪“清乡”阴谋,最终夺取这场“人民斗争的胜利”。(卞 集)


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

  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位于海安县墩头镇千步村32组(原千步乡厉家窑)。占地33350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8650平方米,另有环园水域10040平方米。

  “联抗”是抗战时期苏中地区一支团结抗日的特殊武装部队的简称。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中地区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陈毅同志的精心策划下,在海安曲塘镇成立了“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即联抗部队)及“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在党的领导下,联抗部队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对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11月,紫石县政府和“联抗”部队为安葬在抗战中牺牲的159名(现葬161名)将士而建,始称“联抗”烈士墓。初建时,主要建筑有表门、纪念塔、明理堂、墓冢。表门柱题由“联抗”部队司令黄逸峰题:保卫地方国家抛却头颅洒尽热血,效忠民主真理做下榜样留得其名。门额:浩气长存。纪念塔原高不足10米,后增加至16.1米,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新四军联抗烈士纪念碑。碑铭原为黄逸峰撰写,后经“文化大革命”损坏,1982年,由原“联抗”部队副司令李俊民重撰,4月初,原联抗部队60多名老同志重返海安,参加了隆重的纪念碑揭碑仪式。1983年11月,兴建“联抗”历史纪念室,陈列部分革命文物。1991年,翻建纪念塔和明理堂。2005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筹资200多万元,历时2个月,将原纪念室扩建为纪念馆,布展面积230平方米,展出珍贵历史文物、史料300件。中共海安县委、县政府于当年9月9日在此举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建园60周年纪念活动。1998年,黄逸峰同志骨灰安葬于陵园内。

2015年8月24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位于海安县墩头镇的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入选。(海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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