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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5年02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5年02总第158期

目录




 坚持质量第一的根本要求打造二轮修志精品工程 / 单晓鸣
     使命与担当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备忘录 / 沈启鹏
     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往事韩芒雄
     满江红·“三一八斗争及南通惨案69周年祭
     做好人生的选择题 / 严崇明
     顾民元忘忧馆随笔手稿的发现与价值分析 / 
     文坛遗珠
        ——追忆李素伯先生(沈惠忠
     甲午殇后张謇访日的历史价值
        ——解读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 徐慎庠
     粟裕与车桥战役 / 王茂华
     档案中的天宁寺 / 任苏文
     记忆中的通城西门外 / 贾涛根
     《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版权考
     最早记载狼山的文献著录和神话故事 / 赵明远
     千年古镇史一志垂汗青
         ——写在"双甸镇志#出版时%虞建宣
     对筹建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的思考 / 顾德山
     神州画坛桃李芬芳
         ——记画家美术教育家刘子美张自强
     缸 / 许德忠
     梁灵光与我的一次深情交谈 / 常广源
     我心中的人生 / 周通生



坚持质量第一的根本要求打造二轮修志精品工程

单晓鸣

《南通市志(19832005)》进入复审阶段,我市二轮修志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希望各地、各部门及广大修志工作者继续发扬拼搏奉献精神,拿出最佳状态、最高水平,扎实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市修志工作。


充分认识志书修编的重要意义

志书是“一方之全史”,是对地方历史人文的一次梳理、对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升华。志书修编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是地方现实发展的需要,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曾谈到:“我们干部群众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通过修志读史,不单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地方的明白人,找到为现实服务的经验和方法,还能增强我们的地方自信心和地方自豪感,从而受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教育。”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地方志工作积极有为,创新实践,在志鉴编纂、资政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崇川区志》正式出版;海安、海门、启东、通州4县(市、区)志书通过验收,今年上半年即可出版;《如东县志》完成终审;20多部部门及乡镇志书也相继出版。尤其是2006年以来,我市启动了二轮修志工作,经过近10年的辛勤耕耘,完成近400万字的《南通市志》复审稿。二轮市志上起1983年、下至2005年,这20余年,我市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我市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编纂好这一轮市志,既是市委、市政府的明确要求,也是关心支持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老领导、老同志、老一辈的期盼,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希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这一时期南通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情况及有益探索、发展经验记录好、传承好,为全市当前及今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努力提高志书修编的质量水平

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生命所系。各部门和单位务必要立足打造精品,科学严谨地做好志书审查验收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南通市志修编。一是要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准确。把握主线,真实录载,准确反映1983~2005年间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和客观现实,全面展现南通人民“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时代风貌,充分凸显独具魅力的南通特色。二是要更加精益求精。本次复审会议是对近年来我市修志工作的一次检验、对志稿质量的一次会诊,也是提高编纂水平、提升志书质量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市地方志办公室要认真整理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反复斟酌,反复比较,在下一轮修改工作中充分消化吸收,努力把《南通市志》打造成为存史资政的精品工程。三是要更好服务社会。修志是为了用志。要同步做好地方志资源的公用共享和成果转化,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读志、用志活动,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方志衍生产品,充分发挥地方志成果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作用,不断提高地方志工作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全面加强志书修编的组织程度

地方志编修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履行职责,全力支持志书修编工作。一是要强化地方政府领导责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希望各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条例》要求,切实履行修志工作领导责任,建立修志工作协调机制,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听取汇报,分管领导要亲自研究、协调、部署,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为修志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二是要强化地方志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希望市地方志办公室要全面履行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及时发现和解决修志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抓紧推进二轮志书编纂工作,确保今年全市圆满完成二轮修志任务。三是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责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全市地方志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积极配合市地方志办公室,按时完成各自承担的任务。四是要强化修志工作队伍建设。修志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具备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市地方志办公室要积极开展业务培训、交流、学习,打造一支有理想、有品行、有学识、有作为的地方志人才队伍,不断增强我市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后劲。

(本文摘自南通市副市长单晓鸣在2015326召开的《南通市志(19832005)》复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使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备忘录

沈启鹏

1998年、2003年,我任九届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这10年,是我政治生命中最值得珍视的10年。人大代表,不只是称谓的崇高,更是责任的重大、使命的神圣。为不辜负780万江海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努力学习、忠于职守、坦诚建言、不辱使命。


大会概况

每届大会代表的总规模接近3000人,每年与会的人数并不恒定。组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别行政区和人民解放军的35个代表团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人民解放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归国华侨、少数民族、妇女、中共党员代表等方面。江苏团的代表在150人上下。大会每年安排在35开幕,会期长则14天,短则9天半不等。常规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审议或审查、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预算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根据需要,有时安排选举议程、审议和表决通过一些重要的法律议案。10年中,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李岚清、回良玉、顾秀莲、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江苏团听取代表审议发言,作重要讲话,希望江苏加快协调发展,当好全国排头兵。大会先后听取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鹏、吴邦国委员长的工作报告。大会召开前,总书记总要在“两会”党员负责人会上作重要讲话。全体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般进行45次,最多8次;各代表团安排47次依据形势确定议题的审议会议;小组审议安排56次。

各代表团分别在北京各大宾馆入住,江苏团、上海团、西藏团、解放军团多安排在京西宾馆,从出发、途中、到站、进宾馆都是一流的周到服务,随着经济发展条件不断改善,由21间房变为11间。新华社、国家统计局和各媒体提供大量参阅的统计资料,网上查询十分便利。为感谢驻地的周到服务,每年免不了我要为江苏团作画赠宾馆,这是应尽的义务。

会议上每年会收到代表们提出的大量议案,少则700多份,多则逾千份。2004年最多,达1374份,批议建议多达2000多份。江苏提出的建议从20份左右上升到118份,这些提案都凝聚了代表们的心血,反映人民的心声。

大会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大量记者前来采访,从1998年的2000人上升到2007年的3000多人,记者们作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报道。全国人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设立两会专题网站,大会新闻中心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就社会关心的问题召开记者招待会。南通电视台和报社记者也专程赴京作报道,这期间,代表固然要被采访,书记、市长则更忙。当然,这个全国性的大平台,是沟通、联络、社交、宣传的最好时机。大会闭幕之际总理答记者问,成为亿万人民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大会精神

两届十年,每一年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年省人大为各位人大代表回去传达准备的参考文本我都收藏着,上面许多划线、许多注解、许多链接,都见证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近三千代表、近三千委员,还有三千记者,审议、研讨、建言献策,三月的媒体最动人,三月的中国最震撼。只要流览一下每一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热词,就能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脉动:1998年,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次组团出席会议、国务院机构改革、科教兴国。1999年,修改宪法、修改合同法、应对金融危机、抵卸特大洪灾、扩大内需、扩大农民收入、国企改革。2000年,审议立法法、三大政治斗争(北约轰炸、李登辉“两国论”、法轮功)、走出去战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关注民生、城镇化、深化分配制度。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三农”问题、依法治国、申奥、推进城市化。2003年,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国务院机构改革、江苏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可持续发展、两岸三通、反霸权反恐。2004年,抗“非典”、宏观调控、统筹兼顾、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农民增收、社会保障、修改宪法、民主法制。2005年,审议通过反分裂法、科学发展观统领、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和生态保护。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创新型国家、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调结构转方式、富民优先、统筹城乡、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审议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宏观调控、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

从以上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重大议题,似乎听到国家发展的隆隆足音,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么“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怎么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探索,尝试、改进、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怎样的优越性。

中国1986GDP1.028万亿元,1998年是7.83万亿元,1999年近9万亿元。2007年为20.94万亿元,10年增长近3倍。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8%,是世界同期的3倍,33年内翻了4番。经济总量今天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

大约缘于我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每年回来传达大会精神任务特别繁重,总要为人大、老干部、高校、民主党派等十多个部门作传达,为不照本宣科,我习惯于会议期间吃透精神、广为搜集佐证资料、归纳整理、获取中央领导讲话。传达时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以数据说话,插入会议花絮,尽量真实、准确、生动。从准备到宣讲,也是自己学习思考,理解消化的过程,获益良多。


建言实录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方向,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调研分析思考,形成若干书面文案,是每年每个代表必做的功课。

两届十年,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及批评、意见、建议:1998年,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4项:《建议国家尽快批准“南通长江过江公路通道”立项的议案》《尽快研究、制订政策、切实关心抗美援朝退休老兵的生活》《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假治劣立法工作的建议》《关于建设当代美术博物馆的建议》。1999年,九届二次会议上提出4项:《关于尽快批准“南通长江过江通道”立项的议案》《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将南通市列为较大市的议案》《关于尽快修改〈文物保护法〉的建议》《关于中行南通分行借款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还款执行的意见》。2000年,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13项:《关于将南通市列为“较大的市”的建议》《关于中行南通分行海航借款担保执行案的意见》《关于切实关心抗美援朝转业到企业的退休老兵生活待遇的建议》《关于抓紧整治长江白茆沙水道的建议》《关于制订国有企业法、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预防职务犯罪法及酒类专卖、邮政改革、直升机产业、区划调整等问题的建议》。2001年,九届四次会议上提出9项:《关于要求最高法院对海航借款纠纷案秉公执法的建议》《关于加强废电池管理的建议》《关于提高江苏浏河至狼山龙爪岩间长江航道设标水深的建议》《关于在全国范围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关于“白色污染”的防治必须在全国统一实施的建议》《关于加强制定“各级机关机构与编制法”的建议》《关于明晰“中国美术馆使用权”的建议》《关于制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法”的建议》《关于规范诉讼费执行费的收取和返还的建议》。2002年,九届五次会议上提出11项:《关于要求最高院对中行南通分行和海航借款案秉公执法的建议》《关于将南通市列为“较大的市”的提案》《关于修改“产品质量法”的议案》《关于建立“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建议》《关于从速出台“城乡规划法”的建议》《关于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建议》《〈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要突出对盗掘、走私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关于规划、设立长江口北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政府必须将“弘扬主旋律”的口号落到实处》《严厉打击偷猎、贩卖,切实保护野生动物》《关于成立“中国画学院”的建议》。2003年,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8项:《关于要求最高院对海航借款纠纷案秉公执法的建议》《关于将南通市列为“较大的市”赋予地方立法权的议案》《关于出台“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恢复“撤县建市”工作的建议》《关于加紧修复、保护、利用齐白石故居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口岸边防管理改革的建议》《关于支持筹备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年庆典活动的建议》《关于加快出台〈工伤保险条例〉的建议》。2004年,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6项:《关于要求最高院尽快公正处理中国银行南通分行与海航借款担保纠纷执行案的意见》《关于加快“公共艺术建设和保护”立法的议案》《关于再次呼吁将南通市列为“较大的市”的议案》《关于要求结合长江口徐六泾节点整治工程将新通海沙围垦成陆的建议》《企业呼唤立法,规范人才有序流动》《抓紧修改“保密法”的建议》。2005年,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6项:《建议将南通列为“较大的市”赋予地方立法权》《建议提高国有企业高级知识分子的退休待遇》《南水北调工程亟需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加强江苏沿江沿海开发,把南通港建设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把南通列为国家船舶制造、修理、研发基地》《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要防止水利开发造成破坏》。2006年,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7项:《关于长江新通海沙整治工程尽快立项的建议》《关于将南通船舶工业基地建设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关于调整行政区划,增强中等城市辐射带动功能的建议》《关于可可西里保护区不宜作旅游开发的建议》《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将77日定为全国“警醒日”的建议》《关于要求批准南通市为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推进地方立法的建议》《将江苏南通洋口石化产业列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建议》。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上提出6项:《关于制订〈肿瘤防治法〉的议案》《关于尽快批准《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要点报告》的建议》《关于批准南通市为“较大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建议》《关于古生物化石保护的建议》《关于制订长江污染防治法的建议》《关于保护冬虫夏草资源的建议》。


择要说明

代表提案的质量是衡量代表履职能力的重要标志,也直接影响到会议效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发挥。努力提高提案质量是代表不变的追求。选择重点提案及批评、意见建议、作备忘说明:1.《关于“南通长江过江通道”建设立项的议案》早在1996年的省政协会上我就提出,1997年委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保良副市长在全国人大提出,1998年、1999年,我在九届一次和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邀请包括苏州市市长陈德铭、无锡市市长吴新雄在内的30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作为议案提出,引起国家发改委重视。因为不只是南通大交通的需要,更是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东部沿海大动脉的南北贯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战略意义。南通市政府不懈努力扎实推进,终于在20005月正式立项,200210月奠基,20037月开工,20088月建成通车,使南通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大大推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2.关于海航向中行南通分行借款不还的纠纷,南通中院和省高院都对最高院个别法官违反法律条款执法不公抱有很大意见,南通代表团自1999年向最高院提出意见后,每年都由我牵头,先后4次约见最高院领导,两次向最高院李国光和万鄂湘副院长当面交涉,促成市人大常委会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发文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经6年不懈努力,200411月终于把这个案子扳过来,追回本金5000万元。3.《关于建议将南通列为“较大的市”议案》,拥有地方立法权、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促进区域发展至关重要。从20002007年,连续7年提出议案,因此项工作国务院一直未启动,故被搁置。2013年新任市长张国华还在继续努力。喜讯传来:20153月,十二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对立法法进行修改,放开全国284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将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产生重大影响。4.对抗美援朝老兵的生活应予关心,全国各地都有强烈呼声,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曾冒生命危险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不可忘了他们的功绩,更是平衡体制改革造成分配不公的社会稳定的大事。两年后国家采取生活补助等安抚政策,有所解决。5.鉴于城市化的大规模拆建,造成对大量珍贵文物严重破坏,以及走私、偷盗等破坏野外、地下文物,我心急如焚,连续5年提出若干条款要尽快修改《文物保护法》,建议案得到采纳。200210月,修改后的文物保护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6.建议将“七七事变”的77列为全国“警醒日”。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致中华民族3500万同胞伤亡,6000亿美元巨大损失,当今日本右翼猖獗,否认历史,挑起事端。我当“以史为鉴、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仅逢五逢十纪念警示远远不够,当有一“载体”贯穿于每一年。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建议通过立法,将77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我军民奋起抗战的日子定为全国“警醒日”。在20063月十届四次会上,我联名30名代表提出议案。200634的《现代快报》采访报导题目为《77日应定为国家公祭日》。8年后(2014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有关“纪念日”和“公祭日”法案。7.建议把南通博物苑百年庆典纳入中国博物馆事业百年纪念活动,引起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及省文物局、文化厅的重视,有力支持了南通博物苑的保护和新馆建设。8.呼吁新农村建设不要重蹈破坏历史文化遗存的覆辙,要把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区的保护纳入城乡规划,形成自己的城镇特色,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9.提出《关于抓紧整治长江白卯沙水道的建议》《关于提高江苏浏河至狼山龙爪岩间长江航道水深的建议》《关于结合长江口徐六泾节点整治工程围垦新通海沙的建议》《关于尽快批准〈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要点报告〉的建议》。高兴地看到,10多年来国家花大力气疏竣长江航道,至20147月,长江南京以下-12.5深水航道一期工程交工验收,5万吨海轮可直抵南通。10.“癌症已经成为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首要因素”,2007年提出的《肿瘤防治法》建议被大会列为议案(670号)交由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审议。11.连续两年提出要将南通船舶、海工工业基地建设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三江并流保护、可可西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古生物化石保护、冬虫夏草资源保护等提出意见。


审议与发言

每年三月出席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听取国务院、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财政和重大立法的报告和递交议案建议外,在各代表小组审议报告和在代表团发言是履行代表职责的重要过程。江苏代表团依据当年社会发展情况确定多个专题举行代表团集体审议,均有国家和部门相关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反馈情况。九届一次会议,我在江苏代表团“以法治国”专题审议会上作《严格依法治文,保护历史遗产》的发言,另对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海航借款逃废银行债务”执法不公、知法犯法的现象予以批评,引起广泛关注。十届四次会议上,作《新农村建设要加强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的发言,重点提到大运河申遗和沿线古代遗存的保护意见,得到副省长张连珍的高度重视。

列席常委会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200742427日举行,我有幸被省人大安排列席。全国17个代表团应邀列席的代表共33人,一般一个团安排13名、江苏仅我一人。下榻皇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

会议有11项议题,前3天是关于劳动合同法、城乡规划法、动物防疫法、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分配和选举方案,与两个国家引渡条例、保护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及任免的审议、批准等事项。我被编入第三组,有副委员长王兆国、司马义·艾买提、蒋正华,秘书长何椿霖、副秘书长李连宁、法制办主任杨景宇,还有张佑才、郭凤莲等。审议的多种法律案涉及各领域,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不做“课前功课”是无法参与审议发表意见的。审议休息的空隙,差不多走遍了大会堂各大厅,体现各省市自治区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的壁画和装修装饰风格令我叹为观止。

大会花絮

每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总要和全体与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合影,3000多人6排站立围成半圆弧状,场面壮观。代表团审议每年要安排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审议,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分别来听会,与江苏代表合影。说好代表不带相机,可是拥上去与领导人合影最积极踊跃的是企业家们。一次温总理离会步出江苏厅在我身前走过,与我握手并等待留影,可惜省人大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未对准镜头。2007年的十届五次预备大会,我有幸坐在胡总书记前一排,仅隔一走道,留下珍贵照片。每每步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时,国家情怀、民族自豪感油然升起,遥想1959年大会堂刚刚落成时,我的父亲出席全国群英会并得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宴请何等光荣。现在我多次登上高台大厅更觉重担在肩,不可有一点懈怠。

每次去大会堂开会,从各驻地出发的代表团车队总是大车、小车,浩浩荡荡。各车队出发的时间、所有经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安全保卫措施等等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停满了车,后来,要求减少小车和中巴车,再后来省长郑斯林也和代表们同坐一辆大巴,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仅此一点看出会风的改进。

代表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特别豪迈,反复摄影留念。有两次大雪纷飞,穿大红呢制服的宾馆服务员举牌在大巴前列队等候,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会议期间,有时会在休息日安排考察市场,游览天安门城楼,观看优秀文艺节目演出和代表联欢。7年间,每年3月总有一叠照片,记录了大会的盛况,代表之间的情谊和北京城的变化,成为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每年预备会前,民盟中央、中国文联、中国美协都要邀请盟员和美协会员的“两会”代表聚会、座谈、联欢。2002年,我应邀出席《美术》杂志与《光明日报》组织的专题座谈会。在京的南通籍领导顾秀莲、张绪武、李盛霖、张佑才、刘坚等专程到南通代表驻地看望问候,乡音浓浓传真情。我则抓紧时间拜访南通籍学者画家,代表南通大学邀请吴良镛、杨乐、范曾、袁运甫、袁运生、吴慰祖、周国兴、李大潜、江平等先生相聚。2005年,配合南通大学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南通大学建设与发展汇报会”。

在全国人大的国家层面,我经历了跨世纪的10年,切身体验到,集中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智慧,通过人大的机制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法律制度,引领和规范全社会协调、快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魅力。

十年履职、十年历练,成为我人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美好记忆。


抗日反“清乡”斗争往事

韩芒雄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参加过抗日反“清乡”斗争的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郁正凡家中采访,请他叙述经历过的革命斗争事迹。在他娓娓道来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推演。

郁正凡祖籍海门,老家在海门市原江滨乡占仁村郁家宅。祖父辈搬到聚南镇,当时属海中区,解放以后由海门划归启东。郁正凡192542出生,年少时在私塾宋品君先生处接受启蒙教育,接着到三阳小学就读(校长是杨培桑),初中在聚星镇西北4里的启秀中学上学,高中在江家镇海门中学就读,两年后(1943年)毕业参加革命。

1943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阴谋,在结束了苏南“清乡”后,将目光对准了苏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苏中日伪军是一期“清乡”的主要区域,出动兵力最多,使用手段最残酷、最血腥。为坚守住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提出了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方针:“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采取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相结合”;“以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应对敌人的“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等错综复杂的斗争策略。从主力部队抽出部分兵力转化为区游击队及民兵,建立县团、区队、民兵三级武装,确定了在“清乡”区内以县团、区队、民兵的游击战为主,武工队对日伪重点打击为辅,主力跳到“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的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的战术。粟裕还提出每乡、每支部队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口号,并要求在非“清乡”区的部队主动打击敌人,以减轻敌人对“清乡”区的压力。

当时,海中区区长朱建章(原海门常乐乡中桥村人),将郁正凡与吴之舟、刘正3人组成锄奸组,属武工队一部分(亦称小游击队),分别安排到3所小学担任校长,郁正凡担任施正校校长。他们白天在学校工作,在向学生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利用小学生不被人注目的特点,让孩子们帮着传递情报。晚上,他们一人一支步枪,按得到的情报出去行动。白天把枪藏起来,郁正凡的枪藏在他父亲的材屋(砌在野外放棺材的小瓦屋)。说到藏武器,吴之舟开始将一颗手榴弹藏在鸽笼里,有次伪军下乡“清乡”,来到吴之舟宅上,伪排长喜欢鸽子,看见鸽笼便爬上去打开笼门往里看,发现有颗手榴弹,拿了出来要报告鬼子,吴之舟父亲求饶不成,只得卖掉田地,拿出了20担玉米给伪排长私了此事。当地汉奸、特务、叛徒一旦被发现,全部由锄奸组处理,毫不留情把他们杀死,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自己,保护革命群众,抗日斗争就会遭受挫折。

在三阳镇东面交界处100多米塌水桥旁边小店,里面有陈林栋、张其昌两人,都是汉奸(当地俗称“透气桶”),他们认敌为父,卖国求荣,把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的动向告诉敌人,后被锄奸组用下“大汤馄饨”的方法处死了,操作时用绳子将其手脚反绑抽紧,丢到河里,绳子吸到水就越吸越紧,无法挣扎溺死水中,像一只馄饨浮在水中。

张海清是个与日本鬼子密切勾结的大土匪,他有个警卫员乔装老百姓到海中区一户肖姓人家,见该人家女儿十分漂亮就住下了。锄奸组观察到此人有疑点,也派人住进那户人家,趁他早晨上茅厕,进他屋里翻开他枕头,下面有驳壳枪的压印。当天黄昏,趁他在乘凉,锄奸组3人一起过去,把他扑倒在地,见枪插在背后,是一支2号驳壳枪。当夜将他下“大汤馄饨”,处死了。

一次,三阳镇还乡团有个成员来到聚星镇,穿的是便服,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锄奸队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赶去,在此人衣服里搜查到还乡团信,确定他是特务后,立即拉到和合镇西北张成龙(武举人)坟墓附近,活埋了他。季德昌是地主,他与陆兆林土匪有关系;郁正凡两个小时候一起玩的发小,分别叫黄天石、陆卫兵,都当了还乡团里面的乡长,经警告这些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锄奸组也毫不留情将他们铲除。就这样,斩断了鬼子的爪牙,并给伪军、汉奸造成极大威慑,行为有收敛,日伪组织成了睁眼瞎。当然,处理掉这些人,锄奸组都经过区公安股股长盛有为(解放后担任过南通市公安局局长、南通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编者)的同意。据统计,那时四分区捕杀汉奸特务1400余人。锄奸工作是一件将自己头颅拎在手里的事,随时会遭受敌人报复而流血牺牲。有天晚上,伪乡长石体刚突然带伪军到郁正凡家,郁正凡灵机一动,躲在老式大床顶板上未被发现,敌人就将他哥哥郁正康捉了去。郁父被迫凑了20担玉米给伪乡长,换回了他哥哥一条命。当时盛有为的父亲就是被敌顽捉去残酷杀害的。

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四分区政委姬鹏飞在南通地区(当时亦称东南地区)的反“清乡”动员要求,四分区针对公路、水网交通特点,进行挖沟破路,河道水中打暗坝、打暗桩,挖断公路等地形改造,以迟滞日伪军进攻。各县民兵、自卫队和广大群众掀起了拆桥、破路、筑坝的热潮。为此,郁正凡他们武工队除了消灭汉奸特务,第二大任务是组织、发动老百姓割电线、破公路,主要负责三阳镇至久隆镇,再到汇隆镇一带。我方先派人侦察公路沿线情况,白天鬼子把电线拉上电线杆,晚上武工队就组织老百姓将电线剪除收起来,藏得无影无踪,让鬼子变成聋子、哑巴。白天鬼子刚强征民工把公路修好,晚上武工队又组织老百姓将路开膛破肚,破一段、隔一段,挖到1公尺深,让鬼子寸步难行。

斜桥伏击战又称六三战斗,就是道路被我方组织民兵破掉了,日军胁迫百姓又要来修路。根据这情况,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陶勇与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参谋长,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兼启海警卫团团长梅嘉生布置新四军,将被破坏的公路作为出击重点,狠狠敲打一下日寇。62,新四军七团获得日寇第二天将出动修路的情报,当天半夜时分,团参谋长朱传宝率领一营指战员悄悄进入三阳镇斜桥以东伏击阵地,二营、三营也分别进入预定位置。3日拂晓前,新四军已经在斜桥附近摆开了一个大口袋。8点多钟,三阳镇据点里的敌人在警备队队长新野率领下,30多个鬼子,130多个伪军,携带九二步兵炮一门,押着一群民夫,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往东走来。当鬼子进入伏击圈,进入一营三连武器的有效射程之内,架在屋顶的机枪突然开火,几个鬼子应声而倒,鬼子靠近后,又扔出手榴弹,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鬼子误断我军不是主力部队,便指挥日伪军向三连阵地猛扑过来。此时,修路的民工一哄而散。敌人全部进入我包围圈后,西北面我方一、二连阵地,东面的三连阵地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一营在营长郭志伟的指挥下,从西北东三面包抄过来,经过半小时的拼杀,全歼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斜桥伏击战打死鬼子35名,活捉1名,歼灭伪军130多名,缴获了一门步兵炮和大量枪支弹药(以上数据与其它记载有出入——编者)。斜桥伏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大扫荡”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海门人民抗日斗争的士气。

抗战胜利后郁正凡参加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江南、福建、厦门等战斗。1950年,他去北京,在海军航校学习一年,毕业分配到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办公室任秘书。1958年,海军航司首长梅嘉生借调到南京军区,编撰抗日、解放战争两部军史。梅嘉生把跟随他10年的秘书郁正凡带到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工作。结束后,郁正凡调到海军航空兵二师夜航大队任参谋长。1965年郁正凡转业回到海门。


严崇明

缅怀钱素凡短暂而不平凡的人生,我想到了一个题目:做好人生的选择题。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人的一生放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人生的道路怎么走?有多种选择:有追逐名利的,有贪图安逸的,还有损人利己的,等等。钱素凡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正义的道路、进步的道路、革命的道路。

钱素凡是一位一身正气的勇敢斗士。他出身于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那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岁月,对劳苦大众充满了同情,而对反动势力充满了憎恨。他嫉恶如仇,充满正义感,很早就拿起笔当匕首、投枪向旧社会宣战。他在15岁,读初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随后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便写诗著文声援工人运动。

钱素凡是一位知行合一的进步才子。他是诗人、作家,也是教育家、思想家、政论家。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他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体现了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更令人敬仰的是,他不是停留在头脑里、口头上,而是走出书斋,充满激情地投身到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组织“十人团”,成为沪江大学附中“抗日会”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和南通的进步青年一道组织抗日义勇宣传队,日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钱素凡是一位坚贞不屈的革命英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勇敢地口诛笔伐。“白蒲事件”后,为粉碎敌人伪造民意的阴谋,他不顾个人安危成为党领导的群众示威活动的骨干。尤为可贵的是,在被敌人绑架逮捕后,面对百般折磨、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本来,在人生的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还是有选择权的,但是,他选择了坚持真理,放弃生命,遭到了敌人残酷的杀害!

钱素凡用他短暂的35年人生书写了光辉的、永不磨灭的壮丽篇章。他是通中的骄傲,是南通文化知识界的骄傲,也是全体南通人民的骄傲!

当年,我是站在“三一八”烈士墓前向党旗宣誓入党的,对钱素凡等烈士有着特别的崇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特别激动。20083月,我被调到市委党史办工作,有机会接触党史、学习和研究党史。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史,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每当查阅党史资料、考察红色遗址、参加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时候,常常感到震撼,深受教育。我常想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艰苦卓绝、勇于胜利,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和彪炳千秋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什么、图什么?因为他们确立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他们认为为理想和信念献身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无尚光荣。

有人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条件好了,诱惑多了,再要有那样的理想信念难了。其实,看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很多革命先烈,他们又何尝不面临很多的诱惑和选择呢?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身富足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本可以过着安逸的小资生活,有的甚至可以坐享高官厚禄,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充满荆棘、英勇献身的人生道路。他们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把人生的意义放到国家、社会、人民等更大的空间来看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着人民的翻身和民族的解放,投身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叶帅就曾经说过,我不是因为穷,因为苦大仇深,因为解放自己才参加革命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游落泥红”,是他一生的写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面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若时光倒退几十年,我们会像革命先烈一样走上革命道路,舍生赴死吗?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需要交出无悔人生的新的答卷。

我们纪念钱素凡先生,缅怀革命先辈的浩然正气,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做好人生的选择题!

(摘自作者201212月参加纪念钱素凡诞辰100周年活动时的讲话)

“三一八”斗争及南通惨案69周年祭

冬去春来,最堪嗟,清明时节。①忆畴昔,独夫反目,操戈相逼。十字街头闻怒吼,“桃之华”前斗蛇蝎。看才俊八位成新鬼,②濠河咽。

少年头,已成雪。赤子心,坚如铁。欣见“十八大”,翻开新页。反腐倡廉党风正,深化改革民心切。愿早日圆了中国梦,慰英烈。


注:①194644(正值清明节)凌晨,吾师钱素凡在通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惨遭杀害。

②鲁迅悼左联烈士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顾民元《忘忧馆随笔》

手稿的发现与价值分析

为纪念启东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顾民元烈士,笔者曾负责顾民元遗著的搜残缀佚工作。在烈士之子顾乃健和南通中学校史办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并征集到顾民元烈士手稿《忘忧馆随笔》。

手稿书写于1930年代印制的普通宣纸本,竖排红线信笺,长25厘米,宽18厘米,切口下端印有骑码的“丹凤阁”宣纸本出产商字样。手稿用钢笔墨水书写,书法娟秀美观,凡40页,计9400余字。

从手稿内容和墨迹、字迹推测分析,此手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陆续写成;并非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有心得的理性记载。不少地方还有修改的痕迹,字里行间奔涌着作者的才情,流淌着思绪的激流。具体写作时间应当为1931年夏日至1933年秋的“七夕”。写作地点也随主人的漂泊而发生变化,先泰州,后淮阴,其依据为手稿中多处确凿的时间记载。

手稿写道,“在泰州光孝寺的古楼下面译《樱桃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指民国二十年(1931)。顾民元在《自传》中也说:“民国二十年在成都大学毕业。回家以后,因为身体很坏,在泰州光孝寺闲住,教几点钟佛教文学,使我看了几部佛典。同时,我把和友人杨汁合译的《泰赖·波尔巴》整理出来交给南京书店印出。契诃夫的戏剧,译出了《樱桃园》和《大路上》。”由此,我们可以正确地推断顾民元“在泰州光孝寺”的时候,是1931年。

《自传》又记载:“二十一年春季,主编《文艺组合》,这个刊物和左翼作家联盟有联系,出过五期。从那年秋天起,我正式开始了粉笔生涯,在省立淮阴师范三年……”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手稿的字里行间也记载了作者在淮阴从教的生活情况,特别是在手稿中有女友确凿的来信时间记录:“今天Susie的信(一九三三年八月三日发)有许多诗的句子……”

因此,对手稿写作时间的鉴定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从《忘忧馆随笔》涉及的内容看,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既有阅读、翻译外国文学的心得体会,也有生活琐事的记载;既有内心独白和情绪的宣泄,又有对婚姻家庭、情感纠葛、生老病死的看法和性的苦闷;既有对鲁迅、沈从文、周作人、郁达夫等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评析,又有对但丁、契诃夫、屠格涅夫以及《士敏土》(现译为《水泥》)《兄与弟》《父与子》《论哲学即是学死》、精神分析、哈姆雷特等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理论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还有诸如对诗歌韵脚、木刻作品、教育体制的独到见地,以及对庄周、龚定盦、黄公度诗文的引用和与Susie、景幼南、李俊民、天石、杨汁、秀夫等友人亲人的交往。

其中,相当多的篇幅,是顾民元对外国作家文学作品的即兴评述,涉及的作家有数十人之多,作品有数十部之强。

手稿开篇写道:“看完《士敏土》,塞尔治的影子在我的沉思之中闪动得最久,波利亚更可怜些,在历史车轮的轨迹上,人的心理秩序如何渐渐地变形,革拉特可夫从塞尔治先生的灵魂里发掘出来表现在他雄奇伟丽的大画布上的,对于我,是尤显得惊心动魄得有趣。”《士敏土》是革拉特珂夫(现通用译名)在1925年创作的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全书以阶级敌人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新型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等内容为整体框架。鲁迅认为,小说《士敏土》不仅是革拉特珂夫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中译本初版于1930年,后经鲁迅努力得以再版。顾民元无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从手稿的记述看,他的阅读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对小说典型人物塞尔治印象深刻,分析透彻。

我们知道,在成都大学读书期间,顾民元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岁。他不仅学习英文,还学习法文、德文,阅读了莎士比亚、屠格涅夫、恩格尔、福楼拜等人的所有作品,并开始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手稿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在光孝寺翻译《樱桃园》和《大路上》时的感受,为文中人物“流了点眼泪”,达到了和译著人物共悲泣、同呼吸的境地。读来感人至深,可见作者在翻译作品时候的投入和倾心。

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顾民元在手稿中表现出对友人的真挚感念、对鲁迅的推崇、与龚定盦的共鸣以及对家庭不幸的万般苦恼和与女友的情感纠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烈士思想的养成和发展、了解其情感世界的真实天地。

友人杨汁,是顾民元翻译《泰赖·波尔巴》的合作者,两人情意深厚。手稿写道:“近来忽忽就是几个月不和杨汁通信,我总觉得他是我的一个最好的友人。他的眼光是那样呆滞着的热烈,他对于某件事都非常认真,纵然现在他的身体是那样坏而他的遭遇是那样苦;他是鲁迅式的。”《泰赖·波尔巴》(现通译为《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顾民元和杨汁在“九一八”事变抗日情绪高涨时译介此书,是借波尔巴这一艺术形象歌颂民族解放斗争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匠心独具,富有时代意义。这应当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文化贡献。同时,顾民元正是在大量阅读和翻译这些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其革命思想、艺术才华得到不断滋润和升华。

顾民元把自己的好友比作“鲁迅式的”,其实顾民元自己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他对鲁迅十分推崇。手稿中多个地方涉及到鲁迅,他不仅阅读鲁迅的《两地书》和译著《父亲》,而且十分喜爱鲁迅的诗句,达到试图与之唱和的境地。手稿写道:“很爱鲁迅的一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想找一个适宜的偶句使成一联”,可惜“一时不能找着。”数年之后,当鲁迅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暴躁人》出版后,顾民元立即写了《〈暴躁人〉鉴赏辅导》发表于《写作与阅读》杂志,向广大读者热诚推荐。鲁迅逝世后,在济南从教的顾民元出资,和进步师生一道组织纪念大会,介绍鲁迅生平事迹,发表慷慨演讲,在济南引起了很大反响。

顾民元和姐姐顾民豫感情弥笃。据李俊民《南园记》介绍,民豫天生美质,端丽自喜,但性情内向,不轻言笑,其思想意向,人莫能测。民豫出嫁泰州人景幼南。后顾民元随姐姐、姐夫到成都大学读书。1932年,又随姐姐、姐夫回到南通。此时,顾民元父亲因保释南通师范学生、李俊民的弟弟而被迫外出避难。民豫与丈夫在去泰州婆家问题上产生分歧,竟一气之下投井自尽。如此大的家庭惨变,在顾民元心头挥之不去。

于是,手稿这样写道:“天,我总不愿意说起我的姊姊,然而关于她的思想终天地苦恼着我;我怎么办呢?”手稿关于民豫姊姊的记述不多,仅寥寥一句,但字里行间凝聚着深重的悲切、万般的痛楚和绵绵的思念。

另外,手稿还涉及另外一名女性,作者称其英文名字“Susie”,这个名字在手稿中反复多次出现,前后有十余处之多,所占篇幅也不少。作者和她鸿雁往返不断,推测似为作者的亲密女友或恋人(即顾民元在南通中学读书时候的女友施洗)。手稿中,作者有许多情绪化的心底话直接向她倾吐,甚至为她彻夜难眠,书写大段的情感独白,足见顾民元与Susie当时关系之密切。

从手稿可知,顾民元深受清末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的影响。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他主张改革腐朽现状,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其文学创作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诗作融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于一体,想像丰富奇异,语言清奇多彩,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正因为如此,顾民元在精神上可能将龚自珍引以为知己。《忘忧馆随笔》手稿的扉页,顾民元就直接引用龚定盦的诗句:“恩仇恩仇日苦短,鲁戈如麻天不管;宾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筑忘忧馆。”表明忘忧馆命名之缘起。不仅如此,顾民元在手稿中屡次提及龚自珍和引用其的诗文。如,手稿写道:“用龚定盦的‘避席畏闻文字狱’来对黄公度的‘关门还读自家诗’,是很适宜于明圆书房的一联。”七夕之夜,作者十余次起来看星河,称“定盦发的‘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两句却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可见,顾民元对龚自珍诗文异常熟悉,引用其诗文十分圆熟。

这一阶段的顾民元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他阅读广泛,学贯中西,兴趣诸多,性情敏感,思想活跃。手稿中有不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不先控制自己而想控制别人”“忘怀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进化底动力”“自信的失却使人懒惰,使人毁灭……”“任何一个病人都以为自己的病是最苦痛最难忍受的”“有钱万事足,无爱一身轻”“到处有可做之事”“学生如果没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功课,那不是学生而是囚犯”,等等。此外,手稿还有大段专门摘录沈从文《记胡也频》的重要语录和有关精神分析的十余条读书摘要以及对自己的反省。在手稿文末,作者又为自己创作了三首愁诗以解嘲,表达“何以怀忧心茫然”“何以忘怀心糊涂”“何为怀忧长夜醒”的人生喟叹。这可以看作《忘忧馆随笔》手稿的自我小结。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顾民元在这一阶段的喜怒哀乐,触摸到他的情绪起伏,聆听到他的内心独白。这就是《忘忧馆随笔》手稿的内在价值。

历史人物的手稿是研究人物以及思想的重要资料。《忘忧馆随笔》不止是一本简单的读书随笔,更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综合体”、“集大成”,是我们了解顾民元烈士思想的一个宝贵“窗口”,对研究顾民元烈士思想发展、生平事迹、心路历程、诗文创作以及研究同时代投身革命事业知识分子的成长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佐证价值和延伸价值。

——追忆李素伯先生

沈惠忠


才华横溢,有书有画有文章

李素伯(19081937),原名文达,又名绚,素伯是他的字,又别字质庵,自号梦秋、梦秋子,笔名所北(素伯之谐音)。1908107,出生在长江下游北岸边的一个小镇——外沙(今启东)中和镇一个非常清贫的家庭。父亲帮酒店老板打杂,母亲则为邻居做针线、串纸锭,收入微薄,生计维艰。尽管他的童年充满苦涩,却也不乏“惨绿衣裳骑竿日,流苏结子簸钱时”的乐趣。父母克心尽力,送他弟兄俩上学。然而好景不长,李素伯7岁那年父亲嗜酒得疾,过早谢世,年仅五十有一。时隔年许,母亲也满怀忧怨离开了人间。此后不久,江岸倒塌,家中几间老屋又被潮水冲毁……自身的孤单与飘零,镂骨铭心的哀伤,在李素伯心灵深处留下了累累伤痕。苦难之际,姨母将他们接到海复镇,并将他送到当地高等学府——通州师范学校读书,直至毕业。

20世纪30年代,李素伯已是中国颇有建树的青年作家。他自小酷爱文学艺术,除广泛阅读“五四”新文学和国外进步文学作品外,对我国的古典诗文也刻苦研习,功力颇深。应该说,李素伯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的创作及理论研究上。30年代开始,他陆续在上海《中学生》(夏丏尊、叶圣陶编)、《文学》(王统照编)以及《艺风》杂志和南通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进步作品。他直面人生,不作无病呻吟,所写的散文情真意挚、清新典丽,又有一丝淡淡的哀怨,别具魅力;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散文《春的旅人》是他的代表作,优美的笔调、丰富的内涵,将“春之舞台上翩然莅止”的勇敢的流浪旅人——燕子当作讴歌对象,号召世人“摆脱这寂寞的气氛,逃出这止水似的生活,如小燕子似的永远追求着春的动向……”既给人无限的艺术想象空间,又实实在在激发了爱国人士的斗志。这篇作于19433月的抒情散文风靡一时、广为传诵,被当时颇有社会威望的北新书局选入活页文选,不少学校将其当作语文补充教材。再如《庭院之春》《春阴》《秋树》等篇,也立意清朗,文笔细腻,堪称脍炙人口。

李素伯精通格律诗,工书善画,有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他在学生时代就写了旧体诗词数百首,有写景咏物的,也有针砭时弊的,充分体现了他那“不耻与时违,但羞随俗垢”的高尚情操和清纯气质。当年,南通公园书画展览会上常有李素伯的字画露面,他热情地为学生题诗、作画、书写扇面,留下了不少墨宝。可惜战乱之中散失甚多,幸存的作品已由亲友、学生捐赠给了南通博物苑,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他秉烛破夜、挥毫洒墨,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1938年,袁勇进编纂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20世纪70年代美国朱宝梁编纂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以及最近出版的《现代文学辞典》中,均收有他的姓名、笔名和相关资料。

1987825,《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小品文研究”及其作者李素伯》的文章,高度评介该书(1932年初版1938年再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小品文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它既是对‘五四’以来的小品文创作和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又为此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小品文研究》一书,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问世后影响颇大,这部论著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散文史,仍然很有启迪。

情系学子,十年种树待回黄

1933年夏,迎着灼热的阳光和聒耳的蝉鸣,一群报考通州师范学校的大龄孩子惴惴不安地走进考场。

第一堂考作文。铃声响过,走进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员。他身材不高,白净清瘦的瓜子脸,戴一副黑框白片的近视眼镜,一头黑发梳成一边分式;身穿淡色羽纱长衫,足蹬乌黑发亮的牛皮鞋,“吱吱”作响;和霭可亲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考生,抓过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作文试题:杨柳与荷花。

考生们都懵了:杨柳倒还熟悉,荷花却不大见到,怎么作文?约是看出了这些大孩子的心思,青年教员微微一笑:“北窗外就是荷花池,池边有杨柳,池中有荷花。好,大家动笔吧。”考生这才发现,他们的座位都可看到荷花池,考试成了实地写生。被录取的考生,入学后才知道他们的国文教员就是拟这道奇特作文试题的那位监考老师——李素伯。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皆已成了耄耋老翁,回想起这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开学后,李素伯上的第一堂课,就选择了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不少学生曾为《杨柳与荷花》绞过脑汁,一见这篇文章欣喜不已,学习兴趣倍增。教学中,李素伯处处体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当时书写格式是竖行自右往左移,他就规定学生:誊写作文时题目上方要空开三格,左右各空一行,每段开始空开二格,要用新式标点符号,写错了字不可乱涂,只能在旁边加上三点以示作废……规范化教学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通师有两班一年级,共80多名学生,作业批改量是相当大的了,但素伯先生总是按时完成,从不拖欠;每篇文章都有眉批、尾批,警句妙语加圈加点,最好的甚至划上双圈;删改病句、错句时,总是逐字圈去,从不粗鲁地一笔勾销。作文成绩,既不计分数,也不用上、中、下或者甲、乙、丙来表示,而是在题目右上方加圆圈,最好成绩为三圈、最少的不到半圈;同样是圈,也有粗细大小之分,粗大者为佳。素伯先生写作和批改作业从不用红、篮墨水,而是用黄山松烟墨,墨色浓重,鲜眉洁眼。

李素伯从不鄙视后进生,他赋诗表达“树人树木百年事,春风春雨千载心;但使春光长普照,花还成果叶成荫”的园丁深情。有个名叫李庄的学生贪玩不用功,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有些老师认为“孺子不可教也”,嗤之以鼻;素伯先生耐心地开导他,并开“小灶”予以辅导、补习。不久,李庄的成绩“冒”了上来,师生成了莫逆之交。

李素伯的普通话讲得既流利又标准,决不夹杂半点启海口音。他反对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及武侠小说,教诲学生们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类无聊的东西。他大量讲授“道艺一元”的优秀文学作品。如讲解朱自清的《背影》时,他将年轻学子对父亲深沉真挚的情感,将天下父母舐犊般的爱子之心阐述一番,然后以清晰的语言、丰富的情调,朗读那些抒情较为出色的段落。听着,听着……学生们不禁鼻根发酸,潸然泪下。

师生相处,如坐春风。李素伯的居室是教员宿舍楼上的东侧房,不足20平方米;课余,常有学生前往说诗论文、欣赏字画,稚嫩的心灵感受到了文化艺术的陶冶。桃李芬芳满天下,尽作佐国栋梁材。李素伯培养的弟子,大都出落成为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的杰出人才。李素伯曾赋诗曰:“病来还把嫁衣缝,度尽神针不计功;辛苦春风裁剪后,回黄转绿可能同。”

挂旗引风,刀丛觅取玉精神

李素伯童年时代,家境十分清贫,但他读书却极勤奋,每次期末考试成绩总在前3名。江海垦区,开化风气较先,受新思潮影响,他自觉地向封建礼教发起攻击。有一天,他操起剪刀,指着头上的辫子对哥哥说,这个“尾巴”留着干嘛?咱们快剪掉它吧!

当了国文教员,他常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有位姓王的学生不善作文,从没得过三圈。一次,小王在作文中揭露了地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并表述了自己的愤慨,李素伯阅后十分高兴,郑重其事地划了个“近三圈”。

深秋某日,通师校园内阴风惨惨,反动政府一夜之间逮捕了3名进步学生和一位工友,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李素伯义愤填膺,在课堂上大讲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等进步文学作品,并赋诗:“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贴在自己房门上,大义凛然,气盖山河!“一二·九”运动爆发,“通师”和其他学校的大、中学生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抗议书。李素伯带着病体加入了学生游行的行列,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爝火》,是李素伯发起创办的一份16开铅印文艺刊物,由南通翰墨林书局承印,每份售价大洋3分。除本校外,还发行至其他学校,南通城内一家书店也代为发售。爝火者,火把也。李素伯为刊物取名时曾作如下解释:“这是黎明前的火把,祓除邪恶,星火燎原。”《爝火》约一个多月出刊一期,每期印1000份,期期都有200多份卖不出去,只能当作赠品。李素伯负担了印刷纸张费用,赔进去的钱是不少的,可他从未向别人提起。编印《爝火》的过程中,他经常带领学生们参观报社、印刷厂,使这些小编辑初步掌握了组稿、排版、校对等一整套业务技能。当时县报的副刊,就是这些初中学生执编的。后来,为继承李素伯的遗志,几名学生又以老师笔名组织了“所北文学社”,并在《南通日报》上开辟了“所北”文艺副刊,激扬文字,竞显峥嵘。

李素伯身世凄凉,尝尽人间艰辛,加上沉闷的旧中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使他成为向封建势力猛烈进击的坚强战士。他在患病住院期间,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泪流满面,痛心疾首。他十分尊敬鲁迅,认为鲁迅以精湛的作品和激进的思想,“占有了中国文坛的最高的地位”,称其为“中国的高尔基”。文坛巨星陨落,使他悲不自禁,在病床上拟了几副挽联,托人送往上海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其中一联云:为文坛惜,更为国族惜,萧条当九月,竞挥热泪哭先生;是艺术家,亦是革命家,奋斗近卅年,自有精诚昭后世。

可惜没隔几个月(1937年农历正月),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教育家,也因患肺结核和痔疮,病情恶化、百医莫救而离世,年仅30岁……细雨靡靡,风香幽幽,金黄色的油菜花铺成一地锦云。烟霞迷蒙处,我们似乎看到了李素伯“深柳粘蝉高举竹,短篱捕蟹暗移灯”的天真烂漫的童年身影,似乎听到了他“落尽书生忧国泪,中原大事费思量”的愤懑抗争的呐喊之声,似乎感受到了他“三月看花成换绿,十年种树待回黄”的殷殷园丁之情。

    李素伯先生明珠般的作品和人品,将流传后世,闪烁清辉。



      甲 午 殇 后

张謇访日的历史价值


——解读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徐慎庠


甲午殇后,一些有识之士还有少数达官贵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日本,出行东游。现留下的数十篇东游日记,大体记录了日本国土当时的多种社会状况。被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曾于1902年和1904年两次“东游”,撰有两册《东游日记》。与啬公(张謇)在“博爱丸”邂逅同行的蒋黼(18661911)专门考察日本的西式教育,有《东游日记》刊刻面世。我们无法将上述两位的日记与张謇的《癸卯东游日记》作一番比较。但是,从他记录的具体的人和事,不仅可供“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时隔百余年仍有其历史价值。


慎思熟虑决意东游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19021020)记曰:“观挚老《东游丛录》。”挚老即散文家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张謇称他为老师,这册《东游丛录》是吴老在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奏明朝廷考察日本教育的手稿。张謇殆受其启发,意欲考察日本实业教育的现状,未料“不胜谗谤之众”。不久即得悉日本大阪举办第五届劝业博览会,请江南高等学堂总办徐乃昌(18691943)联系。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江宁日本领事天野恭太野办成博览会一封邀请函。张謇接函筹备出行,当然更加有人反对。徐乃昌是张謇多年的好友,也是好友刘世珩(18751926)的姐夫,曾受朝廷委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所以对张謇“东游”全力支持,办成对方的邀请函。原本张謇“自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此时即拟东游考察。”没有什么“迟疑不决”,而是慎思熟虑,决意东游。四月一日南通师范学校开校典礼举行之后,于十五日“定东游考察农工及市町村小学校之计。”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1903522),张謇在上海与叔兄及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诸友话别。当晚,沈曾植约郑孝胥同登“博爱丸”,郑重送行。张謇东瀛之旅备受知性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参观考察交替进行


与张謇同行的还有浙江三门章亮元(18761959)等4人。大阪博览会分农林、机械、工业、水产、教育、美术、动物、通运8馆,一馆之中又分若干个门类,另列参考馆,展示其他国家的物品。日本举办第一次博览会是在明治十年(1877),以“官办民间农工实业”为宗旨。1895年第四次博览会,日本国内先从府、县、郡设小会,所以此次参会物品亦经精选陈列。充分展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果,算得上国力强盛的缩影。


528,张謇进场馆参观,有“良工不示人以朴之道”的评价,就是说博览会大都是原始自然质朴的精品,符合老子之道所称“无名之朴”。他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展品,仅江、鄂、湘、齐、蜀、闽6省参展,“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焉”,后一句话的意思说,由于展品少,场馆有相当空余的地方。张謇感慨地认为,就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张謇素以“求真知”为思维习惯,奉“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八进八出博览会专馆便是此次“东游”鲜明的特点。深入探讨、广泛接触,围绕主旨,欲尽观之。闰五月二十八日722),张謇与蒋黼、孙实甫到水产馆专考盐产,这是他第八次进展馆,离回国计划日程仅一星期。看到有5家盐场有盐品和模型,独味野村有盐品而无模型,产生必到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强烈愿望,在买好船票,行李已登“弘济丸”的情势下,竟顺便先行走访改良盐釜人井上惣兵卫和铸釜人尾上久三郎,因为这两家没有参展,但引起张謇兴趣,在现场仔细察看、询问、记录,抑或提出问题,如盐工的班次,单位产量、产值,配制比例,温度等。第三天(725)张謇“早五时登车,十时至仓敷,易乘人力车,三十里至味野村”。访盐场主野崎武吉郎,察看盐田,咨询引潮、渍卤、制盐的详细情况。原来野崎武家族来头不小,其先祖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实业家。张謇考察正是殖垦95甲新式盐田,是布袋盐业发展的上升期。张謇看到“塘角有测候所”(气象站),“有釜百”(镇宅的家族标记),“盖商之雄者(上一代野崎武左卫门),故为贵族院议员”。据称野崎武吉郎于1905年以布袋盐发展到台湾,直至2001年废晒。此访野崎武在张謇临别前意欲坚留,“至其迨暇堂别业小饮,索书”,归途遇大雨,“至松永町,宿松鹤楼旅馆,夜分11时已。”整个过程读后,感到张謇不辞辛劳,勤奋治学的精神令人敬佩。


媒体爆料广泛关注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张謇与蒋黼走访《朝日新闻》的西村时彦(18651924),他介绍同事小池信美,能通华语,可以翻译交谈。西村向张謇介绍报社的规模、发行量及记者在各大国包括中国各城市的分布,以及排版、印刷等情况。甚至谈及新闻社长村山、上野两人的性格长处,言论风采,相同之处乃“皆以报社致富”。西村是汉学家,尤精楚辞,采集收藏有关《楚辞》书籍资料百余种,撰著《楚辞王注考异》等4种。


端午日,西村、小池邀张謇与蒋黼参观大阪市小学创立30年纪念会。会场在大阪城南陆军练军场,学童集合4万人。当时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西村告诉张謇:“(此乃)30年之成效也。”当时参观者的中国人只有张謇和蒋黼二人。有汉学老儒藤泽南岳(18431920)差其子元造来,专门为来自中国的客人作学校的导观。张謇虽然衣履尽湿,仍饶有兴致地参观全校。其间,《朝日新闻》画师山内愚仙(18661927)为张謇用铅笔画了小像(速写)“顷刻而成,行登诸报端云”。日本新闻媒体称张謇为“日本通”。《朝日新闻》抢先爆料:“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也。”舆论一出,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实业的有关单位,普遍予以关注。


得知张謇至东瀛访问,嘉纳治五郎即派人来联系,安排日程接待,原来其岳父竹添光鸿(18421917)任朝鲜公使时,与张謇有交往,算来有20年之久。竹添氏日本肥后(今熊本县)人,从学于本郡藩儒本下华村,明治维新后出任外交官,朝鲜甲申事变负咎去职,回日本居滨海别业著书自娱。张謇曾为他写叙,并知道他著有《栈云峡雨日记诗草》,“其《孟子》论文尤精通博辩”,张謇集《后汉书》《北史》句“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九州以外,正自有人”相赠。如今故友重会,张謇慨曰:“岁月骎骎,已二十年……而国势反复,殆如麻姑三见东海为桑田矣,可胜慨矣。”由于国势反复,世事变化巨大,故友的交谊感到异常压抑,善良的异国朋友,慨叹不能如往日畅叙,内心有无可名状的期盼。


访许士泰论幸不幸


张謇访日第十天,专注于博览会农村馆,对于北海道开垦的详细介绍最感兴趣,知道伊达邦成(18411904)、黑田清隆(18401900)致力于北海道开发最为有名,前者是德川家族的一位男爵(死后被供奉于北海道开拓神社),后者是日本第二任首相,曾以开拓使名义在山东烟台招募10名中国农民,因此,张謇决意到北海道走一遭。只是访日的头绪太多,有许多事容不得自己主动。就在接受竹添的邀请交谈之后,还约定与其婿嘉纳访过北海道回来详谈。


张謇访日第四十二天早8时启行至上野,乘“二等汽车”,直到晚8时才到青森,第二天午饭后乘“肥后丸”,过津轻海峡,下午5时至函馆,受到华裔潘荻洲等招待,认识有“燕翅大王”之称的甬商张尊三(18451918)。晚10时乘“萨摩丸”,第三天凌晨4时到室兰,10时改乘汽车,下午2时到札幌。张謇下车伊始极望无际的黄壤,估量“开垦此土,更得300万人,20年庶几无旷土欤”。


许士泰是唯一扎根于札幌郡丘珠村的山东日照农民,他吃苦耐劳,精勤耕作,自光绪元年被招募始,28年如一日,在80余顷的田间劳作,成为北海道最初开拓的中国农民。公卿出身的第三任首相三条实美(18371891)及北海道长官,以其“应募艰辛,励精农业,十年如一日”奏达天皇(其奏章在三条实美任期内),明治三十五年(1902),由兴农产会会长、总裁先后赏银杯及白桃绶名誉章。张謇专访面对面,许士泰“状桠拙,口呐呐,操日本语而山东音,自言山东语不尽能记忆。来时家人父母,有兄弟5人,近15年不通音问矣”。张謇赞曰:“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张謇不虚此行,能见到许士泰这样一个憨厚且老实巴交的农民,心目中他的形象高大,得到充分尊重。他感慨系之:“在中国人中,若许士泰何限,十百千百倍于许士泰亦何限。其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当其一詈而一嘲,十百千百倍于许士泰者也,抑闻闽粤之人佣工经商于南洋诸岛者,以数十百万计,问闽粤有司有可稽之籍否?一许士泰又宁足论其幸不幸哉?”其言如泣如诉,饱含血泪,值得沉思。


教育强国更应坚定


张謇东游历经20多个大小城市、参观了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诚如张绪武先生在《我的祖父张謇》一书中所说:“祖父的考察日程十分紧张,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进行比较和分析。”说得不错,大凡一位伟大的践行者也是伟大的思想者。


张謇东瀛第一站即长崎私立鹤鸣女子学校,经过全面视察和咨询,感到“日人治国若治圃”,联想到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本教育将治理校圃如同治理国家,所以张謇评曰:“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是此,张謇参观学校欲罢不能,从小学到大学,从民办到公立、幼儿园、医学校,各种职业学校,仔仔细细,不厌其烦地参观考察,他还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咨询,从课本教材到学校饮食起居,时时用中国教育及学校现状作比较、分析。张謇还极有兴致地与赴日两位拟入职业学校生员交谈。他们到日本仅逾半月,谈教育,谈时事,谈日本人对支那轻蔑凌侮等等,张謇耐心倾听,认真思考。张謇认为:“(中日两国)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衡之,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此后又到弘文学院专访泰兴籍的留学生,知道他们有志于实业,感到很高兴。


因为访过留学生,所以张謇旋即走访大阪日本使馆的学务监督汪大燮(18591929),汪的言行举止给张謇留下好的印象。20天后,应张謇要求,汪大燮通知张謇和蒋黼一起访问日本枢密顾问官田中不二麿(18451909),主要议题是创兴教育,田中谈到明治维新初,即1871年任文部大臣派往欧美考察教育制度,后来遣往欧洲实习者500人,归国后大都为“今之秉国钧负时望者”。说到教育事业,田中的体会是“开亿万人普通之识,非为储三数人非常之才”,强调“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这使张謇联想到德国“铁血丞相”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发起的“文化斗争”。张謇日记中曰:“其所以能大著成效者,则明白此事之人,即举办此事之人。”更加坚信“父教育,母实业”确有正反两方面论证的基础。


张謇访日期间,结识著名学者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曾有一信给他,信中说:“下走年逾五十矣,丁兹乱世,宁不知韬晦之得计?顾念今世,乃无桃源,又既自任一方之教育,若不力求农工业之进步,则此后必见窘相。世无助我之人,益不得不求独立。此等支离之境,绝非贵国之伊达邦成及福泽谕吉所能料也。”话说到这份儿上,第二天约同蒋黼与内藤话别的时候,内藤郑重赠张謇一册道咸间的《夷匪犯境闻见录》(清梁廷相著,1937年付印时更名《夷氛纪闻》),并且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谓语重心长。


张謇在东游纪程即将结束时,有《东游纪行二十六首》,其中一首:“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对于今天“毋忘国耻,面向未来”,细读《癸卯东游日记》确有其现实意义。


粟裕与车桥战役


王茂华


70年前,粟裕领导指挥的新四军一师发起了全国闻名的车桥战役,迫使日军放弃曹甸、泾口等十余处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广大地区。车桥战役结束之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赞扬新四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那么,粟裕为什么要在车桥打这一仗?


粟裕看到当时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国际上来看,1943年,苏联卫国战争经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两次大会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德国法西斯被打出了苏联。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利,海上交通线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可以看出,法西斯轴心国已经瓦解。从国内来看,日军作最后的挣扎,日军为沟通与其南方军的陆上联系,并企图破坏美国空军由中国陆地起飞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于1944124向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命令。1944年春,侵华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陆续从华中地区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的14个作战师团中抽走了8个作战师团南下参加作战。这样,驻苏中、苏北地区的日军作战能力就大大下降,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只好用新编的旅团和伪军来补充。从力量对比上看,我军在军事及技术等方面虽处于劣势,但也有相对优势。这一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我们打,这不但是个大好形势,而且还形成了战机,正是这个战机,吸引了粟裕。粟裕通过长时间的冷静观察和分析,他认为,抗战七年来,艰苦的环境,已将苏中军民锻炼成真正的英雄。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我们完全有能力带领军民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次强大的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粟裕对着墙上的地图看了又看,又在屋里踱来踱去,然后敲了一下桌子,自言自语地说:“打!”


车桥处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位置,而这一抗日根据地是分成多块的,没有连在一起。车桥位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即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同时,也是日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就拿苏中区和苏北区来说,苏中区和苏北区是块大平原,从淮安城向东日夜奔流的涧河是这块平原的中心。新四军苏北区和苏中区也是以这条河为分界线。日军占领涧河之后,在韩德勤经营的一连串据点基础上加固、加多,把涧河线变成了阻断新四军苏中、苏北两个军区联系的锁链,好比在新四军苏中、苏北两个军区中间插上了一把刀子。粟裕设想新四军拿下车桥之后,不但可打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略联系,而且还可使苏中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所以,只有打下车桥,才能把几块根据地连起来,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大格局才能真正形成,才能为向南、向北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古镇车桥,是淮安城东南20公里的一个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车桥镇历史悠久,五桥十三庵、一百零八巷闻名遐迩。车桥的地名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明朝末年建镇时,因镇边的菊花沟无桥,人们以水车代桥,故得名为车桥;二是因五桥在涧河上像个繁体车字,因此称为车桥。这里水陆交通发达,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中心大镇,是宝应、淮安、阜宁三地的交界之处,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19402月,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日军“扫荡”兴化时仓皇逃到车桥安营扎寨,筑起深沟高垒,将车桥作为他的偏安之地。谁知,好景不长,1943年春,驻淮安城的日伪军大“扫荡”,韩部不战自溃,使几十个乡镇,数十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从此,车桥陷入日军之手。日军盘踞车桥,在街的四周加固围墙,又加筑据点53个,城四周的大围子,长1000,庵宽500,高1.5丈。驻有日本兵40多人,伪军有一个大队500多人,成为周围的重点据点。日本侵略者还利用车桥这一中心大镇的有利地形,筑围建堡,以车桥围子为统治中心,连同泾口的宥城,施河的蒯城,溪河的洋桥口,阜宁的凤谷城,宝应的曹甸为一体,控制着苏淮地区的里下河一带。敌人口吐狂言:“新四军若打下车桥,我自退出华中。”可谓固若金汤。日本侵略者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车桥乃至周围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老百姓早就盼望新四军攻打车桥。


1943623,时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在这之前,他就在思考寻机解决干部整风与部队整训的环境问题。于是,他利用到军部开会的机会,有意识地选择路线,来回途中走不同的路线,围着车桥绕了一个大圈,实际上这就是在进行先期侦察,是在看地形,多方面了解情况。比如,他到车桥南面的顾家庄,就乔装成生意人,在与当地老百姓的谈话中了解到有关车桥据点的很多情况。在流均镇东边,有一大片草荡,有几万亩。傍晩,凉爽的秋风徐徐吹来。芦苇丛中有几只小船在划行,粟裕站在一条船上,他进入了深层次的思考,中共中央规定各根据地的工作中心为练兵、生产、整风三大任务,现在苏中有4000多名干部没有参加整风学习,原因在于部队没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在四分区(通、如、海、启),为避免敌人重兵合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主力部队必须暂时跳出“清乡”区;紧靠四分区的三分区本来地域就较狭小,又是敌人的扩展“清乡”区这里的主力部队和后方机关同样必须向北转移;第二分区所在的三仓地区东西南北均不到百里如果将主力部队、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都拉到这里万一日军对这里大举“扫荡”,一师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于是,粟裕根据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认为我军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地区,以便部队集中休整,迎接大反攻形势的到来。粟裕通过反复思考,最后把视线集中到一分区这里,心中有了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就是攻打车桥点,也就是必须要在车桥打一仗。


可是粟裕准备在车桥打一仗的决心下定之后,又遇上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上级不同意打。当时,中共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明确表示不同意打。粟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待请示同意再打,而是先斩后奏。果不其然,战后的38,粟裕将车桥战役情况电告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报中央军委,军部产生出了不小的风波。第二天,以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及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的名义发电报批评说:“粟裕、叶飞发动车桥大战,攻击方向不对,过早暴露了我军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将会招致敌人反扑。粟裕、叶飞要负一切责任,要做书面检查。”撇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理,若从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3人的电报内容看,如果是请示,肯定不能批准。可想而知,为了打车桥这一仗,粟裕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个难题是车桥难打。车桥虽仅驻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可伪军有一个大队500余人。据点周围有很高的围墙,外有宽一丈五、水深7尺的壕沟,敌共修筑了53座碉堡,架有铁丝网,构成了交叉火力网,形成了立体的火力体系,易守难攻。而且一旦开战,敌人援兵多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粟裕周密组织,发动广大军民,有针对性地做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而保证了战役的顺利实施。


车桥战役于194335150发起,至6日晨结束。新四军攻点打援获双胜利,共消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其中生俘24人),伪军483人(其中生俘168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50余座。新四军牺牲54人,负伤138人。车桥战役创下了华中抗战史上“五个第一”的奇迹:打响了华中地区抗战形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第一枪;新四军在华中对日作战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车桥战役是第一次;在华中抗战史上我军对日一次作战毙伤日军人数第一;在华中及全国抗战史上一次战斗我军生俘日军人数第一;从战役效能比来看,在华中及全国抗战史上数第一。


车桥战役之后,根据粟裕的指示,苏中军民向敌人发起了局部反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苏中新四军又相继攻克了泾口、石塘、周庄、曹甸、马甸、望直港、鲁家庄等十多处据点,打通了新四军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战略联系,使日伪再也不敢为所欲为,苏中成为人民的天下,为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档案中的天宁寺


任苏文


天宁寺,是南通人耳熟能详的一座古寺。关于天宁寺的建造年代,明宣德八年(1433)《通州天宁禅寺重修记》碑文根据郡志称:“天宁寺居州之西,原系奉圣寺,政和间迁天宁禅寺并入报恩光孝,称天宁报恩光孝禅寺。今以天宁禅寺称焉。”查阅史料,奉圣寺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其地并不在现址,至宋代才迁到城内与报恩寺合并,由此可知,天宁寺始建于唐,兴盛于宋,已有千年的历史。由于其历史悠久、建筑独特,早在1958年就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进一步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笔者受命按照新颁标准整理制作天宁寺记录档案,对天宁寺又有了新的认识。


天宁寺历来位居通州城四大寺之首(天宁寺、东寺、西寺、千佛寺),是一处规模大而又保存较好的佛教寺院,更是一处庄严的佛教圣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由于其建筑的独特而备受关注。寺内建于宋代的大雄之殿,气势雄伟,肃穆端庄,是南通为数不多的宋代古建筑之一。大雄之殿建筑平面近似正方形,殿内明间的六根内柱更是与一般寺庙建筑不同,采用“包镶法”,各由12根略小的半圆柱包裹一根柱心,形成12瓣瓜楞柱,造型奇特。这样的柱型,可以用较细的木柱构成粗壮的立柱,解决了江海平原地区不易获得粗大木料的困难,既满足承重的要求而又不失美观,实为古代建筑师的高明创意。虽然历经千年沧桑,天宁寺亦曾几度兴衰,大雄之殿也经过多次修葺,但其基本构架以及立柱下的覆盆式石础,上雕缠枝牡丹花纹,仍具有的鲜明的宋代特征。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生前到南通考察天宁寺时曾指出:“象这样用木质瓣形瓜楞柱的古建筑,全国只有两处,一处是天宁寺,另一处是宁波的保国寺。”可见其珍稀程度。


近几年来,笔者在参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过程中发现,至少在南通,采用包镶法瓜楞柱的古代建筑并不止天宁寺一处。位于城南启秀路的兴国禅寺,又称太平兴国教寺,人们习惯称为东寺,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东寺初建于宋乾道二年(1166),元至正八年(1348)毁于火灾,其现存的大殿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重建,虽然已是明代建筑,但因在原址重建,部分沿袭了宋代建筑风格是合乎情理的。其大殿之中即保留有包镶法瓜楞柱。与之相对的西寺,是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原名兴化教寺,也是一处创建于宋乾道元年(1165)的庙宇,后历经兴毁,其大殿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寺院建筑保存至今,近年经过全面修复,建筑格局仍不失宋代风貌,尤其是现存的柱础,为宋代遗构,从其造型来看,亦不能排除当初使用瓜楞柱的可能。由此可见,在南通早期的寺院建筑中,瓜楞柱的使用并不鲜见。这种因地制宜、符合江海平原地区特点的建筑形式,是勤劳智慧的南通人民的一个创举,并已载入史册。而天宁寺大雄之殿和金刚殿完好保存的瓜楞柱,则是这一建筑形式的典型代表。


光孝塔,同样是天宁寺的一个亮点。光孝塔是一座5层木塔,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建于须弥座上,塔沿上有砖砌叠涩,垒成平座,檐角梁下有擎檐柱,腰檐向上反翘,四周有木栏围绕,每层设4个门,游人可登临远眺。光孝塔在建筑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顶刹较高,塔顶承露盘上有相轮七重,上施宝珠,围以光焰,使得光孝塔犹如戴上了一顶华美的凤冠,玲珑秀美不失雍容华贵,又显得巍峨高峻。


关于光孝塔的建造年代曾有始建于唐的记载,南通民间也有“先有塔,后有城,前人就塔建城”的说法。千百年来光孝塔也是几经风雨,多次重修,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风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现存的塔身是明代的风格。1997年一次全面的大修,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它的认识。经省文物古建专家考证,光孝塔的真身为典型的宋代形制。十分令人惊喜的是,大修中在塔的基座清理出16只宋代浮雕麒麟,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光孝塔现存塔身是宋代建筑。麒麟作为神灵的化身,与龙凤并列,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是吉祥如意的征兆。麒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古史传说中国中原地区的黄帝族就是以麒麟为图腾,作为氏族所崇拜的偶像。麒麟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不断被神化成为现在人们所常见的鹿形、龙首、狮尾、鳞身这副“四不象”的样子。光孝塔下的这批石刻麒麟神态各异,形象生动,工艺精湛,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只是其模样与我们上述麒麟的样子不尽相同,这说明在宋代,麒麟的形象还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光孝塔下这批浮雕麒麟重见天日,成为光孝塔是宋塔的有力佐证,重显宋塔风采的光孝塔,更加婀娜多姿。


然而,根据以往的报道,光孝塔平面呈八角形,按每面塔基镶嵌两块浮雕,应该是16块浮雕麒麟,查现有档案,却始终只有12块,另4块哪里去了?带着这个疑问,笔者专门去现场考察,弄清了原委。原来光孝塔塔基地势较低,1997年大修时为了将清理出镶有浮雕的塔基显露出来,把塔基周边的地平下降了近1,原先位于塔基之上的塔门与地面产生了落差,为便于登塔,就在塔基北面附设了登塔的阶梯,因而遮掩了北面和东北面的4块浮雕,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就只有12块了。对照现存档案中10多年前拍摄的照片,这批浮雕的麒麟又有了不同程度的风化,有的损坏已很严重,这一情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这一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加强保护。


记忆中的通城西门外


贾涛根


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南通城西门外的彭家巷,在那儿从出生到上中学,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其时,由于生性好动,喜欢外出闲逛,所以对通城西门外的大街小巷、商户店肆、市井风貌以及周边郊野风光等,也能大致知晓。儿时的所见所闻,有些至今还在记忆深处。


南通解放前后,如今的人民中路从十字街到西吊桥(今和平桥)的城内一段叫西大街,城外从西吊桥到端平桥的一段叫西门外大街。过去人们说的“穷东门、富西门”,这西门大概指的是西门外大街一带,因为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商铺林立、居民密集、人来客往,市面相当繁荣。而彭家巷口在西门外大街上则是分外热闹的地段。


那时,从彭家巷东到蔡家巷、西至马家府的一段长约300、宽仅三四米的弹石路面街道上,鳞次栉比地开设了多家纱布庄、钱庄、五洋百货店、南北货店、茶席庄、电料行、食品店……店面较大的商家有泰源洽、春源恒、恒昌甡、范志记等五洋、五金、染料商行,溪记、祥泰炳、约泰、刘记等纱布庄、绸布店,润康、约泰、志诚、诚孚等钱庄,方正大、洪立大等茶庄,还有德生南北货店、朱颂记百货店、西福源酱园、薛家银匠店等。当然,街面上更多的是五花八门、低矮破旧的小店铺,以及形制不一的住宅门堂。


泰源洽和春源恒是西街彭家巷口门面讲究、建筑最为气派的两家商行。从西街上无论由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大老远就能看到泰源洽那高耸的三层青砖楼房,而春源恒的两层楼,因玻璃洋窗、雕花装饰和粉刷成火黄色而格外显眼。这两家洋行性质的商号,主要包销英美的美孚、亚细亚煤油及汽油,兼营煤炭、染料、肥田粉、肥皂、香烟、洋蜡烛等物资商品,据说在大码头一带都有自己的栈房、码头,西街上的商号只是洽谈贸易的场所,没有商品陈设和门市交易。


而恒昌甡是一家门市交易店。这家光绪年间开设的老店,当时是南通城最大的一家五金店。在我的印象中,三开间的大门面,店堂玻璃柜里陈列着钢丝钳、螺丝刀、钢皮尺之类的工量具和螺钉、洋钉、铅丝等小五金,地面上则摆放着洋轧车(缝纫机)、台钳、手摇钻,墙角处还有脚踏轧花车等较大的机器。晚上打烊时,店里伙计锁上拉链铁门时,哗啦啦的作响,挺有气势。


那一带的饮食服务业也很发达,就拿彭家巷来说,街面上有茶馆店、陆茄儿缸爿(烧饼)店、康瑞记炒货店、陆家小饭店……巷子里有馄饨面店、澡堂子、印染作坊、裁缝铺子、汤水炉子、剃头铺子等。每天天不亮,热气腾腾的茶馆里,在茶博士吆喝声中,坐满了袒胸露背、赤脚巴天、脏话满嘴的茶客,他们中有打发时间的耆老,也有地方上的泼皮、跑单帮的过客,还有附近水上的船户,乃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处。巷子里的黄家馄饨面店,因为葱花阳春面下得入味,叫人打嘴不放而吃客盈门。巷子深处剃头铺的泉侯师傅,不仅手艺好,待人和气,收费也客气,所以生意分外好,我几个兄弟都到那儿理发。巷子里有爿西泉浴室,尽管浴池的澡汤如同白色的泥浆水,但里面的浴客还常常挤得难以动弹。


因为是人口密集之处,西街上也有好几处医家诊所。我记得最有名的是地步湾里的名医孙公望,我去住在孙家隔壁的同学家玩时,曾溜进那朝东的医寓大门,在里面东张西望了一阵,觉得青砖瓦房有好几进,玻璃洋窗、花坛盆栽,是个大户人家。解放后孙大医师进了人民医院,还是农工民主党南通首届委员。彭家巷口对面的张家大宅院里,曾设有武剑云诊所,据说那人是个本领不错的旧军医。狭窄的张家小巷里,还有位用针灸、拔火罐替人治病的老郎中。


西街虽然热闹,但那坑洼不平的乱石街面、叽叽作响的独轮推车、衣衫褴褛的来往行人、缺臂少腿的伏地乞丐……把解放前的贫穷落后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也在街区的阴暗角落里流淌。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同学家去玩,不知怎么摸错了门,走进了一处四合院的人家。从正屋的窗子里看进去,里面有好多张床铺,每张铺上都有人面对面躺着,嘴里衔着一根在玻璃灯上烧着的竿子,不时喷出阵阵白烟。忍受不了门缝里渗透出来的浓烈异味,我连忙逃了出来。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吸食鸦片的大烟馆。如今想来,当年西街上帮派、流氓、暗娼、赌场之类也是不会少的。


解放后,西门外大街在社会秩序得到整顿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商业街道的繁荣。面貌的大变是1958年,市政府决定拔直和拓宽东西大街,建设35宽的南通主干道和平路(今人民路)。从西吊桥到端平桥的一段拔直后,西门外大街彭家巷口向东的一段两侧和附近房屋多被拆除,而其西从祭坛巷、地步湾到端平桥的一段街道,因向北弯曲而避开了拔直时的拆除,残留了一段至今犹存的数百米长、丈把多宽的老街,还保留了西大街的路名。当年彭家巷那块地域的位置,现在大约就在医药大楼前的人民路上了。


彭家巷虽早已荡然无存,但那里却有着我许多难以尘封的少时回忆。彭家巷南侧起凤桥畔东北河岸上,有一块两三个篮球场大小、人们称之谓灰场的空地,原先是河边的垃圾场,废掉后就成了小商小贩和附近居民活动的场所。春天,那里是我们小伙伴们放风筝的地方;夏天的夜晚,家里太热,我们会搁起铺板,在大场上乘凉;碰到孙月魁的马戏团来了,场上搭起高高的帐篷,外面拉起绳索围网,一旦洋鼓洋号吹打起来,我们便会去看热闹。当然没钱买票进去,只是想趁守卫不注意,偷偷从绳网下钻进去看个白大。


灰场四周也有一些店铺、作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皮革栈的牛皮工场,大门里面苍蝇嗡嗡、臭气熏天,路人都得掩鼻而过;纸牌作坊在灰场上暴晒的牌儿板,刷上浆糊的纸牌散发的酸臭令人作呕;炉火熊熊、叮当作响的铁匠铺里,浑身油黑的打铁师傅,看上去连眼睛鼻子都分不清;张家脚班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汗流浃背、赤膊条条的搬运挑夫,据说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马富,当年就在那里干活……在解放后西门外的巨大变迁中,灰场这一带多年前就已成为起凤街北侧高楼林立的商业街区了。


出彭家巷口向东,走不多远就到了街对面的曹家巷,穿过南北向的曹家巷便是西北河梢。那是西濠河上的一处较大的河湾地带,是许多船只停泊的水陆码头。西街上的许多商家,从这里的货船上装卸商品;西门的百姓住户,常从驶来的农家小船上购买柴米果蔬;也有里下河过来的捕鱼人家,会在这儿的棚子船里扎根落户;解放初,那儿还一度成为汽笛声声的内河轮船码头,机器快船常在这里腾起一团团黑烟驶向远方。这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曾是我的小伙伴们常去玩耍的地方,夏天涨水了会从船上纵身一跃扎个猛子,冬天在冰面上比谁掷的瓦片滑得更远……这个河湾,后来在建房、修船、造路的需求中逐渐被填埋而渐渐消失,近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那里成了绿树成荫的濠滨小游园,现今的世纪花园酒店就矗立在当年的河湾之畔。


曹家巷的北巷口东侧是武陵小学的操场,这所私家学校由一大户人家的家庙改建,后来经过扩建易名为西街小学。学校的前门与佛寺善应庵相通,临街是一家叫二仪的照相馆。庵里有两棵古老的银杏树,其中一棵特别高大雄伟,站在西街上看它伸展的树冠,犹如撑天大伞悬在上空,夏日傍晚都可看到成群的乌鸦飞入树丛栖息。在城市的发展变化中,这里已拆建成西城主干道濠西路的南入口,两棵古树仅存活较小一棵,如今依然挺立在路口的中间绿岛上。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跃龙桥小学度过的。从彭家巷家中出来,向南不足百米便是高高的石拱桥丰乐桥(起凤桥),过桥左拐从牌楼门廊进入沈家巷,再右拐过中坛巷,沿红色的痘神殿庙墙向南,就可看到大银杏树下白墙黑瓦的跃龙桥小学了。


跃龙桥小学坐落在痘神殿斜对面的高岸上,原址是破败的寺庙玉皇殿,20世纪初改建成了学校。校门面向西南,站在那儿举目眺望,坡下是长满芦苇的河道,绿色的田野中散落着农家的茅舍,远处绿树掩映处是马家坟。那是明代户部尚书马坤的墓园,有石人、石马、石牌楼、石雕围栏,里面杂草丛生,周围大树参天,是我们放学后常去玩耍的地方。解放后,大田南片新建了十四中(跃龙中学),北片成了跃小的新校园,马家坟一带兴建了财贸宿舍、将军园小区,已经成为城西的一块居民密集的闹市区了。


那时的跃小地处荒僻,相邻的居士林、痘神殿、上元火星殿等一带,居民住户并不太多,到处都有荒冢乱坟,夜间常有鬼火(磷火)闪烁,小学生们早晚走在那儿总是有点疑神见鬼、胆战心惊的。跃小的校舍由庙房修建,教室的墙壁厚、梁柱粗、窗户少,光线十分昏暗。傍晚时教室里分外阴森,几个人留下来做值日生,在里面扫地抹桌子时,总是提心吊胆的。学校后面有一块土墙围起来的操场,是下了课后女同学跳绳、踢毽子的地方,男孩儿则玩起猫儿寻(捉迷藏),在场子里发了疯似的东奔西突,闹得个不亦乐乎。


时至今日,跃龙桥小学的旧址已是起凤园小区的一隅,学校新址位于老校之南,除了那棵原先伫立老校中央的古银杏树,依然郁郁葱葱地屹立学校对面的小区里,其它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如今的母校已是闹市区里一所教学楼连廊飞架、气派典雅,校园里草青树绿、奇花争妍,运动场塑胶地面、规范平整的现代化小学了。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南通市一中度过的,虽然上高中时我的家已搬到城里的官地街,但去西门外孩儿巷的一中,还是要经过西吊桥,穿过西门外大街,过了端平桥才能到达学校。所以对地步湾往西的那段老街上的巷弄宅院、商家店铺和风土人情,也有些印象。


当时比较大的店铺主要有大兴昌绸布店、通济典当、李桂记饭店、顾宏盛酱菜店、邢德大布店、陈家槽坊、亨良成烟号、马家理发店、陆家水果行等,其余的店家多是裁缝店、面铺、香烛店、纸品店、鱼行、肉摊、老虎灶等一类小店铺。街面也有不少的住家大门堂,既有一进三堂的高门大户,也有多家比邻的大杂院。自从和平路开通以后,日渐萧条的老街店铺陆续迁出,店面房大多成了居民住宅。前些日子经过西大街,在一家门堂破旧的大门上,看到一幅字迹斑驳的油漆门对,经仔细辨认是“依仁成里、与德为邻”,其意是居家为人要加强修养、讲求道德。我想这也许是老街留给后人的一点文化气息吧。


保家西野大门斜对面有爿沈记盆桶店,老板是我一位同学的祖父。我去店里玩时会痴呆呆地在木匠师傅旁边看上好半天,想弄清楚几十块木头怎样拼成一个大澡盆,又为什么能做到滴水不漏?保家西野大门与保家中野大门之间有家竹厂,在西街上从老远就能看到店铺前竖得高高的几排大毛竹。我喜欢在那里看篾匠劈竹,也关注弯曲的竹竿怎样在火上熏直。


在许家巷附近,有家卖纸钱之类的南货店。20世纪50年代,人家烧经祭祖,大多烧的是福建等地生产的黄草纸。但祭祀时也不是直接焚烧黄草纸,而要买店家专门雇人用半月形刀凿成花纹的纸钱。我们在巷口店家后门口就能看到工人们赤膊条条露出的肌肉、阵阵扬起纸灰,哼着号子小调抡木槌凿纸的场面。


西门外大街那一段也有几条巷子。街北从地步湾往西有马家府、张家小巷、刘家巷、许家巷、保家中野大门、保家西野大门,再往西就到了端平桥北堍的河东街。那时穿过保家野大门和许家巷,就到了河网环绕、岸柳成行的凌家倒墙,除了几家酱坊、槽坊和错落的坟地,呈现眼前的是茅舍竹篱、男耕女织,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农家田园风光。由于水面开阔、河水清澈,街巷里的住户人家都到那儿水踏子上淘米洗菜、拎水回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那里修造了万象新路,开拓了河东街到当年祭坛巷(今濠西路一带)的交通,随后又填塞河道、搬迁农家,相继建成了生物化学厂、发酵厂等工厂企业,改变了村野的风貌。到了20世纪末,工厂也陆续搬离。如今,那一带已成了高楼接踵、居民上万的濠西等社区。


河东街是条通扬运河起始段东侧的道路。人们从城里去唐家闸,常常走由河东街向北的这条路,途中要经过解家桥、猫儿桥、三里岸桥,到了十里坊远远可以看到大生厂的高烟囱,离唐闸镇也就不远了。这条路也是背纤者在岸上行走的一条路,去唐家闸的路上,常常会看到套着牵绳、弓弯身体、哼着号子的赤脚纤夫,艰难地把运河里顶风而行的帆船,一步步地背向前行的情景。河东街从端平桥到大码头的一段,是比较繁荣的街市,除了几家较大的油米坊,更多的是鸡鸭行、鱼市、饭店、茶馆、糖坊、破布坊、铁匠铺等店家。沿街还有草积巷、汪家巷、江家巷、丁家巷等东西向的里巷,居住了不少的人家,所以那一带也是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西门外大街街南从江家园巷向西,一直到端平桥东南堍的龙王庙,只有小马厂巷和大马厂巷两条相邻的巷子。据说明清时那里曾有过养兵憩马的马场,还有座马神庙。清代称马场为马厂,马场和马神庙废掉后,还保留了大、小马厂的巷名。走进这两条巷子向南不远,可以走到连通濠河与运盐河的河道——起凤河畔。沿河向西的半岛状地域,是银行仓库和惠通堆栈,那时从南岸盐仓坝河边上北眺,就可看到对面一排排高大的库房和装卸棉花纱包的货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成为和平桥粮站的仓库,市粮食局就设在不远的和平路上。


栈房的北岸和龙王庙之间,起凤河环绕着一处农家菜地,其中有座陈家坟园,据说是明嘉靖年间侍郎陈尧的墓园。查阅清末《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名迹附宅墓中记载:侍郎陈尧宅在州治西,墓在盐仓坝北,万历二年谕祭。陈家坟的位置就在盐仓坝北首。陈尧官居刑部侍郎兼河道总督,相当于现今的部级高官,又有皇帝下旨厚葬,那墓园会有相当的规模。陈尧是掌管水利的大臣,墓园邻近龙王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们小时候去那一带游玩时,也看到过石人石马之类,但墓道、墓体上杂草丛生,保存远不如盐仓坝南马家坟完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起凤河的填塞,陈家坟一带现已成为热闹的起凤商业街和居民住宅区。


值得说一说的还有陈家坟北、西门外大街上的道观龙王庙。西街龙王庙始建于元代延佑年间,是通州规模较大的一座。从端平桥南堍的临街庙门进去,要经过长长的巷道,才能到达正殿,禹王殿供奉大禹神像,还有都天堂、张仙殿和高高的霄楼。因有寿星佬儿、拜子观音,平日里也有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祈愿。20世纪50年代拓宽西门外大街时,仅仅拆掉了庙巷,里面的庙房得以保留。后来改建成了城西文化馆,临街有图书阅览室。到了80年代,为建造中华园饭店,庙房被全部拆除。


端平桥位于通扬运河的起始河段上,据史志记载是本地人士于明代洪武初年始建。明万历年间木桥被大雨形成的洪峰激流冲垮而重建石拱桥。我们小时候走过的端平桥大概还保持着明代所建石桥的形态,但坡度很陡的石阶已磨得无棱无角,中间供独轮车行走的凹形辙道已歪歪斜斜,但比肩接踵的来往行人说明,这座古老石桥在交通上仍然不可或缺。老桥于1959年拓宽人民路时,拆除重建成一座长13、宽17的石拱桥。到了1979年,桥下的河道在修建人防工程中填塞,端平桥已名存实亡,桥北建起了端平桥菜市场。


当年过了端平桥,西门外大街还有一段街市,向北是面河的河西街,街面上除了一些砖瓦石灰行、米粮行、典当、颜料店、五金店、修车铺之外,主要的单位是后来命名为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基督医院。河西街一直通到大码头,与通往唐家闸的公路(今孩儿巷路)会合为止。过了端平桥向南是南巷子,沿河可到盐仓坝、将军巷、铁星桥,如今那里已布满了花园角等小区的住宅楼。离桥不远的街面上还有两条巷子,街南是世灯庵巷,那儿有座庙宇世灯庵,里面长有几棵高大的古银杏树。后来庙房大多拆除,建了农机公司大楼,这几棵银杏树如今还在。现在的世灯庵巷已是花园角小区里的一条通道。街北有个竹厂巷,又弯又窄地通到河西街。


下了端平桥继续西行不远就到了孩儿巷,这里是南通城当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西门昔日的繁荣也得益于该处的四通八达。当时南北向的城闸公路,是一条古驿道基础上修建而成的砂石路,可以通行汽车,从那里向北近可去大码头、唐家闸,远可去平潮、白蒲,更远可到如皋、海安,乃至扬州、南京。这条路向南不远可右拐西行,过候亭就可去茶庵殿、芦泾港、天生港。如一直向南从这条公路可到木行桥、任港路和桃坞路,乃至从段家坝、陆洪闸远去海门、启东。不过,向北通唐家闸的公路,在20世纪50年代末通吕运河开挖以后被阻断,去唐家闸必须从人民西路经茶庵殿、节制闸,过运河右拐向东重上河西公路才能到达。直到前些年运河上建起城闸大桥,从孩儿巷又可直行去唐家闸了。


从端平桥向西,过孩儿巷直行约百米就到了老西门外大街的终点——西门望江楼。人们都叫它红楼,实际上是一座小的城门楼儿,是古时进出通州城的一处关隘。我们到那儿玩耍时,拱形门洞早已终年堵塞,因为从孩儿巷去天生港已有能走汽车的沙石公路,这段狭窄的老街不再通行。红楼之南是寺庙延寿阁,庙房后来扩建了城西小学。拓宽人民路时延寿阁与红楼一道被拆除得踪迹全无。从端平桥去茶庵殿、南通港,已是笔直的大道通衢。红楼之西北是准提庵,庙房并入了红楼之北的市第一中学,致使一中校园在崇英中学的原址上扩展不少。在旧貌换新颜中,只有红楼里的那棵百年银杏树,依然还孤零零地临街伫立在一中大礼堂的南侧。作为原先西门外古建筑群的一处地标,这棵古树已成为南通西门外巨大变迁的重要见证。

《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版权考

沪上书商有本老书《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书衣尽失,便低价售书。笔者认为苏中“反顽”运动是反“清乡”斗争的延续,《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是见证华中九分区“反顽”运动的第一手史料,便欣然买下。

《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16开,凡34页,作者署名施平。据《施平经历年表》,施平出生于1911年,云南大姚人,1938年入党,1941年来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曾任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苏中第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和南通县委书记等职;解放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人大秘书长等职务。关于施平来苏中解放区(主要在今通州区和如东县境内)工作还有一段值得叙说的红色往事:“一·二九”抗日运动中,施平是浙江大学的学生领袖。学生要求驱逐郭任远校长(支持国民党的“党化运动”),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新任校长的三个要求;蒋介石迫于无奈,亲临浙大,两次召见施平(时名施尔宜),时而严厉训斥,时而蜜言诱之,施平不为所动,最终浙大迎来了新校长竺可桢。1940年,施平加入“国际新闻社”工作,社长范长江,副社长胡愈之,同事有夏衍等;1941年春,新四军派人到香港来招募“人才”;施平在廖承志的安排下秘密前往新四军军部工作,但途中因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的挽留,施平最终留在苏中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工作。

施平在苏中工作时期编写的这本《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无论是装帧,还是内容,如今都十分宝贵。首先此书的上切口和外切口都参差不齐,属于毛边本的解放区出版物,并不多见。其次是《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分为甲、乙两篇。“甲篇”是“敌顽‘驻剿’企图与阴谋”。“敌顽”是指国民党军队,“土顽”是当地的地主等等。甲篇的核心内容是介绍敌人“‘驻剿’如东及其附近地区的意图、兵力使用与活动情况和活动特点等等”。乙篇是“我之反‘驻剿’斗争”,注重说明反“驻剿”的战术,有“反空心战、反割青和反烧杀”等等。笔者翻阅了《如东人民革命史》《如皋人民革命史》《如皋火花》《南通解放战争史》等相关史料,关于如东景安区“反顽”运动的记载,少则一两句,多则一两段,内容有限。相比之下,《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关于景安区“反顽”的记述明显更为完善和系统,可作对地方革命史料的补遗,其史料价值较高。

《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是何时何地出版的呢?笔者想到了作者施平。经钱永红(数学家钱宝琮之孙)的帮助,笔者通过书信联系上了施平。他回信中的相关内容如下:“《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是当时南通地委宣传部编印出版的党内宣传读物,并不对外发行……大概是党委调查研究室写的一篇材料,时间是1946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

施平说此书写于解放战争初期。通过对书中具体细节的考证,此书应该写于1947年下半年。譬如《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开头便是:“敌自上年底开始‘清剿’如东……顽四十九师之二三七团长曾向这些民夫训话”。上述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与1947年国民党部队在“两如(今如东和如皋)地区”的“清剿”活动完全吻合。《如皋人民革命史》上记载:“1946年底,国民党攻占盐城,随后抽兵南下,四十九师返回通如地区,师部驻如皋城”。《如东人民革命史》上的记述更为详细:“国民党对如东解放区大规模侵犯始于194611月中下旬。时隔一月,国民党四十九师两旅补充了一些新兵,分别在丁堰和李堡集结,待命‘兜剿’如东解放区。”由此不难断定,《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中的“上年底”应该是194611月中,“驻剿”如东景安区的“四十九师”来自如皋。《如东人民革命史》又记:“19478月,国民党四十九师北上,由二十一师接防,其锐气大减,无力‘清剿’”。《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为斗争经验总结,理应写于“清剿”斗争之后,所以印行时间大约在1947年下半年。

不过施平信中说《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是由“南通地委宣传部编印”的说法不是很准确。《中共华中九地委组织机构序列表》中显示华中九地委(19468月~19494月)下辖中共南通县委(19468月~19494月)和中共如东县委等等。显然1947年是没有“南通地委”的说法。幸好施平在回信中说欢迎笔者前去做客,笔者便带着上述问题走访了他。他看到了《中共华中九地委组织机构序列表》,并一再强调地委是一直有的,此书应该是地委出的,属于党内出版物,是“九地委”,而不是信中的“南通地委”。原本施平信中关于当时生平描述与此书出版时间也有所“冲突”(1947年,苏中区党委早已取消),经过他的重新追忆,变得合情合理。19465月,施平前往南通,先后任南通县委副书记、书记兼县警卫团政委;19472月,施平调入九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和民运部部长等职。1947年下半年,他已是九地委领导,如东县委也是“九地委”下级党委机关。因此《如东景安区反“驻剿”斗争》很有可能是由华中九地委领导亲自编写和九地委内部发行的党内书籍。

最早记载狼山的

文献著录和神话故事

赵明远

唐天宝七年(748),鉴真和尚从扬州启程第五次东渡日本,舟行经过了狼山江面。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真人元开所著的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在述及此节时写道:“六月廿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唐大和上东征传》著成于公元769年,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关于“狼山”最早的文献著录。其实,在此之前200多年,“狼山”一名就已经出现在南朝大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的著作上。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道教上清派的代表人物。陶弘景生活在南朝齐、梁时期,36岁隐居句曲山(今茅山),其时梁武帝“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元代茅山宗追尊为其第九代宗师。著有《真诰》《登真隐诀》《周氏冥通记》《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等。

在陶弘景所编著的、我国最早的道教神仙谱系《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中,第五层右列有一位神仙名叫虞公生,旁注其居位于“海中狼山”;而陶弘景编著的另一部著名道教经典《真诰》卷十四稽枢第四中,还有更详细的记录:“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学道者虞翁生,会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吴时来隐此山,兼行云气回形之道,精思积久,形体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东太帝遣迎,即日乘云升天。今在阳谷山中。(旁注)狼五山在海中,对句章岸,今直呼为狼山。”

在这里狼山首先被记为“狼五山”,后加注释“今直呼为狼山”,表明“狼五山”一名早于“狼山”;文中讲述的学道成仙的会稽人虞翁生,应该就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中的虞公生。

中国南北各地有多座狼山,但是“海中狼山”唯有位于今南通地区的这一座。而“对句章岸”一句,显然是要说明“狼山”的地理位置,但颇费人思量。“句”同“勾”,句章是地名,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为统辖南方边地建句章城,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南。后人常以“句章”代称吴越之地,南朝时这里为会稽郡。那么狼山的对岸怎么会是位于杭州湾以南的以今天绍兴、宁波为中心的会稽郡,而不是长江口南岸的吴郡?查谭其骧教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时杭州湾以北至长江口的海岸线尚在今海宁、松江一线,在地理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不可能有很强的空间距离感,那么远在“海中”的狼山其对岸自然是东海之滨的会稽郡,而不会是长江南岸的吴郡了。

这一推断在南宋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唐纪六十八中得到印证。他说:“今通州静海县南有狼山,五山相连,上接大江,下达巨海。绝江南渡,抵苏州常熟县福山镇;顺江东至崇明沙;扬帆乘顺,南抵明州定海县,陶隐居所谓‘狼五山对句章岸’者也。”

宋代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南朝时属会稽郡。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祝穆的《方舆胜览》两部地理总志,均在通州“狼山”条下均引用了《真诰》中的相关文字:“元在海中,今居平陆。《真诰》曰:‘海中有狼五山’,陶隐居注云:‘狼五山在海中,对岸句章岸,今直呼为狼山’”。(《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在静海县南,五山相连。陶隐居注云:‘狼五山在海中,对句章岸,今直呼为狼山’”。《方舆胜览》卷四十五通州)

看来宋人并不怀疑《真诰》中的“狼山”即是南通的狼山。陶弘景著成《真诰》大致在公元五世纪末,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狼山最早的记录。当然,狼五山或狼山得名还应早于上述的时间。至于那位隐于狼山修炼得道、成仙升天的虞翁生,随同《真诰》出现在五世纪末,应该也是狼山最早的神话人物。

自《真诰》问世后,虞翁生一直位列道教神榜,而俗间的文献也时有记录,如《舆地纪胜》就将其作为通州的“仙释”之一记了下来:“虞真人,会稽人。伪吴时隐狼山。一日有仙仗仙童迎之曰:‘东大帝君召子。’遂乘云而去。”(《舆地纪胜》卷四十一通州)

这里讲的“虞真人”无疑是《真诰》虞翁生故事的压缩版。据清藏书家、校勘学家张鉴对《舆地纪胜》的校勘,东大帝君的“东下当有华字”,即“东华帝君”,也就是常说的“东王公”,同样应是《真诰》中的“东太帝”。东华帝君是掌管男仙名籍的道教大神,虞翁生成仙自然要有他安排遣迎。

南通的地方史志中,明万历王扬德所编《通州狼五山志》以及清乾隆刘名芳所编《南通州五山全志》均载有“虞真人”事迹。故事应该来源于《真诰》等道书,或者《舆地纪胜》等史志,今一并抄录于后:“虞真人,会稽人。伪吴时隐狼山。尝服日精月华之气,及积久,姿颜益少。一日,云鹤翔集,一童诣前谓之曰:‘东华帝君召子,子其行乎?’遂再拜受命,升云而去。”(《通州狼五山志》卷一仙释)“虞真人,会稽人。伪吴时隐狼山。法东华真人,服日月之象,久之体轻颜少。一日,云鹤翔集,一童子诣曰:‘东华帝君召子,子其行乎?’遂跨鹤乘云,举手谢时人而去。”(《南通州五山全志》卷十人物·仙释)

《真诰》中虞翁生来狼山隐修的朝代“吴”,只会是南朝之前三国的东吴;《舆地纪胜》中所谓“伪吴”只会是宋人对五代十国时吴国的称呼,而不会是指东吴;到了明、清,通州两部《五山志》并不说明直录宋人志书,其所称“伪吴”却会让人想到元末明初张士诚在江浙一带的割据政权“吴”。这样,历代文人不经意间便让这位虞翁生穿越于前后一千多年的各个时代,一再隐逸狼山修炼,一再劳烦仙童招引,到东王公那里报到成仙。这当然是戏言。明万历年以来,狼山东麓就有一蒋从敬题名的“仙人洞”,至今尚无主人,可分配与虞翁生待他再次来隐居修道。

可惜的是作为狼山最早的神话人物,这位虞真人既无僧伽大圣伏狼的法力,又无燕幻真人奇异的行迹,今天南通对其不载文册也就不足为怪了。

千年古镇史一志垂汗青

——写在《双甸镇志》出版时

虞建宣

在全国二轮修志进入关键年之际,我们欣喜地迎来了《双甸镇志》的出版发行,这是如东县双甸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是地方“官书”园中的一朵新葩。

宏微具备构建全新架构

《双甸镇志》(以下称“双志”)篇目敢于大胆扬弃,采用卷目式的体裁,凸显了横排竖写、以事类聚、类为一卷、事为一目的原则,如书头的“总述”,志前的“大事记”,卷首的“小序”,目下的分志,做到了宏观和微观的科学融合、辩证统一。

“总述”和“卷序”,可称得上全志的宏观大旨。它综述历史、横陈现状、概述整体、展现大势、概括门类、揭示全貌、厚积薄发,简而能赅,勾勒特点,以大量事实为基础,从宏观上概括记述,展现双甸的历史地位、发展规律,纠单一记事之弊;让读者很快获得对一地事物的整体认识,并有助于加深对各分志局部记事的理解。志书“总述”和“卷序”之所以能够从整体上总揽双甸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之大要。在操作上重点把握住了三点:一是精当、客观、简要地记述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基本面貌,包括地理位置、面积、人口、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二是展示了双甸全境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过程,总结历史实践中基本经验教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着力反映双甸地方优势、时代特征。其著述性显而易见。

“分志”即“目”,这个层次的微观记述占了全志的90%以上,是双甸镇志的主体,也是志书功能的主要体现。完全达到按时间顺序记述事物的要求,纵述了双甸发展历程和兴衰起伏,寓因果规律于其中,使读者从中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吸取经验教训。编者主要把握了3个要点:一是选准基本记述单位,即在双甸历史的长河中,选取能够发挥资政、教化、存史历史事件,以条目的形式加以客观记述,没有巨细并取、流水堆砌。二是抓住主线,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事业的发展,根据主题要素的变化或发展特点呈现的阶段性分阶段记述。三是分期记述。编者抓住志书的资料性和著述性,严格按事物发展变化的时序展开,记述多因果事物,如各历史时期的转折、企业改革、产业发展等。做到了张驰有度,取材有序。

详略有度彰显事物本质

“双志”在系统展示自然和社会、物质和精神、历史和现状全貌时,借助志书“经世致用”这一特殊载体的作用,没有一味强调越详越好或越简越优,而是从双甸历史和现状的实际出发,以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志书所选用的资料是否有科学价值、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做到了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恰到好处。从以下4个方面处理详与略的关系,做到了纪实性和著述性的统一。

一是详今明古。《双甸镇志》是双甸历史上第一部志书,为创修,是通志,既然首部就要贯通古今,上溯下断,其难度是常人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有了前辈抢救挖掘出了一大批濒于湮灭的资料,编著成《古镇风采》《古镇印记》《乡镇工作纵横谈》等,为志书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在运用这些素材编纂镇志时,冲破了志界一直推崇的“详今略古”的“禁界”,坚持做到“详今明古”,使双甸镇志突兀丰满、厚重起来。“详今明古”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但编者没有一味把觅到的古代史料,不管是有价值还是价值不大的,也不管是实际史实还是某个时期形成的条例法规,一概视为珍品,统统搬进志书,或者把旧志所载内容原封不动地搬进新志,使新志形同旧志的翻版,而是在“明”字上狠下功夫。“明古”是为了保存资料,为了鉴古知今,那就应该记载得详尽一些。所以,“明古”实际上是“溯古”,是适当地追根溯源,展现全貌,以充分地反映该事物的兴衰始末。详今明古成为“双志”的特色之一。

二是详内略外。历史上双甸一直隶属于如东,后来一些地区划入如皋。对于已经划出去的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志书中要不要记载?是不是详载?编者坚持了地方志书独有特性,处理得恰到好处,没有“拉郎配”,而是在“建置沿革”部分简记,各分志则从略。

三是详主略次。“双志”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详尽地记述构成社会主义时代的各个本质方面,翔实地反映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感。如在记述工业时,抓住管理机构、工业集中区、工业门类、重点工业、一般工业分门别类记述。重点收录了镜片光电、棉纺织、食品加工等叫响大江南北的特色产业,特别是“在外创业部分人士”成为工业卷乃全志的又一亮点。

时空结合从平面到立体

通览全志,共30卷、131个条目中所记述的每个条目、每个人、每件事、每张表、每幅图,都具备志体的“四个点”即起点、折点、终点、亮点,“六个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这就是志书所具有的特定空间和时间。同时,编者还遵循了“文不适而连之以表、表不详而系之以文”和“方志藏图、无图不成志”的原则,达到了志书体裁所要求的“一表抵千语,一图胜万言”的最高境界。编者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到时空结合的,一是物质的变化是通过相应变化了的时间和空间来反映的;二是反映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必须要有深度;三是从质变和量变的关系反映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四是只有反映时间和空间变化才能表明事物的因果。同时,还采用志书所特有的记时时态,即“用过去式时态记时”,而不用“现在式”“将来式”时态记时,进一步规范了志体。

因此,“双志”与已经出版的一些新志书相比,行文中无时间和空间记述的句式如“早期”“不久”“近期”“以往”“现在”“如今”“将来”等非表示特定词语几乎为零,即使实在找不到确切时间也注明具体特定时间跨度,如“唐代”“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或“唐初”“北宋末年”“明代中叶”“清末民初”,编者还不就此罢休,即在这些朝代纪年后面标注了相应的公元纪年。如果在置前彩页和正文插图中再全面运用图注的时间、名称、拍摄者(提供者)这3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那就更完美了。

上溯下限探寻历史本源

“双志”上限溯源,下断20131231,特殊事件延至截稿之日。这样的断限无论在一轮修志,还是在二轮修志的今天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打破了“上限溯源,下断‘一刀切’”的行规禁锢,而且还创造了方志史上“上年断限,下年成书”的神话。断限是史书中的一种分期纵写形式。历史分期一般适用于历史研究,而不适用于新方志的编纂。史书有严格的断限,因为它是按历史分期的;志书横排竖写,不应受历史分期的限制,而以事物的存在和消亡为限,其断限不可能“一刀切”。所以主张下限“一刀切”,实际上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

实践证明,由于编修地方志书有一定的周期,从搜集、核实资料到编纂、出版,一般要三五年时间。因此,志书的下限从总体上讲确定一个具体的年份,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分别记述各个门类时,可根据事物客观存在的实际与资料占有情况,适当延伸。尤其是当前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成果不断涌现,其资料因“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更便于收集和核实。所以有些内容延伸到志稿铸成之日,不仅是顺理成章,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可以充分地反映改革开放新貌,使新方志更能体现时代特色,更好地服务当今,导向未来。

纵横有序实现理性自觉

“双志”卷下大多数条目,一般都运用纵述始末、横述要素的手法展开记述。编者在纵述始末时,以时间为序,记载事物的发端、发展、变化和结果;横述要素时,根据不同事物存在的基本要素,适当铺陈。因此,对各个条目或子目的记述坚持纵横交错,上下呼应,左右照应,特别是在编写具体条目时,根据不同条目资料占有情况具体处理,注意到纵向忌记流水账,横向忌过分展开,不至于过分枝蔓,又使事物之间因果联系得到彰显。从而形成一个血肉丰满、枝叶纷呈的记述实体。编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有关党政机构设置记述,主要纵述沿革,横陈隶属,抓住置、合、分、废或改建、重建等转折点,记述其名称、人数及隶属关系等。不空洞记述其职能或工作实绩。二是对有关企事业单位的记述,纵记始末、横陈现状,抓住名称变更、地址迁移、性质演变,以及数量增减等,以时间为顺序,略记史实。三是对相关事物的记述,纵述兴衰,横写特点,即主要反映其起伏变化,并抓住其具体特点,适当横向展开,增强了权威性、资料性和著述性。

人文蔚起展示古镇底蕴

双甸人杰地灵、古韵悠然,人文底蕴丰厚,为皋东千年古镇。二轮修志伊始,全国方志界掀起一股呼唤人文回归的浪潮,《双甸镇志》编纂班子与时俱进,既不泥古,又有创新,秉承了“自古方志半人物”的传统,又在“人文回归”潮流中顺势而行,遵循“七分采三分写”的原则,做到了广征博采、竭泽而渔,抢救挖掘出大量鲜活资料,加之老前辈多年来积蓄起来的“压仓”资料,并在编纂上做了大胆探索和尝试,一个个人物,一件件文物,一篇篇美文,一处处遗痕,一段段悲壮、一曲曲凯歌,动人心弦,催人奋进,他们中有如东第一位革命烈士刘君霞,智勇盖东吴的期颐将军吕岱,民族资本家张謇的夫人吴道愔以及儿子张孝若、孙女张柔武,革命教育家、共和国部长刘季平,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文博专家姚迁,中共党史专家缪楚黄,中国最具收藏潜质的百名艺术家之一任平,美国摩根银行董事会总经理吴向阳,世界羽毛球冠军赵建华,水电博士顾文魁、生物学博士吴功贤等,还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英雄事迹,告诉人们双甸是一个饱经战争创伤、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文存”中文天祥的“虾子湾”,和珅的“抄家清单”,张謇的楹联,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蒋介石等人的调停文件和孔祥熙与陈端的密电等具有很高存史价值的珍品;人文部类全景式记录了全镇224个姓氏,考证了其中23个姓氏的来源,研究了15部家谱,探寻了10位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尤以108岁的尤桂英为最,实录了各村(居)古地名、村(居)历史演变,收录了1958年以来历任支部书记名录,此外还选录了举人中举答卷;“文物古迹”中千年古刹、神农药匾、名木古树、老屋枯井,充分展示出双甸灿烂的文明史,“风土人情”反映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富有双甸地域色彩的风尚文化。同时,“河鱼烧羊肉、富硒大米、何记云片糕、双甸豆腐、熬巴肉”等富饶的如东西部物产和风味,无不发散着食文化的魅力。全志30卷中人文专卷占了8卷,全志110万字中人文卷占55.80万字,占全志的一半以上。这些人文专卷成为“双志”中熠熠生辉的亮点篇目。

对筹建唐闸近代工业

遗存博物馆的思考

顾德山

馆名选择

给未来博物馆命名,首先要了解地方政府及权威部门对改造利用唐家闸(简称唐闸,下同)的名义。根据我的初步归纳,至今大约有三种。

第一种是“南通唐闸中国近代工业遗存保护区”。10年前,市委、市政府就把唐闸镇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之中,2008年底正式启动了南通唐闸中国近代工业遗存保护区工程。此后多以这种名称见诸报端。如20141121《江海晚报》在报道唐闸高岸街口民房修缮工程启动时,使用的是该名称。

第二种是“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近年来,市里就保护利用唐闸呈报国家文物局的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文本,所用名称就是这个提法。

第三种是邀我参加20141230座谈会的南通市唐闸镇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港闸区文联,在通知中用的是拟建“百年工业遗存博物馆”的措辞。

我没有去考证这三种命名的理由,也许各有道理,但“历史”“百年”之类用在博物馆之前作为限制词,相对于“近代”而言,显得太宽泛。如“历史”长河漫漫,究竟指哪个年代,不得而知;“百年”,指的是百年之前,还是一百年以来的历史,难以捉摸。我个人倾向并建议使用第一种命名,因为它界定的历史年代比较明确,也便于建设者和参观者了解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南通的工业状况。今后的会议和文件在提及该拟建博物馆时,似应统一使用“南通唐闸近代工业遗存保护区博物馆”为宜。简化一点,也可取名为“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博物馆”。

至于是否冠以“中国”二字,称“南通唐闸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那要取决于决策者的气魄和资金筹集程度。据了解,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是花了大价钱面向全国征集文物史料,特别是从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购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功能定位

从一般意义上说,按照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一届大会通过的章程所下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名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民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1979年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通过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更是明文规定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实状况看,借鉴兄弟城市历史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共同点就在于按照政治性、历史性、知识性、娱乐性、休闲性“五位一体”的要求,把工业类历史博物馆办成工业文脉展示基地、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基地、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基地和工业旅游基地。

按照这样的要求对拟建博物馆进行功能定位,与唐闸工业区块正在演绎的功能转换也是完全吻合的。唐闸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南通的隆兴之地,承载的产业发展功能是令世人瞩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唐闸工业区块的经济总量最高时占比曾超过原市属工业的17%,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但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唐闸工业经济总量确有萎缩,有的企业风光不再。对此,少数同志便用“衰落”“衰败”之类词藻来评价唐闸工业遗存。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之,也有失公允。应该看到,随着南通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布局结构深度调整,环境保护治理从严,特别是市场经济竞争加剧,唐闸工业区块承载了一百多年的产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并趋于弱化,这是不可避免的。现用“两个并存”来概括当下唐闸工业遗存的状况,即支柱坚守、少量外迁、个别歇业与局部利用并存。不是吗?庆祝120周年华诞在即的江苏大生集团、温州人接手经营的复兴面粉厂,依然屹立通扬河畔,“机枢之发动乎天地”。油脂厂孵化出来的醋酸化工厂、棉花机械厂相继整体迁往国家级开发区和全国供销工业园区,仍然不失为南通版图上的宠儿。不能再在居民住宅区包围之中让散发异味的污水直排长江的通成纸厂,已进入破产程序即将终结。早年被宝钢兼并、近来随着宝钢经营决策调整而停业的原资生铁冶厂旧址睡在那里听候召唤。油脂厂非常幸运地率先得到保护性开发,成为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起步区。而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已被列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发展潜力和品牌形象将不断提升。这“两个并存”表明唐闸近代工业遗存的职能,正在从产业发展为主转向文化传播为主、产业发展为辅。因而在充满活力的唐闸,建一座定位为“四大基地”的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空间布局

建设南通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有“一馆一址”、“小总馆大分馆”两种模式。“一馆一址”,即集中于一处建一个大馆,馆藏丰富、投资集中、便于管理。“小总馆大分馆”,即像一本书的前言那样,建一个小而精的序馆,另选择离而不远的老旧厂房仓库,发挥多方积极性,建各具特色的分馆。我主张采用后一种模式,具体设想如下:第一,在江苏大生集团(原通棉一厂)内,建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纺织分馆,同时将现在坐落于市区文峰公园内不甘落伍的南通纺织博物馆迁入合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制。实施此方案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当今上海、青岛等地纺织博物馆相继问世竞争激烈,而作为中国第一座纺织博物馆的南通纺织博物馆却举步维艰亟待新生,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肯定要出手相救。将其迁址唐闸合建是上策。二是江苏大生集团早已常设厂史展览,且每隔若干年要充实丰富一次。近日正为2015年建厂120周年大庆再次布展。三是可利用常年开车的通棉一厂生产车间组织参观,发展工业旅游。这样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实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举。至于腾出来的南通纺织博物馆原址,可与翰林府最南边一排门面房相向而立,建文化创意“一条街”,以此吸引市内外工艺美术大师创作室来此落地生根。第二,在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原南通油脂厂)内,划出两栋厂房建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油脂化工分馆。既可扭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忙于应付办展,而文化创意工作室却门可罗雀的窘境,又可将油脂厂丰富的企业文化、工业文物展示出来启迪后人。油脂厂对唐闸工业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仅次于大生纱厂。开始利用大生轧花厂的棉籽榨油,创办于1902年,1920年粗具规模,称广生油厂,同年又建大隆皂厂。1956年将农具分厂划出成立唐闸机器修配厂,1962年更名为棉机厂。1959年将醋酸车间迁至南仓库,改名醋酸化工厂,成为南通市发展化工生产的一个里程碑。1980年又将环氧树脂、丁烯等成熟的化工产品划出,成立第二化工厂。这些涉猎精细化工和机械制造的企业,是油脂厂发扬科学态度和大局意识,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活见证。第三,在原造纸厂内兴办中国第一座造纸博物馆。纸厂原承包人施某曾专程赴台湾造纸博物馆参观,酝酿了一个初步方案,呈报给市领导和置业集团。造纸厂利用大生纱厂的飞花和浮棉作原料生产纱厂所需包装用纸,创办于1908年。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技术进步,曾为《当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提供过双胶纸。据说我国造纸行业最老式的一台16号造纸机至今仍静卧该厂。第四,在天生港电厂建电力博物馆。从自然地理看,天生港不在唐闸近代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河两岸,八十三公顷”范围之内。但从经济地理看,唐闸与天生港有着密不可分的姻缘。张謇于1920年开始募集地方公债,分别向德、英订购5000千瓦汽轮发动机1台、锅炉2台。1933年动工,1934121正式投产,命名为“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天生港电厂”。尽管天生港电厂厂址距离唐闸有5.6公里,但由于张謇在两地之间疏港筑路,建成江苏第一条马路加以衔接,大大方便了经济往来。以集中发电代替蒸汽动力,节约燃料,降低成本,使得大生集团及唐闸日渐繁荣。再说,今日之南通,从沿江到沿海,从火力发电到风力发电,已成为华东地区乃至全国著名的动力之乡。再加上布展时重视普及现代能源等新技术,看来十分切合时宜。

关于建小而精的总馆。建议在江苏大生集团原通棉一厂内合建南通纺织博物馆时,增辟几间房子作为总馆展厅。其内容包括概述唐闸作为近代工业活化石的历史地位、遗存状况,陈列毛主席当年对中国民族工业4位重要人物的赞语,张挂20世纪20年代国外出版的唯独标有一个地方小镇唐闸的世界地图。同时。像上海世博会复制展出宋代清明上河图那样,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清末民初唐闸“一河两岸”图,重现当年盛景。此外,简介纺织、油脂化工、造纸和电力分馆的内容和参观线路,以引起参观者的兴趣。

室内分设

借鉴上海纺织博物馆、无锡中国工商业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的做法和经验,建议在南通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分馆室内,分别有选择地设立沿革馆、撷英馆、科普馆、工艺馆、商贸馆(商贸一条街)等展区。

沿革馆展区内建议将近代工业历史展示延续至今。从1895年筹建大生纱厂至2015年,这120年间唐闸工业遗存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1.1895年大生纱厂始建至1926年张謇辞世的31年,为张謇弃官还乡、实业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划分,一般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结合南通的实际,可将截止时间延长7年,即到张謇作古。对这一段南通工业发展史,各分馆必须重点展示。2.1926年中共在南通地区设立第一个党支部至19492月南通城解放的25年,为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反抗压迫剥削、抗日救亡时期。这一段历史的珍贵资料可能还搜集得到。3.19501982年,这32年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艰苦创业时期。身在唐闸镇的工厂企业表现尤为突出,都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段历史大家记忆犹新。4.19832015年,这32年为深化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提高时期。这4个时期没有按照工业化进程来划分,而是着眼契合了南通的地方实际。不管怎么划分,有一点是基本的、共同的,那就是唐闸的产业链、社会链延伸发展,在张謇打下的基础上,不仅从未中断、从未放缓,而且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吸纳兄弟市办综合和各种主题博物馆的经验,充实后3个历史时期的内容。

撷英馆内,除了亮相奠基南通的先驱先贤外,建议亮相保卫南通的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亮相发展南通的先进人物、著名劳模,以彪炳生生不息、群星璀璨之势。

以上建议强调了在看待历史推力问题上进一步增进共识,要正确处理张謇弃官还乡、实业救国、奠基南通的丰功伟绩与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团结奋斗、为国争光、发展南通的辉煌成就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不可偏废,都应予以充分肯定,既不能厚今薄古,又不能厚古薄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謇,就没有唐闸;没有唐闸,就没有“一城三镇”的中国近代第一城,也就没有南通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再者,没有后人的持续奋斗,没有南通较早投身改革开放的洪流,张謇创下的根基就不可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未来唐闸近代工业遗存博物馆布展时,应花大篇幅突出近代、突出张謇,同时也要宣传现代,充分展示党领导下工人阶级被激发出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用这样的沿革史实进行布展,才是完整的、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商业开发

保护性改造利用工业遗存,特别是老旧厂房仓库、构筑设施等新建博物馆初始,争取政府财力支持,吁请有关方面捐献,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日久天长,一味盯着地方财政拨款,指望有识之士捐赠,而忽视与建馆同步进行商业开发,那将难以吸引客源、维持生计。要学习兄弟市经验,把工业遗产的潜力、特别是地方工业精髓挖掘出来,和与之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同步规划好发展好。从而使博物馆一开张,就能实行展商互动,为市民和游客创造亲自参与、亲自动手的机会,提供学习、娱乐、休闲、购物之最佳场所。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吸引更多游客,领略地方工业传统特色,扩大工业遗产知名度,同时适当创收、弥补经费不足。如可为油脂化工博物馆、造纸博物馆量身定制一套多媒体综合演示系统,全套高仿真的制皂制纸设备模型、制皂制纸流程演示多媒体,与触摸屏三者互动,为参观者再现肥皂、纸张制作过程,并延伸发展纸、皂等旅游纪念品业务,加深对当年油脂厂、造纸厂印象,使之成为怀旧休闲的场所。与建馆同步进行商业开发,还要自觉地与南通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打造未来工业发展的思想库和科技型现代博物馆。

筹建这样的主体历史博物馆绝非易事,不管哪个层级哪个方面,都要发扬张謇当年的执着创业精神和当代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共同为唐闸获得空间再生、文化再生、社会意义再生,成为提升南通市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动力量而献计出力。



神州画坛桃李芬芳


——记画家、美术教育家刘子美


张自强


刘子美,原名刘璇(19031983),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今通州区)骑岸镇西侧的岸西乡农家。从小喜爱画画,1920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第一代用师范(南通师范学校前身),1925年师范毕业后在母校附小任教美术,跟他学画的有赵无极(旅法画家)、赵凤翱(即名演员赵丹)等人。1929年,刘子美辞职,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画坛大师潘天寿、法国教授克罗多的亲授弟子。由于刘家清贫,经济困难,他不能在校寄宿,就在学校附近的尼姑庵内借住,和李可染同窗。他曾多次讲过这段辛酸的回忆:“在杭州艺专,只有我和李可染是最穷最苦的学生,而李可染比我还穷,我家还能带点粮食去,李可染从徐州家乡来时,从未带过任何食物。曾在一个学期中,见到他吃上顿没下顿。我俩住在一起时,就将我的口粮和他一起自炊,为了节省粮食,商议一天吃两顿。以咸菜、萝卜佐餐。每次随老师外出写生之时,我俩抽时间搞些野菜。有些同学说我俩‘江北佬’喜欢吃野菜!其实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但在作业评比或考试时,我俩均是全班第一、第二名,并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厚爱。”刘子美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深得潘天寿等老师喜欢。可惜家中突然遭受火灾,致使贫穷的他雪上加霜,无法再继续学习。辍学回通后,刘子美先后在南通乡村师范、省立如皋师范、女工传习所、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南通师范等校任教。


1949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北部队中的部分干部调往苏南军区,还有些干部抽调随大军南下。根据形势的需要,苏北军区领导决定,广收人才,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工作。5月初,军区派宣传部姜旭部长、丁祖良干事和我等人,前往南通招生,先后招收了百余名同志。在6月的一天,我来到泰州一条小巷的战士画报社驻地,进了小院,听到带有乡音的讲话声,进门一看,是刘子美,他身穿一套细布的黄色新军装(当时,连排级干部穿的是粗布军装),与两三位同志讲素描。我用南通话和子美先生打招呼,在场的人都听不懂我俩说的什么话。这才知道子美先生和丁祖良干事原是亲戚,是姜部长邀请他来的。现任《战士画报》社的主任。他在画报社工作期间,曾创作一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环画,刊登在画报上,以此对战士们进行纪律教育。


20世纪50年代,南通市文联召开代表大会时,刘子美当选市文联副主席,又任市美术书法协会主席。自此以后,他除教学工作以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全市的美术书法指导工作。一些对美术、书法的爱好者经常登门求教,他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时,提笔作画,以此示范,讲解技艺,使来者弄懂为止。对个别初入门的爱好者,亦是手把手的教导,从不厌烦。而他自己起早带夜勤奋创作,一幅幅作品,不断从他居住的范家花园内的两间陋室中问世。


1966年,北京、上海的所谓“红色风暴”刮到江城。噩运笼罩着刘子美。一天下午,有五六名身穿军装、带着红袖套的不速之客冲进我家,开口向我们要刘子美的一幅画,要作为打倒他的证据。(这幅画,是我在端午节上午去看望刘子美时,乡下有个亲戚送来一只大公鸡,刘子美家大媳妇拿刀刚要杀鸡,他叫她等一下。当即铺开宣纸,提笔即兴作画,当鸡画好,又将地下几个大蒜头照样画上。我在一旁说道:“画得太好了,活像个真的!”他说:“美展向我要画,就将它送去,以后给你挂挂。”后来,他将此画送到我家。)哄走这帮年轻人后,我即将此画烧掉,销毁“证据”。


20世纪70年代初,常有原地、市委“靠边站”的领导人及他的几个学生去看望,凡有人向他要画,就当场作画,或把已画好的画儿送人。还有一些社会青年来,请他教书法、刻图章,总之,从早到晚颇为忙乎。


1976年春天,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刘子美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啊!”还说:“我要画一张好画,对总理以表寸心!”光阴似箭,事隔3年以后,国庆节这天去看望他,一进他家的门,他热情迎接、泡茶拿烟,特别高兴。他从里房间拿出几层报纸裹着的画轴说道:“看看这画怎样?”于是小心翼翼地拉开画轴展示,前面一侧画的半棵古老的松树,后面画的一棵挺拔的白皮松,在树根处长着3棵灵芝草,画面一侧中间仅题“长青”二字,下面是先生的名字和19799月,盖有两方小章。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刚劲有力,令人惊叹,爱不释手。我也不知见过他画过多少画,但从未见到如此极品。当把画轴卷好,他深情地道:“这3年以来,反复思考,画幅好画纪念周恩来总理,表示心意。为这件事,也不知画了多少底稿,总不如意。就在上月,听家里的喇叭讲的,又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如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认为有了邓小平同志当政,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国家定会兴旺发达。我即兴提笔就画,连底稿也没有,也就画成了。”他给我讲了这幅画的构思、涵意及用笔、布色等,显得很高兴。他侃侃而讲,我也插言不上。当我告别时,他说道:“我你相处也有30年之久了,今天,我将这幅画儿送给你做个纪念,也算一份情意吧。”把画轴包裹塞到我的胸前。这幅画实是他老人家的一颗心啊!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方面形势好转。1981年端午节,路过三元桥时,看到有三四人在刘子美家,于是我也走了进去。他见我就搁笔说:“你看,他来硬要我画。”我说:“人家喜欢你的画儿,就画啊!”他说:“你就在这里吃中饭吧,一早,人家送来一只乌骨鸡,我妹妹已经烧好了。”我笑着说:“今天过节,家里等着我呢!鸡子我不吃,你就画张鸡给我,为了你那张倒霉的大公鸡,吓得我夫妇俩一夜睡不着,你应该赔我一只鸡。”他也笑着对一旁的人说道:“你等等,我先赔他的鸡。”提笔就画,大约抽一支香烟的时间,就画好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乌骨鸡。他对画看了又看,笑着说:“此画放在这里七天,再给你。”我想他的画是放不住的,要画的人太多,就说:“你在画儿上写我的名字。”他随即题了名,又盖上五方图章,然后将画夹在房内的蚊帐上。事后多天,我也把这画儿的事情忘了。一天,路过刘子美家门口,他叫我下车,又从房内取出画轴说道:“我对这张乌骨鸡是比较满意的,拿到工艺美术研究所裱了一下,不肯收我的钱,我硬塞给他们4元钱,你现在就带回去挂挂。”当我将画拿到家中挂着欣赏的时候,忽然想到,天下那有这么巧合之事呢?15年前的端午节,子美先生画了只大公鸡;15年后的端午节,他又画这张乌骨鸡。画的两只鸡,都是难得的精品,可两只鸡有它们不同命运啊。


不久,王个簃先生专程到南通向市政府赠送书画。同来的有曹简楼、曹用平先生和王个簃的家属。一天下午,我接到与市国画院副院长贾佩峰参加为王个簃送行的晚宴通知。当晚,便和贾佩峰同往文峰饭店,并携带刘子美给我的一幅乌骨鸡画轴,给王个簃看看。因为和他相交30余年,老人厚道可亲,对后生又很爱护。他和二位曹先生反复观看,大加赞扬,问我:“此画给带去上海好吗?”我马上应允。同年底,王个簃要王待将画轴送到我家。展开后,看到上面题了字:“绘影绘声更绘情。辛酉重阳节,喜读张自强同志珍藏子美老兄精心妙品,反复展观,如饮醇醪,王个簃八十有五岁。”上面还有曹简楼、曹用平的题名。后来,刘子美又送我一幅尺页,上画彩色牡丹,并未题名盖章,他说:“历代有许多无名氏的画儿,我这张小小的尺页,也算是无名氏吧!”


刘子美作画甚多,我曾问他,可记得大约画了多少幅?有哪些得意杰作?他怎么也回忆不清了,只是说,有幅《樱络松》,曾被《江苏教育》杂志作为封面,后又被《人民日报》副刊登载,另有一幅《孔雀图》,南公园招待所请他画的。当时,由于没有买到八尺宣纸,就用两张四尺宣纸拼成,又因没有大画桌,而是在地上作画的,先后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才完成的。这幅大画,后来再也未见到过,“孔雀”不知飞向何方?他一生中画了许多佳作,可他自己还认为不多。可见,他对艺术追求的境界之高,也说明他的谦虚精神和崇高的画德之所在。


他曾多次和我谈起南通市书画艺术的前景。他认为,南通这块风水宝地,明清以来,画家方面出了不少名家、大家。近代,又出了许多名家。展望书画艺术之未来,定会人才辈出。他曾讲:“就我所接触的年青人,有些人将是书画界的脊梁。”“画院的沈启鹏、吴永康、余曾善等人,如此用功,勤奋好学,将是大有作为的人。”“像苏子龙、张晏、王树堂等等,对书法篆刻专心致志,是难得之人才。还有唐家闸的陈云,骑脚踏车到我家来,我只讲了几句,她就能心领神会,聪明透了,我看她将是书法界的巾帼英雄。南通定会出现一大批书画家……”还讲:“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崇川福地,历来文人荟萃。当今的社会和各方面的条件,和从前相比,天地之别也,对从事文艺的人来说,是再好没有了!一定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


刘子美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曾在通中、女师、通师等学校任教。他担任的课程,认真负责,对任何学生,一视同仁,爱护之至。在数十年教师生涯中,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学生之多,可谓“桃李满天下”矣。一次,南通的3位著名画家范曾、袁运甫、袁运生教授,回家乡联合举办作品展览,有关单位举行座谈会。子美先生因身体欠佳,行走不便,由家人搀扶而来。3位画家见到,急忙离席,迎之门口,鞠躬致敬,高声叫道:“老师好!”上前扶着刘子美台前就坐。他们虽不是他的学生,其对长辈之敬意,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当今世界公认的“十大油画家”之一赵无极在“文革”前,几次从法国巴黎来信,向老师问候,终生不忘老师的教导和恩情。又有一次,我在刘子美家闲谈,见到一个从国外寄来的包裹,问之何物?他说:“是一个旅居美国的学生,现已成了名,他想我啊,就寄来一些画画的洋颜料。”在他教育和指导下的弟子,英才辈出。


1983621,刘子美因病逝世。南通市文联、南通师范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刘家亲眷、生前好友,城区、郊区及六县的教师400多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他的学生,大多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颇有成就。刘子美真可谓桃李芬芳!



许德忠


说起南通的缸爿,大家应该不陌生,它是南通人心目中最普通不过的一种传统食品。


缸爿这个读音,让外乡人听起来,似乎说的是“钢板”。音同,字不同,意也不同。“缸爿”是南通人对陶缸被打破后的碎片(状似菱形)的俗称;名为缸爿的食品,取名独特,形状怪异,口味极佳,深受人们的青睐。缸爿在民间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倭寇曾于明代入侵掘港时,当地乡勇赶紧集合备战出击,这时领队对其中一人说,你快去把缸爿拿来分发给大家,只有吃饱肚子,才能有力气痛杀倭子。没料到,这一信息却让倭子的奸细听到了,他连忙溜到倭营报告,说掘港人本领了不得,他们个个都在吃“钢板”,吃了“钢板”就来和我们打仗。倭子头目听了,吓了一大跳:掘港人竟能吃“钢板”,我们岂是他们的对手!便立即命令撤退。


六七十年前,人们漫步在南通的大街小巷,濠河内外,处处都能闻到缸爿的香味,常常诱惑那流口水的小孩驻足炉旁观看,直等到大人买两块才离去。小时候,我常跟着母亲起早更进城卖草鞋,她总要买两块缸爿给我当早餐。当时早点中只有缸爿最便宜,大约5分钱两块,半双草鞋钱。记得那时,我们队里有个黄师傅,他是专门开缸爿店的。解放前,他在城里开过缸爿店,不久,想赚大钱,他又跑到上海开缸爿店。他做的缸爿,人人都夸好吃。他的手艺很讲究。他说,首先要砌个好炉子,优炉可出佳品。他采用的是镇江的“锅箱”,做炉胆最佳,质优的木材做炉壳,保温性强。砌炉时,用南通产的双料条砖(忌用耐火砖),并用耐火泥砌炉子。用这些材料砌成的炉子,保温性好,容易调控火候;他对缸爿制作也有讲究,从面缸里用刀切下一块已发酵和好的面块,放在操作台上,用手揉压拉长,再用擀面杖来回压碾,使其延展变平、变薄,并擀成拃把宽(张开大拇指与中指的间距)、庹把长(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5尺)。接着,在长条面块中央浇一层素油,并撒些细盐和葱花,然后,把两边的面先后折向中间形成三层,并扞压平整,再用刀斜向切成菱形块,并在上面刷上一层糖粞,再撒些芝麻。对芝麻的处理也有一套程序,应在水里淘一下,洗去灰尘细屑,再晒干。芝麻有三层皮,不搓掉不香。烫酵也很讲究,温度要高一点才好吃,揉好酵后,还要试一下酸度,兑碱中和使其不酸,不得(粘)齿。贴前,要用潮布把炉膛内壁上的烟尘炭灰上下左右多次来回擦抹干净,否则,贴不牢,易掉落。或贴的一面呈焦黑斑块,很难出售。开贴时,黄师傅手巧灵活,将一块块缸爿有序而快速地贴到内壁上,从未脱落一块。烘焙时的炉温也有讲究,温度过高,就拿不下来,过低就贴不住,所以一般用文火慢烤,火大了会出现面焦内不熟现象。每回烘一炉约几分钟,新鲜可口的缸爿就可出炉了。个个形佳味香,细细品味时,三层滋味各有不同,面层色黄中带点枣红,香酥微甜,中层似薄薄的海绵,咬在嘴里绵软易化,带点微咸味,底层脆而不焦,口感尤佳。


如今,南通城的早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各取所需。然而我们这些南通的老年人,对传统的早点缸爿仍情有独钟,缸爿包油条,口味更佳。


梁 灵 光


与我的一次深情交谈


常广源


我的童年,梁灵光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家乡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广为流传。当地人民说:“灵光,灵光,打小日本鬼子真灵光。”那时日本鬼子与汉奸走狗都怕他,而人民群众却喜欢他,拥护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抗日英雄,是我的偶像,我总想有一天能见到他。2000年的10月,原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携秘书小刘来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南通故地重游,并向南通市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赠送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梁灵光回忆录》一书。1015日下午,我去南通文峰饭店专门拜访了梁灵光同志,终于实现我几十年的夙愿。


第一次见面,只见他虽已满头银发,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见面后,梁灵光让秘书小刘给我沏上一杯茶,然后与我坐在客房的沙发上交谈起来。当他得知我是东台市三仓镇人时,老人家显得格外亲切,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他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南通与东台地区战斗过的许多往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被日本强盗蹂躏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梁灵光放弃在马来亚的优厚生活与安宁,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3710月上旬,他从马来亚启程,经香港乘海轮回到上海。1938年春节刚过,他来到苏北淮安,参加了抗战支队。19385月,他随抗战支队到达如皋,在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崇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19408月,任如皋县县长。194011月,他24岁时,被任命为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任刚接管旧政权的县保安旅旅长。194310月,他被任命为苏中第四行政公署专员。1944年冬,第四行政公署转移到老根据地东台县三仓河地区,继续抗战。194512月成立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公署〔下辖崇明、启东、海门、南通、如东、如皋、紫石(现海安)、东台、台北(现大丰)、泰县、泰兴、靖江等12个县,总人口有700多万〕,他任副专员。


在苏北地区抗日斗争时期,他与韩念龙、吉洛(姬鹏飞)、粟裕、陈丕显、陶勇、钟民、沈佩华、洪泽、管文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南通地区的地下党工作者李志刚、吴沐初、顾尔钥、江庆曾等同志,一起坚持艰苦的对敌斗争,并取得许多重大的历史性胜利:在反“清乡”、反“围剿”斗争中,组织群众挖公路,烧篱笆;在打击汉奸走狗顽固派的斗争中,发动群众捉汉奸走狗;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做好策反工作,争取伪军政人员起义,参加抗日斗争;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地方财政税收征管工作,确保战时经费需要;组建农抗会、妇抗会、青年与儿童团组织;指挥和参加各种军事斗争等。直到1945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梁灵光和南通与苏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


正当中华民族沉浸在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喜悦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又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梁灵光和九分区全体指战员与人民一道,又投入了自卫反击战的战斗。19468月~19478月,分区司令部广大指战员,共发动大小战斗218次,打死、打伤、俘虏敌人大队长、副营长以下4217人,缴获60炮一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91挺和大量的枪支弹药。


19481月,为配合华野十一、十二纵队,围歼盐城地区国民党反动派7600人的战斗,九分区的七团、八团,主动发起了攻打“石港”“岔河”的战斗,共歼灭敌人26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800余支。两场战斗均受到了华中军区指挥部的嘉奖。


梁灵光在任九分区司令员兼九专署专员时,一手紧抓军事斗争,一手抓根据地财政税收工作,保证了前方主力部队战斗经费的需要,194610月~19476月,九分区上缴苏中军区华中币8.5亿元,黄金4300两,银元160枚,法币2.4亿,关金券209万元,转账经费16.5亿元,皮棉3500担,公粮18万担,公草1759万余斤,为前方主力部队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


接着老人家话题一转,谈起了在东台三仓河的往事,他说:“1944年冬,我们四专署在三仓河(现三仓镇)举办了第一期文教研究会,到会的中、小学校长、老师有250余人,研究会历时45天,我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研究会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成功。后来又继续举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教育骨干,也为提高根据地的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广大教育工作者在那艰苦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适应斗争形势的游击教学方法。即:敌人下乡‘扫荡’时,老师就带着学生跑,敌人‘扫荡’完回据点了,他们就回来。这种分散集中,集中分散的教学方法,后来被根据地各地广泛采用。它打破了固定正规的教学模式,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和‘扫荡’。把学校办到群众之中,老师不仅要教育好学生,还要做好所到之处群众的宣传工作。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宣传队。广大师生结合当时的战斗形势,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许多学生,通过学校的革命教育与培养,后来都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5310421,我们在东台三仓河地区,召开了抗日英雄模范庆功大会,在会议期间,整个三仓河地区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为了纪念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苏中四地委、四专署、四分区部队党委研究决定,在三仓河地区修建一座烈士亭。当时我任四专署专员,具体抓了这项工作,后经过5个多月的施工,于当年秋天建成,并由我题写了《烈士亭》3个大字的匾额。同时由四分区司令员张震东、政委卢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符确坚和我4人联名撰写了碑文。”


“同年8月,苏中四地委又在三仓河召开了总结大会,并通过了《第二年反‘清乡’斗争阶段性胜利的局部总结》等3份材料。大会期间,我们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于是地委决定总结大会提前结束,各地的负责同志迅速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去,做好接管伪政权和收复失地的工作。至此,苏中四分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长期艰苦的浴血奋战中,梁灵光同志与南通和苏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根据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交谈结束后,老人家热情地将他在广州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我,并说:“如你有机会到广州,欢迎到我家来做客。”我起身向他表示了真诚的谢意,带着浓浓的情意告辞。


十几年过去了,梁灵光与我交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并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更


《江海春秋》2015年第1期第7页倒数第1011行“1944107,日宪兵特务在严家灶围捕群众二三百人……”年代有误,应为“1943107”。

江海春秋编辑部


我心中的人生


周通生


人生是人一生的经历和价值,也是指活着和怎样活着。活着是岁月,怎样活着是痕迹,人生就是岁月的痕迹。这痕迹是自己刻写的,也是留给世人评说和品味的。


人,誉称为天之骄子。《易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来到世间实属不易,走完一生很不易,走完有价值的一生更加不易。


我以为有价值的人生是“三成”的人生。即成人、成功和成熟。


所谓成人,是指要成为世人能接受的人。即能生存、能薪火相传的人。其基本要求是三项一是身体健康,二是自食其力,三是奉公守法。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成员,一辈子辛辛苦若,但时常也会自得其乐。世人皆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此愿实属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在追求最好时,要紧的是要避免最坏的。故而成人最为紧要,最为基本,切莫粗心大意,更不能舍本求末。


所谓成功,是指人一生中的亮点。这亮点就是实现目标后所获得的满足感或是社会的认可度。让许许多多的小成功积累起来,就是人生的成功。无论是谁,既不要把成功看得太遥远,也不要把成功看得太容易。要想达到成功,既要有境界和目标,还要有实现目标的努力和毅力,马云说:只要坚持就会获得成功!


成功的基础是成果和成绩。所谓成果就是人生中劳动或工作的果实,这是人的一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它不是成绩,只有经过社会,主要是你的主管或主管部门认可了的成果才能称之为成绩,或叫实绩。人的生存价值在于成果,而社会价值在于成绩。一般说,成果好,成绩会好。但成绩好而成果平平的情况总会屡见不鲜。这是为什么呢?殊不知成果必须经过转化才会成为成绩,这个转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有怨气、有牢骚,这怨气、这牢骚的根源大概出于把成果和成绩混为了一谈。而真正成功的人既重成果,也重成绩。


成功还有大、小之分。自己成功,哪怕质量再大,也在小成之列。若是自已成功,还尽心尽力帮助他人成功,方为大成功。人生的真谛是成就他人,能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则为伟大。


所谓成熟,是指一种心境、一种胸怀,这就是智慧。可以说它与年龄、阅历、知识的关系并不密切。智慧在佛教中称般若。所谓般若,既不是“大凡大俗”,也不是“不凡不俗”,而是“超凡脱俗”。人对世界和生命的本源、本性的了解,做到心体无滞方有智慧。因此有智慧才能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对财富有根本的认识,也才能在生活、工作中追求美好和接纳残缺。佛教将智慧称为第一境界,也称万法之母。事分三种:一种用力气做,另一种用脑子做,还有一种是用心去做。后一种做法才能“超凡脱俗”。


要做到“超凡脱俗”,一是要律己、责己,时时洗涤心境,刻刻以真诚相衡。古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者,为人之本,亦是智慧之源。二是要容人、宽人。虚怀即智,智在容人;修养为慧,慧必宽人。宽容是厚德,厚德则可载物。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象朱剑老书记著文《我的人生感悟》中所说,不计较小事、不计较小人。三是看淡得失。多与少、得与失从根本上讲并无差别。俗话说,七十岁官大官小一个样;八十岁,钱多钱少一个样。人生的根本差别在精神、在境界、在智慧。一个人若能做到无怨、无悔、无愧、无憾,那就是高境界、大智慧。


成熟靠智慧,智慧在修炼。只有通过人生的历练,包括艰辛的付出,难以言状的痛苦,甚至遭受屈辱和打击,才能不断增长智慧之心。对于一个人来说,成熟只是一种方向,一种要求,成熟是相对的,只有比较成熟,没有完全成熟。


这,就是我心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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