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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6年06期

发布时间: 2017-01-09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6年06总第168期


目录

 

纪念苏中七战七捷70周年座谈会召开

叠石桥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 茅建华 赵永根

夫子庙里造电机 / 贾涛根

从寺街走出的国学大师——徐益修 / 吴 莹

黄埔军校里的海门人 / 俞茂林

苏中特区的红色心脏——吉庆镇 / 周金国

山水相依的五山歌谣 / 严金凤

张謇与孙中山交往二三事 / 陈有清

宏观调控或自由竞争?

——张謇与孙中山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 孙崇兰

文人笔下的如皋美食 陈根生

三十而立今古情

      ——主编《南通今古》杂忆  / 钱泽麟

一部具有浓浓“海味”特色的县志

      ——读《如东县志》有感  / 陈 红 何惠斌

袁绍昂其人其著考 许春燕

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出版 / 通 

2016年度全国地方史志期刊编辑培训班在南通举行 / 周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张亚青、副主任万建清到南通调研

“史志大讲堂第二期成功举办 / 通 史封

今古三十年 /  炎 封 面

 

 

纪念苏中七战七捷70周年座谈会召开

 

1946年7月中旬,华中野战军为了抵抗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后为李默庵)向苏中解放区的大举进犯,在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指挥下,19个团3.3万人先机制敌,于7月13日发起苏中战役,连续取得宣泰、皋南、海安、李堡、丁堰、邵伯、如黄路七次战斗的胜利,共歼敌5.3万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苏中战役是人民军队在内线作战的著名战例,同时起到了战略侦察作用,也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

2016年是苏中七战七捷70周年。11月15日,纪念座谈会在海安县召开。中央和省有关部门领导,老一辈革命家后人,南通市、海安县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龙新民,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裕将军长子粟戎生中将,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万建清,南通市委原书记朱剑应邀到会讲话,南通市委常委、南通军分区政委苏西群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海安县委书记陆卫东致辞。老一辈革命家后人管新凯、姬巧玲、姬军、严晓燕等,南通市、海安县各界人士代表参加活动。现将有关讲话、发言节选如下(按发言顺序,有删节,未经本人审核)。

 

 

海安县委书记 陆卫东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苏中七战七捷70周年座谈会,缅怀革命先烈,学习先辈精神,继承光荣传统,推动时代发展。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海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海安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今天,我们重温苏中七战七捷的光辉历史,就是要继续发扬七战七捷的伟大精神,牢记党的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十三五”发展宏伟目标不断开拓进取。

  我们要继续学习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大局意识,把握全局,聚焦中心、统筹协调,就像当年苏中七战七捷那样,一仗一仗地打,一个一个地突破,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再创一个发展的“黄金期”。我们要把勇于创新与求实精神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遵循经济规律,坚持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抓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建设工作的落实。我们要大力发扬七战七捷紧紧依靠人民的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地团结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迸发创业热情,用自己的汗水,去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弘扬苏中战役中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险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模范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准则,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为群众树好样子。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苏中七战七捷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顽强拼搏,锐意进取,不断把海安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在“十三五”的新征程上实现新的“七战七捷”。

 

南通市委原书记 朱剑:

 

苏中七战七捷发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而且主要在南通地区展开,海安则是当年组织领导七战七捷的华中野战军指挥机关所在地,今天在这里召开纪念座谈会有特殊的意义。

70年前,面对强敌,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从7月13日至8月31日,连续作战七次,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高度赞扬!这个战役,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辉煌的篇章,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未直接参加苏中战役的战斗,只是经历过战役前前后后。1946年初,我作为中共南通县委秘书处干事,参加县委领导的惩奸除霸斗争和动员组织群众的一些战役保障工作。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当年我党华中一地委(即本地区的领导机关)提出了深入发动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力争在8月底前完成土地分配。6月,我被抽调参加县委土改工作队,驻金沙乡,做发动群众工作。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然后发动了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新的全面内战。在苏北,国民党反动派于长江沿岸集结重兵,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首当其冲,战争迫在眉睫,土改工作必须抢在敌人大规模进攻之前完成。对尚未开始分田的乡村,南通县委组织力量突击进行分田。应该说,整个1946年上半年,南通县与苏中地区其他县一道,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是在当年的7月中旬,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共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此时,县委坚决贯彻了“乡不离乡,原地坚持,独立游击,配合主力作战”的指导思想,紧急动员,坚守原地,进行自卫战争。在“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翻身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民兵组织,全县新发展民兵2万多人。全县抢在敌人进犯前开展并完成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进犯苏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打响了苏中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

苏中战役虽然不在南通县进行,但我们天天听得到枪炮声,嗅得到火药味,处在战争的氛围中。

在苏中战役期间,南通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动员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支前。通过土地分配,群众把保卫自身利益与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紧密结合为一体,贫苦农民踊跃交纳公粮,积极参军参战,支援人民军队。县委召开了参军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提出了“打倒蒋介石,保田保家乡”的口号,全县参加主力部队的有3800余人,为苏中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战斗进行期间,我曾参加南通县人民慰问团到战地慰问,看到了许许多多我军指战员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烈士们、伤员们的英雄形象,至今仍铭记脑际心间,终生不会忘却,成为我与苏中七战七捷最初的渊源——直至今天仍会触景生情……

南通革命史上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值得纪念,值得宣传。作为生于南通、一直在南通工作并曾负责全面工作的南通人,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江海平原大地上的红十四军斗争、抗日反“清乡”斗争胜利、苏中七战七捷,是我党领导的南通地区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三大丰碑,是江海文化重要的红色基因,应当认真研究、大力宣传、永远纪念。

苏中七战七捷,是南通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已永远载入中国民主革命史册,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京军区、江苏省委、省政府在海安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召开纪念大会,我作为南通市党政主要领导人主持相关活动。以后的50周年、60周年纪念,我都参加了。今年是七战七捷70周年,我又有幸再次来海安参加纪念活动,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今天我们纪念苏中七战七捷,是对党领导的光荣历史的崇敬,是对先贤们、先烈们牺牲奉献精神的缅怀,是表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苏中七战七捷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苏中战役的胜利,华中野战军伤亡1.6万多人,还有不少参战民工献出了生命。他们中很多是江海儿女,其中有我的同事、同学、战友。作为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对苏中战役的一次次纪念,有着深切的感受。

我们希望这种纪念永远继续下去,更希望将先烈们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坚决践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要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现在,我们南通和全国一样,正进入实现全面小康的新时期,正在贯彻执行市委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各级党委也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学习党的历史,用好丰富的党史资源,对增强我们的党性,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并从中汲取团结奋斗的力量,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在这里表达一个共同愿望:让我们的先贤们先烈们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中将 粟戎生:

苏中战役如果仅就战果来说,可能比不上解放战争中后期的那些大战役,但从重要性来看,确有它的特殊作用和意义。在战役前,粟裕建议毛泽东调整了在解放战争初期原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在战役中,初步探索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新规律,发展了我军传统战法在解放战争中运用的新形式,战役胜利的实践,充实丰富了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完成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侦察任务。

按照我对“七战七捷”的学习理解,按照“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筹谋战区作战”“以神机妙算的谋划指挥战役行动”“用作战胜利的实践丰富军事原则”“是能攻善守的部队快速机动歼敌”“是人民群众的支援保障战役胜利”五个方面来认识这个战役。我们纪念研讨这次战役,既要缅怀先辈的光辉业绩,更要激励后人的思想品德,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做法。

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筹谋战区作战”“以神机妙算的谋划指挥战役行动”来看,要想做好工作既必须胸怀全局去思考谋划,又必须立足局部去扎实工作。任何一个局部都是全局的组成部分,为了对全局有利,就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自己的局部应该如何动作。这就需要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勇气。粟裕就是有这种精神和勇气的共产党员。他唯实不唯上,勇于担当,提出建议要在苏中解放区前沿试探性歼敌的构想。这个建议不同于毛泽东原定的敌进我进,战争初期就以我军主力打到敌占区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方针。为了求得全局的最大利益,粟裕又敢于担当,对上多次详细阐述理由,最终让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调整为“先在内线(解放区)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敌占区)……”战役过程中,粟裕又以神机妙算的指挥,确保了战役的胜利。七战胜利和后来若干战役的胜利都证明,粟裕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的干部要正确理解什么才是与上级保持一致。只唯上不唯实绝不是真正的与上级保持一致,只有只唯实不唯上,努力求得全局的最大利益,才是真正的与上级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只唯实不唯上、胸怀全局又脚踏实地的精神,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好本职工作。

从“以神机妙算的谋划指挥战役行动”“是能攻善守的部队快速机动歼敌”来看,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参战部队勇敢顽强,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七次战斗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都是根据一个战役指导思想来谋划的。这就是着眼于战争初期的作战要求,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七次连续作战,都始终贯彻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目标和作战方法,所以次次取得胜利。在短期内七次连续作战,这对参战部队的作战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七次作战,有五次进攻,其中一次城市攻坚作战、一次道路伏击作战、两次村镇突袭作战、一次行军遭遇作战;有两次防御,一次运动防御作战、一次阵地防御作战。各部队攻如猛虎、守如泰山,连续作战、长途奔袭、攻防转换,都能坚决完成任务,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不愧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我们当代人要学习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工作方针的态度,要学习他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从“是人民群众的支援保障战役胜利”来看,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共产党的政策是为人民翻身解放的,解放军的作战行动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们自觉自愿地支援部队作战。在那个年代,党群一心、军民一心、干部百姓一心,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这些年,有些领导和干部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做不到上下一心了。近年来,习主席拨乱反正,要求我们“不忘初心”,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要学习前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落实。也希望纪念馆通过回顾历史,展示历史,归纳历史,成为教育干部、党员落实习主席指示“不忘初心”的先进教育基地。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中将 李殿仁:

70年前,在解放战争初期,粟裕等老一辈军事家在苏中解放区面对来犯之敌导演了“七连战、七连胜”的精彩战争活剧;70年后,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一方面总结“苏中七战七捷”内线作战的特点,充分认识这一战役对于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作战的军事价值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缅怀粟裕的丰功伟绩,要学习他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战方针,敢于担当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这为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领导同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苏中战役是我华中野战军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内线自卫防御战,也是全国解放战争初期重要的战略侦察战和正规运动战。打内线防御战,对粟裕这样的高级指挥员来说,并不陌生。红军时期的反“围剿”战斗中他打过,抗战时期的浙西反顽斗争中他也打过。毛泽东创造的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是我军面对强敌压境时进行内线防御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也是为战争实践证明的有效战法。然而,在苏中战役中粟裕却没有沿用这一战法,因时、因地、因势地选择了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为作战地域,创造性地指挥了苏中内线防御作战。纵观整个战役,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发挥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我苏中部队虽然兵少、武器差,但粟裕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凭借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弥补了我军物质力量不足,充分发挥我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使这种客观优势在战役进程中转化为战场优势。

天时在于敌我态势变化以及稍纵即逝的战机对我内线作战有利。苏中战役发起时,虽然总体上我军与敌人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弱势,但是与红军反“围剿”时期相比,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尽管以12万之众对我苏中3万兵力发动进攻,但在我内线前部地区,敌正在实施战略展开,兵力部署尚未到位,优势尚未发挥出来,粟裕捕捉到这转瞬即逝的战机,及时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打几仗,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则极为重视这个建议,回复“现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这也正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实际运用。

 

地利在于华中野战军熟悉苏中地形对我内线前部作战有利。华中主力1师、6师长期在苏中一带驻军打仗,对地形道路、民情风俗十分熟悉,第7纵队更是由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上升的,对在河港交错、村落密布的半水网平原地区打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处战地者佚,后处战地者劳”,相比我军的主场作战,国民党军则是客场作战,远道而来,又不熟悉地形,这也为华中野战军创造了内线作战的地利条件。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时期,根据地多为丘陵山区,纵深宽大,利于回旋,所以具备“诱敌深入”的地理条件。但苏中则不同,多为平原,纵深地区狭小,海安以北就是水网,海安东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地形条件和支前力量都不如前部地区,因此诱敌深入条件不足,以解放区前部为战场对我更为有利。

人和在于华中解放区坚实的人民战争基础有利于我内线作战。首先,便于补充。我华中3万主力集结,每天需要粮食约10万斤;伤员安置、新兵补充也需要良好的后方基地。如果部队远离解放区,必将给作战带来巨大困难。其次,便于转兵。打运动战,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机动。这要求要有尽可能好的转兵条件。苏中前部地区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配合作战的经验。苏中战役的百里战场,对于我军来说,村村是粮站、户户有柴草、乡乡出担架、人人忙支前。

二是善出奇兵机动制胜。善出奇兵,机动制敌是苏中战役的另一大特色。

奇兵之一,攻击选点好。首战宣泰,是一着奇兵。当时苏中前部地区,国民党进犯军有四路,中一路宣泰之敌是整编83师,是强兵同时也是骄兵。作为蒋军嫡系,该师全美械装备,抗战后期曾远征缅甸,战斗力较强,气焰狂妄。苏中战役首次战斗就选择居中的宣泰之敌,吃了这一路,敌之两翼间隔就扩大了,对我以后转兵用兵,余地较大。更有奇者,粟裕还决定撇开敌之先锋,先机制敌,打83师出发地,攻其不备。首战不同凡响,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美式装备。全军军威大振,军民信心大增,为以后的仗打下了基础。

奇兵之二,攻击时机好。四战李堡前,敌为我主动撤出海安所麻痹,分兵东进,占领李堡后又令新7旅从海安接替105旅在李堡的防务。这就给我军以攻击时机。粟裕当机立断,集中1师、6师和7纵攻点打援。在敌两个旅各率一个团交接之际,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交防之敌电台、电话刚拆,接防之敌电台、电话尚未架好,仓皇之中无法向外联络。新7旅副旅长率一个团仍按原计划东行,进入我预伏地带,亦被全歼。此战斗共歼敌9000余人。

奇兵之三,攻击手段好。五战丁林之后,扬州之敌为配合西线蒋军进攻我华中首府淮阴,由25师沿运河北上攻击我邵伯镇。为解邵伯之围,同时也为调动敌人,进一步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我3万主力以大踏步机动作战手段,直插敌封锁圈中心——泰州。沉不住气的敌人以为我要收复如皋,急从黄桥调99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守敌也派一个团出来接应。敌人被调动出来,我军展开第七次战斗,歼敌两个半旅1.7万人。

三是灵活转换使用兵力。运动战是高度机动的野战,战场敌我态势瞬息万变,这要求指挥员在战略指导上牢牢掌握战机,把握主动权;在战役指导上控制机动兵团,保持拳头优势;在战术指导上善于应变,就地转换兵力。苏中战役出色处理好了三个用兵关系,保证了战役的全胜。

战略集结和保持机动的关系。我军兵力尽管在战略上比起进犯的国民党军是劣势,但运用得好,在各次战斗中造成了局部优势。粟裕高度重视野战主力的集结,更重视机动态势的保持。其关键就是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不拘一点一地固守。我在给予进犯之军以重大杀伤后,断然撤出如皋、海安,部队轻捷万分,高度机动,踏开了奇袭李堡,突进丁林,截战如黄路三大步,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主角和配角的关系。在运动战中,野外围歼当然是主战,但也不能忽视阻击、牵制、固守防御的配合。苏中战役中,粟裕巧妙将两者结合,同演“一台戏”。例如,先有三战海安的运动防御才有四战李堡的运动歼敌;六战邵伯的固点守备与七战如黄路也是相得益彰。而在一战、二战、五战中,在分区部队和民兵武装的阻击配合下,主力部队才得以形成铁拳,汇成强大的攻歼力量。

部队投入和速决歼敌的关系。运动战的实质是机动兵团的力量和智慧的对抗赛,每次战斗兵力投入和歼敌关系甚密。苏中平原地区,交通发达,机动性强,不战则已,欲战必速。打僵了,有时会连战斗都撤不出。苏中战役七次战斗中,除两次固守防御是以少对多外,其余均是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机动和抗衡,“我专而敌分”,迅速造成三打一、四打一、五打一,甚至六打一的格局,没有发生战斗胶着,实现了速决歼敌。

苏中七战七捷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重要价值和伟大意义。

首先,苏中战役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蒋介石叫嚣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仰仗美国给予的全副新式武器装备向我解放区大军压来。在兵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迎战四倍于我之敌,压力之大可以想见。但是面对强敌我军奋起迎战,连战皆捷,顿挫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坚定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

其次,苏中战役带有战略试战和战略侦察的性质,使我军明确了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主要战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战,苏中战役为我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扭转了整个华中解放区南线战局的形势。尤其是通过苏中战役,中央军委、毛泽东确立了解放战争初期“内线作战,存人失地”的战略,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交战双方力量发生明显变化:至1947年6月,国共军队总兵力比从3.4下降到2.1,其中正规军兵力对比更是从3.3下降到1.5。同时,国民党军需要大量军队巩固新占领区,机动兵力对比已经处于劣势了,这对而后战局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苏中战役进一步丰富了我军灵活的战法。世界各国军事家,特别是专门研究粟裕军事思想的人们始终对这一战例抱有浓厚的兴趣,认为是20世纪战争史上不可多得的军事艺术杰作。它以阵地守备与野战围歼弧线协同配合为主线,集突袭、奔袭、伏击、遭遇、运动防御与钳制阻援等多种打法于一役,包括了游击战、运动战、运动防御战等多种作战样式,战术上或以逸待劳,或围点打援,或猛虎掏心,或围魏救赵,或釜底抽薪。事实证明,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只要采取正确的战役和战术指导,完全能够歼灭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军。

另外,苏中战役还为我军转入战时体制争取了时间,同时也配合和支援了其他战略区的作战。

苏中战役成功的根本点,在于指挥员能将中央军委总的作战原则和当时当地的敌我态势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于军事实践,审时度势,不拘一格,打实际仗、打特色仗、打创新仗。这一点,在今天,无论对于战争,还是对于建设,都值得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继承和发扬。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与粟裕有过数次交往,亲耳聆听过他的指示和教诲,这使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文韬武略,更敬重他坚定的信仰、求实的态度和大将的胸襟。粟裕为我们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做人与做事上树立了榜样,他是我们人生的楷模,一生一世都在教育影响着我们。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龙新民:

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战役,对整个解放战争起到了战略侦察的作用。由粟裕提出中央军委批准“先在内线打两仗”的建议,通过战争实践最终形成了解放战争初期“战略防御、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对具体战术,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电文中总结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经验。苏中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迟滞了它对苏皖和鲁南解放区的进攻,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内线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苏中七战七捷加上中原突围、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随后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乃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我军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战法都与苏中战役一脉相承,并不断完善。身经百战的粟裕在苏中战役中进一步展现出他的卓越军事艺术和指挥才干,最终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苏中战役胜利距今70年了。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天,我们纪念苏中战役70周年,就是要以此为契机,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光荣革命传统,更好地做好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这里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苏中战役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七战七捷精神。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史部门和专家学者以及军史部门都深入开展了苏中战役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这项研究已经延伸到战争史研究、党史军史人物研究、党的建设研究、根据地建设研究等各个层面,今年又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宣传活动。当前,我们在追忆历史、缅怀先烈的过程中,要注重苏中战役精神遗产的总结提炼,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革命前辈矢志不移、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敌、主动担当的使命意识,服务全局、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依靠人民、团结拼搏的家国情怀。把这些优良传统和精神发扬光大,付诸实践,为党和人民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服务,苏中战役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大作用。这也是我们党史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要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史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习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党中央对党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党史工作的指示要求,可以说,新形势下党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责任十分重大。各级党史部门要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抓紧抓好党史基本著作的编写出版,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重点总结好改革开放新时期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经验,记述好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新决策、新部署、新创造、新成就、新经验。要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格按照党中央要求,做好党史工作,深化党史研究,不断提高党史著述水平。要继续加强各类专题研究,及时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提供资政服务。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丰富的党史资源,不断满足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通过编纂党史读物、制作播出影视片、组织纪念活动、开展网上宣传等多种形式,讲好党史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和资源开发,强化党史宣传的基层阵地建设。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革命遗址、遗迹、革命纪念地,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党和人民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根据近几年来党史部门的普查,全国共普查登记革命遗址近5万处,相关联的其他遗址5000余处。多年来,各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对党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不仅摸清了各地革命遗址的基本状况,保护了一大批濒于损毁的革命遗址,而且在充分利用革命遗址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南通市和海安县做得是很好的。据介绍,南通民主革命时期三座丰碑(红十四军、反“清乡”斗争、七战七捷)都有专题展览馆,这是可喜可贺的。七战七捷纪念馆还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宣传阵地作用发挥得很好。从全国来看,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和资源开发,各地工作很不平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要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落实分类保护措施,抓紧濒危革命遗址的修缮,抓好场馆开放及日常管理,不断充实宣传教育内容,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发挥好革命遗址宣传阵地的作用。

伟业已经掀开新的篇章,但历史的启迪永在,精神的价值长存。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站在时代的新高度,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铭记苏中战役的光辉历史,把七战七捷的革命精神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万建清:

南通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拥有极为丰富的党史资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役,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坚定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并初步探索出解放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一些特殊规律,在实践中形成了内线作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创造了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作战经验。毛泽东曾就如黄路战斗亲自拟写电文通报各大军区,后又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举例论述,充分肯定其作战经验和示范作用。

苏中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利益而舍生忘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真情爱戴,演绎了军民鱼水情的时代赞歌。战斗打响后,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下,苏中人民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据不完全统计,战役中,各地参战民工14万人,在后方从事支前服务的民工近50万人。仅紫石县,也就是今天的海安县,即出动民工30万人次,组织1万多条船和10多万石粮食供应前线。革命战争年代,南通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久前,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确定了全市今后五年发展的奋斗目标、战略定位和发展举措,对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开启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下,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长期以来,南通市委、市政府切实把高度重视党史工作这一好的传统传承下来,营造了关心党史、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主动作为,在党史征编、党史研究、党史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继续挖掘好、传承好、宣传好党带领南通人民取得的成功经验、辉煌成就和孕育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各级党委和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苏中七战七捷等丰富的党史资源,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用党的历史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鼓舞人,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启迪人,用革命先辈的崇高风范感染人,用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激励人,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再作新贡献。

 

南通市委常委、南通军分区政委 苏西群:

70年前,在我们脚下这片英雄的土地上进行的苏中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主要战场上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的较大规模的作战。苏中七战七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激励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迟滞了它对苏皖和鲁南解放区的进攻,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为人民军队实施内线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肯定。作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苏中战役成为永载史册的光辉诗篇。

苏中战役有五战在南通地区展开,它的胜利,为南通解放区由和平环境转入战争状态,赢得了时间。苏中七战七捷与红十四军武装斗争、抗日反“清乡”斗争一起,成为南通地方革命史上的三座丰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江海儿女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纪念苏中战役,就是要总结经验,发扬传统,凝聚力量,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南通篇章。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

纪念苏中战役,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危急时刻,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带领人民走向和平民主的光荣使命。苏中战役中,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华中野战军坚决而又灵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坚持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敌人的原则,利用解放区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这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推进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着力提高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创新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思路、制订政策、推进改革、抓好落实的能力。

我们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的举措。各级党组织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认真学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要推动“两学一做”深入开展,各级党组织要继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好、理解好、实践好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两学一做”的实际成效。

纪念苏中战役,就是要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不断汇聚引领南通发展的“精气神”。

苏中战役中,面对严峻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先辈们抢抓机遇,勇往直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革命激情和蓬勃斗志;他们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凝心聚力、夺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他们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抢抓机遇、敢于创新的胆识魄力。

70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是高扬于南通全市广大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南通特色鲜明的城市个性和创造辉煌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其在提振精气神、营造好环境、汇集正能量中的独特作用,使之成为我们砥砺精神、激发斗志的宝贵财富,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和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要进一步弘扬“三创三先”的江苏精神和“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丰富江海文化内涵,引领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追求、精神支柱和思想道德基础。要引导社会各界拧成一股绳,将各方面力量广泛调动起来,把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巩固发展政通人和、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团结奋进的生动局面。

纪念苏中战役,就是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全市人民充分享受建设与发展的最新成果。

战争为了人民,战争依靠人民。在苏中战役中,尽管军事上敌强我弱,但我们拥有战胜敌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人民群众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和广泛参与,为我们取得斗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

各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不断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深入开展“三解三促”等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着力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经济质量和人均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补缺补短补软。积极拓宽农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增收渠道,在共享共建中使人民得到更多实惠。

纪念苏中战役,就是要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发展步伐,奋力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

牢记历史,传承文明,是为了以古鉴今,开创未来。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指出,要把稳的基础打得更牢、进的步子迈得更大,开创江苏“十三五”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李强在南通视察时勉励我们以新理念为引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这为南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今后一个时期南通市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提出要围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经济实力更强、人民生活更好、城乡环境更美、文明程度更高、社会治理更优。大会确定的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重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宜居宜业富有魅力的花园城市的战略定位,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必须坚持好上又好、能快则快的发展要求,不断推动南通发展迈上新台阶。

发展是最好的纪念。在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南通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把革命先辈战斗过的这方热土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做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谱写好中国梦南通新篇章。

 

 

叠石桥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茅建华  赵永根

 

1978年以来,海门三星叠石桥市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上了日趋繁荣兴旺的快车道。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精心策划下,历经数十年的培育发展,叠石桥家纺产业从传统手工艺、普通缝纫机生产,发展成为家纺企业集群、产业集聚发展的主阵地,享誉全球、蜚声世界。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成为中国家纺流行趋势推广基地和国内首个家纺成品指数发布基地,是全国文明市场、中国优秀示范市场、华人华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市场还先后成功创建全国家纺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专业示范基地,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培育内外贸结合商品市场、全国商务诚信示范单位,获评江苏省正版正货创建示范区、江苏省购物旅游诚信示范街区,并被央视财经频道评为首批“中国经济观测点”。叠石桥家纺被评为“江苏区域名牌”“中国驰名商标”。近年来,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迅猛发展的电子商务以及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抢抓机遇,创新思维,以打造“世界级家纺生产贸易中心”为目标,围绕贸易改革、渠道创新等创新重点,持续深化改革,全面实施内外贸一体化,加快推进贸易改革试点,全力构筑贸易便利化平台,不断拓宽国际贸易发展新平台。目前,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拥有近1万间经营商铺,家纺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50%,畅销全国350多个大中城市,远销全球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市场成交额突破650亿元。本文仅从叠石桥市场起步到21世纪初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规模持续扩大  形态不断升级

 

叠石桥位于海门市三星镇(现为海门市海门工业园区)与通州区川港镇、姜灶镇(现已合并为川姜镇)的交界处。1956年开始,有少数农户将蔬菜和手工业产品拿到叠石桥销售,在河边、路旁、田头随地摆摊,摊位数量不多,也不固定。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个体工、副业生产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小商小贩被当作投机倒把“抓”,群众不敢把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到政府批准设立的市场上去卖,就自发地汇集到政府管理疏漏的叠石桥销售,叠石桥成为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和躲避打击的“避风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形成叠石桥市场雏形无意之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使叠石桥逐渐成为市场经济萌芽的温床。

绣品业催生市场雏形。1978年,三星公社民乐大队黄冠香第一个在市场地上铺上塑料纸,放上花线,任人选购;一些小贩在叠石桥边田埂上兜售的确良、特丽纶等家纺产品原料,经济效益较好,不少经营户纷纷效仿。1980年,叠石桥所在地民乐大队第一生产队集体出资搭建了可安置四五十个摊位的3排竹棚,生产队适当收些摊位费,“市场”日成交额近万元。1984年,三星乡政府财政出资建办公用瓦房4间。1985年9月,拆除原来的简易竹棚,建造了3排40米长、4米宽砖木结构、平瓦屋顶的市场营业用棚,此时市场占地2亩,摊位160多个,固定资产3.1万元,日均客流量3000人次、成交额2万元。1986年,市场利用河岸建房24间,接通电源,安上有线广播。1987年,经南通市政府批准,市场更名为南通市三星叠石桥绣品市场。三星乡政府加强管理,加快建设,扩大规模。当年迁走叠石小学,腾出场地,增建7排36米长、6米宽、钢木结构、水泥地面、排水畅通的海鸥式石棉瓦售货亭,另在河沿上搭了一排长130米、宽6米的简易棚子,市场占地扩大到12亩,摊位增至1000个,固定资产27.8万元,日均客流量6000人次、成交额8万元,交易品种以枕套和床罩为主。1988年,市场占地增至26.7亩,摊位1500个,固定资产44.24万元,日均客流量8000人次、成交额10万元。1991年,市场占地增至31.7亩,棚顶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经营批发的品种有床罩、枕套、童装和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套以及与此有关的面料、花线、包装袋等各种绣品的原辅材料,日均客流量近万人次、成交额30万元以上,每年有100多万条床罩、300多万条被套畅销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各地,成为全国最大的绣品专业批发市场。绣品业的悄然兴起自发催生了叠石桥市场,并让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变大,不断发展壮大。

绣品城经营“中华之最”。1992年,海门县成立筹建领导小组,三星与海门县工商局联合投资2400多万元,在民乐村1组征地52亩,兴建叠石桥绣品城,1993年7月竣工,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设置6个经营区,可安排摊位4000多个,集商贸、仓储、办公于一体,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吴学谦的题字“三星绣品城”冠名。优越的交易环境,促使成交额持续攀升,1995年达15亿元,绣品城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列为“中华之最”。1997年,绣品经营户日益增多,绣品城东扩建精品楼,总投资750万元,建筑面积6080平方米,底层为精品屋,共113间,二楼为经营摊位,三楼为辅助性用房。1999年,建成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名品广场,海门市小鸭卧室用品有限公司入驻场内。广场内另设有“小鸭”“紫罗兰”“凯帝”等8个装饰豪华、具有较高档次的寝具大型展示厅。镇政府还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为经营户牵线搭桥,扩大销售,1999年成交额35亿元。2000年,绣品城成交额增至50亿元,被评为江苏省样板市场。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让叠石桥绣品城经营红红火火,为当地百姓以及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区域经济富甲一方的神话。

国际家纺城悄然崛起。2001年,三星镇在叠石村2组、3组征用土地6.66万平方米,实施中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一期工程建设。2002年4月,海门市在绣品城举办首届绣品博览会,台湾、上海、东莞、深圳、漳州等地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230多名与会人员听取叠石桥绣品业发展情况介绍,参观绣品城交易厅、精品楼及名品广场,一些客商当即就和生产企业签订销售合同。是年,市场成交额55亿元。家纺城的兴建为市场后续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叠石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更让叠石桥家纺产业经济与专业大市场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政府高度重视  管理日益增强

 

扶持家庭工业作坊。叠石桥市场开始是由周边村民为方便进行农副产品集市贸易而自发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三星公社党委、革委会审时度势,积极扶持,促进发展。1978~1982年,对个体家纺业不加干预让其自行发展。1982年12月开辟叠石桥市场,建立市场服务组,扶持家纺业加快发展。1983年,三星乡党委政府为在叠石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家庭工业户解决贷款98万元。1984年,叠石桥市场获海门县工商局批准,并正式成立海门县叠石桥集市贸易服务所,为个体工业户代立账户、代办资金汇划、采购原辅材料、帮助解决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矛盾纠纷等。是年,乡里成立家庭工业服装绣品供销经理部,经理部从天补税务所购买100本发票,为个体工业户代开发票,改变了以往经营户到企业里偷开发票的状况。1985年,以服装绣品为主的个体家纺业迅速发展,给集体工业产生极大冲击。三星乡从实际出发,确定“大力发展乡村工业,积极扶持家庭工业”的发展思路。对集体企业职工辞职回家发展家庭工业的不强行禁止。规定凡要回家搞家庭工业的干部、职工,只要自己申请,经乡政府批准,办理好离厂手续,可以回家发展家庭工业。乡工业公司分工一名副经理专门抓家庭工业。乡党委、乡政府实行挂钩帮扶措施,要求乡村两级干部每人联系3~5个加工户,经常上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家庭工业户交知心朋友,帮助排忧解难。1986年,乡政府投资40多万元修筑叠三公路,建造桥梁,建立三星汽车站,每天有7班车开往南通、海门。是年,全乡家庭工业户发展到7300多家,占总农户的70%。三星乡工农业总产值达1.14亿元,成为全县第一个亿元乡。1988年,三星乡8600家农户从事家纺业,占总户数79.9%;从业人员1.15万人,占全乡劳动力65%,农民人均年收入1190元。

发展绣品民营经济。1989年,三星服装绣品供销经理部更名为海门县工艺服装绣品总厂,26个村建立工艺服装绣品分厂,以村建厂,厂户挂钩,以户经营。乡政府制订《关于私营企业管理的暂行办法》,个体户逐步实现挂靠集体企业“户头”的挂户经营,将个体经济纳入正规化管理,个体工商者也由过去的分散独户逐渐向联户和规模经营发展。1991年,工艺服装绣品厂为全乡1500多个家纺户开具业务介绍信6000多份,代开销售发票2.5万份,购销金额9000万元,帮助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计1100万元,为国家代扣税款和工商管理费720万元,帮助贷款互借资金110多万元,解决家庭工业户资金紧、技术缺、信息少、购销难等许多实际困难。1995年起,镇政府专门分工一名副镇长抓个体私营经济。镇成立民营经济办公室,具体负责民营经济的协调、服务和管理。1995年,三星镇开辟占地166亩的民营经济区,8家个私企业主进区兴业。10月,叠石桥绣品城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列为“中华之最”,后又多次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文明市场。1996年,市场成交额达25亿元。2000年起,三星党委、政府大手笔规划,大力度建设,全方位招商,促使家纺业跨越式发展。2001年,民营经济区范围扩大至1000亩,并成立三星工贸园区,18家企业入驻经营。2002年,海门市叠石桥家用纺织品协会成立。协会遵循党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营秩序精神,坚持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原则,进行家纺产品贸易研究、新品开发、协调会员有关问题,促进生产。协会遵照《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和行业有关法规开展活动。家纺协会登记会员企业60家,设置23名理事、13名常务理事。

地方政府“放水养鱼”的发展理念成就了叠石桥市场的历史巨变,对当时家庭作坊经济的大力扶持,推动了绣品业在叠石桥的蓬勃发展,在叠石桥形成了千家万户的家纺民营经济模式,为市场茁壮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家纺商品。

安全生产管理一以贯之。1976年,三星公社工业办公室成立,指派专人负责安全生产。1983年,乡组建工业公司,配备安全检查员。1993年,各镇、村办厂配备安全员,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安全生产检查。1998年,成立安全生产办公室,把安全生产放到头等重要位置。2002年,成立由镇长为主任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村、各企事业单位都配备专兼职安全员,每有人事变动,就对安委会成员和安全员进行充实、调整,形成周密健全、富有战斗力的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先后出台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生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等12项规章制度,分发到各村、各企事业单位。一直以来对于安全生产管理常抓不懈,让叠石桥家纺产业与市场得以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发展。

文明市场创建促进规范发展。1984年12月,海门县叠石桥集市贸易服务所成立,1987年,更名为叠石桥绣品市场管理所。1993年7月,成立三星绣品城董事会和三星绣品城管理委员会。1995年起,绣品城管委会切实抓紧文明市场创建工作,努力提高经营人员的整体素质,在经营户中挑选50名柜组长,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还开展“文明柜组”“文明经营户”评比活动。1995年,叠石桥市场被评为全国文明市场。后又被评为1999~2000年度江苏省样板市场,2003~2004年度江苏省文明市场,2005年江苏省打假维权无投诉规范企业。多年的文明市场创建实践有效引导了广大经营户文明诚信经营、公平竞争,促进了整个市场科学规范运营。

 

配套加快完善  服务加速健全

 

1978年以前,在叠石桥经营人员大多以摆地摊形式开展交易,市场上除有少量挡风遮雨的竹棚外,无其他配套设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三星历届党委、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构建便捷道路交通网络。1986年,乡政府投资40多万元修筑三星至叠石桥的公路,建造桥梁,建立三星汽车站,方便经营户上市经营。1996年5月,三星党委、政府将三星横河民诚校至叠石桥绣品城入口处的1000米河段填平筑路,将路面拓宽到25米。同时,在河道北侧埋设直径为1.5米的大型涵管,解决排水问题。便捷的道路交通网络构建让叠石桥与外界不再存在空间的距离,方便了全国各地客户贸易来往,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为市场后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

发展现代货运物流。1985年5月1日,三星和海门联运公司联办的三星托运站开张营业。托运站可应客户要求,将家纺产品运至指定地点。1990年上半年,三星托运站迁至叠石桥,成立叠石桥联运总站。1990~1991年,每天托运绣品都在30卡车以上。1997年,投资1080多万元,在叠石桥绣品城东侧建造占地17亩的托运城,有34个托运站、59个托运门面、780平方米停车场地。1999年,有运输线路54条。2002年,三星和海门市交通局联合投资3500万元,兴建占地200亩的江苏叠石桥物流园区,并成立江苏省叠石桥物流有限公司和信息中心。从托运站到物流中心的跨越发展,见证了叠石桥家纺市场从小到大的快速成长,也让越来越多的叠石桥家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世界各国。

建立现代商贸服务。20世纪70年代前期,叠石桥市场周围没有饭店、旅馆,外地客商到市场从事经营活动须到海门、三星食宿,或直接在与其接洽生意的个体户家里吃住,十分不便。1977年,三星商业总店在叠石桥西侧建造有3个门面房的饭店,为到叠石桥经商的客人提供饮食服务。1993年,叠石桥绣品城落成,客流量迅速增加,至1995年,叠石桥市场周边有大小饭店19家。2002年,中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一期工程竣工,大岛集团公司投资500多万元,兴建大岛国际大酒店,设施按三星级配置,有客房96间(套)、酒店包厢92间,有可容纳300人的会议厅、餐厅,休息厅、浴室一应齐全,服务人员120多人。至2002年,叠石桥市场地区有大小饭店80多家,早餐店面26个,流动快餐摊31处。依托传统家纺业发家的叠石桥人看准叠石桥商机无限,不惜民资兴建宾馆、酒店等各种各类商贸配套,为广大客商、客户贸易采购提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优质的现代生活服务业,提升市场档次与品位。

专职服务促进市场规范运行。20世纪70年代初,个体工副业生产受到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1984年,三星乡家庭工业服装绣品供销经理部成立后,代办营业执照、收取管理费等工商管理事务。至1987年,为家庭工商户办理营业执照1482份,收取工商管理费15万元。1991年9月,叠石桥工商所成立,并于1993年迁至绣品城三楼办公。工商所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工商政策、法律法规,增强个私企业主和工商户的法律意识,自觉交费,接受监管,诚信交易,守法经营。至1996年,叠石桥市场共缴税款2500多万元。1997年4月,叠石桥税务所成立,税务所加强税法宣传,增强家庭经营户的纳税意识,同叠石桥市场管委会紧密配合,继续实行摊位费和税费一并收取、分开解缴方法,入库税金持续攀升,1997年190万元,1998年270万元,1999年400万元,2002年800万元。工商部门参与市场筹建与管理让叠石桥市场步入正轨,引导企业与商家守法经营;税务部门强化税征管理,为促进地方经济提供了基础财力保障。

类金融机构纷纷入驻促发展。20世纪70年代,叠石桥家纺经营户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周转,不足部分向亲戚、朋友借。1984年起,一些规模较大的个体大户开始向三星信用合作社借贷。1992年,中国农业银行海门支行、海门信用社分别在叠石桥市场设立办事处。1999年,根据上级规定,撤销合作基金会,由三星信用社统一借贷。2002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海门支行在叠石桥建立办事机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陆续进驻大大方便了市场广大经营户、采购商等金融服务需求。

 

品种不断丰富  品牌日益响亮

 

经营品种从传统到现代快速衍变。叠石桥市场销售的家纺产品,开始只是传统的时令服装、童装和床衣、帐眼、枕套等床上用品。20世纪70年代初,农妇用缝纫机绣以的确良、春秋丁、特丽丝为面料的产品。1980年,电风扇套在市场上销售。1983年,“定型衫”投入市场。1989年起,新的床罩款式纷纷推出,有双人床罩、单人床罩,面料由化纤发展到涤棉、全棉等。1990年,推出了窗帘。1992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沙发坐垫。1995年起,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绣品户引进电脑多针绗缝机,生产夏被和床罩。1997年,三星新镇村吴仲新开发PP棉被、驼毛(绒)被、羊毛(绒)被、多功能活套被、双胞胎“二合一”多用被五大系列,30多个品种。1998年起,开发4件套、5件套、6件套、9件套等多个品种先后投入市场。市场经营商品品种从传统时令服装、绣品到各式套件家纺的推陈出新,反映了改革开放20多年间叠石桥市场的快速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消费习惯,更见证了区域经济快速崛起。

叠石桥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开始没有商标。1986年,三星服装绣品总厂注册“舒恋”商标,提供给挂靠在该厂在市场上经营的个体户使用,当年家纺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1987年,三星乡林西村秦瑞岗等5人挂靠在海门镇工艺服装绣品总厂生产绣品,注册“旭佳”商标,产品销往辽宁、沈阳等地。1991年,国家允许私企注册商标。1998年起,天马、天发、凯帝、小鸭、美罗、奥帝纳、大岛、银舸等公司均注册商标。2002年,在叠石桥累计注册商标300多件,50多家企业通过ISO 900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和ISO 14000环境体系认证,获江苏省著名商标3个,南通市知名商标20多个,南通市级以上名牌产品50多个。叠石桥区域品牌的影响力也随着叠石桥市场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而迅速扩大。品牌培育意识的强化为叠石桥家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更多源自叠石桥的传统绣品、现代家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与认可,叠石桥区域品牌的叫响更让叠石桥成为家纺的代名词。

 

企业实力增强  产业支撑雄厚

 

市场的繁荣兴旺与周边家纺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星历届党委政府切实采取措施,全力扶持家纺企业发展,为市场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1993年,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批地给家纺业主建造临时厂房,扩大生产规模。1995年,35家个体户建临时用房,用地2400平方米,全镇累计成立80多个家庭作坊,购置电脑绣花机162台,用工1350多人。2002年建临时用房农户增至1800多户,面积35万平方米。

随着家纺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场地不足,尽管在住房周围搭满了棚子,仍不够安放生产设备、安排雇工食宿之用。为满足家纺业主“生产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的需要,1995年在叠石桥绣品城东侧开辟占地166亩的民营经济区。为吸引更多的家纺企业主进区办厂,镇政府出台优惠措施,对进区项目,用地优先安排,水电优先接通,贷款优先协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还多次到民营经济区现场办公,帮助进区企业解决具体问题,民营经济区的开发一发而不可收。到1998年底,进区企业8家,固定资产超千万元4家、超500万元4家,总产值4.5亿元。

2001年,民营经济区范围扩大至1000亩,经海门市政府同意成立三星工贸园区,12月30日园区奠基,10个进区项目签约。2002年,重点建设三星工贸园区,镇成立工贸园区管理委员会。镇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在区内建成5.6公里长、50米宽的三星南大道和0.6公里长、45米宽的震蒙大道;铺设自来水管道30公里,建成日供水20万立方米的自来水厂;建成3.5万伏变电所;实施绿化、亮化。园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在叠石桥市场销售,为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当年市场成交额55亿元,名列全国同类市场之首。

专业大市场为广大企业提供了产品展示销售的巨大空间平台,而叠石桥星罗棋布的家纺生产企业更是以“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支撑了叠石桥市场快速崛起,为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叠石桥的发展与巨变是市场与企业互动促进的真实反映。

(作者单位:茅建华,海门市广播电视局三星镇广电站;赵永根,江苏叠石桥市场管委会规划建设科)

 

 

 

夫子庙里造电机

 

贾涛根

 

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通城掀起了一股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老厂建新厂,大厂办小厂……五花八门的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办厂的手续容易办,可厂房怎么解决呢?南通闲置的寺庙道观成了大家的目标。

在清末民初废庙兴学时,南通就有不少庙宇改建为学校。此时,大兴建设,利用闲置庙宇兴办工业也不失为一个举措。城里的南上真殿成了无线电厂的厂房,玄妙观东的天王庙改建成五金厂;城东北街的观音堂里办起了人民印刷厂,龙王桥东的法轮寺办起了城东玻璃厂;城西河东街的大悲庵里建起了拉丝厂、工具厂,天后宫成了罐头食品厂;城南五福寺一侧办起了市棉织一厂;城北钟秀山的福田寺里办起元件二厂,尼姑庵宝峰庄成了城北五金厂……在寺庙里办工厂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一股潮流。

1958年4月,南通首台电动机在水电安装社试制成功后,市委、市人委决定将电机修理工场从水电安装社中独立出来,建立南通电机合作工厂,扩大各类电机设备的生产,以供全市各行各业对电机的需求。工厂办在哪里呢?这家厂也走了一条利用寺庙房屋办厂的路。市里决定将东大街108号的文庙(俗称夫子庙)腾出来,在里面办工厂、造电机。夫子庙是当时城区范围内体量最大、架构最好的庙房,将它拿出来办厂可见市里对电机合作工厂的重视。

要建设电机合作工厂,首先要有一个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领导班子,还要有一批生产管理人才。决定成立电机合作工厂后,市里立即从全市各个部门和单位抽调人才。但许多全民所有制的干部和职工都不愿意到集体企业来工作。因此,在组建电机合作工厂的文件下达一个多月时,升格为地方国营南通电机厂,并立即在夫子庙的大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工厂招牌。短短一两个月,电机修理工场的大小师傅和学徒,一个个就从小集体变成大集体,又一下子都成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职工,工厂人员的问题也顺利解决。

1958年6月初,水电安装社电机工场的人员就进入夫子庙,开始了企业的筹建。不久,抽调的人员也陆续来报到。部队转业干部王学成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交通系统调来的陈汉清担任厂长,轻工系统调来的张文豪担任副厂长,修理工场的负责人朱锦顺被任命为副厂长,上海的陈国良也被调来南通,任命为工程师,工厂的领导班子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当时从一些本地国营老厂和手工联社的企业调来了一批技术工人,还有财务、供销等人员,他们都成为厂里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骨干。据我能回忆得起来的有唐闸通棉一厂的八级电工田荣生,车工姚广德、樊毓元,钳工周汉成,铸工张锦培;通棉二厂的钳工达子亮、电工杭国鑫;汽车公司的张利通、杨子江;市区农药厂的财务人员潘力,钳工姜炳南、姚伯华;还有各手工合作社的党员干部、管理骨干凌长春、季文华、王连、胡玉堂等。不久还以代训的名义从海安等县区招收了数十名青年进厂,这批学徒工后来也成为电机厂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人员调动的同时,市里还从大生一厂、二厂、油脂厂等老厂机修间调来一批皮带车床、牛头刨床、立式钻床,从长城金属制品厂、利工衡器厂等调来冲床等。虽然都是些旧机器,但对于陈国良、朱锦顺这些缺少设备的“土工匠”来说,却是“鸟枪换炮”。在老师傅们的精心维护下,这些机床都成了电机批量生产的主力设备,发挥了很大作用。

夫子庙很快就热闹起来了,进进出出的人员络绎不绝,车间里也传出了隆隆的机器声,连后面搭建的铸造车间工棚里,也冒出了浓浓的黑烟。一处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庙房,很快成了一家制造电机的工厂。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对历史文物的破坏,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与其把夫子庙的房屋搁置在那里,让其逐渐朽蚀倾圮,还不如利用起来为好。不过,把这样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庙宇,用作一家机械工厂生产厂房,从硬件上来说,确实承受不起。“机床转动轰隆隆、化铁炉子火熊熊……”几乎要了这个古建筑群的老命。

所幸当时对电机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按照市里的规划,南通电机合作厂要成为年产10万千瓦电机产品的千人工厂,在夫子庙里是无法施展的,决定投资在西门任港路上建设新厂房,夫子庙仅仅作为过渡期的临时厂房。消息传来,本来为适应生产需要而准备大拆改建的计划也停止了。后来夫子庙被用作市区的群众文化和展览场所,使这处珍贵的历史文物建筑得以保存至今。

建厂时,将东边的多间厢房打通作为电工车间,主要的设备是绕线机、嵌线台和浸漆、烘箱等;西边的厢房一半做了修理车间,一半做了成品仓库。

大成殿虽有体量广阔的空间,但是由于柱子太多,不适合用作生产车间,便做了集体宿舍和饭堂。那时从海安等县区招收来的学徒工,都是需要在工厂里吃住的,大成殿的西半部就摆满了双层木头高低铺,铺与铺之间的过道只有一尺来宽。本来殿内光线很暗,夏天蚊帐撑起来后更加昏暗。大殿的东半部摆放了10多张方桌,供这些小学徒们一日三餐之用。

我也在大成殿里也用过几次餐。当时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化”,刮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电机厂也搞了几天的“大锅饭”,我们全厂职工分批到大成殿吃不花钱的饭菜。尽管厂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采购各种食品,但伙食搞得并不像样。我印象较深的是吃了两次红烧肉,其余都是瓜豆、蔬菜之类。一份红烧肉炒菜装了半脸盆,只在最上面放有十来块肉,下面都衬的菜,一端上来七八双筷子就伸了进去,来个风卷残云,瞬息间盆子里的肉就无影无踪了。电机厂的食堂只“免费”了几天就又恢复了往常。

大成殿后面宽敞的明伦堂,墙高壁厚,架构坚固,里面又没有什么柱子,适宜作为金属加工的车间,里面一半的地方放置了车床、刨床、钻床和钳工的工作台,作为金工车间。因此,一半地方作为冲压车间,里面除了有两台10来吨的电动冲床外,还有几台脚踏冲床和用千斤顶制成的压片装置。这两个车间一旦开起工来,轴拉动皮带的呼啸声、机床切削金属的尖厉声、冲床板材落料的轰鸣声,还有小推车的滚轮声、零部件的撞击声、人们放开喉咙的对话声……形成了震耳欲聋的“大合奏”,那种噪音污染是现今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明伦堂的后面,原先还有一座楼宇叫尊经阁,主要的用途用于贮藏诸子百家各家经典书籍,以供学宫生员博览经籍,阅读研求。在电机合作工厂搬进去时,那里已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没有什么建筑物了。

为办厂需要,在那空地上搭建了两座工棚,西北角一座较大的工棚是铸工车间,又叫翻砂间;东面的工棚是钣金间,主要用薄钢板敲打制作电机风罩之类的零部件。铸工车间是铸造电机外壳等部件的车间,里面堆满了造型用的黑砂泥和铁框架,一只圆筒状的冲天炉架设在外口。电机的机身、端盖、轴承盖等的砂型造好之后,就要开炉化铁了。引火柴物一点,鼓风机一响,整个后厂区就笼罩在滚滚浓烟里,等到烟尘消散,熊熊燃烧的火舌,似乎就要窜上房顶。待到坩埚里铁水融化了,就往砂型里浇铸。因为铸造一般都在晚间,工人们抬着铁水包子往型孔里倾倒时,那金红的铁水、飞溅的火花,把汗流浃背的人们、充满烟气的车间,照射得一片血红。

到了夫子庙后,我被留在修理工场搞了一段时间的对外修理。那时南通除了几家大厂能自己修理电气机械外,一般厂的电机、电器开关等有了毛病,都要送到我们工场来,所以修理任务很重。我天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夜里也加班打突击。虽然苦些,但对于我却是一段很值得回忆的日子,因为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大小电动机、发电机,包括德国西门子电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GE电机、日本的三菱电机等,长了很多见识,学了不少修理技术,自己也到书店、图书馆去借阅有关电气方面的书籍,在修理实践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这为我后来从事电机制造的技术管理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

电机厂在任港路的新厂房一建好就搬过去了,在夫子庙也不过一年时间,但这段时间还做了不少事情。1958年下半年,全国全民大炼钢铁风起云涌,南通也到处竖起了土高炉、炼铁炉,急需电动机驱动鼓风机,市里给南通电机厂专门下达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大批生产4.5千瓦、7千瓦和14千瓦的交流电动机。当时从南京电机厂搞来了图纸,进行试制。全厂职工夜以继日、全力以赴,试制成功后就大量投料,进行批量生产。那时市里很多地方土高炉上的风机,都是用我们电机厂生产的电动机驱动的。这些仓促上马生产的电动机,质量很差,不但电气效率低,而且机械故障多。一旦用户电机出了毛病,就要我们电机修理工前往抢修。那一阵子是我这辈子中最为辛苦和劳累的时期,曾经连续好多天,日夜奔波在郊区的各个钢铁兵团的土高炉之间。有一天深夜,极度疲劳的我栽倒在八厂钢铁兵团旁的泥潭里,成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泥浆人,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市里还为“加快农村电气化”的步伐,交给电机厂制造交流发电机的任务。交流发电机的技术要求比一般电动机要高得多,特别是配套的直流励磁机结构特别复杂,对于新成立的电机厂来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当时人们确实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工程师陈国良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竟然在3个月的时间里,制造成功了一台35千伏安的三相同步发电机。1958年11月,南通地区在西寺内举办有关展览会时,这台发电机被披上彩带,放在了主展厅的显要位置。我被厂里派去担任发电机的讲解员,当我启动电动机带动发电机运转时,展台上用数十个电灯泡组成的“电”字立即亮了起来,在观众们的赞许声中,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后来,这台发电机送往如东县的袁庄乡,我和厂里一些同志曾作为代表,参加了该乡电站的发电仪式。

在夫子庙,电机厂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防爆局部扇风机的试制。这种矿井通风设备的结构复杂,质量要求很高,开始试制时厂里没有人能看懂产品图纸。副厂长朱锦顺带人去了徐州贾汪煤矿,对照图纸拆解了一台实物,才弄清了产品的结构和要求。回厂后,外壳部分请市锅炉厂协作加工,电机部分也在日夜奋战中制造出来。1959年初,JBT型11.4千瓦防爆局部扇风机组装运转成功,前后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后来,经过不断努力,防爆类电机因质量过硬而成为南通电机厂的主要产品,南通电机厂被煤炭工业部批准为国家定点生产单位。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大批压缩重工企业,南通电机厂凭借防爆电机这个拳头产品,避免了关闭和淘汰的命运。

虽然这些陈年往事过去快60年了,南通电机厂在夫子庙办厂也只是一段短时间的过渡,过程中还充满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但对这家工厂来说,在夫子庙的奋斗却是一个重要的起步阶段,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南通工业发展史上,夫子庙里造电机,也是值得忆及、追述和书写的一笔。

(作者单位:南通日报社)

 

 

 

从寺街走出的国学大师——徐益修

 

吴莹

 

徐益修,名昂,字益修,号逸休,1877年农历十月初十生于南通寺街59号的一个书香世家。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集先哲大成的现代易学大师、声韵学大师、博学大师。自1929年起,专著单行本陆续问世,20世纪50年代初汇集为《徐氏全书》出版,其研究成果得到当代国学界的尊崇。

寺街上的华王庙后有一株枝叶茂盛、树龄数百年的银杏树,南通四才子之一、近代国学大师、南通人称之为“徐大夫子”的徐益修和他的弟弟古琴家徐立孙的故居就在此处。徐益修的孙子、南通市一中的语文退休教师、年届古稀的徐放至今独守老宅。谈起祖父徐益修,徐放说:“记忆稀薄,爷爷去世时,毕竟我才5岁。后来也是从父母亲那里听说爷爷舐犊情深,对我疼爱有加,还常常摇着摇篮哄我睡觉。长大后,在父亲的教导下,我开始接触到一些爷爷的著作,充满敬畏与怀念。”

 

徐氏祖宅旺  代有人才出

 

徐氏为南通大姓,“宋淳祐间元屠通州。徙江淮民实之。吾族自高邮迁通,盖当其会,迄今七百年矣,始迁者不可考,谱断自文爵公始”(《徐氏全书·休复斋杂志·记家世》,作者徐益修)。按照徐益修所记,南通徐氏为明文爵公之后。因早在宋代便徙迁通州,故徐姓住宅大都在南通旧城六桥之内。历经700多年的繁衍,徐氏后裔有经商的、当官的、读书的,人才济济,遍及各行各业。

寺街也有多处徐宅:小巷18号东西院的徐宅,大巷7、8号的徐宅,寺街1号的徐宅,寺街16号的徐宅,胡家园6号的徐宅,育婴堂巷2号的徐宅,新群巷1号、武胜巷19号的徐宅……其中为尊的当推寺街59号的徐氏宅院。据徐氏家谱所载,居寺街59号的徐益修为文爵公第十一世长房长子,曾任徐氏族长。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推测,寺街59号当为南通徐氏祖宅。

徐放向我们介绍,此宅原占地约2亩,内有大小房屋60余间,天井12个,大小花园2座,现其基本轮廓仍存。此宅的特别之处是与内院隔断的3个独立的大厅,由南而北依次纵列在一条直线上。第一个厅的东边,为一排厢房,南边原为一空场,植有4棵银杏树,后遭火灾,只剩1棵至今尚存,已有300余年。

经中间的花厅(即徐益修的书房),向西是一小花园,鹅卵石铺地,从小花园向后,经一条小巷,可到达第三进正屋。西边与厨房相连处有口明代水井。位于最北边的横向连排两院为正屋,为整个宅子最高处,意喻着代代高。

据传,此宅为读书人的风水宝地,以前每逢州试便人满为患。据徐氏后人说,只要在此宅住过,哪怕是在厨房的条凳上睡上一夜,至少也能中个秀才。

得祖先庇荫,徐氏代有人才出,从清代台湾道台徐宗幹到近代国学大师徐益修,从持家理财的徐家会二奶奶到淮海实业银行经理徐赓起,从南通徐氏昆曲社到中国四大古琴家之一徐立孙的梅庵琴社,寺街徐氏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历经‘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有3间屋子被收为公房,现存大小房屋还有18间是为我们徐氏家族的房产。”徐放告诉记者,“你现在所看到的,我独自居住的6间正卧是经我手反复大修过3次的。虽然老宅年代久远,寺街小巷弯曲狭窄,运输也极不方便,但我坚持原宅原建,也是因为对祖辈怀有着深切的感情。”

 

民族气节坚  治学态度严

 

徐益修,初字亦轩,后取《易·大传》“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之义。徐益修10岁时遵父命师从如皋管仲谦,后又受教于通城孙敬铭、孙伯龙,以第一名秀才入庠。1900年,问业范伯子先生,后在江阴南菁书院攻读,治诗古文辞。当时院中大江南北人才萃集,与唐蔚芝、丁福葆、蒋维乔等同窗切磋,造诣日进。因无意功名,不再应试。

自1908年始,先后任教于通州师范、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等校。闲暇时致力于国学研究。1935年后任杭州之江大学教授,与当时任该校文学系讲师的夏承焘关系很好。1939年兼任无锡国专教授。

徐益修秉性淡泊、不慕荣利,一生守正不阿。抗战前,有名政府官员慕其名愿以200银圆为润笔之资,恳请为其母六十寿诞作序,徐益修不屑动笔,婉言谢绝。但对孤苦廉介、泊然无营的书生,徐益修却不待邀约,不吝笔墨,写了《丁老人传》。在南通中学任教时,徐益修特为专司校钟的工友写了《书陈老人》,称赞其勤谨守职的行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徐益修自沪返通,坚持民族气节,虽全家断炊仍严拒日伪政府的聘任和馈赠。次年,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穿越封锁线,赴设在苏中四分区的南通县中温家桥侨校任教,每月以领公粮养家过清贫生活。徐益修“饥犹择食”的名言,遂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传颂。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益修因年事已高,退休故园,整理毕生著作,汇编《徐氏全书》。

徐益修潜心治学、孜孜以求数十年。为更好地教学,他持之以恒、循环背诵《康熙字典》、英文字典、日文字典,背熟一页即撕去一页,人称“三典先生”。徐益修博古通今,一生致力于国学专著的撰述,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对《周易》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易经》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之作,是汉学群经义理之源,是人类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京房(前77~前37)曾著《京氏易传》三卷。前人晁景迁曾经用象数辨证《京氏易传》文字的错误,但晁氏此书的错乱讹误仍层见叠出。徐益修通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纠正前人的错误为己任。

 

自学成大器  桃李满天下

 

徐益修研究易学、音韵学没有师承,“又无愿得之书”,全靠自学,艰难到了极点。但徐益修义无反顾,“乃殚思竭虑,研索推求,坐卧眠食,舟车旅寓,随时随地,神思系焉”。他曾说:“学问难,我无奈它何;我不怕难,它亦无奈我何。”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坚毅于此可见一斑。

1911年,徐益修痔疮大发。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生用铁针穿线自左臂刺入,绕及腰部,前达胯际。这种剧痛非常人所能忍受,徐益修在手术过程中以“强记默诵,忘其疾苦”。1933年,徐益修患湿瘟,在病危之际,仍“挂念著稿,它无所系,茧然待尽”。徐益修就这样将做学问做到了忘我的地步。

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徐益修终于完成了《京氏易传笺》,这是2000年来第一部对《京氏易传》加以正确注释的专著,其中对晁著的谬误也一一订正。徐益修这部专著直追汉儒,发京氏易的奥蕴,穷其本源,剔抉精微,阐前人所未明,还京氏易以本来面目,使濒临绝学境地的西汉易学重现异彩。

徐氏对易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集先哲大成的现代易学大师。他曾经说过:“易学久晦,汉易之沉沦尤甚。”中国的《易经》不但流传至今,而且早在17世纪就传入欧洲,后来越传越广,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周易热”,徐益修的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徐益修的易学巨著当推《周易对象通释》。该书以归纳为原则,全面、精辟地通过分析对象,贯通易理,阐明消息变化之道,使《易经》理论的笺释达到融会贯通、和谐完美的地步。

徐益修自1929年起,有关易学、音韵学、杂学的专著单行本陆续问世,共著有《易林勘复》《京氏易传笺》《释郑氏爻辰补》《周易虞氏学》《周易对象通释》《诗经声韵谱》《楚辞音》《石鼓文音释》《说文音释》《等韵通转图证》《诗经形释》《文谈》《马氏文通正误》《休复斋杂志》等30余种国学专著,计120万字。1952年汇编为《徐氏全书》出版,名扬中外。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亦精装出版了徐益修的部分国学专著。徐益修的易学专著继往开来,为中外易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易经》指明了途径,提供了方法,扫除了障碍,开拓了世界易学发展的道路。

徐益修以诚待人,对学生循循善诱,造就的人才遍布各地,如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建功,原山东大学副校长、深谙中古文史的陆侃如,原浙江文史馆馆长王焕镳,全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从周以及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教授及国画大师王个簃等均为徐益修的入室弟子。徐益修端方高洁的人品和渊博的学识,深受学生爱戴。

新中国成立后,徐益修任南通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并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3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徐益修病逝于休复斋故居,是日为其76岁寿辰,生于斯,死于斯,周而复始,与休复之易理契合,然则,徐益修留下其不朽巨著,虽死犹生也。

(作者单位:江海晚报社)

 

 

黄埔军校里的海门人

 

 

俞茂林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建议“创立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地”。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惨痛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时,积极酝酿,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校设在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人们称之为黄埔军校。

1924年3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任命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改造,要用这个军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用,还运来6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这期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黄埔军校从1924年3月起至1926年1月止,共举办7期,前4期4981人,第五期起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此后,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中央军校”。

海门人去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不少,据现有史料介绍以下4位。

 

军校特别官佐——季方

 

季方,字正成,1890年生,海门悦来镇人,1911年起曾在江苏陆军小学和保定陆军学校学习,有较扎实和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素养。1924年黄埔军校筹备成立时,派教练部主任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学生和教员。适时季方正在上海,应聘到黄埔军校任少校特别官佐,在教练部办公室协助邓演达处理日常工作。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500余人,6个月毕业后成立教导团,季方随后调教导团任营长。1925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率两个教导团与粤军许崇智师配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季方调教导二团二营任党代表兼代营长。在淡水战役中,因王柏龄指挥无能,季方孤军深入被俘,第二天机智脱险,并带回了敌军情况。季方被任命为一营党代表,营长顾祝同。团长王柏龄撤职,调校本部。参谋长钱大钧任二团团长,与广东彭湃领导的农民协会配合,势如破竹,占领揭阳,攻克潮汕。6月,东征军四师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将叛军和随营学校的130多名学生编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十队,季方任队长,3个月毕业。随后,季方改任校长办公厅主任副官,其时,邓演达为教育长,与校长同室办公,蒋介石不在校时,日常工作由邓演达处理。季方与邓演达朝夕相处,相互之间有更深的了解。

10月、11月间,教导团举行第二次东征,一举摧毁陈炯明的惠州老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势力蠢蠢欲动,1926年3月20日爆发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右派面目开始暴露,季方大失所望,于苦闷消极中,借送妻灵柩回乡,离开了黄埔军校。

不久,接到黄埔军校来电,催他迅速回校准备北伐。季方虽对蒋失望,但北伐吸引了他,返回广州后,参加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筹备工作,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由季方担任组织科科长,军衔为上校。

1926年6月,季方随军北伐,担任22师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等职,直达武昌城下,此后转战于江西南昌、浙江杭州、上海等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季方只身离沪潜入武汉,在国民党武汉中央参与政治部工作,为中将军事指挥。“七一五”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掀起反共高潮,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中国又沉入黑暗。但为光明而奋斗的人们,并没有被屠刀吓倒,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及一部分离散的共产党人酝酿成立第三党,季方协同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事会干事,负责总务和军事工作。结果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镇压下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季方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配合新四军开展抗日活动,先后担任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苏中四专署专员、苏中行署主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中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华东区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团长等职。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季方历任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7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军校学生队队长——陈復

 

陈復,字控羲,1893年生,海门三阳镇人。民国初年投效沪军都督陈士英麾下的学生军,不久被送往保定军校第三期深造。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陈復先后担任第一期学生队副队长,第二期学生队队长,第三期学生队大队长,第四期学生队副总队长,第五期入伍生团团长。其间,曾率领学生队奋勇抗击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及东征讨伐陈炯明之役。回校后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继续加紧训练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之需,为黄埔军校作出了贡献。

陈復1927年离开军校,调任江苏苏州市警察局局长,1929年调镇江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兼长江下游水警区区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挟其优势,猛烈进攻淞沪地区,陈復时任常熟县县长,全力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作战。后奉令西撤至四川,任军政部点验委员会中将组长及六战区分会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復回到江苏。1949年病故。

 

军校三期学生——袁英

 

袁英,又名袁显扬,1909年生,海门三阳镇人。1925年随其兄袁华赴广州,由同乡老师季方介绍,进入黄埔军校步兵科第三期(高教班)学习,是年底毕业。调往深圳国民革命军第二师五团一营一连当见习生。3个月期满后调回黄埔军校,任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一营二连少尉排长。1926年7月,进入炮兵团迫击炮连任中尉副连长,1927年2月,随北伐军占领上海,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直属炮兵指挥部二团连长。1929年11月,任师部少校副官,驻洛阳2年多。1932年5月,调至南京军事学校高级班受训6个月结业,留军训班任区队长。1933年11月调任江苏省军警干训所中校副总队长,历时3年。1936年12月,任省保安第一团副团长。1937年12月,任江苏省抗日青训团上校团副,代团长,军校七分校副总队长。1939年1月,调任陕西南部汉阴第一补充团团长。1940年11月,任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少将高级参谋兼办公厅副主任。1944年1月,任成都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兼政工大队大队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任国民党军政部直属第一军官大队大队长,1947年8月,任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国防部部员,联勤总部高级参谋处长。1948年10月,任国民党南通指挥所高级参谋。同年11月,任海启地区指挥部指挥官兼国民党海门县县长。1949年1月,袁英率国民党残部从海门青龙港撤至江南,编入国民党第十九纵队任中将司令。同年4月1日,改任陆军二十八军暂编第七师师长。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南京,袁英率国民党残余部向浙江杭州撤退。4月29日,袁英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主动找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投诚,将全部官兵及武器弹药装备集中交点。投诚后,被编入第四野战军解放军训练团受训。卒于1951年。

 

军校七期学生——黄通

 

黄通,字更夫,1907年生。海门麒麟镇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文化大学,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初为国民政府炮兵团少尉,曾参与淞沪等战役,后任东北军一一五师政训主任、贵州省警察厅督察长、贵州军管区上校科长。抗日战争期间任陆军炮兵独立团少将团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聘国立南京临时大学副教授兼汤山夏令营训导长暨南京训练团教务长。此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46年10月,被选为南京市参议员,1948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兼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1949年4月去台湾。1997年病逝于台湾,享年90岁。

(作者单位:中共海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苏中特区的红色心脏

 

——吉庆镇

 

周金国

 

原吉庆镇位于海安县西北部,墩头镇南部,镇政府驻吉庆庄(西长垎头),距离县城17.5公里,距离墩头镇政府5公里。

吉庆镇历史悠久。1986年,在境内长垎头东侧(现204国道西畔)约1公里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5米。发掘现场采有红褐陶、泥质灰陶、黑皮陶等陶片遗址实物。经相关部门学者鉴定为崧泽文化遗存,且比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存年代更为久远。长垎头遗址被《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收录。这一遗址的发现,说明在5000多年前,吉庆地域就有古人类生存繁衍。

吉庆镇的中心旧时被称为西长垎头。传说,很久以前,在现长垎村4组有一个大汊港,有一条很长的垎子(地势高出水面的长条地带),一直伸到汊港中央,当时人们习惯地叫它“长垎头儿”,汊港以东叫东长垎头,以西叫西长垎头。

以西长垎头为中心的吉庆镇,清代至民国18年(1929)属泰县校林邓夏庄乡。民国18年后属泰县八区(不久改为十区)。新四军东进后,在这一地区建立“联抗”。“联抗”前期,吉庆一带属泰北办事处曲北区。民国32年建紫石县后属紫石县曲北区。民国34年12月属邓高区。民国35年11月属曲胡区。民国37年,吉庆一带属海安县(原紫石县)胡集区。1956年后,吉庆一带属仇湖区。

民国18年实行区乡(小乡)制,始建吉庆乡,辖现吉庆、长垎两村地域,乡公所设于西长垎头(吉庆庄)。民国37年至1949年,吉庆南部的千步乡曾分为坚持、烈士(“联抗”烈士公墓所在地)两个小乡。后又合并为千步乡。1956年,千步乡与吉庆乡合并,更名为烈士乡,乡公所设于吉庆庄。1957年冬,西部的校林乡(曾经邓高、明治、严网、兴旺、崔庄等几个小乡的分合)大部分并入烈士乡。1958年,成立烈士人民公社,1983年复改社为乡。1992年5月,撤销烈士乡,改建吉庆镇。2004年7月14日,吉庆镇并入墩头镇。根据《海安年鉴(2004)》记载,2003年,全镇总面积35平方公里,辖吉庆、长垎、千步、宝祥、毛庄5个行政村,153个村民小组,7318户,21008人。

新中国成立前,吉庆一带(含原千步乡、校林乡)是穷乡僻壤,土地大多为外地地主所有,如千步乡有3000多亩土地属曲塘王葆芝所有,本地殷实人家不多,大多为贫下中农。吉庆庄也比较萧条,河南、河北各有一条几尺宽的泥路横贯东西,庄上有二十几户人家,只有几家豆腐坊、小杂货店和两家商铺,另有一家张氏药店稍有名气。有一座寺庙永盛院,规模较大,有庙房70余间,庙田400余亩。

新中国成立后,长垎头旧貌换新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后,吉庆街道逐渐向河南拓展。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集镇居民逐渐增多。1988年建海瓦公路过境段,初宽8米,砂石路,后拓展为14米,沥青路面。21世纪初,建成古南路吉庆段,沥青路面。东西向的两条大道并列,构造了吉庆镇区发展的基本框架。商铺、事业单位驻地主要沿海瓦公路过境段两侧发展,形成7华里长的商业街。企业单位主要在古南路两侧分布,形成7华里长、2华里宽的工业园区。商业街上楼房林立,住宅、超市、小店铺对峙,到处有饭店、酒楼、舞厅华美的霓虹灯和橱窗广告牌,具有现代水乡都市的风光。工业企业向着高起点、高目标奋进。化纤之乡、蓄电池之乡闻名大江南北,“奇香”饼干享誉全国。学校、医院、银行、邮政从无到有,至2003年,全镇有1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初中,2家银行,1家医院,5家村级卫生服务站,社会事业功能齐全。2003年,全镇经济总收入6.9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408元。其中粮食总产1756吨,工业总产值47608万元。吉庆人无比自豪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十年,“长垎头”变成了七里长街,党的英明领导使我们致富昂起了头。

吉庆镇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吉庆乡是中共兴东泰地委和“联抗”司令部驻扎、活动的中心。

在吉庆镇政府大院内有一块很不起眼的花岗石碑牌,上书“中共兴东泰地委驻地旧址”等字样,浓缩了中共兴东泰地委和“联抗”部队的辉煌历史,记录了吉庆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苏中水乡红色心脏的特殊功绩。

1940年,黄桥决战以后,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地带。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团结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一致抗日,应国民党军李明扬等部要求,新四军决定建立一支联合抗日的武装力量,控制这一中间地带,作为缓冲区域。经多次协商,新四军“联抗”部队于当年10月10日在曲塘镇宣告成立,黄逸峰任司令员。次年春,日伪占领曲塘,“联抗”转移至曲北农村,坚持斗争。为了统一领导“联抗”防区内的抗日工作,11月,建立中共兴东泰特区工作委员会,张敬人任特委书记。1943年1月,兴东泰特区委改建为兴东泰地委,黄逸峰为书记,戴为然为副书记。

兴东泰特委和“联抗”部队在当时的千步、吉庆两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斗争的残酷,特委机关和“联抗”司令部先后转驻于当时千步乡的季家垛、吉家园沟和吉庆乡的永盛院(该庙故址在吉庆村,吉庆镇政府驻地河北,土改时拆毁)等地。当时的吉庆乡成了苏中水乡抗战的中心乡镇。在中共兴东泰地委和“联抗”司令部的领导下,老区人民团结抗战,减租减息,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敌、伪、顽,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海安、曲塘以北地区的海曲北中心区委(秘密)和海北、曲北、谢王河等区委,先后由泰县县委划属兴东泰地委领导。接着李堡、海富区委和仇湖区委划属兴东泰地委。兴东泰地委和“联抗”的活动不仅包括以上地区,其秘密活动的范围,则包括整个兴化南部、泰县北部、东台西部的水网地区。当时的吉庆庄是兴东泰的指挥中心,有人称之为苏中特区的红色心脏。原泰北办事处主任后任紫石县县长的魏翘南有诗为证:“回忆当年吉庆乡,敌顽环视逞凶狂。乡人奋起保家园,留得英名百世芳。”

1944年,苏中形势发展很快,人民抗日力量空前壮大,日伪军队日趋瓦解,税警团主力被新四军“联抗”歼灭,残部已公开投降日寇,野三旅等顽军早被击溃。因此,敌我阵线更加分明。在此种情况下,“联抗”的使命已经光荣完成。1944年10月10日,“联抗”两个团正式改编为新四军主力部队。中共兴东泰地委也随之撤销,建立中共紫石县委,原属地大部分归中共紫石县委员会和紫石县政府领导。

1991年4月,海安县人民政府确定此处为革命遗址,竖碑立牌,作为永久性纪念。

位于千步村的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建于1944年11月,占地60亩,主要建筑有表门、烈士纪念塔、明理堂、“联抗”纪念馆、烈士墓、逸峰阁、书画馆等。该陵园是江苏省最早建立的烈士陵园之一,也是苏中地区抗日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大的烈士陵园。陵园先后入选《中国博物馆志》、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AA级旅游景区、江苏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南通市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新四军“联抗”烈士陵园成为吉庆镇的一张红色名片,每年吸引数万游客前来游览、吊唁。乡镇合并后,陵园按照管理规范化、生态环境公园化、“联抗”史料系列化、传统教育多元化、纪念景点群体化的方向发展,既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又是观光游览的胜地。

(作者单位:海安县墩头镇成人教育中心校)

 

 

山水相依的五山歌谣

 

严金凤

 

万里长江奔流入海,沿途留下无数风景名胜,江尾海头的名山狼山与剑山、军山、马鞍山、黄泥山合称“狼五山”,在江海平原上突兀而起。五山临江而立,玲珑俊秀,被誉为天籁独赋的天然水石盆景。千百年来,引得无数文人墨客驻足。宋代书法家米芾游过狼山后,惊叹它的秀美,题字“第一山”,至今留存在狼山的大观台上。在南通人民的生产生活中,与狼五山休戚相关的俗言谚语相继而生,可吟可唱的歌谣也在民间传诵,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荡漾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无事悠悠看狼山”的真实写照。

 

狼五山歌谣大致分成这样几种类型,一为颂扬大圣菩萨的神威。如:转弯抹角来到狼山庄,身上邋遢怎得进庙堂;菩萨不说,自己也嫌肮脏。足见善男信女的虔诚崇敬的心情。香客准备到狼山进香之前,就得沐浴更衣,用干干净净的双手捧香跪拜在大圣菩萨塑像前。又如:八月初三起风霖大潮,一直淹到龙王庙,再隔半个时辰就要淹到狼山腰,大圣菩萨脱下身上穿的袈裟袍,罩住洪水再也不敢向上冒(泛)。整个通州城正遭洪水肆虐,洪水已经淹到狼山腰的危急关口,宛如民谚所言:高高堰一倒,狼山顶上绊萎草。高高堰是传说中的淮河总水闸,高高堰的闸门被洪水冲坏,狼山脚下俱成一片泽国。大圣菩萨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水,毅然决然脱下身上“防百虫、抗病灾”的袈裟朝山腰上一盖,洪水再不向上涌,拯救了黎民百姓。

二是稚趣横生、诙谐夸张的歌谣,如:小阿哥,会爬坡,狼山顶上摸田螺,摸到田螺没多大,挖出肉子一担多,爹娘说的上街卖,哥嫂要留着过端午,切了十六盆,煮了十六锅,鸡也抢,猫也拖,哑巴吃饱唱山歌。再比如,刘三姐面对皇帝佬儿扬言要娶她为妃,从容不迫唱出彩礼的规模:一要猪头狼山大,二要老酒坛子海洋深……八要雪花晒干四两重,九要蚊子牙齿聚半升……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皇帝佬儿算盘珠儿拨起算了算,卖掉整个金銮殿也娶不成。在一马平川居住的南通人来说,出门没有见过崇山峻岭,高山大丘,当然认为只有常见的狼山最大,那么有狼山大的猪头,简直是个稀罕之物了。

三是狼五山周边的景点,如城山路上的倭子坟与曹顶像,五山歌谣中是这样唱的:送妹送到万人墩(倭子坟的俗称),墩里埋葬倭寇不算人;奸淫、抢劫、烧杀的刽子手,血债累累万人恨。曹顶手执切面刀,刀光闪闪切面条,自幼立下英雄志,杀得倭寇头颅雪花儿飘。相传曹顶是制面出身,发明过“南通跳面”,而他杀倭寇就是那把他常用的切面刀。倭子坟就是抗击倭寇的历史见证,江海儿女不仅以武装袭击消灭敌人,也用歌谣口诛笔伐。

四是描写浪漫爱情,在歌谣中占据大量的篇幅,如:三里来三月三,郎约小妹游狼山,石头塔子怕打滑,藕嘴嫩手由郎搀。桃花开在三月三,桃红柳绿游狼山,观音岩上烧炷香,养个儿子再来谢菩萨。桃红柳红的阳春三月,人们游览景色的好时机,男女青年去游狼山正是最好的选择。在一步一步登山途中,男搀女也是人之常情,游狼山也少不了到观音岩上拜一拜观音,祈望求得一男半女,正适合结婚不久男女的心愿。还又如:狼山顶上竖石碑,生根不怕罡风(台风、飓风)吹;只要你心合我意,哪怕王八说是非。狼山顶上飞野鸡,郎不嫌姐薄粥稀;有情清茶当美酒,粒米也能度肚饥。送妹送到狼山下,走走停停忘吃饭,要待狼山上的石头上天飞,你我情意才分散。坚贞不渝的爱情像狼山上竖的石碑一样,再大的狂风也吹不倒。爱情到了神魂颠倒的境界时,吃一粒米也能度肚饥,一杯清茶胜似一杯美酒。再如《结识姐儿》就将五山唱“靓”:结识姐儿狼山东,狼山顶上挂灯笼;灯笼壳上四个字,大圣菩萨坐当中。结识姐儿军山西,顿顿吃饭想吃鸡,野鸡、椒鸡(五山古特产)都尝到,清汤下面狼山鸡(今天特产)。姐儿吃饭剑山南,郎姐江边去看船,龙船风船都见过,不曾见过采虾儿船。姐儿吃饭马鞍山北,马鞍山前一对大蜡烛,支云塔和大观台,香炉就是五山拱北。姐儿吃饭黄泥山中,黄泥山顶无山峰,姐儿不嫌郎哥丑,鸳鸯戏水荷花红……

狼五山歌谣通俗易懂,没有华丽词句,证明这些歌谣是出自平民百姓的口耳相传。民歌评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子艾赞誉南通山歌:有山、有水、有情;山美、水美、人亦美。

(作者单位:南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张謇与孙中山交往二三事

 

陈有清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因出身、性格、政见的不同,在生活的道路上做出了某些不同的选择,但他们都为中国近代史的演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们二人间的高尚情谊也足以彪炳千秋,垂范后世。

首次会面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动搖了2000多年封建王朝,也震醒了许多有识之士,原本热衷君主立宪的张謇在南方革命形势推动之下,迅速转向共和。1911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到了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中华民国的成立,给张謇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与热情,特别有趣的是,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地点,正是张謇前些时一手规划建筑的咨议局新房。

在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张謇便应孙中山之约倾心长谈。他们互相敬慕,相见恨晚。他们都谈了对共和国的设想,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蓝图。孙中山长期在日本,并游学南洋及欧美各国,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深有研究,因而胸怀宇内,囊括四海,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张謇是在实业中摸爬滚打的人,习惯于“做一分是一分”,主张做事业一定要有系统性、科学性、示范性,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和浪漫,因此在当天的日记里,对孙中山作了四个字的评价:“不知崖畔”,意即对未来事业的艰难险阻,缺乏思想准备。不过,尽管他们性格上有差异,但共同的救国宏图仍使二人走到了一起。时逢年节,张謇亲书对联贴上大门:“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表达着迈进新时代的欢快心情。

 

筹措军需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革命党人控制了南方半壁江山之时,缺少经费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按张謇计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亿)二千万两……按月应有一千万两之大款。”(见《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银空虚,列强又控制了海关税款,新政府真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善于理财的张謇于1911年11月10日发出了《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提出支用预算及拓展财源计划。

张謇通过《意见书》为新政府谋划献策。他提出,各省要制订指标,为中央政府分担若干万两,同时募集外债一万万两(至少五千万两),以外源补内虚……

他除考虑方针大计外,面对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以个人财力加以资助。他见江浙联军为光复南京攻城苦战,便于12月1日对将士们犒赏牛50头、酒1000瓶、银圆6000块、面粉1000袋、布1000匹。

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其实也深知革命必须靠枪杆子和银圆相结合的道理,他所以没有立即回国,也是为了在南洋华侨中募集资金,他还游说欧美,努力争取革命政府在外交与财政上得到列强的支持。当时,中外各大报刊盛传孙中山携带巨款回国,两个半月后,孙中山一踏上上海码头,就被大批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他们争先恐后询问资金问题,一无所获的孙中山只好深藏着内心的无奈,意味深长地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精神固然重要,但精神终究取代不了粮秣子弹,临时政府为广开财路,宣布没收清政府官产,一些反对共和的官僚私产也在没收之列,没收之后“全归民国政府享有”。但各地政府响应者无几。他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阳奉阴违,没收到手的钱财也中饱私囊,不上缴国库。军政各费开支急如燃眉。“孙中山为此愁劳奔波,陆军总长黄兴几乎急得吐血”。张謇不忍坐视,凭着大生企业跟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经济往来的老关系,由张謇作保,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大生一厂的名义为南京临时政府借得23.7万两,折合通用银圆30万元,暂时缓了一口气。

三井十分精明,规定借期仅仅一月。未过几天,新政府又是焦头烂额,张謇无奈,只好咬咬牙,仍以大生纱厂的全厂工程地基、房屋、机器及其他财产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40万两,合当时通用银圆50万元,用以还清前次30万元,给新政府再凑20万元,借期6个月。借款契约共10条,其中一条上写明:“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买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上下,总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张謇甘冒此风险,愿打落门牙含着血泪往肚子里吞,足见待新政府一片赤诚!

 

辞去总长

 

尽管张謇不惜孤注一掷以纾国难,临时政府仍然财源枯竭,孙中山、黄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以中日股权各半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本人借款。张謇在上海得讯大惊,急电孙中山和黄兴,力加劝阻。他说:“凡他商业,均可与外人合资,唯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以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国旗下之日。”他恳切劝告说:“愿两公宏此远谟,勿存见小欲速之见,至坠宵小奸匿之谋”,并指出“日本对汉冶萍钢铁厂一直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一受其饵,则于国防于外交,皆大失败”,且恳切陈词:“謇忝任实业,于此事负完全责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孙中山觉得张謇的话很有道理,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复信说:“铁矿所办诚如所示之利害……已有成议,今已追正无及。”在这种情况下,张謇感到身为实业部长,一不能为“君上”解忧,二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实际问题,他所应分管的工作,“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弄得他无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无以为新政府尽到应尽之力。他一向厌恶的就是挂虚名而不干实事的那种“尸位溺职,大负委任”,心想天下能人者多,也许别人会解此大难,于是1912年2月7日电请辞职。2月9日孙中山复函张謇恳切挽留:“直言文所深佩。时危拂衣,想非所忍,尚企为苍生挽留,不胜盼切。”但未能说服张謇。因而张謇任职40天后,即2月12日正式辞去实业总长之职。

 

互赠照片

 

两位时代伟人虽然在某些方面思路不尽一致,但不影响他们的高尚情谊。

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一再问候张謇并谦虚地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同时,翻开随身所带影集,选出一张满意的照片,手执羊毫,亲笔写上“季直先生惠存”并落款“孙文”。然后郑重地将照片交给张孝若:“请转赠令尊作个纪念。”可见张謇虽然离开中央政府要职,但没有离开总统先生的心窝,孙中山仍是对他一往情深,眷恋不已。

这一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了成功人士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现在又收到大总统的亲笔题字的照片,张謇激动万分,大总统的垂念更给他莫大鼓舞,虽是年届七旬仍然壮心不已。他也选出一张,上书“中山总统赐存”,落款“张謇敬赠”,回赠给孙中山。

这一来一往,体现了两人海阔天高的情怀与相知相忆的珍贵友谊。

 

痛悼元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张謇闻听噩耗,悲痛万分,先于各地在南通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追悼会。他身着礼服怀着沉痛的心情亲自主持:“孙中山是首创中华民国之人,是国民的领袖。既首创民国,则凡中华民国之国民。谁不该敬佩他!谁不该纪念他!”张謇对孙中山个人品格赞赏不已,他说:“斯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孙中山不畏艰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对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作了中肯的评定:“从历史看,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首推商汤……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他针对当时复杂的历史思潮与众多的党派纷争,义正词严地指出:“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对如何正确评价孙中山,如何肯定孙中山历史功绩,如何坚定地执行“三民主义”,起了极大的引领作用,激励大家团结精进,百折不挠地践行总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诸君尚需努力”。

(作者单位:如东张謇研究会)

 

 

宏 观 调 控  自 由 竞 争

 

 

——张謇与孙中山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孙崇兰

 

一个世纪前,立宪派代表张謇和革命派代表孙中山就实业救国、提振经济都提出不少观点,张謇侧重自由竞争,孙中山偏好宏观调控,二人的经济发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謇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共同处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民主革命为契机,提出全国性的实业计划。而张謇以南通为基点,以实业为基础,将南通打造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二者在经济战略方面的思想有很多共通共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例如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 因财政极端困难, 急需军政费用, 张謇凭借大生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的关系, 以自己个人信用担保借得30万元,为临时政府救急,这体现出张謇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和荣辱与共。具体来分析,共同点表现在:

同的理想——实业振兴中华。二人有共同的实业目标,希望工业机器替代效率低下的劳动密集型方式,铁路轰鸣,河运畅通无阻,工厂遍地开花,产业工人早晚忙碌,国强民富。二者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中国决不闭关锁国的策略,此外,他们认为中国因幅员辽阔,矿藏丰富,人口庞大,所以不能也不该独立发展,要开放门户,参与世界产业浪潮,共同进步谋发展。

共同的困难——时势环境艰难。封建统治和后期的军阀混战,使产业环境异常恶劣,虽然中国资源丰富,但国力孱弱,资金匮乏,而长达千年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

共同的原则——维护主权统一。二人都主张开放门户以振兴实业,且原则完全一致,即维护主权的统一完整,主权是原则也是底线。

 

张謇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不同处

 

二人对振兴实业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不同点主要是围绕宏观调控和市场自由竞争、民营与国营侧重点等经济要素方面。

张謇不赞同政府直接干预私营经济,而孙中山主张以国家行政手段来节制资本。张謇主张发展企业就必须调动民营资本家的积极性,解除束缚资本发展的枷锁,给民族资本以自由,让市场去调节,而非政府横加干涉,政府“一言堂”、乱指挥、乱作为,只会损毁经济,政府只要维持和保育就行了。跟张謇不同,孙中山主张以国家行政手段来节制资本。他是基于政治大局的考虑,意图避免一些因削弱中央经济权威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他主张把银行、铁道、航运统一收归国家经营,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张謇侧重于将发展的重心放在民营企业,而孙中山则重点主推大企业国有化。张謇认为国营模式要削弱,他在出任农商总长时大力主张民族资本的私营模式,颁布了大量经济法规、政策去鼓励扶持民营,张謇还制订了公司条例、矿产条例、商会法等经济法规,对民营企业产生了较好的扶持作用。不同的是,孙中山则主推大企业国有化。他在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态:“凡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的生计”,孙中山意图是不允许私人搞垄断。

张謇注重搞实业的实践性,而孙中山则注重规划性。张謇很务实,他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创业之初便遭遇资金窘况,在鼎盛时期的扩张后又面临许多困难,多方努力、举步维艰,在这一过程中,张謇多次向日、美、英财团借款以图振兴却无果,大生的发展和维持,都靠张謇亲自规划和亲力亲为的,在一线“战斗”中,张謇认为实践才出真知。孙中山因为没办过企业,他只是从宏观上指挥经济,注重规划性,这点跟张謇有异,例如1919年,孙中山在《远东时报》发表英文版《实业计划》,其中一篇《中国的国际发展》文稿中,他规划产业涵括了铁路、港口、运河、发电、垦荒等发展包括重工业发展,但由于缺乏像张謇这样长期的一线办厂的实践经验,规划很宏伟,但难免太过理想,与实际脱钩。

张謇主张轻工业为先,而孙中山主张重工业为先。张謇认为振兴实业必须有重点有步骤,“棉铁主义”是张謇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贯穿他一生——“棉铁主义”以棉为先,以轻工业为先,再发展铁暨重工业。而孙中山主张重工业为先。他提出重工业的发展,尤其以交通运输业为最先,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 铁道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

孙中山的设想是好的,他从宏观方面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奠定了蓝图,但因主客观环境的恶化,让蓝图并未真正实施,张謇因为是实践派,他创办企业的过程是自力更生的过程,所以他的经济思想更贴合实际,更有可操作性。评论二者孰对孰错,是不科学的,只能设身处地思考,居于百年前旧中国窘迫的时局环境下,才能做出初步判断:二者的思想和理论都有事实依据,也都基本符合经济学规律,但后期的失败是因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生产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无人能幸免,即便张謇与孙中山二人,也无法全身而退,功德圆满,这是时代的悲哀。

总之,张謇和孙中山都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尽管在经济思想上,二人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但无可否定的是——他们都是爱国者!都为近代中国设计了走向富强的道路。但遗憾的是,虽计划宏伟,但迫于民族未独立,民主自由未实现,二者的理论和实践先后都陷入“沼泽地”,但他们对当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仍充满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政协办公室)

 

 

《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出版

 

2016年是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7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经市领导同意,市委党史办、市教育局、南通中学联合开展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市委原书记朱剑牵头组建编委会,开展具体工作。10月,《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一书出版。全书72.9万字,分上、下两册,共有“历史背景”“组织领导”“斗争经过”“认识评价”“纪念传承”五大部分,包括300余份文字资料和50帧照片资料。这是迄今有关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最为齐全的历史资料汇编,为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三一八斗争精神提供了权威依据。

(通史)

 

 

文人笔下的如皋美食

 

陈根生

 

明清年间的如皋,商贾云集,会馆林立,“金如皋”之美誉已经名扬江海大地。“金”字是盛赞如皋地方经济昌隆、人民生活富裕,自然也包括饮食文化的异彩纷呈。达官显贵、文人雅士都是“吃货”,如皋的美味佳肴主要享用者是他们,有品味的鉴赏者也是他们,众多如皋美食就留在他们的字里行间。

要论如皋美食,第一当属誉满大江南北的董糖。清代《崇川咫闻录》载:“董糖,冒巢民妾董小宛所造。”如皋才子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心灵手巧,是经营零食的高手。董糖的特色是入口易化,酥松香甜,食之口齿留香,回味久长,营养丰富,老少咸宜。

清末民初邑人周肇鼎作七律诗,通过描写董小宛制作董糖,赞美冒董二人的甜蜜爱情生活:

 

绮楼春暖酿饴天,妙手新摹蔗肉圆。

口蜜也叼君子爱,心灵甘让美人先。

玉钗敲处声同脆,金粉余芳色并妍。

信是双成留雪爪,影梅庵语记游仙。

如今生产董糖的地方也不少,可是品尝后总感到黯然失色,缺少点什么。其实,缺少的正是如皋董糖特有的那份文化内涵。风味美食不仅讲究名人效应,而且其本身就是当地的名、特、优产品,历史悠久,制作工艺独特,质量上乘,给人无与伦比的口感与享受。

如皋猪肉制品名播海内外,成为一张地方名片。1983年11月,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访问如皋,赞扬如皋今昔巨变。他情不自禁地提笔赋诗道:

 

昔时冒氏歌舞地,而今廪食万鸡啼。

豚肥名扬传海外,风骚异代不我欺。

不仅董小宛所创“董肉”(又称“虎皮肉”“跑油肉”),纹似虎皮,肥而不腻,与东坡肉相映成趣,而且如皋火腿与浙江金华火腿并称为“北腿”“南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如皋广丰腌腊制腿公司生产的火腿获美国檀香山国际博览会金奖;宣统二年(1910),如皋火腿又在江宁(今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优异荣誉奖。是时,如皋火腿畅销海内外,在上海和美国旧金山等地均设有分栈。其他猪肉制品如香肠、肉松等同样历史悠久,1992年获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

文人都是非常敏感和挑剔的,随着季节的不同,他们的口味需求也不时翻新,于是各种各样的时令美食也如候鸟似的翩然飞到如皋的餐桌上。

明朝如皋诗人严怡:

 

鱼舟杳不住江村,淅淅春寒恼客魂。

却喜野人开腊甕,杏花时节见河豚。

清代词坛巨擘陈维崧:

 

                               如皋忆,忆得暮云天。

                               著醋红蛏经酒脆,带糟紫蛤点羹鲜。

                               日日醉花前。

 

近代著名学者、邑人冒广生《龙游河棹歌》第98首:

 

食器蛼螯鲜入诗,红蛏紫蟹点羹宜。

白虾正月沿街卖,此味吴儿未许知。

 

近代邑人郭雍南描写炝白虾诗道:

 

烂漫红卤忆清波,魄醉魂酥趣若何?

上箸可怜犹半活,看人想竟是天魔!

 

鲥鱼为如皋“三鲜”之一。宋大诗人苏轼有诗盛赞道:

 

芽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

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

 

近代邑人沙元炳亦有诗道:

 

春去江城气尚寒,牡丹开罢始登盘。

小鲜比国批鳞少,隽味如文蜕骨难。

 

如皋地处长江出海口北岸,枕江襟海,优越的地域位置使一年四季的动植物食材丰富而多样,如皋人也因此口福不浅。以上诗人笔下鲥鱼、河豚属江鲜,蛏、蛤、梭子蟹、蛼螯、白虾属海鲜。时令美食的特色就体现在这个“时”字,所以文人们尽情描绘季节色彩和舌尖上的愉悦,让现今的人们可以体会到先辈们在享受饮食文化中的快乐!

其实不少风味美食本身就是长寿美食,药食同源,又营养又保健,深受如皋百岁老人的钟爱。

清末著名书法家钱名山(振鍠)应如皋名店主人徐大昌之邀到如皋时作诗6首,这里摘录两首:

 

天水茶

累朝兵火未曾惊,此地生来福不轻。

天水烹茶风味好,女儿个个奏牌经。

 

麦冷蒸

采来元麦穗犹青,磨上牵来作冷蒸。

若教比似桃花饭,碧绿姚红两未胜。

 

作者当时只是直抒情怀,哪里想到如今经科学测试,如皋“天水”中的锶元素含量居然达到矿泉水标准,其偏硅酸含量接近矿泉水,而其中铬、铅之类有害元素比允许值更低,这为如皋长寿之乡披上神秘的面纱。对于“冷蒸”,作者短短几句不仅交代了食材、食用时间、制作方法,而且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美食色泽诱人,倾注了一位外地诗人的一往情深。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专家、酒界泰斗秦含章,写有《赞白蒲黄酒》诗:

 

(一)

蒲黄玉液裹长寿,长寿家乡饮蒲黄。

佳节重阳多敬老,如皋圆月独辉煌。

 

(二)

曲蘖工程缵左仙,如皋一绝满誉天。

黄花醉酒东篱下,白发寿翁乐心田。

 

这是95岁的秦含章,在如皋喝长寿酒过敬老节时的即兴诗。如今白蒲黄酒已被如皋市长寿研究会推荐为长寿食品。黄酒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被称为“液体蛋糕”。有数据证明,白蒲镇百岁老人数量居如皋市众多乡镇前列,这与他们长年累月吃“液体蛋糕”是有关系的。

如皋美食在现代作家笔下也留下了美丽的倩影。

著名作家碧野写过一篇《如皋好》,刊载于1985年8月26日《羊城晚报》,其中写到如皋美食有董糖、火腿、白蒲茶干,他特别突出了三个“最”:

“最有名的‘陈元酒’,以陈皮、桂圆酿成琥珀色美酒,其味醇厚甜香,物美价廉,每瓶仅售一元多钱,但为了保持质量,窖藏不到两年不出售,货少难求。”

“如皋特产最有趣的是捏颈萝卜。这种萝卜起名为‘捏颈’,颇有滑稽之感。但它白嫩,小而圆,生吃,甜而脆,比北京的‘萝卜赛梨’更富有风味。如果薄皮上出现裂纹,那就更嫩更甜更脆。这种捏颈萝卜,只产于如皋,尤以东北郊出产的更为质佳味美。”

“如皋的水产以‘刀鱼’最令人喜食,‘刀鱼’形似薄刀,肉细嫩,味鲜美,这是春天的水产珍品。一过清明,‘刀鱼’老了,骨刺变硬,就不怎么名贵了。”

解放军作家洪炉在《我在如皋的往事回忆》中深情地写道:

“我从1945年7月12夜出来,虽然只在那儿待了大半年,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在如皋的那些事都一一写下了,却似意犹未尽,再三回忆又想起一事。我曾在如皋老县政府门口一家馆子里,吃过几顿好饭,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大开荤。我老家很穷,饭都吃不饱,参加革命后才填饱了肚子,却一直是吃炊事班的大锅饭,忽然吃到了如此美食,不仅开荤开胃也大开了眼,更大大开了心。原来世上最好吃的并不只是红烧肉白米饭,地主老财们也绝不天天都吃烧饼茶食。例如我在如皋那家馆子,第一次吃到的一种白色小圆子,进了嘴一滑溜就下去了,其鲜嫩美味真妙不可言,我几次想问这是什么,既顾不上又不好意思,很久以后才知道那只是鱼丸子,我却一直以为是什么龙肝凤胆等天上美味;还有用猪皮炸成的“鱼肚”、香肠、香肚、肉脯、肉松等等,我竟从来不知自己家乡有如此美食,只觉得真枉为泰兴和如皋及苏中人了!”

以上二位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见所闻所食,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舌尖上的如皋,写得真实鲜活,写得有声有色,写得风趣横生。读来让如皋人倍感亲切、温暖,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一方水土绽放一方美食!如皋美食,如皋味道也!

(作者单位:如皋中学)

 

 

三十而立今古情

 

 

——主编《南通今古》杂忆

 

钱泽麟

 

30年前,收到市地方志办寄来的《南通今古》试刊号、创刊号时,就想我们党史办也应该办这么一份杂志。未料心想事成,而且是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共同办刊。

 

办刊思路的形成

 

1996年市地方志办与市委党史办合并后,主任室决定由我兼任《南通今古》主编。在1997年《南通今古》第一期《改版寄语》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决定面向现实,面向读者,对杂志作一次较大的改版,从形式到内容,给读者展示一个全新的形象。”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给后人留下历史,更重要的还要引导人们重温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提出要把杂志办成“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社科类综合性刊物”的办刊思路。在后来的实践中,又加了史料性,并把趣味性改为可读性。把思想性放在首位,就是要让读者开卷有益,有所启迪和感悟。史料性就是期刊的主体。知识性要使人增长才干,学到东西。文章还要有可读性,才能吸引广大读者的眼球和关注度。

1998年3月中旬,省地方志期刊工作会议在南通召开。时任省地方志办主任王建中主持会议,总结、交流全省地方志系统为编修志书、年鉴和续修地方志积累资料的经验。我在会上介绍了办好《南通今古》的情况,会议认为南通的做法值得全省各方志部门借鉴,《南通今古》将为今后续修《南通市志》和进一步编好《南通年鉴》打好理论基础,并做好资料准备。这是地方志系统召开的会议,充分肯定《南通今古》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的作用。《南通今古》在全省党史系统也逐渐小有名气,享誉省内外。

 

20位人物与20大事件的评选

 

21世纪到来之前,我和《南通今古》编辑部的同志有幸参加了南通市20世纪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评选活动。这次活动是由广大市民推荐,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市档案局、南通日报社联合举办和评选的。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几个月里,我们接到不少推荐信件和电话,评选工作犹如大海拾贝,入选的人和事件令人眼花缭乱。终于在新世纪初与全市人民见面了。

入选的20位人物个个都是佼佼者。

20世纪初的闪光人物,无疑是张謇。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南通第一个中共党员吴亚鲁自当入选。刘瑞龙、顾臣贤作为南通党组织的负责人,分别在创建红十四军和领导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顾民元是南通城早期共青团负责人,曾介绍通中同学江上青入团,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他们还创办了《写作与阅读》。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为顾民元纪念集《天光常照浪之花》题词:春翁讲述曾亲近,俊老诗篇我读之,今日元公遗著印,缅怀写读出刊时。可见对顾民元及其家人和亲友之思念。韩紫石、季方是民主人士,都是浩然正气的抗日志士,季方还是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着重考虑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全国劳模马富、建筑大师陶桂林、纺织工人郭锁珍、电影艺术家赵丹、蛇医专家季德胜、人民公仆陈世魁、特级教师李吉林、海外侨胞方肇周、著名画家王个簃、世界冠军葛菲、数学家杨乐、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昝圣达。

然而我们知道,杰出、优秀、辉煌的,绝不仅仅是这20位,权当是众多先进人物的代表吧。

让我们再来回顾20个重大事件。

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初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须放第一位。南通响应“五四”运动并建立共产党组织应当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再就是建立红十四军、五厂工人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日伪“清乡”;解放战争中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已经永载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土改、建立合作社。60年代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获“红旗民兵团”荣誉称号。“文化大革命”期间未有事件入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通年产值人均超万元;我市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南通建筑铁军共获24个鲁班奖;如东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建设“海上南通”;成为体育“世界冠军摇篮”;交通巨变(机场通航、宁通高速公路通车、火车开通、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已在规划中,南通不再难通)。从“莫文隋”到江海志愿者。实施城市化战略,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

同样需要说明的,由于受20件所限,还有不少重大事件只能忍痛割爱。

在评选人物和事件时,大家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少数服从多数。并报市委分管领导审定。

评选结束后,20世纪南通20个重大事件和20位杰出人物,包括我写的《百年沧桑江海潮——写在20世纪南通大事和人物评选之际》,在《南通今古》2001年第1期上刊登。

 

重要文章的采写

 

《南通今古》刊登的重要文章较多,此处仅涉及笔者所参与采写的稿件。

1994年8月27日,江泽民总书记与张謇之孙张绪武谈话时提到,他一至三岁在南通住过。住在哪里呢?

2001年底,听说江上青烈士的女儿江泽慧、刘瑞龙的女儿刘延东要来南通寻访其父辈在南通的革命史迹。南通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市委书记周福元把我和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孙应杰叫到他办公室,要求党史办、地方志办在近期内理清江石溪先生一家在南通工作和生活的有关资料和情况。

我们当即行动起来。张建明和编辑部的同志通过查阅《南通市志》《南通今古》《缅怀写读出刊时》《南通市交通史》《南通电力工业志》《二十年来之南通》《缅怀江上青烈士》《扬州市志》《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等大量书刊资料,把大体的线索初步整理出来。

与此同时,陈红和党史处的沙锦程、陈俊华、徐寰、朱慧等同志,在短短的几天里分头去采访了曾在通明电气公司工作过的侯凤祥,原通明电气公司总工程师田献臣之孙田几近,原通明电气公司副经理杨敬渊之子杨成,原通明电气公司职员何蛰君之女何文安,《秋山红叶——江上青》作者张自强,现住柳家巷15号大院的陈实君,曾任柳家巷地区居委会主任的王新培,原柳家巷水烟堆栈经理亓德安之子亓荣秋,实小退休教师施致纯,以及对地方文史颇有研究的穆烜、姚谦等人。另外,还整理出本办同志曾到上海、扬州等地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料。

据此,由我执笔写了《江石溪先生一家与南通》一文(载《南通今古》2002年第1期)。

2002年元旦前夕,江泽慧、刘延东到南通参观考察,也是为江泽民总书记到南通考察打前站吧。市委领导把我们收集整理的资料及江石溪先生曾在大达内河小轮公司担任协理的公司本部办公楼,及其家人在南通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等10多张老照片,送给她们,并请转呈江泽民总书记。

从资料来看,1927年江家搬迁南通,江石溪的儿子、通明电气公司会计师江世俊和家人肯定住在柳家巷15号大院,大院里有20多户人家。具体住在哪一栋无从知晓。江泽慧对我们说:“可能我大姐江泽芬还能记得当年确切的住所。”搬来南通时江泽芬6岁,住两三年已至八九岁,应该有记忆了。

元旦过后,我和本办副主任徐建红、秘书处单志浩,江海晚报社张惠平即赶去姜堰,在老街一隅江家二层楼的小院里见到正在晒太阳的江泽芬。

还记得70多年前的南通城吗?采访就这么开始了。采访记见《南通今古》2002年第2期。

虽然往事如烟,江泽芬还历历在目,说起来如数家珍:

“我到南通时6岁,江泽民只有2岁。我们住的是平房,房间比较大,是玻璃门,有一个小院子,是通明电气公司的宿舍,西边是濠河,与发电厂房不在一起,父亲每天去上班,路不远。六叔江上青、七叔江树峰在南通中学上学,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里”。

“我妈常买包子给我们当早饭,我们姐弟都喜欢吃南通的包子,弟弟吃得快,一会儿就吃完了,我就把我的给他吃,他总是不肯要,说是姐姐的我不吃。江泽民从小就不占强,懂得谦让……”

采访结束时,我们便直入主题:“您的祖父、父辈们为南通作出过贡献,您20年代也在南通居住过,我们受市委领导的委托,专程前来邀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到南通去看看……”

后来江泽芬到南通时,我们陪同她在柳家巷15号内众多住所中,终于找到并确认了那栋她家曾住过的带院落的、玻璃门的三间头房子。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市委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今古拾穗》的选编

 

2005年,迎来了《南通今古》第100期。

为此,主任室决定,从100期中,精选100篇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为《今古拾穗》,由我任主编,何惠斌、沙锦程任副主编。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景钤《写在〈南通今古〉一百期出刊时》(代序)中提及:时常听到京都省城政界学界一些学者和领导称赞:“一册在手,足见南通文化底蕴深厚。”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张绪武给《南通今古》编辑部来信所云:“想不到家乡的刊物办得如此丰富、朴实、风采、美感。”我们深知,这是对我们编辑工作的要求、鞭策和鼓励。

值刊物创刊百期之际,众多单位、领导、作者、读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信函。在这里我们挑选几幅书法欣赏一下:真实的历史感人的华章,贺《南通今古》创办百期喜庆,陈焕友;《南通今古》百期喜庆,执意耕耘何问功评,张绪武;横今亘古如镜如乳,朱剑;南通今古知今温古,吴镕;谈古论今传承文脉温故知新开启未来,程亚民……俞胶东写的是一首藏题诗:“胜境东南方,文峰海通江,风流写今朝,史记千古长。”每句的第四字联起来,就是“南通今古”的刊名。到底是省委党史办工主任,又是作家,出手不凡,画龙点睛,写得有诗情、有气势、有意境。

精选入册的不少是名人的佳作,或者是写名人的文章。张佑才《以历史为鉴为现实服务》(载《南通今古》1987年创刊号),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梁灵光《功勋卓著无私无畏——纪念粟裕同志》,杨乐《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忆曹从坡同志》,康琪《影坛巨星赵丹》,朱漱梅《回忆王个簃老师》,赵鹏、梁战《“扬州八怪”之一——画家李方膺》,海笑《迷人的南通海滩》,张柔武《豆蔻年华留永芳——缅怀五妹张聪武》,穆烜《南通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陆植三《当年曾面聆王若飞教诲》,郑祖安《长江北岸第一港城的真实画卷——评新编〈南通市志〉》,孙乃昌《试论文化建设与区域共同发展——浏览〈南通市志〉断想》,朱剑《南通城解放纪事》,吴镕《回顾一场争论》,顾嘉禾《长寿时代话长寿——来自长寿之乡南通的报告》,陆伯生《总书记一家与南通》,朱佳木《父亲朱理治的一生》,吴良镛《关于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探索和随想》,顾浩《黄河清·濠河夜游》,徐仁祥《刘瑞龙与红十四军》,王兴圣、陈毅明《少奇同志的海安之行》,沙锦程《周总理接见“老八路”》,徐建红、李琦、钱泽麟《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访原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

《南通今古》佳作较多,《今古拾穗》实选139篇,65万字,分上、下册。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才疏学浅,也因为受篇幅限制,还有不少美文未能选上。2005年7月,《今古拾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南通今古》责任编辑何惠斌题写书名。

如果说《南通今古》有些进步,有点成绩的话,那是党史办、地方志办的同志群策群力的结果,是编辑部的同志共同奋斗的结果。后来期刊改名为《江海春秋》,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应史志办领导的邀请,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写了《南通抗战备忘录》,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时,写了《张爱萍与红十四军》等文章在《江海春秋》上刊登。

作为《南通今古》的一名老编辑,在期刊创办30周年时,衷心期望改名后的《江海春秋》常办常新,越办越好。真是:“史志明理鉴古今,江海春秋出精品。辛勤编写结硕果,三十而立今古情。”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度全国地方史志期刊编辑

培训班在南通举行

12月19日至23日,2016年度全国地方史志期刊编辑培训班在南通举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出席20日上午的开班仪式并讲话,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邹宁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漆冠山出席开班仪式,南通市政府副市长赵闻斌在开班仪式上致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主持开班仪式。南通市委书记陆志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副市长沈雷,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剑锋参加了有关活动。

  来自全国各省和部分市县史志机构和期刊主要编辑共140余人参训,听取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专家授课。《江苏省地方志》《江海春秋》等期刊参与了大会交流。

(周磊)

 

 

一部具有浓浓“海味”特色的县志

 

——读《如东县志》有感

 

陈 红  何惠斌

 

首轮修志,如东县方志工作者扮演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角色。1983年,《如东县志》(初版本)在全国率先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如东县志》的编纂实践,摸索出的经验,引起很大反响,催生了全国第一批新方志探路人。事实证明,如东为编修首轮新方志闯出一条符合国情、地情的路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轮修志开始以后,方志界都在期待如东能再度出彩,奉献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精品良志。果然,如东的方志同仁们不负众望,2015年12月,《如东县志》(重修本)(以下称《如东县志》)面世,它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鲜明的特色、流畅的文字、美观的装帧,引来大量好评,称其为二轮志书中的精品佳作。经初步阅读,我们感到《如东县志》确实优点多多,质量上乘,特别是紧紧抓住濒海的地域特点,重点记述与海有关的资料,扑面而来的浓浓“海味”构成了志书最为鲜明的特色,这尤其令人击掌。我们仅就此谈一点读后感。

 

 

卷首彩照对整部志书质量影响很大,这已在二轮修志中形成共识,从已见的各地出版志书可以看到,运用的彩照大多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加上印刷精美,形成图文并茂的视觉效应,大大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

《如东县志》在卷首彩照的选择、编排上颇具匠心。县志以气势如虹的《如日东升》《如意东方》两幅跨页通栏彩照打头,强势点出如东的地理特点,接着精心编设《特色名片》《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城乡建设》《胜迹文物》《如东荣誉》六大板块。据粗略统计,全志共采用彩照310多张,去除《如东荣誉》板块的37张奖状类照片,在近280张彩照中,与海有关的达60多张,占21%多,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加上在编排上精心设计,将通过彩照传递给读者的如东临海地方特色进一步放大,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如:第一板块《特色名片》集中收录了“港口日出”“洋口港巨轮靠泊”“小洋口环保热电厂”“东凌风电站”“风叶吊装”“海上迪斯科——踩文蛤”“欢腾的滩涂”“湿地万顷”“南黄海第一泉”“海上游乐场”“坐着牛车逛海”“空中交响乐”“扶海洲旅游一条街”“海涂跑马”等一组“海味”十足的照片。读者阅看照片,可了解如东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信息与如东发展与海相关旅游业的丰富资源。在《经济建设》板块,拿出4个版面,采用“小洋口渔场”“祭海大典”“虾雨”“海上放流鱼苗”“满网”“海上作业”“紫菜养殖”“沧海夺田”“围垦机械化作业”“凌洋围垦”“海堤水泥护坡”等照片,展示如东独特的生产作业场景。特别需要指出,编者选用了多幅珍贵的历史旧照片,如摄于1983年的“沧海夺田”“20世纪50~90年代初围垦所用工具”等,新旧照片对照,可使读者了解如东海洋经济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如东县是全国闻名的海鲜之乡,在同一板块中,整版“海鲜名菜”大拼盘,与竹节虾、竹蛏、大黄鱼、鳓鱼、海参、海带、八须鱼、文蛤、虾蚣、鲳鱼、梭子蟹等海产品照片,无疑更将编者希望通过卷首彩照突出的海洋特色推至极致。除了上述两个板块,编者在《社会事业》《城乡建设》《胜迹文物》中也都选用了不少带有“海味”的照片,大型民间舞蹈《跳马夫》《“海子牛”雕塑》等照片或跨页通栏,或微缩点缀,均有力彰显了如东海文化特色。

 

 

总述是一部志书的总领,在全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篇写得好的总述,浓缩精髓,读而知全志概要。总述重要,但也难写。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本轮修志系续修,多把这一时期内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作为记述的主体,总述也都依此谋篇布局,以集中展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在某一领域有重大影响的特色行业。《如东县志》虽为重修,但总述大体也是按这个路子撰写。《如东县志》的总述好就好在充分运用如东地理元素,抓住滨海特点铺卷书写。“如东,扶海之洲,如意东方;如东,鱼盐之乡,东方港城。”总述一开头,开宗明义,点出如东濒临南黄海,“据江海之会,握襟带之薮”,依港享渔,物阜形胜,享有黄金海岸之称。

总述分为五部分分述。首述如东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海岸线绵延106公里,有‘金牛天天出一条’之誉”“滩涂面积6.93万公顷,分别占江苏省和南通市滩涂总面积的九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被誉为‘天下第一鲜’的文蛤,产量极丰,是中国文蛤主要出口基地,年出口6000多吨”还有“味极鲜美的竹蛏、泥螺、蚶子、蛤蜊、相思螺等50多个品种”“如东大陆架35米等深处范围内海域面积6000平方公里,常见的鱼类有百种以上,其中以黄花鱼、鲳鳊、马鲛、鲻鱼、鳓鱼为多”。除鱼类之外,虾类蟹类品种亦有数十种。对最负盛名的梭子蟹(俗称姑娘蟹),编者巧妙运用“吃了姑娘蟹,龙肉都不睬”的民谚,不仅使总述显得生动,也令读者对濒海如东加深了解。

次述如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革命斗争精神、革命斗争传统。如东是革命老区,革命斗争历史源远流长,编者精心撷采,运用更显沿海如东革命斗争特色的史料,如“民国28年8月,成立如东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盐民自卫队”“民国30年3月,陶勇收编海匪孙二富,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海防团,如东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如东重视海防战备等。

三述如东经济的发展。此部分占总述文字量最大,也最可看出如东经济发展与海洋之间的紧密关系。编者首先记述如东最早因“盐业勃兴带动经济繁荣”,掘港商贾云集、市井繁华,被誉为“小扬州”“苏北巨镇”;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东人民向大海进军,辟荒滩为田;1951~2010年,全县匡围海涂22次,造田3.64万公顷,“当代愚公变沧海为良田”,一个全新的如东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再重点分述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成为如东发展经济的重大原动力。如东依托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大手笔推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全国著名的海洋经济之乡。“海洋大县造就海鲜之乡”“工业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深水大港如日东升”“绿色能源方兴未艾”“黄海旅游风光无限”“交通运输纵横成网”等,每一部分都充分彰显如东的地情特色,读来有一股与其他县志不一样的浓郁“海味”。

接述江风海韵。如东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南黄海人文特色,成就了全国基础教育名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民间绘画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文化生态旅游强县、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县、江苏省文明城市等,多数蕴含了如东特有的海文化特色。

末节,述如东随着桥港时代到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步伐的提速,正全面融入上海、苏南一个半小时经济圈。如东海洋、港口、滩涂、区位、产业综合优势,江苏沿海开发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机遇,这一契机必将进一步放大如东陆海发展空间层次和规模幅度,构建陆海统筹战略新模式,全面提升建设形象、开发质态、贡献份额,打造如东沿海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版,促进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繁荣互促共兴。编者满怀希望地畅想:如东这片财富热土、投资宝地、旅游胜地,必将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极具爆发力、吸引力、集聚力的经济增长引擎。如东人必将描绘出陆海统筹共兴共荣的壮丽新画卷。

《如东县志》总述以濒海的如东元素、如东符号作为红线,贯穿始终,一气呵成,极力凸现与海相关的社会经济特色,由此也形成了志书的“海味”特色,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篇目是一部志书的框架,篇目设计高水平,志书才有高质量。从《如东县志》的篇目看得出是作了精心设计的。正如编者在编后记中总结的,《如东县志》重修中,全国著名方志学家李明担任县志重修总顾问,为重修工作把握方向,优化篇目设计,创新细分章节亮点。从篇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编者十分注重充分运用具有如东元素、如东符号的海港、海鲜、海韵和“东方深水大港、绿色能源之都、黄海旅游胜地”等象征着如东“身份证”的“海文化”特色,设计形成主体类目、亮点条目。读者阅看篇目,即能感受到《如东县志》突出记述如东濒海地域地情资料的特色。

具体来讲,《如东县志》采用以下办法使篇目更加能体现如东的地方特点。第一,单独设章。有第五章“洋口港”、第八章“围垦”、第十三章“渔业与海洋管理”、第十四章“盐业”、第十七章“电力与绿色能源建设”。在经济部类,单独设立5章来充分记述如东海洋经济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比率很高,不仅使篇目特色鲜明,也更显得科学合理,足见编者的驾驭能力。第二,创新栏目、条目。“洋口港”章设第一节“资源要素”,就极具创新意味。洋口港是20世纪80年代初勘测,90年代初拉开建港帷幕的深水大港。洋口港建成以后,不仅对如东县,对南通市乃至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起重要影响。“资源要素”节下设“自然条件”“发展优势”两目,记述潮汐通道、天然沙洲等异常珍贵的自然禀赋条件,以及区位、土地、淡水、环保、疏港、能源、人力资源等优势。这样设立条目,使洋口港开发建设的资料更加完备。再如第十三章的“渔业与海洋管理”,章名本身就属创新栏目,第一节设立的“渔业经济”则更具新意。如东东临海域,滩阔水浅,潮缓饵丰,海洋资源丰富,渔业在全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编者从如东的实际出发设立此节,以“水生生物资源、渔港、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渔货产品产业化、渔业科技与推广、劳动分配与产权改革”8目详记渔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历史与现状,这对提升整部志书的地方特色无疑起到加分作用。《如东县志》通过篇目、条目创新,以加强与海相关资料记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一部散发浓郁“海味”的《如东县志》,独具特色。它的宝贵之处在于,不仅为如东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大量可鉴可存的珍贵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地方志编纂的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袁绍昂其人其著考

 

许春燕

 

近代南通,文星闪耀。袁绍昂也是其中一位。《南通市志》和《江苏文艺志南通卷》等地方志书均未有袁绍昂生平的记载,实为憾事。笔者长期坚持收存与袁绍昂有关的书籍,现将所知整理成文,可作补遗。

网上有段关于袁绍昂生平的介绍:“袁绍昂(约1863~1938),字性之,号杏红馆主,南通人。清末贡生,曾任职山东图书馆。”据笔者考证,袁绍昂应该出生于1868或1869年。理由如下:首先,袁绍昂在《刘念劬明府四十寿序》中写道:“余长君六岁。”“刘念劬”即刘宝泰(1875~1932),字念劬,经其舅邓际昌(同治七年进士)和周馥推荐,成为袁世凯的文案,官至四品堂官。显然1875减去6是1869。其次,南通文人张峰石于戊辰年二月为《杏红馆主六十岁小影》题签。戊辰年为1928年,与1868年正好相差一个甲子。最后,袁绍昂有4首《己未五十有一作自寿诗》留世。“己未”即1919年,与1868正好相距51年。

据《杏红馆酬世文钞》(三集)和《杏红馆诗钞》(三集)中的“序诗文”记载,袁绍昂祖上于明洪武三年(1370)由秦邮(今高邮)迁通。袁绍昂幼时受业于季父(他的小叔)、李介明和宋小芙诸师;与南通文人冯熙宇同岁游庠,“己酉(1909)复同年应贡”。顾尔在《杏红馆酬世文钞》的序言里提到袁绍昂被其“同学刘君招往山左编撰图书馆目次”。刘君就是刘宝泰,时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省图书馆图书分编工作概述》等文曾有明确记载,1915年刘宝泰聘请袁绍昂入馆重编书目。因此袁绍昂于1915年前往山东工作,同年秋与进士胡商彝相识于山东。随后数年间,他曾成为邓际昌和陆榮棨(济宁道尹)等人的幕僚。丙寅(1926)春返回故里。先生为通城知名文人,徐昂弱冠之年结识袁绍昂,曹文麟自幼就认识了袁绍昂。此外孙儆和费范九等南通才子也与袁绍昂互有文缘。袁绍昂一生善写诗文,著作等身,有《山东图书馆重编目》(1916年4月编成,次年石印)、《临榆田氏家谱》(袁绍昂编,1924年钞本)、《济宁县志》(袁绍昂纂修,1927铅印本)和《济宁碑目续志》(不分卷,袁绍昂纂)。

此外笔者藏有以下数种与袁绍昂有关的线装书:

1.《杏红馆酬世文钞初集》:周易藻和李祯(旅居南通知名画家)题签,胡商彝、陆荣棨、张庆沄、顾尔和高彤作序,共两卷。

2.《杏红馆酬世文钞续集》:冯熙宇和翁斋题签,徐安仁、曹文麟、徐昂和费师洪作序,共两卷。

3.《杏红馆酬世文钞三集》:朱家驹和黄祖谦(海门书法家)题签,方宦叔子、孙师郑、金兆丰(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孙汇龢和孙儆作序,共两卷。南通竞新公司代印。

4.《杏红馆诗钞》:徐鋆题签,对凫居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进士)、阮忠植、阮忠模、郁巨川、戴毓騵、孙炳三、于璜、王曾甫、冯子久和“则先侄”题词,共两卷。

5.《杏红馆诗钞续集》:冯熙宇和翁斋题签,王子襄、王恩沐、姚鹏九、徐安仁和王洪遵题词;录诗四卷:《徂东集》《回车集》《延釐集》和《韬园唱和集》。

6.《杏红馆诗钞三集》:徐鋆和黄祖谦题签,徐贯恂、朱家驹、桂坫(光绪二十年进士)、田步蟾(光绪二十九年进士)、重然江诺和许权之题词;有诗六卷:《燕台集》《辽海集》《旧雨集》《介眉集》《梵音集》和《中泽集合》。南通新生印记印刷公司承印。

7.《青莲轩菊觞集》(如皋马塘《李星白六十大寿贺词集》),16开,民国间印本,上海图书馆也有收藏。内收袁绍昂的一篇寿文《李星白先生六十寿言》(此文也收入了《杏红馆酬世文钞初集》),列于第七篇。

8.《圣迹图联吟集》,著者有潘守廉和袁绍昂,绘者为画家王一亭(王震),民国刻本。

前6本书实为一套,前后历时10余年编成。《孙序》写道:“初有杏红馆诗文钞时为庚申辛酉(1921)至戊辰丁卯(1927)又有续钞及今癸酉(1933)复有三集刊布”。因此上述6本书大约印于1921年、1927年和1933年。6书中多有涉及南通地方文化史的诗文,如海门《谈觉农之尊人上珍先生六十双寿序》、如皋《林梓湘明府之封翁湘先生六十双寿序》、如皋《姚雨人明府四十寿序》、南通《刘桥曹氏支谱序》《刘桥周氏宗谱序》、通州《曹有光家传》、通北《孝丐传》、南通《顾启我先生七十双寿序》、如皋《邓璞君观察七十寿序》《复邓璞君观察书》、南通《朱冬心传》、南通《麟網二表妹合传》、金沙《秦元甫先生哀辞》、刘桥《周甘伯家传》、南通《袁君茂南家传》、南通《程翁玉岗墓表》、如皋《刘念劬家传》、海门《谈上珍先生家传》、南通《朱人千家传》、如皋《汪君厚伯墓表》、南通《张伯笙家传》《送邓璞君观察回济南用王芝先生原韵》《读邓观察长章见猎欣喜亦赋》《狼山火烧支云塔顶》《谢费范九序杏红馆文集》《赠曹勋阁》《寿曹勋阁》和《题冯子久达庐诗录》(笔者有存民国原版《答庐诗录》,未录此诗)等等。

上述6本著作也是考证袁绍昂交友的重要史料。第一、袁绍昂交友广泛,尤其与乡人往来密切。他的诗文也深受乡人的爱戴。譬如他的6本诗文专著就是因为多位乡友的慷慨捐助才能传世。同乡捐助者有徐贯恂、谈觉农、钱实秋(南通籍举人)、姚仲勋等等。其中江知源和徐一白同是南通商界名人。前者是张謇的得力助手,通海垦牧公司的元勋之一;后者是张謇的晚年挚友,胜西烟厂的经理。第二、乡友中,徐贯恂与袁绍昂的交情较深。袁绍昂为徐贯恂作文写诗最多,有《题徐贯恂渴望和平图》《题徐贯恂为胡介明绘佛像》《题徐贯恂为胡介明绘松芝图》《和徐贯恂赋顾未杭崔聘臣顾饮楼三先生才重游泮水原韵》和《徐贯恂浩渊昆季之母陆太夫人七十寿》等等。第三、通过诗文的分析,读者们不难发现袁绍昂的乡友中,刘宝泰和邓际昌两位先生最有分量。曹文麟有言:“余幼时见袁绍昂于西市关庙黏谜语招人,士之贫也;”费师范也用“区区文字之役”来形容袁绍昂的生活,袁绍昂早年的清贫可见一斑。据顾尔錪的序言,因为刘君的推荐,袁绍昂主持编撰了《山东图书馆馆目》,并成为邓际昌(时在山东为官)的助手,“幕中大小文章均由袁作”;从此袁绍昂闻名齐鲁大地,始有人以金求文。辅助邓际昌成了袁绍昂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对于刘君的知遇之恩,袁绍昂也是心存感激,他不仅为刘撰文《刘念劬明府四十寿序》,并将此文列为《杏红馆酬世文钞初集》首篇,足见他对刘君的尊重。

第七本袁著也是见证袁刘友谊的重要实证之一。此书中同时也录有邓际昌的贺诗、刘宝泰的贺诗和题字。袁绍昂撰《李星白先生六十寿言》首句便是:“余少从叔父晓唐即识尊人志高先生。”“晓唐”就是邓际昌和刘宝泰的家乡如皋马塘。“叔父”就是袁绍昂的小叔。袁绍昂少时和刘宝泰一起随季父学习长达六七个年头,因此袁绍昂小时曾在马塘住过数年,并与刘宝泰成为同窗。李星白先生是马塘镇的大名人。他的六十大寿,邓际昌、刘宝泰和袁绍昂自然均会以文贺寿。

最后一本《圣迹图联吟集》上卷为潘诗,下卷为袁绍昂的和诗百余首(《杏红馆诗钞》三集中未见)。潘守廉、潘复父子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潘守廉(1845~1939)为清末进学者,他就是为《杏红馆诗钞》题词的对凫居士。潘复(1883~1936),原名贞复,字馨航,山东济宁人,清末举人,进士潘守廉之子,曾任财政部部长、国务总理等职。他曾与张謇研讨郡国利病,搜求历代著述、舆地图籍百数十种。袁先生的诗才为潘守廉所赏,因此有机会与潘守廉合作《圣迹图联吟集》,为通人与山东潘家的书缘又添了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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