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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春秋》2015年04期

发布时间: 2015-07-01 信息来源: 史志办 字体:[ ]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2015年04总第160期


目录


    苏中根据地的海上抗日武装 / 俞 源 陈建华 刘昌年


          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 / 杨自强 李 榕


    抗战英雄来自人民群众
            ——苏中四分区第一届群英大会特辑 / 施炜炜


    如皋县光芒农业生产合作社纪实/谢建奇


    在中国远征军的日子里/葛琪


          敌营十年间
             ——南通巾帼郑黎亚的“潜伏”人生 / 季 真


    徐进:华中报业先驱 / 顾 启


    透视甲午战争前后的张謇 / 施友明


    绘古镇地图呈历史印记
           ——白蒲历史文化地图的绘编 / 蔡家华


    军山三景 / 羌松延


          日军在大公镇的烧杀罪行 / 周盛槐


    母亲的十张《选民证》 / 陈天扬 陈彩苹 陈天闻


    半个世纪前的两份成绩报告书 / 刘卫锋


    江海平原一奇松 / 赵宗普


    南通板鹞的人文背景 / 张文智


    南通民间信仰习俗 / 程太和


    摸螺蛳 / 许德忠


    血与火中结情谊
            ——记张爱萍将军和如皋医生孙蓬仙之间的往事/袁新建陈础基


    不待扬鞭自奋蹄
            ——追思徐泽霖同志!杨桐



苏中根据地的海上抗日武装


□ 俞源 陈建华 刘昌年


    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在陈毅、粟裕、陶勇等领导下,这支海上抗日武装在苏中的黄海之滨留下了许多英雄传奇。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如东地处黄海之滨,位于通如海启地区东北隅,历来为倭寇、海盗犯乱之地。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第三纵队陶勇司令员、刘先胜政委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命令东进如东。

    为加强对沿海控制,陈毅、粟裕对陶勇提出的组建海防武装的建议表示支持,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从此,便开始了创建和发展海上抗日武装的征程。

    1941年3月3日,陶勇、刘先胜等在掘港召开紧急会议,通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团长朱坚等团干部参加,宣布以独立团留守处200多名战士为基础改编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任命朱坚为团长。此后,在陶勇主持下收编了当地有名的海盗孙二富(亦称孙二虎)部,后孙由于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由任彪任中队长,开往长沙继续整训和守防。

    1942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清剿”,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方在陆地上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陈毅、粟裕等果断地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新四军的海防武装,扩大回旋余地,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把建立海防武装的任务交给了陶勇。11月5日,我军在如东何家灶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由陶勇兼任团长。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反正回来,陶勇、吉洛(姬鹏飞)到码头迎接表示欢迎,并建议孙二富改名“仲明”,祝其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三合一”,列入苏中海防二团,并任命孙仲明为团长,周少卿为副团长。9月,又给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做些争取工作,经耐心规劝后,陆洲舫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由陆任团长。以上3个团和一师拨进的部分陆军战士和武器弹药,均驻如东何家灶。据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的《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记载,这3个海防团当时就列入新四军正规编制。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举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员,杨进任政委,崔德耀为参谋长,孙仲明为副参谋长。

    对于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呕心沥血、事必躬亲,办实事、解难题。粟裕特批海防团常年供应大米,并发给每个战士一套御寒棉衣、棉背心,还用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做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了口诀,便于战士记忆。陶勇也向海防战士送去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凡海防部队出色完成出海任务归来,他与吉洛政委都要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部署三大任务:一、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保护转移到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在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

    屡战屡胜的海上轻骑兵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苏中海防部队的战士练就了陆上、海上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1942年冬的某一天,海防团船只遭到暴风的袭击,被狂风吹散到海上,日伪船见机蠢蠢欲动。在这生死关头,战士们依然身背武器和弹药,抱着船板,在海上斗风搏浪,与日伪周旋,最后平安而归。

    1944年六七月间,苏中海防纵队在启东吕四一带乘敌不备,缴获日军运输船2艘,活捉日军9人。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上与敌运输船队相遇,击沉敌船2艘,生俘日军11人。延安《解放日报》曾予以报道。

    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化装后躲在民船里的日军,陆建平(团长陆洲舫之子)指挥战斗时,被日军击中阵亡,石孝礼连长带领全体战士冲上敌船,誓死与敌展开肉搏,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从山东运货到苏中,路过笆斗山海面时,发现一条日本救生艇正搁浅在海上,28名日本海军官兵奄奄一息。海防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其捕获并优待俘虏,还给他们生火煮饭。日本海军吃饭后恢复了体力,乘夜幕残忍地将留守船上的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统统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四连的哨兵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汇报,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带队立即奔赴前方。敌人在仓皇夺路中再度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1名日兵投降,其余有的中弹死亡,有的放火烧船自杀。

    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 日军为了剿灭抗日有生力量,在陆地上设有大量的炮楼、篱笆、检问所,使我方行不了、走不通。敌人的武装封锁,给我抗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苏中抗日武装千方百计地开辟了海上交通线。面对敌伪的“扫荡”,我军实行坚壁清野,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全部搬运上船,转移到海上,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六七天,终于到达盐阜地区的废黄河口。1942~1945年,在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和码头工人的配合下,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讯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2400吨。

    除了运送物资,海防纵队还护送北上延安、南下敌占区上海的干部、知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百余名。

    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海上抗日武装的海船犹如流动的国土,是海上抗日军民避难的方舟,是新四军建立在海上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江淮银行印刷江淮币,因日军大规模“扫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员工带了一部分轻型脚踏圆盘印刷机,从苏北阜宁转移到苏中四分区,在如东掘港与财经部部长、江淮银行行长朱毅会合,后去如东何家灶登船下海,海船在弶港、笆斗山、苦水洋、川东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运行,确保江淮银行照常印制江淮币。

    在反“清乡”斗争的艰苦岁月里,通如海启地区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都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互相配合抗日,黄海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成功牵制了敌方部署和力量。日本《朝日新闻》也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苏中海上抗日武装为何能屡战屡胜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人民战争、持久战争、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论述,为苏中海防部队逐步形成屡战屡胜、斩不断、摧不垮的抗战武装力量指明了方向。

    发挥党的核心作用,支部建到基层。一师三旅海防团建立后,就任命刘光汉任政治部主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组建的海防部队,都配备了政工干部从事党的工作。总的来说,每一支新的部队或行政领导机构成立时,都同时成立党的领导机构,作为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其中,孙仲明被收编后,陶勇发现孙的思想开始进步、对党组织有了感情,便指示委派的政工人员柴如奎、陈尔胜加以引导培养,1944年,孙仲明光荣入党。海防团还发展了其他海防战士加入党组织。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海船对海防团来说就是“脚”,水上无船,寸步难行。陶勇利用春节拜年的方式,与同情革命、拥护抗日的渔会会长高亚东结交朋友,交流思想,并借到了几条船。建国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高亚东回忆说:“新四军东进后,抗日民主政府团结我、教育我,特别是粟裕、刘炎、钟民、吉洛。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利用上层关系和渔行老板,出入据点之便,周旋于敌我友各方,为抗日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海防部队组建初期,海防团缺少水兵,尤其是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刘先胜便想起刚抓来又放走、人称“活海图”、“海上虎”的孙二富,同时也了解到孙的本质和为人,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有一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义气,干过一些为民除霸、劫富济贫的事,于是设计计策,进行规劝和教育,孙表示接受。但孙未履约并带信给陶勇去其驻地谈判,陶勇决定前往,刘先胜等均劝陶勇不能前往,防止孙再次生变,陶勇认为谈判主要靠舌战,量孙也不敢与新四军作对,于是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做好了孙二富等的收编说服工作。

    机动灵活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海上抗日更要斗智斗勇、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筏子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复杂,沙洲多,我们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航行,即使撞上沙滩搁浅了,还可以随时随地靠上岸,成为海军陆战队,日伪的洋海军对此无可奈何。孙仲明就惯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给予严惩。有一次遇到10余艘海匪船,孙仲明部将敌人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敌船在追击中不断搁浅,几个回合就被孙仲明部打得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1艘,击毙海匪10余名。

    在武装斗争中,海防团充分依靠爱国群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之夜,海防团的船摇晃得使人站立不住,值班掌舵的船老大在风暴中只得将自己的身子绑在舵上,以稳住舵柄。可是,浪花夹着大雪打在他身上,再被西北风一吹,结起愈来愈厚的冰凌。当副老大换班时,发现老人已经成为冰人,而船还在茫茫的海上航行。海防战士们在海上为船老大召开了追悼会。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艰难岁月中,中国人民在平原、在山地、在丛林、在草原、在沙漠到处与日军浴血奋战,海上武装斗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


□ 杨自强李 榕


    偶然间看到了一张历史图片,反映的是如东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场景,不由得将我们带回70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皋东乡(今如东)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寻找党组织,迫切要求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8年3月,因南通、如皋相继沦陷,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如皋县政府分别迁驻掘港、马塘,江苏省第四区特务总队、如皋县常备一旅二团、如皋县保安大队、抗战支队等国民党杂牌军队,也先后驻扎丰利、马塘等集镇。退守到皋东的国民党党政军中的头面人物,一般都是拥兵自利,消极抗日,畏日如虎之辈。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联系、容纳和吸收一些抗日进步分子,包括那些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1938年8月,为了在南通地区重建党组织,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江北特委。江北特委以南通县金沙镇为活动中心,12月金沙镇沦陷,迁驻马塘镇。他们通过中共秘密党员叶胥朝(马塘区区长)、周一峰(保安一旅二团政训室主任)以及梁灵光(抗战支队政训处主任)等人的关系,将从上海过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安排到马塘区公所、保安一旅、抗战支队去工作,在广大群众中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盐民、渔民自卫队,开展建党工作。1939年初,在江北特委书记的主持下,抗战支队中的党员首先成立支部,后改建为中共马塘区委,下辖王袁乡、马塘镇、抗战支队妇女分队等3个党支部。1940年6月,该区委改建为马塘中心区委,下辖6个支部,有秘密党员40多人,积极分子80多人。江北特委在如东地区进行的大量工作,为新四军东进如东,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0年10月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队挺进到掘港镇,中共如皋中心县委随军到达(不久改为中共南通中心县委)。11月,掘港和掘东建立了区委会,滨海区委和丰利工委也相继建立。11月下旬,叶胥朝、吴天石等根据党的指示,在马塘镇和平接管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的顽固派,对处于领导地位的我党我军忧心如焚。他们表面握手言欢,暗中却伺机反共。特别是徐承德游击第六纵队,时刻想夺取掘港。12月底,徐承德集10个团的兵力,向掘港发起猛烈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留守掘港2000多名的新四军。经过3天激战,特别是最后一天,由于陶勇率七团主力驰援掘港,才彻底击溃了徐承德的部队,保卫了掘港,为如东和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钟民在掘港正式宣布成立如皋(东)县委,陈国权任书记,县委机关设在马塘。年内马塘、马南、掘南、丰东、双甸、岔河等10多处建立了区委会。抗战时期,栟茶地区划分为栟茶、栟丰、栟南、栟北数区,先后属东台、泰县管辖,在1940年10月~1943年9月,也先后建立了区委会。到1944年,全县各地基本上建立了区委会,大多数乡镇也都建立党支部。如东党组织的重建、健全和发展,成为领导广大军民同日伪军进行殊死斗争的核心力量。据1945年10月统计,全县有党支部117个,党员4090名。

    在县委和各区区委的领导下,全县各地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步形成开展。县委、县政府先后在马塘北乡许家楼、长沙傅家园、苴镇东乡徐家园等地,召开了开明绅士和各界代表参加的参政会、参议会、开明绅士代表会议,栟茶、丰利等地区开明绅士和商界、学界人士也先后成立了反“清乡”同盟会。他们坚持民族气节,参加抗日斗争,推动减租减息,抚恤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遇难同胞,清除汉奸特务。这对进一步促进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发动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起了不小作用。与此同时,抗日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全县工农商学各条战线成立了工抗会、农抗会、店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全县还有18个乡建立过教抗会,沿海渔民组织过船抗会、海抗会等,一些寺庙还组织过僧抗会。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在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清乡”,对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11月,中共如皋中心县委接管国民党如皋县政府以后,即组建县政府警卫中队,1941年春,正式建立县警卫团。8月13日,日伪进行了“八一三”大“扫荡”,县政府警卫中队因内部成分不纯,发生了事变,被取消番号。9月,开始组建县人民自卫总队,1942年2月改称县警卫团。8月,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三营与县警卫团合编,全团有3个营8个连,计832人。为了做好反“清乡”的准备,1943年2月,县警卫团进行了精简整编,有5个连队,1个特务队,计727人。从此县团、区队和乡游击队紧密配合,不仅粉碎了日伪一次又一次的“清乡”和“扫荡”,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兄弟县的反“清乡”斗争。

    1941年8月13日,日伪大“扫荡”之后,占领了县交通线上的各大集镇。他们构筑据点,使得全县形成被日伪军分割包围的局面。为了给敌人以迎头痛击,12月8日,新四军一师三旅八团,在地方民兵配合下,于双灰山(花子街)一带伏击进犯掘北地区的日伪军激战3小时,歼日分队长、伪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名,伪军197名,并缴获大量武器。此役首次重创侵如日伪军,大长抗日军民的志气。为了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县委于1942年底至1943年初,大力开展冬学、冬耕、冬防“三冬”运动,进行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同时全面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比较有战斗力的武装组织,在以后的历次对敌斗争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为了给正在筹划军事“围剿”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坚定人民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1943年2月下旬,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指挥苏中军区教导团和三旅七团,一举攻克曹埠的日伪据点,全歼日伪一个营,并击溃马塘、掘港增援之敌,又乘胜拔除了孙窑等地的日伪据点。在攻克曹埠后,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大张旗鼓地进行反“清乡”斗争的全民总动员,再经过区乡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群情激奋,决心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充分表现出广大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

    1943年4月,日伪在军事“清剿”的同时,还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他们从长江边的天生港向北,到丁堰,折而向东,直至黄海之滨,沿着公路与河道,筑起一条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南边为“清乡区”,北边为“扫荡”区。每隔四五里设一据点,每隔二三里筑起碉堡,白天有哨兵看守,夜里有巡逻队巡逻,来往行人必须经过检问所接受严密盘问。为了打破日伪的封锁,县委和各区区委,积极领导和发动广大军民,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破击运动。从日伪构筑竹篱笆那天开始,小规模的破击连续不断,大规模破击有3次。特别是7月1日夜间,全县5000多名民兵,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齐心协力,迅速行动,刀砍、人拉、火烧,使日伪苦心经营3月之久的封锁篱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1943年春,日伪在对掘丁沿线加强军事封锁的同时,派出大批日伪军盘踞在如东县北部的丰利、小洋口、栟茶等地,形成了日伪对串场河以北地区的外层封锁包围圈,妄图切断这一地区对串场河以南“清乡”区内抗日军民的支援。洋口是如东海滨的一条大港汊,为栟、岔、丰之间的水陆枢纽。早在1942年秋,日伪为了切断我方沿海交通线,派了一个营的伪军侵占小洋口。为了拔掉沿海交通咽喉上的这根硬刺,1943年4月,新四军一师三旅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入小洋口,全歼一个营的守敌。日伪不甘失败,再次派一个营筑堡固守。5月,我军又一次攻占小洋口,除10余名伪军逃窜外,其余全被毙、俘,扫除了沿海交通线上的一大障碍,盘踞于丰利之敌成了瓮中之鳖。9月9日夜,县警卫团在三旅的配合下,强攻丰利据点,将伪警察局、区公署、伪军公馆摧毁,还攻下5座碉堡,毙、俘伪军80余名。此役后,伪三十五师师长徐容加强了丰利据点的兵力,加固了工事。10月22日晚,四分区特务营和县警卫团,在区队及各乡游击队的配合下,先打下丰利镇西南的丰利坝、华严庵等敌据点,歼敌150余人。31日晚,对丰利据点发起总攻,当地民兵3000余人踊跃参战,经两昼夜激战,毙、俘伪军官兵340余人。从此,日伪对我串场河以北地区的外层包围圈,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反“清乡”斗争初期,日伪投放如东县兵力最多达5000余人,而我各级地方武装不足2000人。但敌军分散在各大小据点之内,机动兵力大为减少。我方实行精兵简政之后,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加强区队;从区队抽调力量,充实各游击队,全县较快地建立起一支总数达1.5万人的民兵队伍,特别是经过群众性锄奸斗争的锻炼,基层武装的素质得到了提高,战斗力获得加强。1943年5月1日,县政府和县警卫团张贴布告,公布锄奸法令。法令公布后头4个月,全县军民共捕获日伪特工8名、坐探41名、汉奸42名,均按法惩处。对那些罪大恶极、龟缩在碉堡里的汉奸,以及受伪方严加保护的巨奸、大员,游击队、短枪队则深入碉堡去锄奸,或伺机伏击,使得汉奸匪首心惊胆颤,不敢轻易露面,有的甚至逃往别处。锄奸斗争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各区队、各乡联防队、游击队和广大民兵,根据敌人的一般活动规律,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创造了许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法,如伏击战、破击战、麻雀战、诱捕战、奇袭战、地雷战、阻击战、攻心战、迷惑战、困扰战等等,积小胜为大胜。这种群众性的游击战,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队伍,增强了武装力量,对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4年春夏,苏中四分区党政军领导,科学地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决定在“清乡”区内对日伪军发起以反据点为中心的强大攻势。苏中特务四团于5月中旬,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攻克了掘港西南的童店。隔了一天,日伪军重占童店。特务四团再次夜袭,歼灭了守敌及从二窎赶来增援的日伪军大部。童店两次战斗,揭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吹响了苏中四分区反据点斗争的号角。

    6月23日,驻栟茶的日军加藤中队100余人,伪军400余人,利用晨雾,奔袭如中地区,妄图寻歼我县党政军机关。日伪军进入耙齿凌一带,与我地方部队遭遇。行军途中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主力,听到枪声,立即赶到耙齿凌,将日伪军全部包围。在当地武装配合下,经两个多小时恶战,全歼奔袭之敌。此战共击毙日、伪军200余名,生俘日军14名、伪军200余名,缴获枪炮200多件。耙齿凌战斗是继车桥战斗后的苏中又一次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对我串场河以北地区进行“扩展清乡”的阴谋,对抗日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继耙齿凌战斗胜利之后,三旅七团继续挥戈东进,协同苏中特务四团攻打南坎敌据点。6月24日,在掘东3000名民兵配合下,特务四团利用夜色掩护,将南坎据点团团围住,于26日凌晨1时半发起攻击,一个连的伪军缴械投降,一个小队的日本兵被烧死在碉堡内。当天驻掘日军中队长丹木率一小队日军驰援,七团设伏于南坎西南界河村,全歼援敌。

    耙齿凌、南坎两次大捷,使如东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抗日情绪高涨,出现了空前的参军热潮,10天内竟有1400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

    1944年夏季,日伪将在苴镇构筑据点,妄图切断我二、四分区的交通线。分区司令部立即动员苴镇人民坚壁清野,将全街住房彻底拆除,下乡坚持斗争。数天后,日伪军来了,因无处驻扎,只好到北面沿海的王家潭,挖空海堤构筑据点。但苴镇东屏乡的民兵,在敌据点外进行麻雀战,搞得日伪军不敢出门。这时我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已北撤。

    8月,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展了秋季攻势。各级地方武装向日伪发动反攻,开展歼敌竞赛。战斗首先在汤园地区打响。县警卫团在广大民兵配合下,一举攻下杨高码头伪据点,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20分钟之内攻下了汤园据点的前哨阵地靴筒池,击毙伪军8名,生俘46名。汤园伪团长率一个中队驰援,遭我抗日军民拦击;我方击毙伪军10名,生俘20名,击伤伪团长。杨曹乡民兵围困了三角渡据点,准备火攻,吓得敌军慌忙逃跑。栾家店、季家园等据点的伪军,则处于一片慌乱之中,纷纷撤到汤园据点。汤园地区军民10天内拔除了十来个伪据点,控制双甸、岔南80里地区,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对串场河地区的“扩展清乡”行动。

    1945年初,日伪为了再次切断我沿海交通线,在二十二总涵洞口新筑据点,派出伪军一个连驻守。县警卫团在区队和乡游击队的配合下,摧毁了敌堡,歼灭了大部分守敌。栟茶伪军出动两个连驰援,区队以猛烈炮火迎头痛击,毙、俘伪军90余名。这是县地方武装一次最出色的攻坚打援战斗。在3~5月,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县各级地方武装和民兵频频发动反攻,先后夜袭掘港,奇袭大豫,进攻栟(茶)海(安)公路上的老庄据点,伏击伪军运输船只,多次打击二窎、孙窑据点出扰之敌,层层围困王家潭等据点,前后毙、俘日伪军近200名,使日伪军处于四面楚歌之中。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各地日军相继撤走。但环镇、岔河的伪军,既不撤走,也不投降。8月下旬,4个伪保安中队被我军全歼。至此,如东地区抗日斗争获得了全面胜利。


抗战英雄来自人民群众

——苏中四分区第一届群英大会特辑


□ 施炜炜


    1945年3月10日~4月21日,苏中四地委、四专署、第四军分区在基本粉碎了敌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等计划之后,在东台三仓河召开了四分区英雄模范庆功大会。会上表彰了各县和分区直属机关部队英雄模范200余人,展览了苏中四分区军民缴获的各种武器、器材等。四地委、四专署、四分区领导人卢胜、张震东等到会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此次盛况空前的群英会,是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浴血奋战成绩的总检阅,是一次总结交流反“清乡”斗争经验的大会,也是积极准备对日伪反攻的动员大会。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这次大会遗留下来的史料十分有限,后人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英雄人物知之甚少。

    笔者在查阅档案时惊喜地发现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着一本发行于1945年的刊物,封面上是一幅木刻版画(这是在革命时期广泛流传的艺术形式),画面上一位高大的英雄人物胸戴大花、手提机关枪,侧身微笑,封面上书“英雄榜”三个大字,底部印有“苏中四分区第一届群英大会特辑”的字样。翻开杂志,是一篇写于1945年五一劳动节的前言,得知这本杂志是苏中四分区群英会召开之后,“为了扩大全会内容的宣传,为了提供典型资料给同志们精刻研究”而出版的特刊。此外笔者还有幸找到了一张苏中四分区第一届群英会会场大门的照片,大门两边贴有一联:“走群众路线,为群众利益,英雄来自群众;兴民主作风,行民主政治,世界属于民主”,可见这次大会的宏大规模与伟大宗旨。

    该刊内容翔实,共48页,除了前言介绍,还有“分区去年一年战绩”,从战斗数量、攻克及逼退据点、扩大解放区面积及解放人数、敌伪顽伤亡人数、缴获武器弹药等各方面进行详细数据统计和分析说明,能极大鼓舞分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英雄榜”单详细列举了各类军民英雄的名字:“战斗英雄”50人(其中一等英雄4人,一等神枪手1人,二等英雄14人,三等英雄22人,战斗模范9人);民兵英雄57人(其中一等英雄3人,二等英雄8人,三等英雄30人,民兵模范16人);劳动英雄36人(其中一等英雄3人,二等英雄9人,三等英雄24人);模范工作者62人(其中一等模范工作者2人,二等模范工作者4人,三等模范工作者38人,部队劳动模范6人,二等学习模范1人,三等学习模范11人),共计205人,其中165人有简要事迹介绍,为广大军民树立了标杆和榜样。此外还有人物通讯10篇、评论若干篇,对英勇机智的战斗英雄、果敢坚毅的民兵英雄、善良朴实的模范工作者、劳武结合的劳动英雄均有详细介绍。

    该刊文体活泼,可读性强。其中10篇人物通讯集中反映了当时苏中四分区文化宣教工作的较高水平,深入浅出、情感充沛、润物无声,文字描写更是注重结合方言特色,凸显口语化特点,使人倍感亲切。特别是对“模范工作者”李桂英的报道,通篇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将其主要事迹娓娓道来,文中多出现其家乡如皋的乡言俚语,如“我俫要翻身,总要下劲揪”、“船到浅处、人到急处,急的时候有急力咯”、“什呢门儿”、“蛮搞子”……读来使人会心发笑,更感到英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是可亲、可近、可学、可当的。同时,本刊中出现了多处木刻版画,包括12幅人物肖像和10余处插画,木刻版画具有简洁朴实、苍劲有力等特点,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英雄人物坚强刚毅、敢于抗争的性格特征,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增加了整本特刊的画面感和美感,更具赏读价值。

    该刊注重思想教育,着重于提高广大军民三个方面的觉悟:一是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经过大会上热烈的学习和讨论,英雄们加深了对群众路线的理解,他们说“我们部队没有政治保障,没有群众拥护,是会垮台的”,“我是老百姓的勤务,老百姓是水,我是鱼,没得老百姓就没得命”,“脱离了群众一无所用,你是菩萨,也没有人来拜你”!永久为群众做事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和革命信念。坚持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革命正确的方向。一等模范工作者唐桂文说:“过去我们东园村,有42家讨饭的,现在一家都不讨饭了,这是共产党带给我俫的福。”英雄王英还说:“我永远不脱离革命部队,除非是死!”三是深刻理解英雄主义。群英会上集中了许多从战斗中走出来的英雄和模范,他们把对民族、对人民、对党、对工作无限的忠诚与责任心,做了一次总的交换,并在互相交流和启发中走向更高更新的阶段,使大家获得了一个英雄模范的标准。他们还说“我今天做英雄,不是我的本领,是党培养了我,群众帮助了我,做英雄就要对革命多负责任,如果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哪怕你有天大本领,也做不到革命英雄”,“共产党没有面子里子的,不要比功劳”,“我要努力做一世的英雄,不做一时的英雄”,“做了英雄,不要忘本,千万不忘共产党”。

    除此之外,该刊还向广大军民发出进一步的号召:

    我们的战士与群众工作干部们!我们不应该以妒忌英模的态度和瞧不起英雄的眼光来对待英模,我们应该公布我们的成绩,创造新经验与新纪录,来突破第一次大会的成绩,争取二次大会上的英雄和模范!

    我们已选出的英雄和模范者!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已有的成绩,而应该加倍努力,成为各级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之间的桥梁,要站在人民之中,不要驾在人民之上,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群众中的领袖,领导着广大人民去斗争去生产,不断的创造与极具经验,培养与教育后来的更好更多的英雄和模范,起带头作用,争取二次大会上不掉队:“不要做一时的英雄,要做一世的英雄!”

    我们的领导干部与工作同志们!我们要更好的掌握英模运动,克服一切偏向——尤其要团结中间分子和争取教育落后分子,不使英模运动有任何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亦即加强英模运动与广大人民的结合;加强精密调查与深入研究的结合;加强了解情况与领导方法的结合;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加强政策观点,以达到我们整个工作的提高一步!

掩卷而思,70年前的一本刊物所蕴含的思想和能量对今天的广大党员群众仍有巨大的激励作用。70年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勇往直前。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牢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先争优,敢于担当,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凝心聚力实现伟大中国梦。


如皋县光芒农业生产合作社纪实


□ 谢建奇


    1954年3月14日,如皋县何庄乡光芒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光芒一社)由顾德余、石广余、谢朋友3个互助组合并后吸收了部分单干户共同组建起来。全社共44户,其中贫农28户、中农12户、富农4户。总人口215人,男女整半劳力113人,耕牛13头,大型农具15件。总耕地面积395.5亩,其中自留地21.4亩,折合股份入社面积374.1亩。

建社筹备阶段。首先召开社员大会,会上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民主选举9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中共何庄乡支部书记倪宣德兼任社长,石广余、谢朋友两人担任副社长,设正、副会计,副业会计,农具保管员各1人。并建立了党、团小组。社务委员会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制。由会计、保管员、社员代表等组成财务小组。光芒一社根据人地相宜的原则进行编组。全社分6个生产小组,每个组有组长和记工员各1人。这些机构的设立,为光芒一社集体生产,提供了组织保证。

    建社以后,原来互助组时期的分配方式已不再适合,因此劳动改为评工记分制,年终分配采取土地劳力分红的分配方式(即土四劳六分红)。

    光芒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发挥和利用合作社本身所拥有的统一管理等优越条件,切实安排生产,组织劳力,合理分工,订出并努力完成小段生产计划。还致力于先进农业技术的吸收,农具的改良以及自然环境的改造。如选用良种,水稻选用“黄壳早”“白壳早”等,棉花选用岱字棉,淘汰本棉。采用新的耕作技术,科学使用化肥,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麦子、玉米、水稻、棉花等作物产量比社外单干户高1~2成,初步体现了办合作社的优越性。

    建社不久,遭受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连续下雨一个多月,加上光芒一社的土地地势较低,90%的夏熟庄稼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光芒一社的领导班子提出“与水争地,与水争粮”的战斗口号。这个社在夏家圩子栽下30亩水稻,其中有单干户2亩水稻夹在大田中间。夏家圩是周围18个圩子中地势最低、面积较大的一个圩子,淹水近3尺。在干部的带领下,90多名男女社员,不分日夜,连续排水,排后复淹,淹而再排,连续“七淹”“七排”,战斗了29天。最终夏家圩子里的稻子亩产405斤,做到了荒年不减产。光芒一社夏家圩子“七淹”“七排”事迹在原林元、红庄、倪港、何庄等乡震动很大,成为光芒一社创造的一个奇迹。社员们歌颂道:“粟司令打仗七战七捷,合作社排涝七战七胜。”夹在大田中间单干户的2亩田稻子也得救,户主深受感动地说:“还是合作社好,不是合作社,我这一年就要讨饭了。”以后,他不仅自己加入了合作社,还广泛宣传,带动了不少单干户加入了合作社。光芒一社抗涝事迹和经验被《江海晚报》宣传报道后,在全县引起巨大的反响,没有入社的群众看到农业合作社的优越,都纷纷要求入社。据1954年11月统计,全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374个。

    光芒一社在建社前有3家孔姓和3家陈姓人家特别穷,人们称他们为“三孔三陈”。其中一陈家穷得将一男孩送他人领养。这“三孔三陈”加入合作社后,当年经济有所好转,干劲特别高,他们齐声称赞:“办合作社好,不是合作社,哪有我们‘三孔三陈’的今天。”这些活生生的典型,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社,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1955年9月3日,县委将国务院赠送给如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7台收音机分发到光芒等7个先进农业合作社。至1955年秋季,何庄乡发展到22个初级农业合作社724户,占总农户的70%。

    光芒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虽又前进了一步,但只是合作化的初级阶段,在进一步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如,社与社的土地交错,耕收不便,骨干劳动力分配也不平衡,许多基本建设不能顺利进行;初级社的土地分红,土地占比率过高,限制了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公积金的提留也受到限制,影响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向高级社发展,实行“按劳分配”的受益形式,走集体的道路。

    1955年底,何庄乡22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1.光芒初级社是全县办得较好的一个初级社。当地社员的觉悟较高,普遍要求办社,特别是贫农迫切要求办社。2.互助基础较强,生产力有了相当的提高,随着生产的提高,社员收入也逐步地增加,对取消土地报酬有一定思想准备。3.积累了部分公共财产,有耕牛3头、猪30只、鱼5000尾、双铧犁1部、公房26间、槽坊1所、粉坊4所、井1口。大粪池5个、大猪圈6间,公积金2700元,社员也逐步关心公共财产,大家认识到依靠集体生产,才能增加更多的公积金,就能办更多的公共事业。4.有了较强的组织基础,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乡有党员68个,总支1个,支书3人,支委9人;分支部4个,分支书6人;团员116人,团支书5人,团分支4个;乡干部29个,社干部130人,积极分子200余人,这些骨干经过初级社的锻炼基本上已掌握了管理大生产的经验。由于具备了以上条件,于1956年元月将187户单干农民和180户地主、富农全部分别吸收入了社。并进一步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相关指示,于1956年元月中旬正式将22个初级社合并为光芒第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共有1087户,4800多人,男女整半劳力2620多人,耕地面积9027亩。

光芒第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首先加强组织建设。行政上划10个片,业务上划6个片,52个包产队。原来的领导班子已不适应现有的需要,因此在原有班子基础上进行改选。由陈宝山任社长,何宝祥、何松友、贲同康、于昌美任副社长,顾志才任党支部书记,并设团支部书记1人、妇女主任1人、片长9人、总账会计1人、粮食会计1人、现金会计1人、副业主任1人。另设社委会,共13人组成。并增设了社监察委员会,社监察委员会由5人组成,由社长、支部书记分别兼监察委员会正副主任,其他人任委员。主要负责监察全社经济及财务方面的工作。为了树立县试办第一批典型,县委还派了张友根、朱骏武、沈伯珍,后又派席旭亭、陈中兴等人组成工作组进驻何庄乡光芒高级社协助开展工作。

    高级社建立后,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采取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彻底改变了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度。

    建社不久,高级社领导班子在县工作组的帮助下,依据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出一套管理制度。

    种植管理 高级社建立初,正值栽种棉花的季节。他们根据县下达的指标,统一安排,开始逐步连片种植,疏浚小型河道,大积大造自然肥料,并平整小田块,充分利用水源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逐步取消高粱、谷子等低产作物的品种,落实水稻、棉花的种植面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选用良种,如水稻选用“日本矮子”等。

    劳动管理 生产用工实行52个包产队,即每个包产队实行劳动分组作业,包土地、包产量、包种植。每个包产队都配备队长1人,记工员1人。记工的方法是每天放工前,各男女劳力自报这一天的农活种类和多少,然后记工员根据这一天农活的轻重和多少、男女劳力的不同分记劳动日。每10~15天报给队会计,作为年终分配的依据。

    财务管理 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财务方面的工作。财务工作与社员的收入有切身的关系,关系到高级社的经营效益,关系到高级社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在县工作组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财务管理制度。全社设总账,账目月月结,杂物、现金进出凭票据,并按级执行批准手续,管账不管钱,管钱不用钱,用钱不存钱,定期向社员公开账目。

    分配制度 分配方案中注意增加“公积金”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因素,高级社建立后,土地不再分红,而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主。先完成国家规定的公粮与统购任务,再留出本社必须的基金,一般的公积金提6%~8%,公益金留2%~3%,总开支包括公粮在内,不超过总收入的30%。分配方法是:“大二八小三七”的分配制度,“大二八”是指一百斤粮中,有20%以肥粪分配,有80%以劳力分配,“小三七”是指30%以人口数分配,70%以工分数分配。

    土地管理 完全取消土地报酬,归农业社集体使用,社员的自留地一般不超过社内土地数的5%。社员的竹园靠屋的不入社,连片的大竹园影响土地统一经营及连片经营的可作价入社。宅基范围内的树木、果园不入社,影响连片经营和统一经营的全部作价入社,合理作价,价款3~5年还清,未清部分按银行利率付息。对租田、代种田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用取消土地报酬、调换土地,准许入社等办法解决。妇女出嫁尽量动员不带走土地使用权。

生产资料 社员私有耕畜、大型农具、副业设备,根据社内需要和有利于统一经营的原则,按正常价由社接受。价款分3~5年偿还并按银行利率付息。小型农具一律不入社。

    干部待遇 高级社社长的收入要高于同等劳力的平均收入,但不得超过10%;其他干部不得低于同等劳力的平均收入,对社长、队长均给予超额奖励。

    由于措施完善,光芒高级社建立后,一些落后地区的面貌得到了改善。当时何庄乡顾家巷一带窑汤子地(土地四周高,中间洼)比较多,排水进水都较难。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四址岸中界,要水天上来,要得干只等太阳晒。”因此,这地方在未建社前,几乎是无人种。高级社建成后,从各生产队调来了劳动力组成了一支30多人的光芒队,在县工作组席旭亭的带领下,买来小型柴油机向窑汤子地打水栽秧,秋收获水稻亩产500多斤,比旱粮增产50%左右,并组织光芒队的社员养猪、养羊、繁殖仔猪、开豆腐坊、搞编织、打芦菲。一年下来,光芒队劳动收入还略高于其他队。

    光芒高级社建成后,随着公积金的不断增加和生产的需要,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先后购进较大型和先进的农具有:双轮双铧犁13部、罱泥船2艘、风车6部。合作社除抓好农业生产外,还大力发展养猪、酿酒、磨豆腐、烧窑、开设木工场等副业生产,经济效益得到提高,社员收入增加,集体的公共积累也不断增多。1956年副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10%,1957年占30%。鰥寡孤独的困难户也比较拥护,说:“办了高级社开展多种经营,人人有事做,有了困难也可以得到解决,生活有保证。”社员们还总结了办高级社的十大好处:土地统一合理使用好,耕牛、农具集体使用好,按劳分配好,副业生产好,技术改造好,产量提高好,爱社如家好,劳力搭配好,文化福利事业好,推动社会前进好。

    何庄乡在试办整个高级社的过程中,也逐步体会到高级社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速度太快,生产力水平、广大干群的思想觉悟和素质水平还不相适应。部分社员“出工不出力”混工分,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取消土地分红,挫伤了部分土地较多的人的积极性。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不少弊端,主要表现在领导班子“民主”不能体现,生产管理、农业设施都跟不上,一度还出现瞒产私分现象。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高级社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一定副作用。


在中国远征军的日子里


□ 葛琪


逃亡途中 投军救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于8月13日进攻上海,遭中国猛烈抵抗,时局紧张。我就读江苏省警官学校(在镇江三官堂)提前毕业,被分派到南京麒麟门任警长。这个镇是南京的重要门户,每天都有援军经过,难民争去下关渡江。

    上海血战三月,战局急变,政府西迁。南京外围,全无工事防守,敌人长驱直入。我们听到枪炮声,才知道敌人已到,乃急向西逃,在江边找到一只船,渡江到浦镇。来到镇上,远望南京大火熊熊,半天黑烟,炮声隆隆,知道敌军已进城。当我们吃完饭去找床位时,忽然听到枪声,有人大叫:“鬼子来了!”于是人人争相逃命。我们单身,年轻力壮,又受过军训,翻过几个山头,快跑到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正巧有一列火车放气开动,我们就爬上车顶,向北飞驰……那时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危险,饥饿,寒风刺骨,吃足了苦头!

    我们6人,辗转于西北郑州、西安,将近一月。大家都认定,必须投军杀敌,先救危亡。适逢在淞沪作战多次负伤的孙立人将军招考干部,建立新的税警总团。我们联袂报名参考,全都录取。到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受训5个月,又行军到贵州都匀继续训练。不久又行军到云南曲靖。

    1940年,沿海各省,全被敌占,中国对外交通尽遭堵塞;军民物资短缺严重,一滴汽油如一滴血,一个战斗兵只发10颗子弹。敌人堵塞中国对外通道,逼迫中国求和投降,所以先进占越南,再进军缅甸,以堵塞我国唯一的西南公路。

出国远征 进驻皇宫

    1941年,欧战正急。英国全力保卫英伦三岛,驻防缅甸的英军,只有一个军团,乃要求中国出兵相助。为保卫这唯一的对外通道,我方义不容辞,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先是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为主,并议定以铁道为分界,英军防守右侧、中国军防守左侧。不久仰光失守,英军节节后退,左侧中国远征军亦挡不住敌人进攻,重要的据点同时失守。就在此时,我们税警总团改番号为新三十八师,紧急出国助战。集中了所有汽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经过畹町、腊戍,到达缅甸的师部驻防旧皇城曼德勒,师长孙立人被任命为城防司令。那时我任特务连连长,负责皇宫内的警卫,也住进英国人的花园别墅,房内有吊风扇、抽水马桶、大浴盆、冷热水、弹簧床,雪柜内有汽水啤酒,生果蔬菜。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算是开了洋荤!

    曼德勒地处热带,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小花园,种了各种花草、树木。此时正是五月花开时节,却都枯萎了。街上行人很少。询问印度店主,才知英国人统治缅甸100多年,把缅甸人作奴隶,现在缅人要起来闹革命,甚至帮助日军;中国叫他们缅奸,见到就抓住审查,因此他们都上山躲起来了。有一天,缅人革命党的领导人吴努(后来缅甸独立时任第一任总统)来到我驻地。我客气地招待,并带见孙立人。两人都懂英语,直接交谈。孙劝他不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更坏,并举例说英人治印缅,大官是英人,小官还都是印缅人;日本统治韩国、满洲,从上到下,全是日本人,连乡镇长、小学校长,也是日本人。日本统治,更加残酷!最后孙、吴二人达成协议:战后(打败日本)中国全力帮助缅甸独立自主,吴努要号召缅人不再与中国军队为敌,不再帮助日本人。吴努告别时,还赠一块小金牌(英金币)作纪念,我收藏至今。以后我们渡更地宛江去印度,缅人帮了大忙。

英军被解围 沿途拜谢

    不久,我们接到开拔的命令,要在半夜12点上车。原来,前线英军7000多人被日军包围,已断绝食水供应,请我们速去解围。那里是沙漠,特别热,又是油田,水不能饮,如不去救,他们就要投降了!孙将军答应英军司令史林姆将军的要求,已率两个团赶去察看地形,决定拂晓开始攻击。我到达油田前,但见前方黑烟滚滚,枪声疏落,有很多英军蹒跚走来,个个蓬首垢面,服装不整,见到我们,都立路边敬礼,直呼中国好,有的拥抱跳舞,有的还向我们跪拜致谢。这一战以少胜多,以3000人之兵力击溃3倍之敌,救出7000多名英军,汽车百辆,山炮马匹无数!孙立人将军的这一战绩轰动世界!

指挥失当 葬送四万大军

    当我们要乘胜追击,歼灭敌军三十三师团时,忽然收到撤退回国的命令。原来敌军假道泰北,攻占了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英军亦已决定撤去印度,命令我们断后,让第五军、第六军平安先走,我们要一面后退一面抵抗敌军的追击。前面就是中印缅三国交界处,山高流急、渺无人烟、飞鸟难渡!负责指挥的将领们指挥失当,甚至置部属的生死不顾,白送了4万多人的性命。侥幸去到印度的,只有3000多人,多是当官的,因士兵要为他们找食物,要抬他们上下山,正是“一将失策万骨枯”!

令去印 躲过厄运

    孙师长深知这千里荒山野岭,大军决难渡过,回到云南或西藏是不可能的事,如遵令随行,全师官兵,必无幸存。因为先行者在断粮后,还可采野菜野果,或幸运打到一鸟一兽,再不树皮草根都能充饥。在几万人过后,必定一扫而光,连树皮草根也没有了,后来者还不饿死吗?虽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属下的性命也不能不管,何去何从,孙立人决定以部属的性命为重,与大军分道扬镳,西去印度。并与中国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取得联络,得到史的同意。

    西去印度,也是山区,只有一条小径,我们爬山涉水,其中有6天完全沿河踏水而行。又走了几日,来到更地宛江边,但见江阔五百尺,水流湍急。我们立刻生火煮饭,上山砍树竹,编扎竹排,每一个竹排可载30多人。我的同学葛士珩兄时任谍报队队长,以笨重而不用的东西作为报酬,发动大批缅人土著,出力相助,获得很多缅刀与绳索,才使扎排工作在3个小时内完成!吃饱饭,即推排入水,10个小时我们就渡过宛江,进入印度境内。到天亮时,敌人炮艇追到、发炮时,我军早已全部离去,毫无伤亡!

偷渡入境后的遭遇

    我们进入印度,未得印英准许,依国际法,要先解除武装再囚禁。故未进入城镇,只在山地扎营,一面筑工事掩体壕沟,作备战状;一面整理、剪发、洗澡、洗衣,擦枪抹油。果然,英驻印东警卫军团团长艾尔文,接到中国军队进入印境的消息时,非常震惊,即电告新德里英驻总督魏菲尔上将,他们分成两派:印东的艾尔文主张武力包围,缴械囚禁,并调兵遣将,向我驻地集中。因为他曾目睹从缅甸撤回的英军,人人蓬首垢面,衣衫不整,弹械俱失,十足似一群难民,认为中国军必然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必将破坏治安。适巧英驻缅军的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也到了新德里,他曾与孙将军有过3次会晤,请求出兵为被围的英军解围,果然如愿,对孙是十分敬佩的,因此他坚决反对缴械囚禁!最后议定,让艾尔文来到我们的驻地视察检阅后再决定!

    那天我们特务连代表仪仗队受检,我是指挥官。约十一时,艾将军来到,前面是四辆宪兵机动车开道,后面跟随侍从及记者,再后又是四辆宪兵车。孙将军陪同检阅,艾尔文慢慢从队前经过,看得很仔细。等他上了检阅台,我即指挥操演分列式。队伍整齐划一,威武雄壮。艾将军与随行人员,不停地点头拍手!

    最后邀他去山林战地视察,见士兵都在战壕里,枪上膛,刀出鞘,一副准备打仗模样。检阅视察很满意,便认为中国军队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再无缴械囚禁之意,把我们当盟军,可依靠的客人;他派人送来一车车的给养,吃的用的,齐全充足。

参加盟军 赴兰姆伽整训

    1941年,德国已席卷欧洲,日寇也囊括了东南亚。美国深感威胁,在中国战区副总司令史迪威催促下,中英美组成同盟军。我们驻印度的远征军,正式成为盟军的成员。

    英军选气候凉爽的兰姆伽兵营,为我们整训基地。美国供应军械、武器、医疗院与药库;开办了十几个短期训练班,有炮兵、火箭、喷火器、汽车驾驶与汽车保养、战车、坦克等班,我们都学到一技之长。我学的是汽车驾驶保养,不久即任吉普车连连长。这些学校的教官,都是美国大工厂的专家学者,是应征而来的。我们的薪水,每月有120多卢比(印币),士兵也有20~30卢比,约是一两的金价。我还有办公费,每月百多元,一人用不完,常常去华侨办的餐馆吃饭,时蒋纬国任上尉参谋,我们常在篮球场见面,他学的是战车,后来当上装甲兵团的司令。

尔各答 紊乱肮脏

    我们驻地兰姆伽,与印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相距千里,因英国建造了许多公路铁道,朝发夕至,交通便利,故我们常去游览。加尔各答也有唐人街,地小人挤,公开买卖鸦片毒品,英国人任其自然,只要他们不反帝,纳税就行了。英人统治下的臣民分3等,一等当然是英国人;二等是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服务员、军警等;三等即无权无势又无财产的普通大众,他们是英国人的奴隶,在他们同胞(二等公民)眼里,也是贱民!他们穷得衣不蔽体,个个面黑肌瘦,在车站你定看到一群讨钱要饭的乞丐!大街上,牛在踱步,到处是垃圾,车辆设备陈旧破烂,满目颓废景象!在印度的华侨,山东最多,其次是云南、湖北;山东人多当警察,湖北人多医牙,虽无大成,衣食无缺可算中等;我们来到,得益良多。我们请他们作向导、伴游,代买戒指、手表;他们地位也提升了,中英是盟友,无分高低,华侨也觉得扬眉吐气。不知道印度独立后,人民的生活可好些?

全军一女 憾成追忆

    整个远征军有官兵2万多人,原有两名女性,一是上海的李小姐,一是广东的胡小姐,她们都是大撤退时爬过野人山,侥幸活着去到印度的人。胡小姐不久嫁给了一个华侨,整个远征军只剩下李小姐一女性。物以稀为贵,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包括一些高官。她都始终“站稳立场”,一一拒绝。可能是基于同乡又同龄的关系,她却常来我处,一同吃饭,一同看电影,我们成了好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带她去游览王宫,不小心车撞树,把她摔掉两颗门牙,我非常难过,她却安慰我,表现得豁达大度,使我迄今不忘!不久,我陪她去加尔各答装了假牙。她的乐观与欢笑,使我更喜欢她。我们在中秋的晚上同游公园,月亮光明,环境幽美,真如仙境!我们同住一家旅店,分房而睡,以礼相对,并无逾越,这才是真爱!倭奴未灭,何以成家,我们都没婚嫁的念头!后来,她去国际大学读书,我送她去,她是该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我们相约通信联络,可惜我军已开始反攻,我也调去前线,天天行军,没有定址,就失去联络,此情只待追忆了!

反攻缅甸 开辟公路

    1943年冬,远征军整训完毕,兵强马壮,乃开始反攻缅甸,决定开辟一条中印公路,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起点是印度东北的小镇列多(有铁路南通加尔各答),连接西南公路。部队也扩充改编,我师改为新一军,为开路先锋。作为联盟军,英军一旅任右翼,美军一团任左翼,我新一军任中路,三军并进,后有美国工兵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铺接油管,工作不停,日以继夜。我们在雷多集中,先占据新平洋,南下便是敌军坚守的野人山胡康河谷,延绵千里,大撤退时死了4万人,可见其地形复杂,通过困难。敌人早在险要之地,建筑了水泥堡战壕,5里一小堡,10里一大堡。我军进攻,伤亡很大,进展很慢。史迪威多次来前线督战,孙立人发誓:不拿下于邦不剃发!都是由排连长带头冲锋,一寸土地一滴血地硬拼。我的同学中就有20多人伤亡。连级指挥缺人,我也被调入步兵连,天天睡草地,时时在枪林弹雨下。过了孟拱,地势稍平,有一条狭窄的马路,有稀少的土著人,军队的活动范围开阔了,指挥官也改变了战术,不再硬攻,迂回绕过坚堡而攻其背,减少了伤亡!

攻克八莫 活捉四寇

    八莫是缅北重镇,背高山,面平原,西靠伊洛瓦底江,敌军凭险坚守。我们先要求空军轰炸扫射,再用大炮猛轰,整个八莫被炸平数次,土地似被翻过,敌人连夜撤退。我被派过江,搜索敌踪,发现有敌兵正向居民要食物,我们即速包围,冲上前夺了他们的枪,有个开枪反抗的被打死,两个逃走,活捉4名日寇。从他们身上,搜到两面日本旗,上面签了很多名字,据说是他出征时,他的家人、亲友、邻居赠送的祝辞,如武运长久,得胜荣归……个个日本兵的身上,都有护身符,或妻子儿女的照片。我便将他们押去军部。在8年抗战期间,俘获的日本兵,只有两三千人,我们能活捉四敌,实属不易。我的同学吴剑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从沦陷区去西南联大上学,经过日军岗卫,都必须向日军鞠躬,叫日本先生,否则,就是抗日分子,遭任意打杀。我告诉他,我从未向日人鞠躬,只有日人向我跪拜求饶的。

艰难征战 芒友会师

    1945年春,时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西斯垂死挣扎。我们远征军在攻克密支那后,如入无人之境,攻无不克。于1月与从国内打出的友军,会师于中缅交界处的芒友,中英美数十军政大员,参加了会师典礼。我们受到同胞、战友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连夜搭台,演京戏,很久没听,更觉精彩。

公路通车 日本投降

    在芒友会师后半月,从印度开出的第一车队,到达昆明,运来了中国极缺乏的军用物资,输油管也接到下关。我们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回到昆明,会见了老朋友,又行军去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在中途贵阳,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人心焕发,大街小巷,鞭炮不停,穷乡僻壤,无不欢天喜地!

广州受降 全市狂欢

    我们到达南宁后,乘船东下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大街小巷,人潮涌动,一片旗海。我们着黄呢衣,黑皮鞋,全副美式装备,是广州人从未见过的,受到广州市民的欢迎!

    忆当年回国前,所经之处,如昆明、贵阳、南宁、广州,受到广大青年男女学生出自爱国热忱的尊敬!我们都存有卢比,出手豪爽,很多同事都交上了女朋友,速成结婚的几十对。后来去到台湾,全被老蒋小蒋,打成匪谍,送去牢狱,那些胜利夫人也遭到刑讯,大多下堂求离,琵琶别抱了!

拒打内战 难忘旧人

    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不久奉调去东北打内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拒不随行,远去越南经商,因我之从军,是尽国民之责,我反对自相残杀。现在中国胜利了,8年抗日战争,我已尽了国民的责任。我永不会忘记与我同逃难、同投军、同战斗的同学们,大都在缅战中阵亡,如无锡的顾纪常,南京的许炳新,苏州的徐佩林,安徽的李汉庭,广东的壮陶、周有良,都是好青年,为国捐躯,丧命岭域。而今斜阳衰草,乱石白骨,有谁忆及!?死者已矣,而在台湾的幸存者,人人都因莫须有的“共谍”罪名,下狱四五年。如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郭庭亮、刘益福等缅战有功将士,囚绿岛22年之久,造成极大冤狱,能不令人唏嘘叹惜!至此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把在长春被俘的新一军官兵,全部放释。他们及其子孙,是反“台独”的积极分子,更不会为“台独”去打仗!

    编者注:葛琪(1916~2008),原名显琦,1916年11月16日出生,如皋县立发乡(今海安县城东镇油坊头村)人,在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立过功勋。1973年举家移民加拿大卡尔加市,并创办“卡市江浙沪联谊会”,任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多次返回祖国探亲会友,捐资办学办企业。他去世后,其女儿葛清莲夫妇于2011年11月5日,将葛琪生前获得的有关证书、证件、照片、回忆文章等历史资料和文物,捐赠给南通华侨博物馆。

    另,本文为作者遗稿,由如皋市白蒲镇退休干部秦镜泽、蔡家华收藏并推荐本刊,经摘编后刊登。


敌营十年间

—南通巾帼郑黎亚的“潜伏”人生


□ 季 真


    近年来,有一部电视剧《潜伏》风靡大江南北。剧中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翠萍夫妇潜伏敌营,与敌周旋、斗争的剧情,令人印象深刻。而在黄海之滨的海门就有一位真实版的“翠萍”——郑黎亚。

投笔从戎干革命

    1919年夏天,郑黎亚出生在距长江仅一华里的海门灵甸镇。黎亚的童年是苦难的,她一出生,母亲即去世,但家人还是给她起了个充满希望的名字——丽霞。1927年,父亲郑三因病离世,小丽霞成了孤儿,继母因照顾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又改嫁他处,尚在私塾就学的丽霞只能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1931年,完小毕业的丽霞投靠到上海的大姑母家求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丽霞从上海回到海门,就读于海门女子中学。1935年春,成绩优异的丽霞与同学、闺蜜胡云波一起考入由海门人凌海霞任校长的上海女中。1936年冬,品学兼优的丽霞由学校保送至免收学杂费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学习。

    1937年夏,丽霞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在丽霞刻苦求学,并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七七”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不久,报纸上又刊出了“八一三”日寇的炮火打到了上海的消息……丽霞再也按捺不住了。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她怎能静得下来读书呢?她谢绝了学长、好友钱伟长同去美国留学的邀请,要回到上海参加救亡,参加抗战。当丽霞路过天津回上海时,自己昔日求学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已被日寇的飞机炸毁,她曾寄存于学院的许多物品都毁于战火。在落日的余辉里,丽霞在校园里的废墟前徘徊,面对残墙断壁,她悲从心起,热泪横流。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现实,更坚定了丽霞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誓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决心。

卧薪尝胆为人民

    1937年冬,丽霞回到阔别一年之余的上海,眼前的景象令丽霞目瞪口呆。由于日本侵略军向闸北、虹口、杨树浦大举进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救灾救难,义不容辞,丽霞先在市救济委员会的难民收容所搞义务工作,后来和胡云波、金菊如、洪流、黄凛等几个热血青年自费组织了一个青年抗日救亡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开展救亡工作(这期间,丽霞将自己的名字由郑丽霞改名为郑黎亚)。不久,家乡又传来了继母与弟弟被日军的飞机炸死的噩耗。国仇家恨与曾经的艰辛,使黎亚更加刚毅、冷静和成熟。她擦干了泪水,挺起了胸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1938年1月,黎亚所在的救亡队由苏南向浙江进发,与国民党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团相遇,该团是由国内著名进步人士发起筹建,并由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实际控制的队伍。服务团简称“战队”,黎亚入团后,即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忘我地工作。

    1938年四五月间,“战队”到达浙江金华。这期间,黎亚与共产党员杨允彬相识相知(杨允彬,广东人,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精干聪明、睿智,是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所培养、赏识的文学青年),他们相约:“不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就不结婚。”从此,黎亚与他在同一个革命团体里战斗。杨允彬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黎亚则从事战地的群众工作。1938年春夏,他们随部队到达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之后,一路长征,于1939年元旦到达广东韶关。随着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战队”结束了战地工作,分散在第四战区司令部的各个部门,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和部队的基层工作。1940年,他们随部进军广西柳州等地。期间,黎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允彬则奉中共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之命,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学习,两年半后回司令部工作,后又被保送至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深造。杨允彬从陆大毕业后,仍回司令部任高级参谋。黎亚则和特支的同志一起从事士兵群众工作和战时教育工作。

    黎亚和杨允彬长期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和特支的同志们犹如一把钢刀直插在敌人的心脏里。期间的艰难险阻与纷繁复杂可谓步步千钧,惊心动魄。如,杨允彬在军校学习时,虽然成绩第一,但还是因国民党政工部门的怀疑而被连续训问12天,差一点成为烈士;在“国共”两调停小组谈判过程中,杨允彬通过行营副官左洪涛与中共代表握手的瞬间将情报传递出去;当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时,杨允彬截获了蒋介石的绝密电令后,及时转呈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的手中,挽救了我党的精干武装“南粤纵队”,使2700余人的队伍转危为安,蒋介石企图制造“南粤聚歼”的诡计彻底破产。

传奇婚礼,封住“军统”口舌

    1945年12月3日,郑黎亚与杨允彬的盛大婚礼在国民党军广东行营迎宾馆举行,时任行营主任张发奎上将亲临婚礼、婚宴现场,并当证婚人。他们的结婚照上除了前面有一对男女“花童”外,后排的伴郎中还有5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他们是国民党军广东行营中将参谋长甘丽初、行营中将办公厅主任高若愚、行营中将军法处执行监督吴仲禧、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李汉冲及行营少将军法处长官其慎,如此规格、如此阵容的结婚照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郑黎亚与杨允彬的结婚场面热烈喜庆、吉祥而宏大。一时间,令无数沉浸在抗战胜利喜悦里的人们为之兴奋、自豪和羡慕,然而围绕在他们亮丽、耀眼的婚礼背后的潜在斗争,蕴含着的“国共”两党、两军的对垒。其结果是以左洪涛、杨允彬、郑黎亚等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的同志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背后的艰辛却鲜为人知。

    郑黎亚与杨允彬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其大环境是国民党军张发奎部。张发奎(1896~1980),广东韶关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系北伐名将。民国27年(1938)之后,张发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二军、第四军、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第六十军、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军,共计7个整编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广东行营主任等职(张曾一度替代蒋介石出任陆军总司令),而郑黎亚与杨允彬就潜伏在张发奎的身边,杨允彬更是做了张发奎10年的高级参谋(其中有两次还被张保送至军校学习深造)。1945年前的8年里,虽是国共合作期,但国民党的“军统”与“中统”一直秉承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郑黎亚与杨允彬正如电视剧《潜伏》所展现的一样,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习惯了与魔鬼打交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周围的中共特工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一些同志奉命撤离了,但郑黎亚与杨允彬等仍坚持了下来,经组织同意,决定用自己的婚礼来麻痹敌人。婚礼前,当郑黎亚与杨允彬特意去征求张发奎意见,并邀其作证婚人时,张发奎竟很直接地问他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很好地回答我。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都是的话可以结,都不是也可以结,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费事一个当鳏夫,一个当寡妇。”两人听后答道:“张长官,我们跟了你8年抗战,你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张发奎就说:“都不是,那你们就结婚吧。”事实上,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怀疑郑黎亚与杨允彬的真实身份,但一是苦于无把柄,二是由于杨允彬又是张发奎的韶关大老乡和客家人,三是张发奎能武,杨允彬能文。郑黎亚与杨允彬的婚礼封住了“军统”与“中统”的口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任广东行营中将参谋长甘丽初竟然破天荒地出现在郑黎亚和杨允彬的婚礼上。他们的婚礼为最后两年的潜伏生涯赢得了主动,直至1947年8月初,奉命撤退。

    1949年10月15日,广州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杨允彬在叶剑英任主任的广州市军管委员会任副秘书长,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郑黎亚先后任广州市妇联秘书长、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副秘书长、市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们为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热血,为建立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功勋。“翠萍”,你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徐进:华中报业先驱


□ 顾 启


    徐进(1914~1960),出生于泰兴市广陵镇南侧近江的四圩村。父为中农,有十几亩沙田,识点字。徐进是家中独子,上过九年制小学(当时江南乡间学校学制初小五年、高小四年),相当于今初中毕业。到无锡市投考海社师范,成绩优良,却因当时眼病肿如核桃未被录取。4年后,自学英语,又学中医,读医古文,皆因无师指导不能深入下去。继又写文投稿,退了再改,终于发表几篇,并被江对岸一家报社看中聘为编辑,后因写的时评不合时局被辞退。4年后受一同姓家聘为家庭教师,授其3子,后来3位竟跟着他参加革命,老大还晋升为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进与同乡几位热血青年决心去延安找共产党。1937年初与曾涛、杨时源等十余人离家集队北行,吃尽苦头到达西安城。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进青训班。结业后分配至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进步很快。1939年,在浙江丽水工作时入党,1940年调回家乡做地方工作,接应新四军东进。从此他的足迹踏遍了苏中三分区〔辖靖江、泰兴、如西(今如皋市)、泰县、泰东(今海安县)〕和一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等地,从区长到地委秘书再到宣传部副部长,从办青训班到办《江潮报》,再到新闻专科学校,一直为革命奔走呼号。

    1941年7月1日,在《如西报》基础上,苏中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创刊并发行首期。徐进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社长。1943年1月执行中央进一步加强党报领导的指示,成立《江潮报》党报委员会,由苏中三地委书记叶飞兼书记、社长,宣传部部长孙克骥为副书记(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少将),副部长徐进兼副社长,负责常务。报纸改为铅印。他写过多篇社论,鼓舞民心,如《动员起来,为夺取反“清乡”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团结起来,为争取斗争和生产双胜利而奋斗》。1944年3月23日抗日英雄白桐本英勇牺牲,四分区《江海报》与三分区《江潮报》皆迅速发表文章,5月17日、23日的《苏中报》与延安《解放日报》也以醒目大标题《人民英雄白桐本》报道或转载其光辉事迹,起了鼓舞群众、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江海报》《江潮报》都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的表彰!反“清乡”斗争期间,两报还及时刊载《第一期反“清乡”总结》,第二年写的《反日伪局部“清乡”总结》,大大增强军民斗争的信心。

    1944年底,徐进去华中局华中党校学习大半年。认真记录彭康、吕振羽、孙冶方、薛暮桥、冯定等学者辅导。他和同学也去听著名的华中建设大学党校张劲夫、李亚农、夏征农等专家讲哲学、文学、党史、教育学、逻辑学等等,记满十几本32开厚厚的笔记本,被推为学习模范。此次学习,对徐进后来的工作是极大的促进。解放后,他又买了马恩选集,列宁文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译本,又购置大量自然科学书,一本一本地啃,像一架机器永不停息地转动着。

    1945年11月,苏中三、四地委合并为苏皖边区一地委。《江潮报》《江海报》会师于一地委驻地如皋城,于12月合并成一地委机关报《江海导报》。徐进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长和江海印刷公司经理,樊发源为副社长兼经理,徐中尼为总编辑。

    1946年,苏中区委复建,报纸升格为区委机关报。年底又改为中共华中工委,徐进调至淮阴,与老战友俞铭璜会师,负责将工委机关报《华中日报》升格为《新华日报·华中版》。俞铭璜正组织出版毛主席文选,就由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任社长,周擎宇任总编辑,直到1948年元旦改名成功。1949年4月大军南下时才停刊。

    这3年多,3种报纸与新华社的编辑、记者、特约评论员、通讯员们共同写了很多反映军民自卫反击、七战七捷、百万雄师下江南的通讯、报道、特写、述评、文艺作品、社论等。徐进曾执笔《1947年新年祝词》以及上文提及的两篇社论等等。

    此外,为培养革命队伍新闻人才,徐进一直孜孜不倦地办班办校。1948年,华中工委决定复办位于淮阴城北门大街上的华中新闻学校(1946年1月创办,校长范长江,副校长恽逸群,次年因备战暂停)。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任校长,副部长、报社社长徐进兼副校长。复校后移盐城合德镇,未久迁至淮安板闸。1949年春,全校随大军南下,在无锡办学,改名为苏南新专。两位校长担子很重,至1958年再并入南京师院中文系。1948年9月,华中分局为加强领导和深入开展学习运动,成立华中学习委员会,由夏平、欧阳惠林、徐进3位同志组成编委会,出版《华中学习通讯》刊物,发至分局各机关学习组、县委、部队(至营级)。9月23日发出首期,周边分局皆索要,办的十分红火。

    1949年春夏间,徐进参加渡江战役,去无锡市接管报社、出版社、官方印刷厂等。5月,苏南区党委决定将《苏南电讯》改为机关报《苏南日报》。书记是徐进的老首长管文蔚,他得到徐进到达无锡的准确消息,立即在区委会上形成决议:为向新区加强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向上级请示调徐进同志任苏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苏南日报》社长、主编。此前,管书记曾派专人去约徐进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辞》(刊《苏南电讯》)。徐进妻子孙瑜老师回忆:“老徐以革命乐观主义的饱满情绪,以抒情的轻松笔法,描绘了即将到来的解放后人民安定、富裕、幸福、美好的生活。后来,不少老同志、老朋友、老部下来我家访问,以敬服的口吻提到那篇《献辞》,说是潇洒流畅,发人遐想,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第二篇是党中央一再强调干部应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文件,他为《苏南日报》写了社论《不学习就要犯错误,不学习就是犯错误》,头版头条刊出。读者来信赞誉:“这是一篇极有说服力的文章!”实践出真知,勤奋长才干,此题目,前分句为逻辑学上的可能性判断;后一分句却是全称肯定判断,斩钉截铁,催人深省。在长期锤炼中,徐进具备了过硬的写作才能,无愧我党新闻战线杰出战士的称号。

    1953年初,苏北、苏南党委与行署撤销,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合并成江苏省委、省政府。中央来电,党中央机关报定名《人民日报》。1937年10月起,由周恩来、潘汉年等同志在南京负责筹办,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10月25日迁往重庆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停刊的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作出重大贡献。现将该报报名交江苏省使用。1949年4月《新华日报华中版》停刊。4月30日在南京重新出《新华日报》首期发行。石西民任社长,徐进为副社长。中央还指示延安《解放日报》的名字,另交上海市委使用。两者沿用至今,功勋卓著。50年代初,《新华日报》正式成为省委机关报后,石西民同志被中央调离后,省委任命徐进为副部长兼社长。

    孙瑜老师回忆:“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在病中还不肯放松学习。有段时间任《新华日报》社长,关节炎突发不能动弹,报社编委会的会议就在他报社内值夜班床边开。人一散,他就躺在床上读《联共党史》。编报纸是很敏感的工作,省委书记亲自抓,每晚得往省委书记大楼研究重要新闻报道,也常受到柯(柯庆施——笔者补,1952年11月~1954年8月为江苏省委书记)的批评。他常说:‘解放后,工作复杂,不学习无法开展工作,搞报纸什么都得懂啊!’”他又购买一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著作,一本一本地啃。

    1958年初,党进一步加强对高校领导,时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兼江苏《新华日报》社长)调任南师院副书记兼副院长,并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徐进分工政治思想教育与宣传工作,多次召开校报、广播站、院黑板报学生干部会议。中文系三年级(1)班的刘慧容、窦履坤和我参加了会议。我们对新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历史毫不知情,而又觉得应该向全院师生介绍。窦履坤说:“我们找机会,逐个采访他们。”可是徐老师很忙,更不幸的是未久他生了重病。

    1959年初,徐进因坐骨神经痛加剧,到苏州就医,却带了许多书籍,住在南师院招待所里埋头写讲稿。江苏师院书记刘烈人劝他也不听,结果,在大年初二夜里,莫名剧痛(实为癌症预兆),整整7个小时,校医在床边急得直搓手。后到中医院才以针灸止住,人却瘦了一圈。3天后,他又研读《自然辩证法》。返宁后,暑假中又因剧痛去汤山疗养院,忽然发现腹股沟有肿块,奇痛难忍(其实是淋巴结肿块)。医师们极尽全力才将疼痛压了下去,他却又埋头写讲稿。暑假后,他带病上课,给我们讲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实践出真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由于实证事例全来自他的革命亲历,所以生动形象而又鞭辟入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国庆后,他夜夜出冷汗,全身奇痒,药物注射毫不见效,但是仍然撑着上课。直到肿块突起,痛不能忍才去医院,被医生扣留,连开两刀,证明是癌症晚期。半月后,省委书记处派人通知孙瑜老师:“省委相信你是经受得住的。徐进同志得的是癌症,后天就送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领导决定你陪同前往,家里安排一下吧!”自此,他离开了工作岗位,离开了跟他奋斗20多年的那支笔,离开了他所喜欢的学生,一个忠诚的革命者最后还是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年仅46岁。笔者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委办公厅召开的徐进同志追悼大会。彭冲书记曾在1965年研究加强省级机关形势任务教育的会议上深情地说:“俞铭璜(1916~1963)死了,徐进(1914~1960)死了,省级机关很难听到形势任务报告了。”表达对二位同志的深切怀念。


透视甲午战争前后的张謇


□ 施友明


    中日甲午战争跨越时空已经两个甲子年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日本以一个小国打败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迅速成为喧嚣一时、不可一世的亚洲强国。这场战争激发了张謇等中国众多近代志士的民族危亡意识和自强救国精神。透视甲午战争前后的张謇,对于理解张謇深刻的思想变化及吸取重大历史教训,会有颇多启示。

张謇对日本的野心早有警惕

    日本明治维新开局不过7年,就有“脱亚入欧”的企图,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周边地区扩张。同治十三年(1874)春,日本悍然派兵侵犯台湾,使台胞遭受烧杀抢掠之灾,这就引起张謇的注意。他在第二年即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且闻台湾复有兵警,……杞人之忧,未有已时。”1876年2月,日本又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不仅严重破坏朝鲜主权,而且使之逐步成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跳板,这就使张謇更加警惕。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向朝鲜扩张势力,张謇对此十分敏感。此前,他在《代吴长庆拟陈中俄战和两策疏》中指出:“朝廷前容日本之不共,思假恫喝以济其欲。”“外夷船坚炮利,狎习风涛,是以议者又以东南海疆为虑。”1882年,张謇代吴长庆写成《朝鲜善后六策》,希望直隶总督李鸿章转奏清廷择善而行。“六策”的主旨是防范日本进一步对朝鲜转而对中国的侵略。想不到李鸿章阅后“嗤为多事”,遂“搁置不议”。此时,日本政府把添置速射炮和购买最新巡洋舰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以超过北洋水师为日本海军建设目标。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又揭日本阴谋:“其(日本)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动辄先发其意,专破朝鲜臣服中国之说,因以夺中国保护朝鲜之权。……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张謇当时对日本扩张侵略政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日本人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一文所证实,此人扬言:“对待中国、朝鲜的办法,不必因其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张謇对日本的狼子野心了然于胸,得到翁同龢的赏识,翁对他“期许甚至”。张謇的主张和翁同龢一样,认为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同时争取“和”的希望。早在1880年他就指出:“伏念自来中外交哄,不过战和两策……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指清政府),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总之,张謇认为对外侵的策略应是“战和并举,以战促和。”

张謇对侵华日军坚持“主战”

    1888年9月中旬,北洋水师向英、德等国订造铁甲坚船20多艘,成为清政府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对于这样一支新式的实力雄厚的海上舰队,日本又恨又惧,欲消灭而后快。张謇中魁的这一年(1894)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清政府内部果然出现主战和主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张謇与帝师翁同龢深恨中法战争主和派的一味妥协退让,留下后患,希冀经甲午一战重振国威。

    张謇在丰岛海战第二天,立即致函翁同龢提醒加强台湾和大陆沿海防务,并派人送去两张珍藏的地图。张謇诚望翁同龢“坚持己见”,不为“赖俄国调停遏制日军”的主和派有所动摇。翁同龢复函说:“‘坚持’二字,敬铭之。”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对华宣战,清廷被迫迎战。李鸿章等人为逃避罪责,竟归罪于翁同龢与张謇等人,说什么“日本人无意侵占朝鲜及与中国开战的意思,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云云。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使张謇受到很大刺激。1903年,他怀志东渡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情况时,来到春帆楼,睹楼生情,义愤又起,写下了不朽的爱国诗篇:“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张謇以反诘的口气,为主战派伸正义,向投降派以讨伐,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吸取沉痛教训,为祖国和人民不息奋斗。这一天,张謇思潮汹涌,夜不能寐,想到敌凶国腐,愤恨难平,又写下一诗:“日本海中风色愁,鲸涛日夜上眉头。谁捐库页珍千岛,同抱珠崖万古羞。”国岛丧失之痛难抑,爱国主战思想又燃。1894年张謇写成《呈翰林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严正揭批李鸿章。

    张謇对侵华日军一贯坚持主战。早在1879年,张謇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就讲到:“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臣以为国家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1882年七月初三,张謇在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函中,主张“以兵辅礼,分别惩夷,使四海知中国固非徒事敷衍,而日人亦无置喙之地”。这年七月廿二日,张謇又明确提醒:“日人调集水陆各军,将有逞其大欲之势。……此时并以严饬将士务为持重以待之,要之决计用战。”1884年,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要求“南洋各口,严兵屯守,以防逸突之寇。”并祈清廷倍加警惕:“日本在明代习为中国边海之患。”从1894年中国丰岛海战,至1895年10月日军攻战台湾的持续近九个月的甲午战争,张謇一直怒批清朝大臣李鸿章“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日之所欲,鸿章与之”,“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

甲午战争留下深刻教训

    清朝失去了一次近代工业发展机遇。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使它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它攫取了台湾,可以据而南进;它控制了朝鲜,可以窥伺中国东北。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进入世界列强。特别是与中国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之后又一奇耻大辱条约《马关条约》,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它利用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进行货币改革,与国际货币接轨,扩大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加上甲午战争后其它有利条件,促进了民间工业的发展。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又刺激了日本军阀更大的侵略野心。这些,张謇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血气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甲午战争使中日两国的地位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成为日本近代经济借“中”起飞的重要机遇。

    相反,甲午战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近代工业发展机遇的丧失。从甲午战争中日两军力量比较来看,中国取得胜利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在清廷重臣李鸿章“待俄调停议和,不准一处还击”的昏庸错误思想指挥下,在日军攻击中纷纷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岸陆部队亦被摧毁。1894年在甲午战争还没结束前,张謇就上书奏劾李鸿章,斥他误国主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这场震撼世界的甲午大战,要不是清廷腐败无能以及李鸿章实权独揽一人包天,肆意拦阻出击,而是由另外爱国首领正确指挥,将士浴血奋战,军民团结对敌,战争的胜利者很有可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后来强盛之国也很可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所以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不仅使中国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也意味着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又一次重要新机遇的丧失!

    腐败软弱遭致丧权辱国。张謇提醒清政府“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况耽耽虎视者,不止一日本,而未尝不以日本要求之得失为动静。日本得到则各国皆动矣。”张謇之语要义有三:一是明确指出支援朝鲜就是保卫中国;二是对“耽耽虎视者”日本,须时刻有提防之心;三是如日本侵朝、侵华得逞,英、俄等列强定会乘机侵略中国。然而,清政府对张謇的这一重要建言,即“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未予理睬,甚至对张謇之师、军机大臣翁同龢“主战”要谏也置若罔闻,只偏信昏臣李鸿章一个。结果任狼入室,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中国大败,“海疆不能自固,舰炮听命于人。”(张謇语)

    翁同龢、张謇一些主战要员不会忘记,他们在甲午战争刚发生,就正式上奏朝廷,要求将颐和园修缮工程的经费移作战费,慈禧太后获讯后大发雷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当前方军民抗击敌寇的时候,她却在北京城广为“纳贡”,筹备她六十寿庆。战争中,军内腐败亦日见暴露。张謇愤愤陈事:“卫汝贵之统领(清淮军将领),以贿得之……卫军行不两日,已逃去三四百人……粮台不设,侦探不灵……不知李鸿章所为节制调度者安在。”北洋舰队驻守威海港时,在这又一关键时刻,李鸿章依然不许舰队出海迎敌抗击,以致清军舰队被敌人“瓮中捉鳖,全部被歼”。

    甲午惨败,世人皆呼要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张謇独自上奏弹劾,但毫无实效。2亿两白银的战争巨额赔款,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为还债,不得不大借外债,使外国侵略者通过侵略性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马关条约》还使中国割去台湾、辽东半岛等大片国土。正如张謇1895年《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的那样:《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目前必系借洋债以应之。折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数亏累,尚难预计。”“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张謇深深为国担忧,此时的张謇,对清政府已毫无指望,腐败软弱遭致丧权辱国,此种教训留给张謇、国人、后代,是何等之大,何等深刻!

    消极防御吞下难咽苦果。甲午战争发生在19世纪后期岁月。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的陆军兵力多于日本,海军舰艇吨位相当;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防守地位,可以利用海岸地形积极防御;从政治上看,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然而,战争结局却是大清国败于小日本,这与清政府腐败专制、不能正确判断战争形势,尤其是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

    战争爆发前,总揽清廷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与慈禧太后都严重缺乏积极抗日的战略思想。慈禧虽然开初亦同意“主战”,可后又赞成“议和”,摇摆不定;李鸿章一直坚持息事宁人和“以夷制夷”“赖俄调停”的消极防御方针。与军机大臣翁同龢“主战”思想一脉相承的张謇,向李鸿章提出“战不备”之严重后果,要求做好战争准备,积极防御,以战促和:“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死守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造成日寇步步占先、中国招招落后的被动态势,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于敌。战争进程中,张謇知晓:“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炼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而又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故今日之敌,迥非昔比。我军(清军)则仓猝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又不足,技又不习,动辄挫溃。”战争中,清朝陆海军不能相互协防而是各自为战,如无首之鸟,给了日寇可乘之机。

    假如清政府能够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扰乱和切断日寇的海上交通线,集中海上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进行决战;加上海陆兵力协同,指挥得当。中国当时是有军力和条件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

    1895年春,甲午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张謇写出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一文,强调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多条切实措施,如“宜治海军”“宜练陆军”“各省分设枪炮厂”等。张謇深知海军在近代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今日无论如何艰难,终宜复设海军……中国海军尤以断敌船接济为要策,加以防内海,护长江则鱼雷炮船之轻速度,尤为合用。每厂穹甲八个月可成一艘,一年可成十艘……若分向英、德各大厂订造,则一年内外,海军数支之船,皆可齐备应用,庶免悠忽延误。”张謇也十分明了铁路对近代战争之迫切,他说:“若铁路既通,江、宁、苏、杭联为一气,外远内近,可以随方策应。”然而,张謇这些反映他“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举措,被一意孤行的清政府的“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张所否定。马关条约签定前后的甲午多次海陆战斗证明,采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战争,无备战、忘教训、不敢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结果只能被敌人消灭或重挫,导致中国被逼吞下“割地、赔款、国家半殖民地化”的难咽苦果。

    军队没有“血性”就难打胜仗。张謇写到甲午战争及相关事件的文告、函电、奏疏中,有许多动人心魄的彰显“血性”“血气”精神的佳言睿语。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讲到复军练兵的重要时,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忠勇奋发,训练精强,锐意灭贼”的精兵良将。

    甲午战争中有英雄,也有懦夫,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体制下的没有“血性”精神的懦夫(包括将领与兵士)。当北洋水师“致远”舰在日寇炮火轰击下悲壮下沉时,“济远”舰舰长方伯谦竟然指挥舰艇向旅顺口方向逃跑;“广甲”舰看到“济远”舰跑了,也无心恋战,跟着方伯谦逃离战场。张謇斥方伯谦等逃官“累我敢战之他军”;1894年10月24日,日军前锋探水试渡鸭绿江,日军放一排枪,许多清军就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25日,大批敌人过江,除聂士成部下稍作抵抗外,其他各军纷纷溃退;11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大连时,大连守将赵怀益已提早一天逃走,部下溃散,大连6座新式炮台,120多门大小射炮,还有大批弹药等,全部被日军占有,大连失守;日寇侵入大连10天后,即向旅顺进攻,旅顺还有清军1.3万人,日军集中100多门大炮向旅顺猛轰,接着主力发动进攻,清军却无招架之力,致使旅顺陷落。其时,忧心如焚的张謇怒批清军独霸李鸿章:“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见于事外而坏及事中矣。”大连、旅顺失陷后,欲壑难填的日军发动了对山东半岛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舰队的袭击,爱国官兵与将领曾要求予敌舰以迎头痛歼,可作为朝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即“严禁舰队出海巡弋”致使岸炮守军主要军官坐船逃走,李鸿章又怕惹事,不准水师抵抗,北洋海军又一重要基地威海又落入日军手中,此时的张謇,心如刀绞,热泪纵横,数月后还在怒号:“何至不下战书,而遽击我兵船?”

    纵观甲午各战,叩问历史,清军“血性”在哪里?甲午战争史实证明:军人没有血性,就会吃败仗,就会弃城、失地,就会丧权辱国,百性就会遭大难。

    遗憾的是甲午战争的英雄丁汝昌被张謇误读了,下错了结论。说海军提督,北洋舰队指挥丁汝昌不是英雄,而是没有血性与血气精神,在甲午海战中“逃死无所之”的懦夫,是李鸿章为其“盛叙创伤”的败军之将。连张謇之子张孝若(可能受父影响)也说:“这时李公(指李鸿章)掌握兵马大权,本人很晓得丁汝昌的海军不中用,和日本人不能战”(见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60页)笔者以为这是张謇实在冤枉了英雄丁汝昌。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丁汝昌是安徽人,而丁汝昌水师“军中多闽(福建)人,故事多掣肘”(见《历代名人辞典》第531页),故张謇对丁印象不佳;二是李鸿章与丁汝昌私人关系较好,丁汝昌得到李鸿章提拔重用,而张謇对“战不备、败和局”、对“天下唾骂的李鸿章”恨之入骨,以为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了;三是丁汝昌确有“对属于部队不能严格约束致使管理混乱”的缺点,但与其爱国大义、临危无惧、誓死抗敌的“血性”精神、气概相比,只是“小节有错”而已。

    军人没有血性就会打败仗,而甲午海战清军惨败,其罪责决不在丁汝昌,丁汝昌只是李鸿章的替罪羊。冤案终将昭雪,历史已有公论,如果张謇地下有知,亦会收回错论,为丁汝昌平反洗冤,恢复名誉。

    惊世一战的甲午硝烟,激烈地震荡着张謇的思想与灵魂,他对风雨飘摇、如厦将倾的清朝制度,已完全失去了信心。此后,他历经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最后终于趋向共和,毅然弃官从商,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在觉醒的志士能人中勇作开路先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绘古镇地图 呈历史印记

——白蒲历史文化地图的绘编


□ 蔡家华


    白蒲镇古为县城,始建蒲涛县于东晋义煕七年(411),是最早见于诸史册的古邑之一。有古诗词记载:宋朝文天祥诗作《思蒲塘》距今730多年;有古迹遗址:唐朝上贞殿距今1380多年;有文字史志:《三国志》大司马吕岱距今1850多年;有学者院士论述:白蒲成陆距今2000多年。更有图文地图记载:其一、《光绪·通州志》卷首,用“木刻制板”刊印的“白蒲镇图”,记载了白蒲古代的城门、河渠、桥梁、庙宇等,极其珍贵。其二,2004年白蒲人吴宗裕等6位宿耆,不惜5个春秋,用“步测手绘”方法,绘出了1.25米×0.75米幅面的“白蒲镇1938年前的地图”,并用蝇头小楷记叙了白蒲的历史掌故,遗憾的是该图文不便展阅,又难以刊载上书,现已被南通档案馆列入馆藏。

   古人不但用诗词、文史、图文来叙说对古镇的眷恋,而且用地图表达对古镇的情怀。这使我萌生了用现代科技方法,编绘白蒲历史地图的梦想。于是,我参阅有关文史资料、借鉴先人积累的知识、倾听闾里长者的追述、实地考证地貌的变迁,拍摄地貌照片千余张,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门、楼、庙、关、桥、坊、景点、历史典故和名公钜人等用“文字转换图形”的模式,制成图标,与坐标相对应,使历代图标和地貌的演变融于一图。历经3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白蒲的历史地图》(1948年前)的编绘。编绘采取先截取googleEarth卫星地球上的“白蒲区域图”为底图,计算比例,用地标测出经纬度和坐标的点距,再用Adobe Illustrator CS5软件建4个图层(模块),分层次将图标和图标名、文字信息,校改坐标演变偏移度,并对应于地标,量化整理成可转存、再编、视放的PSD、JPG或WORD图形文件。现就编绘的白蒲历史地图择要忆说如下:

一    条古运盐河,可追溯到白蒲悠久的历史文化。据《宋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九河渠”和《维扬志》记载:西汉(公元前179年)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东开邗沟,凿通了茱萸湾向东经海陵仓到蟠溪(今如皋东陈家湾)。而后又南延蒲涛县(今白蒲)。解释之一,标有运盐河与蒲涛县相关的地图,载自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28页(南兖州)。其二,刘聪泉先生著《如皋历史文化概论·水系遗存》叙:“古运盐河是如皋人民的致富河,汉初吴王刘濞开凿,自扬州直通如皋。后东延掘港,南延白蒲”。“古运盐河”畅通了海盐运输,开拓了交通发展,促进了经济繁荣,其时之景:“盐官船积盐,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甚为大奇。”另有十余首古诗词赞颂。

    “古运盐河”(纵贯白蒲段)河畔记载着一个又一个历史典故,如“三国大司马吕岱‘重建县治’”“宋代宰相文天祥夜宿‘闻马河’”“宋朝名将相岳飞祈拜‘济忠井’”“明代忠勇张自成歼倭‘虎牢关’”“清代县令范仕义诗赞‘文峰阁’”等。

    二条石板长街,可解析蒲塘的遗风民俗。图中有圭窦街和南、北市大街。街始建于唐,街两侧店面秦砖汉瓦、鳞次栉比,有灯笼店、花轿行、犁头店、“九龙盛”火石火刀店、“裕源昌”杂货店……老商号有“老三香斋”茶干店等,有300多年的历史。市大街又是民俗活动地,每逢重大节日、庙会,大街处处张灯结彩,挥舞火球,龙灯狮舞,高跷旱船、沿街表演。市大街长3里,街宽约3米多,街中心铺着各种古朴图案的石板,可与“丽江石街”媲美。

三曲东西虹梁,可观赏到蒲塘十景之一。“虹梁三曲”是指图中横跨“古运盐河”的南石桥(万安桥)、中板桥(登津桥)、北石桥(溯淮桥)。而最富有盛名的南石桥,始建于明,有近500年的历史,桥宽约4米,半圆形的拱高数丈,倒影于水中似一轮新月,桥东首42级石阶、西首43级石阶,桥上有石狮8只,其势高大而壮观,胜似普陀山跨越“海印池”的“永寿桥”,可与“绝版周庄小桥”媲美。

    四座傍水城门,可追寻到古镇千年沧桑。据州、县、镇志记载,古镇白蒲曾有4个城门:聚德门、登津门、德星门、青阳门,还有草鞋城巷、玉带河、通济第一闸等,都构成了古代的军事设施,白蒲是古长江口控制通往北岸的军事重镇,兵争之地,她记载着深远的历史故事。其一,春秋《左传》载,吴王夫差渡江北上伐齐,这里曾是古战场。其二,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镇北将军毛璩率兵征讨藏于白蒲的庾西起义军,火烧芦荡,致万人无处藏身而迫其自首。其三,明嘉靖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倭寇两批150多人来蒲抢劫烧杀,如皋兵备副使马慎、白蒲武勇张自成等先后率众御敌,歼倭50多人,取得辉煌战绩。

    五世长寿石坊,可探究“长寿之乡”的奥秘。图中标有百岁坊、五世坊、寿星桥、万寿庵等,是明清时代白蒲长寿之乡标志性的古迹,而又世世延续今日。如皋荣获“世界长寿乡”的美誉,一是白蒲长寿人口不少,其比例为2.3‰人。二是如皋长寿因子和白蒲含硒的土壤有关。三是“白菜青盐粯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是蒲塘人清茶淡饭、心态平和的养生之道吧。

    六个对称古迹,可鉴赏到白蒲特有的政区奇景。图中标有北泰山,南泰山,南、北碧霞宫,南、北魁星楼,南、北潼梓殿,南、北文昌宫,南、北都天宫等对称古迹。令人称奇!这在国内实属罕见!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5代,996年,南北分治,一分为二,北属如皋南属通州。图中虚线不仅辨别南北分界,而且还可探讨古横江淤积成陆的历史印记。

    七类鱼米行市,展现了白蒲古代的专业市场(鱼、米、糠、竹、木、藕、猪等类)。据载,其时市贸繁荣,商贾云集,四乡殷实富饶,商贸通达三县。有歌谣赞曰:“东乡鱼虾林梓瓜,西乡竹园藏乌鸦。乡乡种粮长棉花,赶猪沽酒醉回家。”

    八座著名寺庙,可欣赏到白蒲的名胜古迹。千年古刹上贞殿,州属八大丛林之一法宝寺,肉身菩萨(干尸肉身贴金)古佛庵,“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寓居梅熟庵,还有南、北关帝庙,三官殿,吕祖阁等寺观。

    九条明清古巷。九曲巷、秀才巷、挂弓巷、分界巷等等,巷巷贯通24条长巷短巷,深藏典故,巷巷记载着蒲塘崇文尚教,英才辈出,巷巷遗留着明清古建筑群,高墙深院,还有“沈氏宅”、“高大门”、“古戏台”、“双堂屋”等。

    九曲巷记载着明代“郑东海称帝”的虚假历史故事《双合印》。从明清至民国时期有“如皋不演《董小宛》,白蒲不演《双合印》,南通不演《杀子报》”的禁演现象。

    秀才巷可让人真切地领悟到书香的意蕴。蒲塘有“父教其子,兄课其弟”“延师督课”“易子而教”的优良传统,因而出现了“僻巷高楼,书声琅琅,多于筝琶箫鼓,他邑所罕闻也”,描述了家学传统和士子当年勤奋好学的情景。明朝以来,蒲塘子弟“或历试而冠其曹,或连举而魁其榜”。仅明清蒲塘,任京官32人、省官8人、府官28人、州官31人。秀才巷中有顾氏宗祠、吴氏宗祠(白蒲八大宗祠中还有沈、刘、郑、李、姜、姚),顾氏宗祠门堂栅栏外有一对石狮,眼若铜铃,相貌威武,母狮膝下有一只小狮子,造型玲珑可爱。据顾氏老人说:这对石狮原是三国魏国大将夏侯渊家门前的守门狮,几经周转,才从安徽移至白蒲。秀才巷《顾氏家谱》中记载了有“竭诚孝养、割股救亲”的顾其志;有年逾六旬的孝子顾杓“割股奉母”的历史典故。明清时期,白蒲顾氏共出进士3人、举人9人、秀才113人。

    十景蒲塘风光。载于县、镇志的园林景点有白蒲书屋、东阁凤篁、西亭雪驮、南浦春帆、北楼秋获等等,有数十篇诗词赞颂。沈岐作序:“蒲虽弹丸邑,而名流接踵、流风余韵自宋迄今未绝”,与蒲上文人墨客过甚密者,并在园林中留下了大量墨宝的有:书画家郑板桥、李鱓,文学家袁枚,教育家沙元炳、实业家张謇等。地图中嵌入“蒲塘十景”篆刻,不仅表达对已故“篆刻大师陶路”的纪念,同时将白蒲历史艺术遗存在《白蒲历史地图》上再现。

此外,从图中我们可以寻觅到名公巨卿的千年古墓:沿古驿道北去5公里座落高阳荡被誉为“南通第一文化名人”的吕岱墓,座落牛桥东一里墩的清朝左都御史沈岐墓,座落中板桥西一里墩的廉吏进士“白面包公”姜任修墓……

从图中,我们还可解读到白蒲历史地貌的演变:今日脚下踩着的繁荣市街就是昔日的“古运盐河”,今日几幢28层居民楼就位居在昔日的“寿星桥”,今日的白蒲高级中学就坐落在昔日的“法宝寺”。又如四通八达的古河网逐渐淤塞和消失,古庙、碑坊的拆迁和迁移,古长街深巷的渐变和萎缩,印池的形状古代似壶嘴,而现在演变为长方形等等。


军山三景


□ 羌松延


千秋一片坡

    军山东南麓,东奥山庄遗址之南,有一“凌空架虚,俯视无地环坡众石”的石坡,坡约六七米见方,上有“张公坡”三字。此张公是明末总兵张之斗。

    张之斗,字汉槎,一字汉冲,号希垣,陕西西安府渭南县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乙未科武进士,在崇祯年间任狼山副总兵。他“性嗜书,善属文”“彬彬儒雅,有羊祐轻缓之风”,曾平定狼山的动乱,后升任浙江总兵。明崇祯十七年(1644,亦清顺治元年),闻甲申之变后,张之斗稽首痛哭,北面再拜,不欲居人世,后弃官以一苇浮海外,来到当年尚孤悬江中的军山辟谷隐居。他还把在四川为官的两个儿子召回,一同归隐,对慕名而至者,则叩门不应。清初凌录《山中拟谒张汉槎先生时值键门谢客》诗云“云际心同落照明,孤综宁伴此山清。夜来怒涛摧星斗,尤避床头剑吼声”,便是对他隐居生活的描写。张之斗父子“执锄夷石为坡,长啸其上,不粒食,日惟饮酒三升,饥则采薇蕨以充”,仿佛周朝的伯夷叔齐。

    清军入关后,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十屠”。在张之斗等人的眼中,清军是侵略者。满腔仇恨的张之斗拒绝和清军合作,其气节受到人们的推崇。后人有诗称颂:“崛罍下山石,林立与松伍,石高松未老,翠色如相补。”亦有赞张公坡是“千秋一片坡,天地不容毁”。

    因乡人敬慕,便将其隐居之地叫做张公坡。清乾隆年间,闽南名士刘名芳刻“张公坡”3字于其隐居处岩石上,从而成为军山名迹。清代邑人姜长卿《崇川竹枝词》中“张公坡下水潺潺,碧鲜青苔白石斓”,描写的便是此处美景。

百年后张榭

    随着岁月的流逝,军山的一些人文遗迹被沉埋了,被毁灭了,被遗忘了,静候着人们寻微探幽。张公坡下已经踪迹全无的后张榭便是其中一个。

    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园冶》云:“榭者,藉也。藉景而成者也。或水边,或花畔,制亦随态。”“榭”是中国园林建筑中依水架起的观景平台。张謇当年所营建的无论是私家园林还是公众园林,在近代园林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园林建筑的典型代表,张謇所建的“榭”至少有3处:1913年建藤东水榭于博物苑;1916年建与众堂水榭于南公园;而建造最晚的后张榭就位于军山东南张公坡下。

    民国六年(1917),张謇在军山买地辟河,建师范校林,同时规划设计东奥山庄。民国八年(1919)正月,“营东奥山庄及张公坡后张榭”,并于同年四月五日从崇明“视察农校试验场回常乐”时,于“舆中作后张榭联”:“但无他事相干,清簟疏帘,看风绉一池春水;不见仙人亦可,丹崖碧嶂,有云张九迭屏山。”此联上句引南唐词人冯延己《谒金门》中“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这一传诵千古的名句,以清簟疏帘、一池春水等映衬出后张榭的幽深雅致的意境,清丽、细密、委婉、含蓄,表达出欲身居榭中的作者以幽雅为美的趣味追求。下句则引李太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诗中“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迭云锦张”,乃将军山东南麓比拟为庐山屏风迭,盖言其山势九连迭如屏风,更好似天上云锦片片联袂飘举,虽不及黄山及五岳之奇秀壮美,亦自有一种不着雕饰、未经改易的自然生趣,极言其气度不凡。联语颇有婉约派和山林隐逸派诗词风格。

    至于“后张榭”之名,则为同年四月七日张謇自海门青龙港回南通城时于舟中所拟,他参照了《唐书·张仁愿传》中“洛有前贾(贾敦颐)后张,敌京兆三王(王尊、王章、王骏)”句,相较前人张之斗,张謇便以“后张”之名“题张公坡下屋”。

    仅存的一张老照片可以让我们一窥它当年的幽静、雅致:后张榭利用山势,借景立园,一泓池水绕行整座建筑北、东两面,它不但保留了依山临水的中国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还吸收了一些西洋建筑元素,中西合璧,相得益彰,为典型的民国建筑。

    建筑单位均为一层式,人字屋面,砖木结构。有民国风的封火山墙,也有柔和的中国古典单檐歇山顶。一色的粉墙黛瓦,典型清代南方园林建筑特色,其门窗又结合欧式拱型风格,让整个建筑简洁大方中不失庄严雄伟的气魄。整个庭院错落有致,单体布局南北呼应,建筑由游廊或围墙相连,游廊内可近观四时山景,坐赏园中花树。北片围墙白墙青瓦,彰显主人简洁纯朴的生活风。所谓“圆者动,方者静”,位于北围墙的入口为直长型方形门洞,给人以单纯、大方、安定、平静之感。迎河而立的东围墙采用古罗马风柱廊,间以富有南通地方特色的黑瓦搭建而成的花窗,古朴与现代风格兼具,气派大方,不失身份。院内建筑错落有致,疏密相间。摇曳扶疏的绿树青枝中,姊妹石如笋尖探出其间,若隐若现。此情此景,充满着诗情画意。

    但除了这张旧照,关于它被毁前的记忆仅能留存在少数几个老人的脑海中了。1949年6~9月,长江流域爆发洪水,中下游地区灾情最大。农历6月29日,决堤的洪水冲毁了军山西南侧相对低洼处的住房,10余人命丧洪涛。11岁的张秀英家因房屋随水飘走,便住进了东奥山庄。3年后部队进驻山庄,她又随家人搬入后张榭居住。据她回忆,后张榭最为精致宽敞的朝西屋位于河边,有房3间,屋前廊檐,屋内木板铺地。饮马池路南偏西有朝南平房2间,坡下有朝东平房4~5间,位于南边的朝北平房亦为2间。据81岁的朱凤宝老人回忆,姊妹石就竖立在后张榭的北围墙内。20世纪40年代末,为方便百姓出行,南北围墙被拆,但4栋平房完好。当时的碎石路就从间距3.1米的姊妹石中间穿过,从饮马池南、后张榭北屋后面向西北蛇行百米,在山脚处经过一座小巧、精美而又坚固的石拱桥折向东,往东奥山庄而去。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军山国防坑道工程开始施工,后张榭被全部拆除。故地探寻,只找到河岸边东围墙的石驳地基,已被大片丛生的草木掩映。尽管历经百年,从河东西望,石驳地基坚固依旧,但河水与岁月浸泡所留下的痕迹却越发清晰。

窈窕姊妹石

    石峦如缎叠千千,峭壁刀崖鬼斧玄。洗马池南,后张榭旧址内,现仍矗立着两块巨石,因两石直立,如双姝并行,人称姊妹石。姊妹石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姊石高6.4米,腰围5米,妹石高4.4米,腰围2米。两石玉立,如古时大臣朝见君王时所执笏板,故又名苍玉笏。“姊石”的腰部镌刻有隶书“苍玉笏”,字为张謇所书,刻石纵36厘米,横40厘米。

    自古文人多爱石,张謇爱石、护石更是执著不怠。姊妹石并非自然景色,而为人工巧置。民国六年(1917)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张謇“视张公坡起石复倒也”。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视军山移石”。民国十三年(1924),东奥山庄与后张榭均已建成使用,为增添景色,张謇在山下挑选了几块早就看中的美石,请来十几名工匠,合力竖石,但在第一次起吊时,因巨石沉重,摇车的绳索不堪负重而断裂,大石仍僵卧原地。此时的工匠们心存惶恐,认为这是不吉之兆。张謇体察到了他们的心理,便提笔写了一纸祭文,祭拜了山神土地,同时又加固了绳索,消除了工匠们的疑惧心理,终于将两尊巨石吊起,并成功置景。极富才情的啬翁还专作铭文:“震霹雳,坠而侧,何月日?度以尺,修二十。啬起立,象以笏。神所执,质特泽。”《苍玉笏铭》,将其竖石立景的事情记录下来。

    红枫绿树旁,蓝天白云下,姊妹石如两位窈窕淑女,深情凝望着丹崖碧嶂,默默注视着饮马池北的山庄遗址,似乎在回忆着往事,又似乎要诉说些什么……

    沧桑无语,岁月留痕,尽管张公坡物是人非,后张榭难觅踪影,但若是细细寻觅其间陈迹旧痕,还是会引发人们很多联翩遐思,尤其是在微风吹过,斑驳的树影拂过张公坡,齐腰的野草摇动“苍玉笏”之时。?葺


日军在大公镇的烧杀罪行


□ 周盛槐


    我的家乡——海安县大公镇,当年称贲家巷镇,隶属东台县,新四军东进后,进行“三三制”民主建政试点,将贲家巷镇改名大公镇。其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位于通榆公路和通榆运河水陆交通线的东侧,海安贲家集以北和富安九里庵以南,是南通、扬州、泰州和盐城地区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新四军、联抗东西部联络的交通线。70多年前曾数次遭受日军侵犯、袭扰。他们烧毁房屋,滥杀无辜,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惨无人道。其中有两次特别惨重。

    1941年2月18日,日军从如皋县城分路北犯。一路沿通榆公路,20日北犯海安城;21日侵占东台城。另一路则沿着公路东侧走乡村的小道,途经柴湾、西场诸镇北犯,直奔贲家巷、富安镇。20日上午,还有日军飞机助威,来回低飞侦察掩护。大约下午两点钟,“鬼子来了”的喊叫声,不断从南边传来。当时没有经过很好抗日教育和组织起来的老百姓,纷纷逃命躲藏。那年,我9岁,也身背手携弟妹,往巷南不远、三面有沟河的圩子里的同学洪深、洪模家躲避。他们家门朝西,西边是大河,大河西边是大路,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鬼子由南向北经过马桥到达贲家巷。白天,看到鬼子举着太阳旗;夜晚,看到电筒、火把的闪光,也能听到鬼子的杂乱叫声。先头日军经过贲家巷,继续北犯,直奔富安镇;后续日军因天色渐晚,不敢夜行,就宿营贲家巷,次日凌晨离开去富安镇。哪里有鬼子,哪里就遭殃。被鬼子放火烧毁的有朱大生药店、周天爵酱园店。居民周宏让的母亲周瞿氏,为躲避鬼子糟蹋,不幸掉进西安庄西河套的沟里,被活活淹死。村民周克尧,22岁,结婚才一年,躲藏在贲家巷“家庙”后瓦车篷附近的坟墓堆中,一夜不敢出来;21日清晨,只因抬头向贲家巷方向观望动静,不料被鬼子哨兵发现,被一枪打死。年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含冤早逝;父母亲因失去儿子,悲伤抑郁,不久也先后离世。我父亲周应珍开设仁泰染坊,因资金缺乏,就订在这天“请会”(民间借贷的一种形式),邀请客,找名厨,购食品,一切准备充分,因鬼子突然来犯,“请会”不成,鸡鸭鱼肉反被鬼子抢夺一空,损失很大,母亲丁祥英伤心流泪。在巷东头还有年轻妇女被鬼子强奸。贲家巷原是一座繁荣安宁的农村集镇,因被鬼子侵犯,人心惶惶,小学从此关闭,几百名学生失学。周建官的叔父周克尧被鬼子无故打死。

    1942年6月28日,是日本侵略军侵犯大公镇犯下的又一起惨无人道的烧杀罪行。28日上午,日军的小汽艇经过此处,遭我抗日游击队伏击,于是进行报复。很快从富安据点驶来一辆载满鬼子的卡车,到马家尖停下,见运河东有村庄和茂密的树林,断定新四军游击队就埋伏在里面,于是枪炮齐发,乱射一通,接着涉水过河(因农民车水灌溉,运河水浅),向东追击,杀人放火。当时农民都在田里插秧,听到枪炮声,逢沟过沟,拼命逃命。随后,又从海安和富安两据点开来增援的鬼子。我抗日游击队早已转移,使日军扑空。因天色渐晚,鬼子不敢夜留,却一路放火烧房,枪杀妇老。在距离贲家巷北侧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东至尼姑庙西自马家庄,救命救火声、烧房的爆炸声和鬼子的枪声,响成一片。葛家庄的民房全被烧毁;陈本庄一带被烧毁的民房计有:贲昆树家3间,陈子和家3间和粮食100余担,陈典臣家8间,陈鲁臣家9间,陈韶美家6间,陈仲美和陈仪臣两家8间,朱宝根家3间,陈二爹家5间。陈典臣和陈鲁臣见自家的房子被鬼子焚烧,便奋不顾身地回家救火,却惨遭鬼子杀害;陈于氏,年纪大,行走又不方便,来不及躲避,被鬼子撞进门用刺刀戳死;陈行坡是失明的残疾人,鬼子走到他面前也没有发觉,也被刺死。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直。至1949年初,鬼子焚烧民房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

    在大公镇,除了以上两次严重烧杀罪行,还有一次专事抢劫罪行。1944年底,日军节节败退,作最后挣扎。一天深夜,盘踞在海安大德庙的日伪军特工队100多人,在事先踩点、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带着运输车辆,偷袭贲家巷,人员分工和掠夺目标都很明确,敲门打人,见物就抢,装车后迅速撤离。遭抢的店铺有几十家,我家开设在巷南边的染坊也被抢劫一空,已染好和待染的布、衣均被抢走。母亲因与敌人争夺布衣,也被打伤。幸好父亲去富安拉货当日未回。最后,父亲在饭店请了好几桌酒席,通过商会与商家客户协商赔偿事宜,从此染坊衰落,直至倒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侵略军对海安县大公镇烧杀抢掠罪行,更让我们记住历史,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母亲的十张《选民证》


□ 陈天扬 陈彩蘋 陈天闻


    2010年6月16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端午节,这天我的母亲傅芳驾鹤西游,寿高80岁。在整理遗物时,我们发现了母亲珍藏的不同时期、不同颜色的《选民证》共10张。

    母亲珍藏的第一张《选民证》,是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选民证》,十分珍贵、具文史价值这张《选民证》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字的竖排法、繁宋体印刷、黑色毛笔填写。上方自左至右横排“选民证”3个大字,中下方内容分为三部分:右边的“注意”栏目,标明“一、凭证参加选举;二、只准本人使用”;中央一栏是姓名、性别和年龄,分别用毛笔写着“傅芳、女、二十五岁”;左边是填发机关和填发时间。《选民证》上盖有“宜春县民主乡选举委员会”方形大红印章。另外,珍藏的9张选民证的年代分别为1956年、1958年、1961年、1965年、1980年、1990年、1992年、1997年、2002年。

    母亲于1930年农历七月初十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县,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母亲的第一张《选民证》,是在1954年2月领取的,她在宜春县民主乡划分的选区参加了选举,投下了自己庄严神圣的一票。

    第二张《选民证》是1956年11月18日填发的,正上方盖有“许家塘街道办事处”红色横条印章、左下方盖有“宜春县宜宥镇选举委员会”大红圆形印章、反面盖有“已参加选举”红色横条印章。这一年,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全国乡的行政区划普遍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作了调整,增加了县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故全国举行了第二次基层普选。

    第三张《选民证》是1958年3月22日填发的,选民证中央位置盖有“宜春县新田乡选举委员会”大红图形印章。同年,由于人民公社化和行政区域的扩大或建制合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再次调整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规定经上级政府批准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超过选举法规定的名额。

    第四张《选民证》是1961年元月12日填发的,纸张颜色特别黄、且非常粗糙,那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选民证上盖有3枚红色印章,中央偏右处有两枚:一是“已参加宜宥镇选举”长方形竖排印章;二是“湛郎大队选区”横排长条印章。左下角盖有“宜春县宜宥镇选举委员会”圆形印章。因为母亲这期间在宜春专署中心支行和宜春县支行下属的营业所及宜春专区三阳煤矿、宜春陶瓷厂、宜春县供销社等单位工作过,所以参加了不同选区的选举。

    1962年6月,母亲从江西宜春调至江苏省南通市交通局财务科、后又在南通地区行政专署交通局养路段、南通市税务局城区分局内勤组等单位工作过, 1965年6月调至南通机床修配厂(南通第二机床厂的前身)财务科工作。同年12月20日她领到了南通市选举委员会颁发《选民证》,这是第五张,选民证的纸张为黄色,正下方骑年盖月处印有“南通市选举委员会”红色圆形印章。这是她第一次在南通市参加选举。史料记载:1963年,经过决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1226人增加到3000多人。这次代表名额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增加更多的各界人士到人民代表大会中来。在基层选举中增加了流动投票箱等举措。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把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和法制破坏殆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被迫停止活动,人大代表失去了作用,基层代表的选举也就停止。分别印发给母亲的1965年12月20日和1980年3月的两张《选民证》见证了这一段历史,这14年间民主选举竟是一段空白。“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正常的选举制度,公民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决定县和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它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出现了3项重大突破:一是选民有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二是推行差额选举;三是县、公社(镇)两级人大代表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任期也由过去两年一届改为三年一届。反映这一时期民主发展历程的是母亲的第六张《选民证》。这张《选民证》是1980年3月由“南通市城中区选举委员会”印发的,选民证的颜色改为粉红色。后来,每次区级人大代表选举,选民联名提出候选人很多,经过几次反复筛选,再定正式候选人,这使选举民主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986年7月,母亲从第二机床厂退休。之后,她一直在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路新村居住、生活。其间,她参加了辖区6届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保留了1990日、1992年、1997年和2002年的4张选民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了,这10张《选民证》,既体现了一位共和国公民对自己以主人翁态度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无比珍惜,同时又是人民欢天喜地获解放、扬眉吐气做主人的历史见证,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30多年以来,中国选举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逐渐健全的缩影。


半个世纪前的两份成绩报告书


□ 刘卫锋


    这两份成绩报告书为杭荣珠同学的,一份为南通市中学1954年度初中部毕业生毕业成绩报告单,1955年7月油印件,校长赵宝钰。另一份为南通市第一中学1956至1957年度高二年级学生成绩报告书,1957年7月铅字印刷件,校长赵宝钰,教导主任顾云璈。

    校长为何是同一人?地址为何也一样?原来,1952年6月,经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批准,私立商益中学、南通师范初中部、南通女师初中部与私立崇英中学合并,创建公立南通市初级中学,设一部(本部为原崇英中学)和二部(原商益中学)。1953年2月,一部和二部分开办学,一部改为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二部改为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市十二中前身)。1953年9月,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增设高中部,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校名改为南通市中学。1956年8月,又改名为南通市第一中学。

    两份成绩报告书,一为初中毕业报告书,一为高二成绩报告书,虽然未见高一、高三的报告书,但是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出这位学生的求学经历。即从南通市中学毕业,进入学校的高中部继续求学。在她上高二的时候,适逢学校改名为南通市第一中学。

    从前后两份成绩报告书中,还能感受到教育的时代特点。一是初中的课程设置,各学科为语文、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植物、地理、历史、政治、体育、音乐、图画,未见外语,试想原作为教会学校的私立崇英中学,英文教学应当是很普遍的,为何不见?原来,1954年秋,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初中停开外语。(后教育部又发出通知,从1957年秋起,在初中一年级恢复设置外语课程。)二是高中所设科目,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科,这也见证了1956~1958年语文分科教学的一段历史,这两年的分科试验建立了完整的文学教育体系,主要体现在文学教学大纲和文学课本的编写上,至今仍为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怀想。关于外语,自1956年秋,初中恢复外语课,英、俄语兼设,以俄语为主。1956年7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注意改进俄语教学的同时,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提出从1956年秋季起,凡英语师资较好的地区,高中一年级应增设英语课,高二、三年级原教英语的更应该继续下去。各地中学教俄语和英语的比例暂定为一比一,以分学校教学为原则。第二份报告书中有俄语学科的原因或在于此。关于计分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教育,采取五分制计分,这在第二份报告单里得到体现。

此外,1957年高中阶段的成绩报告书附告部分对我们了解当时中学教育的其他情况也有一定的帮助,如操行成绩的评定依据和标准,以及初、高中上学的费用明目及标准等。


江海平原一奇松


□ 赵宗普


    82岁的学兄薛长春先生整理稿件,见12年前的一页松画手稿,只画出了树干,未作枝叶,是因为没有把握。他多年来一直留心学习,颇有长进,后即补笔画成。既已成画,又见多年未见其树了,不知尚否健存,再去原处查看,见松树依旧活着,枝繁叶茂,一时兴起,从另一视角,再画一幅。两幅一并出示,要我点评。为此,我特地前往此松生长的所在地普贤寺实地考察,细观古树,核对标牌,听取寺内护理树木的工人陈述。为配合两幅写生画,对这棵奇特不老的罗汉松作一介绍。

    普贤寺在市港闸区唐家闸河东2公里处的峨眉山。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个贩卖私盐的商人,看中这个地段,溪流纵横交错,景色自然优美,便在此购买了一大片农田,建造庄园,后来不断扩建,种植各种树木,规模越来越大。又划出一部分房舍,塑了佛像,作为他私人寺庙,不准民众入内烧香。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直至清代有一县官,顺从民意,以贩卖私盐违犯国法之罪名,逐走了庄园主,让庄园、庙宇变成了公众所有。后来庙宇随岁月之流逝而逐步倾倒,只留下两株古木。

    其一为直径有2米的银杏树(白果树),树干周围能竖靠8部独轮手推车,这种车子宽度约80厘米,8辆并排长达6米以上,言其树径为2米,并不夸张。

    其二为一棵罗汉松,因为无知者剥取其外皮当作“仙方”煎服“治病”,四周树皮被剥光,大树失去了运送水分和养料的通道,主干早已枯死。所幸根部留着几个小枝仍然继续向上长,至今留下4枝树干,相互抱团搂聚,同吸一个根盘的水分和养料,犹如4人同吃一碗饭,实属有趣的现象!

    可叹的是,那棵大银杏树,在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时,被郊区的一个“治保委员”砍掉了!

    尚算侥幸,罗汉松大难不死,它的树龄被周围的农民一代传一代,叠加起来在760年以上。政府主管部门2012年标定为778年,以此推算,此松今年应为781岁了。薛老十多年前曾请教过一位潜心念佛、借住寺内的老奶奶,从老奶奶口中得知,此松已活了750多年了。当时老薛画技尚浅不敢下笔。11年前请本地的耿颂九老爷爷作了一幅画,时年95岁,耿老署款时写的树龄为750岁。比较之下,差误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也相信这株罗汉松已有750年以上了。

    普贤寺的这棵罗汉古松,一是“奇”,奇在四干合抱合生于一个根盘之上,更觉其美;二是古,所标树龄未闻有人质疑!江海平原上,古银杏很多,而古松实不多见,称得上是此地松树中的老寿星呢!


南通板鹞的人文背景


□ 张文智


    南通板鹞在江海大地传承千年,当今板鹞艺人承先人智慧,融多种手工技艺和现代工艺,使其形声兼备,名扬中外。

南通板鹞的起源

    南通板鹞全称为南通哨口板鹞。中华祖先2500年前在齐鲁大地仿飞鸟做成鹰状风筝(称北鸢),实现天人合一的梦想。秦末汉初,江淮之间出现了用牛皮纸制成的板子状风筝,其形巨大,用于军事。南唐李煜将竹制的鸽哨载于板子风筝上,筝飞哨鸣,初成哨口板鹞。宋元流传于江淮,明清以后,因自然、人文多种因素,最终落户生根于江海之滨的南通,此谓南鹞。

    南通哨口板鹞,未见其形,已闻其声,哨音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板鹞则是哨口空中唱歌的平台。江淮间的板子风筝历经了2000年的演变,经历代艺人的提炼,形成今天的南通板鹞。其基本形状为两种,一是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组成了一个六角板鹞,或由多个六角板鹞组成的多联星,如七联星、十九联星等;二是由两个正方形组成的八角板鹞,或由九个八角板鹞组成一个九串联。板鹞大者丈余,小者尺盈,因载一整套哨口,对承载平衡能力,放飞技巧都有特定要求。

    板鹞上的哨口,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它是由中国古代管乐演变而成,最早的管乐是远古的骨哨和骨笛,河南贾湖出土的五孔骨笛,已有9000年历史。后由骨笛骨哨演化成箫、芦笙、葫芦丝等中国的管乐。宋代以后又由管乐演化成鸽哨和风筝上装载的风哨,也称风笛。而中国的古筝、古琴、二胡、三弦统称中国的弦乐。管弦都被用于板子风筝上,广东阳江灵芝草风筝上按装弓弦,风吹有声,这是弦乐风筝,而南通板鹞的哨口风筝是管乐风筝。一只板鹞上载哨数十以至近千,哨口小者如米粒,大者似缸盆,主哨一对称嘟子,音频相似,产生节奏,或似鸟鸣,或如钟鼓。另载多排哨群为和谐,产生出特殊的多层音程叠置结构。其音小鹞如雨打芭蕉、风过丛林,大鹞音似惊涛拍岸,潮过银河。

    南通板鹞的哨音,可称为东方的天籁之音,籁者,古之箫也,庄子将人吹竹箫称人籁,风吹千万个窍穴为天籁。南通板鹞让天风吹哨口,其声动人心弦,称其为天籁,应当之无愧。

    南通板鹞为地方文化的DNA

    中国常见10大类,138种手工技艺,都是在一定时间与空间条件下产生的,各自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精神灵魂,无不打上一方水土风情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烙印。

    南通板鹞融刻、扎、绘、搓、缝、漆、磨十余种工艺于一炉,集有形艺术与无形音乐于一身,制作难度大,放飞对自然空间和气象,对人的力量、协调、眼光、经验都有较高的要求,板鹞艺术作为自觉的南通传统民俗活动,只有在相应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中才能很好的传承发展。

    南通为富饶的鱼米之乡,南频长江,东临黄海,北面是平坦的江淮平原,地处北纬37.1度,是北半球冷暖空气交汇处,风力强劲而稳定,适合有一定载重的板鹞放飞。

    南通自元代以来,南北文化交融于此。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北方语系,有吴语语系,还有独特难懂的南通话;南通板鹞的制作爱好群体中,很多人既有南方人的敏捷、灵巧,又有北方人的勇悍。南通历史不长,但出现过不少有担当、有智慧的大国精英,张謇的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全方位的救国思想与实践,体现了一个优秀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南通的手工技艺,除了自身的历史传承外,长江两岸饱含吴韵汉风的江苏传统手工技艺,对南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哨口板鹞在南通落户生根、开花结果的人文背景。

    在没有进入城市化之前,南通农村民居一家一院,相对独立的分散在田园上,板鹞艺人与爱好者可以随风向变化,在院落周围的农田里将风筝放飞天空,然后顺势拴在房屋周围的树杆上,哨音可透窗而进,人在室内根据哨音的强弱、节奏的快慢,便知道风力的大小和风筝的状态。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无数的风筝艺人和庞大的板鹞群体,形成了南通以板鹞为主旋律的民俗风景线。

    南通唐家闸是张謇造就的中国民族工艺的摇篮,近代工业文明为板鹞的延续传承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经济基础,在过去的100年间,板鹞主要传承地为唐家闸周边的闸东、闸西、芦泾、平潮、刘桥、李港、陈桥等。至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板鹞爱好群体达5万人,板鹞专业户数十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板鹞被列为四旧,安上了十大罪状,许多板鹞与哨口被付之一炬,艺人有的转业务农,有的年迈离世,仅有极少数痴迷者仍在坚守。

    20世纪70年代初,笔者用芦苇杆扎了一只七星板鹞,装上儿时放飞的哨口,月明风高,哨音从高空传到床前,猛然悟到家乡的哨口板鹞,不仅是民间艺术之宝,未来可能成为走向世界的国之瑰宝。立即向一位红木雕刻师借了一套雕刻刀,采用拆旧分解方法,了解哨口结构和制作工艺;同时拜陆汉银、徐金、杰汉林等老艺人为师,学习哨口制作的要领。哨口雕刻入门后,再向刘桥、闸东的民间画师学习鹞布的彩绘技法,期间带领多名艺人相互交流、不断总结提高,并相互约定,南通板鹞主哨的核心制作工艺不得外泄,以保护家乡的千年绝技。学艺容易,得艺道难,90年代末,自感进入鹞艺道门,觉得艺海无边。南通板鹞正是许多这样的艺人毕生奉献,才延续发展到今天。也是这群艺人将板鹞逐步亮相于中外风筝的舞台,让世界透过板鹞艺术窗口,了解南通独特的江海风情。

    人们发现,在中外风筝中,凡有魅力者各地的风筝高手都能模仿学会,比如北京盘鹰、西方的复线编队风筝,没过十年,风行中国各地。惟独南通板鹞,无人仿得,浙江有人模仿了十多年,最后宣布放弃;即使有人仿成,也是得其形而不得要领,挂在墙上看看还行,一上天就露了马脚,不是小风上不了天,大风打横滚,就是哨音低闷无声。

    南通板鹞技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成为南通文化艺术的DNA。潍坊的风筝专家说:中国风筝世界一绝,南通板鹞中国一绝。法国风筝协会主席说:南通板鹞是中国风筝的半壁江山。中央电视台称南通板鹞为神州一绝。美国文化部高级顾问尼克说:南通板鹞是世界民俗文化一绝。

传播中国声音

    2000年前,中国用丝绸、瓷器、茶叶走向西亚和欧洲,走向东南亚和非洲,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间艺术一旦走出国门,仍是传播中国声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造福人类事半功倍的有效途径。

    2014年夏天,中国108名民间艺术家,赴华盛顿参加第48届尼克森民俗节,仅两周时间,在白宫前的国家大草坪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万观众,中国西藏、内蒙、西南少数民族的歌舞和太极拳、泉州木偶,民俗手工技艺中的刺绣、风筝、剪纸、芦笙、泥人、年画、拼布,展示了各自的风采,艺术家们的精巧纯熟的技艺,和他们耀眼夺目的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惊叹之余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历史悠久。观众的激情也令人难忘,笔者板鹞展示工作台周围原本20厘米厚的青草,10天后被观众踩踏得荡然无存。美国国家大草坪管理部惊呼:太可怕了,今后的世界民俗文化节,再不能在国家大草坪,必须换到室内举行。尤其是笔者现场扎了一只61联星脸谱板鹞,又成功放飞了10次,观众惊道:“太神奇了,太振撼了!”“希望到美国51个州去放飞!”“这是充满智慧的艺术,无论如何不能失传!”有的将清脆的哨音录制成手机铃声,有的竟和美国有关方面联系,要把一个不用的鱼雷工厂给我做板鹞馆,那里有水面、有草坪与房屋。

    进入21世纪,笔者先后在日本丰桥、法国马赛、韩国首尔、马来西亚马六甲海滨、美国明尼苏达州,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板鹞艺术,开展风筝文化活动。2002年,在日本丰桥展示了高超的扎制放飞技艺,市长早川胜说:“这是艺术、杂技、功夫,让我们所有的风筝艺人佩服。”2003年,在法国马赛以梦幻般的中国风筝为题,在地中海密斯脱拉9级大风中充分展示出南通板鹞的长空震撼。2007年世界地球日,在美明尼苏达州圣堡罗协助当地华人社团,开展了天地人和风筝千人活动,在州立中学讲授风筝课,并在学校操场上表演了中国南鹞北鸢的风中风采。这些听课的高中学生随后来到中国,看看拥有如此美好文化艺术的国家。从这一年开始这个州规定:所有的中学必须设中文课,不设不得开学。该州美中友好协会来信感谢,你为我们州策划组织了50年来最有意义的文化活动,你的多项技艺与才华,充沛的精力和组织能力是个人的自豪,也是你们民族的骄傲。

    南通板鹞是来自东方的天籁之音,她以形声兼备的空地风采,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声音。让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艺术窗口了解中国,相知才能相敬,相敬才能相互信任。加拿大人说,从你的作品中看到爱、尊重和激情。从汉唐至今,中华民族用丝绸、茶叶、瓷器走向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今天我们中国艺人用各自的技艺和智慧,顺着祖先的足迹走向世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身为一个普通的工艺美术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和时代使命感,以往的作为已成过去,“身有涯而艺无涯”南通的板鹞艺术,理应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有新的表现。


南通民间信仰习俗


□ 程太和


    南通民间信奉的神祇数量众多,消灾祈福各有所求。某些遗风,至今犹存。

大自然崇拜

    天地 旧时,通(南通)如(如皋)一带的农家在堂屋的圣柜正中,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奉为“家神”。而地神除在街头庄尾的“土地庙”中受到常年祭祀之外,每年的“土地会”还受到专门祭祀。

    日月星辰 旧俗日、月食时,禁止饮食和娱乐,以为日、月全食是日、月被天狗吞食;全食后复明是又被天狗吐出,均为不吉、兆歉年;以偏食为吉兆丰年。日、月食时,世人皆鸣锣击鼓,敲打铜盆、铁簸箕,企图惊走天狗,以救日月。民间又禁忌面向太阳大小便,以为大不敬;忌日落后扫地,认为会扫走财神;忌日落后探视病人,认为此刻阳气衰,不利于病人恢复健康。每年中秋有拜月之习俗,因月神为女性,又有“男不拜月”之说,以防亵渎。民间还崇信文曲星主文人举业,紫微星兆一方吉祥,扫帚星(哈雷慧星)出现兆灾荒、瘟疫和战争等。

    “四灵” 通如一带的“四灵”崇拜源于上古时期。“四灵”即:龙、凤、麒麟和龟。其中,除龟以外,均为幻想中的神异动物。旧俗认为,龙是掌管雨水之神,舞龙灯、赛龙舟,俱属祭祀和欢庆活动内容。逢天旱之时,常有敬龙求雨的活动,民间认为,凤凰是人类美德的象征,能给人带来吉祥。每遇婚嫁喜庆,常以龙凤呈祥为祝词、饰物。民间还视麒麟为“仁兽”、“瑞兽”,俗传其司送子之职。古人认为龟来自天上,知人情凶吉,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俗以其为长寿祥瑞之物。但自元朝起,龟又作为妓院之男性服务人员或容妻外淫者的别称,名声为之狼藉。

    吉祥物 人们通常以读音的谐和、形状的相似和属性的类比,选定某些熟悉的植物、动物或器物为吉祥的象征物。南通地区流传的吉祥物崇拜,主要有:苹果、竹子、鸽子、陶瓷类花瓶,象征平安顺利;桔子、金鱼、鲢鱼,象征吉庆有余;蜘蛛、喜鹊、蝙蝠,象征福喜临门;杏子、桂花、鹿、饯糕,象征加官进禄;牡丹、菊花、兰花,象征荣华富贵;绣球花、吉祥草、如意草、水仙花、羊、象、孔雀、玉如意、宝鼎,象征吉祥如意;并蒂莲、百合、茶、万年青、双燕、凤凰,象征婚姻美满;石榴、枣子、花生、麒麟、花灯,象征早生贵子;灵芝、松、柏、桃、寿星像、鹤,象征健康长寿;茱萸、艾、葫芦、虎、雄鸡、玉器、八卦太极图,象征避凶化吉。这些吉祥物崇拜,通常以实物或图画表示。除供自己祷祝所用外,也经常作为馈赠礼品。

神仙崇拜

    玉皇大帝 为道教所立,民间传为天廷诸神的最高首领。旧俗每年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圣诞,各道观均举行拜祭活动,民间亦有供奉。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原称观世音,本是佛教的菩萨,但在南通民间的影响超过佛祖释迦牟尼。旧时,南通城市北街有观音堂,狼山北麓有观音禅院,城郊有观音庵(观音山太平寺)。寺内供观音菩萨。民间又有从观音菩萨和道教供奉的碧霞元君分化出来的送生神——送子娘娘(或称送生妈妈)。不生育的妇女常于家中悬挂送子观音画像,焚香祈祷。也有妇女到寺庙中偷吃观音娘娘塑像前的供品,或偷回观音娘娘的一只绣鞋以祈子。果得子者须于次年正月十五去“还愿”,捐献布施。

    财神 名赵公明,又名赵玄坛,封号“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旧俗民间家家供奉,商家尤甚,以为可“买卖求财,使之宜利”。新中国成立后,此俗原已不存,近年又有所复兴。

    关帝 即关羽,三国时蜀的大将,以忠、义、勇著称。死后历朝加封,被称为“关夫子”、“武圣人”,又被称为“武财神”。旧时各地均有关帝庙,南通城有东、西、南关帝庙,如皋、海安一带还有“三义阁”。除春节外,相传五月十三日为关羽过江单刀赴会之日,供奉最为隆重。又传说此日是关公“磨刀日”,多下“磨刀雨”,预示全年风调雨顺。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公诞辰,民间为之祭拜,甚至唱戏三日,以求庇护。旧时,人们常至关帝庙内进香,请关帝降魔驱妖、求“关帝签”、换金兰谱时请关帝作盟证。此俗今已消失。

    河神、龙王、井神、雷神、火神 旧时,南通沿江一带,人们供奉的河神称杨泗将军(亦有称“金龙四大王”),常于水上作业期前祭祀一次。河网及滨海地区旧有龙王庙,每年五月二十日,祭祀龙王生日;凡遇旱灾年月,亦举行“龙王会”,祈求龙王降雨救旱;在海安里下河地区,还将一堆稀泥调稠,摊在门板上,塑成龙形浮雕,再以小木板拍打“龙身”,使之渗出水来,谓称“龙王出汗天下雨”。井神无名姓,逢井便有。每至除夕都要封闭井栏,让井神去“向东海龙王汇报水情”;年初一无人上井提水,年初二首次提水时,都要烧纸钱祭井神;在新打井时,树一面红白条的旗子,以保水源充足;妇女生育后首次上井,也要烧纸钱祭井神,以保水源洁净。雷神是专司打击恶心毒行之人的神,相传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是雷神诞辰,家家祭祀,以保家人平安;亦有以小孩寄干名拜于雷神者,求其庇护小孩的平安成长;遇有遭雷击而死者,人们一概视之为恶心毒行之人,若今世无恶名,则疑为前世为恶心毒行之人。火神名祝融,民间称为“火德真君”。住户畏火灾,皆敬火神;各地火神庙于正月初七做“火神会”。

    门神、厕神 门神是民间传说中守卫门户之神,一说为南朝神荼、郁垒;一说为唐代的秦叔宝、尉迟敬德。门神像贴于大门上,每于除夕随春联更新,旧俗以为可防恶鬼进门。厕神俗称“紫姑”、“坑三姑娘”,是少女们普遍崇奉的女神,传说本为某财主的善良女妾,心地善良,因遭大妇虐迫,于正月十五日在厕中自尽,玉帝见怜,封为厕神。旧时每逢正月十五日,少女们相约为伴,于厕所、猪圈边敬厕神,问婚事、卜蚕桑。

    太岁 太岁即木星,又名“苍龙”,旧时,民间以为凶神,并以太岁所在方位为凶位,忌兴土木或迁居等。

    阎王 阎王为梵文简译,意为“地狱统治者”或“幽冥界之王”。民间认为其主管阴间,主宰人之生死,能判人生前之罪加以处罚。

    寿星、和合 寿星亦称“老人星”、“南极仙翁”,民间以为司长寿之神,故旧俗多崇祀以祈福寿。“和合”为唐代诗僧寒山与拾得,二人常以诗相唱和,被称为“和合二仙”。旧俗婚嫁喜庆,多陈列和合二仙像:一持荷花,一捧圆盒,谐“和合”二字的读音。

    八仙 八仙是指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8位神仙,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旧时人们常祈求八仙帮助祛邪驱凶,解除危难。

    钟馗 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其生前应武举未中,死后誓灭天下妖孽,并为唐明皇梦中捉小鬼而啖之。旧俗端午节各家悬挂其像,祈其驱邪除恶,保障平安。此俗今已不存。

    行业神旧俗行业神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祖师神,一为单纯保护神。祭祀行业神的时间,由各行会自定,如与庆典结合时,要演戏酬神,举行“迎神赛会”。南通地区各主要行业供奉的行业神有瓦匠:张班;木匠、雕花匠、圆料匠、纸扎店、车旋业:鲁班;漆匠:吴道子;砖瓦业、铁匠、铜匠、锡匠:太上老君;金银匠、玉器作:邱处机;笔业:蒙恬;刻字业、书店、纸店:文昌帝君;编织业:刘备;银楼业、典当业、南货业:财神;成衣业:黄帝;刺绣业:紫姑;厨师:彭祖;盐业:管仲;酿酒业:杜康;茶业:陆羽;酱业:颜真卿;豆腐店:刘安;粮行:神农氏;制糖、茶食业:闻仲;理发业:罗祖;澡堂业、修脚业:志公;磨坊:马神;花业:花神;戏班:老郎神(唐明皇);说书:崔仲达、柳敬亭;卖唱的:磨姑圣母;风水、阴阳先生:杨筠松、地藏王。


摸螺蛳


□ 许德忠


    小时候,外婆常叫我们小孩儿“猜猜儿”,就是猜谜语。她说:“淤泥小物真奇怪,骨头生在体皮外,胡须长在牙齿底,帽子像只平顶盖。”又说:“生的是一碗,熟的也是一碗,未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都是指的一个东西,谁猜对了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小伙伴们听了都一个个目瞪口呆,世上哪有这种奇怪的东西?骨头长在身体外,吃了也不会减少。大家乱猜,都牛头不对马嘴,始终无人猜中。外婆只好说出谜底,原来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螺蛳。

    螺蛳,是方形环棱螺的俗称,通城近郊一带称为螺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螺儿是农村孩子最易获得的解馋食物。家乡农村,沟河纵横,家家户户都依河而居。沟河两畔,绿树成荫,沟坎芦苇满坡,盛夏犹如悠长的绿色屏障,寒冬枯枝落叶飘进河水里,渐渐地变成了腐殖质,这就为螺蛳生长、繁殖提供了足够的营养。因此,有河沟的地方就有螺蛳,当然还有河蚌等。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在小伙伴中我是摸螺儿的高手,家里要吃螺儿,唯有我去干这活儿。那时,生产队里有个夹泥师傅,一年到头专为社员家夹河泥积肥,夹出的河泥都堆在河边或田边,河泥中的螺儿便陆续爬到泥堆的表面,而且越来越多,常吸引着我们小孩的眼球。一经发现,我总是提只竹篮或木桶,抢先到达泥堆处捡螺儿,运气好也能收获几只河蚌。眨眼间,小伙伴们都蜂拥而至,抢地盘,甚至赤脚向泥堆中心去捡。一场捡螺儿战结束,我便高兴地跑回家,这次我捡的螺儿最多,急着要炒了吃。母亲说,要放入缸盆里用清水养起来,让其吐出污泥杂质。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跟着西邻的大堂叔学会了游泳。每到盛夏时节,我总喜欢下河避暑降温,水性也不错。母亲说,何不拿只木质脚盆摸螺儿,既洗了澡又有了螺儿吃。从此,下河摸螺儿便成了我夏日的一种爱好。这种水中小活儿,没有什么绝技,只要不怕污泥浊水,又有水性,人人都会干。螺儿常生活在河边浅水下的污泥中或芦苇根部中,我总是从水踏处沿河边开始摸,下巴紧靠水面,两手在污泥中乱找,就像瞎子一样,全凭感觉,觉得手上摸到几只就放入盆内。不过,时刻要当心,预防被蛇咬。就这样沿着河边摸下去,个把两个钟头,就能摸到一盆,一顿美餐足足有余。还有一种方法叫耥螺儿,这是大人的活儿。当时有些人家备有一种小型网具,叫“耥网”。取一根五六米长的竹竿,竹根一端安装一根米把长的竹子与竹竿垂直,然后系上一口三角形的小鱼网,精美小巧的“耥网”就制成。清明前的螺儿,肉嫩味香,农村人总想品尝一下。水温偏低,只有用“耥网”才能耥到螺儿。有时我也向邻居借“耥网”耥螺儿。耥时,先将“耥网”投入河边水下河底,然后双手握着竹竿用力下压向前推进,来往多次,觉得网里有货就起网,并将网倒扣在地上(有时还有河蚌)。不消多少工夫,就能耥到几斤螺儿。

    那时农村人舍不得吃五香螺儿,一般都是水煮后挑出螺肉和在菜里一起烧了吃,也有人家用螺儿炒韮菜或大蒜,那就更可口有滋味。


 血与火中结情谊

 ——记张爱萍将军和如皋医生孙蓬仙之间的往事


□ 袁新建 陈础基


    20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北岸的苏中平原上,燃起一片革命的熊熊烈火。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30年4月3日宣布成立,从此“阴云终会散,红日照东方,星火燎原起,刀斧红旗飘”的歌声在如皋县西南乡贲家巷上空回响,并掀起了一阵阵震撼大江南北的雄风。

    1930年6月25日,已由红十四军第二大队大队长调任四营政治指导员的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攻打迵垛据点,在行进中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激战中,张爱萍左手腕受伤流血不止。当时部队刚刚成立,没有专职医护人员,为挽救张爱萍的生命,部队通过地下党找到了一位民间医生为他进行清创、止血、上药、包扎,为能及时转送上海治疗赢得宝贵时间。自此,这位民间医生的义举深深地铭刻在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萍将军虽身居高位,公务繁重,但一直没有忘记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给他治伤的那位民间医生,并多次打听其下落。直至“文革”前夕,张爱萍在江苏扬州方巷参加社教工作,结识了时任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吴邦义(如皋县胜利公社贲家巷人),终于从他那里了解到那位民间医生叫孙蓬仙,是江安地区群众有口皆碑的名医。

    孙蓬仙,1904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东燕庄中医世家,1923年就读于镇江师范,后转英国医生创办的“毕尔素医院”学医,1927年学业结束回如皋行医。因祖上是中医,他大胆探索中西医治疗疾病的新路,开创了如皋西乡乃至于靖江黄桥地区的中西医并举的先河,当时就能为患者切除体表肿瘤,做较为复杂的脓肿切开、清创等手术,深得周边广大群众的推崇。师从他学医的学生42人,遍布如黄线及海安、靖江一带。解放后,学生们在如皋西部地区的基层卫生工作中起到骨干作用。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走上了各级医院领导岗位。

    孙医生不但在红军时期为广大官兵治伤治病,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也曾为我军抢救伤员。1946年7月,粟裕同志带领的部队攻打“分界”,战斗中有500多名官兵受伤,但与后方医院失去了联系,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只好转移到革命老区贲家巷一带。时任解放区区长的环金安立即委托孙蓬仙组织全区医务人员给伤员清创、上药、包扎。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直至与部队后方医院取得联系才将全体伤员安全转送。

    不难想象,在那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孙蓬仙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忘我工作,并多次冲破重重险阻替新四军送情报、购买药品(在如皋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中均有记录),对这样为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理应被历史肯定受到尊重,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多次遭受迫害。尤其在给中央专案组反映张爱萍将军当年负伤的真实情况以后,造反派对他的迫害更加严重。1974年底,孙蓬仙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孙蓬仙在世时曾多次提及当年受枪伤、年仅20岁的张爱萍,为他如今成为开国元勋而感到高兴。遗憾的是张将军与孙医生一直未有机会再相聚。

    “文革”开始后,张爱萍将军受到迫害,并被诬陷为叛徒。中央专案组还派员专程到如皋调查取证。时任江安区卫生所所长的孙蓬仙已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派”和“特务”隔离审查,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面对中央审查组来人的严厉逼讯,孙蓬仙大义凛然,坚持原则,不畏权势和威胁,如实地证明张爱萍左手腕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是遭敌人一颗子弹炸伤的,还张爱萍将军一个清白,推倒了诬陷他的不实之词。20世纪70年代,张爱萍在写给吴邦义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还通过吴邦义的女儿带了许多当时凭票供应、很难买到的补品给孙蓬仙,以表达对他的想念和感激之情。

    1993年12月,孙蓬仙的嫡孙孙健成应张爱萍将军之邀去北京,张爱萍夫妇亲切地与他合影留念。2004年8月,在孙蓬仙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恰逢张爱萍将军逝世一周年,张爱萍的女儿张小艾、孙子张小亮与两位美国记者一行来到如皋,在时任市委副书记杨曹明陪同下,寻觅张将军生前战斗过的足迹。他们在红十四军纪念碑前,缅怀先辈们的业绩;他们在孙蓬仙家与孙蓬仙三子孙宗权畅叙情缘,合影留念,延续着张、孙两家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建立起的情谊。


不待扬鞭自奋蹄

——追思徐泽霖同志


□ 杨桐


    6月3日,我的老同学,老同事徐泽霖同志在卧病6个月之后,安详地走了。当他的夫人孔桂云将这一噩耗告诉我时, 我顿时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在这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以寄哀思。

    泽霖退休前的40年是工业战线、新闻战线、党史工作战线以及诗歌战线上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曾作出过重要贡献。退休之后,直至耄耋之年、疾病缠身的日子里,仍然风雨兼程,创作、整理并出版了10余本诗文集。这一巨大成就,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诗:“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不正是泽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我与泽霖从1940年读初一直到1946年高三,都是同班同学。泽霖在中学时代就以爱好文艺见长。自抗日战争胜利前的1944年,他就公开发表过新诗,此后,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泽霖与钱素凡老师是近邻,因而在课余时间他与钱老师接触较多。在钱老师的熏陶下,泽霖积极参加文艺协会的活动,政治思想进步很快,在班内能主动与进步同学接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在1946年“三一八”斗争中,他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行示威活动。钱素凡老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后,泽霖受到很大刺激,由此生了一场大病。1947年病愈后,经人介绍到唐闸复新面粉厂当了一名练习生。1948年,我在唐闸家中养病时(1946年夏,我因咯血被查出有肺结核病)曾到面粉厂看他,我们谈了很多。我发现他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进步,对当时国内形势有清醒认识,对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充满了信心。

    1949年3月,泽霖所在的面粉厂,因原料不济,资金短缺,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经面粉厂党支部推荐,泽霖担任了厂职工生产自救委员会主任,主持生产经营工作。1950年2月,由于他工作表现积极,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4年,面粉厂公私合营后,他被任命为副厂长。任职期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推广“前路出粉法”新工艺,取得了增产节约的显著效果。1955年冬,泽霖被调到市地方工业局任食品科科长。

    1964年后,原《南通市报》扩版并改为日报,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报社任编委会(为《南通日报》、广播电台、报社印刷厂三单位的领导班子)委员兼日报编辑部主任。到了报社之后,才发现泽霖已在1958年1月就被调到报社工作了。最初任新闻组副组长,后又任工业组组长。在这期间,他先后采写新闻通讯稿件400多篇,其中一批稿件被上级报刊选登。由于工作出色,1960年,他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省文教群英会。这次报纸扩版后,他由编委兼采通部主任调任专职编委。从此,我们就在一起战斗,直至“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泽霖长期值夜班,协助总编对地方新闻稿件及版面安排进行全面把关。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十分辛苦。即便如此,他还经常写一些诗歌和散文以丘青林的笔名,发表在《南通日报》及省内外报刊上。“文革”中,泽霖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受到冲击。“文革”后期,我们与报社一批人被下放到红卫公社要武大队参加农业劳动。作为被“批斗”对象,分配给他的劳动任务要比我繁重得多,但他硬是咬紧牙关挺着。每当我看到他那被扁担压弯了的身躯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红卫公社劳动结束后,泽霖被下放到如东县农村。不久被调到由陈世魁同志任总指挥的建港指挥部任办事组组长。期间,他为南通狼山海港码头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5月,他参加了恢复《南通市报》的筹备工作,负责采编、印刷等人员的选配和各项工作的启动。在视网膜脱落治愈后不久,就奔赴上海、安徽等地学习、取经,使重新出版的《南通市报》很快走上正轨。

    1983年春,南通地、市合并后不久,泽霖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岗位上调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这时,我已在党史办任职。这是我与泽霖第二次在同一单位共事了。当时,党史工作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他到任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在较短时间内,阅读了大量已经征集到的党史资料,并很快成为内行。当时,新的党史办成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备庆祝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为了进一步征集、核实反“清乡”斗争和党在南通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我们曾分批出差到上海、北京、天津、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拜访有关老领导、老同志,为他们记录整理回忆资料。为了征集有关革命烈士的事迹,泽霖和办公室的同志不畏艰苦,深入到江西兴国苏区,向当地民政部门和党史部门采访、收集有关南通市区第一个党支部(南通独立支部)支部书记邱会培的斗争业绩,并有不少新的发现和突破。这期间,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泽霖坚持完成采访任务后,才匆匆回家为父亲料理后事。

    在党史办工作期间,泽霖先后主编或参与编纂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江海奔腾》(丛书)《江海英烈》《江海风云录》《江海长缨》《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组织史资料》,还创作了革命纪实文学作品《夹缝奇兵》等党史书籍,并为南通烈士陵园拟写了布展脚本。此外,还撰写了署名文章和代为整理回忆录20多篇,累计达180多万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通党史能获得今天的成就,泽霖同志功不可没。

    1990年泽霖退休后,继续醉心于诗歌的创作,并陆续整理、出版了《开拓者之歌》《大地的足印》《秋天的思念》《星光的闪烁》《冬阳的光彩》等12部诗文集,总字数达到200万字左右。

    在2010年前后,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经检查发现原有的前列腺增生发生恶变”。我说:“据我所知,这是男性老年人的常见病,也是慢性病,只要及时治疗,人们可以与癌细胞长期和平共处,不必太担心。”一段时间以后,我得知他的肿瘤已被控制,血液中相关抗原指标恢复正常。我深为他庆幸。2014年11月,又听说他在家中摔了一跤后,住院治疗。在与他通话中,发现他情绪比较激动。我对他说:对慢性病除了要积极配合治疗外,还要有耐心、信心并安心。一个多星期后,听说他食欲有了增加,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有好转。孔桂云同志还告诉我:泽霖在住院前后,还在为即将付印的新书逐字逐句地反复校对,不肯稍有松懈。对于他这种执着甚至忘我地追求完美的人,除了赞叹我还能说什么呢?

    老实说,我对诗歌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自己也没有写过诗歌。但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后,我发现他的诗歌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视野开阔,题材广泛。既有对自然风光、花鸟虫鱼以及人文景观的描绘,又有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和各条战线上普通劳动者的讴歌,更有他透过人间万象而获得的心灵感悟。语言朴实,感情充沛,不像某些诗人的诗歌读起来如同看印象派绘画那样朦胧、晦涩。他的诗歌,还是一座爱的“富矿”,蕴藏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对自己亲人的热爱。

由于泽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成就,他被吸收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华夏新诗研究会会员、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他的《江海桥港奏凯歌》等4首诗作,被评为优秀创作,荣获2007年中国诗人节诗歌金奖。他的小传,被收入《中国诗人大辞典》。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泽霖在江海文坛上有较高的知名度。这就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的“实至名归”吧。

    安息吧泽霖!作为一头“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孺子牛,你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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